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在发展中不断细化的“碳中和”目标，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影响？本期北大参考栏目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合作，分享刘俏教授以“碳中和与中国经济增长逻辑”为题的相关论述。碳中和与中国经济增长逻辑文：刘俏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文明形态的开端，在过去几年的时间特别是疫情后大家都在思考，人类文明该往哪里走？未来社会发展以及行业经济的大方向在哪里？在经历了40年高歌猛进的经济增长之后，在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增长路径不再适用之后，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再创造一个奇迹？今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为什么碳中和突然间被放到这样一个位置上？我认为，在未来30年、40年、50年时间里，我们找不到比它更宏大的故事。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这个故事本身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01碳中和提出的战略意义与时代背景当我们衡量文明形态的时候，通常看两个特征：第一，我们使用的能源是什么，第二，我们通讯和出行的方式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用能源和通讯与出行的形式来界定文明的形态。碳中和是中国正式宣布向新的文明形态展开冲击的开始，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能和增长模式剧烈变革的时代已经来临。碳中和目标提出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它也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第一， 对我国长期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我国经济以更加可持续、对社会和环境更加友好的方式实现长期、稳健增长，从而兼顾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第二，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动能将发生巨大变化，同时有助于克服能源进口依赖。第三，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承诺，体现了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那么，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提出碳中和？在提出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寻找新发展动能的情况下，提出碳中和？在回答这一问题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个背景。我们需要对过去四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一个理性认识。过去四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年均GDP增速达到9.4%左右。我们可以用索洛模型作为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现代增长。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的“索洛模型”，经济增长中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解释的部分，索洛把它归结于技术进步和机制、体制创新所激活的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就是说，劳动力增长率+资本增长速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构成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国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过去四十多年高速增长，一方面可以由要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增长来解释。要素投入方面，我们经常提到“人口红利”，过去四十多年，大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投入到工业化过程中，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资本方面，中国也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过基建、房地产、土地等投资，形成了大量固定资产，再以这些资产为抵押品形成银行信贷，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信用扩张,加速了中国经济“货币化”和“资本化”程度，为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稀缺的资本要素。同时改革开放前三个十年，每一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基本上在4%以上。因此，在整整40年时间里我们维持了9%以上的GDP增长速度，背后的大背景是中国在推进工业化进程，而中国也在2012年超过美国、日本、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现在，我们的第三产业的占比已经远远超过第二产业工业。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进入了工业化的最后阶段，或者说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在此背景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降下来了，这时经济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有一定难度。