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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图为刘世锦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到目前为止，九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其中的大多数时间，中国经济处在一种回调的状态。那么对这样一个变化到底怎么看？国际、国内有相当多的观点和看法，有人认为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也有人认为是外部冲击。但是我们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增长阶段的转换，也就是说，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在转换的过程中，我们称其为中高速增长，但是转换完成以后就是中速增长。具体来讲是，今明两年，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还可以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这样的话，我们明年就可以完成我们既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翻番的目标。但是到明年以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速度是多少呢？应该是5%到6%之间，也许是5%左右。速度发生这个变化以后，可能有些同志讲，和过去相比我们的速度就低了，是不是感觉到信心不是那么足了，精神不是那么振奋了，或者中国经济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我想特别强调指出，我们现在讲稳增长，首先你得搞清楚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到底应该是多少。16.3%是低还是高？合理的经济增速应该是多少？其实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出现增长阶段的转换，它背后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这是完全符合规律的，这个也已经被国际经验所证明。日本是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那个时候它的增长速度大概是9%以上；上世纪70年代初期它就开始下台阶，由高速增长转向了中速增长，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日本的平均增长速度就是4%左右；然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又下了另外一个台阶，就到了2%、3%，甚至1%这么一个平台上。所以在过去70多年的时间里边，日本经济实际上是下了两次台阶，经历了三个平台。我特别强调日本的经验，我想日本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可能和中国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希望大家特别关注。韩国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基本上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无一例外它们都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大概有这么几条：第一，就是可利用技术的减少。大家知道，后发经济体之所以能够有一个快速的增长，因为它借鉴、吸收、利用了已有的一些先进技术，但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技术的数量是在逐步减少的。第二，一些重要的产品相继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第三，人口和劳动力结构出现了重要的变化。15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下降，每年下降200万人，最近几年每年下降四、五百万人。2018年我们的就业人口，就是全中国现在正在工作的这些人口总量也出现了减少。最后，就是资源环境容量的限制。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雾霾，这几年这日子过得不错了，吃饱了，穿暖了，但是晚上你想出去遛弯的时候，如果说PM2.5超过200了，你能出去吗？大家会问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这么难呢？这就是说我们的环境容量已经触及到了底线。所以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尽管如此，我们的速度有所回落，但是我想特别强调这个速度问题有时候也是个数学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基数和新增量的比较。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年2019年，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增长6%，我们就看这一年这个新增量，如果放到200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多少呢？30%，而且我们是剔除了价格因素的；放到2010年是多少呢？11%。30%、11%的速度低吗？速度很高了！其实我们今年能够实现的新增量也有这么多，只是因为现在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所以中国经济尽管增长速度是在逐步回落的，但是我们经济的新增量每年都是在增加的，而且都是全球最大的。我们最近这些年提供了全球每年新增量的大概30%左右，比如说，去年我们经济的新增量就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的经济总量。所以我们讲，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是符合规律的，但是我们每年经济的新增量还是全球最大的。可以说，全球最大的经济增长潜能，在中国；最重要的发展机会，在中国。所以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一定要抱有信心。2中等收入群体，为何是维持经济增长的主力？目前，我们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大概有4亿人，还有10亿左右的人口他们的收入水平低于这个标准，所以我们能不能提出一个目标，在我们明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以后，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另一个重要发展目标。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目标？第一点，最近有一个说法，叫做“十亿人尚未坐过飞机，五亿人还没坐过马桶”。现在坐飞机对于大家来说是很经常的，甚至有些人是“空中飞人”，但是要记着，在中国有十亿人还没坐过飞机。我记得在一、二十年以前，我们能坐个马桶，已经感到很幸福了，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搞智能马桶了，但是中国还有五亿人没有坐上马桶。中国在这个阶段，落后就是潜能，所以这十亿人的收入增长，将会成为中国经济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最重要的增长潜能。第二点，我们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就是让更多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分享我们发展的成果。第三点，中等收入群体如果占到社会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比较稳定，对我们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给大家举个例子，阿根廷在20世纪的初期，它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德国是差不多的，有些年份比德国还要高一点，但是现在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差距很大。阿根廷在很多年以来，它的人均收入水平是没有什么提高的，甚至有时候是在后退，是在下降，波动很大。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收入差距过大。