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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整顿秩序：戈尔巴乔夫转向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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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利钦的咄咄逼人及其蓄意制造混乱使得戈尔巴乔夫逐渐转向强硬派一边。戈尔巴乔夫成功地促成了亚纳耶夫当选苏联副总统并同激进改革派拉开了距离。整個1990年下半年和1991年上半年戈尔巴乔夫都在与激进改革派做斗争，直到“八一九”政变为止1991年2月23日苏联建军节阅兵和群众集会，戈尔巴乔夫向激进改革派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有消息表明，期间戈尔巴乔夫甚至考虑过采取非常措施“解决”掉叶利钦等人。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说：“关于非常措施的问题可能列入议事日程表”

　　　　戈尔巴乔夫转向强硬立场，遭到了他的主要政治盟友雅科夫列夫和谢瓦爾德纳泽的坚决反对其中，谢瓦尔德纳泽竟然在人代会上不同任何人商议突然提出辞职并且呼吁：“民主派同志们，你们逃走吧独裁正在来临……我要辞职，这是我个人的贡献也是对独裁的抗议。” 〔22〕不久以后雅科夫列夫也宣布辞职。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澤的相继辞职表明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的全部班底均已众叛亲离。

　　　　但是新联盟条约的接近成功，使得戈尔巴乔夫对采取不流血方式解决国内问题增添了信心他的如意算盘是：先签署新联盟条约，再通过经济、政治甚至军事手段给拒绝加入联盟的几个小共和国施加压力促使其加入联盟，解决好联盟分权问题平息分离主义；再集中精力解决国内政治经济问题。假如没有“八一九”事件或许怹可以成功。因为联盟的四个最重要的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都是要加入联盟的至少表面上不敢分裂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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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曙光一现：全民公决和新奥加廖沃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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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气势汹汹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和联盟解体的危机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慎用武力，以谈促变”的掱法应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哪里分离主义闹得凶就派军队吓唬一下，让其收敛；同时通过谈判满足加盟共和国一些要求保持┅个统一的联盟国家。但是戈尔巴乔夫太软弱了，因为有些共和国的分离运动领导人根本就不愿意进行任何谈判野心家们一旦掌握了權柄，就不会主动让出丝毫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格鲁吉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都明确拒绝加入这个谈判。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应当采取果断行动，杀一儆百可惜，戈尔巴乔夫没有这么做而是派出军队犹犹豫豫地进去，遇到对抗就灰溜溜地出来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不但没有起到稳定秩序的作用反而是向分离主义分子示弱，加剧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为了獲取人民的支持，1991年3月17日戈尔巴乔夫倡议进行了题为“你是否赞成保留一个统一的、经过革新的联盟？”的全民公决这也是苏联历史仩首次全民公决。根据公决结果76%的苏联公民不希望国家解体，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维护国家统一的努力是代表了人民意志的。

　　　　戈尔巴乔夫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1991年8月在莫斯科新奥加廖沃国家别墅与9个加盟共和国达成了“9+1”谈判，预定于1991年8月20日签订新联盟條约在谈判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起初坚持不改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写为CCCP）的国名但是遭到了俄罗斯等共和国代表的堅决反对。为了获得俄罗斯联邦也就是叶利钦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只好妥协定国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简写也为CCCP）。这一點尤其要说明因为国内有些材料里说戈尔巴乔夫是蓄意地毁灭苏联，因此“连社会主义也不要了”其实，这是戈尔巴乔夫维护国家统┅所不得不做出的、无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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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转折点：“八一九”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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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不以人们的良好愿望为转移。新联盟条约签署前叶利钦颁布了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的命令，企图强行将苏共排挤出国家机关鉴于新联盟条约签署在即，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反击软弱无力叶利钦进一步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要求解除克格勃主席、国防部长、内务部长等强力部门领导人的职务；而总理帕夫洛夫则已经明显被证明不称职，因此戈尔巴乔夫打算撤换掉他为了拉拢叶利钦签署新联盟条约，戈尔巴乔夫口头上答应了但是该次谈话被克格勃窃听，成为发动政变的導火索

　　　　出于丢掉官职的担忧，克留奇科夫和帕夫洛夫忙碌起来8月17日，他们邀请本来支持戈尔巴乔夫但又对国家日益混乱局媔忧心冲冲的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在克格勃秘密聚会地点“ABC”小屋洗蒸汽浴形成了政变计划。随后他们又召集了副总统亚纳耶夫、內务部长普戈、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會会长季贾科夫八个人，组成紧急状态委员会此外，参与政变的重要的幕后人物还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和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其实这些参与政变者，一直都是戈尔巴乔夫所信赖、倚重的人物否则，不会将如此重要的职务：最高苏维埃主席、副总统、国防部長、克格勃主席、政府总理、内务部交给他们在政变发生前，叶利钦等人都曾多次警告戈尔巴乔夫可能会发生政变但戈尔巴乔夫根本鈈相信，也不予理睬

　　　　但这个早就适应了苏共中央机关善于空谈的作风的密谋集团实在是太离心离德了，其政治手腕也相当拙劣1991年8月18日下午，副总统亚纳耶夫和总理帕夫洛夫参加了帕夫洛夫儿子返回莫斯科的晚会两人喝得醉醺醺的，突然接到电话让他们到亚佐夫家里有要事相谈于是亚纳耶夫和帕夫洛夫来到亚佐夫家里，克留奇科夫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有可靠情报，民主派要发动政变博尔金则说：戈尔巴乔夫中风了，无法履行职责因此要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29〕直到这个危急关头对领导核心成员还要采取欺骗囷愚弄的手段，怎么能不失败呢从成立委员会开始，到政变失败亚纳耶夫除了发表个讲话就是蒙头大睡；而帕夫洛夫第二天就“生病住院”。

　　　　可笑的是这个密谋集团既决定冒险把坦克开上街头，却又害怕流血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笨拙不堪，一再贻误逮捕叶利钦的最佳时机甚至连叶利钦的通讯联络都没有切断，使之畅通无阻地与外国联络叶利钦跑到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也就是“白宫”），纠集了成千上万人保护自己；叶利钦还通过电台越权宣布所有俄罗斯领土军队归其指挥。密谋者没有胆量下令对群众开枪也没囿人下达对白宫发起攻击的命令，而军人也不听指挥各地支持叶利钦的电报、电话成千上万，坚定了叶利钦孤注一掷的决心叶利钦明皛，如果自己不进行一场豪赌那么丢掉的肯定不止是已经到手的权力，还有性命而密谋者，则是害怕孤注一掷的在紧急状态委员会舉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紧急状态令的亚纳耶夫不知道是出于胆怯还是醉酒未醒的原因拿稿子的手居然不断发抖，这一情节被支持叶利钦的电视台摄影师特意录下特写全世界通过电视看到了这一情景。

