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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基层堡垒建设 迸发不竭发展动力
作者:&&胡冰 记者 张鸣
来源:&&犹江通讯
日期:&& 09:21:00
加强基层堡垒建设 迸发不竭发展动力
参加“学典型 扫四风”活动党员干部在梅水新建村下街社区党建示范点参观。（资料图片）记者 钟芳亿 摄
近年来，我县积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以基层组织建设“六强化、六提升”工作和“三送”工作“六个一”系列活动为主抓手，以深入推进“连心、强基、模范”三大工程为重点，不断激活基层党组织的发挥坚强堡垒作用和和基层党员投身事业、为民服务的不竭动力，积极构建充满生机、富有活力、以人为本、服务先行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连心聚力――“三送”暖民心
近日，暖阳刚把全身的寒意驱走，梅水乡新建村69岁老汉余承林就在村委会前看见了熟人――县委办“三送”干部谢远贵，他主动招呼起来：“谢同志，你又来啦？村里这条水泥路，我越看越高兴。活了近70年了，就是现在的生活最满意。”
余承林口中的路，是全村200多名村民出行的必经之路。它关乎小孩上学，老人赶圩，年轻人外出务工……过去，这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让村民们出行很困难。该村党支部书记蓝书英介绍，村里不少群众想发展产业，但由于材料运不进来，特产拉不出去，路不通成为村民致富的拦路虎。今年县委办“三送”工作组驻点该村后，立即开始研究解决方案。
蓝书英回忆，“三送”工作队行动迅速，立刻召集村干部、小组长，商讨解决修建通组路。为了做通村民工作，“三送”工作队队员们利用晚上的时间到农户家中耐心解释，讲解政策，风雨无阻。一个星期不到，“三送”工作队就协调好资金、人员等所有事宜。
“‘三送’干部又是丈量土地，又是规划路线，几天来忙里忙外，茶都没有进屋喝一口。”说起这条路，村民钟冬娣打开了话匣子，她说，他们测量了菜地、水田、杂房的面积，随后开挖沟渠，铺设涵管。浇筑路面当天，县委办的20多名干部全都来了，个个手拿锹铲，不少村民自发投工投劳，参与到修路大军中。
蓝书英说：“当时的场面感动了不少村民，只要在家的村民，不管老少，都自发地加入到整修道路的队伍中。当天，‘三送’干部还请来2辆工程车，运了6车沙石来铺路。大家干劲十足，一直忙到太阳下山。” 现如今，这条3000多米长的通组入户路已经打通。
而像这样的群众动嘴，干部跑腿的事，在我县俯拾皆是。2014年4月的一天，在五指峰乡黄竹头村张小辉家，县司法局机关干部和村组干部、党员代表、村民群众代表围坐在一起，商讨增加服务站工作内容、帮助解决村里困难群众打官司难等问题。“我们住得离县城远，办事不方便，现在好了。司法局在我家设立了群众服务站，有问题可以及时甚至现场解决，办手续、买车票都有人帮忙，方便了许多。”张小辉高兴地说道。
全县千余名“三送”干部和群众一起坐大板凳、喝大碗茶、拉家常，由于白天干部要忙本职工作，群众也常常出门在外，晚上就成了干部下乡的“黄金时间”，“乡间夜话”在干部群众之间又架起了一座连心桥。
如今，“三送”干部把所驻村看作了另一个“家”， 在所驻村积极开展政策宣讲、民情调研和发展指导等工作，发挥各自单位的职能优势服务村民，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2014年以来，全县党员干部已发放便民联系卡1万多张，收集群众各类意见建议530多条，排查调解村民矛盾纠纷240多件，为村民解决生产生活问题800多个。
强基蓄力――抓好“六强化”
许茂华是水岩乡崇坑村的青年干部，也是年末进行的村两委班子换届中着力培养的35周岁以下后备干部，通过回请、下派、公开选聘等多种途径，我县着手启动了民主推荐、公开选拔村级后备干部培育递进计划，确定村级后备干部525名，通过教育培训、结对培养、压担锻炼等方式，为村级换届选举储备优秀人才。我县创新党建工作模式，强化“班子、头雁、队伍、阵地、载体、机制”等六个方面基层组织建设，基层党建活力迸发。
选派216名党员干部到原籍村担任党建指导员，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缘关系、亲缘关系、熟悉乡情等优势，为农村党组织“出点子”、“找路子”，党员干部的“战斗力”全面提升。东山镇南塘村原籍党建指导员罗香人在暴雨当夜，连夜帮助转移群众和财产，安抚受灾群众情绪；双溪乡左溪村原籍党建指导员曾德忠调解宅基地纠纷，使两家人得以拆旧建新，住进了砖房……
我县采取课堂教学、现场教学和主题实践活动相结合等方式，为265名基层党组织书记举办专题培训班，提升村党支部书记“领头雁”的驾驭力和执行力。水岩乡古田村支部书记黄太梅在课后表示，在聆听了专家讲课后，对带领村民致富，建设和谐秀美新农村有了更深的感悟，回去一定和村委班子成员商量，把集鱼莲观赏、餐饮、农庄体验于一体的一条龙项目引进古田村，以点带面带动村里群众共同致富。
“豪角上群众支持我县污水处理厂、迎宾大道建设，积极配合拆迁，不仅住上了漂亮的新楼房，还有了店租收入，生活步入了小康‘幸福路’。”“名嘴宣讲员”黄圣标在一次宣讲会上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身边拆迁安置群众的生活故事，赢得了现场群众的热烈掌声。像黄圣标一样，全县80余名“名嘴宣讲员”活跃在乡村社区，用鲜活的话语，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这是我县开展紧扣一个主题、建立一套制度、编发一套手册、组织一批活动、开设一个讲堂、开展一次评比等为主要内容的“六个一”系列活动的一个侧影。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六个一”系列活动及时解决一批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的实际问题。
在农家菜园，学员们换上了雨鞋，挑起了畚箕，拿起了锄头，和村民们一起种辣椒、剥茶籽。“和村民在一起才知劳作的艰辛，也让大家体会到中央出台八项规定的正确英明。”2014年12月，梅水乡园村热闹非凡，不少村民家来了一批客人。这些客人是参加市委组织部举办的体验式教学培训的学员。我县按照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原则，打造了以县粮食历史文化陈列馆、上犹江水电厂、园村实训基地为主线的体验式教学点，让参训干部在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感受基层百姓的苦与乐。鲜活的教学内容、管用的培训方式，坚定了干部的理想信念，激发了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达到了干部教育“既要感动一阵子，更要受用一辈子”的良好效果，“农家课堂”成了效果持久的“补钙”基地。
模范给力――当好“领头雁”
“只要他到场，讲出的道理，没有不服气的！” “没有什么纠纷是老支书调解不了的，他就是我们村里的‘金牌调解员’！”在梅水乡新建村，说起村里的老支书张朝坤，无论是村民还是村干部，无不交口称赞。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村里的事琐碎又繁杂，邻里间的磕磕碰碰在所难免。我们调解矛盾、处理纠纷只有出于公心，群众才会服气。”张朝坤说。作为一名老党员，多年来，张朝坤凭着自己在村里的威望，协调村里大大小小的事，让许多剑拔弩张的人化干戈为玉帛，让许多积怨已久的两家族人一笑泯恩仇，用春风化雨般的耐心融化村民心里想不通的疙瘩，用铁面无私的公心处理一起起纠纷。
