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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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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设立、职责、组成和工作程序以及其在中国人民银行中的作用 .cn/fagui/falv/Article/faguishiyi/zhongguorenminyinhangfa/200502/Article_41001.html 第十二条& 【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设立及职责】中国人民银行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组成和工作程序，由国务院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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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是否包容
作者：文眼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个重要抓手。其中，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对金融活动的影响更为敏感。有鉴于此，的角色就显得特别重要。除此之外，央行在金融监管方面又能做什么呢？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亚夫
　　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冲突，根本在于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金融监管存在显著顺周期性，这与货币政策沿用相机抉择进行天然存在矛盾。同时，两者在作用实体经济上也存在较大差异。
　　一是对实体经济作用的方式不同。货币政策主要是调节货币供应量、社会融资规模和社会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强调的是总量调节。而金融监管则从微观资金配置效率出发，保障社会资金正常供应，侧重于结构与效率配置。
　　二是对实体经济作用的环境不同。货币政策操作同经济周期反向变化，以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周期下行，以紧缩性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周期过度景气。
　　三是对实体经济作用的机制不同。中央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影响金融机构和微观经济主体，使实际经济增长率接近于潜在增长率，其作用机理在益导向，引导微观经济主体顺应货币政策方向行事。
　　央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存在包容可能性：一是在金融稳定新框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可以相互包容；二是中央银行包含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职能可提高货币政策实施效果；三是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有助于降低整体金融运行的风险；四是中央银行拥有金融监管职能可降低政策协调成本；五是中央银行拥有金融监管职能不会削弱金融监管专业性。
　　2003年，剥离银行业监管职能，专司货币政策，而银行业监管职能则由分立后的承担，标志着我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最终完成。
　　当时将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剥离的主要考虑，是认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均由中央银行负责，内含冲突可能性，即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性与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控，有引发中央银行政策目标不清晰、行事不统一，并造成货币政策目标与金融监管目标均未达预期的可能性。
　　但经过10多年金融管理实践，这个问题依然没有根本解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央银行维护系统性金融稳定的重要性得到全球主要经济体和决策层高度重视，形成了金融监管回归中央银行的新趋势。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提高货币政策实施效果以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凸显，维护系统性金融稳定的责任加重，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央银行同时负责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职能的可能性。
　　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天然内含冲突
　　金融体系存在顺周期性，其根源在于金融市场参与者随时间变化对风险的不恰当反应。这些不当反应主要是由于风险时间维度的衡量困难所造成，同时也源于市场参与者对风险的个体理性反应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反应。
　　不仅如此，金融体系内广泛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在经济上升期，获取贷款越易，资产价格越高，以这些高价资产作为抵押品再获取更多贷款；反之则相反。金融系统周期性特征在金融市场上表现为信贷和资产价格的“高涨―萧条周期”。在现行银行资本监管体系下，规定了银行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关系，金融体系顺周期性不可避免导致资本监管顺周期性。
　　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冲突，根本在于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金融监管存在显著顺周期性，这与货币政策沿用相机抉择进行逆周期调控天然存在矛盾。同时，两者在作用实体经济上也存在较大差异。
　　一是对实体经济作用的方式不同。货币政策主要是调节货币供应量、社会融资规模和社会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强调的是总量调节。而金融监管则从微观资金配置效率出发，保障社会资金正常供应，侧重于结构与效率配置。
　　虽然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均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要方式，但因为作用方式不同，总量调节与结构配置在实践中往往会存在冲突，即期望中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因为结构配置效率过低而大打折扣。这在经济下行周期表现更为明显，即出于金融风险顾虑加大金融监管力度的做法往往会降低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与货币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放贷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存在现实冲突。
　　二是对实体经济作用的环境不同。货币政策操作同经济周期反向变化，以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周期下行，以紧缩性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周期过度景气。
　　但金融监管存在顺周期性，由于监管指标预先设置并以形式进行规范，在经济上行周期，金融机构监管指标往往会表现良好，流动性充裕，金融监管力度相对宽松。而在经济下行周期，金融机构监管指标往往自然恶化，金融风险加快释放，金融监管则趋于严厉。
　　三是对实体经济作用的机制不同。货币政策着眼于宏观经济，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影响金融机构和微观经济主体，使实际经济增长率接近于潜在增长率，其作用机理在于利益导向，引导微观经济主体顺应货币政策方向行事。
　　而金融监管基础在于微观经济治理，主要依靠带有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来规范金融机构行为，明确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服务的标准与要求，进而影响到微观经济主体经济行为。可见货币政策侧重于引导社会预期，而金融监管重在法律规范性。
