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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城市研究丛书)(Planet of
作者:(美国)& 译者:&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页码：286 页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
·条形码：6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城市研究丛书
·外文书名：Planet of Sl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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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满贫民窟的星球》内容简介：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将贫民窟slum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之高密度人口聚居区”。美国城市理论家迈克·戴维斯预言，未来的地球是一个贫民窟星球。他追溯了非正式人居的全球轨迹：自1960年代以来“希望的贫民窟”开始，经由年代债务十年中城市贫困的“大爆发”，直到今天百万人口以上的贫民窟。从利马不断延展的栅栏到马尼拉的垃圾山，城市化与工业化甚至经济增长分离开来。大批被正式世界经济逐出的人群，必须把他们的生活押在危险的山坡、河漫滩或临近散发毒气的垃圾场等不可避免的灾难上。城市重建和“美化”的冷酷机器把数百万贫民驱逐到城市附近灰色地带的绝望处境之中。不是都市未来主义者们一度想象过的“光明城市”，21世纪的大多数城市蜷伏在泥泞之中，被污染和腐烂所包围。未来的城市更有可能是一种“贫民窟城市”。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描绘了21世纪极端扩展的城市贫苦景观：除了里约热内卢、金沙萨到孟买的贫民窟生活状况，还指出了城市贫困的不断加剧所带来的严重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后果。戴维斯对世界城市贫民灾难性困境的忠实描绘不仅是为了唤起愤慨，也为了引起更多的关注。
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1946年出生在美国加州，当代知名的社会评论家、都市研究者、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现任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创意写作系教授，《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编辑，并为一些刊物如《民族国家》（The Nation）和《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有关专栏撰稿。戴维斯获得过“麦克阿瑟奖”和“兰南非虚构文学奖”等多项奖项。1990年，他以《石英之城：在洛杉矶考掘未来》（City
of Quartz：ExcavaHng theFuture in Los
Angeles）一书成名，其作品还包括：《恐惧的生态学》（Ecology of Fear）、《等在门口的妖怪》（The Monster
at Our Door）、《维多利亚晚期大屠杀》（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无生命城市》（Dead
Cities，And Other Tales）、《布满贫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以及最新出版的《Buda的武器：汽车炸弹简史》（Buda'SWagon：A Brief History of the
Car Bomb）。
迈克·戴维斯将标志现代社会的如噩梦般大规模出现的贫民窟进行了量化。带着一种冷静而愤慨的心情，戴维斯认为，贫民窟成几何级数的增长绝非偶然。就像一个多世纪前雅各布·里斯，艾达·塔贝尔以及林肯·史蒂文森的作品一样，这一灼烈的控诉强烈而清晰地表明了我们城市所蒙受的耻辱。
　　——迈克尔·索尔金（Michael Sorkin）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梁文道 开卷八分钟推荐
如果贫民窟不再异常不再例外，而根本就是一座城市的全部面貌呢？这时还有谁来为它写下最后的挽歌？这正是Mike
Davis在其新著《布满贫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里为我们描画一的幅全新的都市图景。
代译序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迈克·戴维斯
第一章 城市更年期
第二章 贫民窟的盛行
第三章 政府的背叛
第四章 自助的幻象
第五章 热带地区的奥斯曼
第六章 贫民窟生态学
第七章 结构调整计划中的第三世界
第八章 一种过剩的人性?
