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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积累、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劳动收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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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我国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一直快速增长,但技能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相反,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对于这些与已有理论相悖的“谜”,本文从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视角,借助于资本与技能之间的互补效应机制对其进行了解释。本文认为,由于机器设备与技能劳动是互补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在提高技能劳动者工资的同时,也会提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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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价格扭曲、资本深化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摘要：本文将劳动收入份额与现实存在的要素价格扭曲和资本深化特征联系起来，以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象。一方面，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要素替代弹性以及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的研究，推测并观察得出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作用。另一方面，严格的计量分析也显示，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值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与利率/工资率比率成同方向变动的关系，即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人为压低利率/工资率比率）降低了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其传导途径为：要素价格相对扭曲→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欲矫正要素价格扭曲，必须加快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
　　关键词：要素替代弹性；要素价格扭曲；资本深化；劳动收入份额 　　文章编号：（1-13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初次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劳动收入占比重逐年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李杨和殷剑锋，2007；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李稻葵、刘霖林和王红领，2009；张车伟和张士斌，2010；Karabarbounis和Neiman，2014）[1][2][3][4][5]。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不仅进一步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如使投资规模不断攀升以及消费需求低靡等，最终将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模式。这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原因进行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其主要观点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第一，GDP中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所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呈现U型规律，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是基本符合这一规律的（李稻葵、刘霖林和王红领，2009；罗长远和张军，2009）[3][6]。也就是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第二，技术进步。将偏向型技术进步视为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是理解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代表性视角（Bentolina和Saint-Paul，2003；Guscina，2006；罗长远，2011）[7][8][9]。我国的一些学者也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与偏向型技术进步联系起来。罗长远（2009）[10] 　　、黄先海和徐圣（2009）[11]以及张车伟和张士斌（2010）[4]等认为，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是造成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刘丽和任保平（2008）[12]、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13]、陈宇峰、贵斌威和陈启清（2013）[14]以及王燕和陈欢（2015）[15]等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技术进步大体上是偏向资本的，因而降低了劳动收入报酬份额。杨俊和邵汉华（2009）[16]的研究发现，我国具有资本增强属性的技术进步和过快的资本深化，偏离了现阶段我国要素禀赋结构，显著降低了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姚慧泽和石磊（2014）[17]认为，在新古典分配的框架下，要素密集度差异扩大会导致要素替代弹性变大，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更为容易，这降低了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 　　第三，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变化也是西方学者解释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一个视角（Solow，1958；Kravis，1959）[18][19]。在我国，经济结构因素（产业结构、要素市场结构、产品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治理结构）也被视为引起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具体的研究有：产业结构演变（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罗长远和张军，2009；李稻葵、刘霖林和王红领，2009；钱晓烨和迟巍，2011；吴振华，2015）[2][6][3][20][21]；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存在阻力（李稻葵、刘霖林和王红领，2009）[3]；要素市场分割加剧资源错配程度（王宋涛、温思美和朱腾腾，2016）[22]；要素比价扭曲（李文溥和李静，2011）[23]；劳动力无限供给（龚刚和杨光，2010）[24]；国有富余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对工资形成的打压（陆铭和蒋仕卿，2007）[25]；产品市场垄断加剧和国有部门改制引起的劳动力市场环境改变（白重恩、钱震杰和武康平，2008）[26]；民营化（罗长远和张军，2009；常进雄和王丹枫，2011）[6][9][27]；地区间经济增长竞赛强化了资本的要价能力（罗长远和张军，2009）[9]。 　　