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下定抗战决心的那些内幕：触目惊心！
与我们同行的人，比我们要到达的地方更重要。
1940年德国进攻法国，42天后法国投降；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半年内即有100多万苏军投降；1941年6万日军进攻14万美菲联军，12万联军投降。从 1931年日本进攻军阀混战的中国，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抗战14年，被西方称为"最勇敢 的、远东地区骨头最硬的国家元首。"
1934年希特勒当政后，继续着在小啤酒馆里激情和狂热，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称霸世界。
随着德、意步步得势，蜗居在小岛的日本人也受到极大的刺激和鼓舞，开始蠢蠢欲动。日，日本少壮派军人在国内发动了"二二六政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写道："东京陆军叛乱的第二天，在中国厦门的日本领事馆发表了这次叛乱的目的是以军部内阁来代替分裂的内阁。他们说青年军官集团想一举而占领中国全土，并准备马上对苏战争，而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强国。"
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决定大幅度增加驻华北的驻军。
视察军事训练学校时点名的蒋介石
日，日本统帅部修订了《国防方针》，初期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保护帝国权益和日本侨民。
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向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提出了四项要求：1.允许日本在长江驻兵。2.修改教科书，删除排日思想。3.华北（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五省自治。4.中日经济合作。
面对日本人的无理与无耻，蒋介石态度非常强硬："娘希匹的，没门！"
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关于反共产国际协定》。
1937年初，日本军部出现了"对华一击论"。
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提出："我们相信，如果我武力所允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为最上策。"
日本人步步进逼，中日之间大战无可避免！
日深夜，卢沟桥枪声响起。
第二天，在庐山的蒋介石接到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和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报告后，作出判断：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
其实早在日，蒋介石得悉日本军部制订了《国家总动员计划》准备进行全面战争准备，知道这一天会很快到来。
蒋介石在武汉主持军事会议
"近代战争内容复杂，凡物的与人的国防资源之消耗，为几何级数的增加。倭寇小国，资源贫乏，虽竭蹶而驰，决不能免于失败。呜呼！我中国处此环境，非益自努力不可！"
日本人再挑衅，蒋介石忍无可忍，要宋哲元"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从日"济南事件"始，娘西匹的日本人在中国作威作福了9年！今天，蒋介石不愿再忍，也不能再忍，7月13日他致电宋哲元"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抗日战火全面燃起！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第二次会议谈话会中说到："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蒋介石抗战讲话
蒋介石之所以提出"抗战到底"，是因为这不仅是中日问题，而是整个太平洋问题，亦即太平洋势力的消长问题；如果太平洋势力为日本所独霸，不但中国要受人害，全世界局面亦必为之变更，不能安定了。
颇具战略眼光的蒋介石在1934年就对"东亚大势"作出分析：当前有两大势力争逐于东亚，一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利益均沾主义，一为"门罗主义"或"世界革命"之独霸主义。前者以英、美为代表；后者以日、俄为代表。日本之国策有二：一曰北守南进之海洋政策；一曰南守北进之大陆政策，其最终目标，皆为独霸东亚。如北守南进，必与英、美发生正面冲突；南守北进，必与苏俄发生不可避免之斗争。
蒋介石早早就预知日本将与英、美、苏、中有一大战！
以日本的实力，拿下中国绰绰有余，甚至可以和任何一个强国作战，但它绝没有力量战胜所有强国。因此，蒋介石断言："日本必不能并吞中国，独霸东亚。我们中国一定有方法、有力量，尤其有最好的机会，可以抵抗日本。"