结语 走在“越南街”上
关键词索引
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1946年出生在美国加州，为当代知名的社会评论家、都市研究者、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现为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创意写作系教授、《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编辑，并为一些刊物，如《民族国家》（The Nation）和英国的《新政客》（New
Statement）有关专栏撰稿。他获得过诸如“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Fellowship
Award，1998）和“兰南非虚构文学奖”（Lannan Literary Award for
Nonfiction，2007）等多项奖项。有趣的是他没有完成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史学博士学位。
对许多中国人而言，这个名字还很陌生，因为这是他的专著第一次在中国翻译出版。此前只有包亚明、宁光杰、张晓歌等学者对他作过零星介绍。但迈克·戴维斯在美国都市社会学界却是大名鼎鼎，以其书中普遍的批判主题及反传统观点而著称。戴维斯在著作中大量揭露了经济、社
会、环境和政治的种种不公正现象以及都市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暖、失控的资本主义等等。
作为一个活跃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及政治活动家，迈克·戴维斯具有比较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犀利的批判立场。他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萨义德的论点，“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
第二章 贫民窟的盛行
2003年10月，联合国人居署出版了一份严肃的历史性报告《贫民窟的挑战》（Thee Challenge
ofSlums）。该报告的主要论题是贫民窟惊人地盛行。这是沿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亨利·梅休（Hen.ry Mayhew）、查理·布思（Charles Booth）和雅可布·里斯（Jacob
Riis）的著名足迹对城市贫困第一次真正全球意义上的清算；是近两个世纪以来发轫于詹姆斯·怀特劳（James
Whitelaw）1805年《都柏林贫困调查报告》（Survey ofPoverty in
Dublin）的、对贫民窟生活科学考察研究的高潮。这也是对世界银行1990年代发出的警告——城市贫困将成为“下个世纪最显著的、最具政治爆炸性的问题——期待已久的实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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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居署理事大会第24届会议在内罗毕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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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居署理事大会第24届会议在内罗毕召开
官方公共微信10元纸币写求救信 误入传销组织被&花式洗脑&限制人身自由
　　误入传销组织被限制人身自由，贵州男子小赵在一张10元纸币上写&求救信&扔出窗外。5月27日，咸阳警方根据市民举报，成功将小赵救出。　　散步捡到写着字的纸币　　5月27日上午8时许，咸阳市民张先生散步回家，途经咸阳体育馆南侧一条小道时，路边不知谁丢了一张10元纸币，纸币上用黑色签字笔写的几个大字引起了张先生的注意。&打110，我在3楼，救我!&张先生说，他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还是拨打报警电话，向民警说明情况。　　公安秦都分局广场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安排警力现场核实情况。&我们也不能确认这是不是恶作剧，民警根据扔钱地点的情况，对此处的一个小区进行排查。&广场派出所民警付谦说，最终，在该小区北边三楼发现可疑情况。　　&我们敲门时，这户居民一直没人给开门，最后打开后发现里面有男女十几个人，其中一个小伙见到民警后，跑过来说是他报的警。&付谦说，经过了解，小伙称，他是误入传销组织后被限制了自由，所以才想出了扔纸币求救的办法。　　扔纸币求救的小伙小赵今年24岁，是贵州人，5月20日来到咸阳后便住进这户房间，直至民警到来，他第一次踏出这个房间。&我之前一直在待业中，一个朋友介绍说咸阳有个工作，而且收入不错，我就自己坐车过来。&小赵说，他到咸阳后，对方告诉他，他们这个项目是国家暗自扶持的扶贫项目，但每天除过学习就是打牌玩游戏，甚至手机被没收，人身自由也被对方限制。　　警方控制11名传销人员　　&对方让我叫2900元买产品，成为他们的经销商，我说我不感兴趣。对方说那是你还没学懂，便让我继续学习。&小赵说，他自始至终没见过任何产品，觉得自己可能误入传销组织，他便一直想寻找机会脱身。　　&我之前想过其他办法，但觉得行不通，有一次看见他们在黑板上用签字笔写字，就想着在纸币上写个求救信息，看会不会有人捡到帮忙报警。