那么，我们就需要思考和解答，中国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降到2%左右时，未来20年、30年、40年、50年的发展动能究竟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将提出碳中和提到如此高的位置的一个大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02再创造一个经济奇迹的五大新动能再工业化，新基建，大国工业，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以及碳中和。这五个要素合在一起之后有可能会带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个奇迹，即一个国家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还能保持比较高的增速。第一，中国经济的“再工业化”，也就是“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驱动产业的变革，可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大幅提升空间。第二，“新基建”—— “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围绕产业变革、产业互联网所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云计算设备等。我们测算过5G基站的建设大概需要五年时间，总投资是1.3万亿人民币，每年将近3000亿人民币，会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第三，大国工业。到现在为止，虽然我们已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门类，占到全球总制造业的29%左右，美国是16%，日本10%。由于疫情后我们恢复比较早，制造业情况会比过往好一些，但是在一些关键的零部件或技术上我们还无法形成“闭环”，未来诸如民用航空、航空发动机、集成电路等的发展也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保持一定比例的制造业，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第四，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主要靠两点：科学技术进步和更好的激励机制的建立。除科学技术外，“制度改革”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能形成一个庞大的制度红利空间，合在一起也许会创造出“全要素生产率较高增速”的奇迹。这是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一定增速最重要的源泉。我们现在投资效率不高，假如将投资效率潜能释放出来，通过更彻底的改革举措，通过竞争中性的原则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等，在此情况下，中国是有可能在未来再创造出一个新的奇迹的。第五，碳中和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来源。除了上述四大动能之外，碳中和可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答案。碳中和巨大的投资量，也决定了它比以上四大动能有着更大的影响力、穿透力。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在2021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强调，为了符合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规定，全球需要在205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净排放大约为340亿吨），按IRENA测算结果可得出，2021-2050年内全球的总投资规模至少须约达131万亿美元之巨。我国目前碳排放规模大约为100亿吨，占全球比例约为30%，若IRENA测算正确，那么我国实现碳中和需要投资规模达255万亿元；其他的估测也都在百万亿级别。如果到2060年中国要投255万亿人民币，每一年的投入基本上占到GDP的3%，以2020年为例，就相当于要投入约3万亿人民币，那么它对整个中国产业结构，经济社会的冲击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剧烈得多。2021年正好是中国加入WTO的第20年，过去20年我们实施对外开放，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整个大循环体系的形成和运转，未来30年、40年、50年，发展故事往哪里走？也许，新基建是一个故事，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故事，为什么碳中和突然间被放到更高的位置上？因为我们找不到比它更宏大的故事。这个故事本身，能支撑未来很长时间经济社会发展大的底层逻辑。而将这个故事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就可能上升到了界定文明形态的高度。03人们对碳中和存在的几大认知误区首先讲一个背景，碳中和的两个数字“30、60”中的“30”——2030年达峰，数字是108亿吨，这108亿吨净排放量是怎么来的？2030年中国单位GDP的能耗要比2005年降低65%以上，这是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目标。这种情况下从2005年的能耗倒推出2030年的能耗，同时预测一下2030年的GDP大概是什么增速，基本上就是得出了108亿吨。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从108亿吨降到0、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而美国从61亿吨降到0预计用43年时间（2007年达峰，目标2050年碳中和），欧盟从45亿吨到0，中间有60年时间。