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计划经济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误解吗

陈文通: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误解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陈文通
日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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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逐步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伊始中央就明确指出: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央还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说,必须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形式结合起来。  但是,即使是赞成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不能相容和结合也存在一定的疑虑。从理论上讲,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人物,还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明确地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市场经济”概念还没有出现,经常使用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和“货币经济”)。从实践上讲,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都是以私有制、经济自由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先例。如果我国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进行改革,并不得不遵守由西方国家制定的“国际规则”,那么,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意味着只能是社会主义适应市场经济,而不是相反。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制度还能够坚持下去吗?反过来,如果改革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前提,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还能够建立起来吗?对这样的疑问做出回答是摆在经济学家们面前的理论难题。  在经济学家中,除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都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但他们的出发点、着眼点和目标模式是有显著差异的。有些经济学家的出发点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着眼于让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市场机制建立经济联系和配置资源,改革的底线是不能根本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些经济学家的出发点则是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着眼于改变公有制实现形式、企业制度创新和市场体系建设,目标是使我国成为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经济国家”;为此,任何同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法律制度都可以和应当突破,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不应当成为既定的前提和束缚改革的框框。  赞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学家们意识到,要确认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结合,首要一点是,必须从理论上说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相容这个“传统观点”是不成立的。但是,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那么就必须重新认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过,在不同的经济学家那里,“新的认识”也是各不相同的。  有的侧重于对“社会主义”含义的重新认识。他们认为,只要确认凡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形式就是社会主义,只要确认生产、资本和企业的社会化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只要确认社会主义不必以公有制为基础;只要确认“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那么,社会主义就可以和市场经济直接统一起来了。  有的侧重于对“公有制”内涵的重新认识。他们认为,不管生产方式和实际经济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只要确认保持公有资产(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所有权就是坚持了公有制,只要确认股份公司形式本身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所有制,那么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就没有矛盾了。  有的侧重于对“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他们认为,只要确认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古已有之,和经济制度的性质没有关系,只要确认市场经济本质上不过是等价交换关系;只要确认计划和市场不过是资源配置的不同形式、方法和手段,那么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就可以结合了。  有的侧重于对现实经济关系及其范畴的重新认识。他们认为,只要确认劳动力成为商品不过是分配社会劳动的方法,因而不会影响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只要确认劳动和资本不过是不同的生产要素,它们共同创造价值,并按照各自的贡献获得相应的“回报”,不存在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问题,那么区分姓“资”姓“社”就没有意义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矛盾就不存在了。  有的侧重于对“生产一般”和“规律一般”的重新认识。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只要确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许多经济规律都属于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去掉其特有的资本主义性质同样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那么社会主义就可以采取市场经济形式了。  有的侧重于对马克思经济理论正确性的重新认识。他们认为,只要确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是僵死的教条,只要确认老祖宗的理论中本来就有一些空想成分,只要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同我国改革现实不相符和的一些理论观点都可以大胆突破和修正,被当代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观点都可以抛弃,按照“创新”的理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就不会有矛盾了。  经济学家们提供的理论依据都是科学的吗?我们当然不能做出简单肯定和简单否定的结论。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一方面一些中高级党员领导干部不断地重复提出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另一方面有一部分人把我国当前存在的问题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在他们看来,改革存在方向性问题。这不能不说明,经济学家们提供的理论依据还缺乏广泛和充分的说服力。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有些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主要理论贡献--“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知之不多、知之不深、知之不确,对马克思经济理论(《资本论》是这一理论的集大成)中的重要内容存在明显的误解。有鉴于此,经济学界应当坚持“科学上的诚实”(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评价)精神,系统地澄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为我国的“第二次革命”提供更加科学和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责任编辑: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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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要发生价值增殖,必须在不断运动过程中才能实现.