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和周朝区别与周朝是少数民族政权么?为什么?

    打来打去,原来是一家子!  2004年,美国总统竞选,民主党新秀约翰?克里死磕小布什,双方唇枪舌剑,硝烟之味甚浓。好事的美国媒体对二人刨根究底,发现二人原来是远房的表兄弟,说不定三百年前欧洲人向美国大兴移民风潮之际,二人的祖先还是一个锅里抡饭勺的兄弟。而几百年之后,二人却真刀真枪打擂台。嗟乎!“兄弟阋(发音“细”)于墙,外御其侮”变成了“兄弟阋于墙,死磕到底”。死磕就死磕吧,反正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头一遭,在中国的远古,这样的事情就曾经发生过,并且大大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那就是商朝与周朝。  今天我们谈周朝,首先要了解周朝是怎么来的。学过初中历史的小朋友都可以回答:“周朝是灭了商朝之后建立的!”问题确实可以这样简单地回答,但是要追本溯源,则远远比这一回答复杂得多。  周朝人自己公认的始祖叫弃,又称后稷(发音“计”)。《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得绘声绘色:弃的母亲叫姜嫄,姜嫄出自有邰氏家族,估计她老人家系出名门、美貌过人、品行端正,于是嫁给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这个大人物就是中国远古“五帝”之一的帝喾,而且还被帝喾册封为元妃。所谓元妃,就是皇帝的大老婆,就是帝喾指定的母仪天下的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姜嫄到野外去happy,踩到了上帝的脚印,然后突然就怀孕了,之后足月分娩,生下了一个孩子,自己以为这是不祥的预兆,就偷偷把孩子扔掉了。先扔在狭窄的巷子里,牛马走过巷子,居然“有意识”地不去践踏他。再把他扔到山林里,恰好山林中人来人往,保密工作很难做好。于是,她老人家又把这个可怜的小男孩扔到结冰的山沟上,飞鸟居然“有意识”地用羽毛把他盖住,帮他保暖。于是,皇后娘娘姜嫄意识到这个孩子绝非常人,然后就不再扔弃他了,把他抱了回来自己抚养。因为早先想把这个孩子扔弃,所以就叫他“弃”——哎,多么不好听的名字啊!  当然了,这种颇具神话色彩的故事往往是中国古代君王美化、神化自己或自己老祖宗的惯用伎俩,也是中国古代王朝佐证自家统治天下合法性的有力证据,还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忽悠老百姓的拙劣骗局。诚然,古代的老百姓很迷信,很容易吃这套。但是按照我们今人的看法,这一伎俩实在太无技术含量:  第一、如果姜嫄是踩到了上帝的脚印才怀孕的,那么是不是证明她在野外和上帝 “打野战”,而给自己君临天下的老公帝喾带了一顶沉甸甸的绿帽子。如果真是这样,这样的女人何以母仪天下?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娘娘居然在野外和别的男人野合,这是不是教坏当时其他的女性朋友?  第二、一个女人在外野合,居然还能足月生产,不被老公发现,这个老公是白痴吗?显然不是,这个老公是圣明烛照的华夏始祖!圣明烛照的华夏始祖居然算不准自己老婆何时怀孕,何时分娩?   第三、这个叫“弃”的弃婴居然在被母亲扔掉之后不被饿死,还能招蜂引蝶让牛马不踩,让飞鸟来保暖,请问谁给他喂奶。虽然不喝牛奶不会遭遇三聚氰胺,但是,这么丁点小孩不喝奶,请问怎么活?  无论我们信不信,反正当时的人们信了,理据何在?《诗经?鲁颂?閟宫》说:“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顺便说一句,帝喾是轩辕黄帝的曾孙。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他本来姓公孙,但长居姬水(今陕西武功漆水河),故改姓姬,黄帝本人就成为了姬姓人的始祖,这个叫弃的黄帝的曾曾孙就继承了黄帝光荣的姓氏,成为后来周朝人公认的始祖——姬弃。  姬弃小朋友被皇后娘娘姜嫄和皇帝老子帝喾像对待神人一样,怀着敬畏的心态抚养起来。当然了,姬弃小朋友确实没有让人失望,很快成长起来,他的专业是当时最热门、也是就业形势最好的——农学。在一个“民以食为天”的原始农耕社会,姬弃小朋友选择农学作为自己的专业确实有见地,而且他还在农学上有独创性的探索,按照今天的标准,评个中科院院士绝对没有问题。  《诗经?大雅?生民》中说他很小就懂得辨识百物,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种植大豆,然后又开始开发新课题——种植瓜类食物。除了善于捣鼓各种农作物之外,姬弃小朋友还善于考察水文、开垦农田、除草播谷,结果就是经他老人家种出来的农作物长得高壮、饱满、匀称而且硕果累累。在一个人民靠天吃饭的时代,居然出了这样的人才,很好地解决了人民的“菜篮子”问题,那还不被捧得天高啊!于是,当时的老百姓就把姬弃小朋友喻为神话中的农神,因为农神大号叫稷,所以姬弃小朋友也不能侵犯他人的姓名权,就被称为“后稷”——这就是“后稷”这个称呼的来历。简单说,“姬弃”是大名,是写在户口本上的名字,而后稷是当时人们对他的别称、尊称。同样的道理今天随处可见,我们《中国好声音》活蹦乱跳的导师庾澄庆,“庾澄庆”是写在户口本里面的名字,而“哈林老师”是别称、尊称。  由于姬弃小朋友是著名的农学专家,而且他的业务特长在当时是如此的吃香;于是,他的研究成果除了确实造福当时的老百姓之外,也让他的子孙、族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得到了最大的实惠。于是,他的子孙、族人逐渐地壮大起来。他的曾孙叫姬刘,史称“公刘”,“公”是古代对智慧、才能、品行都很高且对老百姓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物的尊称。姬刘是周族人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不仅将曾祖爷爷姬弃的农耕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峰,还带领族人大举进行了迁移,改善了生活环境。《诗经?大雅?公刘》记述了这个重要的迁徙过程:  笃公刘,匪居匪康。廼埸廼疆,廼积廼仓;廼裹餱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廼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廼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廼密,芮鞫之即。  引用这首诗,是为了向读者显示周族人对姬刘的怀念和崇敬。你瞧,这首诗每段都以“笃”开头,“笃”就是“笃诚敦厚”的意思。于是周族人就在“笃诚敦厚”的姬刘带领下开始从老家邰(今天陕西武功县)迁徙到豳(今天陕西彬县)。据诗中所述,周族人在姬刘的带领下,大包小包地背着干粮,全副武装地带好兵器,然后来到豳。之后姬刘开始考察地势、水源,发现豳这个地方物产丰富、地形良好,于是欢声笑语地定居下来。于是祭祀祖先、宴请族人;然后姬刘又着手开拓疆土、勘测泉水、丈量土地、种植作物、兴建居室,让他的族人开始栖息繁衍起来。这就是周族人早期的生存情况。   我们暂且放开周族人不表。之前我们说周族人的始祖姬弃小朋友是帝喾的大老婆姜嫄所生。帝喾作为一代帝王,肯定不止一个老婆吧?那当然!帝喾的二老婆叫简狄,这也是一个神话般的人物,《史记?殷本纪》中是这样说的:简狄和另外两个女性一起出去洗澡,看见天下一只燕子下了一个蛋掉了下来,简狄显然是个馋嘴的mm,她把蛋捡了起来一口吞下,然后就受孕了,生下了契(发音“谢”)。  显然,这又是古人神化其先人的一个传说,帝喾作为一代明君,不可能总是戴绿帽子吧?大老婆姜嫄踩到了上帝的脚印,生下了姬弃,二老婆又是吃了鸟蛋生下了契,难道神话传说全都扎根到他们家了?不可能!因此,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契和周朝人的始祖姬弃小朋友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姬弃是哥哥,契是弟弟。后来契长大了,他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大禹册封在商(今天的河南商丘)这个地方,并且赐他姓“子”。呵呵,同父异母的兄弟,一个姓姬,一个姓子,今天看来不可理解,但古人就是这样。子契这一族不断往下传,传了不知多少代,传到了子履(又名子天乙)手上,子履就是大名鼎鼎的商汤,商汤就是那个灭掉夏朝建立商朝的开国皇帝。  这样说来,周朝灭商朝是兄弟之间的内讧:二弟子契的子孙建立的商朝,被大哥姬弃的子孙灭掉并建立了周朝。哎,都是一家子,图个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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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朝到底是咋样的?  今天的人们了解历史,除了极少数像彰薮公一样的历史爱好者,绝大多数基本上都是从电视剧上看到的,这样的历史不能叫做真正的历史。其实,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真正的历史”。  在史学界,历史发生的原貌被称为第一历史,而第一历史往往虚无缥缈、无法考究。易中天先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刘备去拜访诸葛亮,诸葛亮同刘备滔滔不绝谈自己三分天下的蓝图构想,这个在历史上被称为“隆中对”。诸葛亮和刘备谈话的过程是绝密的,连关、张两个铁哥们都不得入内,因为此时的刘备还是一个被人赶着东奔西走的丧家犬,他三顾茅庐寻求诸葛亮的帮助,证明他是有雄心壮志的。但是,刘备是个懂得韬光养晦的人,他不可能让人知道他有和曹、孙争雄的野心,因此,他和诸葛亮的谈话只能是二人之间的绝密内容。那个时代没有斯诺登揭发的窃听技术、也不能拍DV,那么刘备和诸葛亮具体谈了什么,鬼才知道!既然如此,为什么史学家敢言之凿凿写下所谓的“隆中对”呢?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已经过去的事、过去说过的话,在没有窃听技术而不能拍DV录音的时代,估计当事人都不可能记得清清楚楚。因此,说史学家的记录百分之百准确,这绝对是扯淡!换句话说,史学家的任何记录都难逃杜撰的嫌疑!那么,难道不能百分之百准确地进行记录,就不去记录了吗?那也不可取!负责任的史学家记录历史,一定是经过多方调查、考证,并经过严谨的分析和推敲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或许只有90%准确可信,或者更低一点,70%吧。那么,让后世读者掌握70%准确的真相难道不比让他们对真相一无所知更有意义吗?再以“隆中对”为例,《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三国后期人,诸葛亮和刘备在密谋的时候陈寿还没有出生(隆中对是公元207年刘备和诸葛亮密谋的,陈寿出生于公元233年,中间相差26年之久),那么陈寿如何得知“隆中对”的具体细节,而且把这个过程描写地如此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呢?那肯定是因为陈寿多方采访可能的知情人,然后总结分析出来,然后再写入像《三国志》一样的正史中的嘛!因此,史学界又把正史称为第二历史。