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睿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现任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科学院系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担任Journal of Molecular Cell Biology主编，BMC Systems Biology和Frontiers in Systems Physiology副主编，《医学与哲学》和《生命的化学》副主编，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分子系统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上海市领军人才入选者。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多学科研究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呈现出三种主要形态。第一种形态是交叉学科研究，往往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高度融合而形成全新的学科，如物理学、化学与生物学交叉形成了分子生物学。第二种形态是会聚研究，即不同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进行集成和协作，用以解决涉及多个领域之间的界面上重大科学问题或者社会挑战。第三种形态是当前大数据时代所特有的——数据驱动型研究，它利用大数据及其相应的技术打通或者跨越各门学科的边界，进而可以开展跨领域的研究。

关键词：多学科研究；交叉学科研究；会聚研究；数据驱动型研究

中国科教领域最近迎来了一个发展多学科研究的高潮。2020年8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决定，将“交叉学科”定为中国教育体系中的第14个学科门类；教育部网站随后公布了160所高校提交的549个交叉学科备案名单。同年11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成立“交叉科学部”，负责统筹交叉科学领域基金资助等相关工作。2021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除了以法规的形式正式确立了“交叉学科”之地位，还首次批准设立了属于该门类的两个一级学科。

然而，对许多人而言，多学科研究的具体内涵并不一定很清楚，往往简单地望文生义，理解为只要涉及到两个或多个学科的研究就可以称为交叉学科研究。从教育部公布的交叉学科备案名单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存在。首先，许多高校提出了同样的交叉学科名称，但涉及到的一级学科却各不一样，如“生物信息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被3所高校列入其交叉学科名单中，但是，3所高校在其涉及到的一级学科却有着不同的内容：A学校标出“生物学、数学”；B学校给出“生物学、生物医学工程，基础医学”；C学校则提出“数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此外，另有一所学校在“医学生物信息学”的名称下列入3个一级学科：数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基础医学；还有一所学校在“生物信息技术”的名称下给出这样3个一级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其次，有些显然不应该属于交叉学科范畴，如一所医学院校把“包虫病学”列入“交叉学科”，涉及到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公共管理等5个一级学科。按照这种逻辑，任何一种疾病的研究都可以称之为一门“交叉学科”，因为至少要涉及到临床医学和药学两个一级学科。让人更为担心的是，有的单位对交叉学科的命名比较随意，“生物功能分子学”是研究什么？从字面上看，与生物学有关，但在学校列出的相关一级学科里，包括了化学、药学、基础医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唯独没有生物学。

Science）也常常被用来代表“交叉科学”。

从科学发展史来看，多学科研究是20世纪推动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进入21世纪，多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只增不减。通过对生命科学发展历程的梳理，笔者分析了多学科研究具有的主要形态及其相应的特征，进而揭示出多学科研究在科学进程中的角色多样性以及对科研范式影响的复杂性。

1 高度整合的交叉学科研究

随着化学的发展，尤其是19世纪初期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机化学在欧洲的形成，研究者开始把化学与生物学整合在一起，如当时的德国已经出现了Zeitschrift fur Physiologische Chemie（《生理化学杂志》）这样明显具有交叉学科色彩的科学期刊。1905年的美国也诞生了一本相似的期刊——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生物化学杂志》）；在该杂志的第一届编委会成员中，一位来自伯克利大学的科学家娄伯（Loeb J）在给主编的信中表达了他对学科交叉的信念：“生物学的未来建立在从化学的角度来研究生物学问题”[1]。

这种交叉学科首先体现在对生命本质的研究之上。早期的研究者认为，生物体的构成材料与非生物体的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称为有机物，后者称为无机物，且前者只能来自生物体而不能人为地用后者合成。1828年，德国化学家维勒（Wohler F）首次在实验室用氰酸和氨水两种无机分子合成了一种有机分子“尿素”，从而证明了构成生命的物质和非生命的之间并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研究者由此开始了对生物体的核酸、蛋白质、糖和脂类等各种生物分子的研究；随后诞生了一门化学与生物学高度整合的交叉学科——生物化学（Biochemistry）；它被《大英百科全书》定义为：涉及发生在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化学物质和过程的科学研究领域。也就是说，在研究者的眼里，生命只不过是化学研究中一种特定的对象，它的存在及其功能都建立在其构成材料以及构成方式之上。

生命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交叉学科是诞生于20世纪中叶的分子生物学。20世纪40年代，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Schrodinger E）发表了《生命是什么》一书；他在书中明确提出，生命和非生命一样，“在它内部发生的事件必须遵循严格的物理学定律”[2]；因此，研究者可以通过物理和化学的技术和方法来研究生物体的属性或特征。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化学家鲍林（Pauling L）对蛋白质空间结构的研究；他应用量子化学和X射线晶体学技术分析了蛋白质上连接氨基酸残基的肽键（C—N键），认为肽键具有部分双键的性质而不能自由旋转，导致连接肽键两端6个原子的空间位置处在一个相对接近的平面上，称为“肽键平面”；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蛋白质内的各个肽键平面之间可以通过连接它们的α-碳原子进行旋转，从而可以形成α螺旋等二级结构。此外，著名的DNA双螺旋结构也同样是在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通力合作下得以阐明；而遗传密码的主要提出人则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伽莫夫（Gamow G）。由此可见，分子生物学是高度整合了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一门交叉学科。