马克思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的角度,研究了单个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以及社会总资产的再生产和流通,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一、单个资本的再生产 (一)资本的循环 1、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和三种职能形式。产业资本是指投入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它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部门’,能够发生价值增殖的资本只有产业资本.因此,研究资本如何在运动中发生价值增殖要以产业资本的运动为研究对象。 产业资本循环运动经历三个阶段,变换三种职能形式。 第一阶段是购买阶段。资本在这个阶段采取货币资本形式,货币资本的职能是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生产剩余价值作准备. 第二阶段是生产阶段。资本在这一阶段采取生产资本的形式,它的职能是生产出包含有剩余价值的商品。 第三阶段是售卖阶段。资本在这一阶段采取商品资本形式,其职能是实现预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 产业资本依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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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要发生价值增殖.必须在不断运动过程中才能实现、马克思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的角度,研究了单个资声的循环和周转.以及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一、单个资本的再生产 丈(一)资本的循环 1,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和三种职能形式.产业资本是指投入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它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部l’J·能够发生价值增殖的资本只有产业资本二因此,研究资本如何在运动中发生价值增殖要以产业资本的运动为研究对象。 产业资本循环运动经历三个阶段、变换三种职能形式。 第一阶段是购买阶段。资夺在这个阶尽采取货币资本形式。货币资本的职能是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生产剩余价值作准备。 第二阶段是生产阶段。资本在这丫阶段采取生产资本的形式,、它的职能是生产出包含有剩余价值的商品。 莎早阶段是售卖阶段。资本在这一阶段采取商品资本形式.。其职能是实现预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 .乃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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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完善,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强调社会总资本的运行需要保持各产业资本之间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稳定优化,这为我国产业结构进一步的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基础的优化路径。已有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和我国产业结构问题研究较多,但是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为视角来审视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研究非常少。本文的核心目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与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与问题结合起来分析,并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为指导思想提出了关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路径的针对性建议。二、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首先,从对象或者范围来说,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研究个别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部分的问题,主要是个体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运行状况。其次,从内容或形式来看,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可以归纳为三大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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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内涵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尽管主要是剖析资本主义经济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但其中不少原理,也揭示了社会化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从而大大超出资本主义的界限,使之具有普遍的意义。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带有普遍意义的最基本的原理有三:一是关于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三种形式及其连续性的原理,这一原理对社会主义企业组织生产,安排好供、产、销三个环节的衔接和平衡是十分重要的;二是关于资本周转的时间和速度的原理,这一原理对加快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中的资金周转速度是至关重要的;三是关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及其比例性的原理,这一原理是我们对国民经济实行宏观管理的重要依据。二、深入研究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重要性再生产在一切社会形态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再生产的过程。马克思写道:“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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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以多门类高科拄产业为支柱,在经济结构、组织管理和运行机制上都带有新特点的经济,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高技术条件下进行的一次经济调整。它与传统经济相比有四个明显不同的特征:第一,它以高科技、信息等为增长原动力;第二,它以集约型的生产方式为主;第三,它以电子商务为主要交换手段;第四,经济主体趋向全球化。这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经济而又尚未定型的崭新的经济现象。这种走在世界前列、当今最具活力的经济形态,是否能够用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加以解释呢?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阐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规律。资本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经济。马克思把扩大再生产区分为外延型的扩大再生产和内含型的扩大再生产,他说:“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间,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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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对社会 主义经济还是适用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行四十多年了。在这四十多年里,尽管有许多曲折,仍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们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使国民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不能急于求成。 