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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12:10:08干部学习课件：中国政改30年商德文北京大学教授课程前言王鲁湘：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 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中国从文革结束到今天，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也有一种舆论始终认为，我们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我们进行的改革也只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似乎至今都还没有进入政治改革的议程，那么这符不符合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实际？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权衡稳定与发展的过程中间我们有过怎样的利弊得失？今天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荣幸地请到了著名学者商德文先生，大家欢迎！下面我们看一下大屏幕，一人介绍商先生的短片。专家简介：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商德文，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解放战争，1949年后在上海从事财经工作，后考入北京大学，师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作为1949年后中国培养的经济学家，商德文近年一直致力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在他看来，一党主政是中国稳定的前提、发展民主是中国强盛的出路。王鲁湘：我们荣幸地邀请到商先生来参加我们《世纪大讲堂》的节目，我们知道在《世纪大讲堂》来做嘉宾的一般都是比较纯粹的学者，但是我们商先生的经历是比较奇特的，我们商先生在1949年以前是一个参加革命的、一个年青的小伙子，后来的话还参加过解放战争，在解放以后的话还在上海从事过第一线的财经的工作。我想请问商先生您的过去革命的这个经历和您后来的学术研究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商德文：有很大关系。王鲁湘：有很大关系。商德文：我为什么研究政治体制呢？就是我是因为解放以前参加过解放战争，跟我一块的战友有好多都牺牲了，我都知道，历历在目的，我说我们打下天下来不容易，但是失天下很容易，所以怎么样使得中国更加走向繁荣富强、走向民主、走向宪政、走向现代化，就是文化、科学技术、政治都进入现代化这个状态，不改革是不行的，是严重滞后的现在是，当然我们这个30年也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譬如我们经济改革不是最先开始，最先我们是政治改革，废除了文革、否定了文革，另外不提阶级斗争为纲，而提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王鲁湘：这些都是政治的。……（新文秘网省略1423字，正式会员可完整阅读）……　改何去何从，著名学者商德文坐客大讲堂主讲《中国政改30年》正在播出。商德文：我想今天就是讲一讲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来的，苏联模式来的，全盘苏化，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所以必须研究一下苏联为什么解体，怎么认识这问题，这问题也是有分歧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从理论上讲一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第四个问题就是讲一下中国改革，政治改革的特点和阻力。一、苏联解体的启示和教训现在先讲第一个问题，前苏联解体的启示和教训，第一点苏联大帝国的解体，他本身是一种超阶段的产物，就是超历史阶段，就是按照马克思的话就是没有度过资本主义阶段，其实现在很多学者认为它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当时的卡尔考茨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就认为它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它是一种民主革命，就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就是我们中国毛主席讲的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这样一个比较恰当，所以正因为它对革命的性质认识上有误差，所以它这个制度上存在着一个先天的不足，先天不足。苏联这个十月革命开始以后，那么它实行的这个体制不是一党专制，是两党专制，就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革命党联合专政，为什么联合专政？这个左派革命党也参加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一党的，实际上应当细分析起来是布尔什维克党加托洛茨基派加左派社会党，列宁没有全程领导参加这个，列宁还躲在这个草棚里，因为沙皇那个临时政府追捕列宁，他到了1919年的时候左派社会党搞了一次叛乱，就是被苏维埃政权镇压下去，从此以后实行一党制，他的一党制是这样来的，所以也不要认为共产党就是从历史上来讲没有两党制，有两党制。苏联解体就是意味着斯大林模式的破产，斯大林模式就是经济上是计划经济、公有制，政治上是中央集权，说白了就是独裁专制，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一种变态，我给它两句话就是它跟封建结构类似的是人在制度在、人亡制度亡，就是跟那个封建皇帝一样尸骨未寒这里已经争权夺利、打架了篡位或者是夺权，人亡制度亡，它是一种人治结构不是法治。苏联解体是苏联人民的一种自愿的选择，因为他没有反抗，武装政变起来以后叶利钦趴在那个坦克上，苏联老百姓都是给他欢迎的，没有起来说是你们推翻我们苏维埃这个国家的话是一种犯罪或者什么，没有人反对，也就是说苏联人民他从比较当中七十年经验当中，将近七十年经验当中到它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是代表一种官僚资产阶级利益。