李伯重：我们在学术上不能无所作为
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学家，任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加州理工等多家国外名校客座教授。著有《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江南农业的发展》、《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等。
我们在学术上不能无所作为
文 | 李伯重
中国最近25年来的高速经济成长，在世界经济史上罕有其匹，因此被柏金斯（Dwight Perkins）称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与这个经济奇迹相倂，我国学术在这25年中也出现了空前繁荣。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员和出版的学术著作之多，都史无前例；学术领域之开阔，学术空气之活跃，也是中国现代史上少见的。
但是，在看到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中所暴露出的各种问题。由于这些问题，使得我们难以对我国学术的前景保持乐观。这里即以文科方面的情况言之。
探索哲理只是为脱出愚蠢，
显然，他们为学求知而从事学术，
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
——柏拉图
学术现状堪忧
在过去25年中，我国出版的文科学术著作数量惊人，堪称世界大国。兹以中国文学史为例，据牛文怡统计，我国到目前为止已出版1600余部，并且还在以每年十余部的高速产出 。在史学方面，据李华瑞统计，近50年来刊出的宋史研究论著总数多达1.5万篇，而其中绝大部分刊出在这二十五年中。
但是与这种数量剧增相伴的，却并非质量的提高。例如据李华瑞估计，在1.5万篇宋史论文中，1/3－1/2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余下的到底有多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很难说。但是比起那些热门学科，文学史和史学的情况似乎还不算最差。例如在经济学方面，我国每年推出的经济学论著数以万计。国外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如诺贝尔奖得主保罗o萨缪尔森等）都认为中国今日的经济奇迹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素材，期待由此导致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但是事实是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水准距离国际学术标准遥遥无际 。在此情况下，想要进入国际学术主流实在很难。至于成为世界一流，更恐怕是没有可能的。中国经济学家要获取诺贝尔奖看来只是梦想 。
我国学术著作质量不佳，声誉日渐低落，我们也能够直接感受到。一位多年来一直积极关注国内学术动向的国外学者说：除了少数几位他们信得过的学者的著作之外，他们如今基本上不再阅读国内学者的著作了。这使我不禁想起前些年倒爷们将国内伪劣产品大量运销俄罗斯，结果搞得该国一些城市的商店在门上帖出布告，宣布“本店不售中国产品”。我国学者写的学术著作今天越来越被国际学界视为假冒伪劣而不屑一顾，也真令我们感到汗颜和悲哀。就此而言，我们中国学者实在有愧于我们的时代。
学术风气、标准与质量
学术成果质量不高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者之一，是我国一直未能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建立起真正的学术标准，因此当然就不会有高水准的学术成果。
早在20世纪之初，康有为就已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学风之坏，至本朝而极，而距今十年前，又末流也。学者一无所志，一无所知，惟利禄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学” 。在1920和30年代，我国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学术兴盛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和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但是无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方面，这都只是刚刚开始，因此获得的成果依照陈寅恪的总结，可用古话的“慰情聊胜无”来形容 。更严重的是，这个学术建设时期好景不长，很快又陷于战乱。在“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书桌”的时候，要谈学术建设当然是不现实的。1949年以后，我国百废待兴，建立学术标准似非当务之急，所以在此方面进展有限。到了1957年，傅鹰直率地指出：“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 。尔后政治运动不断，学术建设当然也谈不上了。到了文革，学术全盘毁灭，原先残存的一点学术风气自然也荡然无存。无怪乎1979年以后，中国的学术建设实际上是废墟上开始的。到了90年代，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蒙在学术之上的光环逐渐褪去，学术也越来越变成牟利的手段。在学术风气、学术标准没有确立的情况下，这个转变加剧了学界生态的恶化，以致到了今天，我们不得不非常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