当然，除以上述主要观点外，学术界关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原因的观点还有很多。例如，全球价值链（张少军，2014）[28]；FDI（邵敏和黄玖立，2010；唐东波，2011；钟世川，2015）[29][30][31]；国际贸易（余淼杰和梁中华，2014；钟世川，2015）[32][31]；国际生产分割的上升（蒋为和黄玖立，2014）[33]；经济发展水平（罗长远和张军，2009；常进雄和王丹枫，2011）[9][27]；政府财政支出（罗长远和张军，2009）[9]等等。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并没有形成共识。实际上，无论原因是什么，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会最终体现在对要素价格和要素数量的影响上。因此，本文将劳动收入份额与我国现实中存在的要素价格扭曲和资本深化特征联系起来，以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象。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要素市场上存在的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其作用途径是：要素价格相对扭曲→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劳动份额下降。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了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扭曲之间关系的一个简单理论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实证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和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对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机理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五部分是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1）是根据张军、吴桂英和张吉鹏（2004）[39]以及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所用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 　　运用上述数据，我们对（5）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1（括号内为t统计量）。同时，我们也运用估计结果计算了不同时期的要素替代弹性参数，结果见表2。 　　显然，上述研究结果与现有的很多研究成果相吻合。王宋涛和温思美（2015）[40]认为，虽然学术界对我国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尚存在争议，但总体而言，更多研究认为中国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例如，张明海（2002）[37]、袁富华和李义学（2009）[41]、陈晓玲和连玉君（2012）[42]、张月玲和叶阿忠（2014）[43]以及王宋涛、魏下海、涂斌和余玲铮（2012）[44]等。 　　2.我国的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程度 　　在我国，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产品的市场化已基本完成，但是要素的市场化却严重滞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各级政府出于对经济发展和政策干预目的，仍然保持着对各种关键要素资源的配置、管制权和定价权（蒋含明，2013）[45]，导致要素市场价格与机会成本产生偏差或背离，即要素价格扭曲。 　　关于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度量，根据上文理论分析可知，除了可以通过现实的利率/工资率比率（r/w）来观察外，还可以从要素价格扭曲的定义出发，通过比较要素的边际产出和现实中的要素价格，直接测度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根据上文的实证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的要素替代弹性σ大约等于1，由理论分析可知，在这种情况下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会很大。因此，我们的研究主要关注20世纪90年代后要素替代弹性σ>1的情形。 　　下面，根据DisK=MPK/r、DisL=MPL/w以及DisKL=DisKDisL=MPK/rMPL/w，我们将测度我国年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价格绝对扭曲程度以及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程度。在测算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MPK=Y/K1+[（1-α）/α]（K/L）ρ和MPL=Y/L1+[α/（1-α）]（K/L）-ρ时，除了需要产出Y、资本K和劳动L的数据之外（见表3），还需要对要素替代弹性参数ρ以及资本密集系数α进行赋值。根据上述估计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ρ值大约在-032―-027之间，其均值大约在-03左右，这符合大多数学者认为σ在1―2之间的结论。因此，取ρ为-03。同样，根据上述估计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α值大约在057―088之间，均值大约在073左右，因此，取α为073。然后，根据以上公测算我国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数值，如表3所示。其中，测算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以及要素价格扭曲程度时所用的各年产出、资本和劳动力的数据为上文实证研究中各省数据的加总；利率和工资中年的数据来自于王宁和史晋川（2015）[46]，年的数据是根据其方法测算。 　　表3中的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价格绝对扭曲都呈现出负向扭曲（DisK=MPK/r>1和DisL=MPL/w>1），但比较两种生产要素价格绝对扭曲程度后发现，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更为严重（王希，2012；陈彦斌、马啸和刘哲希，2015；王宁和史晋川，2015）[47][48][46]，即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值大1（DisKL=DisKDisL=MPK/rMPL/w>1）。 　　其原因在于：从理论上讲，政府既可以干预劳动的价格，也可以干预资本的价格，但是，由于劳动力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劳动者本身，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效用判断进行流动，这就决定了劳动是一种相对富有弹性的生产要素，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性给劳动者定一个低于均衡价格的工资，势必引起劳动力资源的流动，也会引起劳动者的抵制而不具备可行性。因此，国家对要素价格干预的着力点主要就落在资本要素上（黎精明和郜进兴，2010）[49]。