他所说的这个方法就是：持久抗战！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迅速占领了平、津，第二十九军在抗战中伤亡超过了五千人。日本还立下"三个月速战速决"之心，并以歼灭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为目标，再与割据势力妥协，分享倒蒋之成果，从而霸占中国。
面对日本人的野心，蒋介石在7月31日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这几年来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是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
在人们跟随着蒋委员长喊出 :
"抗战到底，牺牲到底"口号时，国民党部分高官和一些知识精英们，却发出不同的声音。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认为以中国的国力与日本作战，只有个"败"字，都主张议和。
外交部长王宠惠多次谈"战"色变，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曾"再三以战争为虑，倾向退让"，如提出不妨把第二十九军冯冶安部南调保定；实业部长吴鼎昌还散布"战必败、不战必大乱"的观点；胡适则"极端恐惧，并主张汪、蒋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之条件"；他与蒋梦麟均倾向于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胡适还向蒋介石面交了关于和议的书面主张。
面对各方压力，蒋介石却清楚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不但没有"信义"而且贪得无厌，吃到一块肥肉之后，还想吃下一块，看到中国矿产、物资丰富，恨不得全部占为已有，那些反战派们竟天真以为，承认了"满洲国"放弃东三省，就能满足日本人的胃口，换来中国的长久和平，简直痴人说梦！
战乎？和乎？
蒋介石说："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对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
"革命的战争，是侵略者失败的。日本人只能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各位同志，大家今天要有一个决定，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战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战不可。"
日晚，国防党政联席会议全体起立决定抗战。
来源：掌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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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新闻网
　　到了台湾之后，无论是陈果夫还是陈立夫，他们都深深感到，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样一个结局都是可悲的。跟着蒋介石鞍前马后一生，可以说把毕生的精力、心血和情感都投在了蒋家王朝之中，可到头来，他们又得到了什么呢？身上没有一分钱，头上的乌纱也被揭去了。
所以，他们更多的是留恋、感叹、怨恨。留恋的是他们过去的辉煌、年轻的抱负；感叹的是他们付出很多，得到的却很少；怨恨的是他们向蒋介石投之以桃，但没有报之以李，这么大个世界竟无容身之地。所以，面对蒋介石举起的“屠刀”，陈果夫只能一遍遍地唱着他的“哑巴歌”，而陈立夫也只能无可奈何地仰望着那个“活着的上帝”，而在他们的心中却涌动着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惆怅：“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　　蒋介石闭着眼睛反省，让陈果夫、陈立夫不寒而栗　　1949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海峡两岸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一边是欢庆解放，鼓乐高奏，礼炮声声，万众欢颜；而另一边，则是人心混乱，情绪低落，到处都印着失败的痕迹。陈果夫、陈立夫及他们的父亲，全家人聚集在台中市，也在败落的阴影及唉声叹气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1950年的台湾，一片混乱。蒋介石和阎锡山带领的“国民政府”退到台湾，整个台湾岛人心惶惶，到处弥漫着失败主义的气氛，陷入严重的失败与混乱之中。　　政治上，国民党大陆政权彻底垮台，败走孤岛后，各派系互相埋怨，互相争斗，矛盾更加激烈。李宗仁远走美国，蒋介石复出未久，各行政部门残缺不全，一盘散沙，物转星移，人事全非。