也正因为缺乏学术风气和学术标准，所以今天我国才会出现类似1958年“大战钢铁”那样的“全民学术”景观。今天我国的“学术”杂志不计其数，数量堪称世界之首，撰写“学术”著作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事事可为。大学里三十多岁的年轻教师，已是著作等身。甚至连在校研究生，本来全力以赴学习，恐怕还嫌时间不够，但按照现在的明文规定，也要在国内“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篇数不等的学术论文。此举这在全世界（至少是世界一流大学中）可谓绝无仅有，堪称中国特色。但是这种盛况之后，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平心而论，在国内学术论著中，虽然抄袭作假尚不能说是大多数人之所为，但是大多数是平庸之作和滥竽充数之作，却是不争之事。在这些铺天盖地的平庸之作中，不少还被冠以不同级别的“精品”之名，流行社会，并为当事人带来重大的实惠。由此可见，到了今天，甚至连许多“精品”都已如此，遑论一般作品！
在严肃的学者眼中，著书立说是一件非常艰辛的工作。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侯外庐对那些头脑发热的、以往写书也可“大跃进”的年轻人说：“写书是个科学研究的细致工程。既然是科学研究，就要有个艰苦的科研过程。倘若忽视这个过程，必然要吃苦头，要付出代价。......你们这次大跃进写书，热情很高，就是缺乏科学研究过程，即从搜集资料、研证资料到科研课题的提出，再从认真阅读资料到课题写作提纲的产生，再从事研究和写作，直到修改发表。这个繁杂艰巨的研究过程，也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理论思维过程。这都必须亲自经历磨练，一遍、二遍、三遍，…这样才能成长起来” 。
正是由于写书如此艰难，因此在美国，文科的名教授一辈子通常也就是两三本书，论文数量数十篇而已。“十年磨一剑”是常见的事。杜维明曾告诉我：在最近十年中，国际哲学界公认的最佳著作是哈佛哲学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理论》（Theory of Justice）。罗氏写这本书用了十年以上的时间，而在这段时期中，他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而在这“没有成果”的十年中，他的待遇、声誉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因此我不禁想，哈佛到底是哈佛，也只有哈佛才能产生诸如《正义理论》这样威震世界学坛十年的精品。象罗氏这样的大家，如果是在当今我们的一些大学里，拿现行“量化”学术标准一考核，肯定要下岗，也肯定不会有《正义理论》这样的成果了。
写书之所以艰难如此，唯一的原因是作者对自己的成果有一个高要求，而这个高要求又是建立在以良好的学术风气为基础的学术标准之上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只有确立了良好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标准，才会有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何为学术？
要建立良好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标准，首先就要弄清什么是学术。那么，到底什么是学术呢？
“学术”一词，我国久已有之。《辞海》（1999年版）在解释“学术”一词时，举《旧唐书o杜暹传》中的“（杜暹）素无学术，每当朝议论，涉于浅近”为例，然后将此定义为“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但是，这只是一个泛泛而论的定义，与我们现在讨论的“学术”有颇大差距。
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一词，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学者似乎尚未使用。那个时代的许多学者，还是把“学”与“术”二字分开来实用的。例如严复说：
“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求之功。学主知，术主行”；
梁启超说：
“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
“夫学也者，观察事物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用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此”。
从他们的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所说的“学术”包括“学”与“术”两个差异甚大的概念，因此我们难以由此得到一个明晰的“学术”的概念。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他们还没有使用学术一词，但是他们所说的那种与“术”相对的“学”，其涵义实际上已很接近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学术”了。
我们今日所谈的“学术”这一概念，实际上是从西方引进的。而在西方，学术一词包含的意思并不只是“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在英语里，学术一词的关键是，今天的几种通行的解释如下：
《牛津高级辞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1989年版）：
（1）of (teaching or learning in) schools, colleges, etc.（学校的，学院的）；
（2）scholarly, not technical or practical（学者式的，非技术的或非实用的）；
（3）of theoretical interest only（仅注重理论的，学术的）。
《剑桥国际英语辞典》（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1995年版）：
