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经济学家：当代经济学在中国
发布人：&&&&审批人：&&&&点击数：0&&&&发布时间：
日，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在北京举办成立大会暨首届思想中国论坛之际，我们联合第一财经日报、凤凰财经在北京、上海、杭州、厦门、香港、东京、纽约、伦敦等世界各地对基金会的二十多位学术委员及顾问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专访。此次专访，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希望了解在中国研究经济学理论的意义、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困境以及学术委员对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在培养人才、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等方面的建议。 一、在中国研究经济学理论的意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已经发生而且仍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既有的世界经济版图正在被失衡的世界经济构架撕裂，而我国也正处于二次转型与改革战略选择的重要历史关口。在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迫切需要和增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值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成立之际，国务院参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教授就基金会成立的背景、宗旨、计划开展的公益活动等一系列问题接受记者采访。谈到在中国研究经济学理论的意义时，夏斌教授谈了很多他切身的体会。夏斌教授说：“美国危机后，我对创新当代经济学的想法逐渐形成。记得在2009年，我曾和刘鹤同志谈过，当前经济学的困境和所处时代相关。现在世界正处于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周期，很多情况变了，有些经济理论满足不了情况的变化。需要创新新思想、新理论来解释。”夏斌教授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现象正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现象，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需要大量的人去钻研理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应组织一股社会力量，去引导一些人，尽管不是全部，也不是大多数，起码要让一部分人沉下心来，去做纯理论的学习。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林毅夫教授指出，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适应性，在发达国家适用的，拿到发展中国家来讲不一定成立。因为条件不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更何况发达国家本身条件也是不断在变化的，它的理论也是不断在变化，因此研究中国经济理论非常有必要。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不仅是要帮助我们认识我们为什么落后，而且是要根据这种认识来制定政策，来让我们国家能比发达国家能快速的发展，所以有必要根据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现象去总结提出新的理论来。 林毅夫教授特别指出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会逐渐转移到中国。他举例说：“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最大最强的经济体，使发生在英国的社会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解释英国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就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学者接受过最重要的理论。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也就从英国转到美国来，只要中国继续维持一定的快速的经济增长，成为最有影响的经济体，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会逐渐转移到中国来，而且也将会出现不少世界级的大师。” 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发起人之一李韦森教授就中国理论经济学研究谈了他的看法。他指出，中国经济理论基本上还处于引进的一个阶段，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体系也开始用现代经济学指标。但是我们的经济理论应该说贡献还不是太大，但是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的主流经济学遇到这么大的挑战，我觉得是我们应该着眼未来，希望是支持新一代，或者未来的经济学家来研究基本经济理论问题。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樊纲在采访中表示， 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争论较多，自然而然地大家形成一种学术氛围，西方经济学家很享受思想争论的一些乐趣。而我们国内经济理论目前所处的阶段，做理论的人相对比较少，象牙塔形成的比较小，争论相对就少一点，我非常希望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的成立能够促进更多的年轻人献身于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不仅仅是进行政策讨论，不是进行浅层次的争论，而是真正进行一些纯理论基础理论的一些研究，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能够进一步发展。 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许成刚教授从当前国内外经济理论研究的资助角度出发，他认为中国经济学理论仅从形式上去支持交流作用不大，这是因为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交流渠道都是畅通的。而中国经济理论的实证研究差强人意，其主要原因是实证研究需要很多经费开支，如果有一个基金会有很清楚的指导方向，专门朝着实证研究投入力量，尤其是对年轻人，这对于中国理论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许小年结合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现状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除了制度，主流经济学没有把它纳入分析的框架，还有一个也就是对于创新的研究，我们讲的斯密的增长，它是资源重新配置所带来的效率提高，但是斯密没有谈创新问题，谈创新问题的是熊彼特，但是熊彼特是奥地利学派，现在也被边缘化了，也没有进入到主流经济学，我们如何根据中国经济的实践，能够把经济增长中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素，非常重要的创新，把它纳入到主流经济学里来，这个我们会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张曙光教授认为，经济学应该说还是理论还是思想，没有思想光有工具是不解决问题的，现在的这个好多文章，分析工具不错。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最大的进步是工具方法的进步，而思想上没有多大进步的成绩，而真正要有的仍然是思想。 二、经济学所谓困境和挑战 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跨越式发展，我国已告别以满足温饱为目标的生存型发展阶段。但经济快速增长中积累起来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与世界经济的复杂变化错综交织在一起，使我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经济学存在挑战，也确实需要发展，需要根据新的经济变化、新的事实的出现来丰富和发展经济学，弥补过去经济学的不足。 夏斌教授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与物理学、数学等其他科学比较，才二百多年历史，不像物理学、数学有那么长的历史，是个相对较不成熟的学科。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穆勒到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等，都在纷纷写教科书，而且内容变化不小。这些书都在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语言”去解释经济现象。可以看出，经济学仍是一门不成熟的科学，还在发展中，存在不少的争议，面临发展中的不少困境和挑战。夏斌教授指出，现实经济社会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而是个混合经济。以混合经济为研究对象，作为原理性的教科书，当代主流经济学是一大缺陷。就经济学在全球范围看，这也是最大的挑战。对当代经济学发展的机遇，他表示，要多关注非主流学派的思想，现在一些非主流学派思想很活跃，有不少亮点，这是理论创新选择中的机遇。 林毅夫教授针对目前的现状指出，经济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特别是随着新的经验，新的现象的出现而发展。互联网、独立式发电、第三次革命等等一定会推动经济学的发展。根据新的现象的出现不断发展的过程，也还是随着新的现象的不断产生，不断有新的分析，大家不断综合、融合，使得我们对经济行为，对经济现象，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世界经济史学会秘书长、当代经济学基金会马德斌教授认为，中国现在对经济学的研究，在引进西方当代经济学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怎么样把它能够比较好地本土化，特别是怎么样给它赋予一个比较长远地指导我们的实践和进行长远战略规划，我们欠缺的还很多，归根结底是我们还没有一套适合我们发展路径的理论体系，理论会先于实践给予我们经济发展和努力的方向。很多时候大家看到的是1978年以后的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但是很多理论的东西其实很早就开始了。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是可以从历史当中寻找佐证的。目前国内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比较缺乏经济史的背景，或者经济学说史这个背景，我们对意识形态重视不够。我也希望我们基金会能够对经济史这方面多关注一点，目前国内好的学生很大比例的选择在国外读博士，这是国内人才培养最大的问题。 许成刚教授认为经济学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类的行为决策。他认为对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真的没有预料，也并不是真的没有帮助。之所以2008年应对得要远远超过1929年，这其实本身是经济学的帮助。经济学并不是对这次金融危机完全没有预料，只不过经济学是一个非常宽的领域，在这个非常宽的领域里面，有非常多的不同声音，所以有预料的那个声音和有帮助的那部分的理论，在经济学里占的比例很小，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注意。这也是基金会以“鼓励理论创新，繁荣经济科学”为宗旨，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的意义所在。 浙江大学副校长、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罗卫东教授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指出：“经济理论研究应当保持多样性、多元开放，促进互动，促进真正的学术争论，而不是互相封闭。这也是我加入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一个重要的考量。” 