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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张国焘为何逃离延安？》何福圣口述 罗学蓬整理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hu Mar 23 00:34:21 2006), 站内 && -&&&&
--&&作者：罗学蓬
--&&发布时间： 7:19:29 && --&&《张国焘为何逃离延安？》何福圣口述 罗学蓬整理
《张国焘为何逃离延安？》何福圣口述&&罗学蓬整理　 && 第十六章 && 　　因张国焘拒不承认他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责任，因此形成了这场运动不应有的复杂局面并导致发生了严重后果……动弹不了的许世友冲着毛泽东破口大骂：“姓毛的，你不是好人！”……毛泽东最终决定枪下留人……党史军史上，也因此而增添了这样一段动人的佳话。 && 　　1、批张序幕徐徐拉开 && 　　在二、四方面军离开川康高原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之后，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就是陈昌浩、徐向前率四方面二万二千多人在甘肃靖远渡过黄河，向西征战中遭致全军覆没的惨剧。
　　历史和一年多以前在懋功两河口会师时有相似之处也有截然相反的地方。相似的是中央领导都到保安城外迎接张国焘，而且规模比前一次隆重得多，中央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还率领几百名学员在路边列队欢迎。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土台子上，毛泽东和张国焘都讲了一番“向前看”的话，对过去的矛盾、斗争一字不提。
　　截然相反的是，一年多以前的张国焘手握重兵，气吞山河，中央红军则人不足万。而现在，中央巳在陕北站稳脚跟，军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张国焘却是损兵折将，自然感觉到脸上无光。
　　而且，他现在基本上巳经成了一个空头总政委，他指挥的四方面军，陈昌浩、徐向前带走了两万多人，剩下的四军、三十一军，在河连湾时也交给了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指挥。
　　周恩来不负众望，马上率领这支部队在河连湾、山城堡一带打了一仗，俘获了胡宗南部人枪各千余。
　　中央机关分给张国焘一眼有内外两间的窑洞，我带着人打扫了一下，就搬了进去。窑洞隔为内外两间，内间大，外间小，张国焘住内间，既是卧室也兼办公室。我住外间。如果黄超在应该是他住的，但黄超巳随陈昌浩到西路军去了。
　　没过多久，中央机关办公室又派了个叫陆煜的秘书来。张国焘对他不信任，要我们提防着点。但陆秘书有一样长处却很受张国焘欣赏，他的相棋下得很好，所以他的作用也就是偶尔陪张国焘下几盘棋而巳。
　　住在旁边防军的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林伯渠有时也来观战，毛泽东就笑呵呵地说：“小陆的棋，可以让国焘三先。”
　　保安县城还不及四川的乡场大，房屋也大都破烂不堪，中央领导住的这一排窑洞前原来是一条由商店和民房组成的小街，由于历年战乱，巳成废墟，现在种满了各种蔬菜。那时的保安，准确地说巳经成了一座兵营。
　　中央首长们的生活也相当糟糕，但中央机关后勤处的叶季壮处长却想方设法为首长们准备了一些特供品，一是前方将领送来的战利品，二是通过地下渠道从西安等地买来的。当时驻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暗中巳与红军有联系。
　　有次，张国焘叫我给何畏送去两条特供给他的香烟。当时，何畏主持的四方面军彭杨军政学校巳经和中央红军大学合并，由何畏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
　　何畏把我带进卧室，给我说了一番话，叫我带给张国焘，大意是：他现在不便去看望张国焘，怕造成四方面军干部暗中串联的印像；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枪杆子一丢，啥都丢光了。
　　我回去对张国焘转述后，他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原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中也普遍存在着何畏那样的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事实巳经一清二楚，毛泽东对了，张国焘错了。
　　而他们当初在那一场激烈得差一点兄弟相残的北上南下之争中，都曾经站在张国焘一边，公开地有的甚至是气焰嚣张地反对过毛泽东，尤其是那些当初表现得很激进的高级首长，更显得来惶惶不可终日。
　　那个时代的军人，头脑里封建残余不少，他们总认为成者为王败者寇，如今毛占了上风，张两手空空，自己当初的行为，会被视为乱臣贼子，犯下了弥天大罪。
　　我们在保安住了不到一月，就随中央机关迁到了延安。
　　在保安，在我印像中最不能忘记的大事，就是“西安事变”对中央的强烈冲击。
　　那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中午，食堂巳经快开饭了。陈昌奉突然到张国焘的窑洞来，通知张国焘马上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去，有重要事情商量。
　　通知完后，他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喜泪汪汪地嚷道：
　　“张总政委，天大的喜事啊！蒋介石……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呐！”
　　张国焘目瞪口呆，像救火一样冲出门，向着毛泽东的窑洞跑去。
　　首长们激动如此，我们这些当兵的同样是欣喜万分，我们的头号敌人竟然被抓起来了，还能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么！
　　足足四个钟头过去，首长们才从窑洞里出来，我看着张国焘跨进门，很想问问详情，纪律又不允许。
　　幸亏，张闻天和博古紧跟着进来了，他们脸上全都喜气洋洋，好像过节一样，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不过，他们余兴未尽，还想找人谈谈。
　　这样，我才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张学良发来密电，告知中共中央，他和杨虎城巳经把蒋介石抓起来了，指各要求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他还希望红军急速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开进，和他与杨虎城的部队衔接，以防御胡宗南部的进攻。
　　而中央领导人对如何处置蒋介石意见不能统一，大多数主张当机立断，杀掉为好。最后，大家还是同意向莫斯科请示。
　　十三日这一天，是最为焦急的。西安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催中共拿出态度，但既巳向莫斯科请示，那就只能等待莫斯科的指示。
　　首长们都显得坐卧不安，相互不断窜门。
　　朱德总司令是最坚决的“主杀派”，他一走进张国焘的窑洞，人未坐下，就大声武气地说：
　　“现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该当机立断，用不着等候莫斯科的指示，来它个先斩后奏。我刚才就去对润之说了，痛痛快快地告诉张学良，先把蒋介石杀了再说其它。”
　　张国焘问：
　　“润之不会同意你的意见吧？”
　　朱德猛一拍自己的脑袋，说：
　　“他对我说，不要把问题想得太简单。”
　　焦急地等到深夜，莫斯科的回电终于到了。首长们汇集到毛泽东的窑洞里通宵开会。
　　天亮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带着中央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拟定的方案，坐汽车赶往延安，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巳于前一天就等在那里了。
　　不一会儿，我也知道了莫斯科指示的要点。
　　大意有三点，1、明确指出“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旨在破坏中国抗战力量的团结，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提供任何支援；2、中国急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而这一阵线最合适的领袖只能是蒋介石，张学良份量不够；3、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于和平解决的基础上，主动将蒋介石释放。
　　虽然中央领导人对莫斯科的指示不无意见，但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按照斯大林的意见办。
　　二十五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二十六日，中央机关即迁往张学良主动让出的延安。
　　保安自然不能与延安相比，延安地处陕北中心，与西安及各地的交通非常方便，而且还有一个机场，城内的房屋与城外的窑洞都比保安多得多，足以容纳中央的众多机关。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中威望剧增，延安一时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流行着一句话“要抗日到延安去”。每天都有许多人涌到延安来，他们中的大部分 是青年男女学生，成群结队，翻山越岭步行而来。延安很快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景像。
　　待军政大事安排就绪后，中央便着手批判张国焘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了。
　　可是，由于处置失当。批张很快便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而这场运动的发轫则是河西走廊传来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噩耗。张国焘立即成为众矢之的。而他拒不承认他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责任，因此形成了这场运动不应有的复杂局面并导致发生了严重后果。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所有的史料都一致认定：是张国焘假借中央名义，提出“建立河西走廊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错误，组织西路军两万余人渡河西征。西路军虽英勇抗击，但终遭惨败。是张国焘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党内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作风，这段历史才得以澄清：西路军是张国焘为执行中央军委制定的“宁夏战略计划”而组建远征的，并非张国焘个人所为。
　　而在当时，运动的组织者偏偏极不适宜地以追究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掀开了批张的序幕。这虽然有利于刺激广大党员和红军的情绪，以调动他们斗争的积极性，但因有违于事实而引起知道真情的四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们的重大反感。