&小赵说，5月27日早上，他早早起床，趁人不注意，将写好字的纸币扔出窗外，没想到咸阳警方来得这么快，看到民警的那一刻，他又激动又高兴。　　&这次不仅解救了小赵，而还成功端掉的一个从贵州过来的传销组织，11名传销人员已被警方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民警介绍，目前，咸阳警方正加大力度打击传销，希望广大群众积极举报，共同铲除违法传销的生存土壤。原标题：小伙陷传销窝10元纸币上写求救信:打110 我在3楼值班主任：曹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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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报道，台湾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开车载刚认识的简姓内衣小模外出，并连续3天提供毒品给简女吸食，第4天简女在汽车后座痛苦翻滚哀嚎，但陈男见死不救，还拿手机录影传给友人，直到她暴毙才连尸带
&　日，关于桂纶镁性侵的话题吵得沸沸扬扬，刚看到这则消息可把网友们急坏了，以为是自己的女神真的发生了什么，关注电影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是圣诞玫瑰这部电影要表达的主要事件，由于这部电影内容充满站务休闲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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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22:50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内罗毕11月27日电（记者 梁涛）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安娜·蒂巴伊朱卡女
士27日表示，2007年全球贫民窟居民总数将突破10亿大关，全球人居事业面临新的挑战
　　蒂巴伊朱卡是在此间举行的《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简称
《巴塞尔公约》）第八次缔约方大会开幕式上作此表示的。她指出，人居署最新研究表
明，2007年对于全球人居事业而言是具有挑战性的一年。2007年，全球将有超过一半的
人口居住在城镇和城市，全球城市化率超过50％；而每三个城镇或城市居民中将有一个
生活在贫民窟中，这使得全球贫民窟人口总数将超过10亿。
　　蒂巴伊朱卡承认，全球正面临一场城市化危机。根据人居署提供的数字，2005年，
亚洲有贫民窟居民5．81亿，占全世界贫民窟人口总数的近60％，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有
贫民窟居民1．99亿，约占全世界同类人口的20％；拉美贫民窟人口为1．34亿，占全世
界同类人口的14％。1990年以来，贫民窟人口占城市化人口的比例一直保持在30％左右
，而贫民窟人口的绝对数量却增加了2．83亿。
　　她说，人居署清楚地意识到不断增长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给危险废料的生产和处置带
来的冲击，人居署愿同各方一道，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共同努力。
　　正在内罗毕举行的《巴塞尔公约》第八次缔约方大会为期5天，主题是“通过《巴塞
尔公约》，寻求对环境无害方式管理电子废物的创新性解决办法”。来自120多个缔约方
的600多名代表将就如何处置包括旧电脑和旧手机在内的电子废物展开讨论。
(编辑： 枕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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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作时间)贫民窟三部曲之二｜贫民窟是问题还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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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窟三部曲之二｜贫民窟是问题还是解决方案？
里约奥运会让我们终于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南美的贫民窟：它看起来有些残破，房屋建造的并不规矩，马路也弯弯曲曲，行车十分不易。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糕的贫民窟。在南亚、非洲的很多城市里，我们会看到更加触目惊心的生存环境，那种穷困与绝望让人忍不住想伸出援手。这也许是媒体想让我们看到的“贫民窟”，不过当我们对这些场景感怀时，也就落入了一个认知上的圈套，就是将物理形态作为社会结构的认知途径：难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在贫民窟的街边讨食，就可以认为整个贫民窟都是乞讨者吗？那么究竟什么是“贫民窟”？要找到标准答案似乎也不那么容易。联合国人居署发布的《贫民窟的挑战》中说：“贫民窟太复杂，无法用一个独立参数来衡量。”不过总体而言，联合国将“贫民窟”命题建立在几个基本指标基础上：1、他们缺乏抵御极端天气的耐久房屋；2、缺乏充足的居住面积；3、缺乏安全便宜的水源；4、缺乏可达的卫生设施；5、缺乏居住权保障。