relating to school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r connected with studying and thinking, not with practical skills（与学校、学院、大学有关的，或者与学习和思考有联系的，但与实用技能无关）。
《美国传统辞典》（American Traditional Dictionary）的解释更为全面：
（1）of， relating to， or characteristic of a school，especially one of higher learning（学校的、与学校有关的或具有学校特征的，尤指是具有较高学识的学校）；
（2）relating to studies that are liberal or classical rather than technical or vocational（与自由的或古典文化的研究有关的，而非与技术或职业性的研究有关的）；
（3）scholarly to the point of being unaware of the outside world（除学术方面以外对外界毫无知觉的）；
（4）based on formal education（以正规教育为基础）的；
（5）theoretical or speculative without a practical purpose or intention（纯粹理论的或推理的，无实际目的或意图的）；
（6）having no practical purpose or use（没有实际目的或用途的）。
这些对“学术”的解释有两个共同的主要特点，（1）与学院有关，（2）非实用性。学术的这种特点，从一开始就已很明显。Academic一词，本源于academy（柏拉图创建的高等教育学校，Plato's school for advanced education），而在这种学校里，人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学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 。因此，所谓学术工作，就是由受过正规教育并在大学中工作的学者所进行的非实用性的研究工作。因此，在欧洲的传统中，学术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具备专业条件的环境中进行非实用性的探索。
为什么西方人在界定学术一词时要强调上述特点呢？原因主要有二：
首先，学术与学院有密切关系，是因为在一个分工发达的社会中，进行学术研究并非人人可为、处处可为，而是只有受过专门训练并在专门的环境中才能进行。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大学有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和教学型学院（teaching college）之分。在后一类中，并不要求教师进行学术研究，尽管这些教师都是经过正规训练的。即使是在前一类大学中，也只有一部分教师才具有进行学术研究的资格并拥有相应的学术职位――教授。许多在我国大学里有教授职称的人员（如承担公共外语、体育、艺术教育等教学工作的教师、学报资深编辑、实验室工程师等），在美国都不能进入教授之列。
其次，学术不能追求实用，原因即如梁启超所言，倘若“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则动机高尚者，固然会以学问为变法改制的工具，但是动机低下者，则亦会以学问为博取功名的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不论哪一种作法，都会导致学者将其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学问本身之外，从而使得研究离开学术。因此，他大声疾呼：“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学者应当以学问为重，“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的手段”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国维说：“学术之发达，存在于其独立而已” 。陈寅恪也说：“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 。
因此，可以借用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被批得很厉害的两个词语来说，学术，就是学者在“象牙塔”中进行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探索工作。
我国的学术传统
如前所言，中国在20世纪一直未能建立起真正的学术标准。其原因，既有学术之外的，也有学术自身的。
在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一个充满剧烈社会动荡的时期，这种大环境使得象牙塔无法存在，因此是我国学术建设成就未彰的外部原因。同时，我国传统的治学目标，则是内部原因。
中国治学传统的主流，是为致用而治学。许倬云指出：在古代，“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以研究与追求知识为目的的学者。读书人读圣贤书是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中国知识分子不以求知识为做学问的目标。西欧的知识分子则是另一类型。教士求学问的目的是尊德性与道问学不分。教士之外，还有一批专业教书的‘教书匠’，他们与木匠、石匠一样构成专业团体。一大群教书匠联合为一家大学，以传授知识为职业。知识是会增长的，于是教书匠也必须兼办专业研究。教书匠的工作是追寻、累积与传授知识” 。换言之，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单纯地追寻知识，即“为学术而学术”；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学以致用”，即用以所学来“经世济民”。