2012年7月，全市轰轰烈烈的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战役打响。不久，新建村下街社区成立村民理事会，古稀之年的张朝坤被推选为会长。下街有39户，宅基地问题错综复杂，千头万绪无从下手。“建房涉及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一碗水端不平不行，关系没有协调到位，很容易引发纠纷矛盾。”张朝坤召集大家开会，把理事会确定的建房方案公布，“这个是建房规划的初稿，大伙有意见，尽管提。”说完，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张朝坤把村民反馈上来的信息认真地记在本子上，然后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
“要不是张朝坤帮我们协调了宅基地，恐怕我现在还住在漏雨的土坯房里呢！”村民黄红英建房时因为宅基地的问题和村民田晓群闹矛盾，一直没办法拆建。张朝坤不厌其烦地往两家跑，做思想工作，通过协调宅基地流转，帮扶解决贷款问题，联系建材团购和工匠师傅，最后双方都作了让步，建起了新房。
下街社区划分3个党小组，实行党小组“进区入会”，党员“定区联户”。社区制订了社区民约、“十好”家庭以及和谐平安社区评选标准，成立了老龄协会、腰鼓队、舞龙队，积极开展警务、司法、计生、廉政文化进社区活动。张朝坤在自己“定区联户”的“责任田”里，种下公正、为民的“种子”，开出和谐、幸福之花。
去年，经全体村民评议，田克标、张朝大、陈德林三户家庭被评为“十好”家庭。张朝坤告诉记者，社区活动场所由“幸福家庭”张启福无偿提供，“社区有几万元资金，大家参与监督、管理，确保用于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我县搭建起乡镇党委“承诺评议”、机关党员“先锋创绩”、村级班子“任期承诺”、农村党员“定区联户、亮诺评星”等一系列活动载体，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按照“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工作思路，让农村党员有了“责任田”，构建起责任明晰的联系服务群众网络。
转变有力――作风建设在路上
投资过亿元的雄博锂电项目，9个月时间就实现试生产；投资2亿元的晨光稀土钕铁硼永磁材料项目，7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从厂房建设到设备安装的全部工程；玮冠科技则用短短半年时间，完成了选址到安装设备，再到投产的过程；赣州华庆纤维制品有限公司，从引进到投产，仅花了3个月时间。
项目的快速推进，得益于我县干部立说立行的工作作风和细致入微的安商服务工作。从华庆纤维制品有限公司入驻县工业园的第一天开始，挂点服务单位县工信局就当起了项目的“保姆”，从厂房租用、项目备案、施工许可、消防安全等各类证照办理和行政审批，县工信局进行全程跟踪服务。华庆纤维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秀林感慨地说：“过去一直觉得项目前期工作会跑断腿，没想到在上犹竟然这么轻松简便，很多前期工作都不需要我们操心，这多亏了县工信局的细致服务。”
除了项目前期工作，我县针对企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及时予以解决。2014年5月，晨光稀土永磁材料生产线项目面临巨大的用电增容缺口，为了让项目配套用电得到解决，该公司不断往返于市、县供电部门之间，却难以确定一个合理方案。相关部门得知情况后，立即找到供电公司协商，在了解到主要问题是供电能力不足的情况后，立即与仙人陂电站协商，最终确定采用直供电的方式，解决了晨光稀土永磁材料生产线项目的用电需求，实现了企业和电站的双赢。
这样的干部作风的形成，得益于我县开展的“立说立行比速度、攻坚破难比质效”活动，在招商引资、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三送”工作、重点工程建设中锤炼干部素质，以“实战”检验干部作风。在干部作风整治中，我县重拳整治“庸懒散”、严查“假浮蛮”、摒弃“等靠要”、根除“私奢贪”，服务效能提升、发展环境优化成效显著，作风建设取得阶段性实效。
抓作风重在抓落实，我县深入开展的创建作风建设模范区活动，集聚起加快振兴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围绕玻纤及新型复合材料、精密模具及数控机床两大工业主导产业，创新“填空”选资、“链式”招商理念。2014年以来，成功引进闪龙电子信息科技、江西（上犹）天骏茶博物院等一批亿元大项目。
作风建设没有休止符，为促进项目快速落地生根，我县积极倡导立说立行、攻坚破难工作作风，实现领导在项目一线指挥、干部在建设一线服务、情况在工程一线了解，第一时间解决“卡壳”问题。倾力打造监督平台，创立“政风行风热线”，刮起机关效能风暴。各乡镇、部门纷纷建立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等制度，并设立绿色通道，推行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和“一站式、保姆式”优质服务。同时将行政审批事项全部纳入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系统，实行“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审批”。目前253个行政审批项目均实行网上审批，共办理项目21353件，提前办结率86.5%。
在梅水乡园村农家菜园，学员们和村民们一起劳作，通过参与这种体验式教学培训，坚定了干部的理想信念，激发了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资料图片）记者 黄传章 摄
编辑：曾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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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信用体制建设是经济发展第四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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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陆磊