分子生物学的成功使得还原论思维成为了现代生命科学的主流方法论。在分子生物学家建构的生命科学大厦里，所有研究对象无论是简单的原核生物还是复杂的动植物，都不过是一架按照物理和化学规律运转的“分子机器”；研究者的任务就是从分子层面去认识和揭示这种规律，即寻找分子机器运行的因果关系。对还原论者而言，生命科学的主要目标通常就是去研究有关某种生理或病理活动的因果关系之科学假设。因此，建立在分子生物学基础上的现代生命科学采用的就正是这种“假设驱动”的研究范式。美国著名肿瘤生物学家温伯格（Weinberg R）在一篇题为“假设优先”的文章中做过一个很好的总结：“在20世纪，生物学从传统的描述性科学转变成为一门假设驱动的实验科学。与此紧密联系的是还原论占据了统治地位，即对复杂生命系统的理解可以通过将其拆解为组成的零部件并逐个地拿出来进行研究”[3]。

2 紧密协同的会聚科学研究

尽管多学科研究推动了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交叉学科的诞生，进而使得生命科学在20世纪下半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研究者还希望要进一步提升多学科研究的能力，以满足维护人类健康和防止环境污染等重大社会需求。2001年末，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政府部门围绕着“会聚四大技术，提升人类能力”的主题，举行了一次科学家与政府官员等各界人物参与的研讨会，在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会聚技术”（Converging Technologies）的概念，并特别强调了来自四个科学技术领域协同作用的“会聚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其简化英文的联式为Nano-Bio-Info-Cogno，缩写为NBIC）。NSF基于这次会议编写了一份报告：《提升人类能力的会聚技术》。

会聚科学研究的目标与20世纪生物学领域的交叉学科研究的目标有明显的区别。后者是要揭示生命的活动规律，属于基础研究领域；而前者则是要提高社会的创新能力或满足社会重大需求，属于应用研究领域。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在2016年发布了一份报告，题目就是“会聚：健康研究领域的未来”（Convergence: The Future of Health）。在美国科学家夏普（Sharp PA）等人看来，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是过去生物医学领域的两次革命，而会聚研究则代表第三次生物医学革命，“工程师和物质科学研究者将与生物学家和医生一道去解答众多新的医学挑战”[4]。他们还特别通过“组织工程”（Tissue-Engineering）为例讨论了会聚研究与交叉学科研究的不同：“这不同于典型的交叉学科形态（Interdisciplinary Situation）——把一种确定的细胞类型给工程师或者让工程师能够确定在某种生物系统中什么样的材料是有用的；相反，这种（组织工程）从一开始就要进行多学科合作（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所有的参与者都要有共同的参考点和语言。这一领域如果没有会聚方法（Convergence Approach）是不会存在的”[4]。

会聚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工程学的强调，这与会聚研究偏重应用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例如，美国科学院研究理事会2014年发表的战略报告的题目就是“会聚观：推动跨学科融合——生命科学与物质科学和工程学等学科的跨界”。工程学的介入不仅推动研究工作进入应用领域，而且能够产生具有工程特色的成果，如美国科学家夏普等人在评论文章“实现会聚在卫生保健中的价值：整合物质科学、工程学和生物医学”中指出：工程学在生物相容性材料和纳米技术领域发展了全新的策略，这种策略在促进卫生保健方面具有前所未有的潜力[5]。

会聚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技术的强调，一方面是高度重视技术在应用层面的价值，如“NBIC”会聚技术的提出，体现出围绕着会聚研究目标的科学与技术外在的一体化；另一方面还强调了不同学科的技术在推进交叉研究本身的价值——包括实验仪器和材料、分析方法和技术等，即注重研究过程中科学与技术内在的一体化，从实验对象到实验操作再到实验结果。由此可以看到，新兴的交叉学科如“化学生物学”（Chemical Biology）和“物理生物学”（Physical Biology）等与传统的交叉学科如“生物化学”（Biochemistry）和“生物物理学”（Biophysics）有着巨大的差别；前者强调研究者应用化学和物理的有关技术来开展生物学研究，如化学生物学的一位创始人曾这样说过：我们的目标是为每一个基因找到相应的小分子化合物，用它们来分析细胞和有机体的功能；Nature Chemical Biology（《自然·化学生物学》）创刊时发表的社论是这样说的：“化学生物学作为一个新领域，是植根于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紧密合作带来的技术进步之上”[6]。

会聚科学研究的这些特点提示我们，这显然是不同于交叉学科研究形态的另一种多学科研究形态。前者往往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高度整合而形成全新的交叉学科，如生物化学或分子生物学；而后者则表现为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协作，如化学生物学或物理生物学。会聚科学研究强调的不是学科间的“交叉”，而是不同学科的“会聚”（比较图1A和1B）。换句话说，各门学科代表了不同的专业化分工，而会聚研究则是把这些专业中相关的技术和理论进行集成，以便针对维护健康或开发新能源等国家/社会的重大需求去建立或发展新的技术方法。正如美国科学院关于会聚研究的战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会聚观体现了一种交叉学科研究的扩展形式，专业知识构成了研究活动的‘宏观’模块，而各个‘宏观’模块又组合形成一个更大的整体”[7]。

