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状及问题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上一个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广受争议的一个现象,就是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不断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为世界之最。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见下图1和图1.2。从下图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中广义货币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至于M2/GDP增加是一个长期现象。从增量上看,改革开放以来,M2的年增长率几乎都高于GDP的年增长率,直到近年来才有所趋近(见下图),这表明长期积累带来的M2规模大于使得M2/GDP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仍不会得到明显的改观。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我国M2与GDP比率不断上升,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进入较高级阶段。第二,我国M2与GDP的比率成为世界之最,并不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最高,这是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的结果。我国银行业相对发达,而非银行金融业比较落后,社会货币收入过多地集中在银行,造成M2过度膨胀,而不能及时、合理地分流到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以促进货币供应量级次不断提升。第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力呈弱化趋势。2M2与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2.1经济的货币化经济的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的经济活动比例的不断增加,而与传统的物物交换相联系的非货币化经济比例则不断下降。货币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会引起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改革开放以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物交易较为广泛地存在;其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改革向城市和国有企业推进,商品交易领域的扩展和交易媒介货币化程度加深,对货币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学者估计,在我国改革初期,为了满足经济货币化对货币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货币供给6%-8%。居民储蓄行为的增加,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发展中国家由于货币进程较低,所以其M2/GDP增长速度较快。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M2/GDP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国内学者一般公认到1993年,中国的货币化已经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断中国M2/GDP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2.2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居民储蓄的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明显向居民倾向,个人最终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储蓄存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形式,所以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使得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因为高的储蓄率会导致储蓄存款余额和准货币总额增加,从而使得M2增加,成为推动M2/GDP上升的主要动力。2.3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不是一个常数,由于经济的货币化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等原因,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货币流动性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货币存量就必须相应的扩张,从而导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银行体制、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各种原因,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骤降到2002年的0.55。2.4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单一当前,尽管我国债券市场及股票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然比较滞后。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商业票据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导致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企业融资过多的依赖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倒闭机制的影响,银行体系只能被动供给货币以满足社会对资金的需求,广义货币M2不断膨胀,由此导致M2/GDP居高不下。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资渠道却相对匮乏,居民缺乏多样性的投资渠道,再加上国人具有高储蓄的偏好,及银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储蓄余额长期增长。从而导致M2/GDP越来越高。2.5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现为同等的GDP增长需要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推动,致货币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非国有经济投入的相对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资源的国有经济的效率却又相对不足。对于我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的。由于传统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服务对象仍主要面向国有经济,以致国有经济一直是宝贵信贷资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资领域,国有经济也是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非国有经济总体上仍然较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大量金融资源。这种金融资源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的现实无法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变化相称。与此同时,大量向国有经济倾斜的金融资源,却由于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和整体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无法回收的贷款。