经济上，台湾全岛面积只有3.6万多平方公里，山脉就占去了三分之二，可耕地不到三分之一，人口600万，在一般情况下，人民生活尚能过得去，现在一下子涌来200多万军民，人口压力大增，这就使经济状况本来不太好的台湾陷于生产失调、通货膨胀中。军事上，国民党军队虽还剩下60万，但都是败兵残卒，乌合之众，虚张声势有余，正式临战不足，官兵成分五花八门，而且惊魂未定，充满恐惧心理。总之，整个台湾岛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蒋介石在1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蒋介石心中明白，目前虽然偏安台湾，但尚须名正言顺。展望未来，并不乐观，暗中完全同意胡宗南的分析，美国并无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迹象。身为党政要员的张道藩后来描述从广州逃台后的心情时说：“我现在觉得一切事情都没有希望。既不能为党国力挽狂澜，也只有暂求苟全性命。希望能有一两个月的安定静养，使精神身体略为恢复或还能再鼓起勇气，为党国作最后的奋斗。如果老是这么拖下去，我真有自杀的可能。”　　许多追随蒋介石多年的党政要员们，竞相逃往海外，“自己放逐自己”。如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在被陈诚取代后，乘机潜往巴西，过起了寓公生活。政学系重要人员熊式辉和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也未同蒋一起赴台，而是滞留香港，以待时局变化，再做进一步打算。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也深感国民党无力回天，早在国民党败退前辞去广东省长的职务，偕夫人张乐怡转道香港赴巴黎“治病”，后又声称为“家庭事务”移居美国。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于1948年就同他闹翻了，赌气离开大陆，同宋蔼龄在纽约里弗代尔的自家别墅里过起流亡生活，继续在美国经营他的银行业。非嫡系的国民党要人张发奎、龙云等人害怕去台湾凶多吉少，故而举家迁港。更有许多要员逃得无影无踪。此时的国民党，真可谓树倒猢狲散。　　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进一步加剧了台湾的军事危机。国民党残兵败将自大陆撤至台湾、海南、金门、大陈、舟山诸海岛约有60万人之多。对于这些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陈诚传》的作者认为：“由大陆撤来的部队，不但不能增加防御力量，甚至还有内部的危机。”蒋介石也哀叹道：“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　　的确，未经整补训练的乌合之众，根本无法抵抗人民解放军可能对台湾岛的凌厉攻势。许多军事机构官多兵少，或有官无兵。更有甚者，官兵成分极端复杂，在职业军人中，混着从大陆裹胁着来台的农民、渔民及流亡学生。正规野战师团在海军仅有总司令桂永清指挥的海上军队3.5万人，舰艇也不过50多艘，且缺乏维修零件；空军方面为蒋介石嫡系周至柔所控制，约有官兵8.5万人，各型习机400架，实际能作战的飞机仅占总数的一半左右，但汽油储存量也只够用两个月。　　国民党陆、海、空三军的兵力，分散在南起海南岛、北至舟山群岛的万里海疆之上，战线太长，兵力分散，装备训练欠佳，供给也十分困难，海防松弛更是台湾防务的一个致命弱点。人民解放军占领大部分大陆之后，集结重兵，时刻准备渡海作战。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到台湾后的陈立夫，还想重整旧部，再张昔日雄威，但“CC”系有的留在大陆，有的逃亡海外，来台的一些“CC”派人物，有的忙于找房子安排家属，有的不想重操旧业，还有的刚从大陆逃来，心存余悸，因此一下子很难再成势力。陈立夫面对这倒塌了的乱摊子，不禁发出无可奈何的慨叹，整天在百无聊赖中度日。陈果夫、陈立夫现在所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蒋介石的表态。应当说，这种等待是很难过的，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明天是凶还是吉，但到后来，陈立夫终于从蒋介石的一言一行中看出种种不祥的迹象。　　在陈果夫、陈立夫苦苦等待和观望的同时，蒋介石却用了很大的精力去做一件让众人着急的事情，这就是闭上眼睛反思过去，思考一个与他命运攸关的问题，总结他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最后，他终于考虑清楚，睁开眼睛告诉众人，外交、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失败还不是最大的失败，最大的失败是政治上的失败，而导致政治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党的建设的失败。蒋介石依据上述失败原因的总结，确定了要对国民党实行改造的决心。为什么要这样呢？　　一是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因素是党的失败。