许氏这一看法，与梁启超、王国维诸前贤的看法一脉相承。梁氏早在20世纪初，就批评中国学者治学的问题在于“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王国维则指出“学之义广矣，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亦即古代的学术包括实用的学问，而现代的学术不包括实用的学问。因此他强调为了发展学术，“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
为“致用”而治学（即学以致用），从一个方面来说是一件好事，因此“经世致用”也一向被视为我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也未尝不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弱点。学术探索是非常艰苦的工作，需要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自觉地接受严格的专业训练（哪怕是通过自学的方式），争取具有必要的专业条件的环境，“两耳不闻窗外事”，不以求利为目标，排除干扰，全力以赴地投入研究，才有可能作出真正的学术成果。过分注重知识的功利性，必然影响到对抽象学理的追求。人的聪明才智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人作学术不能全力以赴，那么在真正的学术竞争中自然也就不会有位置。更何况有些人本来就是把学术当作敲门砖，作为争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对于他们来说，要想作出可以称为学术成果的东西，恐怕是不可能的。这种为“致用”而治学的风气发展到极端，就是“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学风。而在这种学风下，也就没有什么学术可言了。
当然，学理和实用并非截然分离，为“致用”而治学和为学术而学术之间也没有价值判断上的高下之分。朱光潜指出：“学术原来有实用，以前人研究学术也大半因为它有实用。但人类思想逐渐发达，新机逐渐呈露，好奇心也一天强似一天，科学、哲学都超过实用的目标，向求真理的路途去走了。真理固然有用，但纵使无用，科学家、哲学家也决不会就因此袖手吃闲饭。精密地说来，好奇与求知是人类天性，穿衣吃饭是为满足自然的要求，求学术真理也不过为餍足自然的要求。谁能说这个有实用，那个就没有实用呢？我们倘若要对于学术有所贡献，我们要趁早培养爱真理的精神，把实用主义放在第二层上” 。实用主义并非坏事，但是在实用主义的驱动下，肯定是无法作出第一流的学术的。明显的例子是爱因斯坦与比尔o盖茨。当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发表后，全世界只有12个人看得懂，到了今天也很难说这个理论带来什么具体的“经济效益”。但是这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学术成就。相反，比尔o盖茨的发明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实用利益，但在西方却无人将其视为学术成就。
从以上所言，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对学术一词理解之混乱，是导致我国今天学术滥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不清楚什么是学术，难怪要求人人都作学术工作。例如据说在一些地方，甚至幼儿园老师、办公室职员提职称，也要有学术论文发表。我们承认他们中许多人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绝无贬低这些研究成果的意思，但是从学术的两个基本要义来看，他们的工作一般而言不属于学术工作，是不言而喻的。只要是在学术机关办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是学术成果，那么还有什么学术标准可言呢？
第二，在西方对学术一词的理解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其纯学理性。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学界特别有意义。过去我们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取向，在当时中国的特定环境下有其道理。但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同时现实是功利主义笼罩全国，极少有人还在“为学术而学术”，而真正的学术却非要有具有这种精神不可。因此如果我们还不亡羊补牢的话，我们的学术永远是二三流的学术，诺贝尔奖永远也只有洋人和海外华人有资格领取。
对“学术”的认识误区
如前所述，学术是一种纯学理性的探索，因此我们就不能从功利主义的立场，而应从纯学理的角度，来看待学术。就此，我们需要澄清一个认识误区，即学术成果的价值不是由纯学理性探索所达到水平的高低，而是由研究题目的大小，来决定的。
在今天的学界，很多人都认为有些研究是重要的，而另外一些研究则不那么重要，甚至无关紧要，值不得花气力去研究。不错，从现实需要来说，研究的问题确实有轻重之分，但是从纯学理的探索来说，所有问题都是重要的。由于各个学科的侧重点不同，同样一个事物，某一学科的学者视为不重要，对于另一学科的学者却十分重要。例如对于一部经济史研究著作，一些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最重要的是运用了什么理论，提出了什么模式。至于对所用具体史料的订正，似乎可以说是“旁枝末节”。但是对于一些历史学家来说，情况可能相反，最重要的是史实的可靠，而理论和模式则是第二位的 。
一座知识的大厦不仅要栋梁等大部件，而且也要砖瓦钉子等小部件。如果只重视栋梁而忽视砖瓦钉子，那么这座大厦肯定盖不起来。不仅如此，由于大厦需要的小部件的种类和数量远比大部件为多，因此需要更多的厂家来提供这些小部件。因此，对于为这座大厦提供建材的厂家来说，只有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都生产出最好的建材，才能使这座大厦成为不朽。因此，如果我们都趋时去做热点问题的研究，那么势必造成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中不仅资源过剩造成浪费，而且大量没有能力进行这种研究的力量也涌入，从而造成大量废品或者假冒伪劣产品。同时，大量有待研究的问题却无人问津，从而造成空缺。