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上不来，所以很难维持一个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们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这个目标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人均收入要保持一定的增速，我们还是要发展，要增长；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不能再扩大，要适当地缩小，缩到一个合理的水平。这两个因素同时起作用，我们才能够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争取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这样的话，我们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就会从目前的四亿人增加到八、九亿人，达到整个人口的60%以上 。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城市群的潜能究竟为未来经济发展能输送多大的动能？在《中国经济大讲堂》的演讲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要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的发展。在大都市圈这个乡村的范围之内，应该是农民要进城，城里边人也可以下乡，城乡居民应该是宜城则城，宜乡则乡。另外小城镇的建设我们应该允许和鼓励城乡居民共建共享。3六大新动能，为稳增长提供强劲动力！打造大都市圈，激活城乡发展能量新动能之一，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的发展。最近几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加快大都市圈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珠三角现在换了一个名字，叫做粤港澳大湾区。它们要努力成为全球性的创新和制造中心，另外我们内地一批省会城市正在快速地成为新一线城市。大都市圈是什么意思呢？形象地说，就是在现有核心城市的周边，比如五十公里到一百公里的范围之内，能够发展起一大批小镇或者中小城市。那么这一批是多少呢？可能是几十个也可能是几百个。这种城市结构形成以后，产业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一些制造业和一些服务业可能会转到这些小镇里边去，一些高端的服务业、附加价值比较高的服务业，它们就会集中在核心城市。所以它是一个城市结构和产业结构很大幅度的调整。这样的话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处在大都市圈范围之内的这些乡村是最有条件率先振兴它。可以这样讲，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包括我们讲的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这些事情70%以上都会出现在这些大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我们讲的中等收入群体要倍增，那么增加的四、五亿人大部分也会出现在这个范围之内。在大都市圈这个乡村的范围之内，应该是农民要进城，城里边人也可以下乡，城乡居民应该是宜城则城，宜乡则乡。另外小城镇的建设我们应该允许和鼓励城乡居民共建共享。要推动这些改革，我们需要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说宅基地流转，有些同志是很担心的，他们说这个宅基地流转以后，有些农民是拿到钱以后就去喝酒了。他去喝酒，最后没地方住了，身无居所，这将来是要出大问题的。那么这种情况有没有呢？确实有。这个仅仅是农村有吗？城市里边也有。但是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多少人有这样的行为？一百个人里边可能有一、两个人才有这样的行为。我曾经见过一位县委书记，他说他在农村工作很多年了，他的经验是说农民非常地聪明，这算盘打得很细，农民个个都是经济学家。如果我们的体制和政策理顺的话，农民的行为都很理性。所以我在想，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农民，要相信他们的聪明智慧，相信他们的自我负责意识。放宽准入、鼓励竞争，全面提升效率新动能之二，就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原因就是我们提升了效率。但是还有没有低效率的洼地？大家回头好好看一看，其实这个洼地还不少。这里我想特别提出的就是五大基础性成本，能源、物流、通讯、土地、融资，我们比有些发达国家还要高。有一个玻璃大王叫曹德旺，他曾经到美国去办厂，他发现这五大基础性成本中国比美国要高一倍。美国主要是劳动力的工资和福利高，其他的成本呢?反而是我们比它要高。当然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他这种说法还是持有疑义，以后看了一些数据后发现基本上情况是如此。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人均收入水平还不到1万美元，美国是超过了6万美元。为什么这些基础性成本我们反而比它高？这里边原因可能还比较复杂，比如说美国的土地比较宽裕，它的价格相对比较低，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相关的领域中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的垄断，竞争不足，这样的话成本就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要放宽准入、鼓励竞争，对各类企业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公平竞争。那么推动基础产业的放开准入这种改革到底可行不可行？我认为最近几年电信行业改革的经验证明是可行的，而且在短期之内能够见到明显的成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大概前一段时间，中国联通搞了一个混合所有制改革，搞了以后，它们就发行了一个腾讯的大王卡，这个卡发行了以后，同样的流量下它的价格明显要低。大王卡发行以后，可能一两个月的时间其它电信公司的用户就转到了联通。所以其他公司一看这个压力太大，它们也马上设计新的产品，降低资费水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或者感觉最近一、两年我们的通讯资费水平已经明显地降低。中国移动在2016年的时候，它的资费水平还那么高，2019年的时候，已经降到相当低了，和英国运营商的资费水平差不多了，这就是所谓“鲶鱼效应”。我们混改以后，通过推出一个新的产品进去搅动一下，成本还是可以降下来的。提升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新动能之三，就是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提升。这也是大家平常比较关心的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最近几年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所收缩，但是差距幅度还是不小，财产的分配差距可能更大一些。我要提的问题是，人们最初的能力差距就像以后的收入分配差距、财产分配差距一样大吗？显然不是。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农村的孩子和一个城市的孩子，从他们小时候的营养状况，到以后上学、医疗、文化、娱乐，再到以后找工作，条件相差很多，上学、工作机会是不均等的，所以最后才造成了一个收入分配或者财产分配上的差距。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办法呢？一方面就是我们通过税收这一类的方法进行适当调节，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提升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要创造条件使他们本身的能力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人力资本成长起来了，他们之间的差距小了，最后收入差距、财产差距就会缩小。所以提升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对解决差距过大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路径。这里我想讲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反贫困的长效机制。我曾经去看了中国西部一个农村里的一个农民家庭，这个家里有五个女孩子，老大初中毕业了面临的问题，就是想上技校，需要3000块钱，她上了技校以后，就可以去沿海地区工作，那么她今后的发展之路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上不了这个技校，马上就回到他们那个村子，根据当地的习俗，很快就得结婚，结婚以后又要生孩子，跟他的父母一样，又会走上原来那条路。