对苏联解体有两种不同的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就是认为苏联解体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出了个大叛徒就是戈尔巴乔夫叛徒论，我给他归为叛徒论，这种叛徒论我认为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他没有看到苏联共产党的变化，从列宁一直到斯大林一直到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变化，另外也没有看到苏联几次改革失败，比如说他农业改革失败了、企业改革失败了、后来经济改革又不得法，突破口没选准，选择了政治体制改革，当然戈尔巴乔夫他有错误，但是我认为他还不是个叛徒，说他叛徒还不是。那么第二种观念就是苏联解体就是因为斯大林这个结构，我刚才讲了也是后封建社会，它实际上是一种后封建社会，从封建到资本主义有很多过渡期，它不是像马克思讲的那样五种生产方式那么规范，它中间有过渡阶段有插曲，苏联它这个是一个插曲，历史插曲。解说；庞大帝国轰然倒塌，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格局重新洗牌，苏联解体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反思？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经历过哪些阶段？著名学者商德文做客《世纪大讲堂》主讲中国政改30年正在播出。二、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第二个问题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问题，这个分三段来讲，一段就是建国初期从这个1949年到1956年这一段，中国是实行按照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提出来的共产党为领导的民主党派参加的议政和执政，当时民主党派有两位副主席张澜跟宋庆林都是副主席，国家副主席，那么副总理郭沫若也当副总理，这一段应当说有民主的有法治，毛主席叫做人民民主专政，不叫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段是没什么苏联模式，基本上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原理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都是50年代过来的人，50年代我们都是小伙子20几岁，非常怀念那一段，人民的这个道德、干部的非常廉洁，因为党风比较好，所以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整风上讲，党风不正是以前歪风邪气的一个根源。第二段就是从1957年到1978年文革结束，这一段就是犯了错误交了学费了，就是全盘苏联、全盘苏化，在这个全盘苏化的口号之下，就是苏联好的经验也学，坏的经验也学，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就是学习这个苏联模式是不行的，苏联模式只会给你带来灾难，经济上就是穷、就没饭吃，像北朝鲜，它现在还是学苏联那个，但是它叫金日成模式，金日成模式实际上就是参照斯大林模式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否定了文革，不要阶级斗争、搞经济建设，当时党内辩论也很厉害，当时邓老――邓小平就讲“宜粗不宜细”这是当时的情况，我认为现在有条件可以理一理，理一理有好处，可以照照镜子。商德文：第三段就是从1979年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这个改革开放，我给它归纳就叫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二元结构模式，所谓二元结构，解释一下，就是经济元就是搞市场经济，就是把市场经济引进来，开始叫有计划商品经济，或者计划跟市场相结合，有一段是这样，但是后来1992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搞市场经济，这个二元结构模式就要求政治经济这两元就互相配合、互相适应、互相对称，不能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譬如说一个问题吧，就贪污腐败这个吧，据这个胡鞍钢，清华那个经济学家胡鞍钢的统计，就是90年代的统计，这还是以前的数字，可能现在超出了，就说每年贪污腐败多少钱呢？ 9000多万，9800多万到1亿2千多万，占GDP的这个数字是13%到16%，大概是这个，老百姓最憎恨这个，现在老百姓最有意见的也是这个东西，它这个问题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这个权力过大，没有制约、没有监督，缺乏监督机制。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商德文：第三个大问题就是改革的理论依据，改革的理论依据的第一个方面就是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理论。市场经济它是多元的，利益多元化，政治上它也要求多元化，它经济上有实力以后它就要求政治上有我的代言人、有我，是这样一个东西。第二个理论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马克思关于形式平等的这个思想也可以用，搞政治体制改革也可以用，也可以做一个理论根据。第二个方面就是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我给它归纳成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必要性邓小平讲，首先第一条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是文化大革命产生和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条就是关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讲的就是我们提出的改革包括两项内容，一个是经济改革、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两个必须互相适应、互相配合。第二点就是改革的总的目标是什么，三条，第一条就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发展经济了，刚才讲那个上层建筑、经济基础，那个上层建筑有反作用，反作用有正作用有反作用，那正作用力就是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第三条就是调动基层和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总的改革目标是这三条。