他在国民党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时曾沉痛地说：“这次大陆反共军事悲惨的失败，并不是共匪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足够打败我们国民革命军，完全是领导国民革命的本党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之所致。”所以，为了根除上述弊端，蒋介石认为必须对国民党动大手术，来一番彻底的改造与重建。　　二是蒋介石认为国民党退台后，组织涣散依旧，派系斗争犹存。国民党内派系倾轧由来已久。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政治的最大特征，就是派系争斗。蒋介石惯用的伎俩是扩大和制造部属之间的矛盾，然后利用这些矛盾分而治之。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22年中，派系争斗从未停止过。在财政上曾有孔祥熙与宋子文之间的争斗；在军事上曾有何应钦与陈诚之间的对立；在党务方面曾有过陈氏兄弟与朱家骅之间、“CC”系与复兴社之间及军统与中统之间的相互倾轧。正如蒋介石所言：由于“党内不能团结统一，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摩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至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致全盘瓦解，彻底崩溃。”如果让派系争斗的局面继续下去，“则党必归于毁灭，永无复兴的希望”。蒋嘴上说要清除内耗现象，骨子里还是要借国民党改造之机清除异己，使台湾真正成为清一色的蒋家天下、蒋家党。　　三是蒋介石欲寻找替罪羊。国民党在大陆惨败后，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势力纷纷起来追究失败的责任。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当时也展开了“谁丢失了中国”的争论。蒋介石说在大陆的失败“主因”是党的失败。党的失败首先应归咎于总裁，问题是无人敢指责蒋介石。蒋介石为了开脱罪责，欲将失败的责任推到国民党中主管党务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头上。　　四是蒋介石要学孙中山，改造国民党使其获得新生。他在讲话中多次提到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成功。他在《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中称：“民国十三年，总理在广州一隅，北有吴、孙的压迫，东有陈逆的挟制，内为杨刘所掣肘，总理仍不顾一切，毅然着手于党的改组。今日一切条件都比那时好，所望全党忠贞同志，抱定决心，集中意志，遵循总理的遗训，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研订党的改造方案，郑重决定，切实进行，为革命复兴开辟光明坦荡的前途。”蒋介石在讲这段话时，忘了最重要的一个史实，就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之所以获得极大的成功，离不开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支持与帮助，否则其成效必定要大打折扣。蒋经国在回顾历史时，也将其父与孙中山相提并论：“总裁一如总理当年，下定了"把革命事业从头做起"的决心，改造本党。”　　五是蒋介石认为，没有失败，很难清除党内败类。他在《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中说：“要知道失败是严厉的淘汰，失败是坚强的锻炼，失败之中才有觉悟，失败之中才有奋发。”只有在失败之后，“党才能清除无耻的败类，团结忠贞的干部。也只有在失败以后，党才能检讨过去的错误，采取正确的路线。”蒋的这一观点与国民党因惨败而滋生的“忧患意识”产生共鸣，形成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改造派”，决心彻底改造国民党，使其获得新生，以便领导“反攻”斗争走向胜利。　　深思熟虑之后，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改造国民党。而且，针对党内不注重“团结”，各派系各机构之间争权不止，官员之间推诿责任的情况提出：“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淘汰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一)以思想为结合；(二)以工作为训练；(三)以成绩为黜陟。”他接受蒋经国1949年3月的提议，把国民党的整顿分为“整顿现状、改造过渡、筹备新生”3个阶段。历史的教训促使他下决心不能依靠原有党政重臣，而是要依靠以蒋经国为代表的新生力量指导国民党的改造。　　蒋介石从四川逃到台湾后，在忙于“复职总统”的同时，集中思考“改造”问题。在国民党政权逃台后的第一个圣诞之夜，蒋介石充满信心地在日记中写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近日独思党政军改革方针与着手之点甚切，此时若不能将现在的党彻底改造，决无法担负革命工作之效能也。