稍作考虑，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指标并不是贫民窟的充分必要条件。一个遭受了地震灾害的城镇也可能满足上述标准，但你很难将它称作是一座“贫民窟”。正是因为“贫民窟”一词缺乏有效的定义，又带有很强的贬义色彩，许多学者拒绝使用这个词，以避免产生误导。从词源角度看，“贫民窟”一词的确带有根深蒂固的价值判断，知名学者、《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作者迈克戴维斯推断，贫民窟——英语“Slum”一词1812年首次在一本描述犯罪俚语的典籍中出现。当时Slum一词指代室内盗窃或作案房间的入口。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学术界一直谨慎使用这个词汇，直到联合国人居署在1999年成立“城市联盟”并提出“消灭贫民窟”的计划。这个计划被150个参与联合国新千年计划的成员国认可，于是“贫民窟”一词突然登上大雅之堂。即使这样，人们也未能就贫民窟的定义达成一致。当然现在文献积累已经相当丰富了，所以虽然我们不能清楚查到贫民窟的定义，但我们至少可以找到贫民窟的一些特征：贫民窟数量巨大、生活条件极差，而他们的数量仍在持续增长。像联合国人居署这样致力于消除贫困、改善人居环境的组织已经存在了近半个世纪，贫民窟的人口在如今却仍在增长。针对人类居住的普遍问题，联合国人居委员会于1977年应运而生，2002年更名为联合国人居署，致力于帮助人们实现合适居所的目标；1999年联合国设立的千禧发展目标（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Agenda）中也设立了这样的指标：“2020年前实现1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改善。”然而从数据来看，联合国的这些雄伟的目标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例如南美最典型的贫民窟城市——圣保罗，1973年该城的贫民窟人口占总人口的1.2%，而在1993年达到了19.8%，在整个1990年代则以每年16.5%的爆炸性比率增长。根据最新的世界银行的数据，2007年到2009年间，肯尼亚的城市人口增加了76.7万人，其中36.6万人住在了贫民窟中；尼日利亚的城市人口增加587.6万人，其中241.7万人去到了贫民窟；而在中非共和国，城市人口在两年间增加7.5万，贫民窟人口却增加了9.1万。联合国人居署的报告中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未来三十年间，全球贫民窟人口可能会增长至20亿人。这样看来，贫民窟似乎是一个无药可救的问题。《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后记里描述了一个两极分化的末日场景：边界明确的资本主义社会再也无法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而贫民窟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帝国秩序维护者之间每日展开混战 。这样的场景，我们也在《全面回忆》、《极乐空间》、《第九区》等科幻电影中看到，他们并不是不可思议的未来。《全面回忆》剧照。《极乐空间》剧照。《第九区》剧照。不过，我们大多数人从骨子里无法接受戴维斯那种“悲催的世界末日”的设定。其实只要再重新梳理一遍就会发现，毁灭地球的并不是贫民窟，而是人类对资源的贪婪掠夺，贫民窟只是这种掠夺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对贫民窟的误读，也主要体现在这里：我们将“贫民窟”的概念过度图示化了。不论是联合国对于贫民窟的定义和特征归纳，还是信息爆炸时代通过多媒体传播的带有“贫民窟”标签的图片、影像，都将贫民窟一词与破烂不堪的环境、疾病和暴力连接在一起。这样的理解方式导致我们忽略了“贫民窟”概念的两个基本特征：即数量众多的贫民窟首先是异质的（彼此间在形态上存在很大分别），其次是动态的（它的形成与发展充满各种可能）。现实中的贫民窟，尽管生活环境质量有待提高，但居民的生活方式各异，收入水平也各不相同，而且都拥有一定规模的社区服务设施和管理网络。贫民窟的另一种误读，是将贫民窟从城市脉络中剥离开来，当作独立单一的研究对象。事实往往截然相反。我们只要在工作日的早上站在内罗毕贫民窟基贝拉通往城市的小路口，就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居民涌向城市的其他地方去工作。也就是说，大量的贫民窟居民在城市中的其他地方从事生产工作，这种移动将贫民窟与城市其他部分从空间、社会、经济和文化上衔接了起来。因此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基贝拉这样的贫民窟并不是城市中隔离的社区。贫民窟不仅从空间上与城市无法割裂，从历史上更是与城市紧密连接。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是一位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知名社会活动家，他的出版物《与贫民窟之战》（The Battle with the Slum）可以称作是第一本明确提出对抗贫民窟的著作。这本书在开篇时提到：“贫民窟”与人类文明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雅阁布·里斯的贫民窟调查，用照片记录了20世纪初纽约贫民窟的生存状态。雅各布·里斯记录的纽约20世纪初贫民窟建筑的内院。是的。在城市（人类聚居）和贫富差距（商品社会）出现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贫民窟。