3 跨越边界的数据驱动型研究

21世纪之初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推动生命科学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人的基因组拥有30亿个碱基对，即相当于3 GB的数据；目前国际上储存的个体基因组序列的数据量已超过百万人级；数据科学家估计到2030年时，每年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基因组数据将为25 PB（1 PB=1015 Byte）[8]。大数据在医疗健康领域则有更明显的增长，如美国国立肿瘤研究所的基因组数据平台在2016年成立之后的第一年内，就收到了研究者提交的4.5 PB的数据[8]。据统计，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医疗健康数据在2013年大约为153 EB（1 EB=1018 Byte），而在2020年估计将增长到2 314 EB[8]。如果说有什么是21世纪的生命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比20世纪进步的标志，那就是数据的获取和数据的利用。

生物医学大数据不仅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巨大的资源，而且改变了生命科学和医学的多学科研究范式，其典型代表正是人类基因组计划。该项计划也属于多学科交叉研究，其实施过程需要依靠新型测序仪器和试剂的研发，以及海量数据的处理与分析等，涉及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信息科学和数学等多个学科。但与假设驱动的学科交叉研究不一样的是，该项计划属于“发现的科学”（Discovery Science），是要获得有关人体细胞基因组的全部核苷酸序列的数据。也就是说，这项研究表现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开展研究的出发点不是科学假设，而是高通量的数据采集能力；而研究的目标也不是去解决某个具体的科学问题，而是要去获取海量的数据。

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有一个重要的特征：“迭代”（Iterate），即每一次研究工作可以是一种不完备的阶段性工作，然后在前期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反复地进行完善，通过多次研究逐渐逼近预定的总体目标。人类基因组计划明显具有这种“迭代”特征，尽管其终极目标是揭示人类基因组的所有核酸序列，但在2001年2月发表的人类基因组测序成果只不过是一个覆盖了基因组90%核酸序列的“草图”；2004年10月在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人类基因组全图的论文，也只给出了常染色质区域内大约99%核酸序列的测定结果。事实上，人类基因组的核酸序列中至今仍然存在许多高度重复序列区域（如中心粒）没有被测定；2020年9月，研究者终于在《自然》周刊上发表了人类第一条完整的、没有测序“缺口”的染色体的核酸序列，但仍然还有22条人类染色体上的序列“缺口”待研究者去补测。不久前，一个比“人类基因组计划”更为宏大的“人类细胞图谱”（Human Cell Atlas，HCA）研究计划正式启动，其基本目标是，通过各种单细胞分析技术来鉴定人体拥有的40到60万亿个体细胞中的所有细胞类型；其采用的主要研究策略也明显具有“迭代”特征[9]。

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研究的“开放性”，即不受已有理论框架的限制。20世纪生命科学的主流是假设驱动的研究范式，以解决具体的科学问题为主要目标；其研究工作的开展是依赖于既有的理论框架，从而使得研究者在事实的选择和理解方面容易受限于指导研究的理论框架。而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则不仅能够让研究者避免理论框架带来的主观偏见，而且可以帮助其发现在假设或者现有理论范围之外的全新知识。正如美国生物学家戈卢伯（Golub T）在一篇题为“数据优先”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如果没有获得全面的肿瘤基因组数据，将难以区分信号和噪音。尽管假设驱动的实验科学依然处于研究领域的中心位置，但不带偏好的肿瘤全基因组测序将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去催生新的想法”[10]。

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的“开放性”特征，使得研究工作从追求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转变为寻找事物之间的相关性。这就导致了过去看上去彼此没有关系的学科产生了全新的联系，如谷歌的工程师开发了一种算法，可以根据每天汇总的谷歌搜索数据近乎实时地对流感疫情进行预测；其预报流感爆发的地域性和时效性比美国疾控中心报的更好[11]。即使是复杂的人类行为，也可以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和计算来进行研究；为此10年前已经出现了一门相应的交叉学科——“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cience）[12]。这种基于大数据的跨学科研究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第三种形态，利用数据科学来打通或者跨越各门学科的边界（图1C）。国际著名的生命科学期刊Cell在2020年创立了一个以数据科学为纽带的多学科研究的子刊Patterns，其主编在发刊词里这样写到：“Patterns将通过数据科学技术的共享来打破各门学科的边界，这些数据科学技术可以用来解决跨领域的问题”[13]。

更重要的是，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作为一种超越理论框架的“开放式科学”，其研究产生的资源和数据可以被广泛地用于研究各种各样的科学问题；如收集了50万英国人的生物样本和健康医学数据的“英国生物资源库”（UK Biobank），自2012年建成至今，已经用于支持过世界各国数万名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仅2018年度利用该库开展研究的科学家就有4 000多人，发表了涉及到健康医学各个方面近300篇研究论文。换句话说，这种“开放性”使得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之组织模式明显不同于假设驱动的研究范式，前者强调众多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交流和共享；而后者则更注重以项目负责人（Principle Investigator，PI）为主导的“个人英雄主义”式的研究；正如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所指出的：传统的卓越观是崇拜天才而与社会环境无关；这种对卓越的狭隘看法导致了资源集中到已获认可的科学家手中，进而限制了科学的进步和新思想的产生以及多学科研究领域的发展[14]。2020年12月，美国科学院发表了一份战略报告《无止境的前沿——科学的未来75年》，在其结论中特别指出：科学激励制度应该是一种“共赢游戏”（Positive-Sum Game）而非“零合游戏”（Zero-Sum Game）[15]。显然，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正在推动科学研究的生态环境发生革命性的改变。

[2] 埃尔温·薛定谔. 生命是什么. 罗来鸥, 罗辽复, 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8.