具体的措施，他也提出几点，就是克服官僚主义、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三句话。第三点就是邓小平讲到民主法治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涉及到民主法治，邓小平的观点就是民主是个手段，不是个目的，当时他提出来在这 ……（未完，全文共11377字，当前仅显示3995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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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3期
苏联解体、苏共灭亡与斯大林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和不同的答案
最近读到两篇署名文章：第一篇是《非斯大林化与苏联的解体》，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5期；第二篇是《苏联解体与否定斯大林》，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0期。两篇文章的共同观点都认为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灭亡是由于1953年过世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的继承人(从赫鲁晓夫开始到戈尔巴乔夫为止的苏共领导人)大反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所造成的恶果，言外之意就是苏共如果坚持斯大林那样的正确领导，不但不会垮台，而且还会更加强大。前一篇文章列举了很多事实，系统地论述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三代领导人如何大反斯大林，而其论据大多是从盛行极“左”路线时期编写的书刊中摘引的，如1975年版的《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记事》。后一篇文章没有列举任何事实，却得出了比前一篇更加明确的结论：“苏联解体来源于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是罪魁，戈尔巴乔夫是祸首。”两篇文章都采用了“非斯大林化”的说法，这一说法源于西方，对于斯大林的错误要揭发、批判、改正，但是这并不等于全盘否定斯大林。前一篇文章却说赫鲁晓夫等“全面否定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后一篇文章还提及赫鲁晓夫“不是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有好几处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既然如此，作者为何又说苏联体制的垮台源于否定斯大林呢?可见作者在论证上不严密，逻辑上自相矛盾。两篇文章都没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都没有指出斯大林究竟犯了哪些致命的错误，也都没有指出这些错误对苏联亡党、亡国、亡制(社会主义制度)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在苏联剧变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这一问题上，前一篇文章说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三人，后一篇文章却只说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两人。这三人或者两人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一种建立了74年之久、有两亿多人口的大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怎么会很容易被两三个人摧毁呢?这显然是要有更强大的社会力量作为后盾。早在十几年前我就提出：苏联自己培植的党政军高薪特权集团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掘墓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人无非只是这个集团的政治总代表。直接促成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是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起了帮凶的作用。而斯大林等人所犯的错误正是被叶利钦用于摧毁苏联、苏共的靶子。因此，只有深入细致地透视斯大林的错误，才能认清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深层原因。
二、斯大林开创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后患无穷
　　斯大林的错误可分为五个层次：思想作风、方针政策、发展战略、理论观点和具体体制。体制又可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和对外关系五个方面。下面只谈一下政治体制。民主共和国首要的三个制度是：权力制约制、权力任期制和权力选举制。经潜心研究、独立思考，早在1980年我就指出，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国家带头开创的个人集权制、任期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全面背离了民主共和制的基本原则，使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带有专制主义的色彩。