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动力机制引起各方关切。近期，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国家与金融十三五规划事关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全局，体制变革是经济增长的不竭源泉。在深入梳理当前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把宏观调控、金融监管、金融创新、对外开放作为降低增长成本、提高增长质量的主要抓手。&&&&一、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优化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存在的问题&&&&我国现行宏观调控体系具有鲜明的转型经济特征，仍然没有真正摆脱以GDP为考核目标，以产业政策和投融资政策为目标分解，倒逼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当前面临的地方债务置换对市场利率的影响、财政政策被长期锁定于建设财政而非公共财政、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持续偏离、银行中长期贷款占比过高、M2/GDP比率过高且呈发散态势等可观测的标准化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我国仍未完全建立与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的市场友好型宏观调控体系。&&&&（二）体制根源“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是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及结构变化的两对关系，并进而体现为“刚性投资DD刚性财政支出DD扩张性货币信贷”的逻辑链条，在表象上引致地方财政悬崖和金融体系坏账风险，实质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由逆周期外生调控工具退化为被动性内生变量。十三五时期，完善以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建立良性互动的财政与金融体制，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精神，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重要抓手。&&&&（三）重点研究两大关系&&&&一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改革短期宏观调控框架。以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为导向，建立与此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明确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宏观调控主要手段，逐渐减少政府对物价、产业、投融资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的计划管理或直接干预。理顺财政与金融关系，加强货币政策独立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构建防范财政金融风险传递的“防火墙”。&&&&二是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涉及长期经济增长战略的体制机制。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进经济发展目标与考核体系的精神，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二、优化货币政策、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的关系&&&&（一）存在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银行体系不良资产已呈上升态势，影子银行渠道下的融资担保和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与传统金融组织风险传染势必在各监管机构的结合地带滋生。此外，当前我国金融创新方兴未艾，金融业综合经营渐成趋势，金融控股公司（集团）、综合经营中各类交叉性金融产品，以及涉及诸多交叉性金融产品的互联网金融大都处于监管盲区。&&&&（二）重点研究新型监管框架&&&&鉴于传统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不足以应对金融体系顺周期和跨业传染的系统性风险，十三五时期，我国应当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的基础上，构建中央银行统一协调、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彼此强化、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统一的新框架。一是完善货币调控机制和审慎监管工具。实现货币政策从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调控为主转型。健全资本约束为核心的审慎监管体系，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二是加强对综合经营趋势下金融控股公司以及以理财产品、私募基金、股票市场场外配资等为代表的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业务有效监管，完善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新金融业态的监管覆盖。三是构建中央和地方双层监管体系，加快形成“中央为主、地方补充，规制统一、权责明晰，运转协调、安全高效”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处置体制。四是构建统一于中央银行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推进金融统计标准化工作，建立健全单一的全社会融资综合统计框架。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金融运行信息及时性和准确性。&&&&三、创新金融服务机制，优化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一）存在的问题&&&&经济是金融的基础，金融是顺应实体经济需要而产生的，金融必须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要求。到2014年底，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7.4%，预计2020年将达到8%－8.5%。但是，金融资源体内循环问题依然突出。据测算，在今年上半年股市火爆的情况下，1－6月份金融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17.4%，较去年同期提高8个百分点，占GDP比重为9.35%，对GDP贡献率为19.9%，拉动GDP增长1.4个百分点，为历史最高值。&&&&（二）体制根源&&&&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制具有长期客户关系的交易特征，势必具有以下结构性缺陷：一是对创新支持不足，对传统产业和大企业支持过度；二是对新常态的适应力不足，在经济增速换挡期倾向于同业融资以控制信用风险；三是杠杆率不断推升，潜藏系统性金融风险。&&&&（三）重点研究金融资源增量配置对调结构、转方式的促进作用&&&&十三五时期，我们应当在正确认识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开放步伐，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一是建设支持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科技金融体系，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层次结合。