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城镇人口首超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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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城镇人口首超农村”
如何看待“城镇人口首超农村”
&&&&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数据，2011年我国大陆城镇达6907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51.27%，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一堪称中国人口历史里程碑的数据迅速引起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显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人口结构重心的城乡转换比人们预想中来得更早更快。如果说，过去数十年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徙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当下中国人跨入城市时代门槛的事实无疑还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冲击和影响，未来的历史必将铭记这一意义重大的时刻。
&&&&城镇人口首超农村，这一人口结构的根本性改变在许多人看来首先预示的是严峻的挑战，现有的环境、资源、社会管理等都将面临沉重压力。从主观因素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并不算很长，在现代国家的管理方面还是一个后来者，在应对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方面，经验、准备都存在相当的不足，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进城农民享受不到市民待遇、农村空心化等等。从客观因素看，大量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急剧增大了各类资源的消耗量，相对滞后的资源、生态环境建设不堪重负，高房价、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由此加剧。如何消化这些压力，将全面考验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
&&&&城镇人口首超，从另一方面看又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人口红利，亿万农民向市民转化带来的巨大消费需求更成为中国经济由外向内转型升级的第一推动力。从更深层次看，城镇人口首超农村，是改革开放时期农民群众“用脚投票”的结果，它既源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巨大鸿沟、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更源于农民群众追求城市文明、追求更丰富物质文化生活的内在需求。尤其是后者，将对改革形成“倒逼效应”，促使各级政府推动进城农民向新市民转化的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加速进行，最终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无疑是当前改革最为需要的内在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人口首超农村，并非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突发事件，而是长期以来，在党和政府以城市化为路径解决中国发展问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的结果。发展带来的问题还将在发展中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用积极和乐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预示“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数据：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有信心、有智慧化人口压力为发展动力，使人口结构的城市化成为中国迈向富裕文明的现代城市化国家的崭新起点。
三问城镇化：超过一半的城镇人口会带来什么？
&新华网北京１月１８日电（记者 舒静）有人曾预言，影响未来世界发展的有两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国家统计局１７日发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１年末，中国有城镇人口６９０７９万人，城镇人口首超农村。这一里程碑式的数字，意味着一个新的成长阶段，也意味着我国将经历最剧烈的城乡变迁。
&&&&一方面，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先蔓延后整治的道路为我们提供着现实教训；另一方面，农民工、户籍、城市病等种种避不开的问题，也需要探索一条独特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城镇化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是否会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更幸福？
&&&&一问：首超农村人口意味着什么？会带来哪些变化？
&&&&无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对经济和社会带来一系列深远影响。从经济上来看，世界各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都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目前仍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这就意味着城市化对经济增长仍有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城市化率达到５０％，标志着城市化国家的初步形成。目前正是中国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黄金期，如果这一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有重大突破，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６０％至６５％。
&&&&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的徐建国更认为，中国城镇化至少还有２０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倘若城镇化水平完成这一提升，将促进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两番，到时中国将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
&&&&也有专家指出，城镇化将对生活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产生巨大需求，由此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渠道。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则称，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及价值观念都会伴随城市化发生深刻变化。继工业化之后，城市化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
&&&&但与此同时，在城镇化过程中，也会出现一系列新的问题，社会公平问题会日益凸显。全国政协委员刘汉元认为，全国设市城市已达６００余个，建制镇已达１．９２万个，城镇化建设已步入新的发展台阶。
&&&&然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现有大中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村人口大量涌向以京沪广等为代表的一二线城市，使这些城市的人口远远超过容纳限度，医疗、教育、交通、住房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及时跟上，将加剧就医难、上学难等系列问题，由此大幅拉高生活成本，降低幸福指数。
&&&&另一方面，相对于城市的快速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矛盾依然突出，未来，农村剩余人口的安置、转化、吸收也将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此外，我国城乡统筹尚未探索出一套完整、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必须站在更高起点，以更新思维、更大力度去破解这一问题。
二问：发展目前面临哪些问题与挑战？
&&&&作为世界上成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城市化发展迅猛。在人口、生产要素和产业加速向城市聚集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各方面的矛盾与冲突。
&&&&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但同时也伴生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资源短缺等“现代城市病”和土地资源浪费、劳动力缺失和留守儿童等“农村空心化”问题。
&&&&同时，“伪城市化”也是屡屡被人诟病的问题之一。所谓伪城市化，是指很多常住城市的人并未真正成为市民，不能同等享有城市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也无法等同于城市户籍人口。
&&&&“今年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年，大女儿升初中赶上北京初中招生电脑派位，农民工的孩子能和北京的孩子一样享受良好的教育，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能在这个城市拥有一个房子，让小孩在这个城市读书，有一个稳定的家，我感觉是最幸福的。”
&&&&记者从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开展的农民工“幸福”调查活动中，看到部分农民工写下上述内容。在上学、求医等基本生活与法律权利方面与其他人享有同等待遇，仍是很多农民工最朴素的愿望。
&&&&并非所有人都住在城市就是城市化，也并非农民上楼变市民就是城市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调查研究显示，城市中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大约仅为城市户籍人口的１／１０。促进两亿多农民工真正融入城镇，仍将是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
三问：发展趋势是什么？应如何发展？
&&&&中国社科院的《宏观经济蓝皮书》预测，中国将在２０１３年左右结束高速城市化进程，此后城市化增长逐步放缓。还有观点认为，６８％左右可能是未来２０年城市化发展的顶部，此后城市化水平将在较长时期维持在该水平。
&&&&迟福林分析未来城镇化趋势称，中国正进入城镇化从局部突破到全面推进的重要时期，处在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的关键性阶段，以服务业为主体的消费型城市的兴起将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趋势，而城乡一体化是加快城市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而越来越多人已注意到，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应注重三个方向的转变：从“关注速度”转向“关注质量”；从要素的城市化转向人的城市化；以及从“空间城镇化”转向“人口城镇化”。
&&&&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城镇化率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９％上升至目前的５１．２７％，粗略估算，城镇化水平提高近１个百分点，就相当于有逾１４００万人转移到城市，这一人群相当庞大。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需深入考虑农民进城后的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这些问题还未很好解决的情况下，快速城市化只会加剧社会矛盾。