干预的结果是，不仅使我国资本要素价格一直处于低估的状态，管制利率水平处于市场均衡的利率水平之下（李程，2015）[50]，其中年中国的一年期实际贷款利率平均只有2%，远低于理论上应达到7%的实际贷款利率水平（陈彦斌、陈小亮和陈伟泽，2014）[51]，而且，人为压低资本使用成本形成了资本相对劳动更加便宜的价格扭曲格局，导致我国利率/工资率比率呈现出不断降低的趋势（见表3）。 　　3.既定要素替代弹性下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之间关系的推测和观察 　　根据理论分析和上述研究的结果， 　　我们推测，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我国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的情况下，人为压低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将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这符合理论分析中的第一种情形。 　　下面，我们将分别用DisKL和r/w作为衡量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程度的指标，来观察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之间的关系。利用表3中的数据，我们画出了年我国的DisKL以及r/w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散点图和散点拟合线，如图1和图2所示。通过图1和图2可以发现，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值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而与利率/工资率比率成同方向变动的关系。这个观察结果与上述推测相吻合。 　　当然，上述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种推测和直观观察，这种关系是否真的存在，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二）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之间关系的计量分析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除了受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的影响外，学者们认为还有很多因素也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例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民营化、政府财政支出以及全球化等（罗长远和张军，2009；常进雄和王丹枫，2011）[6][9][27]。因此，本部分的实证研究也将对上述因素予以考虑。因此，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至此，我们通过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对技术进步要素偏向的影响，打通了要素价格相对扭曲至资本深化以及劳动收入份额的传导途径，构建了一个包含要素价格相对扭曲、技术进步偏向、要素投入结构变化（资本深化）以及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为我国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实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即，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人为压低利率/工资率比率）诱使我国各经济部门倾向选择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导致资本深化，进而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其传导路径如图6所示。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从CES生产函数出发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扭曲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要素价格扭曲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但其影响效果依赖于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其次，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要素替代弹性以及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的研究，推测和观察了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人为压低利率/工资率比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作用。更严格的计量分析也显示，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值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与利率/工资率比率成同方向变动的关系，即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人为压低利率/工资率比率）降低了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再次，探讨了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人为压低利率/工资率比率）降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传导途径：要素价格相对扭曲→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上述分析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正常的资本深化使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符合U型变动规律，但在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的情况下，由于要素价格扭曲引致的过度资本深化以及劳动收入份额过快下降，必须予以矫正。而要矫正要素价格扭曲，就必须加快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 　　首先，要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要改革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让市场在资本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利率市场化是金融市场化过程的关键。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利率的机制，使得利率的水平及其风险结构、期限结构由资本供求双方在市场上通过反复交易的竞争来决定，让资本价格充分反应资本实际供求状况。同时，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对金融市场的干预，特别是改变政府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在投融资市场上的差异性对待，减少对国有经济部门的低利率贷款、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减少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歧视性待遇，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的平等投融资，从而矫正资本使用价格人为压低而造成的要素市场扭曲，使资本价格向合理的区间回归。 　　