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做好宗教工作的重要指示，深刻揭示了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为我们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确保宗教领域和谐稳定提供了根本遵循。

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西藏作为特殊的边疆民族地区、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以及我国同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内外敌对势力、分裂势力斗争的前沿，做好宗教工作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和国家管理宗教事务的法律法规，有效保障了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取得了宗教和睦、佛事和顺、寺庙和谐的显著成绩。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宗教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一定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宗教工作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不断开创全区宗教工作新局面。

坚持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必然要求。要看到，藏传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存在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必须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导”应该是我们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态度，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藏传佛教界爱国爱教优良传统，政治上自觉认同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文化上自觉融入中华文化，社会上自觉适应发展进步；要把独立自主自办作为藏传佛教界必须遵循的原则，把不受境外势力操控作为寺庙管理的底线，旗帜鲜明消除十四世达赖利用宗教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要持续深入开展“四讲四爱”“遵行四条标准、争做先进僧尼”教育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在维护稳定和促进民族团结中的作用；（下转第三版）

（紧接第一版）要理直气壮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文化始终是西藏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教育引导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增强“五个认同”。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关系，是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正确处理宗教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基本原则，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确保全区宗教事务在法制化轨道上规范运行；要坚持依法管理、民主管理、社会化管理相结合，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不断深化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持续推进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建设，提高寺庙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要深化宗教工作领域法治宣传教育，大力推进“七五”普法，不断增强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的法治观念，引导他们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法依规开展宗教活动，主动接受政府的管理。

加强和改进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是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根本保证。各级各部门和党员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西藏所有工作都与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密不可分，重视宗教工作、支持宗教工作就是支持全局工作的观念，认真履行各级党委、政府宗教工作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各级宗教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切实发挥组织统筹作用，加大宗教工作指导协调力度，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中央、区党委关于宗教工作的决策部署；要准确把握宗教社会作用的两重性，坚持问题导向，敢于担当、勇于负责，把宗教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不断提高宗教政策理论水平和处理宗教事务的能力；要教育引导信教群众理性对待宗教、淡化宗教消极影响，崇尚科学文明，自觉追求现代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发展生产、勤劳致富、改善生活上来，过好今生幸福生活。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我们就定能推动全区宗教工作同国家发展相适应、同人民愿望相适应、同时代精神相适应，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汇聚强大正能量。

图为市政协“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小型座谈研讨会现场 金松 摄

宗教人才培养是推动宗教工作的关键■ 王君力 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一级巡视员

培养宗教人才是宗教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工作当中反复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培养宗教人才是关键？

第一，宗教工作主要工作对象是宗教人才。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关键在于密切联系群众，中国的信教群众近2亿人，做好这2亿群众的工作要有层次、抓重点。宗教界人才是联系广大信教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做好宗教人才工作就是做好宗教工作的重要方面。

第二，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主体是宗教人才。从宗教的产生看，制度性的宗教都有创始者；从宗教传播角度看，虔诚而有能力的人士是宗教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宗教的改革看，各大宗教每个重大历史节点通常都有宗教改革者的创新，这些创始者、传道人和改革者就是重要的宗教人才。在当代中国，宗教之所以从总体上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是由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和变化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宗教界自身主动调试、革新和发展的结果。宗教人才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宗教人才是衡量宗教发展状况的重要尺度。

第三，发挥宗教正面社会作用的关键也在宗教人才。宗教人才的作用发挥得好，宗教的社会作用往往就是正向积极的；如果宗教人才出现问题，宗教的社会功能往往就会打折扣。纵观历史，每当民族复兴、时代进步、社会发展的关键点，总会涌现出一大批引领广大信教群众勇于奉献、敢于担当、积极作为的爱国爱教的人才，这些宗教人才既是宗教发展的顶梁柱，也是我们国家重要的建设者。

第一，宗教人才的内涵。宗教人才是指有能力推动宗教自身健康发展，并能适应和服务社会的宗教界的教职人员和信众骨干。这里面包括宗教的管理人才、宗教的教育人才、信教群众中的宗教行家里手等，这个范围是比较广的。

第二，宗教人才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支持宗教界搞好人才队伍建设。这四个标准是一个整体，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这充分证明了宗教人才应该是一个复合型人才。这四条标准清晰说明宗教人才观应该是综合的人才观、系统的人才观和动态的人才观。