　　由于未能紧紧抓住张国焘企图用武力胁迫中央南下和另立中央的核心问题，加上方法不当等因素，以致运动深入到教育争取四方面军广大官兵同张国焘的反党路线划清界限时，一场酝酿巳久的风波猝然在刚由红军大学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不久的校园里爆发了。
　　当时，四方面军有大约五百名军、师、团级干部正集中在抗大学习。他们对批张运动一时转不过弯来本在情理之中，但运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却习惯于以前那一套“整思想即整人”的作法。把他们看成是张国焘的“亲信党羽”强迫转变立场。
　　这样的观念和做法，显然背离了运动发起者的初衷。也使四方面军的干部们形成一种错觉：批张是虚，对四方面军进行全面整肃才是实。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鄂豫皖和川北的“大肃反”，对这亲的运动余悸犹存。
　　怀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中的一些人常常跑到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找张国焘诉说委屈，而张也不断地给他们的激烈情绪火上浇油。
　　恰恰在这时候，发生了黄克功枪杀女学生的恶性案件。
　　黄克功是一方面军战功赫赫的年轻将领，当时也在抗大学习。他很喜欢一位从内地投奔延安的女大学生，然而这位姑娘却不爱他，几次婉言拒绝了黄的追求。一天傍晚，黄再次约她到延河边谈话，遭到姑娘明确的拒绝，黄一怒之下，掏出短枪将女大学生打死在延河边上。 && -------------------------------------------------------------------------------- &&
--&&作者：罗学蓬
--&&发布时间： 7:47:19 && --&& &&&& 　　２、许世友激怒了毛泽东 && 　　毛泽东闻讯后大怒，挥泪斩马谡，下令枪毙了黄克功。
　　为防患于末然，莫文骅领导的抗大政治部下令所有在校学员缴出随身携带的武器，由校方集中保管。
　　可是，四方面军的学员却误以为这是针对他们而采取的措施，更加激起了他们的怨忿。
　　而公开表现出这种愤慨情绪是在抗大操场举行的那次大规模的批张会议上。毛泽东和中央在家的领导人全都坐到了主席台上。
　　张国焘刚一露面，一帮积极分子就冲上前去，反扭他的胳膊，把他往主席台下拖。
　　我和积极分子们争吵推搡起来，坝子上坐得密密麻麻的抗大学员们也都出现了混乱，表现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情绪。
　　这时候，毛泽东站了起来，制止了台下的野蛮行为，
　　但是，在批斗会的过程中，火药味依然很浓，张国焘的态度也很顽固。
　　当一位叫钱均（一九五五年授衔为少将）的学员在发言中突然脱下鞋子，往张国焘脸上猛力扇去时，张捂着脸大叫起来：
　　“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钱均立即受到毛泽东的喝斥，被罗瑞卿逐出了会场。
　　但即便如此，却依然恼了许世友。他在人丛中霍地站起来，圆睁豹眼，冲主席台上吼道：
　　“妈的，这是干啥？开的是批判会，还是打人会？这些混帐东西说了这么多，有几句是真话？说我们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是逃跑主义，我就不服！哪来这么多主义，打不赢就跑，换个地方再打嘛。你们中央红军要不逃跑主义，咋会从江西跑到这黄土坡坡上来了？”
　　许世友这样的态度，只能激起公愤，顿时，会场上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打倒反动军阀许世友”、“许世友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土匪头子”。积极分子们一拥而上，将许世友也拖到主席台下，与张国焘并排站在一起。
　　许世友挣扎着扭过头，向着台上大吼：
　　“姓毛的，你说一句话，我许世友，是不是土匪？”忽地，一股鲜血从他口中喷出，他陡然倒下了。
　　许世友病了，原四方面军的官兵们视他为敢于仗义直言，惹得“龙颜”大怒的英雄，抗大的学员们也纷纷到医院看望他，一起发泄对毛和中央的不满。
　　就在这时，许世友串联了一大帮在抗大学习的原四方面军的高中级干部，决定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午夜后举事，杀死某某某，然后从北门城墙脚下的水沟爬出去，重回大巴山，与留在苏区打游击的许的老部下刘子才部会合，另竖红旗。
　　参与密谋然而最终却在举事的当天下午幡然悔悟的四军政委王建安悄悄离开寝室，向莫文骅主任作了密报。莫文骅大惊，飞报毛泽东。毛既惊又怒，急派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同志亲率中央警卫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抗大，将许世友、詹才芳、刘士模、陈再道、陈锡联、洪学智、朱崇德、吴士安（包括王建安）等三十余人一网打尽，投入了大牢。
　　而抗大政治委员何畏在许等被抓后情绪激动，到处公开发表煽动性的讲话，表示从此后再也不相信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何畏也因此被抓。
　　几十年后重提这桩历史公案，许世友如此言道：
　　“到延安以后，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就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来，我非常痛心，半月没有休息好。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们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们是土匪，下面的干部也都看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我非常生气，气得吐了血到医院疗养……。在病休中，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这时，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都来看我，没有一个不哭的。一连这样3天，尤其是军、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很大，过去都是老同志，现在却感到没有了出路。我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他们再来看我时，我就对他们说：‘我们回四川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一千多人，又是我的老部下，在这里某某某说我们是反革命，我们到四川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到第三天，有二十多个团级干部、两个营级干部、六个师级干部、五个军级干部，都愿意走。”
　　长期领导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的看法：
　　“抗大搞出个‘反革命事件’，关押了许世友等数十名高级干部，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等等。其实，这是个冤案。”
　　作为“反革命武装暴乱集团”的首犯，许世友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先给他带上脚镣，后来又加上了手铐。
　　四天后，身陷囹圄的许世友真可谓雪上加霜，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的妻子雷明珍迫于政治气候的压力，站出来和他划清界限了。
　　我多年来一直认为，批判张国焘的严重错误是应该的，可是，由于在运动中采取了许多左的作法，错误地将四方面军的广大官兵与张国焘捆在一起批，大搞人人过关，搞得当时在延安占绝大多数的四方面军官兵人人自危，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对批张运动，我们普遍的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而且这场运动的发起，又恰恰是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由我们四方面军两万多官兵组成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一点乘人之危的意思。抗大风波爆发后，我们从内心对许世友、洪学智他们都抱有强烈的同情，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好汉。
　　许世友被抓后，雷明珍马上跑来找李玉兰，说她也受到了牵连，上级把她的妇女部主任的职务撤了，还逼着她写材料检举许世友的反革命言行。她当时非常恐慌，说许世友这次祸闯大了，肯定要被枪毙。
　　李玉兰叫上我，两人陪她在延河边上转了一个晚上，想安慰她，又没办法安慰她，因为我和李玉兰也都认为许世友这次肯定没命了。 && -------------------------------------------------------------------------------- &&
--&&作者：罗学蓬
--&&发布时间： 7:48:07 && --&& && 　　3、董老仗义直言 && 　　谁知雷明珍没能顶住压力，写了一张纸条，叫许世友的警卫员张贤俊送到了牢中。纸条上写着： && 　　许世友，我恨你！我决不爱一个反革
　　命分子！为保革命的纯结性，咱俩的事情一
　　刀两断。我坚决要求离婚！你看后马上签字。
　　党的忠诚战士：雷明珍。 && 　　许世友看后大怒，立即在纸条上写到：“坚决离婚！许世友！”
　　组织的误会，妻子的无情，运动积极分子的穷追猛打，把许世友气懵了。他弄不明白自己为革命打了上千次仗，身上伤疤重伤疤，到头来却莫名其妙地成了个反革命。他也不能理解长期领导他们的张国焘为什么会是个坏人。他把眼前所受到的这一切全都归到了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毛泽东身上。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他豁出去了，索性当着审讯、看押人员大骂毛泽东。他以为这样一骂，必然有人会报告上去，毛泽东一动怒，就会下令枪毙他。如果真能那样死去，服也算得上四方面军的一条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了。
　　正全神贯注紧盯着西安、南京动向的毛泽东被惊动了。他把具体负责这场运动的中宣部长凯丰和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召到他的窑洞里，详细了解了抗大风波的情况。
　　凯丰情绪激烈，要求毛泽东应施以严厉手段处置。
　　而董必武提供的情况对于毛泽东亲自出面纠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董老说，他巳经分别审讯过许世友、詹才芳、洪学智、陈锡联等人，也和曾参与策划，事到临头又幡然悔悟，向中央密报的王建安谈过话。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与情况，尚不能将抗大风波视作一次集体的反叛行动，而只是他们对在抗大进行的批张运动存在严重的扩大化倾向，把所有原四方面军的官兵和张国焘不加区别地当成了批判对像强烈不满，因此愤而作出了过激的行为。他们在反抗时说的那些出格的话，似不可以此作为定罪的依据，而应视为一时冲动之下的错误言论。他力陈许世友决不可杀，杀许，必然会引起原四方面军官兵的更大恐慌，有可能激化出更大的乱子。