由此意义而言，每个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都不应左顾右盼，心神不定，而应当坚信自己的工作有重要意义。胡适曾经说在国学研究中，发现一个字的新意，对于研究者来说，其意义不下于发现一颗新的星星。过去这句话曾被猛烈批判，认为是玩物丧志的典型。但是从学理上来说，这句话没有错，因为只有在每个知识领域工作的学者都目不旁骛，专心致志地追求本领域中的学术探索，整个学术也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此外，从实际情况来说，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古文字学中，甲骨文自发现以来，“认字”就是一项核心的工作。文革以前和文革中，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受到很大干扰，以致在很长时间中进展缓慢，从而影响了我国上古史的研究，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就作重大课题研究而言，我们要说的是，绝非人人俱可做重大课题研究。这需要一系列必要条件（不仅包括外各种客观的条件，而且也包括研究者自己的主观条件如学养和能力等），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最终做出来的只会是次品或者废品，其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相反，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做符合自己主客观条件的小课题，只要真正努力，却是可以出真正成果的。在中国史研究中，日本学者向来以善做小问题的研究著称，但是千千万万个小问题的研究成果，造就了日本学者在国际中国史坛上不可动摇的地位。按照不少西方学者的看法，近几十年来日本学者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大于中国学者。这里不拟对此进行评论，但是要指出的是，前面提到过我国宋史已刊出论文著总数为1.5万篇，如果其中有2/3是做小问题研究的，那么就有1万篇文章，可涉及宋史中的绝大多数问题。在这1万篇文章中，如果有1/3（即3300篇）有学术价值，那么我国的宋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必定独步全球，无人能够望其项背。可惜在过去那种人人争做大题目，篇篇讨论大问题的风气熏染之下，大量的文章成为废品或者复制品，以致许多真正想做学问的学者不得不转向日本学者的论著。由此可见，只有真正理解学术一词的意义，以此为标准进行学术工作和学术评价，我们才能有高水平的学术。
最后，回到文章开始的话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贫穷落后，而且整个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在此情况下，要进行真正的学术建设、确立学术标准当然很困难，因此我们不应苛求前辈。但是，今天情况已经与和过去不同了。推进学术建设立，为将来的学术盛世到来奠定基础，已是刻不容缓。在我国的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产品在国际上常常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我们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到了今天才勉强消除了这个恶名。如果我们在学术风气和学术标准的建设方面无所作为，那么中国学术产品的"假冒伪劣"的恶名，不知还要背到何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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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心论不一定对凤凰财知道：您也属于加州学派，加州学派认为，19世纪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也没有欧洲一个主要的经济中心，欧洲也没有相对于中国来讲特殊的独特优势。但是19世纪之后欧洲工业革命，西欧才真正成为一个全球的经济中心凸显出来。全世界一直在问为什么是西欧而不是中国发展起来资本主义？李伯重：这个问题是中国也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一个历史很悠久的问题。早在二战期间李约瑟就提出这个问题，中国在宋代在科技经济方面就领先于全世界，但是为什么中国后来落后了，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技，被西方抛在后面了？这个问题二战以后继续被很多学者问，比如说日本研究中国的第一号权威宫崎市定，他更明确的提出，不仅是科技，整个经济水平，中国到18世纪还和西方保持一种雁行的状态，就像大雁并排飞行。到18世纪工业革命出现，中国才被超过。这个问题到了20世纪为什么大家那么关心，因为20世纪中国在各个方面确实是走在了世界的后面。西方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中国还在苦苦挣扎。怎么看这个矛盾的命题就是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重大问题。不仅中国人关心外国人也关心。我在世界不少国家做过演讲或者上过课，学生总是问同样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因为我们不能只从某一个方面如科学从技术来找答案。