其次为整顿军队，以求内部精纯，团结一致。”　　与此同时，蒋介石接连在涵碧楼召集陈立夫、黄少谷、谷正纲、陶希圣等人，讨论国民党改造问题。蒋介石在会上宣称：现在中央委员400余人之多，国民党若不立即进行改造，不仅见解分歧，无法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以对共产国际进行革命，而且“无异自葬火坑，徒劳无功。”　　1950年新年过后，杜鲁门实行抛弃台湾的政策，毛泽东赴莫斯科同斯大林结盟，人民解放军继攻下海南岛之后正酝酿攻打台湾，使台湾的政局更加动荡不安。大学生在校园内“扭秧歌”、事业单位“护产待变”，撤退来台的人打算再度开溜，中共地下党准备起义接收，再不拉下颜面进行改造，结局只能是“坐以待毙”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日，蒋介石正式复职，他将大陆失败的责任一概推给李宗仁，开始着手收拾残局，苦心经营台湾孤岛。蒋介石认为，台湾目前局势不稳，以前大陆的一套人事显然不适用了，要稳定人心，必须调整人事，因此，他大幅度地更换了各级行政人选。其中包括：提拔陈诚担任行政院长，以取代阎锡山；派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提拔年青的周至柔任国军总参谋长兼空军总司令，非黄埔出身的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仍由桂永清担任；蒋经国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　　对于特务工作，蒋介石依然十分重视。还在1949年7月，蒋介石就在高雄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召集人为唐纵，主委周至柔，成员有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等。其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到了1950年，“政治行动委员会”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并规定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均归其管辖指挥。实际上，这个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取代了原中统、军统的一切业务。　　紧接着，蒋介石召集2000名高中级干部发表演讲，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作了一次富于感情色彩的检讨，他说：“要不惜牺牲感情与情面，虚心接受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进行彻底改造，愿为"反攻复国"大业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听了蒋的这一番“肺腑之言”，许多国民党官员潸然泪下。20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是国民党的大独裁者，一贯以“完人”自居，如今能不顾脸面当众认错，的确能起到笼络人心与鼓动作用。　　蒋介石所进行的国民党改造，主要的不是思想整顿，而是一次人事和权力结构上的重新组合，这就势必要有改造打击的目标。这样，由于桂系与蒋介石结怨最深，所以，蒋介石自然要把改造的重点目标对准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集团。　　改造和打击的第二个重点目标就是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所把持的党务系统的“CC”系。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召开临时会议，通过了由蒋经国、张其昀起草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案》，正式决议进行国民党改造。蒋介石在会上“希望全党同志，同心协力，推动改造工作”。时隔4天，他又以“总裁”身份提出了16人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名单。8月5日，中改会通过《组织大纲》和《本党改造纲要》。蒋介石对国民党改造寄予厚望，他说：“今天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系于本党此次改造的成败。各位同志应以临深履薄戒慎恐惧的心情，同心同德相辅相成，把台湾建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蒋介石说得很轻松，但这些话对陈果夫、陈立夫来说却是相当沉重，他们仿佛有一种奔赴刑场的感觉。的确，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不想看到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为了蒋经国，也为了蒋家王朝，蒋介石考虑再三，决定向陈果夫、陈立夫开刀　　虽然蒋介石最初选定的“改造”目标是李宗仁代总统为首的桂系集团。