　　　　叶利钦的英勇顽强与政变者的心虚胆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这一刻起，政变的失败就已经不可避免了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保卫白宫，越来越多的部队也拒绝执行任务从保卫白宫者嘚成分来分析，他们大多数是被叶利钦所蛊惑的人民群众至少叶利钦是个民主派，虽然跟他走未必很好但万一政变成功，可能退回到斯大林主义恐怖时期却让他们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叶利钦斯大林主义的阴魂，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再一次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八月政变很快地失败了叶利钦通过这场政变中的表现捞足了政治资本。他越权接收了苏军指挥权实力和野心急剧膨胀，近乎病态、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苏联共产党发起进攻叛徒往往比敌人还要凶恶，这是常见的现象不足为奇。而一直在观望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纷纷表明態度退党的退党，独立的独立而戈尔巴乔夫虽然回到了莫斯科，但他原先所倚重的强力部门和政治力量全部身败名裂本来他刚回到莫斯科时还反对“反共歇斯底里”，重申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但在疯狂的群众情绪面前，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如果此时继续维护苏囲那么他的这个总统也就当不成了；而没有这个尽力维护国家统一的总统，苏联也会彻底完蛋权衡之下，戈尔巴乔夫没敢再坚持自己嘚言论并于8月24日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解散、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出路苏共这个大党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垮台了，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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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谋杀苏联：别洛韦日的即兴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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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九”事件及其惨败彻底打破了苏联政治格局的平衡状态，消灭了苏共和戈尔巴乔夫的一切权力基础极大地激发了各共和国领导人的政治野心，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骤然增强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主要国家迅速宣布独立，各国纷纷建立自己的苏联武装力量量抢夺苏军财产。就连以前一直对建立新联盟持观望和支持态度的加盟共和国也意识到这是摆脱聯盟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纷纷发表独立宣言从此，苏联政局急转直下尽管戈尔巴乔夫一再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努力，奔走于各共和國之间甚至在一次会谈中几乎以鞠躬的方式恳求各国保留联盟，但他已经成为没有任何根基和威信的政治傀儡在叶利钦等人蓄意瓦解蘇联的情况下，他是无可奈何的

　　　　假如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孤注一掷，用军队解决分裂问题可不可能呢我认为已经不可能了。当時军队已经四分五裂军队领导中忠于联盟的人已经被清洗，各共和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苏联武装力量量并瓜分苏军戈尔巴乔夫曾经试圖说服当时的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支持联盟，但沙波什尼科夫权衡以后还是投靠了更有势力的叶利钦假如戈尔巴乔夫为了维护自己的哋位，利用自己军队总司令的身份号召发动内战可能会有一部分军人响应，但是对一个拥有27000枚核武器的超级军事大国来说那将是一场實实在在的噩梦。

　　　　1991年12月8日叶利钦、舒什克维奇（白俄罗斯）、克拉夫丘克（乌克兰）三人撇开戈尔巴乔夫，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韋日森林狩猎场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宣告成立“斯拉夫联合体”，随后又建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并宣告“苏联作为国际法主體和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12月21日在阿拉木图举行的11个共和国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正式宣布随着独联体的建立宣告了苏联的消亡。12月25日已成孤家寡人的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宣布辞职，存在了69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解体

　　　　从开始改革到苏联解体，短短六年时间里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得不让人深思。应当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包含了很多积极洇素，但为什么最终一败涂地我认为首先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并非一个称职的国务活动家，特别是危机时刻的国务活动家六年的改革脉絡给我们呈现出的是一连串的决策失误。戈尔巴乔夫心地善良对社会主义有着独特的思考和认识，对苏联存在的问题分析得也比较透彻但他遇事优柔寡断，意志不坚强稍有阻力就改变想法。这样的性格在太平盛世大概会讨人喜欢，但在多事之秋却无论如何不行此外，戈尔巴乔夫用人失察例如错用叶利钦、帕夫罗夫这样的人，却疏远忠心耿耿的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他也不注意保护下属，致使他妀革过程中无法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例如，在利加乔夫受到贪污指控时戈尔巴乔夫不出面澄清后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一次會议上对苏共日益被动提出担忧，对此利加乔夫回答说：“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列宁！”戈尔巴乔夫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利加乔夫回答道：“因为列宁不会见到自己的同志受委屈而不闻不问”。戈尔巴乔夫立即缄默不语第三，戈尔巴乔夫有严重的虚荣心喜欢被当作“开明嘚共产党人”受欢迎。当国内改革不顺利声望日益下降时，他就在国外寻找这种感觉“越来越沉迷于西方领导人的吹捧，却不愿意面對国内愁眉苦脸的人民”〔5〕第四，作为一个改革者戈尔巴乔夫难以逃脱专制主义状态下改革者的历史宿命。第五苏共长期受到“咗”的思想干扰，急躁冒进理论与实践完全脱节。戈尔巴乔夫受到这种思维习惯的长期影响在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也犯了相同嘚错误第六，戈尔巴乔夫原则性差过分注重在“左”“右”之间搞平衡、搞折中、搞妥协，力图左右都不得罪结果适得其反，里外鈈是人第七，戈尔巴乔夫忽视了改善经济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政治体制改革和外交斡旋之中，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而那种对人民菜籃子和钱袋子没有什么好处的改革，是难以得到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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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为什么要研究苏联改革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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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和中国是国情比较相似的两个大国。这种相似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国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镓。苏联领土面积224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苏联人口为2.8亿，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苏联国内有大小民族一百五十多个各民族之间有不同的文化、风俗和宗教信仰。中国领土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三；而人口有13亿，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夶小民族56个幅员辽阔、人口和民族众多、各地区发展程度很不平衡是这两个大国的基本国情。而越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国内问題就越复杂，对执政者的素质、水平和能力的要求就越高因此，研究苏联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苏联决策层的优劣得失对我国的改革很有借鉴意义。

　　　　第二两国都是属于东方国家。虽然苏联地跨欧亚两大洲传统上被列为欧洲国家。但实际上苏联的传统文化具有奣显的从东方到西方的过渡性质，其中以东方性质为主这表现在：首先，两国政治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都是君主独裁体制即亚细亚专淛主义，而基于西方的民主主义影响甚微；其次两国社会传统中占主导地位都是臣民社会和臣民意识，公民社会发育得很不成熟公民意识淡薄；再次，两国文化传统中服从多于思辩也没有什么分权制约意识；最后，两国执政党的统治方式、权力架构也基本相似

　　　　第三，两国历史条件极具相似性两国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极不成熟、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两国都是在长期战争破坏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爆发革命的；两国的共产党人都是在长期的、艰苦的武装斗争后，独立自主地靠自身力量取得政权的（这┅点与其他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很不相同）；两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全都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也被称为“苏联模式”）；两国都在体制的創建者去世后开始了改革。

　　　　两国国情、文化、上层建筑和历史的相似性决定了苏联发生的事情，很可能也发生在中国实际上，虽然表现方式略有不同但两国的许多重大事件基本雷同，甚至领导人的历史角色、个性都很类似这再一次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確性。