所以在这里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能不能上技校这件事情，对她未来的发展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当时我们也进行讨论说这3000块钱能不能国家补贴1000块，地方政府补贴1000块钱，以后自己拿出1000块钱。还有人提出建议说能不能国家把这3000块钱都免费，这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是教育投资。从长期来讲，教育投资实际上效益是最高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继续解决好就农民工进城和城市融合的问题。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个认识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讲农民进城要解决户口问题，户口问题的关键是户口背后基本的公共服务需要提供。这样的话，这城市看起来财政上就要花钱，所以有人经常算账说，一个农民工到某个城市以后需要花多少钱。按照这种观点的话，就是农民工进城给他们提供公共服务，那是城市对他们的一个施舍，这个看法对吗？我们要看到农民工在城市里边是最辛苦的那一群人。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上午，在我们住的地方有人来装空调，非常热的天气，有两个搬运工人在那里装空调，他们在那儿给你这么艰苦地工作。所以我们农民工给城市做出了极大贡献，他们创造了GDP，创造了税收，所以你给他们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不是一种施舍，而是他们应有的城市权利。在这方面我想特别强调，要重视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步在城市里边，包括保障性住房，应该考虑给农民工解决住房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一方面有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就是所谓的长期居住、安居乐业；同时也有利于扩大内需。你看那个房子里边要有多少东西，你只有有了房子以后，房子里边那些消费品的消费才能够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建立覆盖全国的基本的社会安全网。这里边就是加快全国统筹、异地结转，这个也很重要。我们现在的信息手段已经很发达了，能不能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呢？增加他们的便利性，另外在就业、升学、晋升等方面给低收入阶层要提供更多的可及的机会。提到消费升级，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买买买，但数据显示，消费品的增长速度并非一些人想象中的突飞猛进，那消费升级究竟指的是什么？制造业与服务业，看似井水不犯河水，但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却能将他们完美结合，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消费升级正在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新主导产业？在《中国经济大讲堂》的演讲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我国的服务型处于快速增长期，但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短板。目前我们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的占比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十个百分点的差距。下一步我们应该推动制造业的服务化，还有服务业的制造化，使二者能够融合发展。消费升级，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大有潜力新动能之四，就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最近几年大家注意到消费品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其实这是符合规律的。因为相当多的人，特别是我们所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这些人，该买的东西基本都买了，所以这个消费品的增长速度会逐步地下降，但是人们的消费还在增长，关键是消费在升级。什么东西在增长、升级呢？服务性消费。主要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在内的服务性消费进入快速生长期。从全国来讲，现在服务性消费的比重已经接近一半，在一线城市已经超过了一半。我们现在讲服务业的发展，我们一般性的服务业目前已经很多了，比如酒店、餐馆这些，应该说我们的水平也是不低的。那我们现在哪个方面处于短板呢？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就是直接给我们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的那么一些行业，包括研发、设计、金融、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本服务在内的这么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它们增长得更快。根据我们的研究，目前我们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的占比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十个百分点的差距。由服务性消费和生产性服务业构成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消费结构升级所带动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的主导产业。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下一步怎么更快地发展，这里边我想强调的就是它们开放的力度应该超过以往。因为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有一个特点，就是所谓一种非编码的知识。什么叫非编码的知识呢？例如游泳，夏天游泳的同志比较多，比如说你去学自由泳，之后这个教练给你一本书，有几页纸 ，自由泳的几个步骤你看了一下，看懂了，你下去游泳，然而下去以后还是跟没看一样，根本就不会。学游泳，一定在学的过程中才能慢慢地体会到它的技巧，这一类的知识，通过边干边学才能够学到。其实我们的服务业很多属于这一类的知识，所以我们需要更大范围、更具深度、跟过去不一样的对外开放，来推动我们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要通过挑剔性的消费来倒逼这个品质的提高。过去是从无到有，那个时候不挑剔，现在消费者非常地挑剔。所以有一个概念叫做挑剔性的消费，当挑剔性的消费出现了以后，它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你的生产厂家的质量标准、服务标准必须要提高。最后就是我们要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融合。我们不要把制造业和服务业对立起来，因为有时候有些同志说，要么发展制造业，要么发展服务业。其实这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特别是我刚才讲的生产性服务业，它实际上是制造业转型升级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什么地方制造业搞得不错，最后又说生产性服务业不行，这可能吗？它是不会的，它两个完全是一个相互支撑的关系。所以下一步我们应该推动制造业的服务化，还有服务业的制造化，使二者能够融合发展。科技创新，抓住这一轮技术革命的机遇新动能之五，是前沿性创新。在过去历次技术革命中我们都是后来者，我们往往和先行者距离比较大，叫做望其项背，有时候你连人家的背影都看不见。但是在这一次数字技术革命中间，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由过去跟跑变成了现在相当多的领域是并跑，在少数领域我们已经开始领跑，也就是进入所谓全球创新前沿的无人区。过去是我在后边跟着你跑，现在我已经走到前边了，进入无人区。那么在这一轮技术革命中，中国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优势；第一，就是我们人口多、市场大，这对商业模式的形成非常重要。大家注意，以色列被称为一个创新的国度，以色列的创新很活跃，它们的中小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数量是排在前面的。