换句话说，中国要完成这个使命，所经历的变革，不管是技术变革还是经济社会变革肯定是最剧烈的，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碳减排斜率最陡峭。从这个角度讲挑战非常艰巨，然而这背后有很多人容易将其只是列成一个技术问题，这是第一个认知误区。我坚持一点，碳中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经济学、管理学问题。简单举个例子，有人说把能源全部变成非化石能源，比如全中国都用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把高排碳行业的火力发电产能降下来，但是这背后涉及到的是经济均衡问题。以钢铁行业为例，据统计，中国钢铁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占量到全国二氧化碳排放的18%，如果要用风能、太阳能完全替代火力发电，那我们需要的钢的产量，跟现在需要的钢产量是一个量级的。从这个角度讲，这就不是简单的用A技术替代B技术的问题，需要做整合分析。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国家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比如说在内蒙古减排跟在江浙地区减排，假如说同样的成本，内蒙古的压力会很大，因为主要产业结构、主要的就业来源是跟火力发电、煤炭相关联。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采用什么样的路径，制定什么样的技术和产业政策，以及要用什么样的碳分配交易设计？总而言之，碳排放权本身是一个稀缺资源，但怎么去配置这个稀缺资源，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应该说刚刚开始。对碳中和的第二个认知误区是，碳中和主要涉及二氧化碳排放占比高的行业。大家会认为以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八个行业作为出发点，比如电力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44%，把这44%搞定了，碳减排目标就大大逼近终点。但是有一个逻辑，现代国民经济体系下，任何行业之间是通过投入产出关系互为上下游，一个行业会通过传递效应把影响传递给别的行业，最后影响到整个经济总体。毕竟现在中国有1.45亿个微观经济单元，构成了非常复杂的生产网络，不能局限地把某一个行业看成孤岛。从这个角度讲，我有一个简单判断，减排、碳中和，不能只盯着火电行业，应该考虑谁是真正的节点行业。此外，碳中和主要涉及生产型行业，与消费主导型行业关系不大是大家对碳中和的第三个认知误区。我们把视线从生产端转到需求端，有大量研究表明，真正家庭的消费占到整个二氧化碳排放的65%以上，出行、住宅能源使用和食品构成了家庭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来源。所以在中国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必须是从生产端，从需求端同时下手的综合性的方式。这意味着未来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第四点认知误区，碳中和是经济社会发展新的约束条件。一些学者会认为中国经济要发展、同时要倾斜，不用化石能源成为了一个约束条件。但是其实在这个愿景下，围绕着碳排放可能会出现一个技术范式的彻底变革，或者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我们用经济学语言讲就相当于就是生产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会完全变化。过去，我们现有的关于经济学、管理学的认知都是基于工业文明时代的。现在进入一个新的生产函数、消费者效用函数时代，是不是我们未来不能把它仅仅看成是约束条件，而是看作推动社会和推动文明形态更替的根本力量。最后一点关于碳中和的认知误区，是通过全国性的碳排放配额交易体系形成统一碳价格。统一碳价没有考虑到区域发展不平衡；现在通过多余配额在碳交易体系交易形成的碳价格面临波动大，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另外，碳排放权免费发放本身也可能扭曲碳价的定价逻辑。04碳中和下中国经济转型模式和路径在碳中和目标下，中国经济转型模式和路径在哪里？第一，要找碳节点行业。各个行业之间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市场交易互为上下游的，这就构成了一个千丝万缕的网络。通过对这个网络进行分析，可以找到所谓的“节点行业”，这些行业本身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里处于关键位置，跟众多的其他行业发生关系。把节点行业找出来，针对这些节点行业制定产业政策，做技术变革，它的影响会通过网络传递出去，形成一个倍数效应。第二，改变行为方式非常重要。举一个小例子，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Richard H.Thaler有一本研究行为经济学的畅销书叫《助推》，描述了一些不花钱但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的方法，可以思考通过这种方式达到政策的效果。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Allcott做了一个试验，每个月住户会收到电力公司寄的帐单，假如在账单里嵌入一个额外的信息：小区平均每户用电量是多少，最相似的邻居用了多少度电。这两个信息加入进去之后，这种社会比较会导致人类行为方式发生变化，个人会把自己的行为跟公众行为做比较，随后有意识地减低对电的使用。基本上家庭用电量能降2%，相当于把电价提高了百分之十几带来的效果，类似的这样的行为干预方式非常之多。第三，建立有效的碳价发现机制是关键。碳价格的发现机制背后是很重要的蓝海，有区域性、差异性的碳价，才能真实反映二氧化碳的排放权，以及其对经济生产活动的影响。总之，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要靠万千市场微观主体、靠每一个个体共同努力。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底层逻辑。我们依靠大量的市场微观主体，企业家们用他们对未来的理解，对商业的理解，把行业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同时把链条做得更加夯实和扎实。