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关系；推荐到首页；□潘玲霞龚新桥《当代学术论坛》2009年第04期；1/4；摘要: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中；关键词:列宁;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一、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1、实践是认识社会主义的标准；2、利用资本主义和市
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关系
推荐到首页
□ 潘玲霞 龚新桥 《当代学术论坛》 2009年第04期
摘 要: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重要思想源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一次初步地、比较系统地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关键词:列宁;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渊源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本文认为,列宁晚年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特别是他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渊源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确立的重要思想源头,深入研究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和精神实质,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
1、实践是认识社会主义的标准。十月革命前,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基本上是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十月革命后,列宁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首次尝试。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苏俄政府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军事化和强制性特点,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暴乱,苏维埃陷入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列宁和俄共(布)其他领导人毅然改变政策,于1921年3月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其效果异常明显,苏联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文化出现繁荣。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使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其变化之大,用列宁自己的表述就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1]他不再拘泥于马恩的某些论断,也改变了自己以前的看法,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经济文化落后又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还有许多新课题,解决的办法唯有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对此列宁有两句至理名言:“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2] “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社会主义。” [3] 这表明列宁认识社会主义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从“本本”让位与真理,从理论思维转向实践思维,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现实运动,是一种通过实践不断发展的运动。
2、利用资本主义和市场,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认为,十月革命以后,就社会制度来讲已经高于资本主义,但是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是苏维埃最重要的任务。必须借鉴和吸收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文明成果和一切有益的东西来促进社会主义发展。利用资本主义的重点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在1921年将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概括为四种,即租让制,租借制,合作制和代销代购制。国家资本主义,就是
使资本主义在国家认可和监督下为无产阶级服务。列宁从当时苏维埃国家建设实际出发,认为与资本主义交往最好的形式就是实行租让制。租让制就是将国家一些暂时无力经营的企业,根据一定的条件同外国资本家签订合同,租让给他们经营。这样做可以利用外国资金、引进技术、学习科学管理,对促进苏维埃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租让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最早的对外开放形式。 列宁分析了俄国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认为在俄国特殊的条件下,不存在超越商品经济的条件,要承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性,迂回渐进间接地走向社会主义。在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目前俄共在经济方面的基本任务,就是领带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
4、加强执政党建设和改革。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列宁还十分重视执政党的建设,他指出: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坚持和正确实现对国家生活的领导,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如何实现党的领导呢?党要通过苏维埃国家机关、市、县领导,党通过选拔、教育和调配干部实现领导,党还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实现领导。抓好经济建设是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并且告诫人们,经济建设比军事斗争更困难,更复杂,单凭热情是不够的。革命胜利后,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大,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要重视党员质量,加强党内团结,使党成为名符其实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
5、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十月革命后,列宁发现俄国落后的文化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建设。列宁在其生命的最后,提出了文化建设的纲领。包括少出文盲、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各类专门人才,进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等,重视文化建设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特点,他反映了列宁对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
总之,列宁晚年敢于突破前人所没有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初步摸索出了一条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尽管他的尝试后来终止了,在很长一段时间也不被人记起,但是对
当时的苏维埃具有特殊的意义,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内容