但是全球的互联网公司排在前十位的只来自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中国。很重要的原因，人口多、市场大，它有利于形成商业模式，比如说某一个产品只有1%的人是你的用户，在中国就有一千多万人，就能够形成规模经济，这个业务模式就能够转得起来。第二个优势，是我们的产业配套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排在前面的。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说美国硅谷有人搞一个创新项目，一个零部件他找不到，最后到咱们深圳的华强北找到了。所以中国的产业配套能力在全球范围来讲还是很强的。那么我们创新有没有短板呢？有短板，最大的短板是基础研究相对滞后。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诺贝尔奖级的研究成果成批地涌现这样一个环境土壤、这样一种文化、这样一种制度，我们的创新搞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后劲不足。日本这些年是所谓“失去的20年”，但是注意，日本在过去18年的时间里，大部分年份它都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所以我重复一下，中国一定要加强基础研究，如果这个短板补不上，我们的创新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感觉到后劲不足。所以下一步我们强调以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一方面我们要推动企业产生更多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创新产品，另外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在全球科学前沿取得突破。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强调一下，咱们现在各个地方都在讲创新，但是客观地讲，是不是所有的城市创新都很活跃？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就是创新成果更多的出自于我们称之为区域性创新中心或者叫做创新型城市。但是这些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城市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由我们政府指定的吗?不是。它是通过竞争形成的，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好的创新的环境，你能够吸引来各种创新要素。你需要创造很多条件，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能够推动创新要素的合理的流动和配置。你能够有一些比较完善的创新基础设施，特别是对创新活动能够提供全方位的资金的支持。你把这些条件创造了，逐步就会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创新中心或者创新型的城市。所以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深圳、杭州和中关村地区要涌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的创新驱动就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绿色发展，新的发展体系更有竞争力新动能之六，绿色发展。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我称之为绿色发展新共识的三点想法。第一点，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我们通常讲的环境保护、污染治理，它有更宽的内容，它包括绿色的消费、绿色的生产、绿色的流通、绿色的金融、还有绿色的创新。由这些方面所构成的一个绿色的经济体系正在逐步形成。第二点，就是绿色发展并不是对已有的工业化发展方式的一个简单修补，它是一种新的、和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并存的、相互竞争并且最终能够取胜的一种新的发展方式。这里我们就要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投入产出成本收益要重新定义，重新比较。因为我们过去就是传统的发展方式，比如说它污染很严重，但是它的成本是外部化的绿色发展方式，它产生了很多社会效益，带来很多好处，但是也是外部化的。我们下一步要把传统发展方式的成本和绿色发展方式的收益都要由外部化转化为内部化，都能够算账，然后进行新的比较。最后你会发现绿色发展方式是合算的，更具有竞争力的，是更有前途的。第三，我们过去有些同志经常把绿色发展和经济增长对立起来。他们经常讲，这个地方重视绿色发展，重视环境保护，但是可能就要拖累经济增长速度。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把绿色发展看作是我刚才讲的一个绿色发展经济体系，你就会明白绿色发展它不仅在做减法。比如说我们过去做的环境治理，更重要的是在做加法，绿色的消费、绿色的生产；还在做乘法，像绿色的金融、绿色的创新。所以它并不是拖累经济增长，而是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消费新动能、创新新动能和增长新动能。我们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我们绿色发展过程中的算账的问题，就是你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要可核算、可计量，进而解决它们可货币化和交易的问题。这样的话才能把习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重要思想落到实处。总的来讲我们要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的关于改革开放的要求，使各方面的增长新动能得到充分的发掘和释放，推动中国经济有活力、有韧劲、可持续地高质量发展。}

【编者按：2008年，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波及全球，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受到重创。我国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赢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错峰发展，2009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回首过去十年，2008年之后我国经济进入次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通过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宏观调控思路，我们保证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我国防控得力，走出了一条成本相对较低、效率相对较高的疫情防控路子，率先走出疫情，这又一次为我们赢得了难得的时间窗口。我国如何抓住又一次的错峰发展机遇，从本文中我们将得到一些启发。】
（文/ 毛振华）
2007年夏天，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并很快波及全球。2008年第三季度，受出口萎缩拖累，我国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当年11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了旨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一揽子政策，即后来公众熟知的“四万亿计划”。2009年2月，国务院审议通过包括钢铁、化工、有色金属、汽车等在内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项目所需资金除极少部分由中央财政划拨外，大部分由地方政府负责筹措。同期，央行政策取向转为信贷与货币政策双宽松。在一系列“稳增长”措施的带动下，中国经济率先企稳。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并于2013年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常年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国地位。这些经济成就的取得，与中国在金融危机后及时采取措施稳定增长不无关系。宏观政策的调整使得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赢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但是，这些刺激政策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引发多重风险。十年来，中国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债务风险加剧。2017年以来，随着宏观去杠杆政策的推进，宏观杠杆率增长边际放缓，但依然处于较高水平。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风险高企，国有企业部门尤为突出；地方政府显性债务风险虽然可控，隐性债务风险不容小觑，未来债务偿还压力明显；房价快速上涨，加杠杆买房导致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的同时，也削弱了居民消费能力。
