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作为如今地球上的霸主，拥有一些特质是大多数生物都不具备的。比如：人类拥有发达的脑容量，超强的耐力堪称动物界的马拉松冠军，善于使用工具等等。这些特质在动物界虽然算是很少见的，但还是有一些动物具备。
人类与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很可能是：人类具有意识。举个例子，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让那婴儿照镜子，结果发现婴儿并不能识别出镜子中的自己。
等到婴儿达到2,3岁时，科学家就发现他们可以渐渐发现镜子里的是自己。类似的镜子实验，科学家还在让很多动物做过，很多动物都无法通过这个实验，比如：猫和狗。
只有极其少数的动物可以认出镜子里的是自己，比如：海豚。
这个实验主要是验证哪些动物具备自我意识。很明显，年纪超过3岁以上的大多数人都具有自我意识以及极其少数的动物。
科学家一直在研究意识，这个实验算是这方面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实验。这也证明了人类是具有特殊性。虽然我们至今还无法搞清楚“意识”，但意识的副产品一直伴随着人类。其中一个最特别副产品就是人类会因此去思考很多终极问题，比如：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客观地说，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不会去思考，不仅是因为它们不具备思考这种问题的能力，还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都挣扎在温饱线上而没有时间去思考。那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存在吗？
人类很有可能是宇宙当中唯一在意人生意义的生物。如果我们从微观尺度来看，我们就发现人类无外乎就是一坨原子的特殊集合，只是这些原子的排列顺序和其他物质稍有不同而已。原子是没有意识的，更不会去思考所谓的“意义”。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如果有一台机器，可以复制一模一样的你，连每个原子都保持一致，那复制品是你吗？从原子的角度来来看，复制品就是你。
如果我们从大尺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会更加让人绝望。我们所生活的家园是地球。
地球在太阳系当中，但是地球和整个太阳系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存在。别看我们把地球称为8大行星之一，要知道太阳的质量占据了整个太阳系的99.86%，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是太阳系的绝对霸主。
木星的质量占据了太阳系剩余0.14%质量的一半，而地球在八大行星中也算是小个子。因此，整个地球相对于太阳系而言极其渺小，地球的质量只占太阳系总质量的0.0003%。
虽然太阳系对于人类而言已经是无法想象的大了，但是太阳系在银河系当中却是微不足道的，在银河系当中有1500亿~4000亿颗类似于太阳这样的恒星。
那你就天真的，银河系的直径大概实在10万光年（也有说14~20万光年的），但是银河系在本星系群当中，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星系而已，本星系群当中类似于银河系这样的星系有几十个。
本星系群的直径达到了1000万光年，但是它在宇宙中依然算是很小的宇宙结构。本星系群再往上的宇宙结构是室女座超星系团，它的直径达到了1亿光年。
而室女座超星系团依然不算大的宇宙结构，因为再往上还有许多超大的星系团，不仅如此，我们如今能够观测到的宇宙理论范围是直径930亿光年，这也被我们称为可观测宇宙。可观测宇宙中有以百万计的超星系团。
但是可悲的是，可观测宇宙只是宇宙中的一小部分，宇宙要远比可观测宇宙大得多，而且很有可能宇宙是无限大的。
人类面对浩瀚的宇宙，曾经一度天真认为宇宙是永恒的，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的。根据整个观点，宇宙其实也就没有生和死。
随着20世纪宇宙学的发展，科学家发现，宇宙起源于138亿年前的大爆炸。也就是说，宇宙是有开端的，那宇宙会“死亡”吗？
按照现在理论来看，宇宙是会死亡的。万物终有一死，每个人都会有，整个人类都有一天会走向灭亡。人生的意义只是对于个人可能都不同，但对于宇宙而言，人类实在太过渺小，人生的意义根本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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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永远有不同的答案。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自己生命的意义不是任何人能够告诉你的，自己生命的意义要靠自己来体会和领悟，自己的人生要自己来过。
就像尼采所说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在于成为你“真正的自己”。
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