三、学术委员对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的期望 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成立在即，思想中国论坛也将于9月12日在北京举行。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及顾问对基金会的成立表达了他们的期望和祝福。 林毅夫教授：“很高兴我们现在有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我想这个基金会的成立，它应该扮演几种方面的作用：第一，是鼓励大家深入了解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转型当中的经验，从这种经验当中去了解它背后成功跟失败的道理，然后总结出推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根据发展中国家，根据我们自己的现象，提出的这么一个新的理论创新，鼓励这样做。当然了，在做理论工作上，大家都是瞎子摸象，大家都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自己的认识和经验来提出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个理论交换、交流的平台，所以我希望当代经济学基金会能够起到鼓励大家深入研究。第二，希望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可以成为一个交流的平台，大家可以对同样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解释，大家可以争论，我想只有在这种交流、争论过程当中，大家才能把这个现象看得更清楚。第三，我希望它还是一个推广的平台，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否认更多都是从西方引进的，然后在中国传播的。我希望我们将来有根据中国自己的认识总结出来，提出的理论，然后这个理论可以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交流，这个理论也可以跟发达国家交流。 樊纲教授：“特别希望我们这个基金会真正在今后能促进、鼓励、扶植更多的年轻人来献身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献身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对人类的共同的财富，经济理论的发展，以一种求知欲，以一种好奇心，以一种探索真理的这样的精神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来充实我们人类经济行为的认识，促进社会和整个人类更好的发展。” 许成钢教授：“我们面对着非常基本的挑战，因为中国的制度和西方的制度有非常大的不同，面对这个非常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西方的学者往往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当他不了解情况的时候很难认识深入。简单的照搬一个模型过来就会搞错，那么怎么面对中国的问题呢？那你第一就是一定要先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在科学的基础上抽象，能够在弄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建立起跟中国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这部分工作既是巨大的挑战，又是极其巨大的机会。做实证研究尤其需要资助，我希望基金会用这个钱一定用好，实质性地推动中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繁荣经济科学。有这样一个基金会会非常有帮助。” 许小年教授：“现在发现经济学越来越模型化，有些甚至脱离实际。这是目前主流经济学的一大弊病，这个主流经济学的弊病是受美国影响很大的一个后果，美国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过度强调它的数学工具和定量分析方法，以至于不能够模型化的一些重大的经济问题被主流经济学忽略，甚至是有意遗弃了理论创新，创新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课程，但是在主流的文献中为什么创新如此之少？原因不是因为创新很重要，而是因为创新难以写出数学模型。创新越是难，就越要重视。我想这是也应该是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的初衷之一。” 最后，我们想引用夏斌教授对基金会的期望作为结束语，以此与中国的经济学人、青年学者以及在经济学理论研究道路上不断探索的有志之士共勉。 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的宗旨是，“鼓励理论创新、繁荣经济科学”。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准备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一切有利于中国学人纯理论创新的，都给予尽力支持。当然，饭得一口一口吃。还得分短期任务和长期目标。长期目标或者说理想目标，就是在繁荣人类经济科学的道路上，应有中国人的声音、中国人的足印。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目标能不能达到，绝不是一个渺小的基金会能做到的。但我们虽然渺小，愿意尽绵薄之力，愿意去感动更多的人来支持这项事业。 来自《社科网》
学术信息中心
宏观背景资讯
用户服务中心
电话：027-
传真：027-
地址：武汉大学文理学院老外文楼2楼
Copyright 2011 -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网站访问量已突破经济学什么内容都可以研究吗？ - 知乎2595被浏览135851分享邀请回答9214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25832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查看更多回答9 个回答被折叠（）黄海洲：经济学家关键在于认识和观察问题角度_学界动态_财经纵横_新浪网
黄海洲：经济学家关键在于认识和观察问题角度
.cn 日&13:40 新浪财经
　　　　由人大经济学院、人大财政金融学院和梁晶工作室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之二――现代经济学教育：共性传承与个性彰显研讨会于3月18日在人民大学举行。图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黄海洲教授。
　　由人大经济学院、人大财政金融学院和梁晶工作室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之二――研讨会于3月18日上午8：30-12：00在人大明德主楼举行。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以下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黄海洲教授演讲实录：
　　黄海洲：首先感谢人民大学邀请我参加这个很有意义的会议，我觉得中国经济学教育
在这些年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国内在经济学教育方面，林毅夫教授所做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梁晶工作室在经济学出版方面的贡献也是非常令人赞赏的。
　　我理解我为什么是最后一个发言，我是的特聘教授，但是兼职的，其他的发言者都是全职教授。我现在的全职是巴克莱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今天前，我不知道是先有需求，还是先有供给。今天的观察告诉我是先有供给，后有需求，而且需求是不足的。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研究，还有金融市场一些同仁的研究，逐渐提高对学家和经济学教育的需求。
　　我想从需求方面谈几点看法。大家都是培养经济学家的，我是应用经济学的，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和国际市场的问题。从需求方面看，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需求方面，经济学教育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林毅夫教授刚才也说了，本科生教育要教他们怎么样看问题，研究生教育可能要重视政策上的问题，还有对大的事实的观察。我非常认同这样的观点，从需求方面看，这是非常值得推荐的模式，就是大的事实要清楚，对大的问题的观察视角要清醒，对政策的把握力度要清晰。尤其是中国的问题。很多跟政策有关系的，中国的特性也表现在中国的政策方面。
　　我在清华教银行与金融机构方面的课，我告诉学生，要想成为银行家和经济学家，最难的就是认识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但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观察问题的角度没有看对的话，做的数学模型再漂亮，可能也是垃圾。
　　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关于历史、哲学等方面的问题，大家也认识到了重要性。实际上国外也有好的成功经验，比如说英国牛津大学的PPE项目，即政治、哲学和经济学培养计划。在国际金融机构里，世界银行、IMF和WTO，牛津大学PPE培养出来的人占了重要的地位。另外就是伦敦经济学院。从需求方面讲，我非常赞同林毅夫教授的观点。
　　第二，关于中国经济共性的问题也很重要，中国经济的增长非常迅速，实际上过去五年最精彩的故事就是中国。中国的故事也非常的复杂，不容易讲清楚，在这方面世界经济学家和国内的经济学家做了很多的工作，林毅夫、胡鞍钢等教授都做了很重要的贡献。在金融市场上讲，我需要经常把中国的精彩故事讲给我的客户听。比如说中国所谓的双轨制，外国人也不容易明白。经济学本身是一种提供分析逻辑的方法，从共性上讲的话，是可以把中国复杂的问题讲清楚的。中国经济的增长，我觉得可能有三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第一是市场化(Marketlization)，第二是城镇化(Urbanization)，第三是国际化(Globalization)，可以称为MUG模型。我后来发现，用类似于MUG模型这类非常简单的语言，可以把中国的情况讲清楚。
　　市场化把经济里刚性的东西降低了，增加了经济的灵活性，显然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只要是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人，这一点能讲清楚。另外是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很清楚，城镇化的过程必须伴随工业化，收入的增长自然带来经济的增长。
　　另外是国际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既有大量的进口，也有大量的出口。中国在国际原材料市场是最重要的进口国家，在石油市场成为第二个最重要的进口国家。中国的出口影响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并降低全世界的通货膨胀。中国的出口帮助了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这对中国也有利，对国外也有利。我每次演讲的时候都带一个中国的茶杯(MUG)，茶杯是陶瓷(China)做的，在美国和英国见到的茶杯也经常是中国制造的(Made in China)。我的MUG模型只是抛砖引玉，类似比较简练的东西，可以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精彩的故事抽象出来，用简单的语言讲清楚，这即是经济学中的共性。
　　大家也提到了华盛顿共识，实际是强调了三方面，一方面是资本账户的开放(Liberalization)，另外是私有化的问题(Privatization)，第三是政策的稳定(Stabilization)，用英文可以缩写为LIPS。类似的简单模型可以把复杂故事讲得清楚，这些都是共性的东西。
　　共性的东西，我的理解，是可以用经济学的逻辑语言和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的复杂问题，帮助我们用简练的语言把中国复杂的问题给国外的人讲清楚。