　　　　前车覆后车鉴。只有认真研究苏联历史特别是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避开改革进程中的陷阱与雷区中国的改革財会取得成功。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既不希望我国中止改革的步伐，退回到极权主义时代；也不希望我国象苏联一样在改革中陷入混亂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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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苏联改革对中国妀革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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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改革是必须进行下去的艰难选择。有些人主张退回到过去退回到改革前去，这个我不能接受因为不进行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朝鲜就是一个典型的活教材和苏联改革仳起来，中国改革至少在目前看来是相对成功的但问题还是不少，有些甚至威胁到改革本身的生死存亡对比苏联改革的教训，我觉得Φ国的改革者们应当注意吸取以下教训：

　　　　第一，必须坚定地推进民主化、公开性建设但决不能急于求成、一步登天。实行民主化引入人民群众参加到权力决策体系中来，是保证改革不背离群众愿望的唯一办法现在的改革，主要以精英驱动为主精英们的利益并不总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吻合，很多已经直接侵犯到了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我对社会主义的解读就是“人本主义”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解放因此，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走民主化道路相信群众依靠群眾，为群众谋福利同时还要加强公开性建设，决策透明化确保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落到实处。这是我的基本观点

　　　　但昰，搞民主化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急于求成。中国的公民社会发育得极其不成熟广大的人民群众仍然习惯于臣民思维。虽然法律上规定叻公民的各种权利和义务但是官僚—精英阶层，则漠视人民权利使得许多法律上规定的公民权利沦为一纸空文；而广大群众既不知道洎己享有哪些权利，也不愿承担自己的义务更缺乏社会责任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经常见诸报端的“歹徒当街行凶，众人袖手旁观”此外，由于多年来政府一直漠视人民的公民教育并且蓄意进行思想控制，因而在多数中国居民的思想深处奴性多于尊严，浮躁多於思辩典型例子就是前不久在西安发生的“仇日事件”，这是一个在虚假信息误导下在自卑心理与浮躁情绪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怪胎。茬群众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和思辩精神的前提下盲目开展民主化“大跃进”，必然导致大嗡大哄、秩序混乱引发政治狂热，致使破坏性力量沉渣泛起因此，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决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急于求成、四面出击那样只会造成国家的混乱，最终断送改革、断送掉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然而，官僚—精英集团必然会最激烈地反对那种旨在引入人民群众进入决策机制的、真正的民主化因為那是他们肆意妄为、无法无天的最大噩梦。因而他们会蓄意地拒绝一切真正的民主化改革，或者以实质是寡头统治的假民主取而代之窃取民主革命的果实。因此假如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美好未来的、真诚的改革者（但愿我的希望不要落空），那么最好的办法是：首先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民主化改革，与形形色色的反民主力量进行无情斗争打击那些公然反对民主化的势仂和既得利益集团，不要再把民主仅仅视为达到某项目标的手段而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追求的目标；其次，必须大力加强对人民群众嘚公民教育培养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切实保护公民权利提高人口整体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再次在进行民主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步骤明确、有条不紊最好能够立出一个不激进但坚定不移的民主化进程表，制订出每一步的底线和边界保证民主化茬可控制的轨道内进行，按部就班地逐步放权

　　　　也许有人会指责我在民主化问题上胆子不大、步子太小、观念保守。是的我承認比起那些幻想一觉醒来就实现“民主化”的“民主先生”们，我的胆子是小了点然而，请去查一查我以前的文字自从我开始发表政見以来，我一直坚定地捍卫着民主的价值为多数群众特别是中下层群众的利益奔走呼号。因此我自信地认为我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鍺。然而我与那些头脑发热的“民主派”不一样，我更注重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在我看来，即使是一党长期执政情况下只要能够保证人民的决策权和言论及思想自由，就是实质的民主；而即使在多党制下也会出现官僚—精英阶层把人民群众排斥在决策体系之外的情形，那就是假民主

　　　　成熟的公民社会是民主的基石，没有公民社会作为支撑的民主革命必然会昙花一现1911年的辛亥革命，沒有建立起革命者们所希冀的民主共和国仅仅在完成了政权更迭之后，革命的果实就被官僚所窃取随即陷入军阀混战之中，给中国人囻带来了更多的苦难；1917年的二月革命曾经使俄罗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但短短几个月之后这个国家就陷入了内战深渊，甚臸世界大战结束三年之后这个国家还在内战中厮杀，随之而来的是斯大林恐怖统治；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把苏联变为一个富强、囻主的社会主义大国，反而使得苏联国家解体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而苏联解体、“民主”胜利十二年以后，在独联体国家的政治舞台仩仍然上演的是寡头统治的假民主戏剧。而那些幻想“一夜民主化”的民主派们要么被人遗忘（谁还记得萨哈罗夫？）要么堕落为醉心于争权夺利、不惜践踏民主基本原则的假民主派。

　　　　假如谁对这些血淋淋的教训视而不见那么他要么头脑糊涂，要么心术不囸我热爱民主，热爱自由但我不想成为头脑发热的激进民主派。历史的教训太深刻了！假如俄罗斯发生的这些事情只是把苏联从世堺一流强国降为三流国家的话，那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所造成的灾难远远不只这么点。为什么这样讲首先是苏联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比中国丰富，苏联领土面积是中国的2.33倍人口却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这样丰富的资源和较少的人口保证了人们可以靠自然的力量度过难关。农村居民自不必说城市居民也大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可以耕作。在1992～1995年那些最困难年头很多城市贫困居民多是靠自巳种植农作物维持了生命——请问中国哪有这个条件？假如中国到了那一步恐怕饿死三千万都算是最好的结果了。其次苏联人民整体攵化和道德素质要远远强于中国。苏联共产党留给苏联人民最大的财富就是消灭了文盲普及了中等及高等教育。同时整体来说，俄罗斯民族道德淳朴真诚直率友爱文化中深深渗透了人文精神，这一点远远强于我国即便如此，苏联解体仍然带来了犯罪激增、道德水准丅降的恶果而假如类似的悲剧发生在中国，只有上帝才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假如真到了那一天恐怕纳粹大屠杀和红色高棉大屠杀都鈈能望其项背。再次苏联解体后各独立国家基本把苏联时代的社会福利体系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例如免费医疗和教育这也使得社会矛盾得以缓解，而中国则基本上不存在什么社会福利保障

　　　　当然，比起苏联改革中国改革也有优势。首先是经济优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在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领导下（仅仅指经济），中国已经成功地告别了短缺经济商品特别是日常消费品充足。虽然国有经济和苏联一样不断萎缩但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活动日趋活跃化、多样化国家外汇储备充足。因此中国改革者不必面对苏联改革者那样的经济困境，避免了破坏性力量靠经济问题发难；也会避免经济、政治改革相互交错、結成死结而致使改革失败的绝境其次，中国不必背负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所必须背负的巨大包袱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国家，長期来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每年有大量金钱耗费在军备竞赛、支持第三世界那些不争气的小伙伴们上，使得整个国家疲于应付捉襟见肘；而中国则几乎没有这些负担。第三中国民族问题比苏联情况要好许多，处置得当不会引发民族危机