新兴文明形态确实会带来很大的机遇，但是背后的路径如何勾勒，不仅仅是靠政府、靠顶层设计，最终落地实现的是市场的微观主体们。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之一就在于用了四十多年时间催生出1.45亿个微观经济单位，这些微观主体通过市场交易，将各个行业连接起来，形成国民经济体系内的生产网络。生产网络的密度随着微观主体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密度越来越大。这样国家的产业改革以及行业的技术变革通过生产网络溢出到别的行业，产生乘数效应，这是中国模式成功的重要原因。保持中、小、微企业的活力，维持生产网络的畅通运行，是我国实现又一个经济奇迹的微观基础。05展望2035年的中国经济和中国产业如果我们透过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用理性的方式判断中国经济，我们将会有不同的解读。《十四五规划纲要》在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以99.21%的高票通过。光华管理学院光华思想力研究团队有幸参与规划编制的前期研究，三个课题的研究成果都入选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写的《十四五规划战略研究》一书，分别融入“总体思路”、“深化改革”、“城乡区域”主题。在该书中，光华思想力课题组的研究展望了2035年的中国经济，它将呈现出令人期待的格局。关于未来的经济场景，可以反映为一些更为具体的数据：(一) 到2035年，中国的GDP按2018年不变价计算，将达到210万亿(注：按“十四五”“十五五”和“十六五”GDP年均增速分别为5.5%、5%和4.5%来估测)。(二) 人均GDP将趋近3.5万国际元（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与现在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相似。(三) 居民消费率将从现在的39%提升到接近60%，其中服务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将从目前的44%提升至60%。(四) 到2035年，中国还将拥有接近6个亿的“90以后”(即1990年后出生的人口)，接近3亿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人口。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为中国制造”将取代“中国制造”。与此同时，高质量的劳动力将为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创新和人力资本的保障。(五) 此外，还有一些数据值得关注：2035年金融资产的总规模可能达到840万亿(按照金融资产相当于GDP的4倍来计算,现在这个比例已经是3.9倍)；居民消费122万亿，其中服务消费达到73万亿；医疗大健康增加值达到21万亿(相当于GDP的10%，与现在欧盟的平均值相当)；金融行业增加值达到16.8万亿。……需求端的巨大变化将决定2035年的产业格局。未来的高速增长机会将在以下这几大产业里出现：新兴工业（包括高端制造业、IT制造业和清洁能源)；新消费（包括电动汽车、娱乐产业和教育产业）；互联网（包括电商、游戏和金融科技）；健康产业（主要包括医疗健康服务、医疗保险）。需求端无疑将倒逼供给端发生变化，这个过程将伴随着新动能的释放，整个中国经济其实在未来的十五年，在转型过程中有许多值得期待的内容。虽然转型并非易事，但是值得期待。以企业为主体的微观基础的变迁决定了未来的中国经济会与现在有不一样的格局。看到这一点，我们就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另一面，那更可能发生的未来。以过往为序章，所有关于未来的答案隐藏在现在！资料卡片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17年《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经济学家。刘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与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其著作包括《我们热爱的金融——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从大到伟大2.0 —— 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等。来源： 北京大学}

宋亮华（招商银行总行高级经理）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在GDP占比持续维持在8%左右，高于新世纪初前几年近4个百分点，也高于这几年美国、英国等金融强国1个百分点左右，更高于日本、德国等金融结构相似的经济体。现阶段中国无疑已成为全球金融大国，但众所周知金融发展水平其实并不高，离金融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金融行业的GDP占比为何如此之高，此问题需要正本清源，深入分析。金融服务热潮的乱象对经济发展存在负面效应无庸置疑，中国金融行业GDP增速高于国民经济增速，处于牌照垄断地位的金融行业平均利润率高于一般工商业，非金融行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兴起了从事或开办金融服务的热潮。但在产融结合的持续冲动中，市场利率并没有因金融服务新主体的加入而下降，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获得融资难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缓解，通过调控释放的多数货币之水进入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常常被阻滞或阻断，相反多数从事金融服务的主体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的不良循环圈，即脱实向虚，甚至可以用自娱自乐来描述，特别是容易获得央行融资便利的大型金融机构，更乐于在同业间从事资金批发与零售游戏的套利交易。