　　个人集权制。资本主义共和国通常采取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相互制衡。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搞三权分立，而是实行三权分工。社会主义国家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搞三权分立的原因是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和巴黎公社的经验，议会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是合一的，不存在三权分立的问题。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国家立法与行政还是分为两个机关，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作为中央政府的人民委员会是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军权在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特殊的意义，一般都是共产党进行武装革命斗争，最后夺取政权，夺权之后在政权的保护中军权又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苏俄在十月革命以后出现了国家、政府、军队的三权分工。但是在苏共党中央从未设立军委，而是设立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国、政、军三大权力机关是如何分担呢?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设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主席在1919年以后是加里宁，加里宁为国家元首，因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为国家主席，代表国家；列宁任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即为政府总理；托洛茨基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可见，十月革命后设三个主席，分别是国家主席、政府主席、军委主席，分掌国、政、军三大权力。这三大权力恰好又分别象征工农兵掌握政权。列宁是工人政党俄共(布)的领袖；加里宁是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推举他任国家主席，是为了巩固工农联盟；托洛茨基则代表军队，十月革命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是托洛茨基领导的，在苏俄初期的内战中他也是主要指挥官。十月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在政府曾担任过两个部长职务，即民族事务部人民委员和监察事务部人民委员。十月革命初期，为了打碎旧的国家政权，各部一律取消部长而改称人民委员。斯大林何时担任党的总书记呢?当时的总书记在党内又处于何种位置呢?总书记原本不是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职称，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追本溯源应该称为主席。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参与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同盟中央委员会设立的是主席，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是在中央设立主席，唯独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共(布)没有设立过主席。我认为当时列宁主张不设主席的本意是好的，是为了加强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但这也是列宁的一个缺陷，因为未设主席方便了后来党的总书记掌握全党大权。1919年俄共(布)成为执政党两年后，客观需要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党中央应该有一个常设机构来处理执政党的很多重大问题，因此就决定成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它们各有分工：政治局主要负责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组织局主要负责人事安排，书记处主要负责党的日常工作。当时书记处设立三个书记，分别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古比雪夫，但未设总书记。斯大林是在1922年4月3日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推举担任总书记一职的。斯大林的确具有显著的组织才能，当时列宁也同意推举他任总书记。当时设立总书记职位的目的在于实现党政分开，他专门负责管理党的工作，不兼任政府职务。斯大林任总书记后就辞去了曾经担任的政府两个人民委员(部长)职务。由此可见，苏联在1922年主要是四权分工，即国家、政府、军队、党，其机构分别由加里宁、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领导。但是斯大林权力欲很强，担任总书记之后逐步独揽党政军三大权。19年之后， 1941年斯大林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独揽了党政军三大权力，造成权力过度集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虽依然是加里宁，而实际上斯大林大权独揽，最高苏维埃则被架空，以致被称为“表决机器”、“橡皮图章”，有时甚至既不表决，也不盖章。如1939年8月签订的苏德瓜分东欧的密约就是长期、完全隐瞒最高苏维埃。
　　职务终身制。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曾在私下对托洛茨基说过，我们掌握政权后应该在50岁就退下来，国家政权应该由更年富力强的人来掌握。这说明列宁具有民主自由的思想，不搞职务终身制。而斯大林从42岁开始担任总书记一直到1953年73岁时去世，任期内实行的是职务终身制。此前苏联宪法和党章从未规定领导人任期，他一直都是连选连任。