宗教人才不仅要推动宗教自身健康发展，更要能够适应和服务社会，能够发挥宗教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宗教人才培养的主要内容，从特点看，有研究型人才、管理型人才；从层次看，有初级人才、中级人才和高级人才；从专业看，有国际交流人才、宗教对话人才……这些都应该列入我们宗教界所需要的人才队伍当中。

我们要充分发挥宗教院校作为培养人才主渠道的作用，帮助各宗教办好宗教院校，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整合资源，建立完善宗教人才发现、培养、选拔、任用机制，支持宗教界培养一大批爱国爱教的中青年代表人士，形成各宗教人才辈出、健康有序传承发展的新局面。

办好佛教院校 推动佛教中国化发展
■ 光慧 市政协委员、市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佛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法藏讲寺寺务处主任

人才是佛教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教育是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的重要途径。

第一，开展思想政治学习，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办学。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宗教工作及宗教院校建设的决策部署，全面提高佛教教育工作的水平，努力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佛教人才。

上海佛教人才的培养，主要途径是办好佛教院校，坚持中国化的办学方向，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热爱祖国、接受党和政府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宗教学识、立志从事佛教事业并能联系群众的佛教教职人员队伍。同时，努力发挥佛学院作为培养爱国爱教后备人才、正确阐释佛教教义、培养现有教职人员的“三个基地”作用。

长期以来，上海佛学院坚持开展各项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组织新生进行沪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参观学习和毕业生爱国爱教的参学活动，深入开展宗教事务条例及法律法规的学习活动，以“四个一”（讲座、交流、写感想、主题板报）为主体，开展时事政治的学习，不断增强爱国爱教的凝聚力。

第二，完善办学的课程体系，保障教育与培训的质量。佛教院校教育要培养的是能够讲解佛教发展史、解释经论典籍、传承宗派教义、管理寺院能力，以及促进佛教中国化发展的佛教人才。因此，保障教育的质量，完善办学的课程体系是佛教院校工作的重要环节。

上海佛学院依据中央统战部《关于加强宗教院校公共课程教学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制订了详细的教学计划，思想政治课、社会文化课、专业课的课程比重分别为10%、20%、70%。学院始终将思想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放在首位，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

第三，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提升教职人员的综合素养。教育是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的重要路径，人才是佛教健康发展的主动力。要加大后备人才的培养，注重选拔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首先，要统筹推进上海佛学院的全日制教学工作，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有效提高上海佛教界教职人员的综合素质，逐步提升佛教引领信众、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

第四，加强佛教院校的佛学研究，推动佛教中国化的发展。佛学研究是推动佛教中国化的一项重要举措。佛教的教理教义、修持理念、戒律制度及人间佛教的思想等都是佛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对佛学进行研究，深入挖掘佛教的教理教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内容，为佛教信众践行核心价值观提供理论支持。

加大培养力度 积极推进道教中国化
■ 吉宏忠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

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是我国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要求。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的重点在于完成现代化转型，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

道教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从来都处在发展和变化的动态之中。但近代以来，道教的这种适应和变化滞后了，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同样没有抓住机遇，与其他宗教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当代道教人才的缺乏。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在中国道教协会第九次代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高素质人才匮乏已经成为制约道教发展的主要瓶颈。

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需要我们去主动了解现代文化思潮，体察现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信仰需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同时，也需要对自身传统进行全面审视、深入挖掘、不断改进，实现道教的现代化转型，积极主动处理好道教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各种关系问题，更好地促进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出道教应有的时代价值。

做好这些工作，关键是人才。近年来，上海市道教协会在人才培养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一是完善道教学院学科建设，培养新型弘道人才。为了弥补道教学院自身师资力量单薄、且学员毕业后无国民教育学历的不足，我们采取与社会高校联合办学模式，实行教学优势互补，学术资源共享。例如，我们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合作办学，依托哲学系的宗教学专业，开办了第五届“教义与文化”专业本科班，重点打造理论研究和讲经弘道人才队伍。

二是组织教职人员轮训，建立上海道教人才库。我们对全市道教场所常住教职人员组织进行“分层次、分批次、全覆盖”的学习培训，不断提高教职人员队伍的综合素养。为了培养后备力量，我们从全市中青年教职人员中公开选拔合格人员，建立了人才库，每年组织针对性的学习培训。同时，为了解决出路，制订了“上海道教宫观主要负责人选拔任用办法”，对全市道教场所新任主要负责人实行竞聘上岗，为全市道教中青年教职人员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正常晋升通道。