其次，应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要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消除区域、行业和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推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特别是使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面对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变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以及国有经济部门的劳动力价格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的现象，矫正劳动力市场价格的扭曲。 　　总之，必须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由市场决定要素价格，诱导各经济主体根据市场均衡价格调整其要素使用方式和技术进步路径，遵循比较优势合理配置资本/劳动比率，改变初次收入分配中倾向于资本的现象。 　　参考文献： 　　[1]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7（6）：14-26. 　　[2]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经济研究，2009（3）：27-41. 　　[3]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经济研究，2009（1）：70-82. 　　[4]张车伟，张士斌.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与问题――以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为视角[J].中国人口科学，2010（5）：24-35. 　　[6]罗长远，张军.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9（4）：65-79+206. 　　[9]罗长远，张军.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9（5）：25-35. 　　[10]罗长远.比较优势、要素流动性与劳动收入占比：对工业部门的一个数值模拟[J].世界经济文汇，2011（5）：35-49. 　　[11]黄先海，徐圣.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成因分析――基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视角[J].经济研究，2009（7）：34-44. 　　[12]刘丽，任保平.工业化进程中实际工资的变化：技术进步偏向视角的分析[J].经济评论，2008（4）：29-34+43. 　　[13]戴天仕，徐现祥.中国的技术进步方向[J].世界经济，2010（11）：54-70. 　　[14]陈宇峰，贵斌威，陈启清.技术偏向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再考察[J].经济研究，2013（6）：113-126. 　　[15]王燕，陈欢.技术进步偏向、政府税收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J].财贸研究，2015（1）：98-105. 　　[16]杨俊，邵汉华.资本深化、技术进步与全球化下的劳动报酬份额[J].上海经济研究，2009（9）：10-17. 　　[17]姚慧泽，石磊.要素密集度异质性差异、要素替代弹性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J].上海经济研究，2014（7）：52-61. 　　[20]钱晓烨，迟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地区差异[J].经济学动态，2011（5）：40-46. 　　[21]吴振华.产业结构调整下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路径[J].财经科学，2015（10）：123-131. 　　[22]王宋涛，温思美，朱腾腾.市场分割、资源错配与劳动收入份额[J].经济评论，2016（1）：13-25+79. 　　[23]李文溥，李静.要素比价扭曲、过度资本深化与劳动报酬比重下降[J].学术月刊，2011（2）：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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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第 卷第 期
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劳动收入份额
以江苏省为例
石 磊,姚惠泽
复旦大学,上海
摘要:从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角度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率进行分解,可发现资本深化一方面通过提高劳动
边际产出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又通过资本收入份额和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压低了劳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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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作用,未来江苏省应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延长人: 红利期限。
关键词:劳动收入份额;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深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自 开始,中国经济开始由供给不足向需求不足转变,此后中国经济一直饱受需求不足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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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占比测算理论基础和方法的讨论
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占比测算理论基础和方法的讨论——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冯志轩　　内容提要：本文批判地回顾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占比的讨论，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劳动报酬占比时存在问题和缺陷。之后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这一问题时的思路，给出了探讨劳动报酬占比的替代性的指标和方法，利用这一指标重新分析了中国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动趋势，认为中国劳动报酬占比在2002年之前呈现上升趋势，2002年之后开始经历剧烈的下降；同时对比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这一指标，认为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剧烈下降与国际整体环境相关。　　关键词：劳动报酬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国民收入核算　　作者简介：冯志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　　　　一、引言　　近年来，按照国民收入统计，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呈现持续下降状态，这引起了中国舆论对劳动报酬占比的普遍关注和讨论，理论界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也一改过去一段时间沉寂的状况，开始涌现出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从多个角度对现实和理论进行了分析，比较主要的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从纵向上探讨国民收入下降的趋势是否存在以及下降的原因。