　　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作用实体经济的差异性，使得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目标很难在时间上与空间上达到完全统一，内含冲突可能性。
　　历史上，我国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1996年，我国在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过程中，身负金融监管职能的中央银行实际上起的是一个“消防队”的作用，四处救火。
　　1997年我国经济步入通货紧缩，从反周期出发，中国人民银行转变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取向，连续多次降息、两次大幅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提供再贷款支持、鼓励再贴现、发布支持经济发展的信贷指导意见等等，货币政策工具使用力度之大、操作频率之强前所未有。
　　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金融安全被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中国人民银行基于金融风险的判断，提出了以金融监管为重点的工作指导方针，对金融机构资产质量进行严格监管，与宽松货币政策导向存在冲突，导致我国货币投放渠道效率下降，金融机构“惜贷”盛行，使得宽松货币政策意图并不能有效实现。
　　金融监管职能从央行剥离未根本解决问题
　　2003年，银监会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立，中国人民银行专司货币政策。但十年多金融管理实践表明，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而且还带来一些新问题。
　　一是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依然存在冲突。
　　中国人民银行专司货币政策与银监会负责银行业金融监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内在冲突。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对实体经济作用的差异性，并不因为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剥离而削弱。
　　事实上，金融监管职能由单设部门负责后，虽然金融监管力度得到显著加强，但同时金融监管顺周期性与货币政策逆周期性之间的冲突也得到了强化。由于政策目标之间差异，以及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进展缓慢，两者冲突的协调与沟通成本反而会明显增加。
　　今年以来，在中央银行通过中期借贷便利向金融机构注入数千亿元流动性后，社会融资规模并未如期出现增长。月，全国社会融资规模13.59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24万亿元；10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环比下降36%。这些情况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受阻，除了特定经济运行阶段的共性因素之外，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协调困难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监管指标影响到合意贷款投放。通常，中央银行基于宏观审慎管理的合意贷款与金融监管在方向上存在一致性，均要考虑金融机构微观经营稳健性。但在宏观经济下行期间，合意贷款所具备的逆周期调节功能与金融监管指标固化存在一定矛盾。尽管中央银行根据逆周期调节增加了合意贷款规模，却因为部分商业银行的存贷比触及红线而不能实现顺利投放。
　　金融风险顺周期监管与中央银行逆周期调控依然冲突。金融风险监管存在顺周期性，特别是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导致金融风险大量释放期间，金融风险监管比以往更加严格，不可避免削弱到金融机构贷款投放积极性。这种冲突并不因为中央银行分离监管职能后得到弱化。
　　货币政策总量调控与金融机构微观传导存在中梗阻。货币政策实施效果依赖于金融机构在微观层面的传导与主动配合。但货币政策导向与金融机构微观经营目标存在冲突时，难免会形成中梗阻。当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合一时，“窗口指导”可以有效去处中间障碍物。而在中央银行失去对金融机构的金融监管权时，“道义劝说”能否奏效主要仍取决于被劝告方对事后收益与成本的计量。在宏观经济下行期间，中小企业经营风险更高，因而金融机构主动加大信贷投放的动机明显不足。
　　二是中央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权威性受到影响。
　　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行政控制力下降，使得中央银行传统“道义劝说”和“窗口指导”的有效性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为回收金融市场流动性，在使用法定存款准备金工具、公开市场操作同时，2004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发定向票据，着力降低特定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冲动，成为中央银行“窗口指导”的有力配套措施。月，全国新增贷款达到全年计划的75%，在前期中央银行“窗口指导”并未取得明显效果情况下，带有惩罚意味的中央银行定向票据成为无奈之举。
　　同时，为回收流动性的中央银行票据规模发行规模越来越大，明显提高了中央银行冲销外汇占款的成本。2010年，银监会负责信贷规模管理，对银行体系当年信贷投放规模进行控制与调节。这些情况表明，在中央银行权威性受到影响后，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货币政策执行与传导的成本。
　　三是中央银行维护系统性金融稳定与工具欠缺之间存在矛盾。
　　2003年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虽然我国较早意识到中央银行在维护系统性金融稳定中的作用，但对维护金融稳定的认识还未得到深化，并未在法律上予以反映。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没有明确法律条文，明示中央银行维护系统性金融稳定可以运用的工具与手段，使得中央银行在履行金融稳定职能方面遭遇工具与手段欠缺的现实难题。
　　当然强化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有助于中央银行维护系统性金融稳定。事实上，这些年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2013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建立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金融监管政策、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协调；交叉性金融产品、跨市场金融创新的协调；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的协调；以及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但仅仅从中央银行履行金融稳定职能出发，还需要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维护金融稳定的工具与手段。
　　央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存在包容可能性
　　一是在金融稳定新框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可以相互包容。
　　过去有研究认为，中央银行既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又负责金融监管，会造成较为严重的角色冲突。一些学者对24个国家年的通货膨胀率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集于一身的国家，要比中央银行不负责金融监管的国家具有更高的通货膨胀，高出的幅度为50%以上。
　　此外，由于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行动有可能会制约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且更受到外部政治压力与影响。由此，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上出现了将金融监管从中央银行分离的潮流，并以为代表，将监管职能从英格兰银行分离，成立金融市场统一的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