在创新表外业务的幌子下，在刚性兑付的幻觉中，资产管理、银行理财、同业交易存在杠杆过高、链条过长、关联过于复杂、结构无序镶嵌等乱象，非法集资屡禁不衰，P2P跑路和金融诈骗事件频发。造成此类乱象的原因较多，如实体经济投资回报低于金融投资回报，社会上存在对多种融资渠道的需求，规避表内金融活动监管开展基于非利息收入的表外金融活动创新，新技术、新业态、新机构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等。从金融行业形成的GDP占比过高的角度看，40年来GDP有向金融行业密集的走向，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但中国金融市场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和货币超发现象，利息支出和利息收入占比自然高于许多发达经济体，在特殊的金融结构和发展条件下，经济过度金融化一说又似是而非。1.中国社会融资中债务性融资占比高，股权融资和其他直接融资占比低，其中债务性融资中又以银行信贷为主，利息收入自然在金融服务收入中占比较高。2.非银行信贷融资如金融理财、资产管理存在链条长，中间环节多，创新的金融服务运行效率不高导致运营成本较高。3.市场利率居高不下。债券形式的直接融资服务同样链条较长，难以较大降低总体成本。民间借贷、基于网络的直接融资的成本往往高于基础利率1倍以上，且许多筹资主体如缺少资金创业的民间主体、国企、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业对利率敏感度不高。金融肿胀的内在原因从经济货币化的角度看，中国商品经济已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高度，所需要的货币媒介屡屡创出历史峰值不足为奇，但M2/GDP超过3倍，在全球各经济体发展过程中并不常见，显然属于货币化过度，使得通胀预期长期存在，加之全社会投资热度持续高涨，货币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又不很通畅，市场利率居高不下。中国宏观经济杠杆过高，经济增长的债务依赖度或货币密集度高，与美国次贷危机后刺激性投资计划和没有管住货币总闸门有关。过去以GDP论政绩，国民经济增速调控重视刺激内需，中央与地方通过举债扩大基建投资拉动内需增长，典型的事例是4万亿刺激和地方配套的10万亿跟进投资，而社会投资往往又缺少硬性预算约束，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地方显性与隐性债务快速增长，政府部门的杠杆增长过快。国有企业往往享有更多的融资便利，占用社会大量信贷资源，债务资金使用效率总体不高，利息开支大造成盈利水平不高。由于房价周期性的持续上涨，居民的杠杆也持续增长，同时消耗大量的储蓄存款，造成银行信贷发放赖以依托的传统储蓄存款增速放缓成为新常态。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在此过程中，仅承担着货币投入或流动性的渠道作用，在资本约束和宏观谨慎监管下，其表内信贷的杠杆一直稳定在资本监管许可的倍数之内。为开发非利息收入来源、维持业绩增长，在监管部门的默认之下，往往规避资本约束在表外投融资领域进行“灰色”创新，这部分金融活动才是助推其他部门杠杆率上升的“元凶”。持续近十年的货币信用过度投放，企业和地方债务增长太快，导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国民经济出现了结构性杠杆过高的问题，至今还有不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积重难返。从经济证券化的角度看，中国股市总值/GDP不到0.8倍，近两年还存在下降的苗头。中国股权融资占社会融资比重不高，有些年份还周期性下降，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上市企业分红现象不普遍，经济证券（股票）化明显严重不足甚至倒退。另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现象是债券市场打破了刚性兑付传统，不少企业债券到期无法兑付，地方债券或债务被逼展期。社会各界都认识到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是股权融资的重要性，并投入了巨大的支持资源，但收效并不明显。这与整体诚信水平有待提升相关，引入信托契约机制可能是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同时应大力提高证券信息的披露透明度。银行业目前财务成本压力大银行信贷在融资结构中长期保持独大地位，银行业的营业收入也高于其他金融子行业，客观上存在银行业消耗和创造了过高的GDP比例的现象。如上所述这一现象与金融结构有关，也与金融牌照管制和金融对内对外开放水平相关。在所有上市公司中，上市银行的利润连续几年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50%左右。在进入世界500强的前120名左右的中国企业创造的盈利中，入榜银行盈利所占比重也在一半左右。利率水平的高企，导致债务性融资者的利息负担居高不下。存款者、自主或委托投资者、金融部门和其他相关服务部门均参加了利息收入的分配。但纵观全球金融服务行业，中国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利润率和投资回报率并不高，在企业粗放经营、经济粗放增长及以税费为主的营商环境下，借款者的资金使用效率有待较大提高。只批评作为放款者之一的银行，显然缺乏逻辑依据。银行是一个合法通过资本杠杆经营金融风险的特殊服务行业，在法理上全球银行业的杠杆可高达12.5倍（按全球银行监管资本充足率为8%计算），这不包括不承担风险的表外资产负债业务部分，从而较好地履行作为资金的主要输血者肩负为经济主体提供债务融资服务的职责。在经济持续探底的过程中，中国银行业正面临着新一轮的不良资产暴露的阶段。现在中国银行业在发展中国家处于较低的不良率，背后付出了巨大的财务性成本。当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杠杆任务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在结构性降杠杆和稳杠杆过程中，不宜再作为重点，相反中国股票市场和其他直接融资市场，应优先安排银行业的资本性融资和债务性融资服务，央行也应向谨慎经营的银行优先提供流动性支持，以便银行业更好发挥其资本杠杆作用，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在10倍左右的表内信贷服务和自律的表外投融资服务。解决金融业GDP占比过高的主要路径一是敬畏金融，迭代解放思想。