1、邓小平理论。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之后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根本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概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怎样才能走出这样一条道路,邓小平告诉我们: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4]一种办法、一个观点、一条思路,是否正确,要由实践作结论,要“拿事实来说话”,不能坐而论道、搞抽象争论。“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试和闯中有人思想想不通怎么办?用实践去教育他。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他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 [5]。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又在总结实践经验中进一步加深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形成了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外开放的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等在内的邓小平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收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面对世界上一些老党和大党相继丧失了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该怎样防止党脱离人民,失去执政的根基?在这种全新的条件下,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第三代领带集体立足新的实践,分析新的情况,回答新的问题,总结新的经验,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党的建设的独创性观点。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治党与治国,执政与为民结合起来,进一步回答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3、科学发展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上的探索有成功也有严重失误。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忽视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忽视了社会公平,忽视了生态环境,导致发展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容,“第一要以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时代进步的要求,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要,使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怎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一次初步地、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实现了新的飞跃。
三、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80多年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 ”[6]但是他唯一肯定的是列宁晚年的新经济政策 “思路比较好”。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新经济政策实践的经验总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有着极其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确立的重要思想源头。
1、方法论基础。邓小平曾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实际、路径、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从实践实际生活中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给半个世纪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一把钥匙,在此基础上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七大,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大胆探索,既坚持“老祖宗”,又敢于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不断回答了社会主义建设、执政党建设和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2、理论基础。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关于利用市场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中间环节,使落后国家迂回、渐进、间接地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基本思路。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融入了世界,也给了自己发展和飞跃的机遇,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此外,列宁关于革命胜利后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思想,加强政权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与改革,尽管时代不同,但是列宁的建党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改善党的领导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形成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列宁关于执政党要学会从事“经济工作”,加强文化建设,密切人民群众的思想观点和真知灼见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上与列宁的思想是相同的,但是有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理论。
3、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延续和进一步展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首次改革,不仅在理论上在实践上为科学社会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它证明了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工作重心转移,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行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设立经济特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大延伸和拓展了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新经济政策的实践还将进一步启示我们,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不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障碍都必须进行大胆的改革,社会主义是在不断实践,不断变革中达到对社会主义更深层次认识的。
[1]《列宁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773页、第623页、
[2]《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208页
[3]《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466页,第170-171页,第520页,
[4][5][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139页、第28页、第373页
三亿文库包含各类专业文献、中学教育、生活休闲娱乐、各类资格考试、应用写作文书、专业论文、高等教育、19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关系等内容。　
　与时俱进的关系: (1)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 渊源; ...性的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与时俱进的关系: (1)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渊源; 1...成果, 有着共同的 “根” , 即马克思列宁主义, 仍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 ... 　2、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 ...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渊源; 毛泽东思想所蕴含的马克思...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 　与时俱进的关系: (1)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渊源; 1...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用中国具体实际相... 　毛泽东思想是具有渊源性的作用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度的关系: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列宁晚年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新经济政策上(发展所有... 　(进入精神层面) 三、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渊源 3、...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课后... 　(进入精神层面) 三、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渊源 3、...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课后... 　成立之日起,就明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定为指导思想。...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渊源。... 　(进入精神层面) 三、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渊源 3、...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课后... 上传我的文档