第一历史不可考,而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第二历史。  除了第一历史和第二历史之外,古代文人写的小说、野史、笔记、传记、诗词可称为第三历史,这些内容作为第二历史的有益补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何也?正史的作者一般都是朝廷的史官,既然是朝廷的官员,领朝廷的俸禄,“吃人嘴短、拿人手短”,难免在一些细节上要从朝廷的体面出发,写一些违心的话,把他们所服务的政府或朝廷的丑事有意识地遮掩或者淡化一下,或者把他们所服务的政府或朝廷的好事炫耀、夸大一下。没办法,史学家要为政府服务;但同时,史学家也是人,也有个人的好恶。于是,有时也把他们所欣赏的人和事褒扬一下,并顺带把他们所反感的人和事贬低一下。这种手法在史学界称为“曲笔”。“曲”,“歪曲”的意思。  例如,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我们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好恶。《史记》一书只为两个文学家做了传,一个是屈原,写得非常简短;一个是司马相如,写得非常长,是《史记》中最长的一个专辑,并且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全篇引用了司马相如的多篇大作。原因在于司马迁打心眼里佩服司马相如的文采,而淡化了司马相如对卓文君劫财劫色的事实以及对汉武帝溜须拍马的奴才嘴脸。再比如,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的人,被汉武帝施以了奇耻大辱的宫刑,而且司马迁对汉武帝“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穷兵黩武极端反感,故而司马迁写出的“汉武帝本纪”估计对汉武帝颇多微词,所以《史记》中没有“汉武帝本纪”,不是司马迁没有写,估计是“尺度”太大,没有通过汉武帝的“审查”。  而小说、野史、笔记、传记、诗词则不然,这些东西往往来自民间。如果说正史是史学家以官员的身份从上往下俯视整个社会的话,那么小说、野史、笔记、传记、诗词中的很多作品则是草根文人从下往上仰视社会。这一仰一俯,刚好有助于读者在脑海中构建事物的全貌。或者,正史和野史好像两个集,两个集的作者都有自己的认识局限性,但是这两个集的交集则比两个集本身更具说服力。  汉朝的历史一定更加强调刘邦虚怀若谷、任人唯贤的一面,而后世文人写的刘邦则是偷鸡摸狗、乱搞男女关系的流氓一枚。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刘邦呢?不要信汉朝史官写的东西,也不能全信后世草根文人的一家之言,而要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刘邦的形象就出来了——一个秦王朝治下不安于现实、在乡间有一群狐朋狗友的土包子;一个在乱世中雅量高致、善于团结人才的黑社会大佬;一个冷酷到有些不近人情、视父亲生命如草芥的无情儿子和在逃亡中屡次将亲生儿子推下马车的狠毒父亲;一个海纳百川、任贤用能缔造强盛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以及一个乱搞男女关系、忘记糟糠之妻恩情并且移情别恋的坏男人——这就是刘邦——正史和野史交集之下的真实的刘邦。  那么我们今天考察周朝,彰薮公也有四个来源,第一、《史记》(包括《周本纪》和很多世家和人物列传)——这是正史;第二、明朝人冯梦龙写的《东周列国志》——这是小说,是野史;第三、《诗经》——这个说不清楚到底是正史还是野史,或者《诗经》就是一个正史和野史的大杂烩,因为其中有像《崧高》一样由周宣王大臣尹吉甫“冠名播出”的诵诗,也有像《大明》、《绵》等介绍周朝开国历史的史诗,还有时人感怀乱世的抱怨,例如《无将大车》;第四、网络资源,新时代的人嘛,不可能不利用丰富而且可信手拈来的网络资源。在此,彰薮公对以上资源的撰写者、修改者、分析者、贡献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因为没有你们的贡献,彰薮公绝对不可能写出这本至少令自己非常满意的书。
  彰薮公才疏学浅,但却酷爱历史,于是,把上面的东西都认真读了一下。发现周朝颇具特点: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国祚最长的一个朝代,延续了791年。人们常说“中华上下五千年”,周朝就将近800年,占了1/6多。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一个占1/6多时间的周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具体来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政治制度上看,彰薮公认为,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家”这个概念从雏形走向成熟确立的一个时代。先考察一下周朝之前的时代:三皇五帝的时候所谓的中国就是各个松散部落的联盟,各个部落推举或禅让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当他们的总首领,帝喾、尧、舜都当过这个总首领。这个时候的总首领对各个部落的监管是相对有限的,只有重要的情况,例如祭祀、自然灾害、异族入侵、部落之间矛盾的激化,总首领才把各个部落的首长集中起来商量对策或发动各个部落的群众共同应对困局(大禹治水就是一个范例),其他时候各个部落基本上就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因此,此时的总首领与其说是上古帝王,不如说是一个名誉顾问、精神领袖。各个部落确实有各自的武装力量,但统一的中央正规军、法庭、监狱这些国家机构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故而,这个时候的国家其实不能称为国家,只是各个部落感召于帝喾、尧、舜这些人的人格魅力而自发形成的部落群体,多方联系的纽带并非强制性的法令,而更多是感佩和相互依存。  到了夏朝,国家机器开始有所建立,但松散部落联盟的邦酋方国组织形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夏朝的国君(这个时候叫夏后)从一定程度上说,仅仅是自己这一部落的首领而已,其他的部落各扫门前雪,其他部落对中央政府的朝见、进贡、拱卫功能并没有明确地制度化。也就是说,中央和地方的上下隶属关系以及强弱对比关系不明晰。当然,夏朝的中央政府还是有一些关于土地、赋税、军队、刑法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对于各个部落的约束能力比较有限。按照今天流行的话说,当外围条件有限的时候,就只能“拼人品”了。这话貌似戏言,但用于描述夏朝的松散统治,还真的比较恰当。简单说,如果今天当权的夏朝国君是明君,其他部落(或方国)尊重他、感佩他,就来朝见、进贡,遇到大事就来请他帮助、征询他的意见;如果今天当权的夏朝国君是个昏君,其他部落则根本不予理会,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也就是说地方对中央的朝见、进贡、拱卫义务并没有明明白白地确立下来,这就坏事了。何也?如果今天的夏朝国君是昏君,其他部落愿意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这就要烧高香了。哪天某个部落的首领强势一些,不甘久居人下,还有可能带领自己的部落来攻打夏朝的中央政府,这就悲催了!夏朝早期就出现过这样的一幕——“太康失国”:夏朝的第二任国君死后,他的儿子太康继承王位,这个太康只顾游玩,不理政事,国政自然一落千丈。东夷族有位善射的首领后羿举兵赶走了太康,夺取了夏朝的统治权。试想,如果地方部落(或方国)对中央政府的拱卫义务明确地制度化,就不会出现后羿篡国这样的事情,因为一旦后羿想造反,中央政府可以号召天下部落(或方国)共同抵抗,后羿再彪悍,估计也不敢自绝于天下,和所有部落(或方国)为敌吧!所以,后羿及其继任者寒浞在夏朝篡位多年就足以说明夏朝松散的邦酋统治方式存在巨大隐患。  到了商朝,夏朝的历史自然成为教科书,商朝的国君加强了中央统治,对地方部落的监控也加强了,问题是,在那种交通和信息都如此不发达的时代,所谓的监控在多大程度上奏效,这是个大问题。假设位于河南商丘的商朝中央政府向位于山西的一个部落派遣了官员,让这个官员时时刻刻监视部落的动态。当然,和平时期,部落的人肯定对这个钦差大臣客客气气,但一旦出事,部落的人闹起事来,手起刀落就干掉这个官员,那么中央政府就成了聋子、瞎子,地方部落想怎么闹都管不了。这里有个问题:监控的基础在于商朝的国君对统治事业兢兢业业才行,因为只有兢兢业业希望延续自家江山的国君才会时时刻刻警惕地方部落的动态,一旦有异动,自然举兵讨伐。如果商朝的国君是昏君,自顾自己享乐呢?则地方部落成了无线的风筝,爱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对于这一点,有血的教训,或者说,商朝正亡于此。商朝到了商纣王时代,商纣王耽于女色,无心过问朝政,贤臣良将苦劝不听,就在此时,西方一个部落——周,在首领姬昌的带领下团结其他部落,逐渐蚕食了商朝的土地,最终取而代之。又如果商朝王室有内斗,商朝中央政府无暇关注地方部落呢?则地方部落同样可以随心所欲地闹。这点也有血的教训:商朝中后期出现了“九世之乱”,王室权利承继出现了乱局;于是,很多地方部落根本就不去朝拜中央政府。  到了周朝,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机器被建立起来。周初的统治阶级吸取了夏、商灭亡的教训,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了不起的“制度创新”——分封制:将国家的土地分封给诸侯,让他们代表中央政府管理地方上的人口、农事、税赋、军政等,而地方诸侯每年都必须按制度向中央王室朝贡、述职、服役,如中央政府遭遇外敌入侵,地方诸侯还必须兴兵勤王,不按规定完成这些使命的诸侯,中央政府可以直接号召其他诸侯一起讨伐甚至直接消灭。关于以上这些,彰薮公愿意给各位读者举举例子。周朝在周成王时代除了西都镐京之外,在河南雒邑(就是今天的洛阳)建立了第二个都城,原因在于洛阳在当时周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便于周朝国君每年接见诸侯,接受诸侯的朝贡、听取诸侯的述职。西周末年的时候,周幽王点燃烽火台原本只是为了博得美人一笑,而地方诸侯看到了狼烟,以为国都镐京遭遇了外敌入侵,都披坚执锐赶到骊山脚下去拱卫中央王朝。再比如,由于天高皇帝远,楚国一直骄纵不法,周昭王、周厉王就曾经讨伐过楚国。  除了分封制,在周成王时代,周公开始 “制礼作乐”,即制定和推行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这其中包括:宗法继承、典章制度、政治方略。这些东西就成为周朝法律制度的一个雏形,后代君王基于周公的制度又不断优化、完善,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机制。当然,这整套制度的一个核心就是如何维护周朝的统治,例如: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诸侯的关系(地方诸侯的权利与义务为何)?如何按照严格的宗法制度传承王位(这是为了避免商朝“九世之乱”重演)?如何安置、引导、教化殷商的遗民?