金融活动以风险管理为中心，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强调以安全性、流动性、盈利可持续性为原则，只有合格的经济主体才能从事金融服务。有必要严格金融立法和执法，治理、整顿、处罚金融乱象特别是违法行为。二是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创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近2年来，中国已在这方面迈出了谨慎的步伐，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需要强调的是扩大对民间的开放，让民企享有国有企业和外资的同等待遇。三是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低息环境有利于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助力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确保再贷款工具、降低存款准备率能够将更多的货币信用投向实体经济部门。强化社会信用使用部门的预算约束，特别要提升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企业的利率敏感度。四是培育分红意识，加大股权融资市场建设。在红利水平能够向社会平均或正常投资回报率收敛的情境下，投资者对股权投资才有合理的动力。在债转股、混改和PPP中，应激励分红行为。五是鼓励合规的金融创新，提升经济主体融资的获得感。采用负面清单监管金融创新，包括新产品、新工具、新服务、新机构、新业态、新模式，对可持续的普惠金融服务提供必要的财税支持。六是改革企业经营体制机制，通过服务转型升级降低运营成本。除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强化履行社会责任外，增加金融科技投入，优化机器与员工组合配置，通过科技赋能提升金融低成本服务经济主体的能力。七是监管能力要适配金融创新，前瞻性引导金融行为。中国已进入了金融强监管周期，应前瞻性地加强货币总闸门的管控，强化宏观审慎监管和行为功能监管的协同。此外，中国应平衡好金融与财政的关系，协调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真正加大减税幅度，同时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为经济主体提质增效创造低成本的营商环境。综上所述，金融行业营收占GDP比例较高是中国当前金融结构、货币环境的必然现象。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开放迈出更大的步伐，货币更适度投放成为常态，通过优化金融结构、结构性降低一些部门的财务杠杆，将金融行业更多的利息收入转化为直接投资者的红利收入，持续优化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的结构，金融业与其他产业，银行业与金融业之间的产值比例将更协调、发展水平会更平衡。(编辑 李靖云)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转自21经济网}

内容提要
货币流通速度是货币数量理论的核心内容，其变动对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物价水平走势等有重要指示意义。文章认为，货币流通速度出现上升或快速下降两种情况时，一经济体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概率会增加。从货币流通速度的视角，回看美国在疫情初期的货币过量宽松政策，及其导致的高通胀困境，对我国货币政策制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启示意义。
一、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胀：内在逻辑与变化规律
（一）货币流通速度概念回顾
货币流通速度的概念源于货币数量方程式M·V=P·T，其中货币流通速度V表示单位时间内货币的周转次数。货币流通速度越高，单位时间内货币的周转次数越多；反之亦然。20世纪60年代后，货币数量方程式的收入形式普及，即M·V=P·Y。以一个国家为研究单位时，名义收入PY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总货币量用广义货币供给M2衡量。因此，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GDP/M2。实际上，GDP/M2衡量的货币流通速度是结果指标，其走升或走低反映了一段时间内一经济体名义货币供应相对国民经济产出的增加或减少。从货币价值创造的角度，GDP/M2即一单位M2对实体经济GDP贡献度，当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时，广义货币供给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小，更多的货币供给仅带来了较少的经济增长。
（二）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基于货币数量理论，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从货币数量方程
来看，当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不同的状态时，货币供应、实际经济产出和物价水平之间将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其一，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降态势，则在货币供应增长快于实际经济产出增长时，物价水平并不必然被抬高。其二，如果货币流通速度相对稳定，则在货币供应增长快于实际经济产出增长时，物价水平可能会被推升。其三，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则在货币供应增长快于实际经济产出增长时，物价水平会被推动抬升。因此，相对于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当其处于平稳或上升走势时，一经济体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概率增加。
（三）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规律