用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结尾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成功只有一种，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我们终究会死的，而陶渊明和李白的诗歌将永远活着。”戴建业教授如是说。他在一次演讲中曾说：“生命的本真要求言行和内心的高度统一。”
戴教授很推崇陶渊明的人生境界，他认为陶渊明就是一位真人，既“放浪形骸之外”(洒落悠然)，又“谨守规矩之中”(忧勤执著)，确实的成为了“真正的自己”。
作为一个“真人”，陶渊明在面对每个人一生都要面对的“穷达”、“贫富”和“生死”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戴教授有本专门写陶渊明的书，名为《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在《洒落与忧勤——论陶渊明的生命境界及其文化底蕴》这一章的内容里面，有戴教授对陶渊明人生境界的精彩论述。
陈寅恪先生认为陶渊明不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而且“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
说到底，陶渊明并不是一位诗人哲学家而是一位哲学家诗人，他的全部作品所展现的不是一种深刻严谨的思想体系，而是一种超旷的人生态度，一种洒落的生命境界。
形成他这种人生态度和生命境界的文化底蕴丰富而又复杂，他到底应属于儒还是应归于道，还是有所争论。
朱光潜先生的观点倒较为通达：“渊明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人，却不是一个拘守系统的思想家或宗教信徒。他读各家的书，和各人物接触，在于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像蜂儿采花酿蜜，把所吸收来的不同的东西融会成他的整个心灵。在这整个心灵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成分，也可以发现道家的成分，不见得有所谓内外之分，尤其不见得渊明有意要做儒家或道家。”
文章不罗列他诗文中的用典来源及其多寡，也不仅仅对他施以抽象的理论剖析，而是经由对其生命境界特征的揭示，进而探寻形成这一境界的文化底蕴，看看儒道文化各自在什么层面参与了他的精神建构，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生命存在。
清人钟秀论陶首标“洒落”，“洒落”二字的确道出了陶渊明生命境界的主要特征。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由于精神已超然于现实的纷纭扰攘之上，心体原本不累于欲不滞于物，何劳避地于深山，何必幽栖于岩穴？结庐人境无妨其静，车马沸天不觉其喧，环境虽然随地而有喧寂之别，诗人的心境绝不因之而有静躁之分。
于诗人既不滞于物欲又不累于功名，摆脱了一切俗缘的遮蔽，自己存在的本真状态，就在“此中”显露敞开。
已复其“真”的诗人与各得其所的万象猝然相遇，只见南山耸秀，秋菊迎风，山岚飘拂，夕鸟飞还，顿时一片化机，天真自露，与天地同流，与万物归一，这是诗人生命存在的自由洒落，也是他本真存在的澄明朗现。
可见，陶的“洒落”是指他脱落了一切功利、声名、计较、俗虑后，所表现出的一种无目的无利念的洒脱，无所关心无所欠缺的圆满，也就是其生命超然无累的自得与自适。
这首诗展露的是儒者的胸次还是道家的襟怀？一般而论，儒家强调社会关怀和道德义务，要求个体通过人格的自我完善，担当起巨大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让自己走完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这一被规定好了的人生历程。道家则主张放弃一切社会责任而“任其性命之情”，鄙薄那些“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和“伤性”“以身殉天下”的“圣人”，其终极取向是解脱社会的束缚与礼法的拘忌，以超脱社会、超越自我来实现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解放。
“洒落”的胸襟看来有别于儒家悲天悯人的入世情怀而近于道家旷放自适的逍遥态度。
但是，问题又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儒学也包含了不同的精神向度，孔子在提倡“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敬畏戒慎之外，同时又非常激赏“吾与点也”的自在超然，为宋明理学家所乐道的“胸中洒落”已经蕴含在先儒的精神资源中，所以后世不少论者认为陶渊明的“洒落”深契“曾点之意”，他深心体贴的仍是儒者的襟怀。
二、精神追求的至高境界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所言，或者勇于事功，或者娴于礼乐，分别秉承了夫子济世与修身之志。想不到孔子虽然没有贬斥和否定前面三位弟子的人生理想，却把由衷的赞叹和嘉许给予了那位只想在沂水中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的曾点。
从拯世济民的层面来讲，孔子当然注重事功与道德，从个人的人生境界来说，他又更看重“曾点之志”，并把这种精神的超然怡乐作为人生的极致和存在的本体。
这一则对话中孔子四个弟子所谈的人生理想，在精神层次上一个比一个为高，道德的境界高于事功的境界，存在的境界又高于道德的境界。