　　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各国认识到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性。而金融稳定应包含两个层次，宏观方面涉及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微观层面涉及系统性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在微观方面，为维护金融稳定，中央银行必须要监测系统性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及时采取有效监管措施。
　　在宏观方面，为维护系统性金融稳定，中央银行必须要监管整个金融体系，防范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传染。可见，无论是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均需要赋予中央银行对金融体系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责。
　　而这种在维护金融稳定新框架下的金融监管，与中央银行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的角色并不冲突。这主要是因为，金融稳定也是中央银行的天然职责。事实上，在一国金融体系中，只有具备最后贷款人职责和流动性供给能力的中央银行，才能真正肩负起系统性金融稳定职责。
　　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在周期反映上并不冲突。金融稳定在本质上也是逆周期调节，即在经济上行周期，虽然金融监管指标表现良好，但潜在风险正在积聚，为维护金融稳定，需要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进行控制，进行逆周期监管。这与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并无实质差异。
　　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有助于系统性金融稳定。而基于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的货币政策，限制经营不稳健的金融机构业务扩张，降低金融体系整体运行风险，促进金融体系运行稳定。
　　二是中央银行包含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职能可提高货币政策实施效果。
　　金融机构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载体。基于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差异化经营存在一定矛盾，提高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成本。今年以来，中央银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但社会融资成本仍然居高不下。这主要是因为微观金融机构的利益决策机制与货币政策总量存在矛盾，中央银行降低金融市场利率的举动，往往会因为微观金融机构在终端提高融资利率而被部分抵消。如果中央银行拥有金融监管职能，那么可以通过微调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政策实币政策传导渠道畅通，提高货币政策执行效果。
　　在没有金融监管职能的现实条件下，中央银行积极探索并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今年以来对部分银行采取了定向宽松政策，引导相关银行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定向宽松工具频繁使用可能会削弱货币政策作为总量调节工具使用的效果。
　　这么多年的金融实践已经表明，在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工具效果还难以根本性摆脱金融监管影响的背景下，中央银行分离金融监管职能已经一定程度损害到货币政策实施的微观基础。
　　三是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有助于降低整体金融运行的风险。
　　在金融混业经营日益强化，跨行业、跨市场金融业务规模迅速增长的今天，我国金融分业监管在适应全金融风险监管的挑战上存在难以解决的监管套利和监管真空难题，迫切需要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对现行金融分业监管进行有效补充与支撑。
　　特别是在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监管上，目前以金融同业业务和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为代表，已经完全混业经营，且交易链条延长，风险更加隐蔽，监管套利与监管真空的问题更加突出，金融分业监管体制在应对跨市场风险传染上面临巨大挑战，迫切需要中央银行以维护金融稳定的名义参与金融监管。
　　今年上半年，在中央银行牵头下，“一行三会一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有效降低了金融同业业务整体运行风险，抑制部分银行金融同业业务非理性扩张。这种情况说明，中央银行对金融体系实施监管有助于降低整体金融运行风险。
　　四是中央银行拥有金融监管职能可降低政策协调成本。
　　政策协调也存在交易费用。由于政策主体目标与利益存在差异，不可避免产生协调成本。根据定理，因为交易费用存在，不同的权利界定和分配，则会带来不同效益的资源配置，所以产权制度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
　　如果将政府职能界定为一种产权，那么公共部门的产权制度也就是政府职能的界定与分配。从降低交易费用的角度出发，当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内含冲突时，将其置身于中央银行一个部门之下，比职能分设具有更低的交易费用。
　　五是中央银行拥有金融监管职能不会削弱金融监管专业性。
　　金融监管专业化与单纯监管机构变动并不具备因果关系。机构组织是金融监管的载体，但金融监管专业化主要反映为金融监管理念、金融监管政策、金融监管队伍的专业化。这种金融监管专业化并不因为中央银行拥有金融监管职能而被削弱。从根本上说，金融监管专业化水平高低主要还是取决于人的因素。
　　提高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维护金融稳定的
　　政策选择
　　综合来看，在过去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统一期间，我国也曾出现过货币政策传导受阻情况。但与过去不同，当前货币政策传导受阻，更多体现为金融体系内部中央银行、监管当局、金融机构三方之间的目标与激励不相容，影响因素与相互作用过程更为复杂，也更难以简单调节。
　　无论从哪一点看，建立并强化中央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最高权威，是有效执行与传导货币政策的基础。但我国中央银行在金融体系最高权威性的建立，在金融分业监管和中央银行不负责金融监管的体制下，仍是任重而道远，将不可避免影响到货币政策执行与传导的实际效果。
　　过去，将金融监管权从中央银行分离，主要是为了提高货币政策执行与传导的效果。但实践证明，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本身并无取舍关系，为提高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不需要以牺牲金融监管权为代价，提高监管能力也无需与货币政策泾渭分明。即使存在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内在的冲突，但同时也可以在单一部门实现两者之间的内在协调与配合。
　　反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成因与教训，各国普遍加强了中央银行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监管职能。过去将金融监管权从中央银行剥离的国家，如英国为代表，又重新赋予并扩大了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金融监管权。由此可见，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并无本质冲突，强化中央银行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并不构成提高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实质性障碍。