我们要全盘估价西方兴起之前，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也不能出于民族自豪感盲目地说，我们一直就很领先。要有事实。加州学派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兴起的。加州学派认为在过去的国际历史学方面一直受西方中心论的主导。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西方落后的时候，它觉得中国先进；西方先进的时候觉得中国落后。这个当然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客观的水平是什么？这个没有一个很好的回答。中国学者也接受西方学者的这种观念，所以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给人一种每况愈下的感觉。典型的就是我国一些著名学者提出的中国历史的马鞍形——唐宋达到高峰以后就走下坡路，就是所谓封建社会的没落。到近代以后因为封建主义加上帝国主义，所以必然是落后。但是这个看法是不是对？加州学派我们不说对不对。我们首先找一个时段来进行全球的理解，看看那个时候经济的发展水平怎么样。我们就挑了1800年左右，加州学派不同的学者从经济、贸易、人口、经济制度、社会政策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最后就至少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1800年左右世界上有几个地区，是走在其他地区之前。在欧洲是西北欧地区，也就是说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少数几个国家，还有法国的北部。在亚洲首先是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就是江南地区，其次是日本的关东地区，印度的古吉拉特地区。这几个地区可以说有一些共同的经济特征。比方说有一个比较高效率的农业，有发达的手工业，有比较发达的贸易网络。整个经济的商业化程度明显的高于其他地区。这个观点提出之后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因为这是一个新的观点。所以在过去15年中，国外有好几次辩论，到底是怎么样？加州学派的学者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的完善自己的论证，开拓新的领域，所以今天加州学派的观点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这是一个国际历史学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我觉得不能说在1800年左右中国各个方面和欧洲都差不多。中国那么大，这是肯定有很大的问题。只能说中国最先进的部分和欧洲最先进的部分在很多方面有相似性，但是各有各的优点，比方说西北欧地区在科技、政府制度、思想文化方面已经是明显地走在中国最先进的地区前面。据我的研究，1800年左右，中国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人均大概相当于1千，按1990年美元计价，和欧洲西欧差不多，但是明显低于荷兰。所以我们既要看到经济发展水平的接近也要看到差别。这个观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20世纪和21世纪中国出现那么多大的变化。如果我们看一下地图，1800年中国最先进的地方今天仍然是最先进的地方，1800年中国穷的地方今天基本上还是穷的地方，而中国像长三角在21世纪大部分时间之内比西欧发达地区是落后很多，从人均GDP水平来看在最近二三十年中突飞猛进。长三角如果算一个独立经济体的话，它是世界上第十大经济体，和意大利差不多，超过我们认为经济发达的国家比如韩国或者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人均GDP水平已经超过这个西欧那些比较差一点的国家，已经达到英国的三分之二，略多与法国的三分之二。从过去的大分流到现在的大合流，为什么长江三角洲会出现这样的奇迹？我认为当年的经济水平接近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资本主义不单单是经济制度凤凰财知道：也有学者认为，以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它其实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而且还更是一场思想革命，这才是中国为什么后来没能发展，西方超越中国，就是缺少这种思想的支撑的原因。李伯重：关于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复杂，像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布罗代尔就说过什么叫资本主义，他搞不清楚。所以一二十年前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就叫资本主义萌芽，里面我也引用布罗代尔的话，什么叫资本主义我们搞不清楚。布罗代尔他说的是有意义的，我们理解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制度，实际上资本主义不仅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一个综合。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就说近代社会和工业革命以前的传统农业社会有很大的差别。近代社会之所以能够出现、发展、成熟不单是经济的作用。前年剑桥大学一位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麦克法伦到清华做了一系列的演讲，他把演讲录出了一本书，叫做《近代社会的诞生》。这本书提出了系统的观点，近代社会不仅是一个经济方面更是全面的。所以像中国的长三角在经济上可能做的很了不起。但是在明清时期其他方面怎么样，恐怕还需要我们研究。