 下载
 收藏
该文档贡献者很忙，什么也没留下。
 下载此文档
正在努力加载中...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
下载积分：600
内容提示：苏联的新经济政策
文档格式：PDF|
浏览次数：153|
上传日期： 22:24:52|
文档星级：
全文阅读已结束，如果下载本文需要使用
 600 积分
下载此文档
该用户还上传了这些文档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
官方公共微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在一次会议上对自己做出剖析：“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只知道对资产阶级要怀有刻骨的仇恨，所以新经济政策一来，我们便认为它是反革命。其实党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保尔的这一剖析说明当时他已真正认识到A．实行粮食税有利于农业生产恢复B．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反革命的经济政策C．新经济政策促进国内战争的胜利D．新经济政策能加强工农联盟并能巩固政权D“新经济政策”。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准确解读材料信息的能力，材料中“其实党向新经济的过渡，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说明保尔对新经济政策有比较正确的认识，A项说法最符合题意，且说明了新经济政策的作用。江苏省盐城中学学年高二上学期10月月考试题历史解析版答案
“新经济政策”。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准确解读材料信息的能力，材料中“其实党向新经济的过渡，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说明保尔对新经济政策有比较正确的认识，A项说法最符合题意，且说明了新经济政策的作用。相关试题&|&&|&&|&&|&&|&&|&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凤凰网读书综合【
在分析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时，一般都归结为“斯大林体制”或称苏联模式，这一模式的僵化、衰败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和多民族联盟国家的解体。然而进一步的分析向我们展示，斯大林体制或苏联模式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问题的更深层次。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设想不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缺乏民主传统的俄国却首先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由此，一个重要的问题显得十分突出，这就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具体说，第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将其具体地、灵活地运用到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来；第二，如何消除传统文化对新制度的影响，使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与沙俄专制制度划清界限，抛弃专制主义的遗产，成为真正民主的人民政权。正是在这两方面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决定了苏联后来的发展和演变，成为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这就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的理想主义和专制主义。
理想主义:革命的激情和理论指导上的偏差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实际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自然成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基础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同时，布尔什维克是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度建设社会主义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自然成为事业顺逆、成败的关键因素。
纵观苏联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各个历史时期的苏共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思想僵化、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现象，其根源在于思想认识上的理想主义。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列宁时期曾经出现过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军事共产主义”；斯大林时期围绕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系列偏差，最终形成了斯大林体制，即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的苏联模式；赫鲁晓夫时期又提出“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口号；随后又有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等等。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是理想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更为浪漫的理想主义，只不过内容是与前任不同的右的性质罢了。
无产阶级需要有崇高的理想，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蓬勃的革命激情和广大革命者的献身精神，需要有坚强的革命政党和英明的领袖，但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切合实际的政策和策略也是必不可少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实践都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往往决定着革命的成败和社会主义建设顺利与否。 苏联的实践表明，各个时期出现的激进情绪，特别是苏共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路线和政策，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危害极大，影响也极为深远。这种“左”最集中地体现了理想主义。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想主义，有的来自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方面的因素，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未来的科学预测给后人留下的各种想象空间，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存在的一系列要由社会主义实践家们充实、发展、甚至修改的问题；而更多的是来源于苏联领导人对共产主义未来以及实现这一崇高理想所要具备的条件的过于简单的认识。