[7] 美国科学院研究理事会. 会聚观: 推动跨学科融合——生命科学与物质科学和工程学等学科的跨界. 王小理, 熊燕, 于建荣,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13.

融合多种新技术，拓展在线教育广度和深度——“元宇宙”将对教育产生什么影响 

　　2021年“元宇宙”一词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在不久前揭晓的“汉语盘点2021”中，“元宇宙”更是成为最热“国际词”。 

　　作为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融合载体的元宇宙，蕴含社交、内容、办公等场景变革的巨大机遇。那么，元宇宙将为教育带来什么改变？我们应如何看待元宇宙？ 

　　元宇宙到底是什么 

　　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发布的元宇宙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元宇宙是整合多种新技术而产生的新型虚实相融的互联网应用和社会形态，它基于扩展现实技术提供沉浸式体验，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生成现实世界的镜像，基于区块链技术搭建经济体系，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经济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上密切融合，并且允许每个用户进行内容生产和世界编辑。 

　　“元宇宙是一个新名词，但不是一个新概念，当我们眼下讨论它时，更像是一些现有概念的融合，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都是构成元宇宙框架的要素。”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学堂在线总裁王帅国说。 

　　在元宇宙与现实世界的场景交互问题上，王帅国认为，元宇宙是“数字孪生”与“虚拟世界”的兼得和交汇。 

　　近年来，关于元宇宙的探索也一直未曾停止，为什么2021年元宇宙突然火了？ 

　　“这既有技术原因，也有社会原因。”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史元春说，“技术层面，扩展现实、数字孪生、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网络及运算等元宇宙的关键支撑技术不断发展，诸多技术融合期待一个爆发点。社会层面，疫情也加速了信息技术的应用普及。” 

　　元宇宙在教育中的应用 

　　其实元宇宙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疫情之下已有显现，全球顶级AI学术会议之一的ACAI，把2020年的研讨会放在了任天堂的《动物森友会》上举行；中国传媒大学为了不让学生因为疫情错过毕业典礼，在沙盘游戏《我的世界》里重建了校园，学生化身成为游戏人物形象齐聚一堂完成仪式。 

　　“元宇宙特别适合运用于沉浸式学习，它给学生创造了更身临其境的学习空间。”王帅国说，“以学习历史为例，元宇宙技术下的课件、教材可以不局限于书本、幻灯片，学生可以自己行走在古代街头，见证那时的社会风俗，甚至能够和杜甫吟诗作对。” 

　　元宇宙的另一重要作用是节约教育成本。“在科研教育中，元宇宙技术可以模拟出昂贵的教学设备，还原机械设备的同时，还能够辅助教师进行教学。”史元春说，“元宇宙技术可以大大节约教育成本。应用到人体解剖、手术模拟、化工实验等领域，极大程度上降低实验损耗，在高危险系数的实验中更能起到保护师生生命安全的作用。” 

　　此外，元宇宙中的“理想课堂”还会提升课堂效率和学生学习兴趣。“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设置设定自己喜欢的任何形象，授课教师也可能是司马迁或者爱因斯坦。”王帅国描述出元宇宙下有趣的课堂场景，“每个反应可以变成一个具象化的符号，比如某个学生对教师的讲解表示疑惑，头上就会蹦出一个问号，方便教师及时捕捉反馈。” 

　　推动元宇宙教育科学化 

　　“一方面，教育工作者要关注元宇宙带来的变化，主动了解元宇宙新技术及其应用。另一方面，元宇宙将进一步拓展在线教育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多方互动，为包括教师、学生、家长、内容出版商等在内的所有参与者提供更好的线上教育环境。”王帅国说。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上，沉浸感和互动性是VR技术最突出的优势。“但是，目前交互技术还不够成熟，VR技术还有待完善，应用场景还很有限。”史元春表示，目前的设备也存在一些穿戴不适、发热、电池供电时间短等问题，影响用户体验感。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技术发展还需要一定时间。 

　　谈到元宇宙可能带来的风险，王帅国表示，技术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在元宇宙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警惕变相的金融骗局和由于用户过度沉迷带来的负面影响，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 

　　“虚拟世界也存在伦理道德，政府、社会各界要负起责任，监管网络空间，保障网络空间安全，防止技术被滥用。”史元春说。 

　　“另外，我们也要加强对元宇宙的学术性研究。具体运用到教育上，顺应学生规律，加强对不同年龄、年级、学情的学生在元宇宙环境中的学习适应能力和学习效果的探讨，推动元宇宙教育的科学化。”王帅国表示，“在未来，元宇宙还可能会给教师带来新挑战，职业身份面临转型，不断衍生出新的职业形态。”（转自《中国教育报2022年1月3日第二版》 作者