总的来看，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都处于变化之中。一是各经济体在同一时期的货币流通速度不同。例如，2021年日本的GDP/M2数值为0.46，欧元区为0.84，美国为1.13，货币流通速度越低的国家，每单位M2增长对GDP增长贡献越低。二是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行趋势中。2000年以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整体呈不断走低态势，但不同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下行速度存在差异。三是2020—2022年，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经历了快速下降然后上升走势。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美国等加快货币供给以刺激经济，货币流通速度出现快速下降，直到2021年在高企的通胀压力下美国转而实行快节奏的紧缩货币政策，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开始上升。
二、从货币流通速度看持续通胀的成因
（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现状及其成因
近年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出现较快下降，显示其经济增长与货币供给出现了脱节与失衡。货币超发引致需求拉动型通胀，是本轮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高通胀的起因。通胀的需求拉动理论认为，大量货币供给会导致经济中对商品服务的总需求超过现行价格水平下的总供给，拉动价格总水平持续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自2021年5月起，美国CPI一路走升，在2022年6月达到9.1%。2023年3月，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元区的CPI同比高达5%、4.3%、10.1%和6.9%。
新冠疫情大流行冲击下，美国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无限量量化宽松”，以解决面临的经济衰退问题。由于信奉现代货币理论（MMT），美联储在短期内增加了大量货币供给。2020年3月开始，美国M2货币供给量在12个月内增加了24%左右。比较而言，为了修复2008年次贷危机创伤，美联储执行QE量化宽松政策，M2在2008年8月至2009年8月期间增加8.3%左右。从M2供给同比增速来看，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美国M2供给同比增速月均值高达22%，加拿大、英国与欧元区也出现不同程度的货币供给增速加快，较2019年末水平均翻了约一倍以上。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供给量的大量增加，构成其通胀水平持续高涨的需求拉动因素。
此外，成本推进型通胀理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格是以生产成本为基础加上一定的利润构成，因此供给侧生产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推动原油、天然气等国际能源价格迅速上涨，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导致能源、原材料的生产成本上升，引发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因此，当前欧美等国持续的高通胀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由“需求拉动”引发，叠加“成本推进”，即供求混合理论。
（二）GDP/M2的“V”型走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2020—2021年，受到全球新冠疫情冲击，美国经济增速经历了先急速下降、后反弹回升的态势（2020年美国经济增速为负增长，GDP同比仅为-1.5%）。量化宽松期间，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以GDP/M2衡量）也经历了先急速下降（2020年为1.13，环比降20.4%）。比较而言，次贷危机时期，美联储执行QE量化宽松政策，2007—2009年美国GDP/M2降12.7%。
第一，货币流通速度快速下降会对通货膨胀带来滞后效应。一方面，新冠疫情初期，美国等经济发展受到冲击，商品服务总供给能力有所降低，而大量货币供给刺激总需求上升，货币流通速度骤然降落。代表存在“过量”货币供给，引致价格水平上涨。另一方面，“过量”货币供给对之后的持续通胀带来滞后效应。2021年中旬，货币流通速度快速降低的滞后效应显现，4月美国物价水平便开始持续走高，CPI同比由2.6%涨至4.2%，到2021年底已升至7%。直到2022年，通胀依旧高烧不退，6月美国CPI同比高达9.1%，创下近四十年新高。超发的货币量未被美国经济增长全部吸收时，便在实体经济中滞留，为通胀埋下隐患。
第二，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会助推物价水平抬升趋势。2022年美国货币供给增加减缓，货币流通速度开始上升，通胀水平持续在高位徘徊。从MV=PY看，在一定的真实产出下，当货币流通速度上升时，即使M2增长放缓，也会推动价格水平上升。加拿大、英国和欧元区也经历了相似情形，通胀水平的飙升发生在其货币流通速度的回升阶段。
此外，由于价格具有“粘性”特征，易涨难降，因此即使2022年美联储减少货币供应，物价依旧高位徘徊。为了抑制严重通胀，2022年美国开启了力度极大的紧缩货币政策，全年加息七次共425个基点，创下了近28年来幅度最大、节奏最快的加息纪录。2022年美国快速收缩资产负债表，以期给“高烧”中的通胀降温，引发了全球大部分非美货币对美元持续贬值。
三、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阶段走势与新情况
（一）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呈阶段性下降态势