古罗马苏布拉（Suburra）是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古代贫民窟。它位于古罗马市区的一片低地，夹在两座小山之间。它在很多著作里被形容为“又热又多病又脏又潮” 。这里也是臭名昭著的红灯区，底层是商铺，上面住人。这里的居民主要由外来人口和奴隶阶层以上的底层人口组成。古罗马城市基础设施是出了名的先进，但书里是这样描述苏布拉的：“总之，在最需要的地方，偏偏最缺少机械化卫生设施。虽然广大居民在白天可以花一点点小费光顾附近的公厕，但在家里解的大小便则倾倒在它们人口拥挤的公寓的楼梯井底有盖的粪池中。”不过更让人意外的是，就在苏布拉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地方，诞生了古罗马最重要的人物——尤利乌斯·凯撒。高密度的城市更有可能造就贫民窟。很多研究表明，中世纪早期村镇居民的健康状况比16世纪富裕的村镇居民要好，因为当时的村镇规模比较小。但是到了18世纪，情况似乎不一样了，这时候人口达到20万的城市有莫斯科、维也纳、圣彼得堡和巴勒莫，突破10万的有华沙、柏林和哥本哈根。到18世纪末，巴黎和伦敦人口都突破了50万。土地的商品化、生产制度的结构性转变，这些发展共同促成了新的“贫民窟”。狄更斯的《双城记》中有“寒冷、肮脏、疾病、愚昧、贫困”的圣安东尼贫民区，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有小男孩加夫洛许（Gavroche）成长的圣米歇尔贫民区，这些诞生于19世纪初期的传世名著都为我们大致描绘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城市中贫富分化的极端现象，以及随之而来的底层人口聚居场所的混乱不堪。恩格斯完成于1845年的报告《英国工人阶级生存情况调查》就描绘了这些现象。恩格斯当时居住在英国工业革命的中心——曼彻斯特，他的报告中提到，在人口集中的城市，天花、荨麻疹、猩红热、百日咳等流行病的致死率是乡村的四倍，由于居住环境恶劣、密度过大，许多住在贫民区的工人不到40岁就死了。在贫民窟的问题上伦敦并不孤独。在欧洲，拥有四百万人口的巴黎和一百六十万人口的柏林也都有贫困居住的问题，巴黎的居住密度甚至是伦敦的两倍，有14%的人口生活在“过度拥挤”的环境之中。纽约的贫民窟也是伴随城市化诞生的：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许多移民从“旧世界”来到“新世界”，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聚集在了纽约的贫民窟。一本书里写道：纽约的意大利人有那不勒斯的一半，德国人和汉堡一样多，爱尔兰人是都柏林的两倍，犹太人是华沙的一半。当时一个叫“五点”（Five Points）的地方堪称史上唯一与伦敦东区齐名的贫民窟，连狄更斯也为写作专门到五点踩点。在这里，不仅生活环境差造成疾病流行，死亡率高，还形成了非常有名的当地黑帮组织，也引发了几次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动。就在人们刚刚开始习惯“布满贫民窟的伦敦”和“布满贫民窟的纽约”时，欧洲的达官贵人们发现，他们不用继续呆在这岌岌可危的当代城市了，因为他们发现了另一片更广阔的热土：殖民地。殖民者们在新大陆建立新的商贸中心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提供廉价的服务，然而大多数殖民政府都实行了“不准农民进入城市”的政策，于是，当年的第一批“进城务工人员”，实际上在城市里谋求生路，却不具有城市的身份，更没有城市人权。尽管如此，城市人口增长的事实不可否认。在加尔各答，英国统治的两个世纪里，加尔各答的内城人口增加了50倍，而住房提供却只增加了11倍。可以想象那些“剩余人口”的居住情况。即使是允许进入城市的当地人，殖民者仍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在尼日利亚的殖民者在1919年的日记中写道：第一件事就是要隔离英国殖民者和当地人，因为当地居民常常带有疟疾或黄热病毒。卫生是一方面，“维稳”是另一方面。社会学家认为将当地人聚集在一起有助于提供安全感。于是我们看到印度本地人被聚集在军营中，他们和白人统治者之间是无建筑区或者是绿带。在非洲，许多城市是这样造起来的：城市中央是交通枢纽，在其周边设立商业和政治中心，一侧设立殖民者的住宅基地，其外以绿带或者围墙包围，本地居民被拦在某一区域之外，在某些地方则会慢慢生长出贫民窟。在印度贫民窟泛滥的时期，贫民窟现象同样波及中国。在中文的近代文献中，1920年代首先出现“贫民窟”一词，此时正是欧洲殖民者在上海发展最为兴旺的时代。1935年《中国漫画》中出现“上海贫民窟”一文：“都市的享乐主义者，绝不会想到这样安乐和繁华的大上海销金窝里，还有什么贫民窟的。”继而提到“闸北的太阳庙、沪西的曹家渡，南市的斜桥一带，全都有无数的贫民在这所谓’原始人窟穴一般的房屋’里蛰伏着啊”。尽管在今天的中国城市中，我们已经很少讨论贫民窟了，但在历史上、空间上贫民窟都与城市发展紧紧绑在一起。这并不是说，贫民窟的存在天经地义，我们应该置之不顾、任其发展，而是要在制定策略之前就深刻地反思，贫民窟究竟是一个物理空间，还是一个社区？它代表的是一种治理方式、生活状态，还是收入水平？只有问对了问题，才能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换言之，以上的长篇大论只是要证明，贫民窟并不是一个问题。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贫困是一个问题，贫民窟只是这些问题的一个载体。甚至有人说，“贫民窟不是一个问题，它是一个解决方案”，它提供了城市其他地方无法提供的廉价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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