　　董老还强调了最有说服力的一点，这批密谋拖枪出走的高中级干部，在风波爆发之前都没有和自己指挥的部队取得联系。而当时的情况是，布署在延安地区的部队中，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仍占红军总数的一半以上。
　　毛泽东听到这里坐不住了，他起身在窑洞时走来走去，大口抽烟，随后问董必武：
　　“董老，他们想跑的一共有多少人？”
　　董老回答：“三十六个，巳经全部抓起来了。”
　　毛泽东恼怒地冲凯丰道：
　　“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得很么？凯丰啊凯丰，我看你是要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凯丰委屈地申辩道：
　　“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火了，大声批评凯丰，“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我听说，你还别出心裁，跑到抗大去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以此来划线。还逼着四方面军的官兵人人交待，抢过老百姓的财物没有？奸污过妇女没有？当过反动军阀的爪牙没有？简直是乱弹琴！我看我毛某人，就没有张国焘水平高，张国焘在杂谷脑，在松岗，在甘孜批我毛泽东批得那样厉害，可就没有批一个一方面军的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也不放过！”
　　那一夜，毛泽东睡不好觉了，一整夜坐在办公桌前抽烟，不看文件，也不写文章。连警卫员给他准备的夜宵也不吃。
　　到东边天际隐隐露出一点青白色时，他吩咐警卫员通知罗瑞卿，他要亲自去抗大牢房里看看许世友。
　　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离抗大很近，下个坡，横穿过一条小街便是。
　　可是，鲁莽的许世友一见毛泽东的面，竟敢拖着脚镣上去要和他拼命，吓得负责毛泽东保卫工作的罗瑞卿赶紧叫卫士拥上去，用麻绳把许世友捆得像个粽子。
　　动弹不了的许世友仍挣扎着昂起头，冲着毛泽东破口大骂：
　　“姓毛的，你不是好人！我要有枪，今天就一枪崩了你！” && -------------------------------------------------------------------------------- &&
--&&作者：罗学蓬
--&&发布时间： 7:48:50 && --&& &&&& 　　4、将军与领袖 && 　　毛泽东是领袖，领袖也是人，也有人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他一片好心前去，没想反倒被许世友弄了个没趣，心中自然有气了。所以，当他身边的一些同志再次提出杀掉许世友，以示惩戒时，他点了头。
　　罗瑞卿带着执行队员前往抗大后，毛泽东却又显得心绪不宁了。
　　桌上的电话突地响了，毛泽东一把抓在手里。话筒里响起了罗瑞卿的声音，他告诉毛，许世友拒绝签名，要求在枪毙前最后再和毛泽东理论一番。
　　毛泽东就在这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说：
　　“罗长子，你把许世友的脚镣手铐拿掉，马上带他来见我。”
　　可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罗瑞卿马上又向他报告，说许世友坚持要带他的手枪，否则他不来凤凰山。
　　毛泽东毫不犹豫，大声告诉罗瑞卿：
　　“把手枪还给许世友，告诉他，我毛泽东不但准他带手枪，还充许他装满子弹。”
　　许世友接过跟随自己巳经多年的手枪，手竟抖了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居然会答应他这带有试探意图的荒唐要求，还特意让罗瑞卿转告他，“充许你装上子弹”。他的心颤栗了，泪水溢满眼眶。过去，由于他长期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张国焘对他这位骁勇的战将是十分器重的。四方面军有纪律，严禁官兵喝酒。可张国焘知道许世友嗜酒如命，对他却网开一面。八万官兵中，唯独允许许世友一人可以喝酒。对此，许世友对张国焘怀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情——对毛泽东不仅不了解，可以说受张国焘的影响，对毛泽东还抱有很深的成见。在“南下北上”之争中，他不仅旗帜鲜明地站在张国焘一边，而且还在陈昌浩把持的右路军指挥部里充当急先锋，与何畏、詹才芳等高级将领上演了一场围攻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的闹剧，逼着张闻天拿出党的最高领袖的权威来，迫使毛泽东改变态度，同意张国焘的南下战略方针。在围攻中，他还对毛泽东出言不逊，大加攻击。
　　而眼前的事实，却分明让他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位伟大人物光明磊落，无所畏惧的胸怀。
　　很快，罗瑞卿把许世友带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
　　许世友呆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仅这一声亲切的话语，就感动得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许世友鼻梁发酸，眼中泪花滚滚。
　　折金山，倒玉柱，他“咚”的一声双腿跪地，将压满子弹的驳壳枪双手高举过头顶，说道：
　　“毛主席，他们要缴我的枪，我不给，这枪是我用命去战场上换来的，我把它交给你！能在死前听你叫我一声同志，够了！我许世友只有一句话：姓许的反对你们拿四方面军的兄弟当替罪羊，但我不是反革命，王建安、詹才芳、洪学智、陈再道他们也不是反革命！”
　　毛泽东双手将他搀起，动情说道：
　　“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去的全权代表，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
　　许世友哽咽道：
　　“毛主席，要早一点听到你这句话，我们就不会干蠢事了。”
　　"你有错，我们也有错，把你许世友打成反革命，是我们的错；你许世友受了委屈就带上人往川北跑，是你的错。都有错，我们都改，好不好？"
　　在毛泽东逝世两周年之际，许世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怀念毛泽东的文章，记叙了他当时的心情。 && 　　“毛主席这句话，一下子解开了我思想上的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毛主席多么了解我们这些工农干部的心啊！我郁积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被毛主席温暖的话语一扫而光。” && 　　就这样，巳经被毛泽东下令处死的许世友从此后成了毛泽东最忠诚的战士。党史军史上，也因此而增添了这样一段动人的佳话。
　　毛泽东以他独有的大家气派和颇具浪漫色彩的方式处理了抗大风波，巨手一拨，便将这艘巳经偏离航向的大船，又推回到了正确的航道上。
　　许世友被释放出来，受到开除党籍八个月的处分，降职使用分配到抗大担任校务部副部长。
　　这下，该轮着雷明珍痛苦了。
　　雷明珍参加红军后，开始在王坪医院工作，与许世友结婚后，调到政治部，在傅钟手下做文秘工作。长征途中一直在红军大学教训处工作。和我与李玉兰、王心兰常在一起。到延安后，被分配到延安县委担任妇女部部长。
　　那段时间里，雷明珍常常到凤凰山来找李玉兰、王心兰，有时也找我诉苦。李玉兰在后方政治部徐梦秋手下当秘书，王心兰在刚刚成立的通讯学校学无线电报务员。我们相隔都很近。雷明珍和李玉兰都是通江人，她俩的关系最好。王心兰还是个小女娃，我又是个大男人，所以雷明珍每次来凤凰山主要是找李玉兰摆龙阵，找我和王心兰的时候少。但有关雷明珍和许世友的事情，雷走后李玉兰都会对我和心兰摆。
　　雷明珍那时候痛苦到了极点，她原以为许世友真是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头子，犯下的是滔天大罪，肯定会被枪毙，没想惊天动地地闹了一场，到头来只不过是个错误，许世友的问题也这么快得到了纠正。她说她内心还是非常喜欢许世友的，她当初写那条子，是让领导逼得没办法。
　　我们都鼓励她主动写信向许世友承认错误，求得他的谅解，提出复婚。
　　雷明珍接连写了好几封信，叫李玉兰和王心兰送去抗大。可许世友连信也不拆。他俩偶尔在街上迎面相遇，许世友也视她为路人，昂昂然大步而行。
　　后来，我们商量出一个主意，找了个星期天的中午，由李玉兰和王心兰去抗大请许世友过李玉兰的寝室吃饭。
　　说是请客，其实就是去饭馆里端回几碗面条，买回十几个羊肉煎饼。我们的目的，是想为雷明珍创造一个能和许世友坐在一起面对面谈话的机会。
　　许世友人是来了，可没想到，我们的一片好心，却成了泡影。
　　那天，许世友笑呵呵地一进门，突然看到雷明珍也坐在屋子里，那笑马上就凝在了脸上，冲我们吼道：
　　“何福圣、李玉兰，你们搞的啥子名堂？”
　　我壮着胆道：
　　“许军长，坐下说，坐下说。”
　　而李玉兰和王心兰没想到许世友会大发雷霆，被吓得直哆嗦。
　　许怕吓坏了两个小姑娘，又和缓了语气说：
　　“我感谢你们几位的好意。可对雷明珍，我决不能原谅！我是啥？是她男人呐，男人遭了灾，受了屈，她一脚就把我蹬了，还往我心窝上扎刀子。这种女人，能原谅么？我这个人就这样，眼睛里进不得沙子。”说完，他转身便走了。
　　我们呆呆地望着许的背影，连喊也不敢再喊他一声。
　　雷明珍“哇”地一声就哭了。
　　当时，希望他俩破镜重圆的首长很多，他们也都在积极地做工作。可许世友毫不动心。
　　后来红军改编成八路军，许世友随朱总司令去了太行山，重新统兵打仗。
　　雷明珍着急得很，又跑来找李玉兰商量咋办。李给她出主意，说：“你赶快追到太行山去，要不，隔远了，隔久了，你和许世友的事就真是完了。”雷明珍打了报告，可领导不批，把报告退给了她。雷也有主意，马上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虽然毛主席没回她的信，可是没过几天，领导主动跑来要她的请调报告，还说：“雷明珍呐，你真有能耐，连毛主席都为你去太行山出面打招呼。”
　　谁知，没过多久，雷明珍又回到了延安。李玉兰后来告诉我，雷明珍到太行山后，首长们都很关心，纷纷找许世友谈话，可全没用，许世友固执得像块石头。陈毅不耐烦了，叫警卫员把许世友和雷明珍锁在一间屋子里，强行要他俩见面、谈话、沟通思想、做夫妻。许世友不领这份情，大声喊开门，入喊不开，他一掌就把门砸烂了，冲陈毅嚷道：“捆绑不成夫妻，我是你的兵，别的事，我听你的，这事，不成！”
　　许的态度伤透了雷明珍的自尊心，她和许的情份，从那以后就彻底地断了。
　　后来，组织上强迫李玉兰嫁给徐梦秋，李宁死不干，雷明珍也积极地给也出主意，帮助李玉兰挣脱这根红丝线，可惜未能成功。李玉兰嫁给了徐梦秋以后，王心兰也嫁给了肖华，雷明珍一直到一九四一年，才嫁给了陕北公学的一位教师。
　　建国后，她随丈夫去了广东，和在通江县民政局工作的李玉兰时有信件往来。听李说雷明珍的爱人是广东一所大学的党委委书记。李玉兰过世后，我就再没听说过雷明珍的消息了，她现在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 && -------------------------------------------------------------------------------- &&
--&&作者：罗学蓬
--&&发布时间： 7:49:24 && --&& &&&& 　　5、伟大的感召 && 　　毛泽东下令将许世友等被捕的三十多名红军将领全部释放后。紧跟着他又亲往抗大纠偏。他平时宽衣大袖，衣着随便，这天却特意穿上了军装，戴上了八角红军帽。
　　在抗大操场上，毛泽东面对全场肃立却各怀心事的学员，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便像春雷一样震憾了人心。