  举个著名的例子,商朝中后期出现了“九世之乱”,所谓“九世之乱”就是商朝中后期王位纷争、屡次迁都的乱局。具体情况如下:商朝国君仲丁死后,他的弟弟外壬继位,外壬死后,他的弟弟河亶甲继位(哥儿仨一个接着一个干)。河亶甲死后,他的儿子祖乙继位,祖乙死后,他的儿子祖辛继位,祖辛死后由他的弟弟沃甲继位。沃甲死后由他的侄子、祖辛的儿子祖丁继位。祖丁死后由他的堂弟、沃甲的儿子南庚继位,南庚死后由祖丁的儿子阳甲继位(兄弟俩的儿孙交替继位)。各位读者看得头晕了吧?简单来说,因为商朝缺乏严格的宗法制度,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都合法,甚至两兄弟关系好,两家的儿孙交替当皇帝也无不可。这种彻底错乱的承继方式,显然加剧了皇室内部的矛盾,道理很简单,本来大家都没戏,大家就都没有非分之想,现在你上去了,我没有上去,我自然恨你。皇室内部不团结,很容易滋生“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妄想,国家自然离心离德,小民百姓困苦不堪,周边少数民族也蠢蠢欲动。  周公通晓夏、商二代的历史,为了有效规避这种乱局,在他所制定的宗法制度中,确立了嫡长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周孝王是个例外,之后我们会详细讲)。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所以,整个周朝30多位国君,只有到了东周末期的时候,周贞定王的三个儿子周哀王、周思王和周考王通过血腥政变的方式轮流当了国君,其他的时候虽然某些君主有废长立幼的念头,基本上都还是比较消停的,至少比商朝的江山轮流坐要稳定很多。  最后,周朝的地方军队听从地方诸侯的调遣,而地方诸侯听从中央政府的调遣;故而,在西周强盛之时,整个全国的军队牢牢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大家知道,军队是国家机器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因此,周朝统治者在西周时期牢牢把握住军权,也就死死控制住了整个国家。西周一朝为何如此强盛,就在于此:中央王朝掌握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哪个诸侯敢不安分?不安分就讨伐,打到你心服口服为止。《诗经?大雅?常武》就记载了中央政府讨伐桀骜不驯的地方诸侯的一个案例,让彰薮公带领各位亲爱的读者来回顾回顾: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  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  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  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事就绪。  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舒保作,匪绍匪游。  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  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  铺敦淮濆,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  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  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  王犹允塞,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徐方不回,王曰还归。  此诗写的是周宣王时代讨伐徐国的壮举。徐国的老祖宗因为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册封为诸侯,徐国仗着自己是老牌的诸侯国,一直不愿意臣服于周朝中央政府,周成王时代还参与了以武庚为首的殷商残余贵族的叛乱;到了周穆王时代,徐国吃了熊心豹子胆,居然兴兵攻打周朝中央政府的国都——自古就不缺想要碰石头的鸡蛋,结果当然是被周穆王打得满地找牙。周穆王之后历代国君碌碌无为,西周开始衰落,徐国自然又蹦跶起来。到了周宣王时代,西周出现了中兴气象,累世的积怨使得周宣王决定派兵讨伐徐国,这就是这首诗的主旨。  虽然是讲战争,这首诗在文学上也有非常高的造诣。尤其是写周朝中央军队的几句:“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有如鸷鸟,迅疾高翔;有如江汉,浩浩荡荡;有如环山,不可动摇;有如川流,势不可挡。于是,一个兵强马壮、士气如虹、披坚执锐的中央正规军的形象被烘托得入木三分、栩栩如生。而倒霉的徐国遇到了这样的军队,自然是“如雷如霆,徐方震惊”(好像听到了惊雷,好像看到了霹雳,惶惶不可终日),最终就是“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徐国乖乖地朝拜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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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从民族融合和定鼎疆域来看,周朝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历史上有四个强盛的王朝:西周、秦、西汉、唐,均建都西安一带,当然不同时期的叫法不同,周朝称为镐京或宗周、秦朝称咸阳(这个咸阳也并非今天的咸阳市,而是广义上的咸阳+西安一带),西汉和唐称长安。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建都西安不可理喻。很多人会说,太远了,交通不方便。Bingo!交通不方便正是建都西安的理由。  今天我们考虑建都,考虑的基本上都是物流、贸易、人员往来的便利和经济地位,而在冷兵器时代,建都一般都是从战略布局意义上去考虑。西安被山带河、犬牙交错,西部是青藏高原,北部是黄土高坡,东南还可以顺黄河直下,这是冷兵器时代最佳的战略要地。冷兵器时代,如果你的都城在平原地区,则易攻难守,人家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围过来,你只能顾头不顾腚,四面挨打,这样的都城很难生存下去。而建都西安,人家想打你,莫非逆黄河之水摇船而上?莫非爬雪山、过草地绕道青藏高原?莫非向北方少数民族借道从一望无际的黄土沙漠打过来?因此,建都西安就是一种最佳的战略布局;同时,还是对中华民族定鼎疆域的巨大贡献,且听彰薮公细细道来。  中国古代的王朝,例如夏和商,基本上都以黄河下游、位于河南省境内的平原地区及周围省份的部分地方为统治区域,夏朝迁都多次,基本上都是在河南以及与河南临近的山西打转。商朝更简单,前期的都城叫商(河南商丘),后期的都城叫殷(河南安阳),最后的都城叫朝歌(河南淇县),似乎中华民族老祖宗的触角还没有伸到更广的地区去。周朝的建立,把统治的基业延伸到了更西的地方——陕西。此外,周朝也十分重视边疆和偏远地区的王化和开发问题。于是,在西周武王时代,周武王将对西周王朝具有定鼎大功的两位重臣——姜子牙和周公姬旦分封到齐国和鲁国,即夏、商时代称为的东夷,为的就是依仗两位重臣(姜子牙去了,周公没有去,派了长子姬禽去,这点我们之后要继续讲)的地位和能力去王化诸夷,让少数民族安安分分投入新兴周朝的怀抱之中。对于夏、商二朝都很少触及的江南地区,则分封周文王的老师鬻熊的后人去执掌楚国,分封同姓亲属去执掌吴国,中华民族的疆域和眼界得到了巨大的扩展,从河南+山西的偏安一隅,扩展到了广大的南方地区——这对于今天中华民族疆域的构成绝对是一次飞跃似的进步。  此外,中华民族向来有种狭隘的民族情怀,在夏、商之时就已经深深根植在人们的心中,以河南为中心,我们的老祖宗认为河南就是天下的中心;于是,中心以东的部落叫东夷,中心以西的部落叫西戎,中心以北的部落叫北狄,中心以南的部落叫南蛮,似乎除了中央王朝的驻地,别的地方的人都是荒蛮不可开化的土老帽。  举个例子,彰薮公是广州人。广州所在的珠三角改革开放之后一直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一级,与环渤海、长三角并列。大家知道吗?夏、商的时候珠三角根本不是中国的疆域。“中国”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指的是中原(夏、商统治中心区域)的诸侯国,是相对于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的一个概念。夏、商时候的珠三角仅仅是南方百越民族生活的一片区域,连南蛮都算不上,因为南蛮确切说是指荆楚大地和周边小国家(就是今天的湖北南部、湖南、江西一带)。但是到了东周后期,随着楚国、越国、吴国的强大,广大南方地区逐渐被征服、被归化,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中国的一部分,这一过程到了周朝之后的秦朝、汉朝才算完成。  秦始皇在位之时,派任嚣(发音“敖”)和赵佗南征百越,把广东、广西、云南、甚至越南的北部地区全部纳入中国的版图。大家记不记得贾谊《过秦论》中有“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桂林郡就是今天的广西大部,象郡就是今天广西西部、越南北部、中部。而今天的广东,当时叫做南海郡)。任嚣这个人不出名,但是赵佗非常非常有名。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第一代南越王,他跟随主帅任嚣来到广东,任嚣死后,鉴于秦王朝迅速灭亡,赵佗感到没人再能弹压他,于是在今天的广州(当时称为“番禺”)自立为王,号称南越王。汉朝建立之后的前几任皇帝鉴于国家元气大伤,无力征讨赵佗,结果让赵佗和他的儿孙逍遥法外很多年,直到汉武帝时代,南越国才臣服于西汉。广东才正式全部融入中国的版图,这个过程的完结确实是在西汉武帝时代,但雏形和准备工作却始于东周。   2011年,彰薮公敬爱的老父亲从贵州老家到广州过年,来广州不去北京路,好像根本没有来过。于是彰薮公带着爸爸来到广州著名的步行街——北京路,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商铺林立的街道始终没有掩盖住古迹的气息,在北京路中间,有用玻璃盖住的“地下橱窗”,标牌上写着“宋朝街道”、“明朝街道”,爸爸俯身一看,全是青石板和鹅卵石铺成的路,坑坑洼洼却不失古雅厚重。彰薮公对爸爸说,在这条街的尽头,还埋葬着著名的南越王呢。严格来说,是第二代南越王——赵佗的儿子赵眜(发音“莫”)。今天的人们在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在步行街中安步当车、闲庭信步之时,可曾对我们祖先宏大的开创之功有些许敬畏?