　　第三，我认为中国经济确实有很多个性的东西。我们从国际金融方面看一个中国经济的个性问题。中国经济在过去五年里，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25%，而美国贡献50%，可以说全球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美中两个国家决定的。虽然美中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中心，但是国际金融里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目前讨论的最大问题就是全球失衡的问题，全球失衡问题是不是重要，当然重要。比如说美国第四季度经常账户赤字超过其GDP的7%。全球180几个国家里，只有28个国家全年的GDP大于美国一个季度的经常账户赤字，如果以美国全年的经常账户赤字来算的话，全球只有包括美国在内的九个国家GDP大于美国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这对美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多人也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共性的问题，也不是个性的问题。对中国而言，国际金融最大的个性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国际金融过去五年发生最大的事，不是全球失衡(失衡早已存在，也将继续存在)，而是全球的原材料市场价格猛涨。最大情况是过去五年里有国际财富大转移，财富从中国，从亚洲国家转移到石油输出国，转移到俄罗斯，转移到巴西、阿根廷。所以说巴西、阿根廷和俄罗斯都提前还了IMF的贷款。财富的转移给中国带来的效应是什么呢？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面临的外部环境在恶化，这是中国应该注意的问题。
　　我很高兴李稻葵教授回到清华大学发起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中国个性的问题，也是国际体系里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这样的问题如果研究清楚了，对中国非常重要。实际上，我觉得从中国大国崛起的角度出发，对这类个性的问题要有相当的重视。
　　林毅夫教授对中国经济学发展充满了希望，我自己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充满期待。中国名义的5%的GDP却贡献了世界25%的经济增长。在大的投资银行的经济研究中，如巴克莱，他们只考虑四个区，分别是美国、欧元区、日本和中国。在未来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里，会有大量的对中国经济学家的需求。我希望供给方能提供更好的产品。我也希望21世纪最好的产品里，包括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人。谢谢大家！
【】【】【】【】【
】【】【】【】
　相关链接
(18日13:37)
(18日13:17)
(18日13:09)
(18日13:07)
(18日13:04)
(18日12:46)
(18日12:40)
(18日12:37)
　黄海洲其他文章
　新浪财经版权其他文章
电话：010-4　　　
Copyright &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新浪公司　&>&&>& > 正文
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的自满与逃避
作者：加尔布雷斯
发布时间：
来源：开放时代
字体：&&&|&&&&|&&
经济学家和专业性自满的经济学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自现代经济学诞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在面对社会经济问题时不时表现出的冷漠和自满。作者并指出这一现象根源于经济学家们希望赢得掌声、唯恐出现争议的天性。由于维持商界信心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之间存在着逆相关的关系，为促进经济良性运行所采取的维护穷人利益的政策必然会在短期内激起富裕的商业界的强烈争议。出于避免争议的考虑，经济学家们大多选择了逃避。
Abstract： Modern economists have recurrently demonstrated both self-conceit and cold detachment. Thi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is because economists want applause and fear controversy. As there is inverse correlation between commercial confidence and the fundamental benefit of capitalism， policies in favor of poor people will necessarily provoke strong repercussion from the rich. To avoid controversy， many economists choose to remain silent and while away in their complacency.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发生前，经济学在美国已经能开展正规的教学和研究并引导公众意见，是一门声名显赫的学科。哈佛、哥伦比亚、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加州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都是经济学的重镇。一些经济学家在全国享有盛名，比如哈佛著名的教授，曾参与关税制定和战时物价调节的陶西格（F. W. Taussig）；从德国来到哈佛的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哥伦比亚大学的韦斯利·米契尔（Wesley C. Mitchell）；还有耶鲁的弗雷德·费尔柴尔德（Fred R. Fairchild），他与弗尼斯（Furniss）、巴克（Buck）合写的教科书为好几代本科生所使用，是让学生们觉得枯燥乏味至极的书。全国各大学和学院里还有其他一些经济学家，虽然声望不及以上人物，但也颇受尊重。在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和德国，经济学家也同样享有盛誉。
　　大萧条开始自1929年秋天，持续了十多年，直到年间靠扩大军费支出才得以告终，其造成的伤害几近于内战这一美国历史上最令人痛苦的事件。而在美国人的社会记忆中，它留下的伤痛则是最强烈的。每当经济前景不甚明朗时，美国民众就会惊恐地追问：“又会是一次萧条吗？”那些年的产出——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三分之一。那时农民仍然人数众多而声势浩大，但他们迅速陷于破产，大量财产化为乌有。到三十年代中期，按当时的市价，所有的农场都资不抵债。确切地说，美国农业已经破产了。四分之一左右的劳动力失业，那时尚没有失业保险。直到1933年，才出现增加就业机会的努力，也直到那时，才开始有组织地向贫困人口提供援助。然而就像现在处理城市危机时那样，那些声隆望重的人仍然秉持其一贯原则来看待贫困化问题。他们认为，即使让很多人经受苦难和绝望，这也远比破坏个人管个人的事的原则要好。
　　厄运并非只降临在穷人身上。到1933年3月末，九千家银行关门，大约十万其他工厂和商家倒闭。到三十年代中期，破产已不再只是弱小企业的噩梦。无数大银行、公用事业公司和铁路公司被施以破产监管或濒于破产边缘。纽约的美联储主席已经注意到，社会上小银行的倒闭引起的效应虽然可以就事论事地看，但对纽约大银行所面临的危险则不能等闲视之。
　　除少数几个例外，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都对这一灾难报以专业性的超然和平静。当被要求提出建议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警告说，这一“未曾尝试过的试验”可能存在有危险，但他们忘了试验通常都具有这一特点。要么他们又会着重强调通货膨胀的危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美国曾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价格差不多翻了一倍。德国、奥地利以及中欧的一些国家，货币的购买力暴跌，这对那一代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中很多人后来移民到了美国。就像人们都知道将军们习以为常的那样，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也特别留恋于他们过去打过的仗，他们采取了通货紧缩政策，在年间，批发品的价格指数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
　　那些年里，有人还特别强调，耐心也是一个重要的治疗手段——要是已经获得了固定收入的终身教职，这一疗法就更显轻松了。哈佛的熊彼特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告诫尤为有力。他们断言，只有纠正了失调，排除了导致萧条的毒素，萧条才可能结束。
　　有时他们也会组织起来反对采取行动，或者支持无所作为。1933年秋，在普林斯顿的埃德温·甘末尔（Edwin W. Kemmerer）的号召下，这一专业里的许多较有名望的学者们聚在一起反对货币和财政政策上的试验。一年多以后，几个哈佛经济学家又联手对新政的经济试验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这些活动的不仅有老教授，还有那些尚在积极争取获得终身教职的年轻教员。不过，那个时代经济学界最普遍的气氛是那种优雅体面的学院式自满。教授们仍只关注在经济理论、货币银行、统计学和经济史方面像以往那样进行教学、研究和写作。在各大名校中，很少有关于大萧条的起因和对策这样令人紧张的研讨班，专业杂志上也少有这样的讨论。1934年（或者是1935年）的某个时候，罗斯福回到哈佛与他的几个儿子以及儿子的朋友们在本科生俱乐部吃饭。当他穿过街道时，学生们向他高呼着“开除塔格韦尔”。这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从经济学教育中所获得的最重要的东西：在行政部门供职的经济学家中，塔格韦尔（Rexford Guy Tugwell）是最著名的行动主义者，因此也受到最多的非议。
　　在这种弥漫的气氛中也有一些例外，他们是经济学专业中的怪人和异类。许多大学的校园里都有这么一两个人——通常是男学者，偶而也有些女学者——会不断地追问，为了减轻萧条带来的灾难，国家应该做些什么？在地方层面上又应该做些什么？就某个具体问题又应该做些什么？农业和劳动经济学家，因为常常与其当事人打交道，所以很容易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这却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学术声誉。在学术上，他们只能算是二流人物。在威斯康星大学，受约翰·康芒斯（John R. Commons）的影响，诸如失业保险、利用率管制和税收之类的问题广受关注。很多人认为威斯康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在其他地方，有两个人明确提出了要用他们开出的药方来对付萧条。其中一个是耶鲁的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另一个是剑桥大学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也曾在伦敦从事过各种活动。费雪极力主张通过降低美元的含金量而着意扩张货币供应量。凯恩斯则强烈要求政府通过借入资金来积极地扩大开支。当时名重一时的经济学家都非常讨厌这两个人。《纽约时报》在1933年认为，“几乎没有必要费口舌的是”，虽然费雪和凯恩斯的思想“在公众面前存在了很久，但两者都不见容于经济学和金融领域内大部分人的共识。”凯恩斯、费雪和康芒斯一样，都是那个时代少数几个至今仍没有被遗忘的经济学家。天行有常，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时那些冷漠地坐守着自己名声的人为他们的自满付出了惨重代价。只要那个年代的思想史中还会提及这些事，他们那种悠然自得的消极态度就会被报以轻蔑和嘲讽。
　　我之所以回顾这段历史，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中，冷漠和自满的倾向又出现了。政治家和公众，特别是经济学家，应该知道这是我们这个专业正常的周期性现象。能够被理解并不意味着能轻易地被谅解，不过还是有机会赶紧做出补救的。
　　在大萧条早期的自满之后，经济学界进入了一个兴奋活跃的时期。在三十年代晚期、战时以及战后，包括整个艾森豪威尔时期，经济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创新。面对以往的经济学大师们日益明显的沉默和无能，经济学界做出了大张旗鼓的回应。标志性的人物当属凯恩斯。其总体观点就是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政府应该也必须做些事情来提高或者是维持生产和就业的水平。这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由于战争以及这些年里国民经济核算帐户（National Accounts）——计算专门的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以及消费和商业的支出与储蓄总量——的发展和应用，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职事，这进一步推动了讨论的深入。几乎同时，人们对应该怎样克服失业和萧条，以及如何衡量这两者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不过，这个专业里最有名望的那些人，除了已故的哈佛大学的汉森（Alvin Hansen）等少数几个外，都继续对此无动于衷。正是那些不太出名因而也不大担心名誉受损的人，促成了凯恩斯革命。