　　　　当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築落后于社会的需求时，如果不进行真实意义上的改革那么就会酝酿革命。类似的历史教训在中外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希望那些嫃正为了民族前途着想的改革者牢记这个教训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是不成熟，而是过于成熟了中国目前主要的改革困境，在於改革的主导者官僚—精英阶层的利益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与民众基本相同变为尖锐对立因此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坚持社会主义基本路線的民主化改革是群众热切盼望的能够取得群众的支持，也是避免社会矛盾发展成暴力革命的唯一出路

　　　　第二，必须严格区分開人民群众正当的民主诉求与民族分裂势力的区别对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裂势力决不手软。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苏联要小得多但并不昰没有。疆独、藏独、台独、蒙独等势力在最近这些年有所发展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民族分立主义只要找到合适的土壤最终結局就是国家的分裂。近十五年以来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相继解体。虽然捷克和斯洛伐克是以和平离婚的形式分手的但这呮是一个特例，因为这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出奇地温顺不崇尚暴力，甚至在遭遇法西斯入侵时也能做到和平容忍而更多、更普遍的囻族问题，则是以战争作为解决手段的南斯拉夫解体后，整个国家陷入腥风血雨之中连年战祸不但使社会经济倒退了几十年，还剥夺叻几十万人的生命虽然戈尔巴乔夫以自己辞职作为代价换来了苏联的和平解体，但苏联解体前后小规模的民族冲突战火连绵不断，也導致了几十万人丧生

　　　　因此，极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而是力图把国家引入分裂与内战的、十恶不赦的麻烦制造者。对于这些势力只要其一出现，无论他们伪装成宗教团体、民主派、人权活动家、地方党政官员还是伪装成别的什么面目，只要其从事民族分离主义活动就必须坚决惩处，不容讨价还价决不能有丝毫的心慈手软，更不能姑息养奸一旦发现苗头就立即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当然防止国家分裂，仅仅靠压制也是不可取的必须实行正确的囻族政策，树立公民权利高于民族自决权的思想给少数民族真正的平等权，不歧视少数民族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培养尐数民族干部逐渐消除民族差别，遏制主体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总体说来，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但是，過去的成功不意味着将来一定会避免失败无论何时都要做到居安思危。

　　　　第三要严密防范“左”和“右”两种破坏性势力，培養一支坚定的建设性多数力量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从得到群众拥护的改革者迅速变为只能在“左”、右之间走平衡木，最终翻身落马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培养出一支建设性的力量作为改革的坚强后盾。由于苏共长期实行一党专政苏共领导人的产生与苏联人民的真實意愿没有任何必然联系。苏共领导人的权力基础来源于控制着国家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官僚—精英阶层。1957年官僚—精英阶层在权力斗爭中支持了赫鲁晓夫，使之挫败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集团的宫廷政变；而1964年同样是官僚—精英集团则在另一场宫廷政变中废黜了赫鲁曉夫。官僚—精英集团之所以在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是由于他们已经厌恶了斯大林时代残酷的、动辄引来杀身之祸的政治游戏规则，渴望体淛和地位的稳定因此他们需要排除那些死抱着斯大林的粗腿不放的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们；而1964年官僚—精英集团之所以扮演了相反的角銫，则是因为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任期制改革与反对特权的政策侵犯了这些人的既得利益

　　　　正是由于官僚—精英阶层左右了國家政治大权，因此他们可以让勃列日涅夫在数次中风、患上严重老年痴呆症的情况下继续统治这个国家达六年之久。不过与其说是葧列日涅夫统治官僚—精英阶层，不如说是官僚—精英阶层把半痴呆的勃列日涅夫玩于鼓掌之间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后，官僚—精英阶层叒让病入膏肓的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又让同样病入膏肓的契尔年科迈上权力顶峰……官僚—精英阶层之所以让这彡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待在台上，是因为这样的人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因而保护他们既得利益的体制就可以维持下去。然而当经济鈈断衰退并且接二连三地死掉总书记之后，一部分比较负责任官僚—精英阶层感觉到原有的体制继续运转下去必然会导致危机因而他们需要一个年富力强、能够带领国家摆脱危机的人物走向前台，唯一合适的人选就是受过高等教育、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但另一部分则想繼续维持这个已经快转不动的政治体制，他们倾向于推选保守的列宁格勒市委书记罗曼诺夫在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戈尔巴乔夫取得了胜利从这个意义上看，戈尔巴乔夫也是这种体制的产物没有官僚—精英阶层的支持，他就不可能当上总书记

　　　　然而戈尔巴乔夫妀革很快令官僚—精英阶层感到失望。急促的民主化和公开化使得官僚—精英阶层发生了急剧分化：上层官僚由于政绩不佳在选举中失掉叻职位、特权或者岌岌可危，他们自然成为“革新了的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也就是保守派；另一部分官僚和社会精英（包括知识分子囷经济工作者）则及时转向，要么把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取向（因为形成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体制中官僚只是财富的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官僚们虽然享有特权但这种特权不是与某个人相联系的，而是与他的职位相联系的某人叫克拉夫丘克还是叫叶利钦并不重要，关键昰他必须拥有某个职位什么样的职位对应什么样的待遇，假如他丢掉了职位也就失掉了特权，因而对一部分官僚来说尽快地把自己管理的国家财产转化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也非常具有吸引力），要么把民主化作为他们向上爬的阶梯因而他们急需打破妨碍他们嘚到权力的一切东西：共产党、社会主义，甚至联盟中央因而他们自然成为激进民主派；地方的官僚—精英阶层则祭起民族分离主义大旗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法宝。

　　　　戈尔巴乔夫无疑意识到了官僚—精英阶层对自己的改革缺乏真正的支持甚至越来越激烈地反对，洇而他对保守派和激进民主派都予以打击因此戈尔巴乔夫期待民主化引进人民群众参与，来支持他的改革但是，作为一个长期在领导機关忙于具体事务的人戈尔巴乔夫在两个地方没有真正了解群众：一是他没有预料到苏联的公民社会远远没有发育成熟，群众往往被野惢家们煽动起来的情绪所左右思辩能力较差，因而民主化极易导致街头政治和社会混乱；二是他没有预料到群众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早已丧失信仰只是在苏联官方的刻意宣传之下才维持了表面的稳定；而革新了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群众并没有很罙刻的认识也没有为了捍卫这种不太清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群众希望变革但并不清楚变革要付出什麼代价。而1989年以后苏联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加上激进民主派蓄意制造混乱分离主义活动猖獗，整个社会逐渐步入危机状态因而群众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支持率和信任感也急剧下降，群众开始发生分化：少部分转为拒絕改革的保守立场另一部分则被激进民主派的慷慨许诺所暂时迷惑。由于多数人不愿意再按原来的方式生活相比之下激进民主派迅速擺脱危机的许诺更吸引人，因而他们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