　　“同志们，中央认为，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在这场批判张国焘同志错误的斗争中受到的对待是不公正的！"
　　这句出自毛泽东之口的话语所产生的效果异常强烈。站着上千名学员的操场上静得犹如一潭死水。运动的积极分子闻此言呆若木鸡，而来自四方面军的学员们心中顿时涌荡开股股暖流。
　　数百双饱含着热泪的眼睛仰望着台上那位操着湖南口音，大家久闻其名但还不十分熟悉的伟岸身影。有几声抑止不住的抽泣，打破了这团巨大的宁静。许世友、吴世安、詹才芳在流泪，洪学智、陈再道、陈锡联也在流泪。所有刚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红军军官都在流泪，流着热泪聆听这位他们曾跟着张国焘数次公开地反对过，不久前还对他暗暗怀恨的毛泽东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没用讲稿，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朴素而热情生动的语言风格开始了他的报告。他高度地评价了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历史，肯定四方面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之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能征惯战的工农红军劲旅，对党忠诚的英雄军队。他重申这场斗争的目的是清算张国焘背离中央路线，犯下的种种严重错误，而绝非针对广大的四方面军官兵。他着重指出，张国焘个人的错误不应当影响削弱四方面军的丰功伟绩，任何在这场严肃的批判中表现出的歧视四方面军的现像都是违背中央精神的，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情绪在指挥员们的心中急剧地变化，好似温暖的春风消融了梗塞在胸中的冰块。恨意如急流消退，荡然无存，充塞于心的，唯有突至的震憾与陌生的尊敬……
　　知道毛泽东去抗大作报告后，张国焘沉不住气了，他非常清楚毛泽东的报告会在四方面军的官兵中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批张运动开始之前，张国焘巳经被免去了红军总政委，但是，却仍然给他保留着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就在毛泽东之后的第四天，张国焘也急不可待地赶到抗大去作了一次报告，这次报告会由对他忠心耿耿的老部下、抗大政治委员何畏给他主持。
　　张国焘和毛泽东的目的截然不同。如果说毛泽东是去“扑火”的，张国焘则是去“放火”的。论口才，张并不在毛之下，但是，台下没有掌声，也没有赞同声、支持声。相反，他的这个报告不时激起了学员们的嘘声、抗议声。令他心惊胆颤的是，反对他的巳不仅仅是原一方面军的指挥员，他看到的一张张愤怒的脸膛上，有那么多是他长期所熟悉的老部下……
　　何畏出面维持秩序，才使他勉强作完了报告。张国焘在报告中强调，党内斗争应当在正确的轨道上进行，每个同志，不管他来自哪一个方面军，都应当检讨自己曾有过的错误，任何党员都有权抵制自己认为不正确的指责。如果问题不能在抗大解决，就有权向上级党委或中央提出意见。如果认为中央不公正，也可以向共产国际控诉。
　　这是张国寿在进行公开的煽动，明目张胆地向中央反扑。
　　中央当然不能容忍张国焘的这种行为，于是，对他，以及类似于何畏那样的死民塌地的追随者的斗争加剧了。
　　而绝大多数的四方面军的官兵在这场巳经转入正轨的运动中解除了压力，认清了是非——他们三过草地，三越雪山，长征途中病、饿、累死的的官兵远比战斗中牺牲的多，原本就是张国焘南下分裂中央等错误路线的直接受害者——现在，他们纷纷站出来和张国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很快，张国焘便成了孤家寡人。
　　紧跟着，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使张国焘的处境变得来更加不妙。
　　何畏出狱后，变得异常活跃，到处讲话攻击中央批张是毛泽东翦除政治异己，以报巴西受辱之仇。毛泽东在党央大搞独裁，中央巳经变质了，并且威胁要向共产国际写信控告。中央若再不改正其错误，他就要公开退出共产党等等。
　　中央理所当然地解除了他的抗大政治委员的职务。不料何畏恼羞成怒，于半夜里带着警卫员吴昆水用绳子缒城而出（当时延安县城到晚上要关城门），公开投向了敌人。
　　何畏投敌，影响恶劣。国民党利用此事大肆宣传。而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也因此事受到了牵连。
　　有意思的是，一年后张国焘也逃出延安投向敌营，在国民党军统机关里和他的老部下何畏重逢了。在敌人的营垒里，依然是张国焘当头，何畏当部下，两人不余遗力地为戴笠、为蒋介石效劳，竭力想策反我军高级指挥员。据军统大管家沈醉回忆，张国焘何畏出力不小，效果却不佳，日久便受到戴笠冷遇，后来连生活也十分拮据，抗战后期，由张国焘出资，何畏管理，在重庆歌乐山办了一个养鸡场，以此养家糊口。
　　而另一件大事，便是周恩来遇刺。 && -------------------------------------------------------------------------------- &&
--&&作者：罗学蓬
--&&发布时间： 7:50:23 && --&& &&&& 　　6、周恩来突遭伏击 &&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午过一点。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兼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周兴神色紧张地赶到毛泽东的窑洞，向他报告了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前往西安办事的周恩来、李克农、张云逸、孔石泉等到一行在途中遭到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袭击，伤亡惨重，周副主席等首长生死不明。
　　听到报告，一向在大险面前镇定自若的毛泽东也慌张得趿拉着鞋子，一头冲出窑洞，语气严厉地对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发布命令：
　　“黄霖，你什么也不要管，马上去把周副主席给我找回来！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黄霖立即命令警卫团战士全副武装，准备出发，马匹不够，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博古等首长都纷纷把自己和卫士的坐骑牵了出来。片刻工夫后，黄霖便率领这支临时组建起来的骑兵部队，一路狂奔，出了延安南门。
　　中央首长们聚集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他们不仅担心着周恩来的安全，同时也在紧张地进行分析，是谁策划并实施了这一针对周恩来的重大谋杀行动？是外部的敌人，国民党武装特务，还是来自内部——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及其政治上的追随者？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一事件就更为严重，甚至会给延安的局势造成剧烈的动荡。
　　中央首长把张国焘列为怀疑对像，自然是有充分根据的。虽然张国焘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张运动中表面上承认了错误，但许多迹象表明，他是阳奉阴违继续与中央对抗。而这一谋杀行动恰又发生在抗大风波过去后的二十一天，何畏叛逃投敌五天以后。出事的地点大劳山，又恰恰在原四方面军某部控制区域内。张国焘怎能不被列为重大怀疑对像呢？
　　周恩来、李克农、张云逸、孔石泉一行是这天上午离开延安前往西安的。
　　李克农先出发，毛泽东留周恩来多谈了一会儿话，稍后才动的身。首长们除了自己的警卫员，还带有中央警卫团的一个排，与周恩来迟一点动身的总共有六十多人。
　　途中周恩来坐在驾驶室的右侧，中间是陈有才，左侧是驾驶员。张云逸、孔石泉和战士们全都密密地站着挤在后面的敞篷车厢上。
　　陈有才是延安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长，身材、年龄、脸相都与周恩来很接近。这一天他与周恩来也是一样的打扮。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远一点看上去很难分出谁是谁来。而且一路上他与周恩来总是形影不离。
　　陈有才被临时调来执行保卫周恩来的特殊任务，是因为前一天邓颖超说了一句担心的话：“久洲太小了，一个人怕不行。”
　　久洲姓刘，是周恩来的卫士，当时才十八岁，是中央警卫团里有名的神枪手。
　　正因为邓大姐的担心，保卫部门才特地将陈有才调来担任周恩来的随侍副官。
　　汽车驰出延安南门，路经原四方面军某师师部所在地三十里铺时，大家下车喝了水，解了手，随即又登车前行。不一会儿，便爬上了耸立在三十里铺与甘泉县之间的大劳山。
　　这大劳山地势险峻，古树参天，自来就是“绿林好汉”啸聚出没之地，过往客商，都不敢独行。
　　汽车翻过山顶，开始下山。两边林莽如障，光线阴暗。
　　就在这时，忽地响起“啪”的一声脆响。
　　“什么声音？这么响？”刘久洲警惕地发出疑问。
　　话音刚落，周围的枪声便像热锅爆豆子似地响了起来。子弹击在汽车上，“叮当”脆响，四处乱飞。有的战士中弹了，呻吟着倒了下去。而更多的战士则立即掏枪向埋伏在路边树林里的伏击者开枪还击。
　　张云逸对警卫员叫道：“快下车！保护周副主席！”
　　战士们纷纷跳下车厢，向驾驶室跑去。
　　而坐在驾驶室里的周恩来则大声命令：
　　“全部上车，冲过去！”
　　战士们楞了楞，又返身往车厢上扒。
　　此时陈有才和驾驶员均巳受伤。驾驶员听到命令，忍住疼痛，加大油门，卡车像一头发狂的公牛迅猛地向前冲去。
　　可没跑出多远，便一头栽到了伏击者挖断的路沟里。许多战士被摔了出去。
　　周恩来在卡车栽进路沟的一霎那，敏捷地推开右边的车门，跳出驾驶室，立即转身俯在右前轮胎后面。
　　此时驾驶员巳经牺牲。陈有才钻出驾驶室，立即带伤指挥战士还击，并命令警卫排副排长带人护送周恩来、张云逸事、孔石泉三位首长迅速离开这危险之地。其余卫士，纷纷朝前向卡车冲来的伏击者射击。可惜卫士们大都是短枪，射程短，杀伤力不强，所以难以打退伏击者的冲锋。 && -------------------------------------------------------------------------------- &&
--&&作者：罗学蓬
--&&发布时间： 7:50:51 && --&& &&&& 　　7、谁是谋杀周恩来的策划者 && 　　张云逸见脱离险境后，立即派出两名卫士，奔向三十里铺红军师部报信。然后他和周恩来、孔石泉在十多名战士的护卫下，一路穿林海，攀峭壁，直到深夜，才回到了三十里铺。
　　留下担任掩护的战士，除子弹打光后钻进深山老林逃回，其余全部战死。
　　陈有才参谋长死得最为壮烈。因为他弄不明白身着便装的伏击者究竟是国民党特务，还是来自红军内部的敌人。但无论怎样，敌人完全可能是冲着周副主席来的。所以，他在组织力量掩护首长们脱离险境后，为了迷惑敌人，自己故意大声叫喊着指挥战斗，引得敌人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结果，陈有才参谋长身中六弹，英勇牺牲。刘久洲腰部中弹，装死瞒过了敌人，后经医治痊愈。
　　事件发生的当天夜里，张国焘和我都巳经睡下了。突然，有人先敲门，后轻声叫：
　　“排长，有情况，快出来一下。”
　　我听出是内卫尹中富的声音，赶紧起床开门。
　　尹中富神情紧张地说：
　　“我们巳经被包围了，肯定是来抓张主席的。”
　　我心中猛地一跳，马上随他出门去查看。
　　当时张国焘住在凤凰朝南的山脚下，有两眼窑洞，一道齐胸高的院墙围着。院坝上有一间板屋，住着警卫排的战士，院子外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马棚。