在这种局面下,为了给经济运行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导致M2的膨胀,并自然表现为高的M2/GDP比率,而从中反映出的却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2.6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债的大量增发,即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大量增发国债,当居民认购国债时意味着M2准货币的减少,但是当政府用出售国债的钱全部用于投资和购买时,通常会形成M1增加,同时由于政府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时M2的供给规模恢复原来的水平并且继续递增。导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标持续走高。所以,我国金融深化指标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国金融发展的结果,而是我国特定的财政政策制度。2.7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见下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也是导致货币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货币经济理论,一国的货币供给M是国内信贷D与外汇储备F之和,即:在当前信贷投放增长相对减缓而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下,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了我国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但在双顺差中,资本账户顺差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除了来自进出口贸易增长外,更多的应归因于利用外资和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出所带来的资本项目净流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而大量流入。很明显,现阶段央行在外汇市场被动地购买外汇储备已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挑战。这种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因为结汇而具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这些资金除部分进入生产流通环节外,其余则成为了银行资金流并大量地反映为银行存款,从而导致货币化比率的进一步上升。3总结总之,造成我国货币化比率畸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更无法从我国较高的货币化比率中得出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结论,相反这种高货币化现象却说明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不可否认,在我国M2/GDP比率不断攀升并居高不下的这些年,也恰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年份。但从长远来看,其中所反映的金融结构失衡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问题必然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羁绊;并且,这种依靠增发货币维系粗放型金融资源配置的模式终究是非良性的,必然会造成风险向银行体系的过度集中并极易酿成通货膨胀,不利于宏观金融的稳健运行与经济的稳定增长。探寻中国高货币化现象之谜,并深究出其内在的原因,对我国的金融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9-09-12 06:05
来源:
环球网
【环球时报驻英国特约记者 孙微 环球时报驻香港特约记者 黄博宁 环球时报记者 赵雨笙 丁雨晴】编者的话：保持汇率基本稳定是大国的重要责任之一。旧中国积贫积弱，哪里还谈得上货币的稳定？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努力，人民币成为在国际上有重要地位的币种。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看来，保持人民币稳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坚实基础，也是全球金融治理的稳定之源。这让美国彭博社感叹：“人民币稳定是世界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有的担当。”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伦敦金融城一直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人民币国际市场的“西方中心”，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前两年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币在国际金融行业中的影响力正与日俱增。
9月10日，广东惠州仲恺东盈村镇银行举行新版人民币的宣传活动。
“维持汇率稳定，中国认识早、准备早”
“中国在维持人民币汇率水平方面认识早、准备早，使人民币汇率水平保持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努力卓有成效。”美国奥本海默基金公司高级副总裁、基金经理李山泉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在李山泉看来，改革开放初期和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是人民币日趋稳定的两个重要事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口换汇的做法，对中国参与世界贸易体系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亚洲金融危机则给人民币保持稳定带来极大的挑战。他认为，事实证明，中国当时没有通过人民币贬值确保出口竞争力。中国的“克制”没有造成范围更广的贬值潮，稳定了地区的金融秩序。
李山泉认为，人民币持续保持稳定殊为不易。就在人民币“稳定前行”的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却陷入货币大幅贬值的困境。如阿根廷、委内瑞拉、伊朗等国家的货币持续贬值，给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冲击，也影响到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有一些例证，如从1998年8月31日到2019年8月1日，俄罗斯卢布兑美元的贬值幅度高达91.52%，巴西雷亚尔贬值69.29%，南非兰特贬值55.45%，印度卢比贬值39.99%。
在与国际经济学者和投资家的交流中，李山泉经常能听到有关人民币稳定性和中国汇率管理的讨论。一些学者对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形势下依然能保持经济增长和汇率稳定深感钦佩。中国决策层在制定政策时极富前瞻性的思维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很多汇率管理不够成熟的国家来说，人民币的稳定特性以及中国的汇率管理水平颇受认可。彭博社去年7月曾报道称，“从经济到市场再到治国理政，如今的中国被视为(全球)稳定器”，而美国被视为“到处约架的破坏者”。文章认为，“人民币稳定意义非同寻常，并赢得广泛赞誉，这才是世界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有的担当”。
“政治稳定是坚实支撑”