但情况发生了变化，真正的桂系已不复存在，而一直把持党务权柄的“CC”派就成了“改造”的新目标，目的是削弱“CC”派的权力，同时为将来“传子”作好准备。这就是蒋介石实行“改造”运动的双刃剑。　　陈果夫、陈立夫清楚地看到，蒋介石就任后，在关于人事变动的所有新任命中，都没有他陈家兄弟的份。虽说陈果夫正在重病中，无法胜任工作，但陈立夫却还年轻，仅只50岁，且身体正好，可以干一阵子，蒋介石却不给予他在调整后的政权中占一席之地，这说明陈立夫在蒋介石心目中已无任何地位了。过去的“CC”派分子，一部分见陈立夫倒霉，便纷纷改换门庭，投奔蒋经国的门下，一部分无门可投的便似无娘的孩子，没有着落。而此时，陈诚、蒋经国已统一了原军人势力和团派势力形成绝对优势，“CC”派一扫而光，从此一蹶不振。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台湾岛内一片惊慌，蒋介石宣布台湾进入战时状态。6月初，“战时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宣称要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蒋介石加快了国民党改造的步伐。　　随着蒋经国、陈诚势力的逐步强大，便开始向一蹶不振的“CC”系发动总攻击，他们提出必须对大陆失败的责任进行清算。为此，蒋经国、陈诚大造舆论，认为大陆的失败是党的失败，党的失败是“CC”派的失败，作为“CC”派的首领，二陈兄弟应对失败负责。在此攻势下，清算二陈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日，在台湾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240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实施本党改造，清算“CC”派。对此，蒋介石不得不作认真考虑。他与二陈的关系虽然渊源深远，但在目前情况，他深知，要渡过难关，必须倚恃忠心的军队和美国的援助，他不能得罪军方实力派陈诚，也不能为了二陈而失去美国的援助，因为美国人对二陈，特别是对陈立夫十分反感。同时，他要将大权传给儿子蒋经国，不赶走“CC”派势力，就不能铲除蒋经国当权的阻力，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向陈果夫、陈立夫开刀。　　日，由于吴稚晖联合在台的国民党委员214人联名上书，支持蒋介石彻底实施国民党改造，加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放弃“袖手”政策，使台湾获得安全保障，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中再次搬出《中国国民党之改造案》。7月26日，蒋介石在台北某宾馆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茶话会，到会委员计150人，他当众宣布：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即将成立，该委员会由陈诚、蒋经国、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陈雷屏、胡建中、袁守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萧自成、沈昌焕、郭澄、连震东等16人组成。　　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的名单，基本上反映了蒋介石权力的分配模式是党政军搭配，均任命自己嫡系出身的人。如陈诚、袁守谦是黄埔出身，代表军队及情治系统；张其昀、谷正纲等是党团出身，代表党务系统；胡建中、曾虚白、崔书琴代表党的文宣系统；为体现地方色彩，还吸收了台籍的连震东。这批改造委员会部分人担任过蒋介石的秘书，基本上都是蒋介石的心腹。而大陆时期党政军界的显赫人物如阎锡山、何应钦、孙科、翁文灏、朱家骅、白崇禧等，一个也没有进入党务决策圈内，只是成了有名无实的“中央评议委员”。　　从事党务工作二十余年，素以蒋介石得力助手自命的陈氏兄弟，竟然未在名单中出现，有人会以为是蒋介石太不讲情面，固然不无道理，但归根结蒂，还得说因为二陈积怨太深。他们与蒋氏父子的恩恩怨怨前文已有交代且不重叙，只说他们与其他实力人物的矛盾也绝非一家两家。　　他们与台湾的另一个实力派陈诚的关系就曾搞得很僵。陈诚在大陆时常遭“CC”派指责。到台湾任主席乃至“行政院长”后，采取的一些措施，又屡遭“CC”派操纵的“立法院”非难。特别是围绕“行政院”授权问题，闹得沸沸扬扬。依照民国宪法，“行政院”应向“立法院”负责，所颁行政命令必须经“立法院”批准才具有法律效力。在李宗仁代理总统时，蒋介石为了使亲蒋的何应钦能以“行政院长”身份抗衡李宗仁，曾私下指令“CC”派掌握的“立法院”授予“行政院”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的特权。这项特权，在李宗仁赴美后，已由“立法院”开会宣布收回。1950年，陈诚取代阎锡山升任“行政院长”。陈诚组阁后表示，希望“立法院”能再度授权“行政院”，使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当时挂着“立法院长”头衔的孙科不肯到台湾来，“立法院”的工作由副院长陈立夫主持。