比较重要的有白重恩、钱震杰(2009)[1]的分析，这一文献探讨了统计口径变化对于劳动报酬占比波动趋势的影响，认为即使存在统计口径的影响，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仍然存在；并在对劳动报酬占比统计数字进行调整的基础上分别从农业和工业两个方面分析了劳动报酬占比波动的原因，认为产业结构变动、垄断水平提升和国企改制是影响劳动报酬占比变化的主要因素。罗长远、张军(2009)[2]使用趋势分解的方法对劳动报酬占比的波动进行分析，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加剧了劳动报酬占比的波动，产业结构变化和产业内部变化在中国并没有加总成为“卡尔多事实”。白重恩、钱震杰(2010)[3]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趋势进行了分段考察，认为年期间，中国的有偏技术进步引起劳动份额上升，但是产业结构变动中和了这一趋势，使得劳动份额在这一时期保持稳定；而年这段时间，金融部门尤其是银行部门的扩张、赋税水平的上升引起了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产业结构波动加剧了这一情况，而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趋势，国有企业改革在两个时期起了相反的作用，在前一时期促进了劳动份额的增加，在后一时期则引起了劳动份额的下降。　　另一方面的探讨主要是从横向的国际比较上入手，华生(2010)[4]在用SNA标准对我国劳动报酬比重数据进行调整的基础上作国际比较后认为劳动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得出我国的劳动收入比重并不低的结论。李稻葵等(2009)[5]基于世界各国劳动收入的比较及一些发达国家自身的历史趋势，提出了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U型相关的假说，并通过检验认为中国处在这一假说的路径之上，但目前还处在U型的下行区间。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个问题已有的文献从许多角度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这些文章大多数都是直接从指标本身的变化出发考察引起这一指标变化的原因，没有对劳动报酬占比这一指标的理论背景进行探讨。而实际上基于SNA核算体系的劳动报酬占比这一指标本身并不具有直接的理论意义(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做更为详细的考察)，从而也不能直接成为一个政策目标，那么针对这个指标直接的探讨就会显得非常乏力。另外，以上的文献无论是现象还是原因的探讨，大多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前提，而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则非常少。后面我们会看到实际上正是后者导致了前者。因此，我们希望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考察劳动报酬占比的指标，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的探讨。　　二、新古典经济学视角的根本局限　　任何的实证工作都是受到一些预先设定的理论的影响，证据的收集是为了检验假说成立与否。[6]因此对于任意一个实证工作而言，必须要有足够的理论背景。但是我们很遗憾的看到，在劳动报酬问题方面，中国大多数的研究都默认SNA体系下劳动报酬的统计数字理论上的合理性，直接探讨指标变动的原因或者这个指标与其它问题之间的联系，这种讨论不能说是无意义的，但是至少是存在缺陷的。在考虑与劳动报酬相关的问题之前首先必须要问，劳动报酬这个现象到底反映了什么？如果我们的回答只能是“经济中依靠劳动所取得的收入”(而不是像问利息是什么时回答是生息资本依靠所有权取得的剩余价值或者货币的时间价值那样)的话，就只是一种同义语反复，并没有提供给我们比这个名词字面意思更多的信息；那么即使我们通过数据获得了劳动报酬与其他现象之间的某种相关性，也没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其所蕴含的社会经济关系，而只是停留在统计联系的层面。[7]　　我们认为，研究中出现上述问题实际上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理论原因的。首先目前世界上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的SNA体系是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而其中与我们问题有关的收入法GDP核算更是直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当中，收入分配问题本身处在一个并不重要的位置，只是资源配置的一个附属结论，劳动报酬确实就仅仅是依靠劳动获得的收入而已。但是我们认为，使用新古典理论作为这方面讨论的理论基础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1.理论基础的问题　　第一，新古典的收入分配理论缺乏讨论的空间。如上所述，新古典框架下，劳动报酬也即工资是资源配置的一个附属结果。根据经典的理论，工资由劳动的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共同决定。而劳动的供给函数是根据外生的劳动者对于闲暇和财富的偏好决定的，归根到底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而劳动的需求函数则是根据厂商的生产函数来获得，本质上是一个外生的技术问题。因此在这个框架下是一种机械决定的技术关系，制度等重要的问题没有进入视野，从而无法很好地理解与劳动报酬相关的复杂现象。一些文献试图在新古典的框架内加入被新古典经济学已有的分析忽略掉的因素，例如Acemoglu(2000)[8]在分析中加入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认为与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不同，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会引起收入报酬的变化；Bentolina、Saint-Paul(2003)[9]在分析中加入了产品市场垄断；Blanchard(1997)[10]，Bentolina、Saint-Paul(2003)将劳动力市场垄断因素引入分析。这些文献都试图关注一些新的因素从而将劳动报酬的波动引入新古典模型，但是他们实际上仍然只是引入了一些市场不完全方面的因素，并且都视这些因素为对完全竞争均衡的偏离，因而分析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并且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这些理论在实证上也遇到了麻烦。　　第二，这种分配理论实际上是要素价值理论在分配上的应用，而这一理论的最重要工具生产函数目前尚无法绕过异质资本的加总问题，加总异质资本依赖利息率，利息率本身需要资本总量才能得出，因而就成为了一个循环的论证，这就从根本上影响了这种理论的逻辑一致性。　　2.现实测算的问题　　除了理论基础，在对现实问题的讨论当中新古典的分配理论也直接表现出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　　首先，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价值，那么对于任何资本与劳动结合起来的产出就必然分为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那么针对个体生产者、农户这些劳动者直接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就会产生核算的困难，即如何将这些生产者的产出劈分为资本收入和劳动报酬。目前主要的方法有Johnson(1954)[11]的方法，Gollin(2002)[12]提出的OSPUE度量法和Bernanke，Gukaynak(2001)[13]提出的计算的OSPUE度量法。