2018年以来，经济下行叠加融资环境收紧，信用事件频发，债务周期转换背景下信用风险尤其是民营企业信用风险集中释放，已引发关注。与此同时，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货币政策效率递减，经济过度货币化问题逐步暴露。加之危机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金融监管实际上有所放松，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贪婪导致金融过度创新，资金脱实向虚，金融风险逐渐积聚。更重要的是，非金融部门债务风险存在向金融体系传导的现实渠道，进一步加剧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一个孱弱的金融体系无力为非金融部门提供必要的支持，让债务重压之下实体部门的发展以及整个经济的增长愈发举步维艰。稳增长、防风险已成为现阶段宏观调控的两条底线。特别是，要明确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逻辑顺序，现阶段防风险是稳增长的前提。
《双底线思维》书中首先对次贷危机爆发后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走势、政策的调整与演化做一个简单回顾；接下来对这些应对政策所带来的得失进行深入评价与反思，并结合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提出未来宏观调控应构建防风险、稳增长的双底线思维，且防风险为稳增长的前提；最后对中美贸易冲突可能带来的影响做了简要分析。
金融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回顾
北京奥运开幕式焰火 图：东方IC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在2008年上半年经济还比较热。实际上，世界经济危机是2007年从美国开始的。中国情况比较特殊，中国在2008年有一个重要事件是奥运会。为了迎接奥运会，中国国内整体气氛都非常热烈，全社会的关注点是奥运会，经济上也是热火朝天。2008年上半年的货币政策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是收紧银根的一个标志，是防止经济过热的一项政策。也就是说，2008年全世界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还沉浸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之中，还在防止经济增长过热。到2008年下半年，等奥运会的圣火熄灭之后，我们发现世界经济满目疮痍，这时我们采取了非常激烈的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快速下滑。这一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历史罕见地向两个方向使劲：一般来说经济政策都有规律，都有中间过渡段，但这一年我们没有，上半年在防止经济过热，下半年在防止经济快速下滑。因此2008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政策调整到保增长。2008年下半年防止经济快速下滑，之后，保增长、稳增长就一直出现在我们的政策目标里。到2016年年底，防风险也被纳入进来。但这只是从字面来看，实际上从2008年起中国经济就在防止风险。防止下滑也是防风险，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世界金融危机波及、传染、影响到中国经济。但在政策里没有看到“防风险”这个词，出现这个词的时候已经到了2016年。这是我们从政策分析里得到的结论。2016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防风险，尽管是放在最后一部分，但实际上可以说这翻开了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个新篇章。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来把防风险作为攻坚战之首。
稳增长政策评价：成绩与问题
怎么来看这段时间的经济政策呢？如果把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当作一个长周期来看，这段时间的中国宏观经济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
这十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大变化：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件事情本身是历史性事件，就像习总书记说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我们伟大复兴的目标”。
第二个变化也很重要。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成为世界最核心、最主要的贸易国这件事情，也反映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不仅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出口国，也是全世界最主要的进口国。
第三个变化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2014年中国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也就是说中国对外投资净额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差额出现正数。
这三个变化放在历史长河中来看，都是历史性事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资本净输出国。这三个变化恰好发生在2008年危机之后。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成绩的取得，和我们旨在保持增长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
另外，中国宏观经济还有其他一些新变化：第三产业比重上升，需求结构向以消费需求为主转变。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是一个国家走向发达的标志，现在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的速度大大快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这使得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向现代化转变的历史性进步。从需求结构来看，消费在不断上升，外贸在小幅回暖，投资在不断下降，这是我们所期望的结构。我们期望中国制造业的市场靠中国，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靠我们的消费能力。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经济学讲的需求叫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是心理、生理需求，是指货币购买力。