　　我走出院门一看，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等到眼睛适应过来，我才发现不远处有人影晃动，有的巳经趴在地上，枪口正对着我们。
　　我当时并不怕他们开枪，因为我很清楚，这里是党中央的驻地，保卫措施相当严密，前来采取行动的不可能是外面的武装，他们不是保卫局的人，就是中央警卫团的人。而我们这个警卫排，也是隶属中央警卫团的。
　　我向着黑地里的人影大声喝问：
　　“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没有人回答。
　　我又喊道：
　　“我是张主席的警卫排长，有什么事，你们当官的过来说。”
　　还是没有人吭声，也没有人走过来。
　　这时警卫排的战士也全都抽出家伙，色着腰飞快地跑出院门，围着院墙前面布防。四挺机关枪也提出来了。
　　我当时也上火了，冲担任机枪手的陆安奎喊道：
　　“陆安奎，把机枪架在门口，他们真要冲进来，你就给我打！”
　　张国焘被惊醒了，赶到院门口问：
　　“何福圣，出什么事了？”
　　我怕对方开枪伤着他，出于警卫员的本能，赶紧用身子将他护着进了院子，才向他报告：
　　“张主席，外面巳经被包围了。我估计是保卫局的人要来抓你。我们全排战士巳经作好战斗准备，要和你同生共死。”
　　张国焘默然无语，半晌，才叹了一口气，说：
　　“小何啊，你太年轻了。马上把人撤进院子里，今晚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必须听我的命令行事。”
　　一宿未睡，双方都在黑地里呆着。直到快天亮时，外面的武装才撤走。
　　刚吃过早饭，张闻天就来了。他是来向张国焘解释昨晚发生的异常情况的。他说，昨天中午，周恩来、张云逸等人乘车前往西安办事，途经大劳山时遭受到伏击，卫士们死伤惨重，才掩护周恩来、张云逸等人脱险归来。
　　张国焘面无表情地问他：
　　“难道周恩来在大劳山遭伏击，你们能从我的住处抓到凶手么？”
　　张闻天说：
　　“国焘同志，你误会了。那是因为袭击周恩来的事件发生后，中央警卫团很紧张，所以才临时加强了机关的保卫工作。再说，刚才得到报告，那帮袭击周恩来的人巳经抓到了几个，他们交待是大劳山中的土匪，拦路打劫而巳，并不知道车上坐着周恩来、张云逸，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
　　剑拔弩张地搞了一夜，原来却是一场误会。
　　但是，不可否认，这样一场误会，对张国焘精神上的刺激是很强烈的。 && -------------------------------------------------------------------------------- &&
--&&作者：罗学蓬
--&&发布时间： 7:51:42 && --&& &&&& 　　第十七章：张国焘逃离延安 && 　　张国焘尽量想给人造成一种看破红尘，不问政治的印像……陈昌浩说：“我不在乎，只要准我工作，当小兵我也干。”……所以我坚持我个人的看法：是王明吓跑了张国焘；起码可以认为，即使张国焘在此之前巳有了叛逃之意，也是王明的这次谈话促使他提前采取了行动……在京西宾馆，张国焘给我三条路，我选择了回延安，没想却被关进了保卫局监狱 && 　　1、闲云野鹤 && 　　批张运动结束后，张国焘便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显得黯然失色了。他成了一个特殊的人物，虽然他依然被保留在了政治局里，并且还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但巳经永远地失去了过去那样显赫的地位和权势。
　　张国焘想管的事管不了，该管的事又不愿管，整日带着我和陆煜骑着马游山玩水。
　　大约是四月里的一天，张国焘在延安北面的一座山上看中了一所废弃的破庙，庙宇全都坍塌了，但还有几眼窑洞勉强可用。
　　张国焘叫我和陆煜组织人将窑洞整修出来，他要迁到这里来住。
　　我和陆煜轮流带着警卫排和中央机关办公室派来的人忙了近个半月，将几眼窑洞修补粉刷得焕然一新，还开出了一块菜地，平整出一块土坝子。
　　很快，张国焘便坚持离开中央机关，搬到他的新家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
　　他尽量想给人造成一种看破红尘，不问政治的印像，他不仅闭门谢客，而且中央机关办公室的同志带着人来给他安装电话，他也制止了。
　　张国焘搬到庙里后足足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未外出过一次，整日呆在家里看书，写诗填词，和陆秘书下下相棋。中央派人送来的政治局的文件，他从不看，从不签，从不去开会，也从不请假。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原来在鄂豫皖当过省委宣传部长、如今任中央党校教务长的成仿吾跑到庙里来邀请张国焘去给一个高级班的学员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
　　张国焘可能也在庙里呆得太闷，图新鲜，就答应了。
　　中央党校在延巡城外的飞机场附近，每星期去三个上午，由我、陆煜跟着，来回骑马，得花将近一个小时。
　　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凯丰也都在中央党校兼有课，张国焘常与他们见面，见了面彼此都客客气气，亲亲热热，好像从未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张国焘认认真真地在中央党校当了三个月的老师，直到抗战全面爆发。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通电全国，主张全民族团结抗战，不让日军占领寸土之地。
　　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声明与国民党共赴国难，以争取民族 斗争的胜利。
　　延安城内，到处是一派热烈气氛，所有的人都为抗日热情所鼓舞，在破庙里隐居了几个月的张国焘也呆不住了。他虽然仍然坚持不参加工厂中央的会议，却常被邀请到延安城内去参加一些有关抗战与当前时局的讨论。
　　就在八月下旬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博古一起来找张国焘，动员他出来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张国焘开初表示拒绝，后来他们谈了一个晚上，张国焘总算才同意了。但他提出仍由林伯渠担任这一职务（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巳去西安，任八路军驻西安代表），他只同意暂时代理一下。
　　以张国焘过去在党内、军内的显赫地位和经历，他自然不会把边区政府主席这样一个职务放在眼里。
　　走马上任的第一天，这位新主席就当着他的几位政府中的新部属大发牢骚，说：
　　“原来怎么干今后你们还怎么干，你们都是独挡一面的负责人嘛，把工作抓起来就行了，不要什么事都来找我，找我我也不表态。我这个人巳经被打倒了，抽臭了，让我来挂挂这个主席，可能在某些人眼里，张国焘这个名字还值几个钱吧。”
　　张国焘虽然巳经上任，可他仍住走马回山，住在那块“世外桃园”里，来了兴致，便带着我和陆煜到政府去巡视一番。而更多的时间仍呆在山上看书、练字、下棋。
　　当时在边区政府里负责秘书处的是潘自力，他建国后担任过宁夏省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还出任过驻苏联、朝鲜、印度的大使。负责内务的是蔡树藩，他以前是红九军团的政委，作战时被打断了左臂，建国后贺龙任国家体委主任，他任副主任，出访苏联时飞机失事死了。建国后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曹菊如那时在边区政府里管财经，还有个保安司令部，由中央保卫局局长周兴兼副司令员。负责教育的是徐特立，整天穿着双草鞋东奔西跑，积极地推广汉字拉丁化。
　　他们全都经历了那刚刚过去的批张运动，对张国焘很了解，知道他的牢骚为何而发。大家对自己的工作也都很熟悉，张国焘既然如此态度，也就各尽其能，各负其责，埋头干自己的工作去了。
　　张国焘此时名为代理主席，实际上却成了个大闲人。但是，他对有一项工作却很关心，那就是秘书处下面由伍修权负责的交际科。
　　因为国共合作，迎来送往的事相当多，都由交际科负责安排。每当国际、或国民党政府方面有重要的人物和使团到延安，张国焘都要亲自出面相陪。
　　某一天下午，也就是张国焘当上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大约十来天左右，巳经和张国焘分别了一年多的陈昌浩突然到山上来找张国焘。
　　出现在我眼中的陈昌浩，完全不是我所熟悉的样子了。
　　以前我印像中的陈昌浩，威风凛凛，令人敬畏，在红四方面军中，他是仅次于张国焘的第二号人物，脾气大得吓人，连不少军级干部也常挨他抽马鞭子。可眼前的陈昌浩却是神情沮丧，穿了一身皱巴巴的灰单军衣，看上去就像从国统区刚刚跑到延安来的一个穷学生。
　　当我把他带进窑洞，他喊了一声“国焘同志”，声音便哽住了，满脸涌上了羞愧，眼中泪水盈盈。
　　我知趣地走退到了门外。但我舍不得离开，我渴望着从陈昌浩的口中能听到西路军覆灭的具体经过。还有那么多我认识的红军指挥员的命运。毕竟，我也是一个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啊！
　　张国焘也显得失态了，他瞳孔大睁，猛地站起来，双手紧紧地握住陈昌浩的手，激动得语无伦次。
　　“昌浩……是昌浩！你还活着？你跑到哪儿去了……我问过向前，他说你被打散了，前些时候先念回来，我还向他打听你，他说你和向前一起走的，向前都回来了，你没有回来，我想……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陈昌浩苦涩地说：
　　“国焘同志，我……对不起你，我打了这么大的败仗，连累了你，我非常难过！”
　　“西路军的事，不要再谈了，我相信以后总有谈清楚的一天。向前、树声、先念他们回来，都巳经对我说了，我关心的是你，这么长的时间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怎么又突然冒了出来？”
　　陈昌浩详细地谈了自己“失踪”期间的情况。
　　原来，突围时，他和徐向前被敌人的骑兵追上散了。他和护送他的二十几名卫士边打边走，昼伏夜行，脱离危险区后只剩下三名卫士和他在一起了。他原来是决意回中央的，到了那种境地，他改变了主意，与其这样狼狈不堪地逃回去，不如得回鄂豫皖，与留在鄂豫皖坚持武装斗争的徐海东会面，手中有了军队，再设法与中央取得联系。为了缩小目标，他把身上的钱拿出来分给三名卫士，让他们各奔东西，然后他把枪埋了，买了身老百姓的衣裳换上，装成哑巴，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总算回到了他的家乡汉阳。
　　可还没等他回到鄂豫皖，他便从鄂豫皖逃到汉阳的几位同志口中了解到，重回鄂豫皖巳经没有可能，徐海东呆不住，早巳带着队伍离开了根据地，国民党占据苏区后，一改当初的怀柔政策，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在反革命“血洗苏区”的摧残下，到处是一片瓦砾，十室九空，甚至有的村子被杀得绝了户。国民党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装走了两千余名青年妇女，把她们拉到河南、湖北全卖了。
　　他正在举棋不定，进退两难之际，抗战爆发了，这样，他才下决心到延安。
　　一个星期以前，他从武汉坐火车到了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见到他，也很吃惊，第二天一早，即安排了车，送他到延安来了。
　　张国焘问他：
　　“老毛找你谈话了吧？”
　　“没有。”陈昌浩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是前来向中央负荆请罪的败军之将，老毛可能觉得不屑见我了吧。我到的第二天，张闻天巳经找我谈过了，他要我写出全面检讨，不仅仅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还有以前我们做过的一切让他们不高兴的事……不过，无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嘛，我彻底地想开了，只要能重新出来工作，他们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听说先念回来后当了个营教导员，我不在乎，只要准我工作，当小兵我也干。”