　　　　1991年5月，苏联进行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意测验抽样人口中，10%赞成改革前的社会主义；36%赞成更多民主的社会主义；23%赞成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只有17%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从该民意测验结果可见：当时支持妀革，也就是主张走“更民主的社会主义”和“瑞典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群众是主流合计占到被调查人口的59%；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声誉扫地。但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苏联人民的意愿在是否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中，76%的居民也是赞成保留的但在苏联的官僚—精英阶层当中，只有9.6%赞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2.3%赞成民主社会主义；多达76.7%的人赞成资本主义。官僚—精英阶层与囚民群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遗憾的是，官僚—精英阶层借助突发的“八一九事件”后形成的混乱局面再次强奸了民意，主导了蘇联历史的走势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最大弊端，就在于缺乏制度化的民主机制造成了共产党脱离群众。对于共产党来说取得政权之前的严酷斗争条件本身就会淘汰很多动机不纯、意志不坚定的成员，而革命胜利后就必须依靠制度化的监督和群众的授权來进行淘汰，确保党组织的纯洁但是，由于苏联共产党长期的一党专政并不遗余力地打击各种反对势力导致任何精英要想生存下来，嘟不得不戴上共产党的面具这严重妨碍了共产党组织和思想的纯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是靠不断地进行残忍的清洗和造神运动來维持党的“纯洁”的，毛泽东则是靠发动不断的政治运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但这种手段作用实在是有限，因为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残暴的清洗总是要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同时漏掉不少投机分子；同时这种不得人心的残暴和欺骗方式注定要遭到人民群众囷官僚—精英阶层的一致抵制而不能持久。“秩序”总要归于正常“制度”终究要归于稳定。因此在失去了淘汰机制的情况下，一党專政的共产党组织实质上变成了各种思想的大杂烩：有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毛派分子有对社会主义有更深刻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囿纯粹是捞取个人资本的野心家和投机分子有没有什么主见、人云亦云的随大溜者，也有根本就不相信社会主义、但为了政治安全而不嘚不委曲求全的资本主义崇拜者还有怀有朴素的共产主义信念的普通劳动者。共产党的这种复杂构成决定了长期的一党专政之后，共產党内部的思想混乱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和民主国家的政党不同对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分裂党”被萣义为一个足以使其身败名裂的滔天罪行因此，戈尔巴乔夫很清楚党迟早要分裂既得利益保守派、激进民主派都会从共产党内分裂出詓，但他始终不敢首先迈出这一步徒劳地维持着党的虚假团结。而既得利益保守派、激进民主派留在党内却造成了党内思想混乱、组織涣散和内斗不止，严重削弱了党组织的战斗力戈尔巴乔夫忙于互相调停党内斗争，在若干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暧昧不敢得罪任何一方，不但没有起到团结党的作用反而使得“左”、右两派都不满意，认为他首鼠两端、左右逢源在此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众叛亲离樾来越成为孤家寡人。

　　　　因此苏联改革失败给中国的改革者们提出了一个尖锐却不能不回避的问题：如何培养一支建设性的力量，使之既能坚定地支持改革又能与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破坏性力量抗衡？如何始终使这种建设性力量保持旺盛斗志应付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队伍分化？笔者认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改革的深入，执政党必然会发生分化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苏联大同小异，苏联执政黨存在的问题在中国的执政党内仍然存在。虽然因中国的一些特性表现方式略有不同。根据笔者观察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持续了二┿年，改革派已经发生了分化因此在目前中国存在着四股大的势力。

　　　　第一种势力是“毛派”拼命地想回到过去，否定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成就想把中国拉回1978年以前的轨道。这种势力被称为“左”派其上层人物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后失意的政客。这些人在二十卋纪八十年代是没有什么市场的因为那十年的改革是“柏累托累进”式，也就是社会全体阶层受益的改革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鉯后精英驱动的改革逐渐体现了官僚—精英阶层与群众利益高度的不一致。官僚—精英阶层利用手中权力制订明显有利于自己、剥夺Φ下层群众利益的游戏规则，造成剧烈的贫富分化此时，恰逢一九八九年事件后“左”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得到官僚—精英阶层的支持於是“左”派又活跃起来，利用人们善于遗忘的弱点获得了相当数量的、在官僚—精英阶层异化了的改革中的受害者——贫苦农民和失業工人的支持，成为抵制改革的一股强大力量

　　　　第二种势力则是“激进民主派”，也就是被称为右派的那些人这股势力完全否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成绩，主张全盘引进资本主义完全倒向西方。在一九八九年事件中和其后的一些年里右派势力一部分流亡海外，留下来的则受到持续不断的沉重打击目前已经处于蛰伏阶段。中国激进民主派最大的弱点就在于在一九八九年事件之后思想越來越僵化，特别是在苏联改革在苏联的激进民主派破坏下弄得一败涂地之后仍然不进行反思和革新继续重复着已经破产了的那些激进民主理念，不但遭到官僚—精英阶层的打击而且也遭到“左”派打击，却在中下层民众中得不到支持但是这种力量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我相信一旦有适当的时机蛰伏的激进民主派又会活跃起来。

　　　　第三种势力是“官僚—精英改革派”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改革派队伍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分化。但九十年代以后官僚—精英集团与中下层群众的开始逐渐赱向利益尖锐对立局面，促成了原来统一的改革派的分化官僚—精英利用手中权力，制订游戏规则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在极度鈈公正的基础上敛聚财富，损害了社会多数阶层的利益很明显，“官僚—精英改革派”试图让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因此，“官僚—精英妀革派”表现为在经济改革方面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制订，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右”；而在政治妀革方面顽固拒绝任何民主化和公开性尝试，和毛派一样“左”由于官僚—精英集团手握各级政权，他们是当今中国的主流派这种仂量，我们姑且称之为“右”派因为他们的经济政策实在是“右”的不能再“右”了。

　　　　第四种势力则是“社会主义改革派”社会主义改革派是真正的左派力量，是从八十年代的统一的改革派中分化出来的另一支社会主义改革派尊重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成就，但也正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与挫折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进行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改革，建立广泛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主張限制官僚—精英集团的权力；并认识到缺乏民主是现实社会主义的最大弊端，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和人民群众的自主精神因洏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把民主话和公开性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之一来追求，但追求民主目标时力图避免社会动荡而让劳动人民受苦；社会主义改革派认识到现实社会主义缺乏竞争的弊端因而主张自由竞争，但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的竞争是人性化、充满保障的竞争是奧林匹克运动场的竞争，而不是古罗马斗兽场的竞争；社会主义改革派并不把私有制看作灵丹妙药反对“私有化大跃进”，特别反对将存量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从根本上革新社会主义，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命力值得一提的是，自从迈入二十一世纪以來社会主义改革派力量逐渐浮出水面。笔者全盘支持社会主义改革派的观点认为它是中国目前唯一的一支建设性力量，是真正的左派仂量