　　在不触动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赋予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是提高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和维护系统性金融稳定的可行选择。
　　一是赋予中央银行根据维护金融稳定职能需要创设政策工具与手段的权利，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二是赋予中央银行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职责，根据金融风险演化状况，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有效事前风险监管。三是赋予中央银行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监管职责，对现行金融分业监管进行有效补充，防止监管套利，避免监管真空。四是赋予中央银行金融体系最高权威性，在履行必要程序后根据需要对指定金融机构进行有效风险监管，限制其业务扩张，责令其业务退出，或采取其他监管措施，降低机构整体运行风险。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供职于金融机构)
（责任编辑：HN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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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
　　狭义货币政策：指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和平衡）运用各种工具调节和，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合。
　　广义货币政策：指政府、中央银行和其他有关部门所有有关货币方面的规定和采取的影响金融变量的一切措施。（包括金融体制改革，也就是规则的改变等）
　　通过调节，影响及经济中的信贷供应程度来间接影响总需求，以达到总需求与总供给趋于理想的均衡的一系列措施。货币政策分为扩张性的和紧缩性的两种。
　　是通过提高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来刺激总需求，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更为容易，利息率会降低。因此，当总需求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比很低时，使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最合适。
　　是通过削减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水平，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较为困难，利息率也随之提高。因此，在较严重时，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较合适。
　　货币政策调节的对象是，即全社会总的购买力，具体表现形式为：和个人、企事业单位在银行的存款。与消费变动密切相关，是最活跃的货币，一直是中央银行关注和调节的重要目标。
　　是指中央银行为调控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采取的政策手段。
　　货币政策是涉及经济全局的，与、、 和等关系十分密切，必须实施综合配套措施才能保持。
　　运用货币政策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七个方面： 　　
　　第一，控制货币发行。这项措施的作用是，钞票可以整齐划一，防止币制混乱；中央银行可以掌握资金来源，作为控制商业活动的基础；中央银行可以利用调节和控制货币供应量。　　
　　第二，控制和调节对政府的贷款。为了防止政府滥用贷款助长，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规定以为限，当税款或债款收足时就要还清。　　
　　第三，推行。中央银行通过它的公开市场业务，起到调节货币供应量，扩大或紧缩，进而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　　
　　第四，改变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准备金率，据以控制、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　　
　　第五，调整。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之间的贴现行为。调整，可以控制和调节，影响货币供应量。　　
　　第六，选择性信用管制。它是对特定的对象分别进行专项管理，包括：证券交易信用管理、管理、不动产信用管理。　　
　　第七，。它是中央银行采取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直接进行干预和控制的措施，以控制和引导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　　
　　，是指货币政策工具实施以后，通过什么途径传递使最终目标发生预期的显著的变化，一般通过以下机制来传导：
　　(1)调整效应，因为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从而引起和的变化，人们要调整，引起资源的重新配置，这会使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发生变化。
　　(2)财富效应，因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引起财富的变化，以至于影响消费行为的变化，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3)授信限制效应，某种(扩张或紧缩)货币政策的实施，会改变授信条件，以至影响信贷规模，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4)预期效应，是指人们根据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化对未来的经济形势进行预测，调整自己的行为，结果导致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变化。
　　(5)国际贸易效应，是指由于本国的货币供应量变化，导致本国利率的改变，从而影响到汇率，进而影响到净出口，使总需求发生变化。
　　货币政策从制定到获得主要的或全部的效果，必须经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即称为时滞。
　　时滞由两部分组成：和。
　　内部时滞指从政策制定到货币当局采取行动这段期间。可分为两个阶段： (1)从形势变化需要货币当局采取行动到它认识到这种需要的时间距离，称为；(2)从货币当局认识到需要行动到实际采取行动这段时间，称为行动时滞。内部时滞的长短取决于货币当局对经济形势发展的预见能力、制定对策的效率和行动的决心等。
　　外部时滞又称影响时滞，指从货币当局采取行动开始直到对政策目标产生影响为止的这段过程。外部时滞主要由客观的经济和金融条件决定。
　　，指中央银行组织和调节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反映了社会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客观要求。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一般有四个：、、和等。
　　稳定物价目标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而物价稳定的实质是币值的稳定。所谓币值，原指单位货币的含金量，在现代条件下，衡量币值稳定与否，已经不再是根据单位货币的含金量；而是根据单位货币的购买力，即在一定条件下单位货币购买商品的能力。它通常以一揽子商品的物价指数，或来表示。目前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通常采用综合物价指数来衡量币值是否稳定。物价指数上升，表示；物价指数下降，则表示货币升值。稳定物价是一个相对概念，就是要控制通货膨胀，使一般物价水平在短期内不发生急剧的波动。衡量物价稳定与否，从各国的情况看，通常使用的指标有三个：一是GNP（），它以构成国民生产总值的最终产品和劳务为对象，反映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化情况。二是，它以消费者日常生活支出为对象，能较准确地反映消费物价水平的变化情况。三是，它以为对象，能较准确地反映大宗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除了通货膨胀以外，还有一些属于正常范围内的因素，如季节性因素、消费者嗜好的改变、经济与工业结构的改变等等，也会引起物价的变化。总之，在动态的经济社会里，要将物价冻结在一个绝对的水平上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能否把物价控制在经济增长所允许的限度内。这个限度的确定，各个国家不尽相同，主要取决于各国经济发展情况。另外，传统习惯也有很大的影响。有人认为，物价水平最好是不增不减，或者只能允许在1％的幅度内波动，这就是物价稳定；也有人认为，物价水平不增不减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能把物价的上涨幅度控制在1—2％就算稳定了；还有人认为，物价每年上涨在3％左右就可以称之为物价稳定。