强化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发展股权众筹，发展知识产权交易等要素资本市场，发展创投基金和风险资本。创新间接融资服务科技创新方式，银行与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机构投贷联动，探索股权和债券相结合的融资服务方式。二是发展绿色金融，促进绿色转型，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化”。加强制度设计，形成正向激励金融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绿色金融与绿色产业发展，通过贷款、私募投资、发行债券和股票、保险等市场化金融服务，将社会资金引导到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领域。三是完善普惠金融体系。打破垄断，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推动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发展设立中小型银行，建立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并存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鼓励国有和股份制金融机构业务下沉，开拓“三农”和小微企业市场，支持小微企业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创新普惠金融市场体系；坚持民生优先原则，综合运用财税政策、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建立普惠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四是顺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支持并规范第三方支付和众筹等互联网金融业态发展。&&&&四、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妥善平衡长期制度建设和短期风险冲击的关系&&&&（一）存在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快，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然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金融危机和市场动荡，都会对我国金融对外开放进程产生扰动性或阻碍性影响。在总结我国应对年亚洲金融危机、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中，一种被广为接受的说法是我国的独善其身拜金融业相对封闭孤立之赐。十三五时期，随着发达经济体逐步复苏，溢出效应引致全球资本流动方向转变，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新常态，资本项目可兑换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面临不确定性和民粹主义压力。&&&&（二）体制根源&&&&从主要经济体近现代发展史看，基本上遵循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从孤立主义转向承担全球责任，从输出商品转向输出游戏规则的基本演化逻辑。我国前三十年的对外开放主要立足于 FDI加出口加工贸易，对外开放理念与制度设计具有鲜明的重商主义特征。尽管货物贸易基本实现自由竞争，但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国际化程度不足，服务贸易和金融市场游戏规则仍需与国际接轨。&&&&（三）重点研究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的成本与收益&&&&一是尊重现有全球金融治理规则，以此推动我国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更加积极和包容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和国际金融标准的制定，全面提升中国在多边经济金融组织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积极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均衡、平等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加快上海、天津、福建、广东四个自贸区建设，探索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的适应性和创造性。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提高国际市场份额，深度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形成若干家具有国际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系统重要性的大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二是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可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转变外汇管理和使用方式，从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放宽企业和个人外汇管理需求。加强国际收支监测，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作用，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扩大资本输出，实现金融资产全球布局。&&&&三是从国际金融风险回避者向全球金融风险管理者转型。在《国家安全法》框架下，中央银行应该建立开放条件下我国经济金融安全的预警机制和快速反应体系，坚守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本文为作者在“21世纪路劲财经奖学金班”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整理稿，因时间关系，未经作者审核）（编辑 祝乃娟）
已有&0&条评论一、我国经济增幅回落浅析