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迎接胜利果实是在2008年危机之后。所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是错峰发展的，在其他国家经济大规模下滑的时候，我们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这里的“一定”很重要，“一定”的背后是我们有很多措施。这些措施有正向作用，也有负向作用。正向作用不需要说太多，但是问题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因为问题导向才是所有经济政策的出发点。稳增长政策所积累的风险逐步显现，是我们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首先是“债务—投资”的驱动模式。金融危机爆发时，出现了流动性的短缺，很多企业经营难以为继。这时就要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现了量化宽松的政策。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他的继任者伯南克都是量化宽松的支持者。伯南克上任不久后曾说：“我要用直升机在天上撒钱，让老百姓去买东西。”美国是一个过度消费的国家，他们采取的宽松政策是向私人企业注资。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借道国企。2008年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奥妙，在这里；我们的困难，也在这里。西方国家私人资本的投资一定要收回来，美国在几年之后把投资都收了回来，并且赚了钱。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经济总体的杠杆率持续上升。
我们讲的宏观债务率涉及三个部门——政府、企业和居民。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有两类——隐性债务和显性债务。单看显性债务，我们是比较低的，加上隐性债务就比较高了。债务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债务增长来推动的。地方政府债务攀升很快，是很大的潜在风险，但总体可控。另一块就是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负债，我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率达到166.8%，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另外是居民债务，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我国居民债务是比较低的，但是居民债务2015年-2017年攀升很快，在2016年和2017年有些月份居民贷款增长速度高于整个社会的新增贷款增速。这段时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出现在居民部门——杠杆率突然上升，家庭部门风险隐现。居民借了钱，投入到房地产中去，降低了实际消费能力，其他消费受到制约。
图：东方IC
除了债务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投资率不断下降，最终资本的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现在我们投入2元的货币发行带来1元的GDP，在2006年的时候获得1元的GDP只需要投入1.2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反映了国家经济增长对于货币制造的依赖。钱投放出来，并不能最终形成资本，资本形成的经济贡献率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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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会新华社快讯：根据宪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肖捷为国务院秘书长，王毅为外交部长，魏凤和为国防部部长，何立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宝生为教育部部长，王志刚为科学技术部部长，苗圩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巴特尔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赵克志为公安部部长，陈文清为国家安全部部长，黄树贤为民政部部长，傅政华为司法部部长，刘昆为财政部部长，张纪南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陆昊为自然资源部部长，李干杰为生态环境部部长，王蒙徽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李小鹏为交通运输部部长，鄂竟平为水利部部长，韩长赋为农业农村部部长，钟山为商务部部长，雒树刚为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马晓伟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孙绍骋为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王玉普为应急管理部部长，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泽君为审计署审计长。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根据提名进行投票表决。　　从2002年12月至今，现年70岁的周小川执掌中国央行已近16年。　　在前几天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小川参加了他的最后一场“两会”发布会。　　当被追问接班者人选，小川笑答：“你猜呀！”　　如今，答案揭晓，接任央行行长一职的是易纲。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接任者易纲　　40年前，他是知青队长，在北京郊外的生产队，经历了那个一切都要定量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他在困惑中开始思考政府的职能与定位。　　24年前，他是“盗火者”，在北京大学一个荒废的花园，经历了一番“洋插队”后，他和一帮熟谙经济学理论的青年学者创建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那里，他们开始探索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后来荒废的花园变成了古朴秀雅的朗润园，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长为中外闻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重镇。他说，“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老师。”原因是可以普及经济学思想火种，再由学生们将这火种燎原。　　今天，命运把他放在了更受人关注的位置上：3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已经在整个央行体系也已工作了二十年之久，一直深耕于货币政策领域。在新的位置上，面对新的宏观经济环境，他能做些什么，他将做些什么，他又会怎么做？　　易纲，男，1958年出生，经济学博士。　　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　　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2002年至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正司局级）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2004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期间：2006年9月-2007年10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09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5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6年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1、“秀气”的官员　　1997年，易纲离开参与创办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由一介书生转入仕途，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此后，又先后出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司长、央行行长助理等职。直到2007年12月，升任央行副行长，开始主管货币政策。　　“可以说，10年间，他不仅参与并影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从学者成功转变为官员。”　　在北京的媒体圈内，记者们对易纲的评价颇为直接。“看起来有些秀气，不像个官员，当上副行长之后仍然没有官气。”　　“在央行工作的人都知道，易纲副行长从不对属下发火，即便有错误，也会十分巧妙地给对方点出，并且，不会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一位在央行工作的官员这么说，由于央行官员不经意的表态都会对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易纲轻易不愿开口。　　