怎样才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不再犯急于求成的错误呢?从主观上来说,一是形势好的时候,头脑不要发热。一是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后一点最重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研究的是资本的再生产,但他所阐述的原理,对于其他社会形态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都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同样是适用的。这一点,马克思已经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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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一直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理论。然而,近年来我国经济界却越来越明显地倾向于使用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作分析基础,不能不说实际上将再生产理论架空了。出现这种情况,固然是由子受到了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强烈影响,但是,这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本身应随着实践发展要求而发展的一些基本间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明确地解决,也是直接有关的。 一、拓展研究范围的问题 当前,拓展研究范围是深入研究马克思再生产理论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是研究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在《资本论》中,社会总产品概念只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即只指物质生产领域的实物性产品,没有包括非物质生产领域的非实物性劳务产品。这种概括方法一直延续到今天没有明确改变,这就使得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研究范围长期以来仅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而与国民经济运行范围不相一致。现在,世界上不论哪一个国家,不论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国家,国民经济中都有相当一部分产品是非实物性劳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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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现实的情况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比我国发达,那怎么能说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呢?请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发展相关信息与可持续发展思想
自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专题报告中,明确地界说了“可持续发展”以后,可持续发展思想便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特别是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部门也相继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我国政府于1994年便率先发布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提出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发展相关信息与可持续发展思想
自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专题报告中,明确地界说了“可持续发展”以后,可持续发展思想便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特别是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部门也相继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我国政府于1994年便率先发布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提出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的战略目标。但不可否认,无论是作为《我们共同的未来》专题报告给“可持续发展”界定的经典定义,还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本质、内容、规律和特点等方面的认识均存在不足。有的学者认为,当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就是我国古代道家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人类久远以来就一再深入思考着的问题”,“道家、道教的思维方式为我们讨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学术研究1998年第3期“道家、道教思维方式与可持续发展”)有人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实质就是要强调“超越人类中心”的“自然界的价值主体地位”,认为自然界、生态环境是独立的价值主体,人的行为要符合自然界的利益,尊重自然界的权利,要“以自然为中心”。还有些学者将“可持续发展”等同于生态发展。我们认为,陷入这些认识误区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可持续发展”,未能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指引,从思维方式、方法论、本质和内容等方面厘清“可持续发展”与以往发展思想的区别。
“可持续发展”是基于对以往发展思想与实践的反思而问世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与以往发展思想的根本区别是什么?这是需要首先明晰的问题。任何发展观都是某种世界观的体现,而世界观实质上就是哲学思维方式。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着社会发展思想的不同,以往的发展思想依赖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可持续发展”则以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实践的思维方式为指导。
在古代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依赖自然性的关系靠天去生存。这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能力也是低下的,人们认为,外在的神秘的客观力量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这便产生了以追求绝对真理、永恒本质为目标的前定论的思维方式,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未能正确处理主体(现实的人)与客体(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环境)的辩证关系。客体成为主客体的关系的绝对重心,主体则是客体的奴仆。人们热衷于探寻事物的先在本质,从先在本质出发去演绎、推论事物的现在和未来。建立在这种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发展观实质上只能是一种生存现,表现为人们对自然界的盲目崇拜与屈从。中国古代道家的思维方式即是如此。他们提出的“天人合一”是指人与大自然的和一、统一或和谐,但这并不是凭借科学知识去认识自然得出来的结论。道家的“天人合一”就是追求无为的境界,他们认为自然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不应改变;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不合理的,都是对自然的破坏。这就取消了人类改造自然、谋求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近代以来,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的主体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人的个性得到极大发展,人文精神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巨大力量,人类不断扩展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深度与广度。在人的主体性不断得到张扬的同时,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也走向了极端——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征服者、压迫者,人类可以摆脱自然与社会的任何限制。如培根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拷打出自然的奥妙”,对待自然必须“在她漫步时紧追不舍”,使她成为“奴隶”,“强制令她提供服务”。