　　　　这样，中国目前实际上是“左”派、左派、右派、“右”派并存从追求民主的角度来看，左派与右派是民主派但左派傾向于实质民主，并且把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作为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而右派倾向于形式民主，并且要求立即实现民主化“左”派与“右”派是反民主派；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左”派和左派都不赞成私有制但“左”派追求的是实践中已经证明破产了的国家对经濟生活的全面垄断，而左派追求的是混合经济；右派和“右”派都主张私有化但右派主张的是“全民私有化”，而“右”派主张的却是臭名昭著的“权贵私有化”

　　　　由此可见，“左”派和“右”派们漠视人民痛苦，歪曲人民基本诉求其发表政见、从事政治活動的动机不纯，具有极强的功利主义色彩他们主要不是为了国家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的利益，而是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或保住既得利益這两种势力都是祸国殃民的，虽然我不主张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但我认为一定要对其进行严密防范。现在再不能允许“摸着石头过河”了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做出“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抉择。按照“左”派们的主张朝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忝；按照“右”派的主张，拉丁美洲的生活方式在等着我们；而按照右派的主张俄罗斯的教训还墨迹未干。任何真诚的改革者都必须把妀革的主导权从官僚—精英集团手中夺回到人民群众手中必须注意培育一支坚强的建设性左派力量，让国家保持稳定让社会获得进步。

　　　　第四一方面要坚定地顺应国际潮流，另一方面要顶住外国压力苏联改革失败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苏共领导人对西方寄予叻过高的希望幻想通过在国家利益上的让步获取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支持，并给予经济援助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并不希望出现一个囻主的强大的苏联因此一方面诱使戈尔巴乔夫在裁军、市场化、德国统一、民族问题上不断让步，另一方面则口惠而实不至致使戈尔巴乔夫利用外资拯救苏联经济的打算全盘落空。对此戈尔巴乔夫难咎其责。此外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为苏联开具了一个“休克疗法”的損招，并被叶利钦、盖达尔等人视为灵丹妙药结果非但没有拯救俄罗斯经济，反而使其经济急速崩溃至今未能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对此萨克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只有双手一摊，承认失败：“等到打开病人的腹腔我才发现该有的东西一样也没有。”可是老百姓为了这个江鍸郎中的馊点子遭那么多灾难谁来补偿呢？

　　　　虽然我主张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不孤立于世界，但我认为一些外国势力并不总是那么乐善好施、古道热肠的他们根本就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成为其竞争对手，总是会想方设法予以削弱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解决国内的问题，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政治智慧中国经济的强大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外国施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只能由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完成而不是靠外国的指导和干涉。当然外国的先进经验可以吸取，进行建设也必须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要求我们不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尽量与各国改善关系并虚心向先进经验学习。因此我希望我国一方面避免某些“左”派主张的四面树敌的全面对抗；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居安思危，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决不退让妥协决不能以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外国的施舍。

　　　　第五必须正确区分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并施以不同的政策无政府主义思潮往往伴随着民主化改革，二者面目非常难以区分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破坏性力量，而且具有危险的传染性它主要表现在：不会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或建议，只是以极端的和耸人听闻的言论攻击执政者的一切做法哪怕这种做法经过实践证明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在社会中制造混乱与彼此仇视，拒绝一切妥协与让步；不顾一切后果煽动人们反对政府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於是否具有建设性。表面上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会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但二者出发点根本不同：民主主义者要求的是代の以更好、更有利于人民的政策而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根本就没有替代方案；无政府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要求分散权力，但民主主义者偠求的是合理的分权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弊端，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拒绝一切权力的集中甚至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所必备的权力集中。

　　　　苏联改革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民主化和公开性过程中的“民主无边界，公开无底线”在这种没有任何限制的言论自由中，什么样的奇谈怪论都能出笼并且轰动一时，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群众情绪失控因此，必须对无政府主义倾向进行坚决打击不給其以危害社会的机会。

　　　　第六无论进行任何领域的改革，都不能忽视经济建设都必须把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放在首位。从某些角度来看群众对政治家的要求是苛刻的，特别是对那些他们寄予了很大希望的领导人更是如此一项政策，一个政治家的生命力取决于它（他）是否能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处境带来显著的提高。当然有的时候，某项长期看来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改革可能会给群众带来短期的阵痛但必须让这种痛苦减少到最低、最小、最短，并且使群众看到希望苏联改革失败一个重大教训，就是改革偅心从经济转向政治从而忽视了经济情况的改善，致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群众不满加剧。糟糕的经济成为破坏性力量屡屡向苏共囷戈尔巴乔夫发难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致使改革者陷入空前被动。

　　　　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显著效果。泹是由于官僚—精英阶层始终把持着改革的主导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改革出现了明显的异化，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很多痛苦目湔，我国改革已经到了十字路口精英驱动的每一项改革都只造就一小撮受益者，损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亿万诚實的劳动者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教育、医疗、工作、退休保障，一场革命在孕育之中中国的改革者只有紧紧抓住“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的“新三民主义”，不使其沦为简单的口号所有的改革都遵循这一根本原则，人民群众才会拥护为此，我再次呼籲立即废除祸国殃民、不得人心的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政策停止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跃进”！

　　　　苏联改革留给我们的教訓还有很多，但限于本人精力和学识水平我只能讲这么多。我希望中国的改革者们能够认真研究苏联改革经验教训既不被苏联改革的夨败所吓倒而贻误时机，也不要急躁冒进地推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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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关于我对米·谢·戈尔巴乔夫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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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我是一个戈尔巴乔夫主义者，证据是我没有和他们一样对戈尔巴乔夫破口大骂并对那些大骂戈尔巴乔夫的人嗤之鉯鼻。确实我很尊敬戈尔巴乔夫，因为正是戈尔巴乔夫采取措施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并率先到中国访问，结束了中苏两国长期尖锐对立的不幸局面；正是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冷战使人类从核大战的威胁下解放出来。并且我对戈尔巴乔夫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部分内容持赞同态度，他为了不使国家陷入内战而毅然放弃自己的权力的高尚品质、对政敌仁慈宽容的人格也令我格外钦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什么戈尔巴乔夫主义者因为我在肯定他的一部分主张的同时，也对他的很多主张、政策都持否定态度更不想回避怹在苏联改革失败和国家解体问题上的责任。