该官员还称，“易纲副行长喜欢看研究报告，对数字非常敏感。”　　2、央行系统内的第一位海归　　据公开资料显示，1976年，刚刚18岁的易纲在北京顺义县插队，在当时，每年要种多少亩小麦、玉米、豌豆都要由政府统一计划。当地的农民发现种豌豆要比种玉米的产量要高，于是便私自多种了几亩。不料，被领导发现以后，豆苗被拔掉。对此，易纲说，“这是典型的政府决定。”　　央行官员说，易纲对于自由市场理论比较认同，反对一些比较死板的套路。这一思想也反映在他对货币政策的执行上。易纲就曾在一个论坛上表示，“货币政策必须按市场规律因势利导”。　　1980年，易纲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1992年获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年回国后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随后，伴随着徐滇庆、朱民、汤敏、左小蕾、许小年、梁能、王辉耀等人的激情加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精英会”。　　回国后的易纲带着将国外经济管理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想，开始了探求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那一年，中国经济正处于金融秩序、流通秩序的无序状态。　　作为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系77级同班同学，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的海闻对媒体提及那段往事时仍然激动不已。“很简单，就为了一个理想。”　　事实上，海闻、林毅夫、易纲早在留美期间就将探求中国经济改革路径定为三人的“君子之盟”。1994年，当他们陆续回到北大后，便拉上了刚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张维迎联手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家徐滇庆曾谈到：“1994年1月4日，美国经济学年会在波士顿举行。我在饭店走廊上遇见林毅夫。好几年没见了，格外亲热，邀他来我的房间坐坐。当时张维迎刚从英国来，和我住在一起。他考察了北美经济学就业市场之后大发感慨。林毅夫趁热打铁，我们为什么不回到中国去创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研究中心？就在这个时候，易纲推门进来。他听到这个建议之后，立即建议说，最好把这个中心建到北京大学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兴高采烈、高谈阔论，直到深夜。”　　易纲不仅对金融领域非常了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也非常关注。　　早在1998年，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一文中就详细解释了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他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比速度更为重要。　　2003年，在他撰写的《中国货币化进程》一书中写道：“我对居民楼一年到头总有人在搞装修深恶痛绝，对市政建设规划不精细、拉链路的频频出现无可奈何，对长官意志造成的马路人行道地砖的反复更换，路旁树木不断更新感到啼笑皆非。我对水资源的担心尤甚，曾经研究过节水马桶的设计和推广，曾因试验两次小便后冲水一次而受到家人批评。”　　3、易纲谈如何看待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易纲今年60岁。今年3月9日，他随周小川一起出席全国两会的记者会，在回答问题时，不经意间尽显专业本色。　　易纲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随着市场深化发展和金融创新，使得M2指标和经济走势相关性变得模糊，预测性变得不确定。　　他指出，近几年商业银行贷款以外的科目对M2影响较大，国际上各国都淡化了以M2作为指标的做法，两者之间相关性下降是一个规律。针对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应更注意盘活存量，优化信贷存量结构，这样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M2合理增长和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易纲表示，货币政策松紧主要看几个方面：一是看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小微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的力度。二是看对创新领域的支持力度，看中国经济很多创新亮点能不能及时得到货币信贷等各种融资方式支持。　　同时，“我们要注意防范风险，所以松紧适度主要是对实体经济而言，实体经济能不能得到各方面有效支持，能不能创造一个防风险、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稳定环境，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环境。”　　从流动性角度来看，也是松紧适度、基本稳定。易纲指出，主要看市场利率是否平稳，超额准备金水平是否合适，各方面指标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改革者周小川　　从2002年12月至今，现年70岁的周小川执掌中国央行已近16年。　　在3月9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小川在两位副行长的陪同下，参加了他的最后一场“两会”发布会。　　一位记者问及“在漫长的行长生涯里，有哪些特别难忘和特别遗憾的时刻”时，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会心一笑。　　周小川的回答简短而充满智慧，他用发布会的主题“金融的改革开放”呼应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觉得有幸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进，很有幸的一件事。”　　1、与央行同龄　　周小川生于1948年1月29日，其父周建南，江苏宜兴人，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1960年代初，曾组织领导编制机械工业科技发展规划，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作出了贡献。　　其出生之年，也正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年，1948年年末，在合并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　　周小川任职央行15年大事记：　　2002年12月底，正式出任中国央行行长。　　2003年，开始启动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至2010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顺利完成上市，跻身世界前十大银行之列。　　2005年7月21日，正式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启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8年7月，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引擎。　　2009年7月，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启动，并于2010年、2011年先后两次扩大试点范围直至全国。　　2010年6月，人民币汇改再度启动。　　2013年6月，中国金融市场经历了一场流动性的“钱荒”洗礼，央行成功处理了这一流动性紧张局面。央行实施调控，维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稳定和适度，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　　2014年开始，人民币全球清算网络频频布局。　　2015年，三大政策性银行接棒改革。　　2015年3月31日，《存款保险条例》公布，自2015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开启。　　2015年8月，“新汇改”进一步完善中间价报价机制，为人民币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铺平道路。