纽约《每月评论》2018年11月曾以“人民币——世纪之变”为题刊文回顾中国货币史：从晚清起，中国就试图建立基于国家财政实力的现代货币系统，但当时的财政基础并不坚实，且海关税收政策被外国列强掌控。1863年至1911年，英国外交官罗伯特·赫德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近半个世纪。直到解放前，中国都未能真正发行基于国家财力的货币。文章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经历各个时代的考验，特别是1992年开始的货币化改革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币成为全球稳定性货币，经历诸多里程碑式的事件和考验。在复旦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宋国友看来，以下几个事件具有重要意义。198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随后中国特别提款权份额不断增加。2005年中国汇率改革，迈出了人民币市场化进程的重要一步。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之水源源不断地注入全球货币体系之中，为全球货币体系提供流动性并保持稳定性。2017年欧洲央行宣布增持价值5亿欧元的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令人兴奋的重要时刻。宋国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人民币进入第二大国际货币发行机构欧洲央行的官方外汇储备库，意味着欧洲正越来越多地接受中国的经济地位。
人民币成为全球稳定货币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英国《经济学人》曾在一篇题为“稳定之手：中国如何赢得人民币战争”的文章中，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马厩里的马被喂养得膘肥体壮，有关人民币是否将崩溃的争论也变得毫无意义。宋国友回顾说，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极大地考验了人民币的稳定性，在地区国家的货币和股市纷纷崩盘之际，人民币最终保持相对稳定。美国彭博社2017年曾评论称，金融危机席卷亚洲时，北京保持人民币稳定起到了重要的防火墙作用。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总结人民币保持稳定的关键原因，李山泉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和外贸净出口表现是两大重要因素。中国经济增长始终保持活力和弹性为人民币保持稳定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此外，贸易盈余为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国际支付能力，从而为人民币保持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宋国友认为，人民币成为全球最稳定的货币之一，首先是离不开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其次，中国政治社会的持续稳定为人民币保持稳定提供了坚实支撑;第三，世界需要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格局中扮演稳定的角色。
伦敦金融城见证人民币国际化
走进伦敦金融城，《环球时报》记者在这寸土寸金的“一平方英里(老金融城别称)”内，看到了一家家中资银行的身影。毗邻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是高悬中国国旗的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此外，扎根伦敦金融城的还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上海浦发银行等，而更多中资银行在伦敦的分行之路也正在启动。除了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投资基金等30多家中资金融机构也在伦敦金融城开始了国际化抢滩行动。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凯瑟琳·麦吉尼斯曾告诉记者，这些中资机构不仅为英国带来急需的资金、创造数千个英国就业岗位，还以其拥有的专业知识和独特技能，进一步支持了伦敦金融城的全球地位。
可以说，伦敦金融城见证着中国人民币的稳定性和国际化。伦敦金融城和中国人民银行欧洲代表处8月初联合发布《伦敦人民币业务季报》，强调了伦敦人民币离岸市场平稳快速发展的趋势。《季报》相关数据显示，今年5月，英国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占全球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44.46%。伦敦金融城亚洲事务新闻官骆南森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我们看到伦敦的人民币产品和服务量稳步增长，并且很自豪能成为‘大中华区’以外的人民币金融业务中心。正如最新版《季报》所提到的，英国现在占人民币外汇交易总额的近一半，这有助于巩固我们作为世界外汇之都的地位。我们认为，伦敦必须保持其作为人民币中心的地位。”
伦敦金融城专业人士在和《环球时报》记者的交流中表示，伦敦所取得的成功表明，国际投资者对伦敦作为全球资本市场门户的角色和主要的人民币清算中心深信不疑。在《伦敦人民币业务季报》中有这样的表述：“英国伦敦将继续主导人民币离岸市场。很少有人会否认中国货币将成为世界舞台上更为重要的参与者，特别是通过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由于伦敦是世界的外汇之都，人民币显然应在这里交易和清算。这就是为什么伦敦金融城将继续支持和促进英国和伦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原因。”
“人民币的影响只会与日俱增”
在伦敦金融城亚洲事务新闻官骆南森所提的“大中华区”，从世纪初至今，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在循序渐进中进行，未来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香港人民币跨境结算很长一段时间占到人民币境外结算量的70%以上。现在，深港通、沪港通、债券通及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的期货产品，为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中银香港资深经济研究员王春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最近40年，人民币堪称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之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政府为支持香港，打击金融大鳄，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王春新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上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人民币对香港金融秩序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亚洲主要资本市场及财富管理中心的建设，都和人民币的稳定有莫大关系。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香港也从国际收支平衡方面，为人民币稳定提供了极大支持。他表示：“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香港承担着重要角色，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试验场。”
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人民币也几乎成了当地“硬通货”。今年初，为便利人民币在东盟的使用，国家多部门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总体方案》，其中明确提到支持东盟地区建设离岸人民币市场。
谈到人民币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有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表示，2018年，中国在阿联酋各类企业达到4000家，阿布扎比国民银行、迪拜酋长国国民银行在上海等地开设分行或开办人民币业务。两国不但签署本币互换协议和建立人民币清算中心，还设立了200亿美元的共同投资基金。以往一些海湾产油国严重依赖美元结算体系，但现在也提议用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网站前两年曾刊文讨论过“亚洲新金融秩序：人民币阵营是否会出现”的问题。文章认为，从每一个指标来看，近年来人民币在国际金融行业中的影响力都在与日俱增。中国央行已将货币互换协议扩展到30多个国家，因此人民币可被用于贸易金融和流动性“援助”。人民币正式被IMF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占比10.92%，超过日元和英镑，名列第三。鉴于中国经济仍将继续增长，人民币在亚洲和全球的影响力只会与日俱增。文章的结论是：“越来越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将把人民币当作‘币值’，并管理其货币以使其币值与人民币联动。货币互换或许正被用作援助陷入危机的国家。从这层意义上说，我们或将很快目睹一个‘人民币阵营’的形成。”