&&&&关注城镇化的质量，就实现从要素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的转型。有专家指出，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基本是要素的城镇化，在这一过程中，人口也在作为要素时可以自由流动，作为完整的人则不能流动；人流动了，权利和福利却不能同步流动，这必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阻碍城镇化的真正实现。
&&&&城镇化绝非单纯的城市空间扩张，其实质是通过相关制度改革和建设，使农民转化为市民，真正融入城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曾就此调研指出，要加快促进“空间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的转变，其中各项制度建设，如户籍管理制度、城乡统一就业制度、土地使用和住房制度、农民工子女教育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是最为根本的。“只有农民变市民，才能真正实现城镇化。”“城镇人口超农村”:城市化需顶层设计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19日发布的《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称，2011年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中国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将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
　　有网民认为，的浪潮已经不可阻挡，中国在城市化方面的进步也有目共睹，下一步，中国必须更加关注城市化的质量而非数量，着力解决长期以来城市化发展过快、质量不高之顽疾，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警惕城市化出现“大跃进”
　　城市化无疑有利于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不过，有网友指出，我国用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但这种“大跃进”存在的风险也不容小觑。
　　红网网民“刘道彩”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制度，从农民手中转移的利益约有15万亿元，而卖地补偿给农民的不到其中的5%。土地问题已成为农业税取消后，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和焦点问题。而与此同时，一些城市地域却在急速扩张：小城市希望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希望变成大城市，大城市希望变成特大城市，甚至是“世界城市”。
　　“刘道彩”认为，现在，我国城市已呈现明显的“三元格局”：一个是城市居民社会，一个是城市失地农民社会，一个是漂泊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社会。城市不仅要解决自身问题，也面临农村和农民问题。如果片面追求城市化率的数据与政绩，任由问题累加，让城市化徘徊在改革的半程，表面看牺牲的是农民利益，实际伤害的是国家肌体，随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最终要由全社会埋单。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最大挑战
　　有网友称，中国城市化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实现城镇人口与非城镇户籍人口的权利均等化，实现公共服务的雨露均沾。
　　新华网网友“张若渔”说，由于长久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分立的政策，中国的城市化之路其实是在荆棘中潜行，各地“试探性破冰”的户籍壁垒，终究还是把数亿人阻挡在城市的门槛之外。数据显示，2 0 1 0年 中 国 城 市 化 率 是46.59%，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 .6%，即1 .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这种状况，再鲜明不 过 地 揭 示 了 中 国 城 市 化 的 底色，即“浅城市化”或曰“半城市化”。
　　还有网民认为，尽管有3亿农村人口迁移到了城市，但事实上，城市似乎并没有做好准备接纳这些蔚为庞大的人口。他们在劳动报酬、住房、养老、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都处于某种令人不忍的“边缘状态”。他们表面上是“城里人”，但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农民。城市所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他们未必都能充分欣享，终于造成了中国城市化中的痛楚：身份的撕扯与分裂。
　　尚缺乏城市化一揽子规划
　　张若渔认为，迄今为止，这场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始终处于任其自发自为的发展状态。严重缺乏“顶层设计”，是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也在现实中招致了诸多的困顿和麻烦。这种状况，几乎是难以想象的。由于缺乏对于城市化的一揽子规划，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粗粝与轻率之风，时常出没于城市建设之中。
　　有网民称，必将有更多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那么土地到底该怎么科学调配，城市空间到底该如何分布与构建，人口平权运动到底该怎么推进，政府在此间到底该扮演何种角色……凡此种种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成败。
　　光明网网民指出，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户籍、土地二元分割为代表的制度设计缺陷所带来的深层次问题将日益突出。未来五年，要想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质量与品质，就必须把户籍、土地改革向纵深领域推进，同时加快解决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小城镇)快速聚集所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污染、社会保障体系薄弱、社会治理结构滞后等“半城市化”难题。
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由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和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日前在京举行。与会者以“十二五:聚焦中国城市化质量”为主题,就如何提升中国城市化质量与品质,如何减少或避免各种城市化病,如何解决“半城市化”现象等问题,结合长沙县、日照岚山和淮安市清河区等典型案例,进行了探讨。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我国最大的内需在于城市化,发展的最大潜力也在城市化。我国城市化提升空间还很大,城市化质量提升的空间就更大,推进城市化将会显著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
　　专家指出,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户籍、土地二元分割为代表的制度设计缺陷所带来的深层次问题将日益突出。未来五年,要想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质量与品质,就必须把户籍、土地改革向纵深领域推进,同时加快解决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小城镇)快速聚集所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污染、社会保障体系薄弱、社会治理结构滞后等“半城市化”难题。记者梁捷我国城镇人口首超农村 城乡差距拉大出现扭转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了《2011年度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调查显示，2011年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城市化水平超过50%不是简单的人口百分比变化，它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将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告诉记者，在城市化急剧推进的过程中，土地的快速升值成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源泉。在新形势下，处理住房消费和地产收益博弈的“两难”问题是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
　　2050年城市化水平预计超过70%
　　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目前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为49.68%。调查显示，以目前的人口城市化速度，2011年城镇居民的比例将超过，这标志着中国数千年来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逆转，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认为，城市化水平在超过了50%以后，今后的速度还要快，在2050年会超过70%甚至80%。
　　调查显示，近三成农业户籍人口已居住在城镇，城镇化过程对农业人口具有巨大吸引力。有近1/3的农业户籍者已不再从事农业劳动，已转换为非农就业人口。
　　虽然城市化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工作和居住在城市中的农业户籍者大多处于“半城市化”状态，面临着劳动和社会保障覆盖不足等困境，享受各类社会保障的比例明显低于“全城市化”人口。
　　“1978年中国只有1.72亿城市人口，2010年城市人口有6.6亿，30年时间增加了5亿人，比欧盟总人口还多。1978年，一个街道管理4900人，现在一个街道平均要管理9.6万人，还有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的街道存在，而目前的城市管理还远远跟不上。”陆学艺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炜表示，目前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比较显著的社会距离，一部分外来人口不能完全实现社会融入。
　　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出现扭转迹象
　　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目前城乡关系方面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连续第二年形成农民收入增长超过城市的局面。
　　调查显示，截至2010年，中国农民名义人均纯收入达到5919.0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9%。继2010年之后，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将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但是，长期以来，农民的收入一直低于GDP和城镇收入的增长，且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在三倍以上。“虽然这两年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市，但绝对的差距实际还是在拉开，只不过已经出现了扭转这种趋势的迹象。”李培林说。
　　房地产宏观调控面临“两难”困境
　　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的快速升值成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源泉。一方面，人民群众有快速改善住房水平的新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围绕地产收益产生的利益博弈也影响到实业发展、生活价格稳定和利益分配的公平合理。