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成为继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后，加入SDR货币篮子的第五种货币。　　2、史上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　　2002年至今，15年多的任期让周小川成为史上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时代造就了这位大国央行行长，也在他身上打下烙印。15年间，经济“转轨”过程中，单一的货币政策工具，行政化的银行体制，缺乏弹性的利率、汇率均无法满足市场化需要，亦难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周小川任务艰巨。　　恍惚间，15年过去。在他任职期间，留下了“技术派官员”“改革者”“人民币先生”等称呼，留下了市场化的利率体系、国际化的人民币、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收获了国际财经界的诸多赞誉。　　“带领着中国央行趟过静谧湖泊、冲过激流险滩，把通胀保持在较低水平，将增长维持在合理区间，同时努力抵御着随时可能威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各类风险。”2016年，有媒体如是评价周小川。　　3、神来之笔，国有银行改革操刀人　　2002年底，周小川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干就是15年，上任伊始便面临巨大的压力。2003年初，由于背负巨额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几成共识。其时，亚洲金融危机殷鉴未远，作为中国资金配置主渠道的国有商业银行如果不能及时改变，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速度，甚至危及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国有银行深层次改革的迫切性不言而喻。　　截至2002年底，四家国有银行不良率按四级分类为21.4%，按五级分类达25%左右；而资本金总额7494亿元，平均资本充足率仅4.27%。　　“资本金补充是个难点。上次我们已经补充了2700亿，现在工农中建的资本金又不够了。”时任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称。1998年，四大国有银行刚接受了首轮2700亿元注资，且在周小川的率先推动下，四大AMC相继成立，剥离了1.4万亿不良资产。　　再次注资，钱从何来？彼时周小川将银行注资与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外汇注资。2004年1月，新华社称，国务院决定选择中行和建行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为其补充资本金。“神来之笔。”一位央行系统官员评价称。　　经此一役，中国银行业脱胎换骨已是事实，一系列改革后，目前四大行均已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4、人民币国际化路上的战士　　在周小川推动金融改革开放的贡献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动，周小川因此被誉为“人民币先生”，如境外媒体此前所言，周小川“未来会因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而被载入史册”。　　在记者会上，周小川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成果进行评价，并勾勒了这项改革的未来。他称，人民币国际化，主要的政策该研究的都已经研究了，主要的步骤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今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这场改革大幕开启于2005年的汇改。　　人民银行宣布从2005年7月21日起，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意味着人民币开始对美元脱钩，争取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不过过程较为波折，2008年下半年以后的大约两年时间内，受次贷危机造成的外部冲击影响，人民币汇率重新盯住美元；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同时叠加中国A股出现大幅调整后的“余震期”，全球市场经历了一场“恐慌性抛售”。2016年2月，中国央行官网发表了周小川的媒体采访全文，他表示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基础，不会让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中国的外汇储备基本面没有问题，稳定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　　“我们给央行的领导很高的赞誉，因为他们有勇气来推行这个改革……特别是行长周小川，推行这个改革一步步往前走。”彭博称。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权重10.92%，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元（41.73%）和欧元（30.93%），纳入SDR是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人民币为国际市场所认可，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　　原IMF副总裁朱民称，“入篮”表明人民币得到了整个国际的认可，意味着中国真正融入全球金融体系。　　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2016年12月，人民币成为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市场占有率为1.68%。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末，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同时，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不断推进，目前，人民币在七大类共40项资本项目交易中，已实现可兑换、基本可兑换、部分可兑换的项目共计37项，占全部交易项目的92.5%。　　5、“艺术家”周小川　　鲜为人知的是，小川本人就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去年，就有外媒朋友写过，1998年11月，最大的对外出版机构新世界出版社悄悄出版了一本关于音乐剧的书，第一作者就是周小川。 这本题目为《音乐剧之旅》 的书“首次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了音乐剧这门艺术形式”，让诸位避免“遗漏掉本世纪最重要且发展最快的一项文化成果”。　　外媒还提及，时任建行行长的周小川想必体力惊人。1998年处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口，在采访中，该书的责任编辑说当时的周行长还在中央音乐学院兼职教授音乐剧。　　此外，小川还是运动爱好者，尤其爱好羽毛球。央行内部就有个员工“羽毛球队”，据说小川也是经常打头阵。去年10月，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还在华盛顿开会时送了一套羽毛球拍给小川。　　去年3月的“两会”发布会上，“69岁的周小川换了一块表”意外成为了市场热议的焦点。那时，小川戴了一块银色铝金属表壳搭配冷银配白色耐克运动表带，“出现在发布会上的运动手表自带暗示：这名业务精湛的技术官员有着如今最具腔调的健身之道。”有市场人士称。　　在国际舞台上，周小川也因经济领域之外的兴趣特长和强大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国际同行。热爱体育和音乐的周小川颠覆了外界对于中国官员的刻板印象。　　在2016年出版的《与中国打交道》中，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评价这位老朋友时称，“周身长而优雅，多才多艺：英语流利，1980年代学会打一手好网球，热爱西方古典音乐、歌剧和百老汇音乐剧，持久不衰，曾在研究生的协助下编写了一本西方音乐指南。”　　流利的英语、极高的专业素养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和友谊。一个真正优秀的央行行长，除了学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全方位的能力，包括上述对艺术、运动的热情，以及与市场沟通的能力。小川与国际各界沟通毫无障碍，也从来不用翻译，这可能也是他在国际上广受好评的原因之一。　　来源：新华社 中国基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