　　那些处事圆滑且懂得自我珍重的人谨言慎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积极推动政府采取新政策的人，比如塔格韦尔，都受到了强烈的谴责。最常见的抱怨来自商人，他们认为经济学家损害乃至破坏了信心。有些批评针对的是具体的措施，比如当1946年的《就业法》还在拟议中时，全国制造业联合会就委托通用汽车公司的经理唐纳森·布朗（Donaldson Brown）提出指控。这个法案的罪责有：强化政府管制，侵害私人企业，使联邦的行政权力过度膨胀，并使联邦的开支和对商业企业的投资合法化，推行社会主义，既不切实际又不可行，使政府承担了过多的责任，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过错。因而没有一个谨慎的学者愿意与这样一种为非作歹之举有任何干系。
　　但是最严厉的指责还在于美国人对商业的信心受到更广泛的影响。美国人的商业心理是一种极为脆弱的玩意儿，它将所有的变化都归咎于不正当的意识形态目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具有类似规模和财富的群体像美国的商业经理们这般缺乏安全感。唯一能让他们感到宽慰的要么就是降低税收，要么就是什么也不做。无论谁赢得大选，他们都希望也要求政府这么做。但是，经过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一直进入到六十年代后，这种无为带来的后果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对商业界自身来说也是如此。于是人们对此发起了攻击。经济学家们扮演了这一充满争议的角色。相当及时地，那些比较有安全感，内心也容易接受外界影响的管理者们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药方。
　　在那些勇于创新而又敢于担当的经济学家们的努力下，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经济获得了成功。到1968年底，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庆祝了自身取得的成就。那些言词当时并不觉得怎么特别，现在回想起来却是非常的精妙：
　　我们国家已经连续九十五个月实现了经济增长。无论就内在力量之大，还是就持续时间之长而言，这一繁荣昌盛的景象在我国的历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已经避免了使我们一再偏离增长和发展轨道的周期性商业萧条……我们也不再将经济生活看作是一个无情的起伏不定的潮流。我们不再担心自动化和技术进步会剥夺工人的工作，相反，我们认为这反倒让我们生活得更充裕。我们更不会再将贫穷和失业看作是我们经济领域里永久性现象……
　　自从1946年通过了历史性的《就业法》以后，我们的经济政策就一直在对衰退和繁荣中的警讯做出回应。到六十年代，我们已经选择了一个新的战略，旨在防患于未然——即维持繁荣，在衰退和恶性通货膨胀变得尾大不掉之前就消灭它们……
　　同时，我们已经为今后的经济增长建立了坚实的基础。①
　　这些话意味着我们所害怕的事又回来了——经济学又一次自祝自贺，又一次沉浸到一种陶陶然的气氛当中。当此之时，已有各种证据清楚地表明，曾经如此灵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如今带来的既不是通货膨胀，也不是失业，而是两者顽固的结合。此后十年的历史就是明证。只在1972年总统选举前的一小段时间里这种通货膨胀和失业相结合的滞胀才有所减轻，而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指责说，这不过是为了赢得大选而用未来几年更大的麻烦换来的短暂的喘息机会。经济学家们再也不提什么“维持繁荣，在衰退和恶性通货膨胀变得尾大不掉之前就消灭它们”之类的话，也不再说贫穷和失业不是“我们经济领域里永久性现象”了。
　　1977年，吉米·卡特入主白宫，他任命了五位具有最高专业水平的经济学家进入内阁，担任实质性工作。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代替了法学学位，成为从事公共管理这门“科学”和“艺术”工作的基本执业许可证。之后的两年里，失业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失业率仍然很高，通货膨胀却越发恶化。很明显，这些才华横溢之士是在经济学这门“沉闷的学科”历史上最沉闷的时候当权的。
　　事实上，经济学家们还陷入了另一轮的大衰退中。就像在大萧条时那样，这一专业此时简直无聊乏味得要死。但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气氛也不全都是冷漠而无动于衷。有一些积极的学术讨论指出，为了维持价格和工资水平，应该设立税收激励和惩罚机制，而这一政策需要政府提出——事实上是强制设立——一个标准来限定增长的幅度。这一讨论不可避免地使人想到别的一些东西，包括指导和管制。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和一些年长的经济学家都毫不怀疑地认为，现今通行的对付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办法是无用的。但更常见的反应是消极被动的。吸引经济学家注意力的，还是美好时光里那些鸡零狗碎的课题以及对这些课题不厌其烦的精雕细凿。或许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既有框架已经不起作用了，但是人们还在教授那一套，华盛顿官员的口中也还是那一套，因为毕竟，它曾经有效过。让经济学家，也让非经济学家们理解为什么这般情形会循环出现，这是非常重要的。这般情形的根由，要到经济学专业的知识社会学中去找。
　　对经济学的知识社会学讨论，首先要从经济学家们渴望获得掌声的天性本能开始。这一本能当然决不是我们专业所独有的，而且这一本能的存在，也与学者们希望避免激起和同行争议的愿望有关。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把它放在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实下加以考虑，即对于什么有利于经济运行常常充满着争议；而那些常常被大多数人称赞为维持了商业信心的——这里我的措辞是比较谨慎的——往往都不利于经济运行。我们大家都已经听说过现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都应该知道当前最大的矛盾就在于此。在一些重大时刻，经济学理解了这一矛盾，而在另一些经济学处于低谷的时期，像最近，它就没能理解这一点。
　　在二战中以及战后初期那段最富创造性的时期里，在华盛顿，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激起商业界的敌对是件有益的事。在大学里也一样。罗伯特·赫钦斯（Robert M. Hutchins）曾注意到，作为芝加哥大学的校长，经济学专业的任命是他必须面对的最具风险的事。顺便多说一句，他和他的继任者做出了很好的选择，从而减少了这种风险。而当经济学家远离了争议而进入一片赞成声中，他们的建议就不仅仅是毫无价值，而且比这更遭，已然成了确凿无疑的破坏。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除非那些身处责任岗位上的经济学家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否则他们提供的服务必定具有破坏性。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我打算称之为规则的事实主要来自于我对商业界的深深厌恶。其实不然。与我的许多自由派朋友不同，我很早就对美国的商业体系有很好的理解。很多自由派希望拆散那些大公司——现在美国有一两千家大公司，占据着美国私营部门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我不会这样主张。一些保守的经济学家也同样反对各种行业协会。而在我看来，这些与大公司一样，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中的一部分。我不仅希望看到这一体系能够存在下去，而且我的这一实质上属于保守派的信念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我希望这一体系能够运行。而能运行，它才有了能存活下去的最基本的依据。我只相信，就像过去的经验所昭示的，经济学家面临一个非常清楚的选择：他们可以在短期内受到欢迎和称赞，但长期来看却是失败的；或者虽然短时间内充满着争议，但长期来看却取得了成功。我忽略了第三种可能，即短期和长期来看都没有什么影响。这无需特别说明。
　　无论是颁布有效的政策来发展经济，还是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抑制膨胀，争议都无可避免。政策越是能够成功地给那些急需的人提供收入，就越是能够成功地推动经济发展。因为这些人获得收入后，很快就会全部花出去。此外，这些政策对减少社会冲突也很有用，虽然人们花了很大力气想去展示相反的情况，但收入仍然是最有效的治疗贫穷和由贫穷引起的不适的一剂良药。不过那些为商业界代言的专业经济学家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富人们支持的政策，那些对维持商业信心最有利的政策，却往往总是那些能够让比较幸运的群体获得最高税后收入的政策。
　　针对通货膨胀的政策也是如此。那些对定价自由和收入有所限制或约束的政策都会受到严厉地抨击，并被认为非常不利于商业信心的维持。但是在这样一个有大公司和强大的行业协会存在的世界里，还没有哪项政策既能够成功地对付通货膨胀，又不会对商业自由——比如定价和收入的收付——有所限制。所以一个成功的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必然会引起激烈的争论——并且对维持所谓的商业信心很不利。发出警告并且让警告为人所知的能耐与商业地位和收入密切相关。这些商人的声音能够很好地为人们所听到，而穷人们则不然。在当代的政治经济学中，将富人们的意见，尤其是那些商界代言人的意见，误认为是大众的意见的倾向非常强大。我还要另具别文讨论这一点。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释我的观点。全面削减个人所得税，并以同等的幅度降低公司所得税，而同时减少福利支出以作为补偿，这是用来支持商业信心的最常见的办法。这一举措因具有激励效应而受到了商界专业代言人的称赞。1978年，当减税政策像往常一样还在拟议中时，华尔街日报就以值得佩服的直率指出商业界的预期反应：
　　如果没有受到那些不正当的理论的影响，全面减税是非常值得尝试的。关键是要让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值中更多的部分留给自己，而减幅最大的部门将产生最大的效应。如果减税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经济中那些最有天赋，最有才能，也是最有技术的生产者的回报的话，那比不减还要糟糕。
　　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先生走得更远，他和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同为在经济问题方面给福特总统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所以，唉，他也得对福特总统的失败负责。格林斯潘认为减税仅限于公司所得税，这样才能最好地维持商业信心。我们美国人是一个友善的民族。我们甚至毕恭毕敬地听从那些卓有成就的政治灾难设计师们的话。
　　然而，虽然赢得了称赞，这些减税政策却并没有对商业产生积极的作用。减税并没有对现代的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形成激励效应，而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重要商业人物。这是因为组织的道德责任已经要求这些驯服的组织人尽心尽力地做好生意，并且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这些减税措施没有直接影响到消费者支出和商业投资。如果利润前景很好的话，根本不需要依靠减税来鼓励投资。如果利润前景不好的话，减税也不能让它们变好。就像过去减免税收的实际经验显示的那样（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对此适时地做了报告），减少个人所得税最初产生的效应是大幅度地增加了储蓄，如此储存起来的收入没有用来购买产品。虽然有人持相反的看法，但现代商业投资的进行完全与储蓄的多少无关。只有经济良性运行——就业充分，需求旺盛——才能推动这些资金的进入。削减福利开支虽然赢得了一片赞声，但肯定会降低需求。