  闲话少说,彰薮公认为:疆土的扩大和民族的融合向来是同一过程。当你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你绝对不可能把当地的居民全部杀死,你必须和当地的老百姓相融,武力威慑实为下下之举。何为相融?相融就是参与到当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当中,与他们打成一片,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让他们真心信服你、感佩你。于是,你就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融入到他们之中,与他们通婚——民族融合向来就是这样的轨迹。  在这里,彰薮公愿意给各位亲爱的读者举一正、一反两个例子。赵佗奉命南征百越,赵佗并非铁石心肠的人,他发现完全武力征服不利于长治久安,于是他决定采取民族融合的策略。这可能是由于两个原因:其一: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派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平定百越,屠睢因为滥杀无辜,引起当地人的顽强反抗,被当地人杀死,这让赵佗不得不吸取血的教训。其二:秦王朝横征暴敛,普天之下怨声载道。于是当赵佗二征百越的时候,他和任嚣曾经给秦始皇上疏,他们认为士兵南征,不仅是武力征服,还需要民族融合。武力征服之时,当地居民死伤过多,于是,他们允许士兵与当地女性通婚以补充人口,士兵太多,女性太少,他们请求秦始皇派3万中原的女性到百越与他们的士兵通婚。秦始皇何等圣明,知道3万女性和赵佗的士兵一结合,老百姓和士兵岂不全部都感激赵佗,个个都成了赵佗的“赵家军”了吗?但是,赵佗的倡议确实应该采纳。于是秦始皇只派了1.5万女性来到百越。这些女性逐渐融入当地,成为今天我们广东客家人的老祖奶奶,号称“客娘”。“客”是什么意思?就是指他们原本不是当地人,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同样,赵佗不仅让老百姓和士兵融合,也从中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军政制度、文字、农具,使岭南社会经济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使岭南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分散的部落统治,一跃跨入封建社会的有序发展,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历史上很多文人写的诗词都赞扬了赵佗怀柔百越的巨大功绩——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  几百年前,白人来到美洲大陆,淳朴善良的印第安人捧出香喷喷的烟叶盛情款待他们。但是,这群白眼狼不但不感恩,反而一味对印第安人使用武力征服,印第安人唯有反抗自保。当然了,一些棍棒和简易弓弩外加血肉之躯,自然抵挡不了坚船利炮。印第安人败了,但是从精神上他们并没有屈服,他们逃到了更加偏僻的地方过起了离群寡居的生活,他们对白人的憎恨从来没有一天减少过——打不过,我确实只能逃,但是,如果你想从精神上征服我,没门!于是,即便到了今天,虽然印第安人的居住地在白人的挤压下越来越狭窄;但是他们宁肯继续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也不愿意融入白人社会,无论美国有多发达,别人有多想移民美国,反正我就是不愿意,你想来收编老子,爷不伺候,惹不起,咱躲得起吧——这就是印第安人的心态——这是一个反面案例。  所以,民族融合确实是个复杂的过程,方式方法非常重要,一味蛮干,只会激起更大的民怨,即便你最终取得了胜利,人家心中依然不服你,这样的民族融合只能算是失败了。以周公姬旦为核心的西周初期统治阶级深谙此道;所以,在他们的策略中,“恩威并施”是个主题,即尽一切可能团结不同力量,做好统战工作,实在无法团结,就坚决打击,团结和打击是两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所以,当周朝中央政府委派姜子牙和姬禽到山东的时候,就要求他们怀柔、怀柔、再怀柔,让东夷的老百姓接受新朝、效忠新朝。当然,对于殷商的一些顽固势力,周朝的统治阶级也采取了坚决镇压的策略:周成王时代,殷商的残余势力在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的唆使下呼啸山林,周成王就派了周公经过多年的努力,彻底将这次叛乱镇压了下来。以怀柔为主要策略的“恩威并施”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东夷地区逐渐就投入了周朝的怀抱,而且在姜子牙和周公子孙的建设下还越来越兴盛,东夷地区的老百姓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融入中原统治。同样的道理,南方的老百姓在楚国的带领下也融入了周王朝。
  第三、从文化发展上来看,周朝对于后世的影响超越了其他任何一个时代。文化是一个笼统的广义概念,我们先从思想上来看。彰薮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繁荣的时代有二:一个是东周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一个是中华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的学人可以吸收世界各国的精神文化财富,鲁迅、林语堂以及当时的很多大家无一不是学贯中西的文化巨擘)。而可怜的其他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被儒家学派禁锢了思想,成为君君臣臣观念下的顺民。在更恶心的时代,朝廷还要大搞文字狱,知识分子说话、写文章都可能掉脑袋,谁还敢天马行空地著书立说?  历史的车轮进入了东周的后半期(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此时,周朝的中央政府越来越式微,而地方诸侯却越来越坐大,中央政府失去了西周时期一言九鼎驾驭诸侯的能力,只能任由诸侯之间相互厮杀,于是,力量大的诸侯求霸,力量小的诸侯求存。在这一大背景下,思想非常开放,无论哪个学派、哪个人,只要你说服诸侯国君让你在该国施政并且让该国兴盛,你就是好样的,你就能名垂青史。于是,除了儒、墨、道这些大的学派,还出现了实用主义性质更强的一些学派,例如:法家、兵家、纵横家。这个时代不追求道德、伦理,倡导的就是“无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这就为不同学派的学者一争高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道理很简单,古代的学人寒窗苦读,一朝学业有成,自然希望出将入相,搏个封妻荫子。于是,学人们在书斋中冥思苦想治国之策,一旦有所感悟,肯定去向各国的君王“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偏偏此时的中国大大小小的国家无数,不同力量、地位、国情的国家需要不同的治国策略,这又给了不同的学人以不同的契机。大鱼自然流向大海,小鱼也可以在沟渠中蹦跶蹦跶。譬如吴国,最大的愿望就是和伍子胥一起灭楚国;于是,他们重用兵家的孙武。譬如韩国,在七雄中力量最弱,很容易沦为他国的鱼肉;于是,他们重用法家的申不害,整顿吏治、君主集权、振兵兴武,为的就是富国强兵、善求自保。譬如秦国,身居边鄙、落后不堪而民风彪悍、长于私斗;于是,他们重用商鞅,实行军功爵禄制,不惜血流成河,以雷霆手段硬生生把秦国长于私斗的民风扭转过来,打造了一支战无不胜的虎狼之师。譬如六国惧怕秦国的强盛,于是有了苏秦的合纵,将各国暂时联系起来;秦国见招拆招,重用张仪来破坏合纵,于是有了连横——总而言之,有什么样的市场需求,就有什么样的产品。
  在文学上,周朝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个巨大的铺垫,后世的诸多文学创作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周朝文学的影响。周朝文学最著名的应该就是“风骚”。“风”就是“国风”,泛指《诗经》,“骚”本指《离骚》,泛指《楚辞》。  我们先说《诗经》,后世学人对于《诗经》引用得非常非常之多,以至于《诗经》的很多短语、说法都变成了我们今人嘴里经常说的话,只是大家平时太忙,没有认真研读过《诗经》,自己无意识引用了《诗经》,居然都不知道。不相信?让彰薮公来为大家梳理几个:  1、“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出自《诗经?小雅?常棣》,意思是“兄弟之间在家有矛盾、有争议,如果出现外敌,也会联合起来抵御”。国台办就用这句话来号召台湾同胞一起保卫钓鱼岛。意思是:大陆和台湾原本是兄弟,大家争议是有的,但是现在日本侵占了我们的钓鱼岛,我们应该搁置争议,一起抵御外敌。  2、“万寿无疆”出自《诗经?小雅?天保》,这是个大白话,意思不用说了。文革的时候就有一个口号“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老一辈的人一定很熟悉。  3、“不醉无归”出自《诗经?小雅?湛露》,意思再明白不过。  4、“夜未央”出自《诗经?小雅?庭燎》,意思是“漫漫长夜正沉沉”,周董的《菊花台》还引用了这句诗呢。  5、“鹤鸣九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出自《诗经?小雅?鹤鸣》,意思很清楚吧。  6、“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出自《诗经?小雅?小旻》,大家经常都用吧,比喻一个人生逢乱世,只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7、“夙兴夜寐”出自《诗经?小雅?小宛》,指的是“早起晚睡勤奋工作”。  8、“巧舌如簧”出自《诗经?小雅?巧言》,指的是谄媚的人滔滔不绝。  9、“优哉游哉”出自《诗经?小雅?采菽》,指悠闲从容的姿态。  10、“小心翼翼”出自《诗经?大雅?大明》,指恭恭敬敬、谨言慎行。  11、“天作之合”也出自《诗经?大雅?大明》,意思不用再说。  12、“凤凰于飞”出自《诗经?大雅?卷阿》——《甄嬛传》主题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13、“不可救药”出自《诗经?大雅?板》,意思非常清楚。  14、“殷鉴不远”出自《诗经?大雅?荡》,需要注意的是:在原文中,“殷”指的是商朝。因为商朝曾经迁都于殷(河南安阳),因此商朝又称“殷”或“殷商”;故而,这句话在原文中的意思是“商朝的教训刚刚过去不久”。今天的人们摒弃了“商朝”这个意义;故而,“殷鉴不远”今天的意思是“痛苦的教训刚刚过去不久”。  15、“明哲保身”、“爱莫能助”出自《诗经?大雅?烝民》。“明哲保身”原指英明睿智的人善于保护自身,后来却变成了一个贬义词。“爱莫能助”意义不变。  16、“长舌妇”出自《诗经?大雅?瞻卬》,指的是周幽王的宠妃褒姒喜欢在周幽王身边搬弄是非。  17、“惩前毖后”出自《诗经?周颂?小毖》。  18、“逃之夭夭”出自《诗经?国风?周南?桃夭》,原文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原意是指桃花艳丽多姿,后来人们把“桃”改成了“逃”,变成了脚底抹油开溜的意思。  19、“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出自《诗经?邶风?击鼓》,实在太出名。  20、“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出自《诗经?王风?采葛》,原文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
  这些精炼而深刻的句子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语言,而诗经中表达的各种情怀:如爱情、忧国、惜才、痛恨贪腐也引起了后世太多的共鸣。举例如下:  1、“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是羽泉《一生有你》里面的歌词。讲的是女性年轻之时风姿卓越,引得无数男子为之痴狂,但是年老色衰,哪还有男子原意去爱。《诗经?卫风?氓》发出了同样的感慨。“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彰薮公试着用自己的语言给读者们翻译一下:“桑叶还没有落的时候,叶子茂盛而且柔润(比喻女子年轻之时风姿卓越)。可爱的小斑鸠啊,请你不要贪吃桑葚果(古人认为斑鸠偷吃了桑葚容易沉醉,比喻女子坠入爱河容易神魂颠倒、难以自拔)。年轻的姑娘啊,请你不要和男子痴缠。男人陷入爱情还能自拔,女子坠入爱河就只会越陷越深无法摆脱”。看看,这难道不是一个绝妙的共鸣吗?  2、《诗经?大雅》里面有两首诗《板》和《荡》,两首诗都是在国家不稳、政局动荡,统治阶级骄奢淫逸、耽于酒色的时候,作者写的讽谏诗。诗中作者痛心疾首地历陈老百姓困苦不堪,统治阶级用人不察、施政不善、横征暴敛,规劝统治阶级奉行天道、吸取教训。这种情怀应该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有的,因此,后世学者将《板》和《荡》两首诗的名字连起来,组成“板荡”,指的就是政局不稳、社会动乱的局面,这既表达了古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也反映出他们希望积极为国家建言献策、希望统治阶级能够防微杜渐、采纳良言的诉求。  3、《诗经?小雅?鹿鸣》是一首关于周天子宴请诸侯、百官的诗,表现了周天子对诸侯、百官的尊重和厚遇。后来曹操在其《短歌行》中引用了《鹿鸣》的前面四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表现了曹操求才若渴、建功立业的志向。  4、贪腐问题和对特权的憎恶是一个古今皆然的问题,彰薮公昨天看到一则有趣的微博,切切实实表现了人民群众对于贪腐和特权的反感,和各位读者分享一下:  特色公仆的十个特色!  1、工资不高存款不少;  2、外语不懂出国不少;  3、老婆不碰房事不少;  4、上班不多应酬不少;  5、讲话不精掌声不少;  6、牌枝不好赢钱不少;  7、办事不公捞钱不少;  8、工作不多功劳不少;  9、本事不多头衔不少;  10、见事不好拔腿就跑。  周朝的人对贪腐和特权同样非常反感,这点在《诗经》中多处体现。例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诗经?魏风?硕鼠》就把贪官墨吏比喻为硕鼠,又比如《诗经?魏风?伐檀》中,作者无情揭露了统治阶级不劳而获、骄奢淫逸的丑态,摘取一段给各位读者分析一下: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作为普通劳动者的作者在河边辛辛苦苦地砍树,特权阶级不耕地、不种田,却占有很多的粮食,他们不打猎、不捕鱼,家中却时常挂着野味。那么这些东西是从何而来呢?显然是特权阶级剥削劳动者而得。诗中直白的问话“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直指统治阶级的特权,质问他们为什么能够占有如此多别人的劳动成果。最后两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揭露出本质:真正品行端正的君子是不会不劳而获的,这直接就控诉了这些依仗特权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贵族都是骄奢淫逸的小人——这是在赤裸裸地拷问公平啊!