三是打造学习平台，倡导终身学习。为了使上海道教教职人员养成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我们专门开发了“知道堂”学习App，“知道堂”初设“时事政治”“宗教法规”“道教知识”三大板块。我们通过这种在线学习的方式，充分利用碎片时间，有效解决工学矛盾，切实推动道教教职人员的再教育，全面提升综合素质。从今年开始，我们把“知道堂”的学习成绩作为每年的身份年检的考核依据。

宗教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有学院的基础教育，也要有在职后的学习培训，更要有选拔任用的激励机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完善体制机制 摆脱人才培育困境
■ 郭立忠 市政协委员、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福佑路清真寺教长

伊斯兰教在唐高宗永徽二年（651）正式传入中国。在长达1370年的岁月中，伊斯兰教能够在中国得到传播和发展，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对人才的培养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穆斯林居住的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清真寺一般建在穆斯林聚居的地方，既是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又是开展伊斯兰教教育的课堂。

公元16世纪，我国的清真寺开始建立正规的经堂教育制度，用以培养宗教人才。我国陕西咸阳渭南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胡登洲（1522—1597）是最早使用经堂语言讲课的阿訇。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把伊斯兰教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和传统的私塾教育结合起来，在清真寺寺内招收学生，讲授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经典，建立了包括教学结构、课程设置、授课方式、学习考察在内的一套制度。

随着清真寺经堂教育的推广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教育制度，选用的教材也越来越广泛。

在近代，王浩然、马松亭、达浦生等许多学者，纷纷创立了新式伊斯兰教学校，在培养伊斯兰教专业人才方面都曾取得一定的成绩。改革开放后，先后建立了8座伊斯兰教经学院，采用现代教学方式，培养年轻的人才和阿訇，并先后派出多批留学生到国外留学，学习伊斯兰文化知识。

近代中国伊斯兰教新式学校虽然培养了一批新式阿訇，但大量的宗教教师还是由经堂教育培养的。新旧两种教育模式的并行，是近代中国伊斯兰教人才培养的一大特色。

清真寺经堂教育侧重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宗教经典，而不太重视汉语和其他文化知识。到了近代，随着我国伊斯兰教教育的革新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种局限性。而经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阿拉伯语的水平相对较好，汉语文化程度比经堂教育的学生相对较高，知识面也相对较宽，但也存在宗教专业文化知识掌握不精等问题。近几年，这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上海现在有19位阿訇。1990年，上海伊斯兰教协会原会长马人斌等老一代领导，看到上海伊斯兰教后继乏人的情况，从全国各地招聘了一批阿訇，现在这些人已成为上海伊斯兰教的中坚力量。后来，针对清真寺寺内缺少住寺阿訇的情况，协会又从外地聘请了9位年轻的阿訇。但年轻的教职人员宗教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国民文化教育程度亟待提高。

宗教学识水平的高低，对于正确理解经训、充分挖掘宗教教义中的积极因素、正确引导信教群众及参与国际宗教文化交流，都有着直接影响。宗教人才培养是一项长期任务。上海伊斯兰教要摆脱人才培养的困境，就必须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着力培养出一批品学兼优、中阿兼通的人才。

明确自身使命 培育合格人才
■ 陈瑞奇 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社长

任何宗教的健康发展，都与合格的宗教人才息息相关。宗教人才的培养始终是宗教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上海天主教界应加强人才的培育，积极完善培育宗教人才的机制，形成长效培育与管理机制，推动新形势下上海天主教的健康发展。

在培育理念上，教会不仅需要忠于传统，更要在新的时代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在中国文化背景中构建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修院培育方式。 天主教修院有一套完整的培育制度，讲求“德智体全面发展”，它不是封闭式的脱离社会的培育，也不是单一的宗教教义的培育，更不是完全脱离各国国情和社会现实生活的培育。教职人员必须积极主动地深入了解人类社会，走出去与人相遇，学习与人交谈、与不同的宗教对话、与不同的文化交流，努力造就教会和社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上海天主教需要立足现实社会生活的合格的教职人员。必须兼顾传统，大胆革新，立足于当下的教会和社会现实，扎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把握时代的脉搏，与时俱进，让未来的教职人员成为浸润中华文明传统的文化人和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宗教工作者。