实质上,近代人的思维方式存着与古代人同样的局限性,也未能正确把握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他们虽然看到了主体对客体巨大的改造作用,却忽视甚至否认客体是主体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客体对主体也具有制约与改造作用。他们将主体作用于客体过程中凸现的主体力量加以抽象化、绝对化,顶礼膜拜,使之成为一种先验的外在权威力量,成为另一种“先在的本质”。古代人对客体力量盲目崇拜,而近代人则对主体力量盲目崇拜,同样陷入了由预设的本质去解释现存世界的前定论思维方式。以这种思维方式为指导,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思想便应运而生。近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这一发展思想最早的代表。他把社会发展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增长过程,而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人类不断地制服和掠夺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过程。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上述发展思想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经济增长已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的“世俗宗教”和“政治溶剂”,成为个人动机的源泉、政治团体的基础,动员社会以实现共同目标的根据。(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95-296页)以这种发展思想为指导,西方工业化国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负面影响。它引起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破坏生态平衡,又导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以享受为特征的腐朽、颓废的文化价值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则既继承了前人的积极因素,又克服其局限性,立足于时代特征,开创了实践的思维方式,从而实现了发展哲学的科学变革。实践概念在哲学史上早已提出,但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给予了科学诠释。在欧洲哲学史上,康德正式把实践概念引入哲学,并提出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概念。但康德的“实践”局限于伦理实践范围,其他实践活动则被排斥在外。黑格尔提出了“实践理念”的概念,但他讲的“实践”在根本上是抽象的理念活动,现实的人的活动只是这种精神活动的“样式”。费尔巴哈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提出了“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的合理见解,但他又认为,“实践”或“生活”就是吃喝、享用对象等等。被恩格斯称为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宣告了科学的实践观的诞生。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具体而现实的双向对象化过程,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这一过程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是客体的主体化过程。人来自自然存在,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需要不断地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不断地改变自身,这即客体作用于主体的过程。二是主体的客体化过程。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能够突破自然与社会的限制,改变周围的环境,按照自己的需求、目的创造出属人的对象世界。这即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实践就是上述两方面的统一过程。“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5页)只有建立在实践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发展思想,才能克服其他发展思想的局限性,指导社会的发展步入正途。“可持续发展”则属于这一社会发展思想。它既不是从先验的、外在的客体出发,又不是以被抽象化、张扬至极端的主体意志,以抽象的理性、人性本质为出发点,而是将具体而现实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既明晰了客体对主体的制约作用,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基础上,又把握主体所具有的自觉能动性特征,人们通过对客体的改造而满足自身的需要与利益,而不是乞求大自然的恩赐,生活在与自然的原始统一性中。“可持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我们只有立足于实践思维方式的高度,才能从根本上将可持续发展思想同以往的发展思想区别开来。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理论基础,才能给予科学地解答。“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6页)通过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剖析,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发展的实质提出了全新的诠释。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也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的发展是社会主体的需求与愿望的满足过程和价值目标不断实现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不同,自然的发展是无意识的、无目的的,人们总是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从事社会活动,人类社会历史是主体的自觉创造活动的结果,是人类进行价值选择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又是具有客观必然性、存在内在规律的进程。因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均对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具有制约作用。主体只有不断地认识客体的本性,遵循客体的发展规律才能得以生存与发展。第一,人类社会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的活动不能违背自然的客观规律。第二,社会客体即社会关系也制约和规定着主体的活动。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344页)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其发展是有内在客观规律的。第三,生产关系又受着社会生产力的制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中,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运动,使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体现了一定的规律,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要求的规律。这决定了人类社会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前进、上升的,或者表现为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飞跃,或者表现为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社会关系的调整与改革、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意识形态的进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类的价值选择活动提供一种客观的可能性空间,即选择的自由度。人们不能够突破和超越规律的支配和约束而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的价值追求活动与社会规律的形成、作用过程并非是外在、互斥的关系,而是内在一致、有机渗融的同一过程。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又制约着人类的实践活动。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就是社会发展的本质所在。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社会发展本质观对当代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全面地体现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及运作之中。