宋国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人民币保持稳定有助于防止个别国家利用货币霸权追求自身利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全世界的一个重要启示便是，多元化和平衡化的货币体系至关重要。他认为，人民币保持稳定也是全球金融治理的稳定之源，对全球扩大贸易并推动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新选择，可以通过本币结算的方式有利于这些国家更便捷地对外开展经贸活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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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货币流通速度是货币数量理论的核心内容，其变动对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物价水平走势等有重要指示意义。文章认为，货币流通速度出现上升或快速下降两种情况时，一经济体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概率会增加。从货币流通速度的视角，回看美国在疫情初期的货币过量宽松政策，及其导致的高通胀困境，对我国货币政策制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启示意义。一、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胀：内在逻辑与变化规律（一）货币流通速度概念回顾货币流通速度的概念源于货币数量方程式M·V=P·T，其中货币流通速度V表示单位时间内货币的周转次数。货币流通速度越高，单位时间内货币的周转次数越多；反之亦然。20世纪60年代后，货币数量方程式的收入形式普及，即M·V=P·Y。以一个国家为研究单位时，名义收入PY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总货币量用广义货币供给M2衡量。因此，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GDP/M2。实际上，GDP/M2衡量的货币流通速度是结果指标，其走升或走低反映了一段时间内一经济体名义货币供应相对国民经济产出的增加或减少。从货币价值创造的角度，GDP/M2即一单位M2对实体经济GDP贡献度，当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时，广义货币供给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小，更多的货币供给仅带来了较少的经济增长。（二）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基于货币数量理论，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从货币数量方程来看，当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不同的状态时，货币供应、实际经济产出和物价水平之间将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其一，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降态势，则在货币供应增长快于实际经济产出增长时，物价水平并不必然被抬高。其二，如果货币流通速度相对稳定，则在货币供应增长快于实际经济产出增长时，物价水平可能会被推升。其三，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则在货币供应增长快于实际经济产出增长时，物价水平会被推动抬升。因此，相对于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当其处于平稳或上升走势时，一经济体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概率增加。（三）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规律总的来看，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都处于变化之中。一是各经济体在同一时期的货币流通速度不同。例如，2021年日本的GDP/M2数值为0.46，欧元区为0.84，美国为1.13，货币流通速度越低的国家，每单位M2增长对GDP增长贡献越低。二是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行趋势中。2000年以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整体呈不断走低态势，但不同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下行速度存在差异。三是2020—2022年，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经历了快速下降然后上升走势。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美国等加快货币供给以刺激经济，货币流通速度出现快速下降，直到2021年在高企的通胀压力下美国转而实行快节奏的紧缩货币政策，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开始上升。二、从货币流通速度看持续通胀的成因（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现状及其成因近年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出现较快下降，显示其经济增长与货币供给出现了脱节与失衡。货币超发引致需求拉动型通胀，是本轮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高通胀的起因。通胀的需求拉动理论认为，大量货币供给会导致经济中对商品服务的总需求超过现行价格水平下的总供给，拉动价格总水平持续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自2021年5月起，美国CPI一路走升，在2022年6月达到9.1%。2023年3月，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元区的CPI同比高达5%、4.3%、10.1%和6.9%。新冠疫情大流行冲击下，美国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无限量量化宽松”，以解决面临的经济衰退问题。由于信奉现代货币理论（MMT），美联储在短期内增加了大量货币供给。2020年3月开始，美国M2货币供给量在12个月内增加了24%左右。比较而言，为了修复2008年次贷危机创伤，美联储执行QE量化宽松政策，M2在2008年8月至2009年8月期间增加8.3%左右。从M2供给同比增速来看，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美国M2供给同比增速月均值高达22%，加拿大、英国与欧元区也出现不同程度的货币供给增速加快，较2019年末水平均翻了约一倍以上。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供给量的大量增加，构成其通胀水平持续高涨的需求拉动因素。此外，成本推进型通胀理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格是以生产成本为基础加上一定的利润构成，因此供给侧生产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推动原油、天然气等国际能源价格迅速上涨，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导致能源、原材料的生产成本上升，引发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因此，当前欧美等国持续的高通胀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由“需求拉动”引发，叠加“成本推进”，即供求混合理论。