2021中国高等教育十大关键词 

　　评选“中国高等教育十大关键词”，是中国教育报高教周刊的传统，也是广大读者关心的一件大事。广西师范大学校长贺祖斌团队连续16年致力于“高等教育大事件年度盘点”相关研究，和周刊合作也有5年。本期特邀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与贺祖斌教授一道，对“2021年中国高等教育十大关键词”进行深度分析和点评。 

　　1、高等教育站在新起点 

　　事件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194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0.26%，高校在校生仅有11.7万人；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在学总人数达到4183万人，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建党百年，中国高等教育砥砺奋进 

　　贺祖斌：一百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从弱到强的曲折发展过程，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历史性转折，在经历了大改革、大发展后迈入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新阶段。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等教育事业站在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上，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正开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赓续百年初心，勇担历史使命 

　　别敦荣：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不可复刻的辉煌成就，中国高等教育正是在这百年辉煌史中发展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股中坚力量，投身于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中。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走出救亡图存历史演进第一步；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懈探索高等教育新体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启现代高等教育新篇章；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取得历史性突破。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更需赓续百年初心，勇担历史使命。 

　　2、支撑人才强国战略 

　　事件回顾：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于2021年9月在北京召开。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党管人才，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为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人才基础。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贺祖斌：“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建成“人才强国”确立为2035年远景目标。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很好地诠释了新时代人才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也更加坚定了以深化改革来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务实做法。 

　　以教育优势释放人才红利 

　　别敦荣：我国一直是人口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如今，百年变局风云变幻、信息技术与产业方兴未艾、新科技革命加速演进、世界多中心创新格局逐步形成，这些归根结底都是科技战、人才战。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需要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切实发挥高等教育育人优势，将我国建成世界人才高地。 

　　3、教育新基建 

　　事件回顾：2021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并提出：教育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信息化为主导，面向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聚焦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智慧校园、创新应用、可信安全等方面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 

　　数字技术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贺祖斌：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技术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推动高等教育新基建，为优化高等教育生态物理空间、升级高等教育教学模式、促进高等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创新，赋予了鲜明的时代意蕴。各高校在探索建设过程中，应融合新元素创新管理制度，切实发挥新基础设施“数字底座”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支撑作用。 

　　激发信息时代教育变革内生动力 

　　别敦荣：教育新基建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大方面。教育新基建既是国家战略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又是高等教育适应高新科技发展需要的战略举措。高校应当利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探索智慧教育发展的路径，加大优质数字资源供给，全面推动教育教学的数字转型、智能升级和融合创新，积极应对“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夯实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信息基础，激发信息时代教育变革的内生动力。 

　　4、“双一流”成效评价 

　　事件回顾：2020年12月30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明确提出“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避免简单以条件、数量、排名变化作为评价指标。这是在总结首轮“双一流”建设成效基础上制定的办法，对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双一流”建设凸显评价要素 

　　贺祖斌：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成效评价由大学整体建设评价和学科建设评价两部分组成。大学整体建设评价，分别按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六个方面相对独立组织，综合呈现结果；学科建设评价，主要考察建设学科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教师队伍建设四个方面的综合成效。这也体现了“双一流”建设中的建设要素。 

　　成效评价的适应对象不应泛化 

　　别敦荣：“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是推动“双一流”建设高校高质量发展的一项有力举措。但需明确的是，“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作为一种教育评价方式，其评价要素和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需不断进行动态调整。更需注意的是，成效评价的适应对象不应泛化。办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出中国特色，坚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优化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布局，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深化科教融合育人。 

　　事件回顾：2020年12月3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通知，设置“交叉学科”门类，“交叉学科”成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2021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旨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加快知识生产方式变革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规范交叉学科管理，完善中国特色学科专业体系。 

　　学科交叉“何谓”“何为” 

　　贺祖斌：学科是对知识的理性分类，学科发展与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无法割裂，以学科的交叉融合面对现实世界是理性和科学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学科交叉融合富有新时代意蕴，是新学科产生的重要源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高校作为实现学科交叉融合的主阵地，要突破学科壁垒推动学科组织机构变革，构建多元学科学术团队，探索学科交叉融合教育实践，通过筑牢跨学科发展根基契合社会需求，营造学科交叉融合良好生态。 

　　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 

　　别敦荣：在国与国之间核心技术的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我国在关键领域仍然受到“卡脖子”问题的掣肘。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科技创新。“交叉学科”门类以及“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国家安全学”两个一级学科的设置，是国家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先手棋，是掌握科技发展主动权的重要体现，对培养符合科技发展需求的创新型人才，实现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目标发挥着关键作用。 

　　事件回顾：2021年1月，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新一轮审核评估面向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目标，围绕新时代本科教育要求进行优化改进，立德树人导向更加鲜明，坚决破除“五唯”顽瘴痼疾，积极探索评估分类，改进优化评估流程，注重减负增效，强化评估结果使用。 