　　所谓充分就业目标，就是要保持一个较高的、稳定的水平。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凡是有能力并自愿参加工作者，都能在较合理的条件下随时找到适当的工作。
　　充分就业，是针对所有可利用资源的利用程度而言的。但要测定各种的利用程度是非常困难的，一般以劳动力的就业程度为基准，即以失业率指标来衡量劳动力的就业程度。所谓失业率，指社会的失业人数与愿意就业的劳动力之比，失业率的大小，也就代表了社会的充分就业程度。，理论上讲，表示了生产资源的一种浪费，失业率越高，对社会经济增长越是不利，因此，各国都力图把失业率降到最低的水平，以实现其经济增长的目标。造成失业的原因主要有：
　　1.总需求不足。由于大于总需求，使经济社会的各种经济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无法得到正常与充分的利用。主要表现为：一是周期性的失业。这是在中的与萧条阶段，由于需求不足所造成的失业。二是持续的普遍性的失业。这是真正的失业，它是由一个长期的经济周期或一系列的周期所导致的长期不足的失业。
　　2.总需求分布不平衡。由于总需求在整个经济中分布不均衡，造成某些行业职业或地区缺乏需求。它是劳动的不流动性造成的结果。主要有：其一，摩擦性的失业。当一个国家某个地区的某一类职业的工人找不到工作，而在另外一些地区却又缺乏这种类型的工人时，就产生了。其二，结构性的失业。在劳动力需求条件与供给条件的长期变化中，由于劳动的不流动性，致使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种类不相符合。在某些崛起行业中可能出现劳动力不足，而在一些生产不的行业中又会出现。此外，由于采用新技术也会引起的改变。
　　3.季节性的失业。有些行业的工作季节性很强，而各种季节性工作所需要的技术工作又不能相互替代，可以设法减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4.正常的或过渡性的失业。在动态的经济社会中，平时总有一些人要变换他们的工作，或者换一个职业，或者换一个雇主，有的可能调到其它地区工作，当某项合同到期时也会出现劳动力多余。这些情况中，未找到另一个工作之前，常常会有短暂的失业。
　　认为，除需求不足造成的失业外，其它种种原团造成的失业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从的角度看，保持一定的失业水平是适当的，充分不意味着失业率等于零，美国多数学者认为4％的失业率即为，而一些婪为保守的学者则认为应将失业率压低到2—3％以下。
　　所谓经济增长就是指国民主产总值的增长必须保持合理的、较高的速度。目前各国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一般采用人均实际国民主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即用人均名义国民主产总值年增长率剔除物价上涨率后的人均年增长率来衡量。政府一般对计划期的实际GNP 增长幅度定出指标，用百分比表示，中央银行即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
　　当然，经济的合理增长需要多种因素的配合，最重要的是要增加各种经济资源，如人力、、物力，并且要求各种经济资源实现最佳配置。中央银行作为中的货币主管部门，直接影响到其中的财力部分，对与配置产生巨大作用。因此，中央银行以经济增长为目标，指的是中央银行在接受既定目标的前提下，通过其所能操纵的工具对资源的运用加以组合和协调。一般地说，中央银行可以用增加或降低实际利率水平的办法来促进投资增加；或者通过控制通货膨胀率，以消除其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和页期效应对投资的影响。
　　虽然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普遍将经济增长列为之一，但由于它在各国货币政策目标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重要程度不尽相同，就一国而言，在各个历史时期也并不一样。从美国来看，高度重视经济增长是在30—50 年代，因为当时美国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生产严重下降，以及随后出现的50 年代初的。而自70 年代以来，尤其是1981年担任总统之后，货币政策目标则以为重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同样提出了发展经济的目标，但那是基于战后的生产极度衰退而言，实际上，在经济增长与稳定物价这两个目标的重点选择上，日本始终以稳定物价为主。联邦德国由于吸取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爆发恶性通货膨胀的惨痛教训，因而虽把经济增长也列入政策目标之一，但在实际执行中宁愿以牺牲经济增长来换取马克的稳定。不过也有例外，如南朝鲜的货币政策目标曾一度是经济增长为主，稳定物价被置于次要位置。
　　根据的定义，是某一时期一国对外经济往来的，它表明：
　　（1）某一经济体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在商品、劳务和收入方面的交易；
　　（2）该经济体的、以及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债务的所有权等的变化；
　　（3）从会计意义上讲，为平衡不能相互抵消的上述交易和变化的任何帐目所需的无偿转让和对应项目。
　　就上的性质而言，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或叫，它是出于经济上的目的、政治上的考虑以及道义上的动机而自动进行的，如贸易、援助、赠予、等。另一种是，或叫事后交易，它是为弥补的差额而进行的，如获得的短期资金融通、动用本国、以弥补差额等。若一国国际收支中的收支自动相等，说明该国国际收支平衡；若收入大于支出，称之为顺差；若支出大于收入，则称之为逆差。
　　判断一国的与否，就是看平衡与否，是否需要调节性交易来弥补。如果不需要调节性交易来弥补，则称之为国际收支平衡；反之，如果需要调节性交易来弥补，则称之为。
　　所谓平衡国际收支目标，简言之，就是采取各种措施纠正，使其趋于平衡。因为一国国际收支出现失衡，无论是顺差或逆差，都会对本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长时期的巨额逆差会使本国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并承受沉重的债务和利息负担；而长时期的巨额顺差，又会造成本国资源使用上的浪费，使一部分外汇闲置，特别是如果因大量购进外汇而增发本国货币，则可能引起或加剧国内通货膨胀。当然，相比之下，逆差的危害尤甚，因此各国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一般着力于减少以致消除逆差。
　　从各国平衡国际收支目标的建立来看，一般都与该国国际收支出现问题有关。美国开始并未将平衡国际收支列入政策目标，直到60 年代初，美国国际收支出现长期逆差。从 年三年期间，累计达到400 亿美元，黄金储备大量流失，这时平衡国际收支才成为货币政策的第四个目标。日本的情况与美国类似。50 年代以后，日本和国际收支经常出现逆差，严重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因此才将平衡国际收支列为政策目标。1965 年以前，日本银行在国际收支方面主要解决逆差问题，此后日本国际收支呈现出完全顺差的趋势。当时日本因致力于国内物价稳定而忽视了对顺差的关注，结果导致顺差的进一步扩大，并由此引起了1971 年12 月的日元升值，之后，日本银行转而解决长期化问题。英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因其国内资源比较缺乏，对外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所以国际收支状况对国内经济发展影响很大，特别是国际收支失衡会使国内经济和货币流通产生较大的波动，因此战后英国一直把国际收支平衡列为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一般有四个，但要同时实现，则是非常困难的事。在具体实施中，以某项来实现某一货币政策目标，经常会干扰其他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或者说，为了实现某一货币政策目标而采用的措施很可能与实现另一货币政策目标所应采取的措施相矛盾。因此，除了研究货币政策目标的一致性以外，还必须研究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性及其缓解矛盾的措施。