苏共及其领导人一直存在一种倾向，即过高估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从而往往低估社会主义事业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布尔什维克和革命群众中间便普遍存在着一种理想、乐观情绪，希望迅速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和民主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列宁在1920年说过:“现在已经五十多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十五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号召、动员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革命的激情、革命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但过分的理想主义往往造成认识上的偏差，导致战略选择和决策的失误，导致唯意志论和形而上学盛行，违背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而过激的政策和策略又反过来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不必要的对立情绪和政治冷漠心态。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共，特别是苏共领导人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过程看得过于简单，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估计不足，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过于盲目，认为通过上层建筑的变革、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的民主，并能够顺利地解决资本主义未能解决的各种问题。
这种理想主义认识的不断发展、演变，到斯大林时期导致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丰富理论遗产的简单化、僵化和教条化理解。反映在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便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对资本主义缺乏客观的认识，强调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和斗争，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经济上的、特别是政治上的成果一味否定和排斥。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排斥，谈不上学习和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造成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限制了社会主义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人类文明中汲取营养，以丰富和充实自己。第二，对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任务，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困难估计不足，往往在强调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同时，忽视了基本政治制度优越与现实实际状况落后之间的差距，不能始终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从而制约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完善。
所有这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在理论指导上出现偏差，为长期坚持一种“左”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为用强制手段实现最终目标提供了可能。既然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最民主、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既然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光辉未来，那么就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哪怕是强制和不民主的手段来实现这种制度，以达到这个终极目标。正是这种逻辑导致了苏联后来发生的一切。
戈尔巴乔夫时期推行民主化、公开性，骤然间打破了多年封闭的国门，使人们看到了外部世界，看到了苏联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科技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在新形势下又是激情和理想主义左右了苏联社会，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普遍出现对迅速改变国家现状，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充满幻想，希望通过一次激进的改革使苏联迅速成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种右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情绪造成了新的“幼稚病”。不少苏共理论家寄希望于国际范围内的阶级调和与合作，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希望化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陷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甚至完全是幻想、空想。在当今世界，即便不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出发，仅从国家利益出发也不可能得出这种幼稚的结论。
专制主义:历史传统和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
作为资本主义的继承者和对立者，社会主义既要继承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又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同时在俄国这样一个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加野蛮的、中世纪的、经济落后的、军事官僚式的帝国” 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布尔什维克所面临的困难更是多方面的。问题不仅有来自国内、国际资产阶级的反抗和颠覆，更重要的是旧制度的残余、植根于历史传统文化的一系列旧习俗、旧的思维范式对新制度、新体制的侵蚀，其中最关键的是始终贯穿于苏联领导决策、国家管理以及社会控制过程中的专制主义残余。
苏联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既来源于沙皇俄国专制制度的传统，也来源于对人类光辉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专制主义在新生的苏维埃制度下的重现，既有客观的原因，更主要的也有主观的因素。革命前，沙皇专制政权以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野蛮的奴役和压迫，以暴力手段、血腥镇压来回答人民的正当要求，迫使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不得不通过暴力手段来推翻反动政权。革命胜利后，反动派和外国干涉者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力反抗和武装进攻，迫使布尔什维克不得不用革命的恐怖来对付反革命的恐怖，暴力又成为新生政权维持生存的唯一选择。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显然，这种“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是临时性的，是有一定限度和范围的，实施专政的主体和客体是有严格限制的，即无产阶级（而不是某个个人）对资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然而，在斯大林时期情况出现了变化，这种原本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一定针对性的专政，从适用的期限、范围到对象都不断地延长、延伸、扩大。从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初期为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不得已的“暴政”，变成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始终实行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因为“社会主义愈接近胜利，阶级斗争就愈加激烈”。专政的范围和对像，从原来的以暴力对抗苏维埃政权的国内一小撮反动势力以及对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和渗透的国外帝国主义势力，扩大到对各种具体政策不满的阶层和个人以及对最高领导人有不同意见的党内外人士。随着权力的逐渐集中，实施专政的主体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由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先进政党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逐渐转化为党内高层一小部分人、甚至是一个人代表党、代表无产阶级来实行专政。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造就出不受任何制约的个人、“君主”。