  再给大家举一首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的诗《诗经?小雅?节南山》,摘取其中一段:  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无小人殆。琐琐姻亚,则无膴仕。  我们看看最后两句“琐琐姻亚,则无膴仕。”“姻”指婚姻,“亚”通“娅”,姐妹的丈夫之间相互称“娅”,这两句话是说:那些通过联姻、姐妹关系联系起来的人,千万不要重用他们,因为有碍公平。再简单点:有裙带关系的人不要重用。今天的中国公务员考试,笔试第一名被淘汰,而某领导的儿子却入围,遭遇这种待遇的年轻人是不是对这句诗歌特别有感触呢?  除了《诗经》,周朝在文学上的另外一根标杆就是楚辞,楚辞辞藻华美、朗朗上口,对后世的浪漫主义文学影响颇深,例如两汉骈赋、六朝文风以及李白的诗歌。彰薮公个人不是非常喜欢楚辞,基本上没有读过,因此不好对楚辞有太多的评价。无论如何,它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有特定的位置,也给后人很多的启示和影响。  谈到周朝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彰薮公谈论了先秦诸子的思想和先秦“风骚”文学。此外,周朝对于中华民族的姓氏也有重大的贡献。在中国古代,除了贵族,老百姓是没有姓的,那么为什么今天你姓李、他姓黄、彰薮公姓吕呢?这些姓氏基本上都是在周朝形成的。  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的上古八大姓,一个版本是姜、姬、姚、嬴、姒、妘、妫、妊;另外一个版本是:姜、姬、姚、嬴、姒、妘、妫、姞。姓源于母系社会,同一个姓表示同一个母系的血缘关系。因此,上古八大姓,都从“女”旁,表示这是一些不同的老祖母传下的氏族人群。同时,这些姓氏在漫长的世袭与演变过程中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周天子分封诸侯国后,许多诸侯以国为氏,因此演变成了今天的姓氏。可以说,中国目前的大多数姓氏都是由此八姓演化而来。  比如周朝皇室姓姬,周武王开国之后,周武王和周成王将其兄弟、子侄、长辈分封到不同的国家当诸侯,譬如周武王册封周公姬旦到鲁国,后来周公的子孙就以“鲁”为氏,是为姬姓鲁氏。而先秦的男子都称氏不称姓;故而,周公的儿子姬禽,严格意义上说,应该叫鲁禽。从此,“鲁”这个姓应运而生!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例如:燕姓和邵姓【出自周武王的弟弟姬奭(读音“是”)】、魏姓和毕姓(出自周武王的弟弟姬高)、管姓(出自周武王的弟弟姬鲜)、蔡姓(出自周武王的弟弟姬度)、晋姓(出自周武王的儿子姬虞)、沈姓(出自周武王的弟弟姬季载)、郑姓(出自周宣王的弟弟姬友)、武姓(出自周平王的小儿子姬武)、吴姓(出自周文王的大伯和二伯)。今天中华民族由姬姓直接延伸出411个姓,占《百家姓》总姓508姓的82%。  有人可能有疑惑,为什么周朝的皇族放着好好的国姓不要,非要以国为氏呢?难道这是数典忘祖吗?非也!周朝的庶子被分封到不同地方后,他们虽然身上流淌着同样的血液,却愿意采用不同的姓氏,目的之一:为了区别嫡庶以及大宗和小宗。目的之二:警示自己是小宗,安安分分、老老实实地当好中央王朝的藩屏,不要与大宗有争执。
  阳光灿烂的日子  先说周朝对于国家制度、民族融合、疆域定鼎以及文化传承的贡献,这是一个倒叙,因为姬弃小朋友和他的曾孙姬刘带领周族人不断壮大离周朝真正统治中国还有很长的时间。在这很长的时间里,周族人经历了夏、商两朝,不管外面打得昏天黑地,周族人还是执着地自强,很少参与部落之间的争斗。等到商朝建立,鉴于商朝人的祖先和周族人的祖先的兄弟关系,商朝国君对于周族人还是比较看重的,就让姬弃的后代在今天的陕西当诸侯。时间一天天往前推移,“少年英豪白发翁,如花少女偻背妪,”唯有山间穆穆之清风与苍穹皎洁之皓月见证着沧海桑田、盛衰荣辱。  姬弃的子孙不断往下传,传到了姬亶(发音“胆”)手中,据推算,姬亶是轩辕黄帝的第15世孙、周祖姬弃的第12世孙。《史记?周本纪》认为他在周族人发展史上是一个上承姬弃、姬刘之伟业,下启文王、武王之盛世的关键人物。原话是这样说的:“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历史上尊称姬亶为古公亶父(发音“斧”,古代的“父”一般尊称年长的男性,不仅仅是父亲的意思),在周朝人撰写的《诗经》中更尊称姬亶为周太王。“周太王”这个名字够霸气外露吧?“太王”类似后代的“
”,指对一个王朝有着建立功勋的帝王。  《诗经?鲁颂?閟宫》更是对姬亶对于周王朝的承上启下作用做了恢弘的描述,原话如此: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即说姬亶是姬弃的子孙,周朝人尊称他为“太王”(原文中的“大”和“太”是通假字),他还在岐山居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剪除商朝的实力。他的功绩被周文王和周武王加以继承,于是他的子孙周武王奉天之命讨伐怙恶不悛的商纣王,在牧野和商纣王的主力部队交上了火。  彰薮公看来,姬亶对于周族人承上启下的功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带领整个族人再一次迁移,实现了族人生产、生活的又一次飞跃。这个过程被详详细细地记载在《诗经?大雅?绵》里面: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这首诗说的就是周族人在姬亶的带领下举族从豳(发音“彬”)这个地方迁居到岐山下的周原地区(周朝由此得名。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王朝都以王朝建立者的封号或籍贯作为朝代名,比如,子契被册封到河南商丘,于是他的后人建立的王朝就叫“商朝”;司马昭被册封为晋王,于是他的儿子建立的王朝就叫“晋朝”)。原诗中的“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膴膴”就是肥沃,“堇荼”指的是两种野菜,也就是说,周原地区物产更加丰富而土地也更加肥沃。堇菜和荼菜原本都是略带苦味的野菜,而在周原这个地方生长出来的堇菜和荼菜居然不仅不苦,还带有甜味,足以说明周原地区土质良好。姬亶带领族人来到周原,然后划定田界、挖掘沟渠,之后挖洞、夯土、建居室、筑宫殿,整一个忙得不亦乐乎!
  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王朝要兴起,必须要有强大的根据地或大本营。彰薮公需要强调一下,这里的“强大”含有两层意思:第一、根据地位置好,物产也丰富,这才足以解决温饱问题;否则,一个部落连基本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怎么可能兴盛起来!第二、根据地必须人心所向,这样才能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原诗中“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一句,意思就是“盛起土来满满装,填起土来轰轰响。登登登是捣土,凭凭凭是削墙。百堵墙同时筑起,擂大鼓听不见响。”烘托的是周族人争先恐后、热情高涨地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情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族人在姬亶的团结下真正拧成了一股绳——一股被后来的历史证明为摧枯拉朽的绳!  强大的根据地对基业的建立往往是个重要的基础,中国历史上不缺血的教训。唐末农民起义中声势浩大的黄巢义军为什么最终鸡飞蛋打、灰飞烟灭?一群流寇一路走来,缺乏严明的军纪,纵容手下烧杀抢掠——私欲确实满足了,老百姓本来久旱逢甘雨需要义军来解救,结果所谓的“义军”比盗贼还不如,心中的失望与反感可想而知。黄巢就带着这群盗贼一路走,一路烧杀抢掠,结果人心没能凝聚起来,一个人心所向的大本营更加没能建立起来。最后,老百姓憎恶他们,朝廷要围剿他们,其他义军又排挤他们,这样的队伍最终只能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失败是必然的!  姬亶对于周朝建立的巨大功勋之二在于选对了接班人,这点是周朝成功建立最为重要的一点,故事还颇具戏剧性。《史记?吴太伯世家》是这样记载的:姬亶有三个儿子:长子叫太伯,次子叫仲雍,幼子叫季历(原名姬历,“季”表示长幼次序,说明他是姬亶最小的儿子)。三儿子姬历生了一个儿子叫姬昌,爷爷姬亶钟爱孙儿姬昌,觉得他将是了不起的人才(《史记?吴太伯世家》的原文说姬昌是“圣子”),于是心中渐渐有了传位给小儿子姬历,然后由姬历传位给姬昌的布局。  在当时的宗法制度下,小儿子姬历不可能越过大哥太伯和二哥仲雍去继承部落首领的位置,这点让老爸姬亶颇为郁闷。大哥太伯和二哥仲雍看出了老爸的心思,于是带领心腹族人逃到荒凉的荆蛮,而且还在身上刺上了纹身、剪短了头发,向老爸表示自己愿意成全老爸的心思。  刺个纹身、剪个头发就代表愿意放弃继承权?我们今天的人不会理解,因为纹身和剪发在今天都是稀松平常的小事,但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刺纹身、剪头发都会被理解为不孝顺父母,大哥太伯和二哥仲雍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向父亲姬亶发出这样一个信号:我们不是孝顺孩子,不值得老爸传位给我们,您老就安安心心传给您喜欢的三弟姬历和他的孩子姬昌吧,我们不让您老为难,您老更加不用感到愧疚!  据考证,太伯和仲雍带领心腹族人从西向东,最后定居于梅里(今江苏无锡的梅村),自创基业,建立了勾吴古国。乖乖,刺了纹身、剪了头发还不算,居然从西安千里迢迢跑到了江苏无锡。记住,不是坐高铁,是走路+骑马,这是多么了不起的高风亮节啊!所以,一个朝代要兴盛,肯定有众多的贤人“帮衬”,而周朝的建立与太伯和仲雍的自我牺牲休戚相关。  确实,后来三弟姬历和他的儿子姬昌的作为实实在在没有辜负太伯和仲雍巨大的自我牺牲;顺便说一句,这个从小被爷爷姬亶非常看好和钟爱的孙子姬昌就是中国历史上威名赫赫的周文王。周文王死后,他的儿子——同样大名鼎鼎的周武王姬发成功灭掉了商朝,建立了统治华夏大地791年之久的周朝。周武王建立周朝之后,到处寻访大爷爷太伯和二爷爷仲雍的后人,找到了周章和虞仲,为了弥补大爷爷太伯和二爷爷仲雍的巨大牺牲。周武王正式册封周章为吴国的诸侯王,正式册封虞仲为虞国的诸侯王。