一天，当着蒋介石的面，陈诚向陈立夫交涉此事，却被陈立夫婉言拒绝了。这对此时的陈诚来说，已是忍无可忍了，他绝对放不过陈立夫。　　陈诚亲历了国民党由兴盛而衰败的过程，曾感慨地说：“人心的力量，比飞机大炮、原子弹还大。”他在任台湾省主席，特别是主理“行政院”以后，想进行各项改革以稳定台湾局面，因而他希望其“行政院”令出有威。在遭到陈立夫拒绝后，陈诚仍不肯善罢甘休，遂以“行政院”名义致函“立法院”，要求代行许多本属“立法院”的职权。“立法院”接函后进行讨论，“立法委员”们纷纷反对，迅速将“行政院”的授权案否决。陈诚得知后，在“行政院”会议上大发雷霆，指责“CC”派从中作梗，今后“行政院长”只好让陈立夫来担任了。他声言要马上辞职，致使“行政院”立即休会。这场政坛风波闹得很大。陈诚去向蒋介石告状，建议把“CC”派的头领陈立夫、肖铮等统统抓起来，送到囚犯人的火烧岛去监禁。　　陈立夫见事情闹大了，蒋介石又偏向陈诚，就避居到台中去了，并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出国。蒋介石治理台湾要倚重陈诚，乃出面为陈诚说了一些好话，同时托卧病于榻的陈果夫转告陈立夫，准许其离开台湾。陈立夫得了准讯后，并不急于离开，还要观望观望。　　蒋介石开始紧锣密鼓，到处宣传改造是事关国民党“生死存亡”的大事。同时还有意识地向“CC”派把持的中央党部施加压力，逼其就范。鉴于总裁拒不出席中常委会，也不看中央党部的文件，6月22日，国民党中常委开会时，CC派中央执行委员肖铮提出建议：全体中常委应自觉辞职，以便让总裁实施对党的改造。中常委会讨论采纳了肖铮的建议，全体中常委集体辞职，并委派于右任、居正、邹鲁3位国民党元老去阳明山官邸晋见蒋介石，请他出席会议并指示改造方针。此时陈果夫已病入膏肓，蒋介石召见陈立夫问道：“你们兄弟俩跟我一起，为三民主义奋斗了几十年，当初没有想到会被共产党赶到这个海岛上来吧？”陈立夫摸不清他的用意，顺口应道：“确实没想到会有今天的这个局面。惭愧了！”　　蒋介石不再像一年前引退时那样暴躁，他语气平和地询问：“我不知道你对我党的改造现在有什么考虑？”陈立夫察言观色，想了片刻才说：“我是认为，大陆党、政、军三方面都应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当然由我和果夫承担。我俩就不适宜参加党的改造了。”蒋介石听了，只是淡淡一笑，没有再出声。陈立夫说这番话本来是以退为进，投石问路，见蒋介石不再说话，就揣知大势已去了。　　陈立夫从阳明山官邸退出来时，还觉得改革归改革，而自己乃是国民党的“元老”，50岁正值年富力强的时期，与蒋介石还有陈其美的一层特殊关系，无论这个党怎么改，人事如何变更，凭自己的资历和地位，至少还会有一个委员的头衔。但陈立夫想错了，俗话说，此一时，彼一时，或者说是今非昔比了。　　7月下旬，蒋介石宣布了由他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及中央评议委员名单。中央改造委员会中有10人原来在国民党中根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5人曾当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这些人不是与蒋经国关系密切，就是陈诚派的成员，只有张道藩和谷正纲是“CC”派的幸存者。两人往日曾声泪俱下地劝阻“蒋介石下野”，辛酸的眼泪总算没有白流。这个16人的小班子，平均年龄48岁，取代了原来由460人组成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成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是国民党到台湾后最年轻的领导班子。　　国民党这次改造的结果，首当其冲地解除了陈果夫与陈立夫为代表的“CC”系的“党治”大权。二陈执掌国民党党权长达20多年，权力膨胀造成了绝对的腐化，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又主持国民党中央财委，担任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董事长，大肆敛财，使国民党集贪污腐化于一身，就连与他们关系一直很好的陈布雷生前对他们也有意见，说：“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总比较清白，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一样，在抢肉骨头。他们也接收，他们也争，他们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陈布雷当然看不到，“CC”的腐败实质上是国民党的腐败。现在，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了，“CC”派便成为被攻击的主要目标，代替整个国民党，代替蒋介石负起了大陆失败的整个责任，他们被排斥在权力之外。从此，二陈在国民党中的政治生漄结束了，他们所领导的“CC”派开始成为一个历史上的名词。　　本文摘自《陈果夫、陈立夫与蒋介石》　　(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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