　　这一对“落难兄弟”同病相怜，谈得相当投机，足足谈到次日天亮，抚今追昔，唏嘘感叹。其间，陈昌浩还拿出一首诗来给张国焘看。
　　后来，我经张国焘同意，把这首叫做《兵败抒怀》的诗抄在了学习本上。诗如下： && 　　壮志匡神州，
　　拔剑扫妖氛；
　　勇士战场死，
　　祁连葬英魂。 && 　　全军沉血海，
　　敢顾家与身？
　　痛悼诸战友，
　　长风万里行。 && 　　耿耿怀大义，
　　凛凛报国心；
　　不求垂青史，
　　愿作铺路尘。 && 　　悲愤碎肝胆，
　　革命倍艰辛；
　　抬头望宇宙，
　　歌罢泪纷纷。 && 　　没过多久，对陈昌浩的批判开始了，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地使张国焘又一次受到了波击。
　　大约在十月，张国焘终于决定离开古庙，搬到城内边区政府内居住。
　　促使他搬家的原因是他的老婆杨子烈带着儿子海威到延安来了。杨子烈在上海的助产学校学习过，到延安后，被安排到边区医院搞助产工作。海威那时巳经十来岁了，在城里的干部子弟学校“保小”读书。再住在山上就太不方便。
　　在这前一时候，中央巳对边区政府改组，由张国焘任主席，潘自力任秘书长（不久改由伍修权接任），马明方（建国后任中组部副部长等职）任民政厅长，曹菊如任财政厅长，刘景范（刘志丹之弟）任建设厅长，周扬任教育厅长。
　　有不少写张国焘的史料上都认为他叛逃时是边区政府的代理主席，有的写成副主席，这是不准确的，他应该是名正言顺的主席。
　　那个时候，边区政府巳经安排了两眼宽敞的窑洞给张国焘住，可杨子烈嫌窑洞里空气不流通，不卫生，坚持要住平房。后来由刘景范派人专门给他修了几间平房，还砌了一道围墙把张国焘一家和其他人住的地方隔离开来。
　　就在搬家那天，又发生了一件不能不提的小事。政治保卫局来了个通知，要张国焘的警卫排全部到中央警卫团报到，另行分配工作，张国焘的警卫员由保卫局派来的一个叫李仁国的战士担任。
　　本来，张国焘从川北带来的这个警卫排就隶属中央警卫团领导，警卫团长又归中央政治保卫局领导，所有中央首长的警卫员都是由保卫局派出的。而张国焘却 一直抵制这件事，坚持把警卫排留在身边，外出时前呼后拥一大群，确实也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张国焘看到这个通知后拍桌大怒，大为光火。
　　最终，所有的卫士都走了，而我却仍然留了下来。为啥？这是因为张国焘找我谈了话。他说他现在是虎落平阳，任人宰割，卫士们跟着他，是不会有前途的。但是，他舍不得我，因为在所有的卫士中，他对我的感情最深。为了这事，张国焘还飞马跑到凤凰山去找周兴理论了一番，说我长期给他按摩，他离不开我。最终逼着周兴点头同意将我留下。
　　张国焘去找周兴之前，先把我叫去谈了话，他让我先看了通知，然后说：
　　“小何，如果你也愿意走，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跟他们一路走。我是个政治上的失败者，你再跟着我，是不会有前途的。你过去跟了我六年，我感谢你对我的忠诚，我会永远记得你的。”
　　我当时的确有许多想法，可是，我这种行伍出身的人，一辈子崇尚的就是个义气，政治觉悟并不高，一脑壳“士为知己者死”、“主荣仆贵”的旧残余。从私人感情讲，我跟了首长六年，与首长荣辱与共、同甘共苦是理所当然之事，首长现在落了难，便撇下他不管，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而且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时的张国焘只是犯了错误的党的领袖，他还是政治局委员、中央领导人，党的文件，连毛泽东的讲话里，也仍然称他为“国焘同志”，而并不是象现在这样，一提到张国焘，谁都知道他是个共产党的大叛徒。 && -------------------------------------------------------------------------------- &&
--&&作者：罗学蓬
--&&发布时间： 7:52:14 && --&& &&&& 　　2、飞机秘密降落延安 && 　　很快就到了冬季，陕北的冬天比川康高原的冬天还要冷。延河结冰了，满山遍野垫起了厚厚的雪被。
　　就在那样一个寒冷冬天的下午，周恩来从山西前线回到了延安。他来看望张国焘时，还叫警卫员扛了一箱牛肉罐头来，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
　　周恩来告诉张国焘，他过两天要赶到武汉去，南京失陷以后，国民政府在迁往重庆的途中暂驻节汉口，因而武汉一时巳是临时首都。
　　张国焘拜托周恩来，到武汉见到蒋介石后，争取把张琴秋放出来。他说陈昌浩被批判以后，现在闲置在中央书记处，苦闷得很，张琴秋如果能回来，对他也是一个安慰。
　　周恩来答应了，后来果然也把这事办成了。
　　他们正说着话，突然空中传来了“嗡嗡”的飞机声。我以为是日机轰炸，一个箭步蹿了出去，周恩来的警卫员也跟了出来，抬头看，一架飞机在延安城上空盘旋。
　　我有些疑惑，说：
　　“怎么搞的？没拉警报呀。”
　　“不是日本人的飞机。”周恩来也出来了，他对张国焘说，“你看它越飞越低地在那里绕圈子，是在寻找机场降落。”
　　张国焘问：
　　“是谁来了？”
　　周恩来盯着飞机若有所思地说：
　　“不知道呀，我刚从毛泽东那里出来，他也没有告诉我今天有人来。走，我们到机场去看看。”
　　等我们赶到机场一会儿，毛泽东和张闻天、朱德、刘少奇等也坐着几辆吉普车赶来了。一问，连他们也都不知道究 是谁来了。
　　毛泽东猜测说：
　　“会不会是王明和康生他们？半个月前，莫斯科就通知我们了，说他闪巳经到了迪化，要到延安来，可没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来，怎么个来法。”
　　直等到飞机降落，舱门打开，大家才看清楚果真是王明、康生和陈云。
　　我当时并不认识从飞机上下来的人，但从毛泽等中央首长对他们热情的态度，便知道他们也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而且，我对王明这个名字早巳从首长们的交谈中耳熟能详了。
　　飞机上下来的人和机场上的人热烈地握手拥抱，欢叙一堂。
　　毛泽东开玩笑说：
　　“你们对我们搞神秘主义呀，招呼也不打一个，就突然从天而降了。”
　　张闻天也说：
　　“要能争取到莫斯科和延安的通航，给我们运点武器和物资来就好了。”
　　王明立即解释说：
　　“那不可能，根据中苏外长签订的两国谅解备忘录，苏联空军的飞机在中国境内，只有国民党政府有权调遣。我们这次乘苏联空军的飞机从迪化来，也是属于秘密非法的，所以没有在电报上通知中央。”
　　毛泽东听后很不高兴，说；
　　“这个斯大林，还是戴着副有色眼镜看我们，在他眼里，我们始终是不如蒋介石的。”
　　第二天上午，张国焘到凤凰山去出席了政治局会议。这一次他表现得很热心，处始至终参加了，可能他不愿意在王明面前也表现出消极的情绪吧。
　　张国焘对这次由王明主持的政治局会议的结果是喜多于忧，在新通过的政治局委员的排名榜上，由于王明的坚持，他的位置上升了，排在了毛泽东、王明之后，而仍然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则排到了第七位。
　　张国焘回到屋里，精神看上去比过去好了许多。杨子烈和我知道他的地位又上去了，也都很高兴。次日上午，我站在一旁看张国焘写字，他写的是狂草，认起来很吃力，但有几个字我却认出来了，那是“猛士如云唱大风”。
　　写完后他把毛笔往砚台上一放，对我说；
　　“小何，你马上给陈昌浩打个电话，叫他过来吃午饭。”
　　陈昌浩接到电话马上就来了。显然，他对张国焘地位的上升同样感到高兴。
　　陈昌浩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利用这段时间，不断地写出宣传抗日的文章在延安的报纸上发表。
　　张国焘对陈昌浩说，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是王明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事前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王明虽然自作主张把他的名次提到了第三位，并且特意在会上就这一点作了说明，但他感觉到这里面有一种危机感。他说王明仍然是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高论，仗着他的特地位和他与斯大林的特殊关系，说起话来像对部属下圣谕似的。仅在几天的会上，就巳经引起了不少人对他有了看法。他估计王明把他从莫斯科搬回来的东西卖得差不多了，他在政治局的地位不会稳固。而王明真要一倒，他也肯定要受连累。
　　他还说王明虽然还保持着对他的信赖，但想必是受到了其他人的影响，在他提出陈独秀的问题时，王明对他表示出了不够尊重。
　　这次会议上，陈独秀的问题也被提出来讨论了。
　　本来，在此之前陈独秀就派他的代表罗汉到了延安，与中央商谈陈独秀重新为党工作的问题。他说罗汉过去是他北大的老同学、老朋友，和毛泽东也有很深的旧谊，后来与陈独秀一起脱离中共，成为托派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罗汉到延安后先找到张国焘，请张出面搭桥，最好能直接与毛泽东面谈。张国焘把这个忙帮到了，罗汉与毛泽东见面时他也在场。罗汉说到了陈独秀过去对中共的贡献，两个儿子为党牺牲品，本又被国民党判了八年徒刑，不久前才因抗战爆发提前被释放了出来。蒋介石派朱家骅出面，请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工部部长，他拒绝了，可是，共产党这边却不能容他，他现在非常苦闷。罗汉说陈独秀非常赞赏中共现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认为既然过去弄得兵戎相见你死我活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如今都能摒弃前隙，共赴国难，那么，像他们这一大批过去方向与共产党完全一致仅因认识不同而被关在门外的同志，不就更应该重回赏内为党工作吗。
　　张国焘说毛泽东被罗汉的话打动了，他表示他也怀念他与陈独秀先生的旧谊，也欢迎他这种积极的态度。他说，我们现在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战，陈独秀如果承认自己的错误，中央当然会欢迎他重回党内，一起抗日。
　　谁知王明在会上一听到这件事后，立即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
　　张国焘说因为他清楚毛泽东的态度，所以谈了一点与王明不同的看法。话刚说完，王明就非常武断地说：
　　“中共和什么人都能合作，惟独对托派是个例外。我们的任何作法都不能违背苏联现行的政策，口径上必须和联共（布）保持一致。”他进一步明确地说道，“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动刽子手合作，但决不能和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和蒋介石以及他部下的反共特务合作，但决不可以与陈独秀这样的人合作。而且，在迪化时我还听说过，陈独秀现在巳经堕落为日本人的间谍，日本人每月还给他三百块津贴。”
　　毛汉东这时笑了笑，说了句棉里藏针的话：
　　“这样的传言，在延安早巳有之，说陈独秀巳经成为日本人的间谍，仅以传言为凭，恐怕不能令人信服吧。”
　　可王明仍然坚他的意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整肃托派，连皮达可夫、索科里尼柯夫、拉狄克这样的大人物都巳经被抓起来了，他们巳经供出准备和布哈林、托姆斯基一起剌杀期大林、莫洛托夫等党的领导人。斯大林对托派恨之入骨，我们却准备和中国的托派头子陈独秀拉拉扯扯眉来眼去，如果让斯大林知道，那还了得！所以，他坚决认为，为了党的最高利益，我们的宣传工具口径一定要统一，即使陈独秀不是日本间谍，也应当肯定他是日本间谍。