　　相反，一个积极培训和雇用穷人、黑人和年轻人的职业计划，或者一个在他们没有工作时向他们提供收入的计划——这多少会对他们的灵魂造成损害，但毕竟对他们的身体有好处——会对商业界的信心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如果政府资助大城市的人，而不是农民，过上至少是安全和可以忍受的生活，也有同样的效应。通过联邦拨款来降低城市对递减税的依赖也是如此。加州首先在13号提案中对财产税问题做出强烈反弹就肯定了这一点。②而兴建和修复市中心的贫民窟的工作尤其有这样的效应。采取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广泛的影响是非常理想的：经过这样的分配，钱能够很快进入流通领域，因为那些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是1。这对滞后的经济产生影响将是整体性的，因为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被储蓄。
　　这一措施还有另一个优点。人们已经注意到，现代失业是高度结构性的。一方面很多领域和行业劳动力短缺，另一方面少数族裔，没有工作经验的人，妇女以及城市里少数民族聚居区里的一些人却没有就业机会。前面提到的那些是到目前为止能够为那些急需工作的人提供帮助的最好的办法。即使能够对各个不同的收入群体都实行税收减免，减税也会增加业已严峻的就业市场的压力。那些专门针对失业工人的政策——用目前令人讨厌的行话来说，是目标导向型（targeted）政策——初始时对疲软的劳动力市场会有些作用。结果，比起那些给富人提供好处的政策来说，它不会那么容易引起通货膨胀。
　　在维持商业信心和促进资本主义在未来的发展之间还存在进一步的逆相关关系。如果一份稳定的收入能够让穷人、黑人和年轻人都非常关切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那么没有人会对这一体系的长治久安产生怀疑。近来有很多关于纳税人发动抗议的议论。在高收入阶层中是不会出现那种带有原始暴力性的革命的。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李世同（Walter Wriston）和加布里埃尔·豪格（Gabriel Hauge） 的革命冲动能够被加以克制。但是对于那种贫民窟中的愤怒，人们就不能如此乐观了。
　　所以控制通货膨胀和抑止失业都会引起争议，也都会对商业信心造成损害。但是要公然地倾向于其中的一种也不那么容易。通货膨胀意味着放松公共管理，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人们对此既爱又恨。公开支持失业的人稍微多一些。技术型的经济学家们一般都强调维持失业的“自然水平”，他们和《财富》杂志的编辑们一样对政治后果不做任何考虑。就像纽约市立大学李曼学院（Lehman College）的罗伯特·莱卡奇曼（Robert Lekachman）提到的，很多人已经认识到，少许的忧虑能够更好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或者让他们更顺从，或者两者都能实现。但是在不存在终身职务的政府部门，还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支持失业。所以，考虑到既要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又要避免争议，并减少任何有效的补救措施都有可能引起的对商业的不利影响，经济学家们只能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寻找各种天才式的逃避的办法。事实上，这就意味着用假装行动来代替真正的行动。
　　在大学里，找到逃避的办法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的。就像三十年代那样，人们仍然可以埋首于既往的研究，而将通货膨胀和最近与之相联系的失业看作是与自己具体的专业毫不相关的事。由此所谓专注于科学研究就成了这种逃避态度的理由。我们同意，科学家应该是超脱的，不应该为现实考虑所左右。所以凭良心说，一个经济学家也可以拒绝入世，并以从实际事务中解脱出来为荣。在公共生活中，用假装行动来代替真正的行动有很多不同的技巧，其中有平庸的计划，也有精心的欺骗。
　　现代最具迷惑性的就是福特总统对“现在就消灭通货膨胀”（Whip Inflation Now—WIN）纽扣的发明和发放。它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它的意图显得非常诚恳，即试图去建议行动，而不会出现由采取行动而招致的争议和痛苦。官场上的——有时候也有官场外的——经济学家一般都更喜欢比较精细复杂的办法。
　　最初也是最受欢迎的逃避法是声称货币政策有某种至今尚未发威的魔力，既能够稳定物价，同时又可以保证低失业率。如果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或者其他人真能够实现这一结果，那么很难相信他的这一新发现会这么久不被采用。
　　第二种逃避法与政府管制有关。1974年福特总统召集了一批经济学家来打击通货膨胀，争议最少的看法就是要减少“不必要的管制”，以此来促成物价稳定。卡特总统身边的经济学家们也由此受到了启发。对管制有什么好处或许存有争议，但将所有有争议的商业管制都废除了，在半个世纪里，消费价格指数也没有改变哪怕半个百分点。对此，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知道的。
　　第三种逃避法是承诺恢复经济中的竞争性——事实上是重建一种经济结构，从而使既有的财政和货币补救办法能够有效运行。在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后，自由派经济学家们要求制定反托拉斯法来治疗通货膨胀。这是那些智枯计穷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将资方代表和劳工代表拉到一起，在华盛顿销硝烟弥漫的房间里就价格和工资政策达成协议，这是最近为刺激经济而设计的计划。这种协商是一种孤立而没有配套措施的努力，没有得到政府认真的支持，只不过是对宪法规定的自由集会权利的运用。
　　最精巧的逃避办法是向工会和公司双方施加道德压力，从而使他们一方降低对工资的要求，一方放慢价格的增长。被媒体披露后，这一逃避办法获得了认可。福特总统成立了工资和物价稳定委员会（Council on Wage and Price Stability），装模作样地要采取行动。除了言论自由，他们什么权力也没有。在随后的民主党政府里，先是罗伯特·斯特劳斯（Robert Strauss）的政治能力，接着是阿尔弗雷德·卡恩（Alfred E. Kahn）博士的管理热情，使得人们对这一机构采取行动的幻觉越发增强。他们设置了工资和物价增长可以被接受的限度，但对那些超出限度的，却没有任何惩罚。这本该引起争议。或许这标志着公众对这些举措的看法正有所改进，除了那些直接相关者，人们并不对他们抱什么期望。而那些相关者则被认为不是在为结果而工作，而是在为薪水而工作。或许这更合理吧。
　　最后，人们不断动用预测的办法，以此作为对行动的替代。每个月，在发布通货膨胀和失业数字的时候，都会宣称第三季度会更好。新闻舆论对这一借口非常宽容，对其加以及时报道，就好像这是真的一样。
　　人们看到，爱好舒适的经济学家现在的地位很尴尬。冷酷而坚硬的事实是：正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带给我们的，不是在难以接受的通货膨胀率和难以接受的失业水平之间做选择，而是将这两者结合在了一起。③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只有那些异常勇敢或者说鲁莽的人，才会说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承受通货膨胀和失业两者的结合，并顺利地生存下来。我们中所有的人都期待着情况有所改善。很快就会看到，寻求逃避的各种技巧，虽然还常常被使用，但已经走到尽头了。我们这个专业的人现在就只剩下这样一种能力了：如果在政府任职，他们就能够使自己相信，命运已经如此明智地把他们安排在这里，所以不做任何努力，命运也将继续对他们予以拯救和恩赐。保守派经济学家，如果足够古雅的话，是有理由坚持这种神学信念的；充分就业均衡是保守主义信条的关键，而无为是实现这一均衡的方式。而自由派经济学家则一定会认为他们才是上帝的选民——就像我常常说的，上帝是凯恩斯派民主党人。
　　所有现代工业国都陷入这样一种专制局面。总体来说，大公司、行会和许多个人已经逃脱了市场的规制，掌握了控制自己收入的权力。这一权力的运用抬高了物价。当用正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去打击这一上扬的势头时，抑制的是生产，而不是价格。而生产的萎缩又带来了就业的下滑。等失业变得非常严重，失业率达到了不景气的界限即百分之十甚至更高的时候，失业和通货膨胀就并存了。德国、瑞士和奥地利通过全国范围内的集体协商，对收入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将收入增长限定在了使物价能够维持平稳的范围内。英国也在向同一目标努力。美国也必须要承担起这一令人不快的任务。这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世界。当担任公职的经济学家的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数量时，我们发现经济学家的生活并不一定那么快乐。过去我们常常说我们的这个专业就是处理选择的问题，现在我们发现在政府里的人的工作也是如此。这种生活可以是平静的、充满欺骗而满怀恐惧的，也可以是有创造性的、成功而又充满争议的。
　　总统当然不应该狐疑不决。如果他的经济学家们赢得了掌声，树立了信心，消除了苛责，那他就应该非常小心了。这种情况中溢出的效应最终会影响到他，导致非常致命的政治后果。我并非自相矛盾，也决不是危言耸听；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过去五十年里有三个总统都对商业自信满满——胡佛、尼克松和福特。尼克松没有呆满他的任期，胡佛和福特是本世纪仅有的两个寻求连任失败的总统。
　　但是还有比总统的白宫生涯更成问题的，我们的专业本身就充满争议；而且，只有最有利于穷人的，才是最有利于经济的良性运行的，而最有利于穷人的却是最不容易被认可的。如果经济学家们搞不懂这个道理，经济政策就必将失败。在那些有能力表达自己意见的富人的巨大影响下，我们会做出更大幅度的减税。减税回避了城市里最急迫的需求，减免的税大部分也都变成了储蓄。如果用于开支，那又会对本来薪资就紧张的市场造成很大影响，从而成为导致通货膨胀的最大诱因。除非这些经济学家们设计出一套能对那些控制了价格和收入的人做出限制的体系，否则要么就是通货膨胀得不到控制，要么就是以失业为代价仅得到部分的控制。于是人们，尤其是那些穷人就会寻思，让经济学家代替律师担任政府职务真有那么好吗？
　　（译 / 刘　青，校 / 牛　可）
　　*原文出处：John Kenneth Galbraith， “Economists and the Economics of Professional Contentment”，Andrea D. Williams（ed.）， Annals of an Abiding Libera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9， pp.20-35。
【注释】 ①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69， pp.4-5.②加州在1978年通过第13号提案（Proposition 13）， 将财产税收入的控制权自地方政府转移至州政府，使地方政府只能依靠销售税收和州财政补助来支付帐单。③学术界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或者代表进步，或者代表超然的证据，即福特基金会已经宣布要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大量资助（Ford Foundation Letter， April 1， 1977），其中的一项研究预期要历时五年。
没有心肝的社会*
加尔布雷斯
【内容提要】在美国这样的“丰裕社会”中，贫困问题不仅仍未得到解决，而且丰裕本身就演化成贫穷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在过去的岁月中，通过自己的政治参与，富人们使国家实行了有利于自己的经济政策。同时，他们对穷人的境遇要么漠然置之，要么就用各种方式将贫富分化的状况合理化。作者认为，要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依靠穷人自身的政治觉醒，穷人应该更积极地参与政治，通过选票改善自身状况。
Abstract： In such an “affluent society” a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ffluence itself has not eliminated poverty， but rather cemented it. Through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rich make the state adopt economic policies that are to their benefit. At the same time， the plight of the poor remains ignored， or even rationalized in various way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poor should speak out louder and take a more aggressive part in politics， including voting， to improve their economic situations.