专制主义需要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渗透着专制主义。个人集权制、领导职位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本质上都带有专制主义的色彩。在这种体制下，对领袖搞个人迷信，变成了无所不能、主宰一切、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救世主”，他的威望来自于人民群众的信任，但却逐渐远离人民；党的干部和各级官员由人民的公仆变为主人，官僚机构日益膨胀、官僚主义盛行，滋生出各种贪污腐败现象；人民群众则由社会的主人变成任由英明领袖和官僚阶层驱使的奴仆和实现崇高目标的工具、螺丝钉。苏联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虽不直接涉及政权的性质，却使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制度蒙受损害。
苏联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并不是某个领导人热衷于搞专制的结果，当然领导人个人的品质和素质十分重要，但最根本的还在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认识，在各种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急于向终极目标冲刺。列宁早就说过:“我们不赞成用棍子把人赶上天堂”。然而，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为了使落后的国家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用不民主的、强制的、专制的方式推行各项政策，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个别社会阶层、个别个人的利益，为了无产阶级长远利益牺牲公民的眼前利益等等，在苏共领导人看来都是必要的、完全合理的。这样，便为专制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当把终极目标神圣化之后，为达到这个终极目标而设立的各种阶段性目标便也随之神圣化了，任何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具体政策和非常手段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了。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滥用专政、滥施暴力的现象。难怪苏维埃政权初期被迫实行的以“战时共产主义”著称的极端国家控制政策受到布尔什维克几乎所有领导人的支持。当时，托洛茨基大力鼓吹劳动军事化，布哈林也认为强制是必要的，提出过渡时期超经济强制理论，认为“无产阶级的一切强制形式，从各种机构到强迫劳动，正在形成一套把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素质改造成共产主义新人性的方法”。
斯大林时期，强制成为尽快实现强国梦的最主要手段。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不少强迫和强制方式的偏差，而肃反扩大化、党内斗争导致的大清洗进一步使强制手段合法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少数人叛国与纳粹德国合作，而对某些少数民族实行惩罚、整个民族被迁徙，更是典型的强制。尽管是在非常的战争时期，这种做法也是极为错误的，极大地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强制、专制不仅仅只是对人们的肉体造成伤害，造成大批无辜者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死亡，而且对人们的精神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精神文化领域的强制、专制表现为把正常的学术讨论政治化，人为地把某种学术观点、流派，甚至整个学科判定为资产阶级的，进行讨伐。这种专制严重地窒息了学术研究，妨碍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研究和探索，从而影响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
基本政治制度本身并不一定能防止体制上可能出现的“复辟”，而任由体制上的弊病发展，必然会造成偏离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丧失威信。强制、专制可以创造出辉煌的成果，但却是以不重视、甚至剥夺个人的利益和生命为代价的。专制主义在苏维埃制度下以新的面貌出现，造成一种奇特的现象:苏联在创造了辉煌奇迹——迅速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曾经保持了相当高的发展速度、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战后取得了与美国相抗衡的军事实力，等等——的同时，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使苏联社会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显然，不能因为在这种渗透专制主义残余的体制下、模式下曾经创造过无数人间奇迹、巨大成就，就肯定这种体制、模式，也不能因为苏联的种种弊病以及它最终的衰亡，就全面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当然这是带有种种问题、矛盾和弊端的理论与实践。
正因为如此，斯大林问题成为后来历任苏联领导人最难处理，又不能不处理的问题。赫鲁晓夫因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曾一度引起苏联社会的震动，同时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因而受到苏共党内上层的不满，最终被赶下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不能正确对待斯大林问题，而使改革进程变得难以控制，最后转向右倾。可以说这本身也是专制主义的代价。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社会主义模式基本上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建立起来的，因此苏联经济模式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制约性很强，从这一意义上说，苏联经济模式的形成、发展和失败，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对其经济理论的理解。苏联经济模式长期未能根本改革的深层原因在于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的盛行，一方面是认识原因，一方面是社会原因，即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专制主义妨碍正常的理论和学术探讨。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教条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是苏联确定经济体制、制定对内政策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苏联几届领导人都存在着对社会发展阶段超前认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种社会发展阶段超前论是苏联经济体制僵化、改革不能深入的深层原因。
1936年苏联初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刚刚完成农业集体化，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时隔3年（1939年）又宣布苏联已进入“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看成短暂的过渡时期，忘记了十月革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的胜利，社会主义面临充分发展生产力的长期任务，不仅在生产总量而且在生产效率上、不仅在综合国力而且在人民生活水平上都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后，才可能谈论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向共产主义过渡则还要创造更高的条件。这种认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违背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混淆了“进入”社会主义与“建成”社会主义的区别。这种超越发展阶段思想是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和“自动适应生产力”，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和否定市场调节，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逻辑起点。
赫鲁晓夫虽然具有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勇气，但对其超越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仅没有批判，反而比之走得更远。1959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总结报告中又提出，要“在20年内（到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的这种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使其经济改革政策前后矛盾:在农业体制上，取消了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却又限制个人副业，合并集体农庄；在分配体制上，既加强物质刺激，又缩小工资差距，扩大社会消费基金；在对待商品货币关系上，一方面支持“利别尔曼建议”，强调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另一方面又说“随着向单一的全民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分配制度过渡，商品货币关系在经济上将过时和消亡。”