（二）GDP/M2的“V”型走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2020—2021年，受到全球新冠疫情冲击，美国经济增速经历了先急速下降、后反弹回升的态势（2020年美国经济增速为负增长，GDP同比仅为-1.5%）。量化宽松期间，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以GDP/M2衡量）也经历了先急速下降（2020年为1.13，环比降20.4%）。比较而言，次贷危机时期，美联储执行QE量化宽松政策，2007—2009年美国GDP/M2降12.7%。第一，货币流通速度快速下降会对通货膨胀带来滞后效应。一方面，新冠疫情初期，美国等经济发展受到冲击，商品服务总供给能力有所降低，而大量货币供给刺激总需求上升，货币流通速度骤然降落。代表存在“过量”货币供给，引致价格水平上涨。另一方面，“过量”货币供给对之后的持续通胀带来滞后效应。2021年中旬，货币流通速度快速降低的滞后效应显现，4月美国物价水平便开始持续走高，CPI同比由2.6%涨至4.2%，到2021年底已升至7%。直到2022年，通胀依旧高烧不退，6月美国CPI同比高达9.1%，创下近四十年新高。超发的货币量未被美国经济增长全部吸收时，便在实体经济中滞留，为通胀埋下隐患。第二，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会助推物价水平抬升趋势。2022年美国货币供给增加减缓，货币流通速度开始上升，通胀水平持续在高位徘徊。从MV=PY看，在一定的真实产出下，当货币流通速度上升时，即使M2增长放缓，也会推动价格水平上升。加拿大、英国和欧元区也经历了相似情形，通胀水平的飙升发生在其货币流通速度的回升阶段。此外，由于价格具有“粘性”特征，易涨难降，因此即使2022年美联储减少货币供应，物价依旧高位徘徊。为了抑制严重通胀，2022年美国开启了力度极大的紧缩货币政策，全年加息七次共425个基点，创下了近28年来幅度最大、节奏最快的加息纪录。2022年美国快速收缩资产负债表，以期给“高烧”中的通胀降温，引发了全球大部分非美货币对美元持续贬值。三、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阶段走势与新情况（一）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呈阶段性下降态势中国的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呈不断下降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持续走低阶段，1990—2003年间，GDP/M2从1.23降至0.62，降幅近50%。这一阶段中国货币流通速度持续走低，主要是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对新增货币产生了稀释作用。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人均可持有的资产价值不断增加；此外，金融复杂程度的提升，令人们可以选择多样化金融业务持有资产，造成适应需求的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以GDP/M2衡量的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二是稳中有降阶段。2003年后，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降幅减缓，且在2007年和2010年前后出现货币流通速度的走升，物价水平也显著抬高。金融危机冲击下，2008年11月中国启动“四万亿量化宽松救市”，以货币供给增加刺激实体需求，货币流通速度自2008年的0.67快降至2009年的0.57。同时，中国CPI物价水平也显著抬升，同年2—4月均在8%以上；此后回落。2012年后，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缓慢走低，但并未再出现严重的物价上涨。2015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首次降至0.5以下，达0.495。三是相对稳定阶段。2015—2022年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走势相对稳定。通货膨胀压力下，英国、欧洲等不得不跟随美联储的节奏执行紧缩货币政策，以遏制高通胀。而中国选择了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平稳增长，走出了独立稳健道路。因此，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未出现明显波动，物价也维持在相对较低且基本稳定的水平。2022年国际地缘冲突加剧与疫情持续发酵，中国经济增速走低。为促进经济增长，我国执行合理充裕的货币政策，全年M2同比增长月均值为11.2%，货币流通速度降至0.5左右。（二）货币流通速度整体处于下降趋势的原因第一，经济货币化进程对货币流通速度走低的影响。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主要是指从纯粹的实体经济运行，逐渐演变为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交融运行。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各种金融工具的不断发展以及信用的普及，需要越来越多的货币支撑，导致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走低。大多发达经济体已于20世纪中期完成了经济货币化进程。第二，虚拟经济与金融深化对货币流通速度走低的影响。当虚拟经济不断发展时，需要更多货币以支持业务交易、价值衡量等。实体经济增长放缓时，仍会有很大部分货币供给增加被虚拟经济部门所吸收，也不会导致货币超发。金融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也会导致导致广义货币量相对于实体经济的比例不断提高，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第三，数字经济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日常经济金融活动产生了极大影响。数字信息技术革新了经济生产与交易方式，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促进了商业模式创新等，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也带来了更多货币需求与供给。当数字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所需的货币量时，便能对GDP/M2产生正向影响；反之则有负向影响。四、对我国的几点启示第一，关注货币流通速度指标的变动趋势。应以欧美等经济体的高通胀处境为鉴，关注货币流通速度指标的变动趋势，尤其关注其对物价水平的潜在影响。2023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升高，滞胀风险上升，我国要注重把握货币供给节奏，权衡好稳增长与稳物价之间的平衡关系，做好潜在风险防范。第二，灵活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控制好货币供给总量增长“不过度”，灵活运用MLF、SLF等短期货币投放工具，少量多次、精准供给，以多样化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效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推动社会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兼顾防范通货膨胀与促进实体需求。第三，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货币刺激总需求调整对经济增长的效用有限，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促发展的关键环节。从供给端改革出发，优化实体经济结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这对有效保障经济发展的高水平供需平衡、维护物价水平保持基本稳健有重要意义。END作者：吴丹，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后；梁曼恬，中国进出口银行贸易金融部原文《从货币流通速度看通货膨胀及对我国的启示》全文将刊载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主办《中国货币市场》杂志2023.08总第262期。更多阅读◆2023年上半年债券市场回顾与展望◆2023年上半年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市场回顾与展望◆2023年上半年利率互换市场回顾与展望更多精彩内容扫码关注我们扫码“中国货币市场”小程序开启线上阅读/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