　　事实证明，稳定物价与充分就业两个目标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若要降低失业率，增加就业人数，就必须增加货币工资。若货币工资增加过少，对充分就业目标就无明显促进作用；若货币工资增加过多，致使其上涨率超过的增长，这种，必然造成物价与就业两项目标的冲突。如西方国家在70 年代以前推行的扩张政策，不仅无助于实现充分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反而造成“”局面。
　　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之间的矛盾关系可用来说明。1958 年，英国经济学家（）根据英国年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勾划出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这条曲线表明，当失业率较低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高；反之，当失业率较高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低。由于货币工资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这条曲线又被西方经济学家用来表示与此消彼长、相互交替的关系。
　　这条曲线表明，失业率与物价变动率之间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相互替换关系。也就是说，多一点失业，物价上涨率就低；相反，少一点失业，物价上涨率就高。因此，失业率和物价上涨率之间只可能有以下几种选择：
　　图1 菲利浦斯曲线
　　（1）失业率较高的物价稳定；
　　（2）通货膨胀率较高的充分就业；
　　（3）在物价上涨率和失业率的两极之间实行组合，即所谓的，根据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作出正确的组合。
　　稳定物价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理论界对此看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物价稳定才能维持经济增长。这种观点认为，只有物价稳定，才能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势头。一般而言，劳动力增加，资本形成并增加，加上技术进步等因素促进生产的发展和产量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是货币总支出的增加。由于生产率是随时间的进程而不断发展的，货币工资和也是随生产率而增加的。只要物价稳定，整个经济就能正常运转，维持其长期增长的势头。这实际上层供给决定论的古典学派经济思想在现代经济中的反映。
　　2.轻微物价上涨刺激经济增长。这种观点认为，只有轻微的，才能维持经济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因为，通货膨胀是经济的刺激剂。这是的观点，凯恩斯学派认为，在充分就业没有达到之前增加货币供应，增加主要是促进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而物价上涨比较缓慢。并认定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非充分就业的均衡中运行，因此轻微的物价上涨会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美国的凯恩斯学者也认为：价格的上涨，通常可以带来高度的就业，在轻微的通货膨胀之中，工业之轮开始得到良好的润滑油，产量接近于最高水平，私人投资活跃，就业机会增多。
　　3.经济增长能使物价稳定。这种观点则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价格应趋于下降，或趋于稳定。因为，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新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前提下，生产的增长，一方面意味着产品的增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所以，稳定物价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并不矛盾。这种观点实际上是马克思在100 多年以前，分析下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时所论述的观点。
　　实际上，就现代社会而言，经济的增长总是伴随着物价的上涨。这在上述分析物价上涨的原因时，曾予以说明，近100 年的也说明了这一点。有人曾做过这样的分析，即把世界上许多国家近100 年中经济增长时期的物价资料进行了分析，发现除经济危机和衰退外，凡是经济正常增长时期，物价水平都呈上升趋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更是如此。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时期，物价水平不是呈上涨趋势的。就我国而言，几十年的建设的现实也说明了这一点。70 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阶段以后，有的国家甚至在或停滞阶段，物价水平也呈现上涨的趋势。
　　从西方货币政策实践的结果来看，要使稳定物价与经济增长齐头并进并不容易。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往往较多地考虑经济发展，刻意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譬如采用扩张信用和增加投资的办法，其结果必然造成增加和物价上涨。使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出现矛盾。
　　在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中，国家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会遇到两个问题：
　　1.经济增长引起进口增加，随着国内经济的增长，国民收入增加及支付能力的增加，通常会增加对进口商品的需要。如果该国的出口贸易不能随的增加而相应增加，必然会使得贸易收支状况变坏。
　　2.引进外资可能形成资本项目逆差。要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就要增加投资，提高投资率。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必须借助于外资，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以此促进本国经济。这种外资的流入，必然带来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的差额。尽管这种外资的流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而造成的国际收支失衡，但并不一定就能确保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的齐头并进。其原因在于：
　　（1）任何一个国家，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能够、设备、等，一方面决定于一国的吸收、掌握和；另一方面，还决定于国产商品的出口竞争能力和外汇还款能力。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一国所能引进和利用的外资是有限的。如果把外资的引进完全置于平衡贸易收支上，那么外资对经济的增长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此外，如果只是追求促进经济增长，而忽视国内资金的配置能力和外汇还款能力，那么必然会导致国际收支状况的严重恶化，最终会使经济失衡，不可能维持长久的经济增长。
　　（2）在其他因素引起的国际收支失衡或国内的条件下，用于矫正这种失衡经济形态的货币政策，通常是在平衡国际收支和促进经济增长两个目标之间做合理的选择。国际收支出现逆差，通常要压缩国内的总需求，随着总需求的下降，国际收支逆差可能被消除，但同时会带来经济的衰退。而国内经济衰退，通常采用。随着货币供之量的增加，社会总需求增加，可能刺激经济的增长，但也可能由于输入的增加及通货膨胀而寻致国际收支失衡。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在某些情况下两者也会出现不一致，例如，以所实现的高经济增长，不可能实现高就业。再如，片面强调高就业，硬性分配劳动力到企业单位就业，造成人浮于事，效益下降，产出减少，导致放慢，等等。
　　在实施货币政策中所运用的政策工具无法直接作用于最终目标，此间需要有一些中间环节来完成政策传导的任务。因此，中央银行在其工具和最终目标之间，插进了两组金融变量，一组叫做中间目标，一组叫做操作目标。