勃列日涅夫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将社会主义划分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和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认为60年代末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开始进入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勃的“两个阶段”说比前任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更现实一些，并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推迟了，但是仍然认为自己执政的时期苏联已处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这样，勃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仍然没有突破左倾教条的束缚。发达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与进行某种“后退”意味的改革不相容的，至少是不能退得太远，这便使勃列日涅夫时期推行“新经济体制”的改革，在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方面不可能有重大突破。相反，后来还批判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使改革陷入困境。
从经济方面看，社会发展阶段本是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对立统一，因此分析社会发展阶段应该既看生产关系的状况，又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且，由于生产关系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因此分析社会发展阶段应该更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越发展阶段的思想违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只根据生产关系的状况判断社会发展阶段，甚至为了达到某一社会发展阶段而不惜超越生产力水平搞生产关系的强行升级和过渡。这种脱离生产力的生产关系革命论，是经济体制左倾教条的思想根源，在本质上是反改革的。
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教条主义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有五种经济成分:宗法式的自然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成分，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斯大林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确立了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只有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前者是高级形式，后者是低级形式；公民个人所拥有的仅是家庭副业和个人财产。于是形成了传统所有制理论的基本框架，认为只有公有制形式才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非公有制形式尽管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不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其发展趋势是将被消灭。 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但在所有制理论方面却没有多少松动，不仅继续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只有两种形式，而且在50年代末宣布苏联进入“全民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反而搞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限制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使个体经济残余逐渐被消灭。
勃列日涅夫时期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认为消灭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使两种公有制形式相接近（把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是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苏联学者阿·科瓦廖夫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他说:“成熟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完全地普遍地消除经济中的非社会主义成分的残余”。“在发达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经济特点中，应该指出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接近不断加快，全民所有制的作用不断加强，集体农庄所有制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 这样，斯大林之后到80年代初苏联的所有制理论，不仅没有根据经济条件的变化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矛盾而改变，反而进一步发展了单一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理论教条。
可见，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使苏联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长期追求所有制的公有化纯度和国有化高度，这种以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必然要求国家成为经济管理的主体，而所有制理论发展的反改革趋向，必然从根基上制约着整个经济改革的深度，使其难以发生模式性变化。
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里马克思所指的经济痕迹也应包括所有制方面的痕迹，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不应追求纯公有和高国有，而应允许非公有经济存在。现代条件下的所有制形式都有两重性，其一些属性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另一些属性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应根据它们在不同领域的不同利弊决定它们的取舍和比例，而不应不加分析地对某种所有制形式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苏联长期追求纯公有和高国有，所有制形式基本没有改革，其深刻原因是违背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只是“扬弃”的辩证观点，不管所有制形式对生产力的实际作用如何，死守前人信条的教条主义登峰造极。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教条主义
苏联经济体制中的教条主义突出地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认识和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态度。苏联经济模式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质，否定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否定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基础性作用。这种情况的深层原因在于思想和认识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商品生产的最后一个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经济不再是商品经济，而是以直接产品交换为特征的有计划的社会产品经济。列宁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马恩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马上消灭商品货币关系，而是必须利用这种关系。但是他仍然把商品货币关系视为资本主义的范畴，认为它只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并且只有个体农民和私人工商业者的产品是商品，而国营企业的产品不是商品。列宁曾明确指出:“用来交换农民粮食的国家产品，即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已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决不单纯是商品，已不是商品，已不成其为商品。” 因此，列宁既没有肯定商品货币关系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也没有肯定它是社会主义一切产品的属性。