在这一点上中外智者所见略同，费希特把人的精神分为五个高低不同的境界。他认为一个人，即使具有较高的境界，站到了道德立场上，不论他有多么高的德性，也总盼望自己的行动能取得实际成果。可是外在成果永远是没有把握的，对于成败，人总不能完全无动于衷。只有摒弃对外在成果的指望，内向于自己本身，以求心安理得，自己才与本源同一，这才是站到了宗教的立场，这时，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才能享受陶然自得的‘至乐生活’（seligesleben）”。
费希特这段话能加深我们对曾点之意和陶渊明诗中“陶然自乐”的理解。不同的是，费希特对事功和道德的超越最终导向了向上帝的皈依，而曾点与陶渊明虽超越伦理但并不走进宗教，而是将个体生命融入生生不息的宇宙大化之中——与天地同流，与万物一体。
曾点既不像子路那样汲汲于功名，又不像公西华那般拘拘于礼节，脱略了一切俗缘、功利、计较、顾虑、欲求，无所利念其人生自然便超旷，无所欠缺其生命自然就洒落，这是费希特所谓摒弃功名欲望以后的“至乐”，也是朱熹“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的自得之境，同时，这也正是陶诗中的“称心自足”和“陶然自乐”。个体“人欲尽处”就会显得充盈自足，就能与天地上下同流，并因其与天地合其德而生机盎然，自逸自乐。
陶渊明神往并已达到的就是这种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跨过历史的通道与曾点深心相契，甚至达到了与其“寤寐交挥”的程度，并为“但恨殊世，邈不可追”而惋惜抱恨。
“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林，浊酒半壶”，写的是诗人将“事事放下”后的轻松，是他胸中不著一事的自在。
由于同样深刻地受到庄子逍遥游精神的影响，陶渊明比曾点更少拘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先生传》)；“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他的洒落比起曾点的清沂舞雩之乐更加脱略形迹，更加超脱旷远。
当然，就其既超脱又平实的人生韵味来看，陶渊明更近于儒门的曾点。尽管他在《止酒》一诗中声称自己“逍遥自闲止”，但在精神气质上他倒更能与曾点“寤寐交挥”。因此，我们将他的人生态度和生命境界标以“洒落”而不目为“逍遥”。
三、陶渊明对“穷达”的态度
陶渊明自然不可能一辈子总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与“天地同流”或“与道冥一”，对于人这种社会存在物来说永远只是一种短暂而超然的心灵体验，大多数情况下他必须面对社会和个人的许多现实难题：诸如穷与达的烦扰、贫与富的交战、生与死的纠缠。
那么，陶渊明是如何从忧勤走向洒落的呢？
为了使自己生有益于时，死有闻于后，陶渊明多次“宛辔”出仕，从29岁释褐“起为州祭酒”开始一直到41岁辞去彭泽县令，其间时仕时隐共拖了13年时间。
史家和诗人自己总是把出仕的原因归结为“家贫”，但就其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来看，他青年时期“慷慨绸缪”的志向是他几次出仕的直接动因。
然而，陶渊明每次踏上仕途就像鸟儿被关进笼子一般如拘如囚。起为州祭酒时他没有留下诗文，我们无从确知他初仕的心理感受，但从史书所说“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可知。
出仕又厌仕，始出便思归，这成了陶渊明每次出仕的心理模式。他每次出仕的时间都非常短，除在桓玄幕做了一年左右僚佐外，从释褐为江州祭酒到做彭泽县令，每一任都只做了几个月时间，江州祭酒甚至“少日”便解归。义熙元年(公元405年)41岁的陶渊明在这一年中两次出仕两次归田。
而魏晋以来肯定生命依恋人生的玄学思潮，加上陶渊明自己对生命的深度体验，使他看清了巍巍功业和赫赫名声是外在于生命的东西：
“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
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
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
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
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
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
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
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
就是求到了盖世功业和普天盛名也只是“得人之得”，添一份荣华便添一份痛苦，更何况生前的显赫难敌死后的寂寥。
如果将功名作为人生的目的，自己的人生必定了无意趣：求不到功名固然痛苦抑郁，求得了功名又为功名所累，古今那些“慷慨”争夺的“功名士”无不“可怜伤”。
贪恋世荣爱惜浮名者不肯也不能坦露真性，一生以世人的荣辱为其荣辱，适人之所适而不自适其适，从不反问一下“名与身孰亲”？
“顾世名”而忘记了“贵我身”，扭曲自我以身殉名，最后争得了功名却失去了“一生”。那么，怎样才算是“得此生”呢？
人生是如此短暂而宝贵，岁月早已催白了双鬓，如果还不能将穷达委之度外，为了功名而栖栖惶惶不是太“可惜”了吗？这样，他从功名中解脱了出来，坦然地品味人生的美酒。
四、陶渊明对“贫富”的态度
穷达相伴相随的另一人生难题是“贫富常交战”(《咏贫士七首》之五)。
陶的曾祖陶侃虽为东晋元勋，但陶氏“望非世族”，诗人8岁时又死了父亲，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说他“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饭都吃不饱。