　　指定接班人制。1922年列宁病重时给党的代表大会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每个领导人的优缺点，要代表大会参考他的意见选择领导人，并没确定谁是接班人。斯大林则是终身任职，他是何时考虑接班人以及让谁接班这一问题，根据历史事实来考证，并没有留下文字的东西。但是根据种种事实判断，他晚年已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他最先的意向是日丹诺夫，此人比斯大林小17岁，有地方工作经验， 1930年任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紧紧追随斯大林， 1938年斯大林任命他为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在俄文中，宣传是指文字，鼓动是指口头，其意义是既搞文字宣传又搞口头鼓动。1941年斯大林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当时中央政治局决定，由于斯大林以总书记兼政府总理后工作会更加繁忙，在党中央内部确定日丹诺夫为斯大林的副手。日丹诺夫当时虽然没有副总书记职称，但很明显他即是斯大林的接班人。这时还决定免去其宣传鼓动部部长职务，专门担任斯大林的副手。日丹诺夫在卫国战争时期做政治工作也很有成绩，被授予上将军衔，战后他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出乎意料的是他于1948年52岁时突然病故。在第一个意中的接班人病故后斯大林非常伤心，为此他还搞了一个“医生谋杀案”，称日丹诺夫和季米特洛夫都是被医生害死的，在国际上斯大林寄希望于季米特洛夫，在国内则寄希望于日丹涅夫，他认为国际国内这两个爱将都是被医生害死的。日丹诺夫逝世后斯大林已69岁了， 1949年70大寿以后，其精力、体力都明显下降，于是进一步考虑接班人问题。他考虑的第二个接班人尽管没有文字的书面材料，但事实已证明是马林科夫。1952年召开党的十九大时，斯大林责成马林科夫代表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1924年列宁逝世后，从1925年党的十四大至1939年十八大，历次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的都是斯大林，十九大之所以让马林科夫代替他做政治报告，明显暗含他是斯大林的接班人。马林科夫与日丹诺夫的经历相似，但也有所不同。相似之处是都做过中央书记处书记，都是紧跟斯大林；不同之处在于马林科夫没有主持过地方工作。马林科夫比斯大林小23岁， 1925年在苏联高等技术学校学习，还没有毕业就调到中央机关工作，早年任斯大林的秘书， 1939年当选中央委员， 1941年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48年任中央书记。他紧跟斯大林，一帆风顺、青云直上，却缺少地方工作经验，又长期从事机关组织工作，缺少独立见解和魄力，比较软弱。十九大之后，斯大林又对马林科夫不太满意，但没有物色好新的接班人就遽然中风过世。后来的事实证明马林科夫的确是生性软弱。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是第一把手，任中央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但仅仅过了半年时间，即1953年9月，赫鲁晓夫就取代马林科夫任中央第一书记，马林科夫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赫鲁晓夫于1894年生在乌克兰一个矿工之家，当过牧童、学徒和钳工，出身很好，但文化素质不高。他在家乡担任过贫农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以后第二年才加入共产党。1929年在莫斯科市工业学院学习，通过他的同学阿利卢耶娃(斯大林的夫人)认识了斯大林，之后屡屡被斯大林提拔。他从工业学院毕业后，任莫斯科市委副书记，随后任市委第一书记，进而又担任莫斯科州委副书记、州委第一书记、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联共(布)中央书记。他取代马林科夫任第一书记以后，反对过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他做了秘密报告，带着浓厚个人感情来谴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虽然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但是事实证明，赫鲁晓夫掌握权力之后，依然实行了像斯大林那样的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1953年9月任第一书记时，他就实行党政分开，只管党的工作，不管政府工作，马林科夫仍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由于马林科夫比较软弱， 1955年改选后由布尔加宁代替马林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但是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合不来，很多意见相左，赫鲁晓夫还是想独揽大权。1957年赫鲁晓夫把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从1958年起赫鲁晓夫由党中央第一书记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从而恢复了斯大林式党政合一的体制，他于1961年在党的二十二大上又提出2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方针，依然是在推行斯大林主义路线；他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形右实“左”，是为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服务的。所以不能从表面上认为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其实他还是继续实行了斯大林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和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路线。赫鲁晓夫本来也要搞终身制，但因主观主义瞎指挥，只执政11年就被迫辞职。接替他的勃列日涅夫又搞党政军三大权合一的个人集权制和终身制，执政18年之后于1982年病逝。1982—1985年经过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两个老人短期过渡，到1985年指定54岁的戈尔巴乔夫接班，苏联政治体制依然实行党政军三大权合一的个人集权制。戈氏未能搞职务终身制， 1991年苏联就解体、灭亡了!可见，斯大林带头开创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这一违反民主共和原则的体制与列宁的主张背道而驰，使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带有浓厚的君主专制色彩，后患无穷!