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在于:一是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客体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对近代发展思想的反思与反动,一些思想家走向了另一种极端,视自然为社会发展的主体,追求“世外桃源”,抵制科学的发展,走向一种非理性的“自然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思想则批判了这一观点,并全面阐述了主体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首先,只有实现主体能力即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创造价值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才能满足主体的需求,实现主体的价值选择,从而实现社会的发展。其次,发展主体能力,必须扬弃传统的需求观,代之以全面的需求理念。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价值选择是全面的,既有物质环境的要求,又有精神环境的需求;既有政治环境的需求,又有生态环境的需求。只有各方面的需求都得到满足,人的主体能动性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否则,只能造成“单向度”的片面发展的人,人类社会也只能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再次,可持续发展还克服了近代发展思想在发展主体问题上——把发展看成是少数人的发展或少数国家中的一部分人的发展;只考虑当代人的发展,而忽视后代人的发展——的认识误区,提出了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的发展主体观。它认为,发展的主体总体上分为:个体主体即个人,群体主体即民族、阶级等社会集团,社会主体即个体与群体的总和。在当代,我们既要关注个体主体与群体主体的发展,又要关注社会主体的发展。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与对立固然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忽视甚至否认这一点。但由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所组成的人类社会生活在同一时代中,共同拥有一个地球,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全球化,人们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阶级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与价值目标。即使对地球环境的某一局部破坏,也将造成世界性影响;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的发展行动都可能对周边地区产生不可低估的副作用。任何个体与群体要达到发展自己的目的,必须提倡与实行代内主体平等思想,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代价。特别是要注意维护弱发展地区和国家利益,通过协同发展,消除国家和地区间的对立或紧张关系。这样才能实现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保证社会发展的广泛性和持续性。同时,当代人的发展必须惠及后代或至少不应损害后代人的利益,改善和优化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代际平等。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人的需要不仅包括当代人的需要,而且包括未来人的需要。社会发展既为当下所决定,又为未来所决定,而后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人的发展。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代际分配中,后代人只能接受其前辈遗留下来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如果当代人只顾自身的利益,过量开采资源或破坏生态而剥夺了后代人使用资源的权利,对他们的生存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消极影响。
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不能超越客观规律的制约,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客体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自然客体的发展是主体发展的首要条件。要使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必须使自然界持续发展,即社会发展不超过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使自然界通过再生或因新的开发而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环境或条件。其次,当代人类面临的灾难性困境也是由于社会客体即人类社会内部相互关系的严重失衡和损害而引起的。有许多表面上看似乎纯粹是以“天灾”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究其根源则是由人类社会内部的彼此冲突和对抗而导致的。而民族纠纷、宗教冲突、种族歧视、暴力恐怖、颓废空虚等社会邪恶都是由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衡和社会制度不良等原因造成的。只有先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才能保住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发展的内容是什么?以不同的发展哲学为根据,则有不同的阐述。囿于将主体的力量抽象化、终极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近代发展思想和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早期现代化理论都把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将社会的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以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以储蓄和投资的增加为引擎,以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发生重大变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经济学家凯恩斯则作出了“有了经济就有了一切”的总体概括。结果使许多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如巴西、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使整个社会系统功能失调,致使原有的社会问题未能缓解,反而引发了生态恶化、能源短缺、失业人口剧增、社会动乱频繁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对近代发展思想提出了批评,提出了“新发展观”。他认为,增长论是一种唯经济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他在其代表作《新发展观》中提出:发展要以人为中心,实行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佩鲁指出了“经济增长论”的弊端,扩展了社会发展的内容,这是正确的。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哲学思想,“自然”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变量纳入到发展的框架之中。而且他夸大了文化的作用,提出“在文化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种经济与社会角色到处都会无能为力。”(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第22页)他颠倒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唯心史观。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运用实践反思方法,对社会发展的内容作出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人类的实践活动具体包括四种基本形式:保护和支持生态环境的实践,物质生产实践,创立和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创造精神生活的实践。这四种实践产生了社会发展的基本领域,即生态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人类社会就是由这四个系统所组成的大系统。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只有社会系统诸要素的全面而协调的发展,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一社会发展最高目标。社会系统诸要素处于相关性之中,并遵循一定的秩序和规则。第一,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离开生态环境,人类的一切活动便无从发生。同时,生态环境的优劣,通过对生产的不同影响来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较为优越的国家或地区比环境较为恶劣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速度上会更快一些。所以,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支持问题便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战略问世的缘起,生态环境的发展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得到了具体而全面地确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第二,在社会大系统的四大要素中,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与最终决定力量。