  姬亶的第三个重大贡献在于为灭商积攒实力和人心。姬亶领导周族人的时代正是商朝的末期,此时,统治中国几百年的商朝已经朝政腐败、军备废弛、奄奄一息了。但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商朝毕竟绵延了600年,要推翻商朝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在此背景之下,姬亶只能悄无声息、日积月累地积攒实力。首先,他把自己的部落建设好,让自己的族人强大;此外、他还积极拉拢和团结其他不堪商朝腐败统治的部落,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编织了一张灭商的同盟大网。  可惜的是,姬亶并没有等到灭掉商朝的那一天,但是他所做的努力自然成为他的子孙的基础。今天,社会上有很多年轻人热衷拼爹,对那些富二代羡慕嫉妒恨;因此,有人说了一句非常励志的话:“如果你做不了富二代,请努力做富二代他爹。” 姬亶死后,他的儿子姬历、孙子姬昌和曾孙姬发前赴后继地继承了他的遗志,并在姬发的时代顺利推翻了商朝。因此,如果我们套用今天那句励志的话,姬亶没有做成皇一代,却成为皇一代他曾祖爷爷——了不起!  姬亶死后,姬历继位,称公季。他秉承姬亶遗志,发展农业(重视农业似乎是姬家老祖宗共同的杀手锏,从“农学博士”姬弃、姬刘到姬亶皆然),推行仁义,很多诸侯部落都归顺了他。在加强与商朝的政治联系的同时,他还对周围戎狄部落大动干戈,不断扩张军事实力,使周族成为商朝后期在西部一个强大的部族。商朝国君太丁(或称文丁)时,姬历受封为“牧师”(有点后世诸侯霸主的意思)。周族人的蒸蒸日上让商王文丁嗅到了火药味越来越浓的威胁;于是,商王文丁最终找机会杀掉了姬历。  姬历死后,一直被爷爷姬亶钟爱的好孙子姬昌终于继位。和姬昌同时代的商朝国君一个是帝乙,另外一个是帝辛,帝辛就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商纣王。一方面,姬昌反感商纣王的残暴统治,另一方面,姬昌的老爸姬历死在商朝前任国君手中,国仇家恨交织在一起,一盘灭商的好棋已经开始在姬昌心中酝酿起来了……
  皇帝是个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西周是殷商的掘墓人。殷商的末代君主纣王是中国历史上暴君的一个“样本”。纣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史记?商本纪》是这样记载的:“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纣王这个人天资聪颖、口才很好、见识也高、身体由为强壮,敢于空手和野兽搏斗,应该是个优秀人才。人才嘛,难免有点自视甚高,觉得谁都比不上自己,有点自恋过头了!  但是,优秀的人才不一定是优秀的帝王。这正如优秀的书法家、画家、文学家、奇石古玩赏鉴家宋徽宗道君皇帝赵佶不是一个称职的帝王,一生创作颇丰的优秀词人——“千古词帝”南唐后主李煜不是一个优秀的帝王,优秀的音乐剧排练家、指挥家唐明皇李隆基后期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而优秀的木工师傅明朝天启皇帝朱由校不是一个优秀的君主一样。根据彰薮公不成熟的看法,要做一个优秀的帝王,最好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天性仁慈宽厚,以人民为本,切忌杀伐过切!  第二、具有很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能够协调和激励各方力量(例如大臣、外戚、皇室骨肉等)朝着治理好国家的方向迈进,而不是让他们相互争宠、祸国弄权。  第三、具有海纳百川、从善如流的宽广胸怀,为各种不同意见的持有者提供共存和共赢的平台;并且,善于从不同的意见中作出合理判断,找出各种意见中对于治理国家有益的给养,并付诸实践。  第四、具有乾纲独断的魄力,对于重大问题必须迎难而上,不惧披荆斩棘,不畏强权压力。  第五、同等地重视国家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不能厚此薄彼。文人王朝北宋的饱受欺凌和马背民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国祚不永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第六、具有强烈的上进心,偏安一隅的君主,无论其他方面如何出色,总是显得畏畏缩缩、踟蹰不前。偏安江南的东晋司马家族的不思进取唯为人笑柄耳!  第七、不能过于贪恋酒色,要注意禁欲(至少在一定意义上要保持有效的克制),切忌中国人的一句俗语:“吃喝劳形、嫖赌害身”!司马炎似的“羊车幸后宫”,身体安能长久?  第八、善于教育子女,善于将自己的优秀基因在后代的身上加以延续,不要“种瓜得豆”!嬴胡亥似的“猪脑壳”,国祚岂能久远?  第九、可以有兴趣爱好,但是兴趣爱好不能和治理国家的正事儿相去太远。赵佶的书法是彰薮公最喜好的,够牛叉吧,还不是当了亡国之君!  第十、对事物或人的喜好,不要太过喜形于色,否则只会给心怀叵测的人苦心钻营提供机会!
  各位读者一定会觉得彰薮公提出的条件太过苛刻,根本无法达到。而且有些条件似乎自相矛盾。比如,有人肯定会认为“乾纲独断”和“从善如流”本身就是矛盾的。其实,这两个特点并不矛盾,但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君主要妥善把握好一个度。当然,我们承认,一个好的君主只能无限地接近这些条件,而永远不可能完完全全都满足这些条件,人无完人嘛!但是,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当一个好的帝王太困难了,不是一个优秀的人就一定能做到。  略微给大家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帝王:  第一、秦始皇功业亘古未有,但是缺乏济世仁人的胸怀,对人民剥削太重——求长生不老药、建阿房宫、修长城,严刑峻法控制老百姓,至少第一个条件就不满足。  第二、汉武帝倾尽国力讨伐匈奴,为的只是证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只是想显示一下他建立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政权,这样的长年征伐,导致国帑虚竭、人口锐减,反过来只能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那么老百姓可以从汉武帝的耀武扬威中获得什么实实在在的利益呢?至于汉武帝晚年疑神疑鬼,被心怀叵测的人利用,在国家大搞“巫蛊之祸”,杀人如麻,甚至逼死了自己的皇后和太子——杀伐太过!  第三、唐太宗貌似一个不错的君主,但是“玄武门之变”不顾骨肉亲情,不能满足第二条,而且在接班人培养上一败涂地,让武后得以堕李唐神器,不满足第八条。今天有些学者研究唐太宗,认为唐太宗为了掩盖杀兄、诛弟的恶行,授意篡改历史,人为将很多别人的功绩都记在自己头上。而且所谓的盛世,不过是长期战争后的恢复性增长。当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王麴文泰,便一直认为初唐时的国力,根本比不上前朝,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麴文泰在贞观四年十二月入朝,这正是史臣最为称赞的一年,麴文泰沿路所见,却是“城邑萧条”。终李世民一生,大唐帝国不仅在经济上无法与前朝比匹,在人口上也不及前朝甚远。  第四、宋
在东京汴梁组织了80万禁军,为的就是拱卫大宋的统治,而对于外夷威胁视而不见,偏安一隅只想做他的闭门皇帝。所以,无论北宋还是南宋统治时期都没有彻底完成大一统的伟业。北宋时北有辽、西夏、金,南有大理,南宋则偏安半壁江山。反正他赵家皇帝都缺乏进取心,不满足第六条。  第五、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知道武力征伐,只知道开疆拓土,所到之处流血漂橹、山河破碎,缺乏仁慈宽厚,不满足第一条。而且,蒙古人只懂搞“核威慑”,不知道文治;所以,以如此强的武功,也被元末农民起义军摧枯拉朽般赶回大草原。  您看看,随随便便分析一下毛主席他老人家认为的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君王,没有一个可以“达标”。如果各位朋友一定要彰薮公举出个例子来,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君主最接近这些标准,他就是明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炽,只可惜“天不假年”,他只统治了中国十个月,就撒手而去。
  但是,从他多年当太子监国期间的表现,彰薮公觉得,他是了不起的:第一、善于用宽阔的胸怀团结人、宽容人——团结有才能的文官(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宽容很多与他作对的人,例如他那个野心勃勃、对皇位觊觎多时的弟弟朱高煦;第二、识大体,处事得当——父亲朱棣每次御驾亲征让他监国,处理国事都比较妥当,不偏不倚,让人信服;第三、自己的儿子朱瞻基教育得还是不错;第四、不很贪酒色;第五、兴趣爱好比较正常,一般只是和一些品行高洁的饱学之士交际;第六、真的天性仁慈,敢于废除前任皇帝的暴政和弊政,让人民得以休养生息,让经历了明初两任暴君腥风血雨、铁血猛政之后的人民得以舒舒心心地喘口气;同时,在登基后,并没有对和自己做过对的人进行血腥清洗,反而是仁慈宽容。第七、文武兼备:早年随父亲“奉天靖难”,表现出不错的军事才能;后来替父监国,也体现出了相当的执政能力。  朱高炽这个人就是太短命,没有福气,一直在他那个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的父亲朱棣的阴影下唯唯诺诺地生活,没有机会和渠道施展自己的治国才能。好容易父亲驾鹤西去,自己得到了一个最好的平台,但是没干上几天,自己也死了,导致后世对他了解都不多,湮没在历史的青烟和长卷中。彰薮公真真切切希望各位读者好好去了解一下这位仁慈、诚挚、简朴、宽容、重视并且积极实践儒家道德规范的君王,而不要总是随着若曦或晴川穿越到清朝康熙年间的九子夺嫡中去。(彰薮公颇为不解,雍正原本冷峻严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勤政皇帝,而且雍正在位13年,一直致力于改革弊政和打击贪腐,从来都是忙到没有多少时间休息。而今天的电视剧把雍正改编得貌似很闲,一会与若曦缠绵,一会和晴川相拥,一会又成了《甄嬛传》中矢志不渝的痴情种!)