　　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现实关切 

　　贺祖斌：从“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到“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反映了新一轮审核评估强调把立德树人融入评估全过程，加强学校办学方向、育人过程、学生发展等方面的审核，真正让立德树人落地生根。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是高校强化本科教学中心地位、构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提升人才培养能力的重要治理机制。同时，新一轮审核评估也将对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体系，保障“十四五”时期教育高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实现高等教育本位回归 

　　别敦荣：多样化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主要特征，高等教育评价方式应当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促进教育教学改革，为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新一轮审核评估，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提供“两类四种”方案，实施科学分类，为属性异质高校减负，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本位回归，让各层次、各类型高校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各安其位，纵深推动社会经济稳固发展。 

　　7、学位点增列 

　　事件回顾：2021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下达2020年审核增列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等文件。 

　　高校学科建设的内生动力 

　　贺祖斌：在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宏观战略背景下，学位点建设质量直接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实施成效，学科建设被赋予更为重要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最新增列的博士、硕士学位点反映了我国高校在推进基础学科建设的同时，也扩大了在人文社科、工科、医学等领域的学科建设规模，满足学科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现实需求，深入推进我国研究生教育从规模增长与体制完善阶段，进入质量提升与内涵式发展阶段。 

　　重视学科内涵建设 

　　别敦荣：2021年，高等教育领域深入推进“四新”建设，加强紧缺专业人才培养，加快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深入推进高等教育“质量革命”。新增列学位点正是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学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外部条件支撑，又需强化内生动力。只有在学科建设的内涵上下功夫，构建高质量学科建设体制机制，才能实现学科育人、学科强校、教育强国。 

　　8、高校助力乡村振兴 

　　事件回顾：2021年4月，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对进一步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作出要求。 

　　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 

　　贺祖斌：当前，要想发挥高等教育优势，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高校可以利用学科专业优势从乡村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乡村文化教育、人才培养、基层组织保障等多方面开展乡村振兴服务，促进乡村振兴质量提升。同时，应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站在“新起点”上，高等学校必须担起这个光荣而艰巨的重任。 

　　以教育赋能乡村振兴 

　　别敦荣：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扶贫必先扶智，高等教育必须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平台打造与农业、农村、农民的有效联结，形成高校与“三农”高度耦合的融通体系，深化教育脱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9、高校职称改革 

　　事件回顾：2020年12月31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高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工作。《意见》破除束缚高校教师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采取分类分层、科学评价，充分调动广大高校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人才支持。 

　　制度优化推进高校师资建设 

　　贺祖斌：在高校职称制度改革中，应该重点把握以下三方面：一是完善职称评价标准。严把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考核关，突出教育教学能力和业绩，克服“五唯”等倾向，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二是建立职称创新评价机制。分类分层评价，结合学校特点和办学类型，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师，建立科学合理的分类分层评价标准。三是完善同行专家评议机制。探索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独立评价，提高职称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针对性。同时，还要建立重点人才绿色通道。 

　　破“五唯”走深走实 

　　别敦荣：高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鼓励高校探索科学、合理、多元的评价机制，能从制度机制层面有效破除“五唯”顽瘴痼疾。改革的目的在于破除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等行为，建立能够实现教师潜心教学、全心育人的新制度。 

　　事件回顾：2021年7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不鼓励、不支持高校跨省开展异地办学，特别是严控部委所属高校、中西部高校在东部地区跨省开展异地办学，原则上不审批设立跨省异地校区。 

　　严控高校异地办学 

　　贺祖斌：异地办学源自高校发展的需要，即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接受地方政府的支持，得到先进技术和高层次人才的有力支撑，实现产学研的有效衔接。然而同时，异地办学机构也存在权属模糊、与母体差异甚大、经费来源争议大等问题。教育部出台相关规定，严控高校异地办学，是必要的、适时的。 

　　均衡高等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 

　　别敦荣：高校异地办学总体上呈现中西部重点高校“东建”“南下”趋势，造成西部教育资源、人才流失严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当地未来的发展潜力。严控异地办学是实施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攻坚行动的措施之一，为中西部地区提供更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全面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有力支撑中西部经济振兴、文化振兴、教育振兴、人才振兴。同时，给予西部地区更多政策利好，推动高等教育整体生态布局合理、优化。（转自《中国教育报》2022年1月3日3版 点评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别敦荣 广西师范大学校长 贺祖斌） 

办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科研创新水平、社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十三五”期间，新增省部共建中西部高校39所，中西部省部共建高校经费总计超500亿元 

　　2012年起，教育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累计支持173所中西部高校教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300余项，“十三五”期间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07亿元 

　　截至目前，教育部组织12个联盟组织和单位面向西部高校提供近14万门慕课以及小规模定制课程服务，已有725所西部高校使用慕课开展教学，占西部高校的97.3％，学生参与学习达1.63亿人次 

　　教育部共选派900余名干部到中西部高校挂职工作，9700余名教师到受援高校开展交流活动 

　　中西部高校共选派3800多名管理干部到支援高校挂职锻炼、8800多名教师到支援高校进修学习（数据来源：教育部） 

　　记者今天从教育部召开的第三场“办实事 见实效”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三五”期间，新增省部共建中西部高校39所，促使中西部高校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土地、编制等支持大幅提高，中西部省部共建高校经费大幅增长，总计超500亿元。 