　　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和操作目标又称营运目标。它们是一些较短期的、数量化的金融指标，作为政策工具与最终目标之间的中介或桥梁，在货币政策的传导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使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更具弹性，操作目标是接近中央银行政策工具的金融变量，它直接受政策工具的影响，其特点是中央银行容易对它进行控制，但它与最终目标的因果关系不大稳定。中间目标是距离政策工具较远但接近于最终目标的金融变量，其特点是中央银行不容易对它进行掠制，但它与最终目标的因果关系比较稳定。建立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和操作目标，总的来说，是为了及时测定和控制货币政策的实施程度，使之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以保证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连接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与政策工具操作的中介环节，也是实施货币政策的关键步骤。中介目标必须具备三个特点。
　　1.可测性。指中央银行能够迅速获得中介目标相关指标变化状况和准确的数据资料，并能够对这些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和作出相应判断。显然，如果没有中介目标，中央银行直接去收集和判断最终目标数据如价格上涨率和是十分困难的，短期内如一周或一旬是不可能有这些数据的。
　　2.可控性。指中央银行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能对中介目标变量进行有效地控制，能在较短时间内（如1—3 个月）控制中介目标变量的变动状况及其变动趋势。
　　3.相关性。指中央银行所选择的中介目标，必须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有密切的相关性，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对中介目标进行调控，能够促使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
　　可以作为中介目标的金融指标主要有：、货币供应量和。
　　（一）
　　西方传统的货币政策均以为中介目标。利率能够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是因为：（1）利率不但能够反映货币与信用的供给状态，而且能够表现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变化。趋高被认为是紧缩，利率水平趋低则被认为是银根松弛。（2）利率属于中央银行影响可及的范围，中央银行能够运用政策工具设法提高或降低利率。（3）利率资料易于获得并能够经常汇集。
　　但是，利率作为指标的准确性较低。因为利率经常有显著的变动，影响其变动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对利率的影响可以是同方向的，也可以相互抵销；有政策性因素，也有非政策性因素，这样，当市场利率发生变动时，中央银行对经济状况就难以作出正确判断。
　　同时，利率作为指标还须考虑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一是利率种类的选择。“利率”在理论上是指所有的加权平均数，但能获碍的利率数据并不包括所有的利率，除了公开借货市场的利率外，尚有一些无法测知的利率。而即使获得了所有利率的准确数据，也难以从大量利率中得出单一的加权平均数来代表利率这一指标。二是和的差别，与借款人的成本预算最为相关的是预期的实际利率，但最易取得的数据却是名义利率。
　　（二）
　　以为代表的者认为宜以货币供应量或其变动率为主要中介目标。他们的主要理由是：（1）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能直接影响经济活动。（2）货币供应量及其增减变动能够为中央银行所。（3）与货币政策联系最为直接。货币供应量增加，表示货币政策松弛，反之则表示货币政策紧缩。（4）货币供应量作为指标不易将政策性效果与非政策性效果相混淆，因而具有准确性的优点。
　　但以货币供应量为指标也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一是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能力。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主要取决于基础货币的改变，但还要受其它种种非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如、商业银行、等，非中央银行所能完全控制。二是货币供应量传导的时滞问题。中央银行通过变动准备金以期达到一定的货币量变动率，但此间却存在着较长的时滞。三是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的关系。对此有些学者尚持怀疑态度。但从衡量的结果来看，货币供应量仍不失为一个性能较为良好的指标。
　　由于货币供应量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因此，以货币供应量为指标，还必须涉及确定以哪一层次的货币量为指标的问题，对此，各国做法不一，但从发展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控制重点从M1 转向M2 美国以前曾选择M1作为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指标，进入80 年代以后，逐渐转向M2，日本银行在70 年代以前观察现金购买主要以M1 为依据，至70 年代以后，已转变为以(M2 + CD)作为研究货币流通和预测货币供应量的主要指标。这种变化趋势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1）M2
与国民收入联系的密切程度大于M1 。各国的表明，M2 与的明显大于M1 ，中央银行必须选择这种与联系最密切的指标作为控制的重点。（2）M2
比M1 更便于中央银行控制。中央银行很难从短期内控制资金在现金与之间、以及资金在M1
与之间的移动。但如果采用M2 ,这种资金移动就变成了同一层次资金内部结构的变动，中央银行通过控制的信用规模，就能够在短期内控制M2 ，的总量。
　　（三）贷款量
　　以贷款量作为中间目标，其优点是：
　　（1）与最终目标有密切相关性。与均由贷款引起，中央银行控制了贷款规模，也就控制了货币供应量。
　　（2）准确性较强，作为内生变数，贷款规模与需求有正值相关；作为政策变数，贷款规模与需求也是正值相关。
　　（3）数据容易获得，因而也具有可测性。
　　以贷款量作为中间目标在具体实施中各国情况也有差异。政府对贷款控制较严的国家，通过颁布一系列关于商业银行贷款的政策及种种限制，自然便于中央银行控制。反之则不然。以贷款量的指标，各国采用的计量口径也不一致，有的用，有的则用贷款增量。
　　各国中央银行通常采用的操作目标主要有：、的、等。
　　（一）
　　短期利率通常指市场利率，即能够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变动灵活的利率。它是影响社会的与、银行信贷总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中央银行用以控制货币供应量、调节市场货币供求、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性指标，如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贴现率、等。由于利率有不同的期限结构，而且同一期限的不同资产又有不同的利率，作为操作目标，中央银行通常只能选用其中一种利率。过去主要采用，近年来转为采用。日本采用的是，英国的情况较特殊，的长、短期利率均以一组利率为标准，其用作操作目标的短期利率有：，三个月期的银行拆借利率，三个月期的国库券利率；用作中间目标的长期利率有：五年、十年公债利率、二十年。
　　（二）的
　　以准备金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其主要原因是，无论中央银行运用何种政策工具，都会先行改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然后对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产生影响。因此可以说变动准备金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必经之路，由于商业银行准备金越多，银行贷款与就越大，从而和货币供应量也就越多。因此，银行准备金增加被认为是货币市场，准备金减少则意味着市场。
　　但准备金在准确性方面的缺点有如利率。作为，准备金与需求负值相关。借贷需求上升，便减少准备金以扩张信贷；反之则增加准备金而缩减信贷。作为政策变量，准备金与需求正值相关。中央银行要抑制需求，一定会设法减少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因而准备金作为金融指标也有误导中央银行的缺点。
　　以准备金为指标还有一个选择何种准备金的问题，因为准备金有各种不同的计量口径。以美国为例，虽然货币主义者普遍认为，（会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总量包括联储存款、与联储借款）是对货币供应量的最佳“控制器”，但联储对此持怀疑态度。从1979 年10 月至1982 年夏，联储采用的指标一直是（准备金总量减去向联储借入部分，也称自有准备金）。1982 年夏末，联储采取新的步骤，改以为指标。