而对于个体生产者产出劈分方法的选择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分析所能够得到的结论。例如Bernanke，Gukaynak(2001)和Gollin(2002)的研究在使用OPSUE劈分方法对各国的数据进行计算之后认为各国的劳动报酬比例没有显著差别；而李稻葵等(2009)[5]的研究在劳动报酬随经济水平变迁的过程中将农业产出全部算作劳动收入，得出了劳动报酬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U型相关的结论。[5]这种相反的结论实际上是由于相比于进行了劈分的Bernanke、Gollin，李稻葵的设定导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变化将会非常剧烈地影响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其次，前面提到Acemoglu等人试图将之前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偏向技术进步、不完全竞争等因素引入分析里来解释现实中劳动报酬的波动趋势。而这种扩展的实证分析则遇到了生产函数无法与现实对应这一根本性问题。由于常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设的是常产出弹性，所以一般针对要素分配的实证研究使用CES生产函数。但是根据Blanchard(1997)[10]的估算，经验估计上CES函数的参数σ=1，从而实际上退化回了C-D型生产函数，因而劳动报酬应该是不变的。这将使前文提到的各种扩展分析失去其现实基础。　　3.政策取向的问题　　新古典框架下要素占比是基于资源最优分配的一个结果，任何试图改变这个结果的努力将会导致资源分配偏离最优，所以没有理由直接将这个指标作为目标。即使我们关心貌似与这个概念紧密相关的收入公平问题，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中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收入公平也可以依靠再分配，而不是初次分配。因此关注收入公平的政府更应该将精力放在再分配之上；①而从根本上来说，作为一个技术性的结果新古典经济学下的劳动报酬概念并没有为规范分析提供足够的空间。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野下的劳动报酬　　既然新古典经济学在论述劳动报酬方面缺乏讨论空间和解释力，那么我们下面转换一下分析的视野，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提供哪些独特的贡献。　　我们主要考虑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分配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条件的分配，具体而言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配；二是产品的分配，也就是我们平常意义上的初次分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配决定了产品的分配。资本所有者依靠资本所有权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劳动者出卖其劳动力获得劳动力价值，而劳动力价值等于生产及再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工资也即所谓的劳动报酬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但是劳动力价值绝不是像字面上表现出来的那样是机械的决定的，如果仅仅按照字面上的理解，工资实际上就仅仅体现了必需消费品生产者之间的劳动和交换关系；而根据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工资的最低限度由生理因素确定，而最高则以劳动者创造的全部价值为界，而在这个巨大的空间之内工资运动的轨迹实际上是由与利润的相对运动来进行解释的(而这种运动又是与制度等社会诸多因素互相影响的)，因为工资实际上体现了生产过程中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相对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价值分割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利润率的变动成为工资变动的重要原因，工资本身要通过与之互相对立互相依存的利润来得到解释，而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是机械决定的。[15][16]因而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具有新古典所不具有的诸多优势：　　第一，马克思的劳动报酬理论不再仅仅将视野局限于市场交易行为，而是将整个社会再生产纳入理论体系，工资不是由一个简单的讨价还价行为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社会的再生产水平决定，并且受阶级力量对比、制度、道德和社会风俗习惯等一系列因素影响的。因而这个框架具有非常广阔的讨论空间，同时也更加贴近现实。　　第二，马克思的劳动报酬理论还具有新古典经济学所没有的历史观和历史的解释力，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劳动要素报酬的工资是一个永恒的概念，这就使其丧失了对于历史的解释力。而马克思的理论当中劳动力价值是一个建立在劳动力买卖的基础上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范畴，这样就可以合理地解释工资这个概念的历史。[16]　　第三，这一理论同时对于现实也有新古典经济学所不具有的针对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产品分配和收入公平之间关系不是主流经济学中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之间机械的划分与隔离。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所有制决定产品的分配，而分配则通过社会再生产不断再生出维持这种所有制的阶级关系。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根本上是阶级的不平等，所有制、初次分配、再分配是一个紧密的链条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可以分割开的两个阶段。而且工资也更加紧密的与宏观经济现象相关联，利润率对于资本主义积累而言至关重要，而这种积累是决定资本主义增长和波动趋势的关键因素，因而处在与利润相对运动之中的工资对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波动的分析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16]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理论的深度、广度还是现实的针对性和解释力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具有非常好的表现，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将会获得对于现实更深刻的认识。　　四、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劳动报酬占比核算　　上面的部分我们已经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劳动报酬的理论进行了简要的探讨，现在我们开始着手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理论依据重新计算和讨论与劳动报酬相关的指标，并在这些指标的基础上，就目前关注较多的中国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趋势以及与国际相比劳动报酬占比是否过低这两个问题做一个简要的讨论。　　在核算过程中，我们主要用到Shaikh的马克思主义国民经济核算理论，所以这里进行一个简要的介绍。Shaikh的理论直接基于马克思的理论，Shaikh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分为四个类别：生产、分配、维持社会秩序的活动和个人消费。