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影响和作用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对自然条件的利用程度就越大。同时,经济的发展决定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375页)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第三,政治的发展在社会大系统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以自身中介性的作用协调生态支持、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的交互关系,是社会各要素发展的保障。首先,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性质。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同,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的效果是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赖于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社会秩序的不合理决定了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使生态环境得到良性发展。资本家自私自利的短视行为必然造成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其次,政治对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反作用。当社会政治的发展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时,就起着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作用;而当政治上层建筑已经腐朽衰败,并为落后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再次,政治的发展直接决定社会文化建设的内容与性质。任何一种性质的社会制度为了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都要寻找它的“代言人”,都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伦理等思想体系。第四,文化的发展对经济、政治和生态的发展也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但他们不是机械论者,并不认为其余因素都是消极的。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首先,生态环境的发展依赖于人们生态观念的革新。人类必须摈弃人对自然的崇拜意识和征服意识。人类崇拜自然的动机,并非爱护与治理生态环境,只能使人类陷入愚味与落后,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征服意识则产生了盲目开采资源、破坏生态的行为,将人类推向了生存危机的边缘。其次,任何经济行为并不是一种无主体的自发行为,在某种经济活动和经济模式的背后,总存在着某种人文观念和文化意识的支撑。但由于经济与文化的不平衡性,这种观念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提倡和培育。文化建设的核心就是通过培育时代发展所需要的新观念、新意识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再次,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有利于人们民主与法制观念的增强,促进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化、有序化,从而促进社会政治的发展。很难设想,在一个教育没有普及和提高,文盲仍占人口较高比例的社会,会产生高度发展的民主政治。
从总体上讲,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充满着危机,并且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浪费大量的自然资源、社会财富为前提。这种社会系统的结构是不协调的,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片面的、畸形的。这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更加突出,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空虚、经济的繁荣和道德的堕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共存并生的。
在当代,我们制定和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指导,视社会为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系统,注重生态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从而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我们要强调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前提作用,制定、实施各方面的环境和资源保护与支持计划,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方法创造更多的人造资源,保护非再生资源,并健全立法监督工作。经济的基础地位决定我们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为此,我们要完成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性向集约性转变。同时,我们要推行积极稳妥的人口政策,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增长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提高人口质量,使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本,使得对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因素变成积极因素。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根本目标。自党的十三中全会以来稳步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作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民主与法治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通过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必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民主政治架构,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为之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科学与教育事业,促进高科技水平与人才素质的飞跃。另一方面,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使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成为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指南,为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只有从这四个要素来把握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容,并明确各个要素的特点及其关系,才能走出将可持续发展局限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误区,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正确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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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必须是建立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原创精神的基础上,为此,要正确认识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方法与适用条件的区别、价值的决定和源泉、价值和价格的关系,以及这一理论在现阶段的指导意义和科学地发展地看待这一理论的问题。[关 键 词]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目前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理论界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认识上的偏差。对此本文本想一一加以评判,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对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甚至是模糊的认识进行一定意义的探讨,笔者认为是有必要的,因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必须是建立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原创精神的基础上的。