　　“处理好新形势下的这一两难问题，是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健康成长的关键一环。”李培林告诉记者，现在房地产价格快速增长，虽然政府经济工作会议表示了坚定的决心，但很多地方房地产发展与地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都密切相连，现在处理这个问题非常棘手。
　　“一方面要控制住房价，就要适当控制信贷的规模。一旦所有信贷都往房地产流，实业的创业精神和发展能力就会受到极大影响，会给中国带来极大的灾难。但整个房地产业出现崩盘情况，也会对经济造成致命的影响。”李培林说。
　　据他介绍，虽然现在宏观调控的措施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但是从整个结构变化来看，在城市化发展新阶段，区域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西部连续多年增长快于东部。
　　“过去一直是沿海地区增长快于中部和西部。然而中国发展的后劲在于广大腹地，东部地区基数很大，增长放缓，但中西部地区由于后发之势，速度普遍超过了东部，现在梯度格局正在形成。”李培林说。
如何化解农村“空心化”的孤独与疼痛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目前，我国部分农村人口通过考学、参军等途径进入城市，更多的人通过打工的形式离开农村，以摆脱贫苦，提高家庭收入。我国农村“男耕女织”的传统生存方式在许多地方已不复存在。但由于受户籍、住房、教育等约束，打工农民要携家带口在城市立足并非易事。所以，许多农民工不得不把家人留在农村，自己单枪匹马到城市闯荡。由此，农村便形成了一个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体的留守群体，他们被戏称为“386199部队”，“ 38”即妇女，“61”指儿童，“99”代指老人。中国农业大学一项针对农村留守人员状况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包括2000万留守儿童、2000万留守老人和4700万留守妇女。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空心村”中看得见的孤独
　四川省仪陇县五福镇笋店村全村1290人，常年离乡外出人员达到660人，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举家外出。该村第8村民小组，原有19户村民63人，现在仅余3户人家7口人留守农村，“空心村”现象十分突出。（《经济参考报》9月21日）
　　当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第一代农民工走出家门，远赴沿海打工时，或许中国农村就注定将陷入一种孤独的命运。如果说最初农村的人们对离家“淘金”尚处于观望的状态，那么到了80年代中期，这种观望迅即演变成了一股潮流，裹挟着以千万计的农民向城市涌去，而这股奔流的人潮背后，农村也以孤独的剪影停驻在了时代的角落。
　　在这种时代化的现象背后，一些问题也成了反制时代的困扰。“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一直是被广泛关注的现象。2009年全国老龄办曾经作过一个统计，农村空巢、类空巢家庭中的老人数量达4742万人，占农村老人总人口的4319％，而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据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已达5000多万人。在这些数据背后，总缠绕着一些挥之不去的悲情。前不久邵阳的沉船事故中，溺亡的孩子多系留守儿童，离别一两年的父母千里归乡之后，见到的便只有孩子冰冷的遗体。
　　改革开放30年来，城市与农村一直在进行着“零和博弈”，城市获取了农民工的劳动力所带来的财富累积与服务贡献，而这些累积与贡献的代价却是农民工的家庭分离、尊严缺失，农村仍然停留在财富贫乏、精神孤独的状况上，我们怎么敢说城市农村利益相加时社会得到了强劲的发展？
　　尽管农民工进城对于拉动地方经济、促进农村生活改善有着较强的积极作用，而农民也是出于改变生活现状的诉求而走出家门，主动拥抱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模式，但长期下来，这种模式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法忽视的病征，中国乡土社会中最为核心的家庭生活、伦理持续、秩序保留，都在渐渐被日益疏落的人口现状所吞噬，现代农村不仅仅是村落空心化，文化也在逐渐迈向空心化，而且最终将因孤独而失守。
　　在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农村无疑是这个巨塔的底座，而整个社会倾全部之力做的经济蛋糕也因农民的参与而获得了巨大的力量来源。但与之相对应的却是缺乏具体、系统的政策引导，所导致的农村人口“离土又离乡”。在国土资源部作出的调查中，我国的土地撂荒近3000余万亩，农村由以前的“袅袅墟里烟”变成了“黍地无人耕”。
　　今年中秋节前夕，新华社记者拍摄了一组名为“空心化农村之痛”的照片：每户家庭都是残缺的，留守的老人、儿童目光迷茫地望着镜头，强烈的孤独感扑面而来。它们勾勒出了中国当下农村传统家庭结构拆离、生活方式异化的现状，而这些，正是中国传统农村赖以稳定和持续的根基。
　　农村空心化仍然在继续，只要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没有弱化，那么这种现象也就不会停止，农村社会资本就会急剧流散。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增加了乡村治理的难度和成本，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留下了一个极大的障碍。如何遏制农村空心化的势头，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人性化问题，毕竟，曾经其乐融融的中国农村不能就此沦为永恒孤独的宿命。（张英）
有房无人 农村遭遇“空心化”
新华网甘肃频道消息&&&&&&&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大批外迁，农村出现了“空心化”。不仅造成土地和资源的浪费，更为重要的是引发了一系列农村新问题。
&&&&举家外迁“空心村”出现
&&&&武山县龙台乡大庄村坐落在山坡上，村民的院落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既有低矮的土坯房，也有很洋气的小二楼。整个村子显得很寂静。
&&&&“村里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大部分年底回来，春节过后又像候鸟一样飞走。”村文书魏金亮指着一户紧锁屋门的人家说，这家主人外出打工好多年了，每年春节回来只呆几天，平时屋门紧锁，现在地基已经出现下沉，变成了危房。
&&&&走访中，记者发现村中20多处院子，由于全家外出打工好多年都没有回来，不少院墙坍塌，院里野草疯长，有的门窗还“张着大嘴”。
&&&&魏金亮告诉记者，大庄村有289户人，如今全家外出打工的有50多户，这中间有20多户人已经举家外迁或者在县城买了房子，房屋常年空着，有的已经变成了危房。
&&&&武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劳务办主任周宝林介绍说，这个村子大部分人在兰州东部市场从事货运业，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为此村上在兰州还设立了大庄村党支部。
&&&&“村里人一天比一天少了。”在我省另一个劳务输出大县陇西县菜籽乡板羊村泉湾社，一位老人见有陌生人来村上时感慨地说，现在想串个门、找个人聊天都很困难。记者走进这个社的街道，感觉整个村庄空荡荡的，大部分人家院门紧锁。泉湾社原来有62户农民，现在只有12户家里有人，且大多是老弱病残。
&&&&村支书马耀龙介绍说，板羊村有6个自然社，432户、2000多口人，如今常年外出打工而不回来的接近200人。
&&&&陇西县劳务办主任韩凤舞感叹说，以前农村很是热闹，如今走进农村，尤其是偏远一点的农村，看见的除了老人就是孩子，给人感觉很荒凉。
&&&&近年来，随着劳务经济的兴起，农民纷纷外出打工，许多地方出现了“空心村”，不仅造成土地和资源的浪费，还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缺人背后的尴尬
&&&&“有些村民外出打工常年不回来，但是他们的户口还在农村，这给新农合等费用的收缴带来了一定难度。”魏金亮说，村委会干部每年都要去兰州，在村民集中打工的东部市场向他们收费。
&&&&在板羊村，让马耀龙苦恼的是村里年轻人大都外出，修路等许多公益事业只能等年底年轻人回来了再进行。
&&&&“青壮年都走光了，有些地方老人去世后抬着埋的人都没有。”韩凤舞告诉记者，以前农村谁家遇到红白事，全村村民都会自发上门去帮忙，场面很热闹，如今有的村子青壮年外出打工，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最大的困难是遇到老人去世，连抬棺材的青年人都找不齐，还得到邻村请人。
&&&&随着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村学生也在大量减少。板羊村泉湾社，原来有所小学，学生最多的时候达150人，后来出现了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的尴尬局面。如今，这所学校也撤并了。
&&&&农村劳动力比城里都紧缺，导致农村工资比城里高出许多。临洮县崖湾蔬菜批发市场的老板孙白齐告诉记者，“去年国庆后蔬菜上市的高峰期，由于在家门口难招工，工人的工资大幅上涨，技工(打包工)的日工资由以前的50元涨到现在的100元，小工由原来的30元涨到80元，去年仅雇佣工人工资一项，就增加支出100万元。”
&&&&由于在农村雇佣劳动力工资太高，不仅制约了特色产业的发展，还推动了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
&&&&老人成了种地主力军
　 大量的青壮年外出打工，谁来种地？在陇西县福兴镇村民李晓东家门口的一块玉米地里，记者问现在种玉米都采用了哪些新技术时，李晓东摇摇头说，这个他不太清楚，地里的庄稼由老人打理，他很少过问。
&&&&李晓东今年40岁出头，高中毕业后就在县城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下地干活，更谈不上种地用新技术了。倒是谈起打工的收入时李晓东高兴地告诉记者，现在日工价已经涨到80元，他每月的收入接近2500元。由于工资高，去年他媳妇也跟着他进城打工了。
&&&&李晓东家五口人，年收入4万元左右，这其中仅他和媳妇打工的收入就接近3万元，打工成了主业，种地成了副业，这也是李晓东越来越不关心种地的主要原因。
&&&&“像李晓东家这种情况在陇西县农村很普遍。”韩凤舞告诉记者，现在农村老人是种地主力， 80到90年代的青年已经不是农民了，他们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进城打工了，连一天地都没有下过。这些孩子进城后大都不愿再回来，身份也由“产粮人”转向了“用粮人”。
&&&&中国老龄科学中心的一项调查指出，我国农村60-64岁的老人中，有62.7%的人依然从事农业生产；农村中65-69岁的老人中，有47.6%的人依然从事农业生产；即使是70-74岁的农村老年人中，也还有29.2%的人在从事农业生产。
&&&&一位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回忆说，过去，农村种地的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农民的收入主要是种地，青年人对农业生产很重视，对新技术接受能力较强，因而新技术推广起来比较顺利。但近年来由于种粮效益低，大部分青壮年外出搞劳务，打工收入已成为很多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留守在农村的妇女、老人成了主要种地者，这部分劳动力多数文化素质不高，且受传统观念影响，接受新事物较慢，对运用新技术缺乏热情，致使新技术推广难度明显加大。
&&&&根据国土资源部的调查，我国每年撂荒的耕地有近3000万亩，而缺乏劳动力是撂荒的主要原因。记者 庄俊康&
山村劳动力输出成空心村：63人村民小组仅剩7人
&&四川“空心村”：63人村民小组仅剩7人
&&&&四川省仪陇县五福镇笋店村地处川东北丘陵地区，是典型的传统农区。9月8日下午，雨后初晴，《经济参考报》记者从仪陇县城驱车30多公里赶到笋店村，再沿着一条泥泞的机耕道行走1000多米，来到第8村民小组组长王顺中的家。这是一幢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土坯瓦房，9间屋，面积300多平方米。老王的妻子已经去世，尚未成家的小儿子在仪陇县城打工，如今，59岁的老王和大儿子王猛一家四口人居住在这里。
&&&&记者了解到，笋店村全村1290人，常年离乡外出人员达到660人，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举家外出。该村第8村民小组，原有19户村民63人，现在仅余3户人家7口人留守农村，“空心村”现象十分突出。当地老百姓和基层干部反映，农村人口大量外出谋生，向城镇转移，带来农村经济社会急剧调整变化，对当前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提出更多新要求。
&&&&第8村民小组组长王顺中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他1972年参与修建襄渝铁路时患上了矽肺病，身体一直较为虚弱。今年一个人在家务农实在抗不住了，只好把已经举家外出打工的大儿子一家人叫回来，有个照应。他说，现在全组除他和大儿子两家外，就只有他的亲家杨成中老两口了。杨成中夫妇原来也在城里打工，去年妻子生病，只好回乡休养。全组其他人家已经好几年没回来过了，全部在外打工或随子女在城里生活。