斯大林在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曾试图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实践失败使他改变了观点，认为商品货币关系将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他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批判了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尝试，第一次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商品货币关系“将长期存在”的理论观点，指出:“货币还要保留很久，直到完成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为止。” 应该肯定，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是前进了。但是，他仍然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否定社会主义产品的普遍商品性质。这种局限性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仍然十分明显。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是特种商品生产；商品货币关系只存在于两种公有制之间，不适用于国营企业之间；商品的概念只适用于消费品，不适用于生产资料；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调节生产的是有计划发展规律。这表明，斯大林直到晚年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而是计划经济。他的“特种商品生产论”、“商品外壳论”和“扩大产品交换范围论”，仍然体现着产品经济的思想。
斯大林之后，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时期，苏联理论界对商品货币关系及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探讨又有新的进展。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摒弃把商品生产看作“资本主义残余”的观点，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是两种公有制形式的观点，生产资料在实质上不是商品的观点，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仅是一种形式或计算工具的观点。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实质上是商品生产的一种形式；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商品生产社会；社会主义生产是“有计划的商品生产”。 这些观点把对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认识提高到了崭新的阶段。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认为，社会主义虽然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它实质上是直接的社会主义计划生产，是计划经济，而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后来受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影响，讨论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发展。这样，教条主义导致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不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更不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
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教条主义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苏联经济模式在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特征，在苏联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曾起了双重作用，一方面促进了重工业的神速发展，另一方面又造成消费品生产的严重落后。两者的脱离最终导致整个生产速度下降和衰退。这是苏联领导人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作了教条主义的理解和实施的结果。
传统理论认为，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规律是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更快地增长。这一理论只强调技术进步对生产资料使用数量相对增加的影响，而没有指出技术进步对生产资料使用效率提高的影响，因此它只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这一总的趋势，而没有指出这种优先增长的“程度”的变化趋势。换言之，技术进步对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影响越小，对生产资料使用效率提高的影响越大，则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程度就应越小。
根据这一分析，应该说在工业化时期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有客观依据的，因为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下，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规律是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更快，而工业化时期的典型特点正是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迅速提高。但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特别是战后依然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则是教条主义的。首先，工业化之后技术进步的特点，已从主要是以机械劳动取代手工劳动，转为主要是大机器生产和机器体系本身的进一步发展，从而由主要是机器数量的增加转为主要是机器效率的提高。其次，加工工艺的改进，特别是广泛采用节约能源和原材料的新工艺，以及用人工合成材料替代，使产品的材料消耗率不断降低。第三，固定基金再生产从外延型转为内涵型，企业新建比重下降，技术改造比重上升，土建费用比重下降，设备费用比重上升，使形成单位生产能力的投资耗量减少。第四，产业结构发生有利变化，工业化时期主要是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如采掘、冶金、机械、铁路等），形成“原始”工业群，工业化后发展的重心转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生产又朝着技术含量高和附加价值大的方向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提供了固定基金占用率和材料消耗率下降的可能，从而出现了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增长速度相接近的趋势。
苏联领导人和理论界没有及时认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新趋势，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仍然认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技术进步条件下扩大再生产的普遍规律。马林科夫当政时，面对国民经济已经出现的严重比例失调，曾提出采取加速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政策。结果遭到赫鲁晓夫的严厉批判，1955年1月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说:认为轻工业可以优先发展，“这是极其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这是右倾的再现，是李可夫、布哈林之流当年所鼓吹的反列宁主义观点的再现。”
直到70年代提出全面集约化方针之后，苏联理论界才提出关于集约化条件下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新趋势。国民经济计划也规定乙类工业的增长速度要超过甲类工业。但是，由于政策措施不得力，体制阻碍科技进步，经济军事化格局制约，以及产业政策重心没有从传统产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结果甲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高比重一直没有改变。消费品生产依旧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特别是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消费品和消费水平的差距在人民心目中折射为制度的反差，产生了无可挽回的历史结局。
· 点击：1226522次
· 点击：1123998次
· 点击：1087775次
· 点击：1007388次
·点击：982244次
频道头条 Big News
中医药科技成果推广
书中，吴敬琏缓缓叙述，吴晓波奋笔记述，历史如跛足的行者，不动声色地走近又走远，一段波澜壮阔的人生在回忆者与记录者之间如画卷展开…
热点图片1热点图片2
最热万象V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