故本文拟在若干问题上与同仁们共同商榷,以求澄清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之内涵。一、正确认识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方法与适用条件的区别问题商品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有价值,所以分析商品实质上就是分析价值。无论简单商品经济社会还是发达商品经济社会,商品都是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经济现象,只有从此人手,才能了解价值的内涵,才能进而说明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比较复杂、比较具体的范畴。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①“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②然而有的学者却以此为依据提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是:原始的纯粹的实物交换,没有货币居间,更没有资本的余地,除劳动外的要素都是无偿的;劳动是简单劳动而不是复杂劳动。在超越了这些条件后,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至少是值得怀疑的。”显然他是把研究劳动价值理论所遵循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认定为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条件,从而混淆了价值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与价值研究方法这样两个命题。价值是商品经济的范畴,有了商品交换就产生了价值的问题,也就是说价值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相联系的,那么作为价值问题的研究也就会自然遵循这一原则。对此恩格斯曾指出,“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③所以《资本论》第一章所分析的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商品,并不是“在两个原始公社之间的原始物物交换中刚在艰难地发展着的商品”④,而是“充分发达了的商品”⑤,诚然马克思在研究价值形式发展是从原始公社时的物物交换开始的,但这是基于研究方法的要求,即逻辑的展开要求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可是这并不意味劳动价值理论仅仅只适用于研究的起点,恰恰相反,劳动价值理论正是遵循逻辑的展开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基础上,揭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进而深刻地揭示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总之,劳动价值理论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是遵循唯物辨证法的基本要求即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逻辑的展开和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要求。而劳动价值理论所揭示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规律,只要是处于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价值理论所包含的基本规律就会发生作用。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尚处于初级阶段,商品经济在相当多的地施很不发达,只有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才能促使生产力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并由此带动生产关系向前发展。如果简单的以所谓的现实已经超越了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条件为由而断章取义地曲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且认为劳动价值理论过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有害的。对于部分学者所提出的劳动价值理论只适用“有条件性”论断,应该说是一个重大误解。二、正确认识价值的决定和源泉问题在价值的决定问题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最初同这种形式无关。我们从小麦的滋味中尝不出种植小麦的人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是英国的资本家。使用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对象,因而处在社会联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⑥可见,作为交换价值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它是有别于商品学研究的使用价值。之所以要研究使用价值是因为它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即政治经济学只是研究产品成为商品的条件下,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那么,在交换过程中两种使用价值交换的依据是什么呢?真的如有些学者所讲的是由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或者是由所有参与生产使用价值的要素作为依据的吗?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商品本身有多大的使用价值,是不同的两回事。因为:“交换价值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咽。它体现两种异质的使用价值背后存在着可以通约的东西,而这种可以通约的东西,绝不能由使用价值来决定。即“这种共同的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⑧。事实上,交换的前提的确是该种商品具有使用价值,这毫无疑问。但前提并不等于依据,交换所依据的东西是抽去了各种具体形式的人类一般劳动。但有学者认为既然是各种要素都参与了价值的创造,但为什么单单只抽象出—个人类一般劳动呢?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的枢纽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即体现在商品中的的劳动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异质的具体劳动是形成使用价值的要素,同质的抽象劳动是形成价值的实体。其实所谓的异质指的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在质上是不同的;所谓同质指的是形成价值的劳动,在每个商品上是同质的,只是在量上大小不同。那么很自然,交换价值的依据只能是人类劳动一般,只有以此为依据,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才具有量的可比性。如果将各种要素也参与到交换价值的比较中,交换势必会陷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劳动和劳动过程是怎么样的循环陷阱中。而且,马克思指出,“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并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物化的形式上才形成价值。这就是说,要把人类抽象劳动,凝结在一定的物体里面,即一定的对象里,它才形成价值。”⑨由此可见,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脱离使用价值抽象地谈论价值”,而是将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起来谈论价值的。其实仅仅认识到交换价值的依据是人类劳动一般还不够,因为还并没有认识到价值最本质的内容,马克思是把价值创造的劳动当作社会劳动来看待,把价值当作社会关系来看待,商品和商品相交换,其实质是体现人与人的劳动交换关系,不过在商品社会里,人们交换劳动是通过商品为媒介来表现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一定的社会关系。所以无论从交换价值的依据来看,还是从使用价值的属性与价值的属性是无法替代性上来看,商品的二重性都是存在
一,论述以人为本的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一般的人本主义者以抽象的人为其出发点,而唯物史观则是从现实的人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人...
我倒是可以写出马主义教育之不必要性的论文
参考资料中的网页有很多经济学论文希望LZ找到合适的文章附文一篇基于新技术—经济范式的旅游业发展与变革  摘 要:在信息技术影响下,旅游业在应用新技术、技能提升以...
哲学与信仰不是一个概念,哲学需要用智慧思考真理,用行动实践真理。人可以有信仰,但信仰不应成为教条。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时间在流逝,时代在发展。人的认识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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