为了实现这种培育的理念，我个人认为，首先应该明确教职人员的使命与身份。中国修院培育的是中国教会和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合格人才。中国教会的教职人员首先服务于中国人民。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忘记这个使命和身份。它告诉我们，要立足于今天的教会和社会现实，必须深入学习和理解中国当前的国情，在政治上自觉认同，在文化上自觉融合，在社会上自觉适应。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走爱国爱教道路，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同时，充分发挥天主教爱国会桥梁纽带作用，引导广大信教群众传承中国天主教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不断增强祖国和民族自豪感，不断强化关爱社会的担当精神，积极传播正能量，与社会发展同步，与时代进步同频，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作出应有贡献。

做好新时代的基督教中国化人才培养
■ 谢炳国 华东神学院院长

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在党的政策方针指引下，基督教神学院校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陆续在全国各地成立。到目前为止，中国教会共有21所神学院和圣经学校。这些宗教院校按照中国国情和中国教会的实际需要，依据独立自主的办学方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在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能起作用”的优秀人才。他们爱国爱教，成为德才兼备的教职人员和宗教领袖，引导信教群众过健康有序的信仰生活，使中国基督教不断发挥对中国社会的积极力量，积极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投身社会建设。

当前，“中国化”是基督教发展的重点，也是人才培养的重点。

其一，“中国化”不仅涉及教育的内容，而且是教育的模式和目标。也就是说，中国化不仅需要我们培养学生广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也要我们把中国传统教育的理念融入神学教育的理念中。中国化的神学教育在关注知识传授、技能训练的同时，更应强调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其二，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常常更加关注“实用人才”的培养，更加注重“技巧”而非素养。这种“救急式”教育容易忽略对学生的品格和学养的培育和训练。然而，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培养出既了解基督教的历史和神学，又具备深厚中国文化素养的人才。

其三，“中国化”并不仅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连接，也是与中国现实、与当代社会连接。我们需要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社会关怀、服务和责任意识，使基督教的伦理关怀落到实处，使之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走进社会，树立集体意识和对社会的担当。我们可以在神学院开设更多与社会服务相关的课程，如“教会与社会”“社会关怀与慈善事业”“社会工作服务”等。

最后，基督教的人才培养当注重交流，扩大视野，多关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各学科的热点。例如日益迫切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家庭问题，以及科技和医学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等。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既能适应中国社会，又能以纯正和健康的信仰建设社会的人才。

创新培育模式 优化人才环境
■ 程洪猛 市社会主义学院城市民族和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

宗教人才培养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关键问题。当前，人才问题是宗教领域的突出问题，宗教人才的质量、结构与新时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需求不完全匹配，是各大宗教面临的共同挑战。

首先，创新培养宗教人才的模式。当前，宗教人才的培养模式正处在转型期，宗教界和宗教工作部门正在不断探索。一方面，采取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式；另一方面，采取了教内和教外相结合的方式。当前，要充分研究宗教人才的成长规律，全面考虑宗教人才的家庭背景、社会环境、文化处境、学修经历、思想历程等多种因素，尤其要总结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宗教人士成长的共性影响因素。

其次，营造培养宗教人才的环境。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是培养宗教人才的前提。改善宗教人才培养的法治环境也是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连续颁布了各类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如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和《宗教院校管理办法》《藏传佛教学衔授予办法（试行）》《宗教院校学位授予办法（试行）》《宗教院校教师资格认定和职称评审聘任办法（试行）》等。各地方也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政策和地方性法规。

再次，培养的体制环境和机制环境也尤为重要。宗教团体的民主管理制度有利于宗教人才的选拔、任用，宗教内外的监督评价机制对于宗教人才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反省和自我提升也非常关键。不但需要发现人才、培训人才，也需要关爱人才、使用人才、评估人才、监督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的完整环路和动态流程。

最后，形成培养宗教人才的合力。宗教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既要充分发挥宗教界自身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也需要党和国家、社会组织的帮助和支持。应从国家战略角度看待宗教人才的培养问题，加强顶层设计。培养出国家需要的宗教人才、社会需要的宗教人才。当然，同时也是宗教界需要的宗教人才。

完成国家人才、社会人才和宗教人才的一体化。这就需要从各方面凝聚力量、整合资源、积极协作，形成支持宗教人才培养的体系，使宗教院校培养和普通高校培训互补、宗教专业教育和公民通识教育互通、宗教修持和服务社会互动，避免宗教人才培养的封闭化、抽象化和同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