&&&&据同行的村支书漆华明介绍，笋店村没有企业带动，没有矿产资源可开发，产业以传统农业为主。现在种田利润很薄，村民们想改善生活只能选择外出务工。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笋店村人均土地面积一亩多点，现在种一亩水稻一般年产1000市斤，收入1000来元，扣去农膜、种子、化肥、农药、人工等各类成本700多元，不算自己的劳力成本，年份好的时候，辛苦一年可赚个两三百元。而在外打工，每年净收入上万元没问题。
&&&&漆华明教书出身，在当地文化程度较高。他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是社会发展趋势，政府也鼓励，但也带来农村缺少青壮劳力，影响正常的粮食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等问题。现在，留在农村的都是老弱病残，下地种田的全是60岁以上的老人。由于年老体弱，村委会再怎么号召，他们也很难把外出人家撂荒的田地全部种起来，只能挑一些离家近点，自然条件好些的连片地种种庄稼，产点粮食自己吃。至于冬修水利，整理农田，改善土壤这些活儿，村里现在基本找不到人做，顾不过来了。
&&&&聊起农村空心化给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带来的新挑战，五福镇党委书记邓成功也是一肚子的话。他说，别看人员大量外出，留在乡村的人口减少很多，但政府的工作难度反而增加不少。他举了一个例子，现在农村基层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收取“新农合”“新农保”的个人参保资金，这是硬任务，但真正做起来很艰难。像“新农合”，要求参保人数达到90%的比例，可五福镇1.78万人，有一半的人口已经外出，对这些人很难及时收到钱，迫不得已只好要求乡村干部个人垫付完成。
&&&&仪陇县委书记杨建华说，笋店村这样的农村空心化问题，普遍存在于像仪陇这样的西部农村劳动力输出集中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农村社会在城市化、工业化冲击下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新课题，值得认真思考对待，如此才能使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走得更加平稳。老龄化渐成农业发展隐忧——明天谁来种粮？
目前一些地区种粮的大多是老年人，大量适龄劳动力“农转非”让老龄化渐成农业发展隐忧——
&&& 明天谁来种粮
王同所往地里送农家肥。记者　贺勇摄
&&& 眼下谁在种地
&&&&老年人和小孩成为农村留守人口的主体，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妇女，成为种地主力军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采访过程中，记者注意到，目前在田里耕作的大多是老年人。
&&&&村里，新盖的瓦房不少，但除了能看到一些小孩以外，就是老年人带着狗在屋檐下看门。在一个村里终于看到一位青年女子，一问还是在外打工回来生孩子的。这里的人们戏称，留在村庄的都是386199部队（“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人）。
&&&&城留村村长王金良告诉记者，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种地，村里但凡年轻一点的、有点本事的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一些老人。
&&&&“现在种地就靠老的，年轻的肯定不会种！他们一直在外面打工，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种地。”今年60岁的王同所说。
&&&&“你们还能种多久？”
&&&&“再过5年，我也不种了，种不动了。”王同所说。
&&&&今年71岁的云锦锐更为“乐观”，他笑着说，“我还能种10年！”然而，再爽朗的笑声也掩饰不住“老龄农业”的隐忧。
&&&&在安徽省凤台县李冲回族乡魏郢村田头，65岁的杨四田指着自家种田的家伙什儿，笑着说：“我们家两个孩子全部出去打工，家里我和老伴是主要劳动力，将来只要我们干得动，就得一直扛着这把锄头。不知道我们走了之后，这活儿还有谁来干？”在整个凤台县，老年人和小孩占到了留守总人口的80%。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妇女，成为种地主力军。
&&&&专家提出，“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黄金机遇期。国际经验表明，农业现代化程度越高，对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越高。因此，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从业人员素养的现代化，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迫切需要一批高学历、高素质的现代农业带头人和有知识、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然而，根据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以浙江省为例，该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中，50岁以上的占到53%，30岁以下的仅有6%；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71%，大专以上的仅有1100人，占0.1%。
&&&&如今坚守在春耕一线的，尚有这些文化不高、年龄偏大的中老年农民，一旦现在这批农民不再种地，那么在将来的春耕时节，谁来种地、谁会种地？&为何留不住年轻人
&&&&一方面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趋势特征，一方面是种粮比较效益下降，影响种粮农民收入增加
&&&&近年来，为了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免除农业税，发放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等，有力促进了粮食生产，到201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了来之不易的“七连增”，并连续4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具体到每一个农户，其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速也大幅提高。2010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2833元，对农村居民全年增收的贡献率达40%，比上年提高16.8个百分点。其中，受益粮食、蔬菜、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农村居民农业纯收入大幅增长。
&&&&然而，这一切并未能从根本上留住年轻农民外出的脚步，无法让他们种粮的心“踏实”下来。究其根本，种粮比较效益偏低依然是症结所在。专家提出，为什么一些地方会出现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一方面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趋势特征，一方面是种粮比较效益下降，影响种粮农民收入增加。与种粮收益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务工收入已成为当前农民的主要现金来源。据悉，2010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人均2431元，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全年增收的贡献率达48.3%。
&&&&外面世界的精彩、收入的增加等原因，带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持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
&&&&精壮劳动力大量转移，田里由中老年农民当家，对种植业产生了明显影响：“省事田”、“懒人田”随处可见。过去种田是绿肥铺底，农家肥当家，如今绿肥不见，化肥当家，田地越来越瘦。
&&&&土左旗农业局农业股股长樊臻说：“中老年人接受新事物能力弱，对播种机、收割机等农业机械不熟悉，远没有年轻人上手那么快，机械化播种、收获推进难度大。”
&&&&记者了解到，现在当地种田的农民80%的年龄在50—70岁之间，这些农民文化水平低，缺乏科学的种田技术，种田还靠以前的老经验，一旦遇到技术性问题就难以应对，于是便出现了用错种子和农药的情况，尤其是遇到自然灾害时，更是束手无策。
&&&&其实60岁左右的年纪，在城里已经可以退休回家安享生活，但是在农村，一方面由于无人接手农活，一方面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尚不健全，老年农民仍然充当了种田的主力。
&&&&凤台县桂集镇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农技员杨秀林在闲聊中，向记者说出心里一直纠结的一件事情，儿子考大学的时候，他鼓励儿子报考农业大学，以后上阵父子兵，可以一起研究农业技术。可是儿子说，搞农业太累，农技人员待遇太低，放弃农业选择了电气自动化。老杨说，桂集镇48436亩土地，现在农技员就3个人，而且都是40多岁了，以后如果没有学农的大学生来接替，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将面临断档。“未来，我们这些农技人员的工作谁来干？”
&&&&务农怎样成为一种职业
&&&&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拓展农村人才成长渠道，健全社会化服务
&&&&谈及将来的农业发展趋势，土左旗农牧业局党委书记李宝志认为，“虽然目前种粮的效益比前几年大有提高，但在目前的条件下进一步增收的空间仍然不大。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加，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加剧的趋势短时间内很难逆转。农业的出路恐怕还是要靠适度推行农村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来实现。”凤台县农委主任朱玉峰则认为：将来的农业，必定是向着产业化、专业化、企业化和科技化方向转变。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涉及很多方面，其中重要一项就是促进农业劳动者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供智力支撑。专家提出，应顺应目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研究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新方式，要让人才和劳动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实现双向流动，这样才会使农村充满活力。研究建立一种机制，真正使务农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身份，拓展农村人才成长渠道，使各方人才无忧无虑地流向农村、留在农村。
&&&&日前，浙江省出台《关于鼓励和支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的若干意见》，希望通过一系列扶持政策，加快培育现代农民的步伐。到2015年，全省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大学毕业生达到5000人。吸引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无疑为现代农业发展带来新的希望。