　　听张国焘说到这些事，陈昌浩连连叹气，说：
　　“我料定王明倒台不过是早迟间的事，他那几板斧，根本斗不过毛泽东。”
　　张国焘说王明进一步强调，党内必须加强对托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王明以提问的方式说道；
　　“联共（布）内部有如此众多的托派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了吗？”自己又马上回答。“中共内部必然也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彻底，没有能够把他们揪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能与陈独秀团结合作，而必须加紧反托派。在抗战的大形势下，必然有些叛党和离开党的分子，企图重新混进党来，我们决不能宽容他们，对于现在党内，过去有过反党行为和思想不纯正的人，党对他们也不能轻易放过。”
　　张国焘忧心忡忡地说：
　　“王明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言者无意，他可能是泛指，或是专指洛川会议上的几个重要的反对者。因为洛川会议后，他们和中央的矛盾巳经冲淡了中央对我的成见。但听的人显然会把我也当成后一种对像。”
　　陈昌浩听到这话也颇为不安了，但他仍然对王明抱有希望，说：
　　“可能不会吧，王明既然坚持恢复你在党内的地位，就足以证明他对你的信任。再说，一九三一年我俩去鄂豫皖开展工作，不也是他王明御笔亲点的么？我看，王明对我们还是有感情的。” && -------------------------------------------------------------------------------- &&
--&&作者：罗学蓬
--&&发布时间： 8:01:53 && --&& &&&& 　　3、来自王明的威胁 && 　　下面，我就要谈到张国焘逃离延安投向国民党这件大事了。
　　在谈这件事之前，我想提一个我足足想了六十多年的问题：张国焘为什么会跑？
　　这个问题很大。过去，像这样的小人物是没有资格和权力来谈论这样重大的问题的。这问题在我被关在保卫局监狱里写交待时，以及后来被押送到南泥湾劳改时，我都想过，但没敢写下来；建国几十年我在大巴山当农民时也想过，也没敢说出来。现大，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我觉得可以也应该说出来了……何况，我巳是这样一大把年龄，今天不讲，明天就不一定有机会讲了。
　　过去，一直到九十年代，一些文章在谈到张国焘叛党这一重大事件时，口径大都是一致的，就是认为张国焘叛党是出自他的反动本质，单纯依据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追溯到张国焘的封建官僚家庭出身，以此证明张国焘最后走向公开叛党是剥削阶级意识的必然行为。有的还说他参加革命原本就是政治投。
　　这样的说法普遍得几乎形成了定论却很缺乏常识，张国焘参加革命的时候，恐怕是无任何“机”可投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共产党。
　　以我的亲闻亲见，我总感到这样一些结论都未免过于简单、浅薄了。为什么我们党的另外一些出身非工农家庭的领袖级人物，或能为革命慷慨损躯，或能为党和人民的壮丽事业建立卓越的功勋呢？如果单纯按照家庭出身来看，绝大多数革命领袖的家庭是可以被划到“黑五类”成份之列的。显然，用“血统论”解释不了党的领袖人物，同样也解释不了张国焘。
　　我认为，张国焘叛党的原因不管细究起来有多么复杂，其主要的却只有两点。
　　第一点，批张运动结束后，张国焘巳威望扫地，虽然由于王明的原因他仍留在了政治局里，并排名第三，但手中巳无任何的权力。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政治路线的失败远甚于军事路线的失败，因而极其痛苦。以致于他被免去红军总政委之职的一，拒绝新的工作，坚持搬出中央机关，带着我们隐居到延安郊外的一座古庙里，不安电话，不看文件，装出一副看破红尘，与世无争的洒脱样子。其实是向党中央表示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愤懑。
　　但是，我还不能认定张国焘此时说己经萌发了叛党的念头。即便何畏叛逃事件对他有所触动，也还不能肯地说他那时就巳决意效仿。如果过去的矛盾不再激化，不给他造成一种生存威胁，张国焘是有可能不跑的。
　　我要谈的第二点，恰恰是张国焘受到了强烈的威胁。而威胁他的人，偏偏又是当时从莫斯科回来不久，被张国焘视为救命菩萨，在政治局排名第一的王明。
　　我认为是王明吓跑了张国焘。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篇史料涉及到这个重要的问题。
　　具体的日子我记不清了，应该是一九三八年春节前一点吧，王明突然带着警卫员来拜望受到冷落的张国焘。
　　在张国焘眼中，王明一直是他的救命恩人，当初他作为党中央全权代表到鄂豫皖苏区接管党政军大权，就是王明的安排。而不久前又是刚刚从苏联回来的王明提高了张在政治局的地位。可以说，是王明重新鼓起了张国焘深藏在心底的政治欲望。
　　但是，同样是这个王明，又很快地粉碎了张国焘的欲望，甚至使他强烈地感到了生命之虞。
　　我记得那一天干冷干冷的，阳光晶明，没有风，在陕北的冬天是一个难得的好日子。
　　那时张国焘以杨子烈住不惯窑洞为由，由边区政府为他建了一个有四间平房的小院子，刚刚搬进了新居。
　　王明和张国焘的谈话是在院子里的一张石桌子边进行的。开始很亲切，王明告诉张国焘，他过两天就要到武汉长江局工作。后来，他们谈到了毛儿盖，争论就从这里开始了。
　　王明问张国焘：
　　“我看过你给中央写的检讨了。我想问你一下，你认为毛儿盖分裂的主要症结是什么？”
　　张国焘考虑了一阵，字斟句酌地地说道：
　　“我巳经在接受批判时明确承认了，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名，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王明摇着头说：
　　“这不尽然吧，我看还有托派在暗中作怪的重要问题。”
　　“托派！你是指……”
　　“你当时的副参谋长李特、秘书长黄超都是托派分子。”王明以肯定的语气说，“我这次回来路经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巳经叫邓发同志把他们抓起来了。”
　　“李特、黄超怎么会是托派？”张国焘大为震惊。
　　“这一点不用置疑，他们经邓发审问后，均巳供认不讳。我巳经下令把他们枪毙了。”
　　“什么，你把李特黄超枪毙了！”张国焘这下沉不住气了，他冲动地嚷道：“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以被认为是托派！你甚至可以说我也是托派，把我也抓起来枪毙算了！”
　　“不，你不是托派。但是，中央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受到了托派的利用。李特、黄超在供词中巳经承认了这一点。”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在过去的内部斗争中发生的苦打成招的事例难道还少了吗？在甘孜时贺龙就告诉我，夏曦在湘鄂西肃反时，采用刑讯手段逼供，冤杀了段德昌等一大批好同志，差点把他也当反革命杀掉了。后来不少供词中涉及到夏曦，说他是‘AB团’、‘改组派’的头子，这才使他醒悟过来，知道供词是不可全信的。我们为什么这样缺乏自信，总觉得党内到处都是暗藏的阶级敌人呢？”
　　张国焘振振有辞时，他恰恰忘记了他本人在鄂豫皖、在川北搞的两次大肃反，与夏曦相比大有过之，被他冤杀的共产党员、红军官兵、苏维埃干部，不在万人以下。
　　张国焘的态度激怒了王明，他板起面孔严肃地说道：
　　“国焘同志，我认为你目前这样的情绪是不利于党的建设的，也是相当危险的。我再强调一次，中央至今认为你还不是托派分子，还仅仅是受到了托派分子的利用。”
　　张国焘仍然执拗地说：
　　“我认为我所犯的错误和托派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仍然坚持李特、黄超不可能是托派分子。”
　　王明脸上露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表情，说：
　　“我看你党内斗争的意识还得加强才行，内部的敌人，他们总是隐藏得很深的。在这一问题上，斯大林同志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你过去在莫斯科时和你很亲近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在莫斯科经过几次清党，都没有暴露，我对他们一直有怀疑。这次在新疆，我叫邓发把他们抓起来一审问，果然全都是托派……”
　　“你把俞秀松他们怎么样了？”张国焘又是一惊，急着问。
　　“对托派分子，我们决不能容忍半分的同情。我当然将他们全部绳之以法了。”
　　张国焘猛地闭上眼睛，长吁短叹，再无说话的兴趣。
　　王明起身告辞了。
　　“国焘同志，看来我们这次谈话很不投机，将来有机会再接着谈吧。”
　　“好，好。王明同志，你今天告诉我的这些情况很突然，对我思想上振动很大，我需要认真地想一想。”
　　请注意，这次谈话距离张国焘叛逃不过一个多月。而在此期间，张国焘基本上没有受到其它的刺激。
　　所以我坚持我个人的看法：是王明吓跑了张国焘；起码可以认为，即使张国焘在此之前巳有了叛逃之意，也是王明的这次谈话促使他提前采取了行动。 && -------------------------------------------------------------------------------- &&
--&&作者：罗学蓬
--&&发布时间： 8:02:19 && --&& &&&& 　　4、黄陵之行 && 　　叛逃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这天发生的。张海同志巳经写了文章谈到了张国焘假借黄陵祭祖叛逃的经过，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只简略地谈谈有关我所亲历的事。
　　随张国焘一起去黄陵的，有我，陆煜秘书，有从未得到过张国焘信任的的警卫员李仁国，还有保卫局派来担任张国焘临时警卫的一个特务班。
　　我们全部人员乘坐一辆从公路局调来的大卡车赶到现今巳改名为黄陵的中部县时，天己黄昏了。
　　国民党方面派出的祭陵代表是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陕西省主席、西安行营主任三职一身的蒋鼎文。他比我们先到达中部县城。
　　当天晚上，中部县政府在一家饭馆没宴款待国共双方的官员。蒋鼎文的随从去了十几个，随张国焘去的中有我和陆煜秘书。张国焘让李仁国留在了特务班里。。
　　吃完饭回来，天巳完全黑了。双方的卫队随员住在县政府两边的小厢房里，那是一所古色古香的大宅院，张国焘、我和陆秘书住二堂，蒋鼎文与他的随身卫士住三堂。
　　张国焘进屋后抹了把脸，洗过了脚，然后对我说：
　　“福圣，明天祭陵的事，我还得和蒋鼎文商量一下。你留在屋里，有什么事，照料一下。”
　　张国焘走后不一会儿，小李急匆匆进来了。他一见我就抱怨说，没人管他们的晚饭，等到天黑，特务班的战士都找他要饭吃，没办法，他才借了个筐，到街上买了一大筐馍回来，让大家下白开水对付了一顿。说着话，他一下子看见张国焘不在屋里，就急着问：
　　“张主席呢？张主席到哪里去了？”
　　我告诉了他，可小李去沉不住气，连声说：
　　“这怎么行呢？我们都不在张主席身边，要出了事，回去咋个向领导交待？”
　　我说：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他们是友军，会出什么事？”
　　小李在屋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从桌上拎起温水瓶，边往外走边说：
　　“我给张主席送水去。”
　　马上，外面就传来了小李的争吵声。
　　我担心出事，赶紧跑出去到三堂门口，看见小李被蒋鼎文的几名卫兵拦住了。
　　小李身材高大，提着水瓶硬往里闯，口中说：“我是张主席警卫员，他现在在里面，我为啥不能进去？”