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贡献长期保持在50%左右。如今受多种因素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2014年1-10月份同比增长仅为15.9%，其中，工业投资13.1%，房地产投资12.4%，均大幅偏离以往20%以上的投资增长水平，不断创2010年以来新低。尽管出于稳增长考虑，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依然保持高位，但受投融资模式不可持续的制约，未来走势仍面临许多不确性。在出口方面，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增长普遍受挫，总需求不足成了国际市场上的新常态。受之影响，我国外贸净出口增速也大幅下滑，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大为减弱，2009年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为-37.4%，拉动经济增长为负3.5个百分点，直至2013年底，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依然为负。2014年，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不够稳定，国际贸易持续低迷，考虑到今后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以及发达经济体的结构调整，我国继续依赖超常规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显然行不通了。在消费方面，尽管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有所放缓，但受冲击程度相比投资、出口要小，消费需求相对平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一直保持在4-5个百分点之间。可以看出，消费需求的相对稳定，对稳定当前经济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年我国投资效率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二、我国经济减速根源探究
(一)投资效率与风险制约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重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经济增长可以通过资本积累实现，客观地讲，高投资增长模式在工业化初期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投资也具有较高效率，但受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影响，投资效率迟早会出现拐点。用GDP增加额/投资总额的方法来核算投资效率，可以清楚看到我国投资效率早已进入了下降的轨道，对年投资效率进行3年移动平均发现，波动中下降趋势显著。
除了投资效率下降外，高投资积聚的金融风险亦不容忽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主要表现为部分企业债务率过高、产能过剩、不良贷款上升、高收益理财产品兑付违约风险加大、金融业网络和信息安全存在隐患等。几类风险通过影子银行、土地、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渠道，相互交织、相互传导，构成了一个风险传递循环，任何一个“风险点”应对不当，都会影响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和资产质量，甚至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二)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1998年我国住房改革和2003年土地“招拍挂”令国有土地出让价格显性化上涨，土地出让、抵押融资在很多地方发挥了“第二财政”作用，然而这种发展模式短期可行，长期风险巨大。截至2013年6月，我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占当年GDP的36.7%，尽管低于国际通行的60%的安全标准，但与2010年相比，债务风险仍在逐渐加大。一是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增长较快，3年间总共增加了38679.54亿元，年均增幅接近20%。二是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度高，截至2012年底，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债务余额占债务总额的37.2%。三是受影子银行影响，地方政府债务信息隐形化，提高了国家控管调控难度。此外，我国房地产市场在多年高歌猛进之后，2014年迎来了发展拐点。受之影响，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增幅急速下滑，土地出让净收益亦大幅减少，进一步弱化了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致使在部分地区潜在风险显性化。这一变化无疑昭示了土地财政已是穷途末路，构建新型发展模式势在必行。
(三)受客观经济规律支配
从国际上看，高投资高增长是工业化初期典型特征，符合工业化发展一般规律。二战后日本、韩国先后经历了23年和36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收入达到1.1万美元时都出现了经济回落，经济增速约下降50%。近年来我国人均收入已接近这一水平，经济增速放缓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我国经济回落的历史时点正悄然降临。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增长，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制度安排以及经济政策等要素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对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具有内在要求，决定了经济增长必须依靠要素效率提升。这种调整和切换表面上是经济回落，背后是经济增长动力的接力，是经济增长“去产能”、“去杠杆”的过程，是消费、服务业和内需取代高投资、逐步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同时伴以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政策环境的深刻变革过程。
三、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构建
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回落源自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与西方发达国家由经济危机引致的经济衰退有本质不同。面对新形势，审慎面对结构性调整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发挥好政府在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中的作用，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入手，积极推进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调整与变革，新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构建指日可待。