&&&&鉴于目前一些地区农业生产由中老年农民“当家”的现实，专家提出要适应农村劳动力结构的新变化，一方面，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加快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土地流转，使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通过适度规模经营，稳住一部分有素质有能力的青年。另一方面，研究科技支撑和推广转化的新方式。把先进的技术成果及时转化为简单易学的适用技术，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农技、农机等社会化服务，提升农民种粮的科技水平，降低他们的劳动强度。（记者 朱隽 贺勇 朱磊）警惕人口分布“空心化”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东部和西部省份高增长、中部省份“空心化”的趋势。　　过去十年间，人口变化的地区差异非常大。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常住人口急速增长，西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口也有较快增长。但与此同时，中西部大部分省市区人口增长减缓。其中六个省份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无一例外在中西部地区，且相连成片。如此规模的省域人口负增长，是中国人口发展和变化的新现象。　　随着人口外流、低生育率持续，中西部地区人口将继续向东部扩散，中部人口“空心化”会日益加剧。　　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口增加幅度都比较大，但原因完全不同。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人口增长，绝大部分是因外来人口大量迁入。在上海，迁入人口占该市人口增加的97%，自然增长只占人口增加量的3%。即使这个3%，也有迁入人口的贡献。迁入人口往往相对年轻，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广东和浙江的增长虽有自然增加的部分，但大头还是外来人口迁入，分别占总增长的62%和72%。　　与之相反，西部少数民族聚居的西藏、新疆和宁夏，人口增加主要动力是自然增长。这些地区生育率相对较高，虽有外来人口迁入，但只占总增长的一小部分。海南省虽属沿海地区，但其人口增长主要是自然增长，生育率较高，与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类似。　　人口负增长的六个省（市），都有数量巨大的人口迁出。重庆和湖北10年间净迁出的人口是自然增加数的3倍。四川10年间净流出546万人。如果贵州、安徽和甘肃不是出生率相对较高，其人口下降的速度和幅度无疑更大。甘肃、安徽、贵州、四川、湖北、重庆等六个省（市）人口呈现负增长。人口外流是导致中部人口“空心化”的主要原因。　　2000年以来，中国部署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经过十年努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取得相当的成就。但大量人口离开中西部地区，奔向东部发达省份，是因为东部发达地区有更多发展机会。中国要实现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年来，出现了所谓逃离“北上广”的说法。但从此次普查数据可见，“北上广（广义上，可指广东）”恰是过去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所谓“逃离”更大程度上只是人们的牢骚。　　虽然，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中西部地区实行了某些政策上的倾斜，但因为制度安排的惯性，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依然集中在东部少数地区、少数特大城市。事实上，只要地区发展差距存在，只要资源过度集中于城市的制度安排不改变，必然有更多人冲向“北上广”。　　中部人口“空心化”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甚为不利。那些离开中西部的人口，是年富力强的青壮年，也往往是有文化、有闯劲的创业者；而留下的更多的是年迈老人和在学幼童。青壮年及创业者的离开，意味着中西部地区人才流失，会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中西部地区年轻人口流失，虽然缓解了东部发达地区的养老负担，但必然加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的老龄化，使这些地区未来养老负担不断加重。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诸多挑战和矛盾，是决策者必须及早考虑的。　　（本文摘编自《中国改革》2011年第7期）
纠偏城乡土地“失衡” “空心化”亟待整治
从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高度，客观看待城乡土地配置政策探索的改革价值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近些年来，我国城镇发展土地压力越来越大，而另一方面，虽然每年有近1500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出来，但农村建设用地却没有相应地减下来，存在“人减房空”的空心化状况。
　　针对城乡建设用地之间的严重“失衡”，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一些地方相应采取了优地置换，周转，土地治理等办法，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破解城镇和工业园区建设用地突出的难题。
　　2004年10月，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土地管理的决定》，明确“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用地减少相挂钩”，正式搭起了城乡之间建设用地统筹的平台。但在实践中，旨在盘活存量土地、强化集约用地的“城乡用地增减挂钩”，在国家严格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和用途管制的背景下，被一些地方当作是扩张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可乘之机：
　　一些地方擅自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的范围，甚至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大肆圈占农村集体土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的指标；另一方面，给予腾退土地的农民的补偿，不但标准偏低，而且未按政策所要求的将挂钩所产生的收益主要用于农业和农村发展。将“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简单地等同于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将宅基地“廉价”城市化，不但背离了政策初衷，而且助长了城市建设用地的粗放。
　　原本统筹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减挂钩”为何走向了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大肆圈占”？如何才能公平有效地统筹正在“失衡”的城乡用地？《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彦随研究员。
　　亟待整治的“空心化”
　　“我们在山东一个典型的村——赵庄做了一个深入的研究。用1960年代的航拍和最近做的一个片子，作了一个比对分析，40年，这个村的规模扩展了3倍，占了270亩的耕地。这个村目前有295户人，其中有111户是废弃闲置的，占到了38%”，刘彦随以赵庄为例，无论是人口还是居住地，今天的村庄已经不同往昔，而城乡建设用地的失衡正源自于此。
　　目前，我国有2.3亿的农民工，去年有1670万的农民工进城。如果按照2020年达到60%的城市化率来看，届时有5.8亿左右的农民生活在农村。这一数字在1995年的时候为8.6亿。“这就意味着到2020年乡村的人口要减少2.8亿～3亿的规模，随着人口的转移，节余的地会闲置出来，”刘彦随认为，特别是以宅基地和废弃地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空心化”问题将会愈演愈烈。
　　在他看来，随着城乡转型发展、农村人口非农化及快速城镇化，以村庄土地废弃闲置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空心化”问题，正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障碍。刘彦随以在山东禹城典型村庄调研结果为据，认为目前农村空心化正处于上升发展期，宅基地建设“外扩内空”、宅基地利用“人走屋空”均呈加剧趋势。
　　而且，刘彦随表示，“不仅是山东禹城市所在的黄淮海平原，东北地区、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等重点农区，既是耕地集中分布区和粮食基地区，也是人口相对集聚区和农村发展问题凸显区，农村空心化也都呈现加速发展趋势。”
　　“农村‘空心化’正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障碍因素。”在他看来，农民建房乱占耕地、“建新不拆旧”若不能加以有效调控，将会愈演愈烈。而对空心化村庄整治，作为一项既“节流”又“开源”的系统工程，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前提。
　　以禹城市伦镇牌子村为例，刘彦随说，经深入调查发现，村庄废弃闲置地人均1亩多，在总的比例中，废弃地接近1/4，闲置地近1/3。基于典型村庄调查的整治增地潜力为54%，也就是多一半的占地是可以挖掘的潜力。这还是按目前的农村人口和农民居住意愿估计的，若考虑未来仍有部分农民要非农化转移和按照二三层楼来建房，其远景潜力还会更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彦随认为，农村土地整治恰逢其时，是适时补充耕地和提升土地产能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将土地整治与农村发展，特别是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是保障发展、保护耕地、统筹城乡土地配置的重大战略。
　　但刘彦随提醒，不能操之过急，现在有的地方是以建设用地挂钩为目标，或者为追求建设用地指标，大力推进大拆大建，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隐患，“你现在对农村的大拆大建，现在一万的农民你按照一万来进行新村安置的，但是这些农民还要继续城镇化，过五年、十年还要有相当的人口要转移出去，这个背景下面又带来新的‘空心化’的问题”。
　　而另一个值得警惕的倾向是，在国家严格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和用途管制的背景下，一些地方以农村土地整治为由头，把“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看作可乘之机，在实践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一是盲目投资建设，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擅自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或扩大试点范围，擅自扩大挂钩周转指标规模；二是追求土地财政，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大肆圈占农村集体土地；三是把“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片面理解为建设用地结构调整，热衷于整治区位条件较好、增值潜力较大的村庄，而不愿整治废弃多年的“空心村”；四是把“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简单地理解为整治增地工程，一味追求腾退村庄用地、建设安置高楼，很少考虑生产便民、生活利民因素。
　　“这些问题的滋生和蔓延，严重背离了“城乡增减挂钩”的政策初衷和农村土地整治的战略本意，应予以坚决遏制”，刘彦随认为。农村土地潜力巨大
　　在刘彦随看来，我国正处在农村“空心化”快速上升期，土地供需矛盾的凸显期，保障耕地红线的跨越期，统筹城乡发展的转型期和扩内需保增长的机遇期，应该大力推动对空心化村庄的整治，并将之上升为国家保障耕地红线、推进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的中长期战略，适时、持续地推进。
　　他认为，农村土地整治是当前破解农村发展与矛盾的重要突破口。首先，从当前来看，推进农村土地整治是扩大农村内需，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提高土地价值的重要途径；其次，从长远来看，开展农村土地整治是推进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更远一点讲，也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破除经济发展当中结构性矛盾一个重要的平台。
　　“我觉得土地是诸多矛盾和问题之源，我们的农村要发展，城乡要统筹，突破点在于土地，那么核心的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在土地整理。”刘彦随解释说，“‘十一五’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十多项地域性规划，这些区域的发展我觉得本身就要率先推进城乡土地一体化的配置，前提就需要推进农村土地的综合整治。”
　　而且，在其看来，相比城乡规划，农村土地整治聚焦到了我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构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大局。具有面向保护耕地，面向新农村建设，面向城乡挂钩三位一体的目标，对农民增效、农村增收、农村土地增值意义重大。
　　“2008年以来，我们中科院项目组对村庄整治进行了调研，对120个典型村，45000宗地进行了跟踪调查，发现通过废弃土地的整治可以实现村庄的挖潜潜力46%到54%，可以净增耕地13%到15%”。刘彦随表示，这只是基本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农村土地整治如果我们能够持续地推进下去的话，可以说在农村会掀起一个新的土地革命。”