这是一个历史学家以及对中国有兴趣的人都在问的问题，我想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和讨论。经济发展，历史因素最重要凤凰财知道：当年中国从领先到慢慢衰落下去，再到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崛起。根据你的研究，如果让您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您觉得是什么因素？李伯重：我倒没很好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作为经济史学家，我觉得还是历史因素是最重要的，不然你没有办法解释它。马克思说过，任何人不能选择历史，必须在前一代人创造基础上才能够生存，也才能够发展。前一代给你什么样的生产力技术你就只能接受。历史那么重要你就只能承认现实，发掘其中好的东西，摒弃一些坏的东西，当然不只是中国的历史，还有其他国家的历史，接受人家好的东西，摒弃坏的东西。这样才能制定一个最为理想的发展模式，这样国家才能更好的发展。财知道：历史最重要？那改革开放前中国至少有上百年被西方超越，但改革开放后又突然迅猛发展？李伯重：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1949年一直是战争不断内乱不断，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的，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可以发展的。1949年到1979年中国是统一，但是由于很多因素没有重视经济规律，所以发展也受到严重的限制。虽然在这30年中中国经济取得相当大的成功，有原子弹、氢弹、卫星上天，但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上的比重还在下降，直到5%，1950年是5.2%。这样的情况告诉我们，中国这段时间的发展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如果我们没有内乱外患，有一个比较长远的时期，那中国的经济是什么样的状况。七月份剑桥大学请我去做了一个演讲，讲经济学家应该从历史学什么。我举清代的例子为例，清代大家觉得是一个衰落的朝代，实际上清代是中国经济最繁荣的时候，清代18世纪中国的发展甚至超过了西方的历史，为什么？它长期的稳定消除了国外的威胁，它是在各种敌人的环绕包围之中实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彻底的统一，然后实行一种保守而稳健的财税政策——永不加赋，实行励志改革、外贸改革等等，最后维持它一个多世纪的长期繁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稳定的安全的有序管理。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就是一个不安全、无序或者是动荡的环境，当然不能长久。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某种程度又恢复到一种有序而比较安全的环境中，而且又尊重市场规律，采取一种比较稳健的政策，所以我们现在经济发展很好。刚才提到改革开放，什么叫改革开放，开放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改革？Reform。你们如果看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key words》，Reform就是回到过去。世界发展都是恩格斯说的螺旋形发展，否定之否定。1949年以后30年把过去的东西都否定了，但是改革开放又恢复很多旧的东西，比如说包产到户、恢复小农经济、允许私人经商，又和前三十年实行的公有化国有化政策背道而驰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过去，要对过去有一个科学的分析，哪些是有利经济成长的，哪些是不利于成长的。这样的话工作才能做好，不至于犯重大的决策错误，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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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18世纪世界上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
凤凰财知道：您刚刚讲了江南地区发展得很好，明朝前有俗语叫“苏常熟，天下足”，然后到后来就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这种转变和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大规模地增长到了两三亿几乎同时。有人把人口增长解释为源于基于比较优势的国内分工。
李伯重：当然这个是很有关系的。刚才说的“苏常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不代表经济中心的转移，它是一个国际、国内分工的表现。因为我们说的是粮食，到了明清时期江南在产业升级方面已经上去了一部分，粮食生产是一个低附加值的工作，所以江南把这一块的工作移交给湖广了，江南的土地腾出来，好的土地适合水稻的还生产水稻，但是不是太适合水稻就拿来种棉花和桑树，生产附加值比水稻高得多的棉布和丝绸。所以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期，江南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棉布和丝绸产地，这为江南的富庶带来了最大的收入。这个是国内分工。
中国的人口增长问题跟国内不同地区的开发是很有关系的。在明朝后期估计最繁荣的时候大概一亿两千万的人口，但是到了19世纪初期中国人口达到4亿多。我们后来在抗战期间说的四万万五千万就是19世纪初期的人口数。