在这四类活动中只有第一类活动是生产性的，其余三类都属于消费活动，除了个人消费，分配和维持社会秩序属于社会消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性活动这个范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上述四类活动各自又可以细分为以利润为目的的活动、以收入为目的的活动和以使用为目的的活动；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只有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活动才是生产性的。[17]　　(一)中国劳动报酬占比趋势的核算　　现在我们开始结合马克思和Shaikh的理论对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进行核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讨论给出与劳动报酬占比相对应的政治经济学核算指标的基本要点，并讨论中国近年来这些指标的基本趋势。　　我们在这个部分以及下面关于指标横向比较的部分全部使用投入产出表进行计算，这主要是基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由于我们要对国民收入在不同行业和不同用途上进行比较细节的调整，而只有投入产出表的数据细致程度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但是由于每两期投入产出表之间的间隔较长，所以使得我们只能比较粗线条的描述时间趋势，由于我们更加关心长期的趋势，所以投入产出表还是基本能够满足我们要求的。　　在计算劳动报酬占比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去除一些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被认为是非生产性的但是在SNA体系下被认为是生产性的行业，比如政府部门、金融和租赁部门，根据Shaikh的理论这些部门被称为“第二部门”。这些部门本身是不创造价值的，它们所谓的增加值实际上来自于本来已经被核算过的其他部门，因而将这些行业纳入与国民收入相关的核算是一种错误②。　　我们既然是要讨论劳动报酬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核算劳动报酬这个范畴存在的行业——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而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劳动报酬实际上对应了可变资本的范畴，可变资本需要同劳动力相交换来实现价值增殖，因而只有在主要使用雇佣劳动进行生产的部门才存在劳动报酬的概念。在中国，农业主要是农民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并使用自己的劳动进行生产，这里就没有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分，整个生产也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收入进行生产，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对于资本主义来说也就不是生产性的。与之类似的，家庭劳动甚至不是为了收入而劳动，而是为使用价值而劳动，所以就更不存在劳动报酬这一概念。因此在核算过程中就有必要把农业和与家庭劳动相关的一些行业从核算中去除，这样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劳动报酬的核算③。这样也就解决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讨论劳动报酬问题时的一大难题也即劳动报酬和资本收入的劈分问题，农业和家庭劳动根本就不存在劳动报酬这一概念，也就完全没有劈分的必要；这也避免了中国2004年农业劳动报酬统计口径调整带来的麻烦；同时也解决了家庭劳动和隐性经济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劳动报酬占比的统计准确性，因为大多数的家庭劳动和隐性经济都是不具有劳动报酬这个范畴的。　　我们可以按照上面的论述，将调整后所剩行业的劳动报酬比上这些行业的增加值，初步得到一个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报酬占比指标，结果如表1和图1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在2002年以前，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总体上来说是上升的，但是在2002年以后出现了非常剧烈的下降，甚至直接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这个指标对中国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动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刻画，但是这个核算是存在很多问题的。首先一点，仍然存在一些看似是雇佣但是实际上雇佣关系并不成立的部门，这种部门名义上有工资这一范畴但是工资并不代表劳动力价值，其本身也并不是为了创造剩余价值而存在，这样的行业主要表现为教育行业，所以需要在核算中将这个行业剔除。其次，使用劳动报酬比上总价值这个指标的分母存在一些问题，总价值包括了不变资本即中间投入和固定资产折旧，而不变资本并不是新增价值的一部分，不涉及新增价值的分割，从而并不处在分配问题的核心上，并且在中国这个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国家，资本有机构成应该是不断提高的，而不变资本本身在总价值当中所占的比重又最大，因而C比重提高的趋势可能直接影响劳动报酬占比的趋势，高估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程度；另外总价值当中还包括了净生产税，这尽管涉及到国民收入的分配，但是并不处在工资利润相对运动之中，也不应该包括在讨论之内，而其对于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则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如前所述，劳动报酬的变动趋势最根本的要在工资与利润的相对运动中去理解，那么要排除不变资本和税收的干扰同时抓住劳动报酬变动的核心，使用劳动报酬与利润和劳动报酬之和的比作为劳动报酬占比的核算是最为妥当的方式。下面我们将以这种新方法计算的指标称为调整的劳动报酬占比。计算的结果如表1和图1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和第一个指标的结论基本上吻合，但是波动幅度比上一个指标要小，尤其是年下降幅度明显要小，说明这期间不变资本的低估作用占了主导。　　我们在这里对比一下使用SNA体系所得到的劳动报酬占比与我们的指标所得到的趋势有哪些不同，SNA体系下的劳动报酬占比如图2所示。　　　　图1劳动者报酬/总价值、调整的劳动报酬占比趋势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投入产出表》()。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计算的指标得到的趋势与SNA下的指标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SNA体系在1994年至2003年劳动报酬占比比较平稳，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这与政治经济学核算体系下劳动报酬自1992年开始至2002年的显著增加有明显的区别，说明从本质上来说这个时期分配是逐步倾向于劳动者的，但是SNA核算体系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倾向；而2002年之后尽管两种核算指标都体现出了劳动报酬下降的趋势，但是SNA体系下的下降趋势不像政治经济学核算体系下所体现的那样剧烈，低估了分配偏向资本的程度。　　　　图2SNA体系下的劳动报酬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接下来，我们计算一下政治经济学当中有关收入分配的传统的统计指标剩余价值率与调整的劳动报酬占比指标进行对比，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考虑了非生产性部门、非雇佣部门的影响，在剩余价值率的计算中我们所需要做的就只是对流通部门进行调整，由于流通部门的增加值是生产部门剩余价值的转移，所以我们在计算过程中需要将劳动报酬中流通部门的劳动报酬去除，加在剩余价值(在核算中具体体现为利润)上，计算的结果如表1和图3所示，图3中同时展示了其与劳动报酬与利润和劳动报酬之和的比进行了对比。　　　　