　　刘彦随认为，首先，农村土地整治还田，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产环境，通过农村整治新增耕地，可以调整优化城乡关系，解决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节约的问题；而通过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再配置，可以优化配置，按照产能的折算让老百姓权益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又有利于规模经营和工作流转；农村整治还林，有利于建设美好绿色家园。
　　但是，刘彦随提醒，农村建设用地整治腾退土地尚未建立公开、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价值补偿没有充分体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而且，目前试点地区增减挂钩的土地收益分配主要由政府主导，有的未按要求将土地级差收益主要用于农业和农村发展。“这些都是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完善的，期望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但是，不能因为一些不规范的操作，就否定农村土地整治，全盘否定‘城乡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他说。　科学规范土地整治
　　“全国有656个城市，村庄却有近300万个，仿佛一个西瓜和一大堆芝麻，这个城乡关系怎么统筹？”在刘彦随看来，农村土地整治就是来解决这些芝麻的问题，“关键是要科学规范。”
　　在刘彦随看来，首先应该有章可依，有据可循。所以，要前瞻性地开展农村人口转移的过程、格局的模拟，把握动态和情景，按照城乡土地因地制宜，制定区域性农村土地整治的战略规划，比如相关部门应针对山地丘陵区等不同类型的区域来制定它的发展规划和指导性意见，以及推进的时间和步骤。
　　他建议，同时对于“空心村”的整治问题，要按照节地性率先规划，分布推进，在空间上应该具有考量的标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挂钩，土地整治补充耕地应该在规划建设控制红线之外，确保补充的耕地不会很快又成为整治的对象，避免有的补充耕地验收完了之后，三年五年之后又被整治的情况发生。同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加强农村土地整治规划协调及其全过程的监管，健全土地整治管理决策过程监控、技术支持和技术创新的长效机制。
　　具体来说，刘彦随建议从四方面着手完善农村土地整治：
　　其一，进行针对农村土地整治的重大理论技术性研究，形成科学理论体系。
　　其二，建立农村土地整治关键技术规范标准。
　　其三，对农村土地整治进行超越规划的战略性探索，制定国家战略规划，把农村土地整治不仅仅作为一个部门的一项工作，应该上升到国家、市县、城乡统筹的层面，从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战略的层面上来考量。
　　其四，农村土地整治是长效性的事业，应出台指导政策意见，最好能够上升为国家战略，以便统筹协调与土地整治有关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敏
“空心村”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及其治理
对湖南永州市农村的调查与思考
一个普遍的现象，也是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现象：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腰包鼓起来的村民们都把新房建到公路附近等交通便利处，致使不少院落、老的住宅都是“人去房空”，新房子又把正在耕种的良田侵占。从村外看，新房一排一排、红墙绿瓦；到村里看，旧屋一座一座、残垣断壁、污水肆流！“说村不是村，有院没有人。说地不是地，草有半人深”，就是“空心村”的真实写照。这种外实内空的“空心村”，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而且不少地区的农村正在加速走向“空心化”。
&&&&笔者在永州走访了十几个村，通过座谈和电话询问的方式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如下：
&&&&1．非县城郊区、非镇郊的村落都存在“空心村”现象，而且都较严重，村庄越大，“空心化”程度越高，而且“空心化”有加速扩延的趋势。如：笔者老家所在的毛坪头村约300户，从1995年以来，建了约250座新屋，其中70％以上是占用良田或耕地建成的，而对老屋进行改造或拆掉重建的不到30％，村中目前废弃的老屋（无人住或只作废旧物品存放地）大约70－80间，这些老屋连同其间的路和公共活动区占地约80亩（老屋都比较大）。临近的土桥头村约500户人家。从1995年以来，共建了约400座新屋。由于该村靠山，故占用的良田或耕地数较之毛坪头村为少，但新屋大多数是环村往外扩张的，对于老屋的改造或重建亦不到30％，该村的老屋大约130间，占地约150亩。而调查的同乡的另外两个小村（每村的户数都不到100）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空心村”现象，但程度都较轻，废弃的老屋所占的比例都较低，占地比也比较少。其他镇及临近县的村落也普遍存在“空心村”现象，而且“空心化”比例前面的调查所得基本类似。
&&&&2．县城郊区、镇郊的村落基本没有“空心村”现象存在。调查的县城近郊的两个村和镇郊的一个村，基本都没有无人居住的老屋存在，很多新房都是旧房改建的，而且村中规划比较有序，干净清洁。同时，农业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其“空心村”现象程度较低。
&&&&3．一些古屋很具特色、保护良好并有较好的交通和较强市场眼光的村落，已开始搞起旅游开发；村中的古屋得到了较好的利用和保护，倒塌及废弃不用的现象较少，村中亦很洁净，基本不存在“空心村”现象。即便有，也是为了更好地搞好旅游开发，把村民从古屋搬迁到规划整齐的新村。
&&&&4．村中交通越不便、排水排污越困难的村落其“空心化”程度越高。
&&&&5．在建房选址上，由“风水”定位或向“交通沿线”靠拢，没有统一规划，村庄四周新房林立，内部宅基地大多空闲，造成大量的土地闲置、浪费。在新房建设上，突出地表现在空闲地单家独户建房。虽建筑面积仅有100多平方米，但前有道路，后有杂屋，侧有猪圈、厕所，四周还要留出空隙、通道。在部分乡村，一般人家连同房子占地面积都有200多平方米，有的甚至超过800平方米。
&&&&6.政府对“空心村”现象的重视与否对于新农村的建设至关重要，一些县或镇如果对“空心村”现象有了觉察并采取了治理措施，这些区域的“空心村”现象及程度就大为降低。
&&&&此后，笔者上网查询关于“空心村”现象的相关信息，可以看出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空心村”现象都比较严重，如：邯郸县90%以上的村不同程度地存在“空心”现象……据统计，全县225个村中，“空心村”面积竟有2万余亩，占村庄总体面积的1/3左右。如：河南省存在大量的“空心村”、闲置砖瓦窑和工矿废弃地。据相关部门调查，此类闲置荒废土地，河南省就有200万亩以上。如：济南市农村居民点内部闲置土地比重高，土地利用率低，据有关部门进行的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市农村居民点内部约有10.66%的土地处于闲置状态，总计达6814公顷……而且，情况大部分都和前面的调查总结相似。
&&&&“空心村”形成的原因
&&&&对于“空心村”现象产生的原因，已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分析，主要有几点：
&&&&封建迷信思想严重。老村庄因无统一规划，宅基布局乱，房屋间隙小，出路狭窄。而许多农民相信“出门冲墙，心灰意凉”、“厕所对厨房，倒霉不吉祥”等封建信条，尊奉“树挪死，人挪活”的古训，或听信风水先生“宅大进财，路宽出官”的胡言乱语，纷纷向村外寻求“风水宝地”。以前由于不富裕，无力重建新房，只能囚居于老屋。一旦富裕起来后，为求“风水”，就舍弃老宅破屋，在村外或公路边修建新房，以满足自己占风水、摆阔气、高人一等或“想致富，临公路”的狭隘心理，纷纷在村庄道路出口旁修房，导致东边六七家，西边八九户，村中空闲一大片。
&&&&认知误区促使农民自由支配宅基地。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使农村土地事实上具有无偿、无限期、无流动使用的特征，不少农民在对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认知上普遍存在着私有的观念，觉得“土地是我的，怎么建我说了算”。无论庭院菜地、自留地，还是承包地，想在哪儿建就在哪儿建；门楼、庭院、居室、屋面等没有标高控制依据，随意性大。用群众的话说，打地基不管高低，开门窗不论东西。
&&&&公用设施缺乏促成农民外迁。由于不少道路没有硬化，很多岗地村庄道路“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团糟”，平原村庄则是“晴天走路满身灰，雨天走路半身泥”。由于大部分村庄没有地下排水设施，村内老房无法排涝，生活不便，只好搬到村外。加上原有的农居大多破旧不堪，许多已超过了使用年限，结构上存在安全隐患，有的已成危房。旧房大多院落较小，在原址翻建没有太大价值。“挪窝”不“腾笼”造成农民多占地。加上许多农户在城镇购建房或在外谋生，把原籍老房视作祖基，而对因农民外迁后空出的房屋、宅基地，又无人继承或回收，造成了“空心村”现象。
&&&&村镇规划不完善。我国多数农村长期不搞村镇规划，或在规划中不讲科学，只注重新房的便利、风水，而忽视了对旧宅基地的改造利用，造成农民建房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加上建房时缺乏长远眼光，住宅设计不合理，给采光、通风、排水等留下隐患，致使房屋更新换代速度快。于是，新房越建越多，被闲置的旧宅基地随之不断扩大。
&&&&节约用地意识不强。由于宣传贯彻不到位，造成农民对土地公有的法制观念非常淡薄，一些人片面认为，土地是集体的，如能用来建房就变成了自己的，于是千方百计多占宅基地，甚至将承包的责任田当成私有土地，未经许可随意侵占或调换建房；而且由于土地的收益较低，使得农民们节约用地意识不强。
&&&&旧宅基地纠纷多。一些农民的旧宅基地，或是祖传下来的，或是与人串换的，大都很不规则，因采光、通风、排水、出路等实际问题，很容易与左邻右舍发生矛盾，造成人际关系难以相处。翻建新房时，高了惹人闲言，遭人忌恨；低了对己不利，心里别扭。倒不如弃旧图新，在村外找处新宅基地建房，省心省事，悠闲自得。
&&&&相关法规设计不完善影响管理效能。现行法规对农民住宅占地只以户均为限，而不以人均为限，给农民多占地提供了较大空间；对农村宅基地的合理流转，缺少制度规定和政策指导；对农村宅基地的闲置、抛荒也无相关法律条文来限制；对于不支持、配合建设用地整理的农户也没有相应的处理、惩罚措施。加之缺乏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助长了多占地、占好地、早占地、超标建房行为。
&&&&审批制度不健全。许多土地执法人员由于法律意识不强，碍于情面或迫于压力，不是依照《土地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办事，而是丧失原则，滥用职权，随意审批，致使一些有钱大户买通干部挑地乱建房，头面人物仗势欺人霸地多建房，平民百姓请客送礼争地抢建房，造成住宅用地管理的失控。
&&&&法律的执行力度不够。土地管理法规对农村建房用地的处罚规定是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没收在违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它设施，并处以罚款，拆除违法建筑制止违法用地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但真正执行起来却相当困难。现在农民盖房几天就可以封顶，土地管理部门对其违法行为下达停工通知书。等走完程序，将其移交法院强制执行，房子早已盖好了，人也住进去了，一旦拆除，便会激化矛盾。况且，从理论上讲，法院管的是全社会的不平事，一个县就那么三五十人，“火上房”的事还顾不过来呢，哪还顾得上土地违法这种“不疼不痒”的事情。
&&&&而实际上，在笔者看来，这些分析多停留在表层，未能涉及其根本，其形成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作为理性的个体，农民在选择其行动时同样是追求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他们在建造新屋时，会比较各种选择下的成本与收益，如果把房建在临路近、交通便利、排水排污好、遮挡少（在农民眼里，视野开阔是风水好的一种条件）的农田里的收益大于改造旧房、把房建造村中的收益时，他们就会选择建在农田里，而置老屋废弃不理，当多数农民都这样选择时，也就造成了“空心村”的出现。决定农民选择的成本与收益的约束因素除了上面所列的表层原因外，我们认为造成“空心村”的深层次原因是土地的收益太低，也就是占用土地建房的机会成本太低，而造成土地收益低的原因则来自以下约束：