　　“教育部将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重要指示最直接最具体最生动的战略实践，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重大政治任务。”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表示，近年来，中西部高等教育办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科研创新水平、社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高校师生和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抓统筹，汇资源 

　　从一所西部普通高校，成长为“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部省合建”高校，青海大学连续实现学校发展的“三级跳”。青海大学的“脱胎换骨”是西部高校跨越式发展的缩影。 

　　吴岩介绍，教育部抓统筹，汇资源，先后实施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省部共建中西部高校、对口支援中西部高校等一系列重大项目，提升中西部高校办学水平。 

　　自2012年起，教育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启动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工程以夯实办学基础、改善教学条件为目标，重点加强实验室、图书馆等基础办学措施和信息化建设，累计支持173所中西部高校教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300余项。“十三五”期间，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07亿元。 

　　自2013年起，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实施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作，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13个中西部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支持1所地方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每年每校由中央财政支持约1亿元。2018年，该项工作正式转为部省合建机制。 

　　“十三五”以来，新增省部共建中西部高校39所。共建促使中西部高校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土地、编制等支持大幅提高。“十三五”期间，中西部省部共建高校经费大幅增长，总计超500亿元，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重点共建带动中西部各地政府投入建设资金超190亿元。 

　　“20年来，在教育部和对口支援高校的倾情倾力支持下，青海高校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实现了脱胎换骨式的提升，促进了青海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青海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梅岩在发布会上说。 

　　自2001年对口支援中西部高校以来，119所中央部属高校和东部高水平地方高校支援103所中西部高校工作，实现了西部12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通过对口支援，教育部单独划拨定向单招博士指标4507个、硕士指标1522个，为受援高校教师提高学历开通绿色通道，极大提高了西部高等教育自我发展的造血能力和内涵式发展水平，实现了招生规模、科研经费、学位授予点数量等办学指标的快速增长。 

　　抓基础，优结构 

　　相距5000公里，依托线上平台与沉浸式远程直播互动教室，上海市精品课程、华东理工大学的无机化学课程原汁原味地隔空“搬”到喀什大学，两校学生共同上了一学期的“无机化学”。自2015年起，喀什大学陆续引入线上课程，至今已开放通识教育线上课程近2000门次，极大地改善了学校通识课程资源和师资缺乏的局面。 

　　这得益于教育部组织实施的“慕课西部行”计划。教育部先后组织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地方高校优课联盟等12个联盟组织和单位，向西部高校开放课程资源和实验教学资源，并提供技术支持服务。截至目前，面向西部高校提供近14万门慕课以及小规模定制课程服务，已有725所西部高校使用慕课开展教学，占西部高校的97.3％，学生参与学习达1.63亿人次，有力提升了西部高校的课程建设与改革“造血”功能。 

　　在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方面，中西部高校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为引领，打造特色优势专业，增强服务区域发展能力。西部高校结合自身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新增本科专业布点1万余个，增设了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草业科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粮食工程、藏药学、资源勘查工程、边防管理等一大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急需紧缺专业。 

　　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通过对口支援，教育部共选派900余名干部到中西部高校挂职工作，9700余名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到受援高校开展实地授课、学术讲座等交流活动。中西部高校共选派3800多名管理干部到支援高校挂职锻炼，8800多名教师到支援高校进修学习。 

　　抓重点，补短板 

　　2018年，经过5年本科、3年规培，作为遵义医科大学定向全科医学生首届毕业生，李田书回到贵州凤冈县琊川镇中心卫生院，做起了乡亲们的“健康守门人”。 

　　乡亲们发现，自从镇上来了高水平的全科医生，很多过去乡镇治不了的病都能治，再也不用出远门到县、市医院看病，省了钱，减了痛，治了病。“城里医生多，不缺我一个。乡亲们的健康，需要我守护。”李田书说。 

　　遵义医科大学作为教育部首批定向全科医学生培养高校，于2010年开始培养定向全科医学生，10余年来，已招收2147名学生，700名毕业生在乡镇卫生院服务，其服务点覆盖了全省86％的县区市。“我们实现了毕业生100％履约、100％入编、100％落实待遇的‘三个百分百’的好成绩。”发布会上，遵义医科大学校长刘建国说。 

　　加强中西部卫生健康人才供给是中西部高校的重要使命。教育部积极推进农村订单定向本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卫生人才培养模式。实行单列志愿、单设批次、单独划线、提前批次招生等方式，实施“两免一补”政策，确保“上得来”。形成了“小病善治，大病善识，重病善转，慢病善管”的全科医生岗位胜任力培养模式，保证了“用得上”。基本实现了定向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已为中西部22个省份3万个乡镇卫生院培养了7万余名健康乡村守护者，确保“下得去”。 

　　吴岩表示，下一步，教育部要在国家战略和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谋划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全面振兴，适度打破省域的行政区划，综合考虑地理、交通、产业、文化和自然禀赋的因素，形成区域特色鲜明、类型多样互补、引领作用强劲的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格局。 