三、斯大林实行的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其他七种体制祸害巨大
　　斯大林除开创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之外，还实行了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七种体制，给苏联留下了巨大祸害。以下扼要举例说明。
　　一党专政制。政党是社会化大生产与商品市场经济竞争条件下议会斗争的产物，政党制度从一开始就是多党制，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制已经一、二百年，多次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应该继承并超越资本主义国家多党政治文明的成果，不应该搞一党制。十月革命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之后主要实行的是两党合作， 1917年12月，列宁吸收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中的7个人担任人民委员，因而十月革命以后不是一党专政，而是两党联合执政。在1918年到1919年间，还实行过三党联合执政，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在政府里面合作了几个月，直到1918年左派社会革命党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退出政府。在左派社会革命党当中有一部分人另外成立了两个共产党，分别是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所以1918年下半年，苏俄政府是三个共产党联合执政，俄共(布)代表工人阶级，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主要代表农民阶级。到1918年底，民粹主义共产党认为自己人数太少，而且它的政策和俄共布的政策基本一致，因此就要求自行解散加入俄共(布)，所以到1918年底，苏联政府又变为两个共产党联合执政，即革命共产党和俄共(布)。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作出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的决定，凡是有两个以上的共产党都要合并。因而根据共产国际二大的决定，这两个共产党就合并为俄共(布)。因此到1920年以后，俄国才实行一党制。1924年列宁逝世后，俄国国内的情况比较复杂，在农民仍然占多数的情况下，有人提出是否应该让社会革命党恢复活动，是不是应该允许成立新的政党。1926年，一个钳工出身、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奥索夫斯基在党的理论刊物上发表文章，建议俄国实行多党制，避免一党专政，今后应该支持其他政党恢复和建立的方针。对于这样的意见，缺少自由民主思想的斯大林当然不能接受，他马上组织人马对其进行激烈的批判，将奥索夫斯基开除了党籍，还责备党刊为什么要刊发这样的文章。由此可见，斯大林对是否有其他政党活动非常敏感，害怕共产党的大权旁落。1928年，斯大林还怀疑某一矿区存在破坏活动，说有人暗中组织政党搞破坏活动。从1930年到1931年，在斯大林主持下搞了三次惩治异党活动的大审判，制造了很多冤案。第一是审判劳动农民党，该党以农民和学者为主要组成部分，据称查出它在莫斯科就有20万地下党员，但这完全是凭空捏造的。第二是审判由工程师、技术人员组成的工业党。第三是审判孟什维克，说被取缔的孟什维克仍然继续有地下活动，要颠覆布尔什维克政权。现在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可以看到，从列宁时期起已具有多党制思想，能够考虑到农民占有多数。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既然吸收了加里宁这样农民出身的人做国家主席，如果再保留一个农民的社会主义政党，使工人的共产党与农民的社会党密切合作，相互监督，会更有利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但是，列宁执行了共产国际二大的决议，把俄共(布)与俄革共两个共产党合二为一；后来的斯大林完全抛弃多党合作的思想，继续推行一党专政制，这样就没有其他政党对领导执政的共产党长期进行有效的监督。实践证明一党专政的体制是不好的。
　　消灭异己制。共产党内在民主决策中出现不同的思想派别是正常的，没有不同的思想派别才是不正常的，那就肯定是搞个人崇拜。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党内就出现过好多思想派别，如“左派”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军事反对派等等。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执政六年，他对于党内出现的不同派别采取求同存异的政策，以加强团结、并肩战斗。1921年俄共(布)十大作出决定：今后党内仍然保留民主自由，具有不同的观点意见仍然可以发表、争论，但是反对搞有组织的派别活动，因为有组织的派别活动会破坏党的团结、削弱党的统一。1924年列宁过世以后，斯大林却利用十大反对派别活动的决议，不断地清除反对派，破坏党内的民主自由。从1925年到1928年，斯大林就清除了三个反对派，分别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布哈林和李可夫反党集团。斯大林把这三个反对派一律清除出党，开除党籍。这种做法完全不同于列宁时期，即自由争论，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思想上不通者可以保留意见，通过实践检验以后复议。