  早期的治世明君  话题有点扯远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说商纣王。如前面所述,史书上说他天资聪颖,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我们来认真分析一下这几个优点:首先、天资聪颖、见识广博、心性机敏,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招前任领导人待见的。那么“材力过人”呢?至少在今天,我们觉得一个人是不是优秀跟他力气是不是大在绝大多数场景中应该关系不大,除非是国家队在选拔举重运动员,或者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招募产业工人。  各位读者注意了,我们今天之所以持这样的观点,是基于今天工业化、机械化的作业模式,使得人的力气在整个产业进程中的作用已经缩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但是,纣王所在的时代则和我们今天的时代根本不同。在一个刀耕火种的原始或半原始农耕社会,人民的生活来源基本上就是原始的农业稼穑,或者攀山能狩虎豹、临泽能捕鱼鳖——也就是说,人民的生活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体力。其次,在那个冷兵器时代,身强体壮、孔武有力也是胜任优秀统帅的必要条件,而胜任优秀统帅就自然能够拱卫边疆,实现国家的边河宁定和长治久安。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储备”君王的体力就显得非常重要了。第一、君王本来就要为天下先,带领国民过日子。在那样的时代,一个体力充沛、驱虎劈狼的君王很快就能被视为“全民偶像”,在他的带动下,人民才能运用体力营造美好的日子。正如《亮剑》中所说的那样:一个统帅的血性会注入到这支军队中,成为这支军队的军魂。那么,君王的体力充沛、驱虎劈狼很快就会注入到人民的血液中,成为“民魂”。这样的“民魂”在刀耕火种、稼穑狩猎的冷兵器时代多么重要啊!第二、孔武有力的君王至少让人觉得有信心,他一定可以保卫国家的安全,或许还能带领国民开疆拓土呢!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后代也是出现过的。例如清朝,满清入主北京后的历代帝王依然重视弓马骑射,并且把弓马骑射当成皇子每天的必修课。除了“不忘本”的考虑之外,更多也是为了让后世的“储备”国君充满血性——即充满马背民族攻略天下的勇气和霸气。试想,在一个马背上得天下、武力征伐已经渗浸到骨髓中去的民族的观念中,一个文弱无力、病怏怏的人如何能驾驭群臣、如何能调兵遣将保卫边疆安宁?说不定一个赳赳武夫大老粗似的一阵怒吼、一群训练有素的士兵集体拔刀时的锋镝之声和一泓紫光、或者千军万马驰骋疆场时的一汪共振都能把这个文弱无力又病怏怏的人给吓坏了。
  既然纣王(当然,当时还不是“纣王”,还只是一个名叫子辛的皇子。其实,“纣王”这个称呼是后来周朝的奠基人周武王对他的侮辱性称呼,有很多文学小说中都称他为“寿王”。只是由于周武王在历史上的人缘实在太好、而纣王自身的人缘又太差,后世的人都沿用了周武王的提法。但是,注意了,纣王还在位的时候,没人敢公开叫这个侮辱性的称谓,嫌命长吗?不怕被他炮烙吗?)具备了这么一些优势,在他的父亲死后,由于他的长兄不是嫡子,不能立为国君,纣王就被顺利地立为国家领导人。  应该说,纣王在位的前期,还是不负众望的。首先、他劝课农桑,重视农业发展,这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他积极进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振兵兴武,组织了强大的军队,实现了对不断扩张的东夷的迎头痛击,并且,由于军事上的胜利,他开拓了商朝的统治疆域,把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等地纳入商朝的版图。第三、由于版图的扩张,他逐渐实现了对东夷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王化。  中国的早期王朝,其统治的根基在母亲河黄河下游流域的中原地区,南方的广大区域则被视为“山林蔽日”、“猿声虎啸”的地方,统治力量相对薄弱。而纣王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触角”伸向沿海地区这些当时所谓的“化外区域”,是非常了不起的,也为后世的各民族大一统奠定了基石。我们的历史大家郭沫若曾经在一首诗里,对纣王早期的功绩进行了歌颂:  但缘东夷已克服,  殷人南下集江湖,  南方因之惭开化,  国焉有宋荆与舒。  由此可见,纣王早年确实是个有为青年,也确实成长为了治世明君,在国家的内部人气非常高,以至于后来他自杀亡国,依然有很多人真心追随他,宁死不当周朝的降臣。其中最著名的是伯夷和叔齐,他们在商朝灭亡之后,不屑吃周朝的粮食,双双躲进了首阳山,靠采摘野菜度日。当然,依今天的价值观来看,伯夷和叔齐是不识时务的,太二了,也太过自虐了!彰薮公看来,这个事情除了证明伯夷和叔齐二人的过人气节,也能说明纣王还是比较得人心的,至少在早期。  我们读历史,应该积极探寻历史的原貌,不要被后世一些死不要脸的“抛光”和粉饰或者恶意的抹黑和中伤蒙蔽了双目。后世的某些宣传,无非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家天下,所以对自己祖宗的过失能掩盖就掩盖,实在大到掩盖不了,只能轻描淡写、语焉不详地在史书上忽悠一通,所以很多酒色伤身、纵欲身亡的国君都被描述为操劳国事、殚精竭虑、废寝忘食而“为臣民”而死。而对于前朝国君的失误,则大书特书,即便大书特书还尤嫌不足,非要无中生有中伤诽谤,为的就是为他们的王朝推翻前代王朝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或者生搬硬套地想说明他们建立的王朝比前代王朝有多少多少的优越性!  但是,读者不是傻瓜,没有这么好忽悠!有些事情越过欲盖弥彰,所作的努力就越矫揉造作、越苍白无力。明朝的官员是不是认为所有的读者都是菜鸟?不知道他们的万历皇帝是个什么鸟人,而谥号为孝显皇帝。当真以为我们都不知道他为了心肝宝贝福王朱常洵能当上太子30年不上朝和文官集团PK,搞得民生凋敝、国无宁日?万历其实既不孝顺,也没有显赫的功绩。同理,抛开历史的抹黑和不公,从对历史和对纣王本人负责任的角度,彰薮公试着下这样一个结论:早期的纣王是个优秀帝王、治世明君,这是透过周朝人对他的恶意诽谤的现象认真研读历史后看到的本质,但注意,只是“早期”!
  都是女人惹的祸?  正当所有翘首以待的臣民为他们的国君的功绩欢呼雀跃时,谁也不可能想到,纣王在取得了这一系列的功绩之后、尤其是有了妲己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后期的纣王和前期清新、阳光的形象相比,好像是变了脸,又好像香港TVB某些电视剧中人格分裂病人一样——分裂出另外一重性格,导致了所有的史书,对他无一不是辛辣抨击。  综合《史记》、《尚书》和后世文人的文学作品,对于纣王批评主要如下:一、害民。纣王在取得了一系列的功绩之后,和很多大人物一样,开始飘飘然起来,觉得自己功在社稷,该好好享受一下。于是斥巨资、征民夫建造鹿台,做酒池肉林,自己过着穷奢极欲、纸醉金迷的生活,而从不考虑鹿台的每块土砖、每根橼木之下掩埋着多少征夫的辛酸泪、多少孤儿寡母撕心裂肺的呐喊。  第二、淫乱宫闱、惑于妇人。纣王宠爱妲己,每天不理朝政,只顾和妲己行颠鸾倒凤之乐,导致整个朝政不是清平治世之风,而是淫乱靡靡之气。同时,唯妇人之言是听。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例子,妲己与纣王见一孕妇,妲己预言该孕妇怀男孩,纣王不信,于是找人剖开孕妇的肚子以求证——无道之极!  第三、严刑峻法、残暴之极。纣王对中国历史的一个巨大“贡献”就是发明并且率先“实践”了炮烙之刑!  第四、刚愎自用,堵塞言路、远贤亲佞。纣王用极其残酷的手段镇压了一班苦苦劝谏的忠臣,例如比干、箕子、微子等。  第五、穷兵黩武,耗尽国力。纣王被早年的胜仗冲昏了头脑,形成了好战的性格,于是年年用兵、山河屡闻刀剑锋镝之声,其结果自然是财力衰竭。同时,他又未能很好解决战俘和奴隶的问题——给予他们妥善的安置,这为牧野之战中大批战俘临阵倒戈和商王朝的灭亡埋下了直接隐患。这样的所作所为,其结果自然是中外离心、群臣不附、百姓抱怨!  历史上总是有人认为纣王的“变质”是妲己一手蹿怂的,甚至《封神演义》也把妲己塑造成一个心肠恶毒的狐狸精。彰薮公猜想,妲己个人的人品固然不好,但是把纣王所有的劣迹都归因于妲己的怂恿,这不合情理、也对妲己不公平!常言道“一个萝卜一个坑儿”!倘若纣王本身不贪杯好色,具有很强的“防腐抗变”能力,并且心如磐石的话,一万个妲己也不能煽动他做什么不当的事情。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古代社会,妲己不可能胆大妄为到替纣王发号施令吧?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纣王本人不是心思刻毒的话,妲己如何能煽动他杀自己的原配皇后和皇后为他生的太子?退一万步说,实在不喜欢,废除就行,何至于对至亲骨肉痛下狠手!  今天,彰薮公要为所有中国历史上被指责为“红颜祸国”的女人们都翻一翻案。其实,不是“红颜祸国”,是红颜“祸”色鬼男人,而男人才去“祸国”!如果男人本身意志坚强,哪个“红颜”可以“祸国”?男人实在觉得哪个“红颜”可能“祸国”,可以不去接近她嘛!色鬼男人贪图她们的美色,又让后人责备她们“红颜祸国”,窃以为,这些漂亮女子实在不值!
  姬昌确非常人  纣王确实人格分裂得不轻,“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正当纣王在酒池肉林中沉溺于温柔乡、品着甘醇的美酒,周部落的姬昌逐渐地壮大起来,这样的强大既源于姬昌本人孜孜以求,其父亲和祖父的功绩也不能忽视。历史前进的车轮永远都伴随着此消彼长:一方面,纣王横征暴敛、中外离心;另一方面,姬昌劝课农桑、礼贤下士。当纣王抱着mm、听着小曲、看着show的同时,姬昌却在不断地广罗人才、招徕贤士。在一众能臣干吏的辅佐下,姬昌不断积蓄实力。正所谓“得道多助”,周边的诸侯小国目睹了纣王的残暴不仁和姬昌的雅量高致,纷纷暗中投靠姬昌,成为周部落的重要辅佐力量。  估计这时的纣王太过沉溺于香醇美酒和女人体香,对于周部落的壮大要么毫不知情;要么即使知情,对于困难的评估远远不足,以为“小小鱼虾焉能掀起惊天巨浪”;要么就是彻底被温柔乡蒙蔽了心智、“稀释”了进取心,因此即便知道灾难已经迫近,依然提不起斗志和勇气来积极应对——哎!看来男性的荷尔蒙确实可以在温柔乡中逐渐被“稀释”,然后“溶解”,然后丧失殆尽、荡然无存。  我们今天的人确实没法知道当时纣王对于周部落的壮大知不知情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知情,彰薮公认为,以纣王的聪慧过人应该还是知道的,因为后来纣王听信崇侯虎的建议(姬昌很得人心,对纣王有威胁)把姬昌抓了起来,关到了羑里这个地方。野史还说纣王命人喂姬昌吃人肉叉烧包——他儿子伯邑考的肉做的叉烧包——考察他是不是足够忠诚。姬昌心里滴着血,还是佯装不知,老老实实的吃了自己儿子的人肉叉烧包!  各位读者,如果野史的记载是真的,彰薮公真是佩服姬昌的坚韧,换做我们普通人,谁吃得下?所以,古语有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生人”,这样的东西都能吃得下,这就是姬昌为什么能够成为文王的原因,也是彰薮公为什么永远只能是一介书生的原因!反过来,将人家的儿子剁成肉酱,还非逼着人家的父亲来吃这个肉饼,纣王无道之极,这样的人不国破身亡,天道何以为继?——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故事是野史的记载,正史中根本没有,因此,后世有人质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认为这个故事是在故意抹黑纣王。  真实与否,彰薮公也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那就是姬昌是个坚忍不拔的人物。他被纣王囚禁起来,并没有躁动,而是安安心心接受“劳动改造”,以迷惑纣王。这点与后世刘备有异曲同工之妙:刘备与曹操青梅煮酒,为了韬光养晦,为了让曹操觉得自己是个胆小如鼠、胸无大志的人,一道惊雷下来,刘备假装筷子都被吓掉了。看来,聪明的人物都善于用不同的场景上演同样性质的戏。  姬昌老老实实地在羑里“劳动改造”,闲来无事,在此期间,居然写出了中国历史上一部对今天的人依然有重要影响力的著作,那就是《易经》(今天香港、东南亚等地的华人最信这个,搬个家、布置个办公室都要讲究风水)。事实证明,强大的人始终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我们伟大的姬昌,在这样朝不保夕、骨肉分离的恶劣环境下,居然可以写出这样一部旷世巨著,确非常人所及,彰薮公唯有佩服!