　　一方面，将推进高校集群发展，以西安、兰州为战略支点，发挥高水平大学的龙头作用；以重庆、成都为战略支点，打造西南地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另一方面，建立专业集群。引导中西部高校聚焦区域发展需求，调整优化专业结构，打造特色优势专业集群。在西北、西南、中部三大区域分别布局建设高等教育创新综合平台，建立东中西部高校全国性对口支援对接平台，在中西部高校布局建设一批现代产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等。 

　　“此外，我们还将全面启动省部共建2.0，加强与中西部省份开展共建地方高校工作，强化任务牵引、实质支持、动态调整，推动省部共建工作纵深发展，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吴岩说。（转自《中国教育报》2021年12月28日 头版 作者 欧媚 董鲁皖龙） 

高等教育要把握大势 

　　我国高等教育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习近平 

　　大学历来是关系到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根本所在。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高速发展、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标志的新一轮产业革命蓬勃兴起的今天，知识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大学作为以知识为基础的机构，更是关系到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大学通过培养造就一流创新人才和产生高水平科研成果为经济社会提供发展动能，增强国家的硬实力；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传承发展的重镇，大学通过不断创造和传播文化与价值观，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办不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就不可能建成现代化的世界强国。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通过高等教育培养优秀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 

　　心怀“国之大者”，高等教育工作者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因材施教，使每个学生的创新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培养造就大批具有创造性和进取精神的人才。这就需要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权和教学制度的灵活性，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使教学计划更有弹性，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和多样化。 

　　为了增强学生应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能力，我们要进一步创新教学方法，拓宽学习领域，形成灵活充实的课程体系，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加强那些概括性强、适应面广、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理论以及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学科，增强学生对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发展的反应能力和创造潜力。要彻底改变封闭式的教育教学思想，树立开放办学的新理念，进一步强化学校同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合作。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参与科学研究、工作实习和多种多样的社会实践，了解社会需求，从而获得创新灵感。 

　　同时要坚持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探索并不断完善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消除一切不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释放大学的创新潜力，提高我国大学科研水平，增强我们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更好地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这个“国之大者”。（转自《中国教育报》2021年12月28日二版 作者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 闵维方） 

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高校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 

　　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着力健全高校党建工作体系，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为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作出了贡献。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四川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教育大省的地位不相匹配，还不能完全满足国家重大战略和人民群众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究其根源，有的高校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不够全面深入，政治站位不够高；有的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力度不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强；有的高校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存在偏差，院（系）党组织政治功能发挥不够充分；有的高校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有差距，基层党建工作基础依然薄弱。 

　　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展高校党建工作品牌创建和优秀“支部工作法”推荐评选活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通过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激发各级党组织在引领发展中的领导作用、科技创新中的攻坚作用、服务师生中的聚合作用、防范风险中的监督作用。 

　　党建工作品牌是高校精神气质的积淀，来源于党的坚强领导，根植于校史校情校训，显现于事业发展成就。党建工作品牌创建，围绕“有形象化的名称、有个性化的内涵、有全员化的争创、有制度化的推进、有显性化的成效”“五有”标准，将基层党建工作打造成主题内涵丰富、亮牌示范过硬、工作措施务实、辐射影响广泛的品牌，推进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追求共性与凝练特色的有机结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校高质量发展。 

　　目前，已形成“江姐文化进校园”“轨道上的思政课”“我与党委书记有约”“校地企协作科技园区党员工作站”等品牌雏形，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师生学习、生活。 

　　党支部是党在高校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支部工作法”是支部政治能力的体现，从解决问题中总结而来，从日常工作中积累而来，从党员干部和广大师生智慧中碰撞而来。“支部工作法”的提炼就是紧盯党建与业务“两张皮”等问题，围绕“命名准确、内涵丰富、问题导向、措施可行、师生认可”五个标准，贴近师生思想、学习和生活实际，深入探索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路径方式，增强支部工作吸引力和感召力。各高校党委通过“走进支部、发动支部、了解支部、总结支部、宣传支部”五步法，挖掘师生党支部在破解业务难题、攻坚急难险重、践行群众路线、建设过硬队伍、凝心聚力铸魂、发挥党建优势等方面经验做法，涌现出“校地党建联盟平台＋理论党课＋实践党课”“红色导师＋学业导师”“望闻问切”等支部工作法，使支部建设更富有活力。 

　　 开展党建工作品牌创建和优秀“支部工作法”推荐评选活动重在提升高校党组织凝聚力、感召力和吸引力，是检验党组织动员能力和群众基础的“试金石”。通过层层发动，全省高校9615个基层党组织、9.3万名师生群众积极参与，累计形成校级党建工作品牌100余个、优秀“支部工作法”200余个，学有榜样、抓有示范的党建工作氛围正在形成。 

　　抓高校党建工作，最终要体现和落实到贯彻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提高办学治校水平上来，做到党建工作和事业发展“两促进”。目前四川省普通高等院校134所、在校大学生230.67万人，均列全国第5位；有硕博学位授权点826个，培育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创新平台352个，实现科技成果转化1718项，8所高校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11所高校进入省级“双一流”建设高校。 

　　下一步，我们将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持续推进高校党建工作品牌创建，持续推广支部建设过硬方法，加快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高校真正成为科研攻关的主战场、重大原创性成果的产出地、国之重器的策源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转自《中国教育报》2022年12月24日头版 作者 李建勤 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