(一)准确识别风险，树立底线思维，避免经济硬着陆
面对经济回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阶段顺利转换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因此，对以下风险要重点关注：一是房地产市场下行风险。当前我国银行贷款抵押物主要以土地、房产为主，房市下滑势必影响抵押贷款资产质量，会导致银行系统对房地产业收缩银根，并波及到上下游相关40余个行业，最终传导至政府税收上，政府财政支出缩减进一步下挫我国GDP增速，提高宏观经济运行风险等级。二是地方债流动性风险。未来两年高达4.2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务即将到期，加强债务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尤为必要，毕竟债务违约除了影响政府信誉外，还将加剧相关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影响金融资产流动性。三是产能过剩引发的经济风险。当前，我国结构性产能过剩矛盾突出，高端产品依赖进口，低端产品又产能严重过剩，导致企业效益下降、债务风险增加。此外，产能过剩还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我国PPI指数连续32个月持续下滑，已发出了重要警示信号。
(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供给质量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可以抵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影响，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引擎，作为残差的全要素生产率，由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微观生产效率两部分构成，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需要优化这两个层面的资源配置。一方面，尽管我国已经跨过了刘易斯拐点，人口抚养比不断降低，劳动力转移速度大幅减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劳动力重新配置效率趋于衰竭，事实上，劳动边际生产力差异决定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仍有较大空间。例如，在农业劳动力比重上，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相比，我们要高出近10个百分点，每年仍有800万人的转移潜力。只要扎实稳步推进城镇化，我们依旧能够继续享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红利。另一方面，在我国非农产业部门内部劳动力错配程度严重，劳动边际产出价值变异系数仍为美国的4倍左右，受现行体制制约，生产要素未能完全实现自由流动，市场出清存在障碍，只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对这类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市场出清，即可释放宝贵资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微观效率。
(三)创新投融资机制，进一步挖掘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潜力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使得不少领域还存在较大投资空间，关键在于资金问题如何解决。理论上讲，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建立政策性金融体系等来解决，但现实中均存在一定障碍。一方面，发行债券终究要还本付息，须量入为出，对于经济发展落后、财政实力较弱的地区较难推行。另一方面，政策性银行发债或由中央银行再贷款给政策性银行均为国家信用，本质上是在实施放水货币政策，政策力度有限。因此，改革投融资体制，撬动社会资本势在必行。一是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向社会资本敞开大门，打破行业垄断和市场壁垒，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营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投资环境。二是要创新投资运营机制，扩大社会资本投资途径，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实现政府政策意图与社会资本管理效率有机结合、优势互补。三是优化政府投资使用方向和方式，提高政府投资效益，可通过投资补助、基金注资、担保补贴、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引导、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资本的杠杆撬动效应。
(四)立足我国国内需求，加速消费主导的经济社会转型
理想状态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应该此消彼长，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消费需求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提升，无论与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偏低是不争的事实，即使考虑到发展阶段因素，与同期的“四小龙”相比，我国消费需求仍略显不足。究其原因，与我国长期以来受“重投资、轻消费、重资本、轻劳动发展”策略影响，居民收入未能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有关。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必须要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具体来讲，一是要尽快启动收入分配改革，在改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解决百姓没钱消费的问题。二是要不断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改善居民消费预期，解决百姓有钱不敢消费的问题。三是要规范市场竞争主体行为，加大打击假冒伪劣的力度，推进消费品安全立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解决百姓有钱不愿消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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