　　原编者按：这位经济学家相信，当美国越来越富的时候，却对穷人的境遇置若罔闻，或者干脆把这种状况合理化了。这会对选举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今时代颇有一些深入人心的信念，其中之一是：贫穷已不再是我们社会生活中可以接受的特征。但贫穷当然依旧存在，而且正如数据显示，它也并未缩小。根据人口普查局（the Bureau of the Census）的统计，1980年，全国人口的13％，也就是2930万美国人生活于贫困之中，这个标准是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低于8，414美元；1983年，则有3530万即全美人口的15％生活于贫困线之下，标准是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低于10178美元（这已随物价而提高）。我们必须承认，此类情况实不应该发生在像美国这样财富丰裕的国家里。
　　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个虽不曾申明却被普遍认可的假设，即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贫困总会逐渐缩小直至最终消失；而且，这个进程在政治上也有某种必然性。人们的感觉是，我们的体制终将惠及众生，惠及所有人。而穷人是一种社会与政治力量。人们会希望，同情也是一种社会力量，而同情势将终结贫困。这些因素将会共同发挥影响，由此使福利国家的舒缓和纠正效应得以维持。
　　有人会担心，这个舒缓贫困的过程会走得太快，会使支撑它的经济不堪重负，会对那些受其庇护之人的主动性产生太具压制性的影响，最终弄巧成拙。但我这里的探讨只涉及如何减少或消除贫困的问题。贫穷当然应该消失，这向来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秋季的大选中，无论某人多么热情地拥戴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或者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参议员的经济思想，他都不会说，我们这个国家将永远会有穷人。
　　我要说，我本人很早的时候就对此深信不疑。这个信念，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以前，追溯到1958年。当时我在一本书中也探讨过这个问题，书的标题几经变动，最初叫《人们为什么贫穷》（Why People Are Poor），最后变成了《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这本书在这个月要出一个新版本，有人要我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自己过去的观点与希望。唉，我现在可不如当时那么乐观了。有人跟我说过，丘吉尔曾说他不得不经常自食其言，并发现自食其言有益于健康。而我宁可不吃这“营养食品”！
　　今年我又重温自己早年对一个丰裕时代提出的希冀（以及警示），其间感受并不全是戚戚然。比如，在那距今已然久远的年代，我曾恳请人们给予环境以更多的关切，包括空气与水的污染、高速路上的商业美术以及那消逝中的乡村景观。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比我所预想的更多的进步，虽然进步并不平衡。酸雨不仅会同时落在正人君子与无德之辈头上，而且也一样会洒进丰盈人家和贫户寒门，没有人会听之任之。当时我又曾认为，通货膨胀将成为丰裕社会里的一种典型病症，而且终有一天，用简单的货币措施来应付它将成为不可抵制的诱惑，与之相伴的一个后果则是痛苦的衰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般情形果然发生了。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对改善一个人的品格更有警示作用也是更为有效的办法是指出他的失败。我的一个显著失败就是，当年我未曾预见到，在这个丰裕的时代我们将如何应对那些无从分享富裕生活的人的困境。而我本来应该认识到，随着大众福利的到来，我们将以不缺钱花的人们特有的那种源远流长、却不那么可敬可佩的传统方式来做出回应。这就是说，对芸芸大众来讲，一旦他们自己已经过上丰足舒适的生活，他们就可以找到似是而非的——更多的时候简直是强词夺理的——理由来开脱自己，使他们心安理得地去漠视穷人。而且正如实际上所发生的，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富裕起来的时候，穷人就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少数派；更令人哀伤的是，人们对他们要求被关心、重视以及救助的呼告充耳不闻。
　　要理解现今穷人们的处境，就得琢磨一下，数百年来，那些有幸发财致富了的人是如何成功地把穷人排除在他们的思想和良知之外的。只有在极少情况下，人类的头脑能如此的足智多谋。富人们的这种作法还真是有经典为证。据说与那些富人不同的是，穷人们在经历了自己短暂而不幸的人生之后，就踏上了通往天国的捷径，据说在那里已不存在剥削。只要穷人们善良而虔诚，他们所需要的就只剩耐心了。
　　更为普遍的情形是，千百年来，那些据说得到财神爷青睐的人，总被认为自然是得益于他们自身高超的智慧、勤奋、远见、能力、德性，要不就是他们那得天独厚的祖宗。这其中透出的意思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是天赋异禀的。而那些不幸的穷人天生就受害于他们自身一贯的懒散、昏聩和无能；或者说，穷人自身就倾向于过那种潦倒、不定和随意的生活。这就是说，当他们在桥下昏睡时——当然富人和穷人都有权利这么做——他们更开心，或者就像里根总统在不久前所言，有些人宁愿睡在喧嚷的大街上。
　　上世纪是一个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人们特别善于编造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把穷人排除在公众的良知之外，其中的有些说法被证明极其经久耐用。亚当·斯密（Adam Smith）设想了一个竞争的、自利的和自我激励的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是最优的，但它也并不完美，只是一个不完美世界中最好的东西。斯密的思想现今仍有人响应。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追随斯密的思想，并在很大程度上使其更为精练。他们强调说，老百姓在尽可能地多生孩子，这限制了他们改善自身生活的能力，只能维持在最低生存线的水平上。马尔萨斯确曾提出过这样一个建议：在婚礼上警告那些对生儿育女乐此不疲的男男女女，让他们放弃这种倾向，并让他们起誓要节制生育。但事实证明，这并非控制生育的一种有效形式。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 Darwinists）在这方面达到了更老道的水平。其中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与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这两位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间在美国很有影响。他们共同倡导一种异常方便的学说，即贫穷是清除“不适者”的社会药剂。这一学说后来变得更文雅精巧，变成：因为慈善捐助会阻碍进化过程，所以应予避免。不过又有一种相反的意见站出来说这不正当地限制了捐助人的自由。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今天，社会达尔文主义仍然阴魂不散，一个表现就是，有些人认为，如果把礼物送给那些不配得到它的穷人，甚至是给那些破了产的亲戚们，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对他们的品格造成不利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跟原教旨主义神学的一支也有着自然的亲密联系，这一派观点认为，神把财富赐给那些配得上的人，以此来表达对这些人的肯定。这种言论可以在宗教广播电台以及“道德多数派”（the Moral Majority）的宣讲人那里得到。
　　不久以前，采取反对把贫穷和不幸合理化的立场，已经成为在实现了普选的民主社会中争取穷人选票的一种需要。同时，对于那些或对自己的经历心有余悸，或对他人的遭遇感到兔死狐悲，担心自己某一天也会身陷困境的人来说，要争取他们的选票，也需要端出这种立场。只要穷人的数量还是很多，只要这种担心依然压在人们心头，这种诉求就不会失去效力。从这种诉求中，而且，也从富人中那部分能说会道者的悲悯之心和谆谆告诫中，现代福利国家到来了。它保证人们的最低收入，保证向所有人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为此还要建立一个社会保障和社会安全的体制框架。与此相联的是，要致力于对经济实行全面管理，以此来确保经济发展、就业、农产品价格和收入都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水平，还要确保对工业产品充分而持续的需求。这是一种政治潮流，在英国，它与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费边主义者（Fabians）、工党（the Labor Party）以及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相联系；在美国，则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和新政（the New Deal）有关，当然也与凯恩斯有关；而在其他的工业国家，也与上述因素的影响有关系——大体说来，就与社会民主主义及左派有关。
　　在美国，大萧条是这种趋势的一个特别的刺激因素，其他国家在较美国为轻的程度上也是如此。大萧条给工人、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带来恐惧、不安全和切实的剥夺，而此前这些人处境还算差强人意。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的整整一代人，福利国家的自由派辩护人仍然被认为是在反对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与大萧条，而这些反对者也确保了自己政治上的成功。或许同样不足为怪的是，他们的成功还包括，这在所有那些参与者或相关者的意识中造成了一场持久的革命。人们曾经以为，这场革命将使得其创始者能永远地占据主导地位或者至少有影响力。
　　实际上，诚如越来越多的参与其中者（也包括我本人）已经看到的那样，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丰裕，这场运动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变成一场自行变本加厉的政治运动。随着福利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沾沾自喜于他们的经济状况。一旦他们的福利得到保障，他们就会跟过去所有时代的富人们一样，找到一个能安心适意的理由，让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良心远离那些仍然挣扎于贫困之中的相对少数的穷人。在过去，这种合理化的做法已经成功地使人们心安理得地对穷人漠然不顾，对贫困置之不理；而现在这一套做法依然效力不减。那些在经济上有保障的人一向也是愿意在选举中投票的人，特别是在美国，他们还是能为花费高昂的现代政治选举活动掏腰包的人。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自然不愿意给那些为穷人和无保障者发动变革的人投票，也不会选那些继续努力替越来越少的穷人说话的人。