你要养活这些人口就需要粮食，中国人口增加了几倍就说明中国的整个经济成长情况是相当地好。其实我们要破除一个错误的观点，中国这个时期人口剧增，所以叫做人口爆炸，第一，如果从长期的人口增长来说并不快，没有这个所谓的人口爆炸。第二，和西北欧同期的人口增加速度差不多，但是确实是比过去要加快的多。这个加快就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非常好，所以18世纪被称为繁荣的18世纪，全世界经济情况都比较好。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所以安格斯·麦迪森在他的书里就说，18世纪清朝的经济政策是极端得好，可以看到一百几十年的繁荣。这个我们今天要强调，因为过去我们把清朝都看做一个衰败、腐朽、黑暗的时代，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必须尊重经济规律
凤凰财知道：那个时候经济学在西方刚刚开始发展，但是中国已经通过内部的各种分工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是不是说明人们即使当时不理解经济学，但是人们的行为必须符合经济学原理经济才能发展起来。
李伯重：经济学就像你刚才说的，它确实是到亚当斯密才真正地开始成为一个学问，即使是亚当斯密时代它也是在道德哲学的范畴内，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还要走很长一段路。在这个学科成熟之前，人们是不是不懂经济规律？那肯定不对。
人们还是懂经济规律，从中国来说从先秦就有很多思想家提出了今天看来很符合经济规律的看法，在西方世界也是这样的。当时人们是从感性的角度来体会这些规律，而不是像现在的经济学家从学理的角度来总结这些经验。所以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经验总是有限的，如果社会变化不是太大，那过去经验总是很容易满足需求，但是遇到大的变化，遇到新的挑战可能就不足了，所以就必须提升到科学的层面，那才能发现更好地把握经济规律。
今天也是一样，改革开放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这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科斯说的。但是在经济奇迹发生之前，到文化革命时的中国经济，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说法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什么？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虽然进行了很多努力，但是非常地忽视甚至蔑视经济规律，搞大跃进、搞什么大会战、搞什么大干快上，所以就造成严重的后果。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规律得到尊重，所以经济就出现长期的繁荣。
凤凰财知道：那就是说如果人们不从理性上认识到，很可能就会出现倒退。
李伯重：这是肯定的。因为任何人做任何工作如果不能理性认识到，就会有过去的经验在塌心里起作用。为什么要搞大跃进，为什么要搞什么大会战，因为是军队打仗的方式。领导人没有经济学的知识，他总是用打仗的方式来指导国家的经济建设，所以当然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只有主动地很好地理解经济规律，我们才能够利用这些规律去管理经济，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经济学对研究经济史非常关键
凤凰财知道：在研究历史过程中，你怎么看理论、经济理论在解读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李伯重：我研究经济史，什么叫经济史，经济史就是过去的经济实践，过去的经济实践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事实不是想象。研究事实要了解真相就必须要用科学的方法，而要了解过去经济实践就必须要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就是经济学。所以如果不按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经济学原理来研究经济史，我们不能够把过去经济实践重现呈现给大家，就只能研究一些片断某个小方面，我们提供给社会的就是一些零散的和未必正确的知识。所以经济学对研究经济史是非常关键的。
凤凰财知道：经常会出现用不同的理论来看同一个历史事件得到不一样的结论。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怎么来选择理论？
李伯重：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叫希尔，他就说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学历史。为什么要重新学历史？因为你的学术资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可以使用的理论方法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学科。其次，做历史研究必须有史料，史料不断的被发掘出来。第三，著名的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都是当代的学者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去了解过去。
这三个要素注定历史必须不断的重启，所以就会提出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解释我想我们才会逐渐地接近历史真实。如果说某一种说法就把历史都说清楚，历史学就没有必要存在。这是因为不断有新的知识加进来才会使我们的认识逐渐逐渐地接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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