&&&&1．土地（耕地）的非自由转让和土地使用上的限制使得土地所包含的权利束不完整，导致土地价值消散或贬损。张五常认为：“西方法律最明确的私有土地产权包括私人所有权、永久年期和自由转让权。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所有权不重要，可有可无；永久年期比较重要，但不需要‘永久’，有足够的年期保障，或有明确的规例可以延期就可以了；自由转让权则非常重要，是不可或缺的……一项完整的私人产权是由三种权利组合的：私人使用权；私人收入享受权；自由转让权……”“私人使用权是指由私人或个人决定使用资源的权利。有权决定怎样使用，但不一定是自己使用……”“产权的转让，价高者得，可使资源的使用落在善用者的手上。同样重要的是，转让权容许资产使用的自由合并。转让权也容许私定合约，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从而减少交易费用。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以市场的运作来获取专业生产的巨利，只有产品的转让权还不够，我们还要有生产要素或资产的转让权。”“合约是权利交换的承诺，也就是产权交换的承诺，是要有转让权才可以交换的，所以合约的产生需要有转让权……如果一种生产要素的转让权受到限制，不能自由转让，其价值必然会受到贬损，从而导致该资产本应产生的租值消散、其价格下降……”
&&&&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是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户只有承包经营权，没有所有权，土地不能自由转让，也没有自由使用权。就如盛洪所说：“虽然我国宪法第10条已经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但在现实中，‘农村集体’并没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我国现有的土地制度与政策，建立在用政府的强制力量‘保护耕地’的基础上。相关的制度包括：(1)保护基本农田；(2)不允许农民自己改变土地用途；(3)农村集体土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时，要先由政府征用,经一级开发后，再出售给开发商；(4)限制农村宅基地和居民点用地面积，限制将宅基地出售给本村之外的人。”这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土地是没有自由转让权的，农户也缺乏自由使用权。
&&&&经济学的理论是，当一项资产或要素没有自由转让权，将导致该资产或要素不能流向价值最高的用途，从而使之贬值。正是由于土地（耕地）的非自由转让，导致了土地的价值（价格）低廉，也就使得农民们占用耕地而置老屋废弃不用的机会成本大为降低，从而造成了“空心村”的出现并加速扩张。一旦土地能自由转让，土地的经济价值将真正得以体现，这是因为：（1）土地自由转让，会导致土地的规模经营，从而获得规模经营的经济效应，提升土地价值（虽然，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农户们也能就农田的经营采取共同投资如共买农耕机器等来获取规模经营的好处，但毕竟这过程涉及许多谈判、契约签订及不确定性，较之一个农户拥有规模土地时的规模经营所面临的交易费用和不确定性要高得多）；（2）自由转让才能形成完善的土地市场，反映土地的真实价格，使土地流向价值最高的用途，降低土地的租值消散程度；（3）如果土地不能自由转让，其价格将在各级土地控制者手上由于“寻租”等活动而遭受抑制和贬损，从而降低土地的价值；土地自由转让，才能有效地减少对土地的管制，减低管制成本，并有效抑制各级政府对于土地的随意征用，确保土地交易中价格的公正，减少土地交易中的腐败因素和对农户的权利侵犯，使土地交易价格真实地反映土地的价值和稀缺性，从而提高土地的价格，增加占用耕地建房的机会成本。
&&&&同时，“由于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是被规定了用途的所有权，所以这种产权的价值被大大贬损”（盛洪，2007）。相对于农村土地而言，城郊或镇郊的土地可转让机会更大，使用上的多样性程度更高，因而其价格远较农村土地价格高。在城郊或镇郊农民使用耕地建房而置旧屋废弃不用的机会成本较之偏远农村为高，从而理性的农民会选择拆掉旧宅并在旧宅基地上重建新房，而不是占用耕地建房，这也就解释了我们前面调查中的发现----城郊或镇郊农村中的“空心化”程度很低。
&&&&“在经济学看来，一种土地制度是否有效，不在于由谁拥有土地，而是在于土地能否交易。它更看重的，是土地能否通过有效的交易，实现在所有者、经营者或使用者等不同人之间、在不同用途之间流转，以动态地实现土地的最优配置”。因而，在我们看来，正是土地的非自由转让和使用上的受限导致了土地价格的低下，进而使得占用耕地而非改造老旧房屋的机会成本大为降低，“空心村”得以出现。
&&&&2．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使得农村土地价值贬损，并进而导致“空心村”。我国现有的城市制度与农村制度是分割的，主要体现于“户口”制度和各种社保制度上。拥有城市“户口”的城市居民享有多方面的社保，而进城农民工虽然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却不能获得城市“户口”并享受“户口”带来的种种便利和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年轻的农民工能在城市立足，其所得要远高于农村就业所得，所以他们纷纷离开家乡到城市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农村的土地对于他们来说就不再那么重要。对于部分人来说，有没有农村的那份地都无所谓了。但现行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并不能给他们安身立命的保护或保障，他们无法成为永久的城市市民，不能在城市终老。同时由于他们不能享有土地自由转让所带来的收益，不能把土地卖给他人，获得货币以在城市进行投资或购置住宅，所以他们只能返乡购置或新建房屋。返乡建房时，由于土地价值对他们来说已大为贬损（由于他们能在城市挣得多于耕地的收入），故他们宁愿把房建在交通便利、环境相对较好、排污排水方便靠近公路的耕地上，以求便利、炫耀、阔气和“好风水”，而不愿对村中的旧宅进行改建而承受交通的不便、环境的不适和“风水”的不好。如果他们没有外出就业求得生计的机会，或者他们能得到城市市民待遇和各种社会保障并能在城市生存、发展而不用返乡建房，那么“空心村”出现的概率和程度都将大为降低。
&&&&3．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导致农地产出低、经营农业收入少，也使得占用耕地建房的机会成本低下，从而导致“空心村”的蔓延。这就是说，一个地区如果农业产业化程度较高，经营农地和农业的收益高，那么该地区农村“空心化”程度相应就会较低，而这与调查结果是相一致的。
&&&&因而我们认为，出现“空心村”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的非自由转让和非自由使用、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及农业产业化程度低使得农村土地的价值大为贬损，进而导致占用耕地而非老旧宅基建房的机会成本大为降低。
&&&&治理“空心村”的对策
&&&&“农村工作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在农村走访，村干部说的最多的就是这句话，这不仅反映了农村干部的工作已从原来的“征粮讨账管绝育”转变到了管理宅基地上，更说明了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的难度。如何让“空心村”实起来，保护现有耕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已成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面临的新课题。对“空心村”进行全面整治，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社会工程，我们认为，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1．改革目前的土地流转制度和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从根本上扭转土地价值被人为抑制，减少土地流转中的“寻租腐败”和价值消散，还原土地的真实价值，使土地价格真正反映建房占用地的真实机会成本。
&&&&2．利用市场机制，加强对农业的产业化引导和改造。
&&&&3．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科学规划，分步实施，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农村交通不便、排污排水困难、卫生环境差的状况。
&&&&4．加强宣传，立足源头治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和工具，加大科学宣传力度，减少“风水”等思想在住宅建设中的影响，同时加大对土地保护的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力争做到家喻户晓。
&&&&5．加强审批，严格执法，制止农村违法建筑。要建立健全各项用地审批制度，严格执法，按章办事，本着“先批后建”的原则，对未经审批强行占地建房者，依法从严处理。在执法上，要及时中止其违法行为，而后再按行政执法程序予以处理。
&&&&6．因地制宜开发改造旧宅基地。对经济基础较好的村，可实行整村改造，将村庄圈定在一定范围内，统一设计、统一规划、统一施工、统一标准的原则，建设农村住宅楼，使农民居住方式逐步由庭院式向多层公寓式楼房发展。对于经济基础欠发达的村庄或自然村可以实行规模搬迁、小庄向大村集中，并鼓励村民在建房时或修建学校、老年活动室等公益事业，利用村内的旧宅基地，逐步把旧村变新村。
&&&&7. 实行有偿使用。在不违背《宪法》、《土地法》和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按照每户只能有一处标准住宅的原则，对宅基地实行“有偿使用，按宅收费，以质论价，多占多交”。然后再以补偿金的形式返还给农户，让少占的得到补偿，多占的人出钱，利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节，以遏制农村宅基地不断扩大的趋势。(唐志军/怀化学院经管系& 王玉霞/东北财经大学富虹经济学院)
资本下乡或可破解农村发展困境
　资本下乡要有利于农业农村基础建设和长远发展，必须处理好与农民利益的衔接关系，绝不能损害农民的基本权益。资本下乡的非粮化、非农化倾向必须在总体控制范围之内，不能无限制、无节制蔓延。　　长期以来，由于比较收益的驱动，优质资源要素由农村加速流向城市，非农资源要素配置到农村十分困难。尽管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和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大，旧有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已有所缓解，但在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改变的背景下，农业的弱势决定了农业在市场利润机制的作用下，既难以有效地吸纳外部资源要素的持续投入，又难以有效防范资源要素外流。而农村要素资源外流加剧，又进一步强化了农业的弱势，这样，单靠传统农业农村内部的资源要素和积累，难以建设和提供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资本下乡可破解农村发展困境　　如何促进资源要素流向农业农村，成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当务之急。城市工商资本大量涌入农村，为破解传统农村发展困境提供了契机。资本下乡，不仅有利于激发农村发展的活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经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而且有利于培养有市场意识和农业科技意识的新农民，并通过多方共赢，形成良性循环，在不脱离农业、不削弱农业的前提下，达到“产量不下降、质量有提升、安全有保证、效益有增加”的效果，从而打破长期形成的“粮食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怪圈，为传统农区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当然，近年来，在资本下乡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工商企业钻政策空子的现象，将本应发展农业的土地，以开发农业的名义用来搞房地产建设，比如建别墅、高尔夫球场等。也因此，有人呼吁，必须叫停资本下乡。且不说资本的特性决定了它只要有足够的利益驱动，就不会放弃追逐的步伐（因此，资本下乡本身并不是说叫停就能完全叫停的）；也不说这种违规行为如今已经被严厉禁止（现在出现的资本下乡，多以参与农业经营为主）；单说资本下乡并非意味着农业弱势局面的根本改观，而仅仅是在城乡格局变动下的利益驱动使然。事实上，作为依靠自身积累很难实现良性发展的“三农”，仍然是迫切需要资本下乡的。　　如果将资本等资源要素比作血液的话，那么当下农村不但在整体上仍是“贫血”的，而且同时还依然在为城市发展“输血”。当前，由于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并不是富余或剩余的，恰恰是农村也十分需要和紧缺的人力资源，所以一些地方农业生产缺人手、新农村建设缺人才、抗灾救灾缺人力“三缺”现象凸显，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三化”趋势明显，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三留守”问题突出，加大了农业农村持续发展的难度。