图3剩余价值率　　数据来源：《中国投入产出表》()。　　从图3中我们可以看到，剩余价值率的趋势与劳动报酬占比的趋势是非常一致的，当然这主要是由于商业部门在经济中实际比例很小，所以调整并不会在实质上影响我们的结论；但同时也说明我们的指标比较好的刻画了政治经济学中收入分配理论的基本内容。　　(二)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与国际的对比　　在考察过中国劳动报酬占比时间上的趋势之后，现在我们考虑利用我们的指标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劳动报酬占比进行对比，讨论我国劳动报酬占比是否过低的问题。　　在这个部分的计算中我们仅仅考虑调整的劳动报酬占比这一个指标。因为如前面所述，劳动报酬与总价值的比存在一些问题，并不是一个比较本质的统计量。而剩余价值实际上和调整后劳动报酬占比差别不大。同时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问题，我们仍然使用投入产出表作为数据的来源，而为了统一统计口径，我们统一使用OECD提供的各国投入产出表；而在国家的选择方面，由于OECD提供的投入产出表的限制，我们可以选择的国家比较有限，但是我们在其提供的数据中尽可能将不同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国家都包括进来，这样的比较才能得出比较有意义的结论。　　按照调整的劳动报酬占比指标的计算方法，我们在计算的过程中去掉了农业、家庭劳动、政府部门、教育、金融、房地产和租赁业。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农业尽管在中国是属于没有劳动报酬范畴的部门，但是很多国家农业是普遍使用雇佣劳动的，这里之所以去掉主要是考虑到统一统计口径的问题，这样可以集中分析工业和服务业当中的分配问题，否则根据具体国家的情况而定会引起结果的混乱和不可比较；并且在我们选择的国家都是以工业为主的工业国家，农业占增加值的比重并不高，所以去掉之后不会对结论产生重大的影响。　　计算的结果如表2和图4所示：　　　　从上述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劳动报酬是比较低的，在2005年以前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近年来的迅速下降，2005年的劳动报酬占比已经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水平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劳动报酬占比确实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但是这种关联也不是绝对的，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并没有使得劳动报酬不断上升，反而呈现先上升再迅速下降的态势，其原因何在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同时我们还发现，与中国类似，大多数国家在2000年之后劳动报酬占比都呈现了下降趋势，因而中国的劳动报酬下降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与国际大环境相关联的。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的不断扩展不可避免的会引起工人阶级势力的下降和分配倾向于资本，但是在这当中，中国的趋势仍然是值得注意的，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速度大大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警惕的趋势。　　五、结论和展望　　本文首先批判性的回顾了作为SNA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劳动报酬方面的理论和实证上的研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劳动报酬问题方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针对性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劳动报酬的一系列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上存在很大的优势。并结合Shaikh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核算理论提出了异于SNA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报酬占比指标，利用这一指标核算了中国年中国劳动报酬占比的趋势，认为年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是在稳定上升的，说明分配是不断倾向劳动者的，而在年则出现剧烈的下降，分配形式出现了重大的逆转。同时利用这一指标将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对比，认为总体来说，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与发达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在2000年之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高水平，但是2000年之后则下降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　　本文主要是一个核算方法的探讨，因此没有能够进行指标变化背后更深入地理论探讨，但是在对指标的核算和初步对比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世界范围内分配开始倾向于资本，但是为何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得更为迅速？是什么引起了中国年劳动报酬占比如此迅速的下降？同时为何2000年之前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可以显著地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这些问题的探讨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利用正确的理论为基础的核算指标确实可以发现一些核心的问题，并且我们可以期待利用指标背后正确的理论我们可以更好地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　　注释：　　①尽管也有部分研究探讨初次分配与收入公平之间的关系，如Daudey，Garcia-Pennalosa(2007)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都是专注于计量分析，并没有从新古典框架下合理地解释这个问题。[14]　　②对于这种错误更进一步的论述请见Shaikh(1996)[17]。　　③但是由于中国42部门投入产出表没有单独标明家务劳动这一方面，所以在本部分暂时不考虑家务劳动，在下一个部分我们会进行相应地处理。　　参考文献：　　[1]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经济研究，2009，(3)：27-41.　　[2]罗长远，张军.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9，(5)：25-35.　　[3]白重恩，钱震杰.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J].世界经济，2010，(12)：3-27.　　[4]华生.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的严重误读[N].中国证券报，(A21).　　[5]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经济研究，2009，(1)：7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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