　　（三）
　　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经常使用的一个操作指标，也常被称为“强力货币”或“高能货币”。从基础货币的计量范围来看，它是商业银行准备金和流通中通货的总和，包括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社会公众持有的现金等。通货与准备金之间的转换不改变基础货币总量，基础货币的变化来自那些提高或降低基础货币的因素。
　　中央银行有时还运用“已调整基础货币”这一指标，或者称为扩张的基础货币，它是针对法定准备的变化调整后的基础货币。单凭基础货币总量的变化还无法说明和衡量货币政策，必须对基础货币的内部构成加以考虑。因为：（1）在基础货币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下降，银行法定准备减少而增加，这时的货币政策仍呈扩张性；（2）若存款从准备比率高的存款机构转到准备比率较低的存款机构，即使中央银行没有降低准备比率，但平均准备比率也会有某种程度的降低，这就必须对基础货币进行调整。具体做法是，假定法定准备比率已下降，放出1 亿元的，这1 亿元就要加到基础货币上，从而得到已调整的基础货币。
　　多数学者公认基础货币是较理想的操作目标。因为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的负债，中央银行对已发行的现金和它持有的存款准备金都掌握着相当及时的信息，因此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是能够直接控制的。基础货币比银行准备金更为有利，因为它考虑到社会公众的通货持有量，而准备金却忽略了这一重要因素。
　　由于是与（m）之积，如果m 是常数，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就不过是基础货币变动的反映，货币供应的增长率将等于基础货币的增长率。换言之，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也就是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中央银行就有能力使货币供应量稳定地按一定的百分比增长。
　　但国外的研究表明m 并不是一个常数。在不同的时期，货币乘数经常出现明显的波动，并且波动的幅度很不平稳，这就使中央银行难以预测和把握。即使中央银行能够预测的话，由于乘数的放大作用，一点小小的误差就足以使货币供应量远离中央银行预定的目标。
　　货币政策的运用分为紧缩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总的来说，紧缩性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减少货币供应量达到紧缩经济的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是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达到扩张经济的作用。
　　货币政策工具，指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所运用的策略手段。中央银行的政策工具有主要的一般性的工具、选择性的工具和补充性工具等。
　　其中一般性工具有：
　　它由、和组成。
　选择性和补充性工具
　　中央银行在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之外，尚有质的控制，或称选择性政策工具和其它政策工具，如和、、、、等货币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的效果指变动货币供给量的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假定增加货币供给能使国民收入有较大增加，则就大；反之，则小，货币政策效果同样取决于IS和的斜率，也分两种情况：
　　1．在LM曲线形状基本不变时，越平坦，移动（由于实行变动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就越大；反之，IS曲线越陡峭，LM曲线移动的影响就越小，如图1所示。
　　图1中，曲线斜率相同，曲线斜率不同，假定开始的均衡收入和都为ro和Yo。政府货币当局实行增加同样一笔货币供给量△M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时，LM都右移相同距离EEH，，这里k是L=kY-hr中的，即货币交易需求量与收入之比率，YoY3等于ro利率不变时因货币供给增加而能够增加的国民收入，但实际上收入并不会增加那么多，因为利率会因货币供给增加而下降，因而增加的货
货币政策效果因IS曲线斜率而异
　　币供给量中一部分要用来满足增加了的投机需求，只有一部分才用来满足增加的。究竟要有多少货币量用来满足增加的交易需求，这决定于货币供给增加时国民收入能增加多少。从图1看，IS较陡峭时（IS2），国民收入增加较少，从Yo增加到Y2，增加了YoY2，即货币政策效果较小，IS较时平坦时（IS1），国民收入增加较多，从Yo增加到Y1，增加了YoY1，显然，YoY1>YoY2，即货币政策效果比前者大，这是因为，IS较陡，表示投资的利率系数较小（当然，支出乘数较小时也会使IS较陡，但IS斜率主要决定于投资的利率系数），即投资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较差，因此。LM曲线由于货币供给增加而向右移动使利率下降时，投资不会增加很多，从而国民收入也不会有较大增加；反之，IS较平坦时，表示投资利率系数较大，因此，货币供给增加使利率下降时，投资和收入会增加较多。
　　2．当IS曲线斜率不变时，LM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小，反之，则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大，如图2所示。
货币政策效果因LM曲线斜率而异
　　在图2中，只有一条IS曲线，因而斜率相同，货币供给增加使LM从LM1右移到和LM2右移到时（相同距离为EEH），LM1较陡峭时，收入增加较多，从Yo增加到Y1，而LM2较平坦时，收入增加较少，从Yo增加到Y2，显然，YoY1 & YoY2。
　　为什么会如此？这是因为，若LM曲线较陡峭，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小，即货币供给量稍有增加就会使利率下降较多，因而对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多增加，即货币政策的效果较强。反之，LM较平坦，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大，即利率稍有变动就会使货币需求变动很多，因而货币供给量变动对利率变动的作用较小，从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对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大影响。
　　总之，一项扩张的货币政策如果能使利率下降较多（LM较陡时就会这样），并且利率的下降能对投资有较大刺激作用（IS较平坦时就会这样），则这项货币政策的效果就较强。反之，货币政策的效果就较弱。
　　首先，从整体影响强度上来说，货币政策对的影响明显大于，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影响最高位置大概在0.6%，但是对投资的最大影响大约在7%，说明货币政策对投资的作用力度远远高于消费。
　　其次，从货币政策不同渠道来看，利率渠道的差别不明显，投资明显是通过信贷渠道发挥作用的，消费则同时受到了和的影响。综上，我国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传导的，并且信贷主要是投向等领域的同定资产投资。货币政策拉动消费的效果并不明显，与科伊武(2012)的分析结果类似，消费对内需的巨大贡献可归因于积极的。货币政策对投资的拉动作用是显著的，但是货币政策不是通过货币供应量发挥作用，而是通过银行信贷，并且主要是带动的对的。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对消费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货币政策通过改变资产价格使居民的发生变化，影响具有间接性，居民持有的资产包括和，实物资产价格作用主要是房地产价格的作用，但作用有限，由于我国尤其是不发达，财富效应渠道的作用十分微弱，所以货币政策在拉动、扩大内需上的作用很弱。总之，货币政策主要是依靠信贷渠道刺激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的。
赵秋蓉.我国货币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基于VECM的实证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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