此外，长期形成的“城市中心”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根深蒂固，考核政绩过分看重GDP增长，衡量发展过分看重城市化指标，招商引资过分看重二三产业比例，忽视“三农”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正是这样一种畸形的资源要素配置机制，固化且强化了农业农村发展的弱势地位。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对生活水平要求的不断提高，粮食安全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体现为质量安全。近年来频频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引发人们对食物安全的高度关注。从苏丹红到三聚氰胺到瘦肉精，再到对婴幼儿“性早熟”的元凶追问，尽管权威鉴定显示，“性早熟”与某一种食品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这类事件带给人们的心理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加上长久以来对化肥、农药残留是否超标等问题的担忧等，使得人们无法不去追问：还有什么食品能够或值得我们放心？这考验着农业发展的质量问题。　　资本下乡有利于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化解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农村“空心化”、农业生产后继无人的隐忧，并可通过循环利用、变废为宝、为农作物施用有机肥等方式，在为企业稳定提供有机农产品等原材料的同时，也有利于从源头控制和保障食品安全。因此，现阶段仍须鼓励资本下乡，以期催生农业和农村的内部活力，增强农业、农村、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　　资本下乡不能损害农民基本权益　　当然，即便在如今的资本下乡中，也应警惕并防范资本的趋利本性。　　一般而言，资本下乡大多遵循“找两头（种子业和加工业），弃中间（种植养殖业）”的路径，经营农业也多从事对农业的休闲观光功能的开发，因为这是便于产业化、容易做品牌、自然风险小、利润空间大的领域。诚然，深化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的融合不但可行，而且应该给予鼓励，但要避免以拓展农业多功能、开发生态休闲观光农业的名义，在地方政府急于提升GDP政绩的心理“配合”下，以损害农民的正当合法权益为代价，仅利用其中小部分搞象征性农业开发项目，从而行圈占山地、林地、水库等之实。　　选择从事“中间”经营的资本下乡行为，多出于建立稳定可靠的原材料基地的目的，其对农业生产最直接的可能负面影响，便是为了直接的加工或经营目的，放弃原本农作物自然生长所需要的利于土壤自我修复的轮种制度，改为过分依赖化肥和农药投入而长期生产某一种农产品。这种掠夺型的耕作方法，在造成成本上升的同时，也使得土壤劣化。更有甚者，将原材料基地逐渐或部分改变为加工车间或房地产宅基地，甚至使本应淘汰的工艺和产能也紧随资本下乡，带来污染转移。　　更进一步的风险则是针对农民而言的，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经营后，农民所面临的风险已不仅仅是农业本身的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还要加上工商资本的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一方面，如果市场发生变化，公司经营发生变故，势必给农民留下大量难以处理的遗留问题。国际金融危机曾造成农民工大规模被动返乡，就已说明只有农村才是他们的归宿，换言之，只有土地才是他们最根本的保障，而一旦这种保障没有有效的替代，便是大问题到来之时。另一方面，即便公司经营正常，能否形成正常合理的利益衔接机制，也是考量工商资本道德风险的砝码。据调查，在农业产业化的违约事件中，龙头企业违约占70%左右，农户违约仅占30%，龙头企业违约率远高于农户。　　此外，近来盛行的“蒜你狠” 等热词，也是一些游资进入“三农”领域的直接信号。这种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恶意操作，不但无益于农业农村发展，而且加重了消费者负担，更是对农业农村资源的剥夺。如果此种操作再向农业生产、加工和食品供应等环节进一步渗透，后果更是不可想象。　　因此，在鼓励资本下乡的同时，必须对资本下乡行为进行规范。在规范之前必须明确，鼓励资本下乡的目的何在？或言之，究竟需要怎样的资本下乡？首先，资本下乡不是进一步强化农业农村的弱势地位，而是相反，要有利于农业农村基础建设和长远发展，对此，既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竭泽而渔。其次，资本下乡必须处理好与农民利益的衔接关系，绝不能损害农民的基本权益。最后，资本下乡的非粮化、非农化倾向必须在总体控制范围之内，不能无限制、无节制蔓延。（陈明星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村官空巢”反思：如何加强农村基层权力监管？
&新华网南昌10月5日电 10月4日，新华社“中国网事”栏目播发了《江西广丰县山头村“村官空巢”现象调查》，揭露了江西省广丰县横山镇山头村村干部长期不住村、村主任夏剑波在外做“包工头”赚钱且将公章交由其父母管理，造成村民办事难的现象。稿件播发后，当地政府对此事件展开了调查。&&& 对于此，有网友质疑：“村干部作为群众的主心骨和领路人，长期在外怎么开展工作？相关部门应该彻查，如果是长期在外忙个人事业，那要这样的村干部有啥用呢？”更有网友说：“村干部外出打工，使个别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成了‘空巢’、有了‘空缺’，党的方针政策难以落实，计划生育、科技兴农等也没人组织实施，工作陷入停顿、瘫痪状态，村里失去了主心骨和带头人，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据记者调查称，该村所属镇镇长告诉记者，前段时间镇上对山头村进行了检查，山头村的各项工作做得都挺好，土地、计生等各项硬性指标排名都很靠前。当记者问到镇上是否了解这些指标后面具体的工作情况时，镇长表示不清楚。镇长认为，村干部平时收入低，难以维持生计，只要村里工作搞得好，出去赚点钱是可以理解的。不清楚具体工作，却称各项工作做的都挺好，出去赚钱与做好村里工作又怎样去兼顾？对于同样驻村工作的我们，甚是疑惑。&&& “村官空巢”现象又一轮浮出水面，这暴露的不仅是村委会和公章管理的混乱，更是基层权力监管的明显失误。村干部先富，并不代表可以违背组织原则，擅自离岗外出打工，更不代表可以将集体资产权利据为己有，交父母“大印”敛取钱财。基层权利怎能成了牟利的工具！&&& 对于如何加强农村基层权力监管，笔者认为要做到四个坚持:&&& 一是要坚持能人治村，努力留住踏实能干的人，把 “能人”留住，培养素质高的人才，逐渐在农村形成内部的竞争环境和监督环境。&&& 二是要坚持强化乡镇党委政府要对基层组织和干部加强监管。杜绝领导干部用纸包火的现象。加强对村委会权利的“制衡”。&&& 三是要坚持严厉问责，启动问责程序，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并视情况责成山头村党支部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启动村主任的罢免程序。并召开村民大会，带领该村村民开展工作，让村干部发挥应有作用。&&& 四是要坚持对村公章使用、管理情况和村干部队伍建设情况进行集中清理整顿，举一反三，严厉打击不法现象的再生。&&& 努力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村民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四项权利落到实处，一切的一切才不是空谈。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
应通过调整劳资关系解决城市化的质量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
　　编者按：1月20日15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做客强国论坛，以从城镇人口首超农村看农村城镇化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　　■&城镇化是国民经济水平提高的必然途径
城镇化是国民经济水平提高的必然途径&&&&[网友孙亚非]:党国英主任：城镇为什么不去田园化，却偏偏强调农村城镇化？请您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城镇化。&&&&&【党国英】：城镇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的人口，特别是指从事农业的人口，大部分逐渐地转为从事工业的人口，并进入城市生活。二是，整个国民经济当中，城市经济部门主要是工商业、第三产业，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农业的比重越来越小，大体上主要是这样两个意思。如果再加第三个意思，它肯定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变化，意味着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当然，要加第三个意思的话，就是中国大地的景观发生变化，景观就是城市在增加、在扩大，不是田园风光变差了，城市化的情况下，田园风光会变得更好。&&&&&为什么要城市化呢？首先城市化是国民经济水平提高的一个必然的途径。因为老百姓生活要越来越幸福，我们用在吃饭上的开支比重是要越来越小，用工业品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这是我们生活品质提高的要求。另一个方面，从农民来讲，农村人口多，土地资源就那么多，农民的收入水平上不去，通过转移劳动力，农村的人口变少，农业资源相对变多，农民就可以富裕起来。&&&&&[网友露琪娅]:请问嘉宾，农村那么多的超生游击队，怎么确定城里人真的比乡下人多？城镇人口首超农村这个“首”字您相信吗？统计局的统计标准老百姓不懂哈，不会一发洪水又跑出多少万瞒报人口吧。&&&&&&【党国英】：这个比例，我倒是不怀疑。国家统计局对城镇人口有一个大体的计算方法，它不是根据户口来算的，因为户口来计算城镇人口，一个是本身不合理，再一个，户口现在已经讲不清楚了，很多地方经过户籍改革以后，都成为市民了。统计局的标准大体上是说，在建制镇以上的一些区域，包括大中小城市，住半年以上的居民们算城市的常住居民。城市的常住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是一个所谓城市化率，这个说法大体上是合理的。大家可能怀疑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农民工常年在城市做工，他的家在农村，他要回家，这的确是一个特殊问题，这个问题就要通过提高城市化的质量，逐步地让农民工把家也搬到城市，变为真正的城市市民来解决。所以，这个变化有一个过程，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到。&&&&&[网友Yinzi4290]:莫非在城市就业却没有自己房产的流动半流动临时工都算城镇人口？&&&&&【党国英】：他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工作，虽然他没有买房，但是他以其他的方式居住，你把他说成是农村的人口，这个更不合理。他和城市原来的居民是有一些差别，我刚才讲了，他是一个特殊情况。但是你把他算成是农村人口、农业人口，那更不合理。所以，一个说法的合理不合理是相对的。&&
对于城镇化所带来的问题应理性看待&&&&[网友柳树之叶]:请问嘉宾，被占地的农民变成城镇人口后，大部分变成小商小贩，打个工或拉个三轮维持生活，怎么样能改变这种状况，使他们致富？&&&&&&&【党国英】：这个状况的确是需要改变，但是我们首先要注意，失地的原来的农民，有了这样一些职业，总归是一个职业，比如不能因为他们不是公务员，或者他们不是银行职员，就觉得他们不是市民了。城市化率是讲市民，不能因为他不是银行职员、不是公务员就否定他是城市市民的身份。&&&&&&[网友柳树之叶]:请问嘉宾，大量土地被房地产开发，造成大批失地农民，导致了小城镇人口的增加。目前房地产遇到“冷冬”，会不会对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来影响？&&&&&【党国英】：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样一个变化反倒有利于城市化。为什么呢？地价下降，房价下降，有利于低收入者买房，低收入者就包括新进入城市的老百姓。&&&&&[网友洛洛侠]: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快使得很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高昂的土地房屋补偿款却难以维系以后的日子甚至几十年、十几年、三五年都难以维系，怎么保证在城镇化过程中，不出现强迫上楼，不出现失地、失保等“三无”农民？&&&&&&&【党国英】：我觉得网友们都有些误解。强迫上楼和失地农民的生活问题是两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农民如果依靠那么几亩地来生活，这个水平肯定是不能提高的。他变为市民以后，事实上也不能靠补偿款来提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