其实诗人和常人一样对饥寒本身的感受并不总是那么“晏如”的(《五柳先生传》)，否则他就不会为“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而写“怨诗”了。下面三诗真切地表现了他饥冻的苦况和对此况味的痛苦体验：
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浩已洁。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咏贫士七首》之二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
——《杂诗十二首》之八
他可以弃官守拙而贫，也可以出仕苟得而富，直到义熙末他已五十多岁时朝廷还征他为著作郎。正是由于有这种可富可贫的选择主动性，才造成了他精神上是富还是贫的动荡冲突。
一个真正的“陇亩民”不大可能“贫富常交战”，当时的社会注定他只有受贫，他也只好为贫而犯愁而叹息而挣扎，但陶渊明的穷与贫不是穷途末路而是自作自受。
他不断地重复“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二十首》之二)和“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一类话(《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为的是说服自己归田的选择是正确的，自己“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的代价是值得的(《饮酒二十首》之十六)。
他歌咏那么多古代的贫士，其用心也不外乎是借古人以明自己的心曲，并从先贤那儿寻求精神上的知己和慰藉，使自己获得一种内在的坚定性，正如《咏贫士七首》之七所说：“谁谓固穷难，邈哉此前修。”
如果不能超脱世俗的富贵名利，心灵长期处于“贫富常交战”的分裂状态，他的精神如何能洒落？胸次何以得悠然？
幸而“贫富常交战”的结果是“道胜无戚颜”，而使他战胜荣华富贵欲望的精神支柱便是儒家的道德节操——“君子固穷”。
诗人在《有会而作》中说：“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
“斯滥”二句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它是说君子身困而道亨，小人处穷则无所不为。
所谓“固穷节”是指在贫贱困顿之中不移其志，不坠其节，不动其心，不失其正，使自己在心理上不为贫穷所困扰，在精神上保持一种怡然和乐的状态，消除凄凉的处境在内心造成的紧张，因而它对于陶渊明来说是一种道德范畴又是一种存在境界，它将外部的环境摒弃于自己的心境之外，使个体精神的怡乐不依赖于外在的贫富枯荣。
陶既通过躬耕经营“衣食”，也通过躬耕“忧道”“保真”。形体虽然拘系于田园农舍，换来的却是形神超越；“戮力东林隈”的辛勤耕作，换来的是生涯性情的洒落怡然。
五、陶渊明对“生死”的态度
“俗网易脱，死关难避”，可以把功名、富贵、利禄、得失看作是外在于生命的“非我”而超脱它们，但生命本身却是自我存在与同一的根基，所以王阳明说：“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因为“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不戚戚于贫贱未必就能不戚戚于死亡，然而，仅仅挣脱俗网而不能超脱死生其人生还是难于洒落。
要使自己超脱生死的束缚，个体就必须从自我占有、自我中心和自我依恋中解脱出来，让自己与宇宙大化融为一体，只有“纵浪大化中”才能“不喜亦不惧”，达到一种无挂无碍不沾不滞的悠然洒落之境。
陶渊明通过与天地同流来超越生死，论者往往认为其生命取向近于老庄，并因此遭到后人委婉的责难：“立善谁誉，今及之而后知非口头语，乃伤心语。孔子亦叹‘知我其天’，即此意也。然只有如此，并无别路。
总之，陶渊明以“返回自然”的审美式超越来解脱生死，其生命取向近于庄子，但以何种方式和在何种景观上“返回自然”则又回到了孔孟。
“‘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四句，得孟子‘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之意。‘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四句，得依乎《中庸》无入而不自得之意。”
陶渊明以忧勤修身来升华人生，打通了工夫与境界的界限，“居常待其尽”是忧勤修身的工夫，可谁又能否认它同时也是面对死亡的洒落境界呢？
魏晋许多名士因其精神价值的虚无而无拘无束，因不必操守什么而得意自如，因没有生活信念和行为准则而放纵感性，因人生的迷茫而挥霍人生，这不是洒落而是一种放诞、一种任性、一种迷惘——因不知道要干什么便什么都干。
陶渊明则在饥寒之忧、陇亩之勤、居常之念中，经由忧勤克己的工夫而臻于洒落悠然的境界，他脱弃了穷达、贫富、耕禄、生死等人生的束缚，实现了精神的自由与自我的超越。
陶渊明的人生境界孕育于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体现了晋宋之际名教与自然合一的时代特点：儒道兼综，孔老并重。
他高出于魏晋名士者正在此：任真肆志又固穷守节，洒落悠然又尽性至命。我国古代的伟大诗人中只有他才达到一种人生化境——既“放浪形骸之外”(洒落悠然)，又“谨守规矩之中”(忧勤执著)。
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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