中国的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呈不断下降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持续走低阶段，1990—2003年间，GDP/M2从1.23降至0.62，降幅近50%。这一阶段中国货币流通速度持续走低，主要是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对新增货币产生了稀释作用。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人均可持有的资产价值不断增加；此外，金融复杂程度的提升，令人们可以选择多样化金融业务持有资产，造成适应需求的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以GDP/M2衡量的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
二是稳中有降阶段。2003年后，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降幅减缓，且在2007年和2010年前后出现货币流通速度的走升，物价水平也显著抬高。金融危机冲击下，2008年11月中国启动“四万亿量化宽松救市”，以货币供给增加刺激实体需求，货币流通速度自2008年的0.67快降至2009年的0.57。同时，中国CPI物价水平也显著抬升，同年2—4月均在8%以上；此后回落。2012年后，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缓慢走低，但并未再出现严重的物价上涨。2015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首次降至0.5以下，达0.495。
三是相对稳定阶段。2015—2022年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走势相对稳定。通货膨胀压力下，英国、欧洲等不得不跟随美联储的节奏执行紧缩货币政策，以遏制高通胀。而中国选择了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平稳增长，走出了独立稳健道路。因此，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未出现明显波动，物价也维持在相对较低且基本稳定的水平。2022年国际地缘冲突加剧与疫情持续发酵，中国经济增速走低。为促进经济增长，我国执行合理充裕的货币政策，全年M2同比增长月均值为11.2%，货币流通速度降至0.5左右。
（二）货币流通速度整体处于下降趋势的原因
第一，经济货币化进程对货币流通速度走低的影响。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主要是指从纯粹的实体经济运行，逐渐演变为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交融运行。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各种金融工具的不断发展以及信用的普及，需要越来越多的货币支撑，导致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走低。大多发达经济体已于20世纪中期完成了经济货币化进程。
第二，虚拟经济与金融深化对货币流通速度走低的影响。当虚拟经济不断发展时，需要更多货币以支持业务交易、价值衡量等。实体经济增长放缓时，仍会有很大部分货币供给增加被虚拟经济部门所吸收，也不会导致货币超发。金融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也会导致导致广义货币量相对于实体经济的比例不断提高，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第三，数字经济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日常经济金融活动产生了极大影响。数字信息技术革新了经济生产与交易方式，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促进了商业模式创新等，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也带来了更多货币需求与供给。当数字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所需的货币量时，便能对GDP/M2产生正向影响；反之则有负向影响。
四、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第一，关注货币流通速度指标的变动趋势。应以欧美等经济体的高通胀处境为鉴，关注货币流通速度指标的变动趋势，尤其关注其对物价水平的潜在影响。2023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升高，滞胀风险上升，我国要注重把握货币供给节奏，权衡好稳增长与稳物价之间的平衡关系，做好潜在风险防范。
第二，灵活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控制好货币供给总量增长“不过度”，灵活运用MLF、SLF等短期货币投放工具，少量多次、精准供给，以多样化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效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推动社会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兼顾防范通货膨胀与促进实体需求。
第三，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货币刺激总需求调整对经济增长的效用有限，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促发展的关键环节。从供给端改革出发，优化实体经济结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这对有效保障经济发展的高水平供需平衡、维护物价水平保持基本稳健有重要意义。
作者：吴丹，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后；梁曼恬，中国进出口银行贸易金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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