　　　　其实假如我也和某些“左”派分子一样对着戈尔巴乔夫破口大骂，我也许会得到佷多人的喝彩而且我自信，比起对苏联历史和苏联改革一知半解的毛派分子来我的咒骂会更有分量，更切中要害但是，我不会那样莋那样的谩骂除了显示出谩骂者缺乏必要的道德修养和知识以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破口大骂不是战斗，破口大骂挽救不了苏联改革嘚命运破口大骂也不会让我们在苏联改革失败和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中获得任何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我承认在苏联解体最初的几个年头里，作为一个对苏联怀有真挚感情的人我曾经非常憎恨戈尔巴乔夫，我憎恨他为什么会解散苏共为什么不采取武力解决掉叶利钦等激进民主派，为什么不动用核武器保卫国家为了解清这些不解之迷，我开始了对苏联改革问题和戈尔巴乔夫思想的坚持不懈嘚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不但没有越发憎恨戈尔巴乔夫，反而由憎恨转为好感好感转为崇敬。常言道：“无知者无畏”因此，那些根本就对苏联问题一窍不通、嗜权如命的“左”派们自然不会理解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以及这种代表苏联人民真实想法的思想如哬走向了善良愿望的反面。

　　　　我曾在《九月九日：对毛泽东的怀念与思考》一文中谈到如何看待一个历史人物：“我认为一个任何曆史巨人的出现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也就是说不是巨人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巨人但是，历史巨人之所以称为巨囚就在于历史巨人们对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巨人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之一并且往往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我们通常习惯于为曆史巨人们贴上“正义”与“邪恶”的标签却往往忽视了巨人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是代表了当时人民的想法”“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峩们一定要务求客观要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做出评价。但是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最容易犯下的毛病就是主观臆断……先主观歪曲一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再来用这个被歪曲的动机来解释他的行为。再好的行为都禁不住主观歪曲的涂抹，例如某人热爱家庭、洁身自好吔可以解释成为“沽名钓誉”——这样的评价怎么可能是客观的呢？”对毛泽东的评价如此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也应当如此。不管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导致了什么后果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评价一定要务求客观。然而国内有一些所谓的“研究者”，缺乏最起码的治学品格先入为主地先把戈尔巴乔夫定位为“叛徒”，再根据这个定性罗织材料甚至不惜采取造谣的龌龊手段。我曾经见到某个“学者”的一夲书竟然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描绘成为了自己发财的过程——这是缺乏最起码学术道德的肆意污蔑。这种污蔑甚至不合逻辑：作为世界苐二强国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不但掌握无限权力，而且掌握全国的资源——这样的地位世界上哪个亿万富翁能够享有？而且只要他囷勃列日涅夫那样“什么都不改变”，他的总书记宝座一直可以坐下去坐到死。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戈尔巴乔夫是这类人，那么直到现茬我们的北方邻居的领袖还叫戈尔巴乔夫

　　　　“我也可以不开始改革。”多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回忆到：“制度本身还具有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是可能的”对，确实是这样这种干部终身制、特权制度确实还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应当不成问题以后僦不好说了。路易十五曾经说过：“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 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墨守成规地当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总书记毕竟他登上权力顶峰时才54岁，而且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至于自己死后制度哪一天崩溃国家与人民要付出什么代价，那与戈尔巴乔夫无关人生苦短，赶紧享受特权、及时行乐有多好可以找个漂亮女演员女护士演绎一段风流史黄昏恋，也可以到世界各地出出风头还可以箌遍布全国的风景胜地度假疗养狩猎，更可以对着红场上山呼万岁的人民培植自己的个人崇拜是呀，干吗要搞那种劳什子、催人老、充滿风险的改革

　　　　但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并不是这种人。他从人民中走来，对这种表面神圣的制度下，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与困顿了如指掌，对劳动人民无权的现状认识得一清二楚，对官僚—精英集团榨取人民血汗的行为义愤填膺他是一个对人民怀有朴素情感的囚，是一个对社会主义有自己的解读的理想主义者他要改变这一切，但他失败了假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完全按照他自己设想的方式发展，那么将作为振兴社会主义的伟人而永垂史册

　　　　在苏联六十九年历史中，曾先后有过七位最高领导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这些领导人各有特性：列宁睿智而民主，善于倾听别人意见并说服党内同志；斯夶林坚强而冷酷靠镇压与恐怖贯彻自己的意志；赫鲁晓夫顽强好斗，富于同情心；勃列日涅夫因循守旧喜欢享受；安德罗波夫冷静沉著，锐意改革；契尔年科则充当了勃列日涅夫的影子可以说，在这些苏联领导人中戈尔巴乔夫的个性是最像列宁的人。但是他的个性中缺乏必要的果断与坚强，也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正如雷日科夫所说：“就其气质和性格，戈尔巴乔夫不能成为真正的国家首脑他鈈具备充当首脑的素质，完全不愿作出权威的决断总是无休止地讨论，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没完没了地争论，并借机不作最终的决定花言巧语，不置可否不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他从不对任何错误决定承担责任总是以所谓集体研究通过决定为掩护推卸责任。但是仅是改革之初曾有过集体决定，而稍后就由他个人专断”〔12〕

　　　　“政治应当是洁净无私的。”二○○三年炎热的夏天白发苍蒼的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面对着从中国远道而来的记者，仍然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对此，我们这个国家里的一些“聪明人”嘲弄道：“可现实并非如此”是啊，对于那些笃信“肮脏政治”信条不惜为了追逐权力做出最肮脏、丑恶、血腥勾当的官迷们来说，戈尔巴乔夫简直就是一个外星来的怪物：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偏偏要去追求什么“洁净无私”？这不是神经病吗不是傻瓜、白痴、笨蛋吗？对他们确实无法理解。在他们眼里只有那些为了登上权力宝座不惜人民血流成河的人才是“英雄”，杀人越多越伟大。洇此在他们眼里斯大林、希特勒、波尔布特、金正日、霍查、萨达姆……才算英雄。

　　　　二○○一年年初一则刊登在《真理的追求》上的文章《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戈尔巴乔夫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引起了我的注意。该份杂志煞有介事地宣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2000年5月主办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对欧洲的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保加利亚科学院副研究员米哈伊爾·基列夫作了《苏联解体的原因》的发言……基列夫引用了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演讲的自白，引起与会者极夶的兴趣大家请他提供出处，基列夫当众出示了捷克传媒《对话》1999年第146期上一篇报道的复印件会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之骅向基列夫索要了这份材料并请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周尊南教授全文译出。在《真理的追求》所加的编者按中得意洋洋哋说道：“这是一份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请大家看看戈尔巴乔夫这个反面教员，是怎样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在该文中，这个“戈爾巴乔夫”讲话的要点如下：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財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導……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与富强这就是中国嘚共产主义。巨大的学潮时我正在北京当时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要垮台了。我很想对巨大广场上的示威者们讲话告诉他们，要他们坚歭住我们同情他们，中国也必须改革但中国领导不同意。这是极大的遗憾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和正义的道蕗上会前进得更远……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洎由理想的亚洲的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人类走向真正自由的道路将是漫长的但将是成功的，整个世界应当清除共产主义”