　　卫士们嚷道：
　　“这是我们蒋主席的命令，任何人也不能进去。”
　　我沉下脸来喝了一声：
　　“李仁国，你这是干啥？马上给我回来！”
　　小李无奈，这才随我回屋。
　　我说：
　　“我当排长的也没进去哩，你进去干啥？”
　　第二天祭完陵，晚上，张国焘 _又独自到三堂里去和蒋鼎文谈话，直到凌晨两点钟左右才回来。我和小李都等着他没睡。
　　小李一见张国焘回屋，就性急地问：
　　“张主席，明天我们是不是就回延安？”
　　张国寿焘回他：
　　“不，明天我还要去西安找林主席，有些事情要和他商量。”
　　四月六日早饭后，县政府大门口停了好几辆大车小车，国民党的士兵在街上整队，准备上车。随张国焘来的特务班也列队在大门口等候。
　　张国焘跟蒋鼎文是一路说着话出大门的，两人的随从则紧跟在他俩身后。大门外，国民党的中部县长率一帮商绅前来送行，街上有许多老百姓驻足观望。
　　张国焘吩咐李仁国：
　　“你带上大家回去，有人问我，你就说我到西安找林主席去了。”
　　张国焘说罢又看了看特务班，指着一个满脸稚气的小战士说，
　　“把他留下来，跟我一路去西安。”
　　这个被张国焘临时点名的战士就是张海。
　　张海的那篇文章也是由他口述，别人代笔写下的。我和他当然从没有过联系。我在文章里看到，张海同志在离休前是宁夏军分区的副司令员。
　　然后，张国焘身子一弯，钻进了蒋鼎文那辆黑色锃亮的轿车。蒋的一名副官让我、陆秘书、张海上了一辆没篷的中型吉普车。 && -------------------------------------------------------------------------------- &&
--&&作者：罗学蓬
--&&发布时间： 8:02:51 && --&& &&&& 　　5、西安分手 && 　　下午，到了西安，我们随张国焘住进了一处很漂亮气派的房子。过道上铺有腥红色的地毯，屋子里有黑色的皮沙发。
　　张国焘一人住两间，我和陆秘书、张海合住对面的一间。
　　陆煜站在窗口往庭院里看了一会儿，担心地说：
　　“何排长，好像不大对劲呀，这八路军办事处怎么没见着一个八路军，看见的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呢？”
　　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这地方叫西京招待所，是西安城里一个有名的地方，专门供国民党高级将领下榻的地方。
　　吃晚饭之前，我发现情况更不对了。过道上站着几名身穿毛料中山装的汉子，连我到张国焘的屋子里去，也被这些人拦住不让进。我大吼起来，张国焘这才出声，叫他们放我进去。
　　我当时也真是急了，进屋就问：
　　“张主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屋子里就只有张国焘一个人，他看见我着急的样子，就叫我坐下，然后说道：
　　“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我一直非常信任你。事到如今，我也用不着再瞒你了。延安容不下我，我现在要换一种方式发展。当然，人各有志，不能强勉，现在我给你三条路选择，一条是跟我去武汉，继续和我同甘共苦；二条是我出面叫他们给你一笔钱，你回川北一家团聚；还有一条是回延安。你无论作何选择，我都会满足你的要求的。”
　　我像被一个炸雷打懵了，愣愣地盯着张因焘，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首长，我不惜用生命去捍卫的首长，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张国焘见我紧张得不行，又说：
　　“这样吧，时间还来得及的，你回屋去认真想一想，想好了，再告诉我。”
　　我回到屋里给陆秘书、张海一说，他俩也都惊呆了。过了一阵，陆煜心存侥幸地说：
　　“张主席说的换一种方式发展，可能是到武汉去找王明、周恩来，想留在武汉工作吧？”
　　但往细处一分析，连陆煜也很快否定了自己的估计。
　　第二天，我们实际上被软禁了起来，早饭、中饭都是守在门口的便衣送进来的。我们三人苦脸对着苦脸，一整天呆在屋子里，都没了主意。
　　我的脑子里始终围绕着张国焘给我指出的三条路打转转。我没把这告诉陆煜和张海，因为我心里有种想法，我是张国焘的人，而他俩则不是，张国焘肯定不会像对待我一样也给他们三条路让他们选择。
　　我方寸大乱，拿不定主意。第一条路，不敢想，变节投敌，跟着张国焘走，他当大叛徒，我当小叛徒，那可是上让先人祖宗蒙羞，下让后代子孙抬不起头的大丑事！何况，延安并没有容不下我。拿点钱回家做小生意，也觉得太不值，以前我在川北时是何等的风光，我老婆家的亲戚朋友提到我何福圣的名字都有一种荣誉感，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回去，算个啥？那时候还整天盼着打败日本鬼子，不说肩挂两杠三花骑着高头大马衣锦还乡，起码见了老婆乡邻，不能丢脸啊！当兵七年最后成了个逃兵，值得么？想来想去，我最后还是拿定了主意：回延安！
　　七日下午，一个不认识的人进屋对我们说：
　　“你们的张主席叫我来通知，马上到火车站去。”
　　我一听就大叫起来：
　　“张主席呢？我是他的警卫排长，我要见他！”
　　那人火气很大地朝我吼道：
　　“要见就快一点，他巳经下楼去了。”
　　我们赶紧往楼下跑，那人也跟在我们后面跑。到了庭院，看见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和两辆吉普车正往门外驰去。
　　我急忙追上去大喊：
　　“张主席，张主席！”
　　轿车没停，开出去了。
　　那人说：
　　“上车吧，有什么事到火车站再讲。”
　　我们赶紧随他上了一辆吉普车，跟着驰了出去。
　　到了火车站，果然张国焘巳经先到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说道：
　　“陆秘书，你马上到车站去给办事处打个电话，告诉林主席，就说我到武汉去了。”
　　陆煜去了。可他这一去，我和他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随即眼看着张国焘让一大群或穿军装或穿中山装的人簇拥着上了月台，我几步追上去，鼓足勇气说道：
　　“张主席，我己经想好了。”
　　"什么？"张国焘微微一诧。看来，他巳经把他对我说过的话忘记了。
　　"张主席，我不去武汉，我也不想回川北。"我一口气说了。
　　张国焘这下明白过来，他望着我说：
　　“福圣，我说过，我尊重你的任何选择。”说完，他慌慌在口袋里掏了一阵，没掏出合适的东西，又马上摘下上衣口袋里的钢笔，塞在我手里，说：“没想到我们会分手得这样匆忙，想送你一件像样的东西也没有。这支派克金笔，还是从岳维俊（国民党军师长，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被四方面军击毙）身上缴获的，我用了许多年了，今天就拿它做个纪念品吧。”
　　我站住了，目送着张国焘和张海被一大群人围在中间，快步向一列军用专车走去……
　　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脑子里很空。毕竟，我和这个大人物巳经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六个年头，在这之前，我对他巳经有了一种因职业而形成的强烈的依附感，甚至把自己的身体，也当成了他的一部分。从鄂豫皖到川北，从川北到延安，我和他从没有分开一天。可现在，我曾经那样热爱崇敬的首长走了，走向了过去的敌人现在的友军的阵营……
　　一辆敞篷中型吉普车停在了我的面前。我一看，是白发苍苍神色严峻的林伯渠主席从车上下来了。 我赶紧跑上前去敬了个礼。“林主席，”我指着军列大声说，“张主席巳经上火车了。”
　　林主席带着几名八路军干部匆匆向军列跑去。
　　这时，我是多么希望林主席他们能把张国焘挽留回来呀。可是，当不久看到林主席他们气冲冲地从军列上下来时，我便彻底地失望了。 && -------------------------------------------------------------------------------- &&
--&&作者：罗学蓬
--&&发布时间： 8:46:13 && --&&
4、黄陵之行 && 　　叛逃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这天发生的。张海同志巳经写了文章谈到了张国焘假借黄陵祭祖叛逃的经过，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只简略地谈谈有关我所亲历的事。
　　随张国焘一起去黄陵的，有我，陆煜秘书，有从未得到过张国焘信任的的警卫员李仁国，还有保卫局派来担任张国焘临时警卫的一个特务班。
　　我们全部人员乘坐一辆从公路局调来的大卡车赶到现今巳改名为黄陵的中部县时，天己黄昏了。
　　国民党方面派出的祭陵代表是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陕西省主席、西安行营主任三职一身的蒋鼎文。他比我们先到达中部县城。
　　当天晚上，中部县政府在一家饭馆没宴款待国共双方的官员。蒋鼎文的随从去了十几个，随张国焘去的中有我和陆煜秘书。张国焘让李仁国留在了特务班里。。
　　吃完饭回来，天巳完全黑了。双方的卫队随员住在县政府两边的小厢房里，那是一所古色古香的大宅院，张国焘、我和陆秘书住二堂，蒋鼎文与他的随身卫士住三堂。
　　张国焘进屋后抹了把脸，洗过了脚，然后对我说：
　　“福圣，明天祭陵的事，我还得和蒋鼎文商量一下。你留在屋里，有什么事，照料一下。”
　　张国焘走后不一会儿，小李急匆匆进来了。他一见我就抱怨说，没人管他们的晚饭，等到天黑，特务班的战士都找他要饭吃，没办法，他才借了个筐，到街上买了一大筐馍回来，让大家下白开水对付了一顿。说着话，他一下子看见张国焘不在屋里，就急着问：
　　“张主席呢？张主席到哪里去了？”
　　我告诉了他，可小李去沉不住气，连声说：
　　“这怎么行呢？我们都不在张主席身边，要出了事，回去咋个向领导交待？”
　　我说：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他们是友军，会出什么事？”
　　小李在屋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从桌上拎起温水瓶，边往外走边说：
　　“我给张主席送水去。”
　　马上，外面就传来了小李的争吵声。
　　我担心出事，赶紧跑出去到三堂门口，看见小李被蒋鼎文的几名卫兵拦住了。
　　小李身材高大，提着水瓶硬往里闯，口中说：“我是张主席警卫员，他现在在里面，我为啥不能进去？”
　　卫士们嚷道：
　　“这是我们蒋主席的命令，任何人也不能进去。”
　　我沉下脸来喝了一声：
　　“李仁国，你这是干啥？马上给我回来！”
　　小李无奈，这才随我回屋。
　　我说：
　　“我当排长的也没进去哩，你进去干啥？”
　　第二天祭完陵，晚上，张国焘 _又独自到三堂里去和蒋鼎文谈话，直到凌晨两点钟左右才回来。我和小李都等着他没睡。
　　小李一见张国焘回屋，就性急地问：
　　“张主席，明天我们是不是就回延安？”
　　张国寿焘回他：
　　“不，明天我还要去西安找林主席，有些事情要和他商量。”
　　四月六日早饭后，县政府大门口停了好几辆大车小车，国民党的士兵在街上整队，准备上车。随张国焘来的特务班也列队在大门口等候。
　　张国焘跟蒋鼎文是一路说着话出大门的，两人的随从则紧跟在他俩身后。大门外，国民党的中部县长率一帮商绅前来送行，街上有许多老百姓驻足观望。
　　张国焘吩咐李仁国：
　　“你带上大家回去，有人问我，你就说我到西安找林主席去了。”
　　张国焘说罢又看了看特务班，指着一个满脸稚气的小战士说，
　　“把他留下来，跟我一路去西安。”
　　这个被张国焘临时点名的战士就是张海。
　　张海的那篇文章也是由他口述，别人代笔写下的。我和他当然从没有过联系。我在文章里看到，张海同志在离休前是宁夏军分区的副司令员。
　　然后，张国焘身子一弯，钻进了蒋鼎文那辆黑色锃亮的轿车。蒋的一名副官让我、陆秘书、张海上了一辆没篷的中型吉普车。 && 　　5、西安分手 && 　　下午，到了西安，我们随张国焘住进了一处很漂亮气派的房子。过道上铺有腥红色的地毯，屋子里有黑色的皮沙发。
　　张国焘一人住两间，我和陆秘书、张海合住对面的一间。
　　陆煜站在窗口往庭院里看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