　　与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派一样，美国自由派有一个未曾言明的假定：新生的富裕阶层——包括有着中产阶级收入的蓝领工人、飞黄腾达的新的职业阶层、相对有较高收入的现代白领管理阶层，以及那些受到保护而能免于失业和病老困扰的人——将满怀感激之情，从而具有与老一辈富人不同的政治态度。而他们的那些更为幸运的后代们，大概也将如此。但是，自由派们错了。历史表明，更为可能的情况是，那些现代社会的安全与丰裕的设计者们当年在引领潮流的同时，也埋下了日后自身政治衰落的伏笔。
　　对于美国的里根革命、英国的撒切尔革命，以及在德国和其他地区相对没有那么明确的潮流，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个人因素常被提及，这是那些容易被电视左右情绪的人的特别偏好。在美国，卡特总统在外交政策中的霉运，伊朗人质危机经常被当作一个解释。的确几乎没有什么疑问的是，卡特先生过多地受到了他手下那些经济学家的影响。在这些经济学家劝说下，他实行了强有力的货币政策，由此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大量的失业在1980年的大选中起了作用。正如我曾在别的地方也指出过的，经济学家们做事就是这么精确。但是更为深刻和更经得起考验的解释是，在现代工业经济中，那些获得保障的富人们已经成为选举中的多数派，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实际参加投票的人中的多数派。他们的政治倾向跟过去的那些富人毫无二致，即反映了由来已久的那种漠视贫富差别或将之合理化的力量。对过去的经验有所思考的人，谁也不会对此感到奇怪。
　　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他剥夺或者说削减了对穷人有着基本影响的社会福利。国会预算办公室（th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最近报告说，年，那些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家庭将损失200亿美元的收入，而那些年收入在8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将因预算和减税而获得350亿美元。1983年，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家庭每年损失了270美元的收入，而收入在8万美元及以上的家庭则增收7070美元。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富人不工作或不投资，是因为他们钱太少，而穷人不工作，是因为政府给了他们太多的福利。这些理由在根本上是没有说服力的。还有人论证说，给富人好处就是间接地救助穷人，这同样没有说服力。他们说这就是所谓的滴流（trickle down）效应，或者他们又拿马与麻雀来打比方，意思是如果马有足够的燕麦吃，就可以留一些给麻雀。人们对这种说法总是只报以温和的嘲讽。
　　同样地，当大多数还算有点头脑的美国人听到有人提出需要“更大的激励”的时候，立刻就会自然而然地断定，在某些地方，有些个人、群体或者企业正在追逐更多的税后收入。当然，他们不一定就会认为政府以穷人的名义所进行的干预在本质上是无效的，而这是漠视穷人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公共部门的无效并不会成为反对防务拨款、农业基金，或者帮助大陆伊利诺国家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 National Bank）与信托公司（Trust Company）这些事的理由。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富人面对着穷人对自己的丰裕的辩护不必一定要在思想上有什么冲击力。只要没有公开承认某项立法是为了富人或者别的有势力的人，也就过得去了。
　　众所周知，里根总统之所以能上台，是靠着美国人中生活比较舒适的那部分人的热情支持。在一个民主体制中，为自己的支持者干点什么是很正常的事。那么，里根对那些给他投票并慷慨资助他选举的人予以回报，这似乎是无可厚非的，甚至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最适合或者说最受欢迎的回报当然就是减税，这种做法对那些收入较高者影响最大，同样这对底层人的支出也相应地影响最大。只不过为了这个丰裕社会的面子，此事不得声张。在1981年的秋季，当管理与预算办公室（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的主任大卫·斯托克曼（David A. Stockman）承认说，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只是让收入更多地流向富人的一个幌子罢了，几乎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这话确实是真的，但也是对政治上礼数的一个很大的冒犯。
　　我还想谈及托马斯·伯恩·埃德萨尔（Thomas Byrne Edsall）的新书——《新不平等政治学》（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该书提出并极具说服力地证明了我在此处提出的观点。他在结论中所写的话，本来也是我想说的：“在过去的十年中，”——要我说应该是几十年——“政治进程中的改变已经强化了富人的权力并侵蚀了穷人、工人阶级和中低收入阶层的力量。这种转变反过来又导致极其有利于富人的经济政策的施行。这种政策处罚穷人，让大多数的劳动者和中产阶层承担日益加重的税务负担”。
　　随着社会越来越富裕，国内外穷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都受到了损害，这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论断。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趋势，或许这才是能带来一些希望的办法。在工业国家，仍然还有这样一些人——虽然他们个人有好运气，但他们的同情心和基于这种同情心的政治责任感也还存活下来了。无论如何，我渴望看到这个问题能得到更为真诚的讨论。
　　在美国未来的几年，随着穷人更多地参与到选举中来，他们的政治地位可能会有所改善。在过去，穷人——特别是那些处于少数地位的穷人——没有参与投票。黑人们最初被剥夺了投票权，而后他们又没能很好地利用这个权利。如果穷人能像富人一样去投票，其政治影响是重大的，甚至是惊人的，而且有迹象表明，这可能真的会发生。在城市的政治生活中，以及在全国性的政治生活中，黑人领袖们正在鼓动他们的穷人和黑人选民们去参与政治行动，这种情况以前还从未发生过。在一些大城市，如芝加哥、费城、洛杉矶、底特律，出现了黑人市长，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还有，破天荒地出了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这个广受瞩目的参加角逐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黑人。只要这一发展趋势持续下去，人们就不能不顾及黑人和其他少数群体的选票，那么，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就会恢复对穷人之经济地位的政治关切。
　　由富人为富人全面管理的整个现代经济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陷入失败。到那时，柯立芝与胡佛政府的灾难将以不同的、现代的形式重演。这种管理体制包含了一个基本的矛盾，一方面是保守派对自由企业、货币主义幻想和为富人而采取的税收政策的固守，另一方面是这样一个硬道理，即现代经济中的通货膨胀、衰退与萧条，只能通过来自国家全面的、有社会关切的干预才能得以避免或减缓。
　　具体地说，我们可以通过收入政策来预防通货膨胀，但这带来的是失业、设备闲置以及其他痛苦的衰退与萧条，这就是货币主义政策的行事方式。或者，我们还可以通过税收来管制需求（并限制赤字），并通过直接的政府干预和谈判来限制工资和物价的螺旋形上升，这是更为良性的收入政策。不管保守主义者会感到不快还是径直予以否定，这就是唯一的选择了。经济政策仍然是界乎于不快与灾难之间的选择。
　　在过去的这些年，富人们的管理体制已经选择了货币主义与衰退。对他们来说，别的做法在意识形态上是不能容忍的。而且，靠高利率运转的货币主义，对于那些有钱可贷出者的福利来说，并非没有好处。跟那些没有这种资源或者不得不借钱的人相比，那些支持这一立场的人更富裕。经济学的一个典型谬误是，它假定货币政策在社会上是中性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经济的失败与衰退可以再次把足够多的人置于危险境地，这将威胁到人们因丰裕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满足感，而政治态度和投票状况将随之改变。这正是大萧条时所发生的情况。但是在那些乐观的未来主义者的玄想中，所有这些或许已经装不下了。他们的玄想，与所有那些曾经历了经济与政治预言破产的人的正确警告恰恰相反。毫无疑问，丰裕作为我们同情心来源的人性之光已经暗淡了不少。我们最好认识到，情况就是这样。
　　我并不是预言，随着丰裕的日益增长，保守派的政府将永远在台上执政。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处于选举年的夏季，这么预言是一个冒险，对此，我已谨慎地放弃了。有别的事情决定着选举，包括刚提到过的参加投票人数、妇女自身利益和选票，以及对海外投资的普遍疑虑，甚至还有更为紧迫的对核战争的恐惧。但我的确要说，社会丰裕的一个效应就是政治的日趋保守化，而且，若把过去这些年中的亲富人运动（pro-affluent movements）仅仅看作是对一些社会关切的常规状态的暂时偏离，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译 / 昝　涛，校 / 牛　可）
一位经济学家的传奇人生
——加尔布雷斯述评
【内容提要】本文系统回顾了加尔布雷斯的生平、经济思想和政治关怀。加尔布雷斯一生阅历丰富、著述等身，始终活跃于学界和政界。加尔布雷斯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进行了深入剖析，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深刻批判。在他看来，大型企业构成了现代经济的支柱，“看不见的手”并不能自动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政府和计划应该发挥相应的作用。加尔布雷斯以切身行动向贫困宣战，向战争说不。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aving had a colorful and influential life in academic and political circles， Galbraith has left behind him a big body of writings that cut deep into American capitalism and its mainstream economics. He held that large corporations constitute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economy. He never believed in the “invisible hand” and insisted that government and planning should have a role to play in maximizing social well-being. As a socialist， he was actively involved in various campaigns against poverty and war.