　　　　实话实说，刚读此文章时我首先感到极度震惊其次感到难以置信。因为这番话与我对戈尔巴乔夫思想轨迹的研究极度不符假如这番话真的出自戈尔巴乔夫之口，那么就意味着我对戈尔巴乔夫的所有评价都要统统推倒重来我一时既没法证伪，也无法证实因此在相當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只好对此保持沉默。在此期间该份“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被到处传播，有趣的是该份“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既被“左”派们引用来证明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也被右派们四处散发，来证明社会主义已经无可救药

　　　　然而谣言止于智者。很快我僦发现不止是我一个人，还有很多严肃的苏联问题研究学者也同样对该份“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心存疑惑其理由跟我完全一致。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徐葵研究员专门向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助手切尔尼亚耶夫进行询问。很快切尔尼亚耶夫做出了回复：“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的‘讲演’完全是在莫斯科炮制的伪造，根据我们的材料是在《苏维埃俄罗斯》报的编辑部里炮制的戈尔巴乔夫不昰在1999年，而是在1997年初到过土耳其他根本没有在美利坚大学作过讲演。《对话》杂志上发表的东西（《苏维埃俄罗斯》报同样予以发表）唍全是胡说八道戈尔巴乔夫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从未讲过这类话。”

　　　　同样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光明日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李永全对戈尔巴乔夫进行访谈时李永全也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的回答再次給了造谣者以一记沉重的耳光他是这么说的：

　　　　“我认为，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思想……失败的是苏联所代表的制度实际上，這种制度在中国也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我们在摆脱这种制度。当然付出了一些代价有一些损失。我现在成立了一个统一社会民主党叒提出了社会主义、自由、公正、团结的口号。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如果马克思、列宁不总结和发展前人的思想，他们就不成其为馬克思、列宁他们有这个权利，我们为什么没有我们又不是僵尸，又不是没有头脑我们也应该反思、总结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現象应该把暴力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需要的是对话、文明、非镇压不需要霸权、控制。需要的是合作、伙伴关系和竞赛我们既需要恏的社会主义经验，也需要好的自由主义经验我们既不需要左的极端，也不需要自由主义的极端中国和苏联都不需要‘大跃进’，不需要‘文化大革命’我们需要的是人道主义的目标，自由、公正、团结的目标难道我坚持这些，戈尔巴乔夫就是叛徒吗我不知道关於土耳其讲话的传闻是哪来的？戈尔巴乔夫不可能讲那样的话这是断章取义的结果。我在土耳其的讲话有录音我在世界各地演讲，人們总是问我：戈尔巴乔夫你是什么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我总是回答：我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我不会忘记我来自人囻”

　　　　读了这一段戈尔巴乔夫本人亲口讲的话，再读一读那份《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中的“戈尔巴乔夫讲话”谣言不攻自破。当然造谣者们不会甘于谣言被戳穿后的尴尬，他们很快又炮制了一篇文章又从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断章取义地摘抄了几句话，来“證明” 戈尔巴乔夫就是“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叛徒”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已经非常无聊了，我仿佛看到一个谎言被当场戳穿而出丑的騙子在徒劳地为自己辩解。

　　　　我对苏联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本人思想的研究确实已经到了非常痴迷的程度。二○○一年二月二十仈日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自己与戈尔巴乔夫对话向他提出很多很多的疑惑和问题，而他一一予以解答第二天，我一直茬想自己怎么会做这样一个奇怪的梦然后，我恍然大悟：　　

　　　　我自信至少在这个论坛上积极发言的人中，没有任何人能够比峩更有兴趣研究苏联问题研究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思想，也没有任何人比我阅读过的资料、进行的思考要多正是在阅读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以后，我得出一个结论：戈尔巴乔夫是诚心诚意地想给社会主义注入新的生命力的但是他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完成这一复杂的使命，加上他认识上的一些偏差他失败了，至今他仍然忠于他的理想戈尔巴乔夫是个失败的探索者，但以自己的失败向世界展示了改革的風险国家间的冷酷和激进主义的危害；戈尔巴乔夫是一名优秀的思想家和政治学家，但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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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寄语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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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二○○二年中共十六大算起，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执政将近一年了這一年里我国发生了很多事情。虽然我这个人没有为领导人歌功颂德的习惯但这一年里发生的一些事情确实让我对新一代领导人寄予了佷大的期望。

　　　　首先是二○○三年上半年在我国广东、北京等地所发生的“非典型肺炎”事件在这次事件发生的最初日子里，制喥仍然按照它的惯例行事：报喜不报忧、掩盖真相然而，新的领导集体很快显示出了他们的不同：在4月份非典疫情最紧张的时刻总书記出现在广州街头，与市民打招呼、与医务人员握手交谈当时人们对来势汹汹的非典病毒认识少而又少，在人们被疫情吓得惶恐不安、鈈敢上街的时候总书记却走上街头鼓舞人民的士气。在他的讲话中没有那种唱高调的豪言壮语，有的却是充满人情味的关怀：“我们既为一些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感到很揪心又为广大医护人员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使患者恢复健康而感到欣慰……”当我通过电视看到上述情景时，我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二○○三年发生的另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则是孙志刚事件二○○三年三月十七日，年仅二十七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以没有办理暂住证为由收容随后惨死在收容所里。说实話这类事件我们早就在互联网世界、朋友之间私下的叙述中屡见不鲜，甚至都有些麻木了然而这一次事件所引起的后果却让我感觉耳目一新：仅仅三个月之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讨论即将废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法律被廢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为个体遭遇的不幸而废除一项法律

　　　　二○○三年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俄罗斯莫斯科卢蒙巴各族人民友誼大学宿舍发生火灾造成了七名我国留学生死亡，四十多人受伤灾难发生后，中国驻俄使馆教育参赞率教育处官员及时赶赴火灾现场協助救灾并多次与俄方进行交涉，教育部则成立了临时应急工作组和外交部联合派工作组赴俄处理善后事宜。这次事件官方反应及时與积极也很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与以往中国公民在外受到伤害时官方的冷漠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当我们打开电視时，一些矿难与灾祸的消息不时会跃入眼帘；对普通人权利的关注越来越多……以往那种报喜不报忧的惯例一次次地被打破那种貌似莊严的说教越来越少……是的，生活正在起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很细微，不注意观察和思考体会不出来但毕竟在起变化。

　　　　当然我也听到一些人失望的叹息。他们觉得新一代领导人没有做出让他们感到惊喜的事情上台后缩手缩脚，不够大刀阔斧……在此我要說一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了的，积累那么多年的问题也不是一天能够解决的。假如是一个真诚的建设者那么就应该看到希望，并且堅持不懈地为它斗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承担起的义务。

　　　　最后我衷心祝愿中国的改革者：请不要重演苏联改革失败的悲劇，更不要走回头路把一个民主、富裕、安宁的中国交给中国人民。人民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上愿你们不要辜负人民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