  糖衣炮弹似的“攻关”  在姬昌“劳动改造”的过程中,他帐下的一批大臣还在不断地“攻关”,力求将姬昌的“无期徒刑”减至“有期徒刑”。这些人确实能力强,关于姬昌手下这批阵容强大的能臣干吏,《诗经?大雅?文王》中的第三段有过描述:  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意思就是姬昌手下能干呀、贤良呀、能够出谋划策呀、济济满堂呀!这些“猛人”充分评估纣王的性格为人过后,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向纣王“攻关”的生理和心理两套优化方案,目的旨在为姬昌“减刑”。从生理上来说,纣王不是迷恋女色吗?那好,他们就多多送些美女给纣王。一来,代表姬昌孝敬君父;二来,让这些训练有素的美女间谍在长袖曼舞之间、舒床暖枕之上、缠绵悱恻之际、巫山云雨之后不遗余力地、见缝插针地向纣王吹吹“枕头风”,给姬昌打打广告,说明姬昌这个人有多靠谱、多忠诚、多热爱他的君父、多么不可能心怀不轨和拥兵自重,为姬昌的“减刑”营造舆论氛围。  还有,纣王不是爱珍器重宝吗?他们就在民间大量征集宝物、骏马等等,不断进献给纣王,让纣王进一步“玩物丧志”,进一步减小对姬昌的猜疑之心。需要注明的一点是:除了贿赂纣王,姬昌的一班能臣还不断贿赂纣王身边的奸佞小人,让他们也得到好处,可以在重要关头替姬昌美言美言。  从心里上来说,就是舆论造势了。姬昌的一班能臣不断指使依附姬昌的西部小诸侯国到处宣传姬昌多好多好,我们西部诸侯多么多么需要姬昌来协调工作,我们的“西部大开发”多么多么离不开姬昌的英明领导……  当然了,这些只是姬昌的一班能臣单方面的努力。“碉堡最容易从内部陷落”,姬昌的最后获释,其实也有赖于纣王身边一个靠诬告而获重用的无耻小人崇侯虎。各位读者,崇侯虎就是靠诬告姬昌发迹的。故事是这样的:九侯是和姬昌并列的当时一个重要的诸侯,他生了一个女儿,美貌贤惠。似纣王般无耻淫贼,听到哪家的闺女漂亮贤惠,那心里呀,跟猫爪子在挠似的,所以软磨硬泡着九侯将这个女儿嫁给了他!国君对于自己女儿的青睐,九侯就是有一万个不愿意,也没有法子!毕竟,纣王是天下共主,他怎么可能公然和纣王叫板,所以只能咬碎牙根往肚子里咽!  这个漂亮贤惠的女子嫁给纣王之后,却和纣王的喜好南辕北辙、格格不入。纣王是个淫乱之徒,一天到晚就盼颠鸾倒凤、求云雨之欢,而这个好姑娘生性贤惠,不愿意整天沉溺于这档子事。这就和纣王产生了巨大的分歧,纣王一怒之下,杀了这个可怜的姑娘,还怪九侯没有把闺女教育好,冲冠一怒,把九侯剁成了肉酱(各位读者,彰薮公发现纣王有剁肉酱的喜好,如果能够让他去做炸酱面,估计会人尽其才)!  当时另外一个重要的诸侯鄂侯听说这事之后,急吼吼地去为九侯打抱不平,结果被纣王晒成了人肉干!姬昌听说后,只能黯然叹息。一个人兔死狐悲的正常叹息,却成了崇侯虎诬告姬昌有不臣之心的直接证据,也就成为姬昌被囚羑里“劳动改造”的原因。崇侯虎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告密第一人,或许也是用他人鲜血染自己红顶子的第一人——遗臭万年!后来姬昌的一班能臣用珍器重宝贿赂纣王的时候,当然也没有忘记给纣王的重臣崇侯虎捎上一份“孝敬”!“拿人手短”,估计这个无耻狗贼也就不好意思再厚着老脸说姬昌的不好了。
  顶顶顶顶顶顶顶  
  留爪。。。。
  放或者不放,这是一个问题!  站在纣王的角度,对于姬昌,放或者不放,这是一个问题!并不是收点美女和珍宝就可以了事的事情,因为纣王即使被美色迷乱了心智,基本的智商应该还“健在”吧,他应该懂得去权衡事情两端的利弊得失。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史书说纣王看到姬昌一方进献的美女、骏马、珠宝就哈哈大笑,说:“就是这些美女都足以赦免姬昌的罪了,何况还有这么多宝物!”彰薮公觉得这是后世的抹黑,是在侮辱纣王的智商。作为富有四海的天子,纣王什么美女宝物没有见过,至于这么没出息吗?  纣王到底是什么一个态度,不见于任何史书。但是,彰薮公认为,时代在变,人物在变,而天道和人性不变,彰薮公愿意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带领各位读者一起为纣王做一个形势分析报告。  首先,不放姬昌,对于纣王有什么结果。其实,纣王囚禁姬昌的时候,姬昌已经老大不小了。那么,留着这么个满头白发的糟老头子有什么用呢?一不能劳作、二不能打仗、三又不是美女,还要管他一天三顿饭!而且,他手下那帮人还整天嚷嚷着要求释放他,纣王虽然收了他们的贿赂,估计要求释放之声都让他耳朵听出了老茧。  第二,长期囚禁姬昌,西部那些小诸侯国很容易失去制约,酿成哗变(当然,这是基于纣王根本不知道西部的小诸侯国都已经暗中投靠在姬昌麾下),因为那些小诸侯国只服姬昌去协调矛盾(没办法,资历、人品和威望放在那里,让人不得不服)。如果真的出现哗变,对于纣王统治的国家来说,就是边境不宁,然后纣王他老人家就不得不御驾亲征来讨伐这些叛乱的诸侯小国,那种风餐露宿、马革裹尸的生活和纸醉金迷、美人相伴的日子比较起来,纣王愿意过哪种?即使不需要纣王御驾亲征,他总得派得力战将去平乱吧,这中间要产生出多少粮草辎重的费用。与其把钱花在平乱上,纣王他老人家还不如多建几个鹿台(可命名为狗台、猪台)好好享受一下,而且还免得天天关心战局,天天批阅塘报、天天过问进度。
  第三、纣王确实不爱民,但是广袤的西部还是他商朝的土地吧,不能彻底不管吧!各位读者,对于土地,无论多么昏聩的皇帝,都还是非常敏感和渴望的。为什么呢?第一、土地可以出产粮食、草料,这是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第二、土地上有人,在冷兵器时代,一个男人拿着镰刀也好、锄头也罢,就代表一个战斗力啊。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共识,所以,大家看看,即便如宋理宗赵昀这般贪生怕死的败类,在即位之后,假模假式的还是要在群臣和百姓面前摆出一副想要北伐、收复失地的姿态,其中当然免不了作秀的成分,但是赵昀内心真的没有对北方战略资源的渴望,怎么可能?同理,纣王不可能不管西部的土地,那么,“西部大开发”的国策确实需要一位“政治过硬”、作风正派、团结下属、维稳经验丰富,驾驭全局和处理复杂问题能力强的老同志来主持,否则不定出什么乱子!放眼望去,只有姬昌有这个能力和声望。  第四、纣王如果杀了或者关死了这个糟老头子,他的儿子里面肯定会冒出另外一个“姬昌”,而西部各小诸侯国在新的“姬昌”的带领下,肯定同仇敌忾,视自己为仇雠,说自己妄杀有功之人,更加有理由拧成一股绳向自己开火,然后自己就必须疲于应对,怎么还能夜夜笙歌、软被拥香呢?基于这些考虑,也基于自己已经从姬昌的一班能臣手中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贿赂,纣王终于还是释放了姬昌。  《史记?殷本纪》上说:姬昌被释放之后,他立刻把洛西之地献给了纣王。估计这是为了进一步迷惑纣王,也是为了向纣王示弱。纣王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并且正式册封姬昌为“西伯”,授权姬昌可以代表中央商朝讨伐不法的诸侯。何为“西伯”?“伯”在古代汉语中和“霸”是通假字,所谓“西伯”就指西方诸侯中的“一哥”,有点类似春秋时期的霸主。  事实证明,无论放还是不放,结果都一样,大厦将倾,纣王也独力难支!放就是实实在在的放虎归山,不放,会有新的“姬昌”冒出来,而且反而与人口实。如果彰薮公是纣王,就把姬昌手下的能臣干吏和子孙诱骗到羑里,来个一勺烩,全部杀死,以除后患。反正已经是暴君了,不在乎在自己的“功劳簿”上面再加上几十颗血淋淋的人头。不知道后来纣王在鹿台自焚的时候有没有把肠子悔青,但是历史没有后悔药,历史也从来没有“如果”!估计这时的纣王还把玩着姬昌的一班能臣贿赂的宝物,沾沾自喜自己这个事情做得漂亮——既得到了宝物,又得到一块土地,还收获了美名。  而姬昌呢?彰薮公敢肯定,此时姬昌的心情是轻快的,因为他这时肯定在“回自己的家,让纣王后悔去吧!”很快,就在姬昌刚刚回到自己的大本营,在目睹了纣王的荒诞不经和残暴不仁之后,在许多西部诸侯反叛商朝之声一浪高过一浪之时,他立刻做出了顺天应民的战略决策——灭商。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朝代,每个朝代的亡国之君都是悲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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