　　对于美国的经济学家，我们可以略分为三类：学院派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媒体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能够贯通三界，这在美国分工细致的经济学研究中并不多见。在他的头衔上可以找到一连串闪光的称谓：著名的经济学家、积极的政治活动家、老练的外交官、小说家、专栏作家和畅销书作者。①
　　加尔布雷斯特立独行、为学不拘。他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对美国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加尔布雷斯生活多变、阅历丰富，学术研究和政治活动构成了他的人生主线。他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二战期间，他曾担任美国物价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副局长、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团长。尔后，担任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负责检查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政策。他出任过几届总统及总统候选人顾问，并担任过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文集、自传以及小说。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部著作：《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Amer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1952）、《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1958）、《新工业国》（The New Industrial State，1967）以及《经济学和公共目标》（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urpose，1973）。
　　瑟罗（Lester Carl Thurow）有一句经典的评价，可以作为加尔布雷斯一生经历的真实写照：他置身于经济思想主流之外，却驻足于经济事件主流之中。②
二、加尔布雷斯的生平③
　　1908年，加尔布雷斯出生于加拿大伊利湖（Lake Erie）北岸的一个名叫Iona Station的小镇，并在南安大略（Southern Ontario）长大，这里生活着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苏格兰移民后裔。在他的自传《我们时代的生活》（A Life in Our Times： Memoirs，1981）中，加尔布雷斯回忆到，自己的学校教育经常被农场劳动所打断，学习成绩也很一般。14岁时，年仅49岁的母亲去世，父亲成为他生活上的主要支柱。老加尔布雷斯是一名政府激进主义分子，虔诚拥护加拿大自由党，积极投身于地方政治，还是加拿大自由党县级分支机构的一名资深官员。小加尔布雷斯经常跟随他的父亲在县域范围内四处游历。也许正是父亲的言传身教，培养了加尔布雷斯的批判精神和政治热情。④
　　1926年秋天，加尔布雷斯进入安大略农学院（Ontario Agricultural College），即现在的基辅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学习农业经济学。但是学习的内容都是一些农业知识而非经济学。不过，他很早就显示出写作天赋，为当地的一家报纸写每周专栏，介绍最新而实用的农业知识，并负责办了一份校报。&
　　1931年加尔布雷斯从安大略农学院毕业，并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农业经济学Giannini基金提供的奖学金。伯克利的学习阶段是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他从过去及同时代的伟大经济学家那里汲取了丰富的知识：斯密（Adam Smith）、李嘉图（David Ricardo）、马克思（Karl Marx）、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德国历史学派、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第三年，他被送到戴维斯分校，带领组建经济系、农业经济学系以及会计和农业管理系并教授相关的课程。显然，这些行政工作和教职任务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他有足够的时间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⑤
　　1933年春，加尔布雷斯得到哈佛大学一个讲师职位的机会，年薪2400美元。但是，他在哈佛大学的任教并不愉快，此后又在普林斯顿大学逗留了一段时间，甚至还做了一段时间《财富》杂志的编辑。学术之外，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政治和写作。1935年秋天，加尔布雷斯第一次遇到了小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 Jr.）。两年之后，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也来到了哈佛大学。正是在哈佛大学与肯尼迪兄弟之间建立的友谊为加尔布雷斯以后的政治生涯埋下了伏笔。
　　早期对加尔布雷斯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他在农业调整管理局（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 AAA）的工作。由于农产品的过度供给，政府通过补贴要求农场主控制产量，结果却产生了许多富余的农场主。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农场主和农场雇工之间分配政府补贴。农场主当然希望得到所有的政府补贴，雇工随之变得极端贫困从而迁移到北方城市。加尔布雷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当然希望贫穷的雇工得到更大份额，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农场主获得了全部的政府补贴，也同意不解雇工人并为他们提供一些支持。在华盛顿的经验向他昭示了权力的重要性，权力这一主题几乎贯穿了加尔布雷斯经济学研究的始终。
　　在哈佛期间，加尔布雷斯的经济研究逐渐远离农业经济学，开始从垄断竞争的角度探讨大萧条的真正原因。当然，对他触动最大的是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和迅速传播。加尔布雷斯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本经济学上的开创大作，不仅为凯恩斯深刻而独到的分析所折服，更是叹服凯恩斯的行文方式和语言之精妙。当然，加尔布雷斯最敬佩的是凯恩斯能够运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识别出真实世界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1936年，加尔布雷斯自愿加入罗斯福总统竞选连任的队伍，并且向华盛顿灌输凯恩斯主义的思想。
　　1937年秋，加尔布雷斯成为美国公民，并且和阿特沃特（Catherine Merriam Atwater）成婚。随后，加尔布雷斯远渡重洋来到英国，在剑桥成为一名洛克菲勒研究人员。在那里虽然没有见到凯恩斯，但是和后来大名鼎鼎的卡恩（Richard Kahn）、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斯拉法（Piero Sraffa）以及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等建立了长期紧密的联系。他每周都去伦敦经济学院参加由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罗宾斯（Lionel Robbins）主持的学术讨论会。
　　1938年，加尔布雷斯回到哈佛，受托调查罗斯福新政（New Deal）中的公共项目。于是他频繁往返于华盛顿，对当时的政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39年，加尔布雷斯和罗斯福有了第一次面对面的交谈。1940年，加尔布雷斯成为全美农场主协会联盟（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的常驻经济学家。194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他成为白宫写作班子的一员，大部分时间用来撰写竞选人的政治演讲稿。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军需产品需求的飞速增长导致了通货膨胀。⑥加尔布雷斯出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通过价格控制保证战时的经济稳定和资源动员。在他看来，价格控制非常成功，国民收入增长良好，短缺仅仅出现在威士忌、汽油等少数产品上，而且，取消价格控制后，物价仅仅出现过小幅上涨。这份工作为他的价格控制理论提供了生动案例。基于此，在如何应对通货膨胀上，加尔布雷斯开出的药方就是控制工资和价格。
　　受到卢斯（Henry Luce）的雇请，⑦年间加尔布雷斯成了《财富》杂志的一名编辑。在这里，他炼就了诙谐优雅的文风，也进一步认识到大型企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支配性影响。他开始跳出新古典教科书的传统框架，分析大型企业真正的运营方式、如何决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1944年，加尔布雷斯重返华盛顿，担任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负责调查美国战略轰炸的实际效果。调查结果出人意料：美国的战略轰炸不仅只是破坏了德国5％的生产能力，⑧甚至强化了德国的军事力量。轰炸破坏了大城市工商业，造成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而德国的军事力量主要分布在大城市之外，因而，轰炸不但没有破坏德国的军事力量，反而增强了德国军需品的劳动力供给。根据他们的调查，德国在1945年初的坦克、飞机和步枪的生产能力甚至比1941年高。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府对这份寄予厚望的调查报告却置若罔闻，继续战略轰炸。由此看来，国家的政治决策不一定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出发点，往往可能以某个利益集团（比如美国的军事工业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出发点。
　　1948年秋，加尔布雷斯回到哈佛，讲授农业经济学和产业组织，但他仍然专注于政治和写作。很快，有关权力关系的两本著作《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和《价格控制理论》（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1952）相继出炉。有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股票市场泡沫以及其后经济大崩溃历史的著作《大崩溃：1929》（The Great Crash ）也出版发行。1955年夏，加尔布雷斯安排了一年的时间游学和写作一本有关贫困问题的著作。结果，《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1958）一经出版，立即风行全球。⑩
　　1959年秋，哈佛大学授予加尔布雷斯沃伯格（Paul Warburg）经济学教席，同时给了他两学期的假期开始《新工业国》（The New Industrial State，1967）的写作。1960年11月，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派加尔布雷斯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他的写作工作暂时中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不仅是加尔布雷斯的学术丰产期，也是他政治活动的活跃期。他是美国自由派游说组织“美国民主行动”（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的创建者之一，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两次总统竞选以及约翰·肯尼迪总统竞选的顾问和写作班底成员。
　　出任驻印度大使期间，{11}加尔布雷斯不断地给肯尼迪写信和发电报，反对美国政府过度地卷入越南战争和其他军事行动。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Lyndon Johnson）上台，加尔布雷斯辞去了大使职务，但是继续为约翰逊提供政策建议。1964年，约翰逊总统任命加尔布雷斯到白宫的一个任务小组，负责向贫困宣战的相关事务。1969年，加尔布雷斯出版了《如何控制军事》（How to Control the Military，1969），解释了军事力量和军工企业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强大影响力，强烈建议有必要进行军备控制，呼吁政治家抵制军事工业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过度影响。
　　1968年，他为议员麦卡锡（Eugene McCathy）的总统竞选工作服务；1972年，为议员麦戈文（George McGovern）的竞选工作服务；1976年，为尤德尔（Morris Udall）的竞选工作服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为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的竞选工作服务。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加尔布雷斯继续努力把自己的经济思想带进更为广阔的公众视野。《不确定的年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1977）和《经济学大众指南》（Almost Everyone’s Guide to Economics，1978）相继出版。1972年，他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976年，美国演化经济学协会（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授予他凡勃伦—康芒斯奖。1982年，他被选为美国艺术和文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iterature）的成员（共50人，他是经济学家中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两年之后，当选为主席。
　　这一时期，加尔布雷斯积极投身于学术活动，于1978年创建了期刊《后凯恩斯经济学》（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1975年他从哈佛大学退休，对于写作和政治仍保持着一如既往的热情。他强烈反对美国走向保守主义的趋势，反对贪婪作为个人行为第一推动力的复兴，尤其反对里根政府的管理政策，也反对克林顿政府降低国内支出和福利改革措施。加尔布雷斯强调：为了理解经济，必须了解历史；为了理解真实世界，必须理解权力所在。
　　由于他对经济的驾轻就熟，对政治、权力的透辟了解（源自其非同寻常的介入）和对社会的持久关怀，尽管年事已高，加尔布雷斯也不曾放下手中的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又相继出版了以下著作：《权力的剖析》（The Anatomy of Power，1983）一书解释了权力的本质以及和经济政治体系的关系；《经济学展望：一个批判的历史》（Economics in Perspective： A Critical History，1987）一书整合了经济历史和经济思想的历史；《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 The Humane Agenda，1996）强调了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必须更加关注贫困问题；《经济时代之旅：第一手观点》（A Journey Through Economic Time： A Firsthand View，1994）回顾了美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经济政策历史；《罗斯福以来的重要人物》（Name-Dropping from F.D.R. On，1999）回顾了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经济政策。
三、加尔布雷斯的经济思想{12}
　　加尔布雷斯接受了正统的经济学训练，却对主流的经济研究方法和主题不屑一顾。在他非同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