斯大林指责反对派搞派别活动，而他们的确也存在派别活动，比如托洛茨基搞过“46人政纲”，联名46个人给中央写过信。但是斯大林也搞过派别活动，所不同的是他暗中搞派别活动，托洛茨基等明着搞派别活动。斯大林首先联合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搞三人帮，联合起来反对托洛茨基；后来三人帮扩大为七人帮，即在原来三人帮基础上又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这七人帮之间用密码联系。斯大林把那三个反对派都清除出党之后，在政治局内又搞了个五人小组。在斯大林时期政治局委员不超过十个，他对这几个政治局委员不是一视同仁，经常仅仅找四个人来参加会议，另外几个人则被他冷落。斯大林晚年找的四个人分别是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斯大林在把反对派清除出党之后，仍然不放心，害怕这些人在社会上组织人反对他，因此还要将其在肉体上加以消灭，把他们作为里通外国的间谍特务判处死刑。这种消灭异己制使得党内没有了民主。正如陈独秀于1927年讽刺国民党专制独裁时编出的顺口溜中所说的：“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① 监视干群制。斯大林对于广大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实行严密的政治思想组织上的监视。他主要是依靠情报机关实行严密监视，同时依靠群众检举。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个月，即1917年12月，从工作需要出发，建立了一个全俄肃反委员会，其主要职能就是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现象。这个机构按俄文第一个字母拼写叫“契卡”， 1922年2月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按照第一个俄文字母的拼音叫做“格伯乌”，1953年以后又称为“克格勃”。政治保卫局应该归政府人民委员会管辖，但是自从斯大林当上总书记以后，就想直接控制这个“格伯乌”。“契卡”和“格伯乌”的第一个领导人是老布尔什维克捷尔任斯基。斯大林任总书记后经常和捷尔任斯基发生矛盾，1926年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大吵一架，捷尔任斯基在当天回家后就心脏病发作突然死亡。在捷尔任斯基死后，斯大林立即任命他的亲信明仁斯基接管了政治保卫局。这样，斯大林就违背了党的集体领导和党政分工的原则，直接掌握政治保卫局，把政治保卫局由原来反对反革命的机构转变为党内斗争的工具。通过苏联的历史可以看出来，苏联情报机关的首脑都没有好下场，捷尔任斯基死后，以后历任的四个领导明仁斯基、亚戈达、叶诺夫、贝利亚等都是非正常死亡，因为他们都受斯大林指示，对广大的干部和群众实行监视、诬告、逼供、迫害，做了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最后自己也成为牺牲品或替罪羊，被暗害或者被处决。斯大林通过情报机关监视党政军干部和群众，搞大清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这些政治局委员和政府总理全部都是被情报机关逼供，被迫承认是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在1938年被处死。托洛茨基在1929年就被驱逐出国，即使他在国外，斯大林也仍然不放心。托洛茨基在国外开展揭露斯大林的活动让斯大林非常恼火， 1940年，斯大林指使“格伯乌”的人冒充托洛茨基的信徒，到墨西哥把托洛茨基暗杀了。根据苏联解体之后最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1940年也是被情报机关的人买通医生下慢性毒药毒死的。②为什么要毒死列宁夫人呢?因为列宁夫人对斯大林很有意见，尤其是对于斯大林的大清洗活动很不满。除了高级领导干部外，斯大林对普通群众也采取严密监视的措施，主要是在邮局对群众的来往信件进行严密审查。比如后来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他在苏联卫国战争前线给他的弟弟写信，流露出对斯大林等领导人的不满，这封信在邮局被保卫局的人检查出来后，就把他送到古拉格群岛改造。他亲身经历了古拉格群岛劳改营的内幕，从而写成了《古拉格群岛》这部名著。总之，斯大林利用情报机关和个别人的诬告陷害了很多干部和群众。
　　以党代政制。党如何领导苏维埃政权，这是十月革命以后提出的一个新问题。十月革命初期，难免出现以党代政现象，因为苏维埃政权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赤卫队革命武装攻打冬宫、推翻临时政府之后建立的，在夺取政权以后，又遇到了三年国内战争的紧急时期，所以重大的决策和重要干部的任命经常是由党中央作出的，不可能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或者由人民委员会来开会集体研究。但是到1920年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发现以党代政的现象是不正常的，许多工作应该由政府自己出面解决，而不是都报中央政治局讨论，因此列宁在晚年提出，党应该对政权实行“总的领导”，不要作过多过细的干预。1922年推选斯大林任总书记同时要他辞去政府两个部长的工作，主要是为了专职管理党的工作。但是1924年列宁过世以后，斯大林贪权，以总书记的身份不断干预政府工作，下面是四个突出的事例。第一个事例是1933苏联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本来应该由政府总理来做，当时的政府总理是莫洛托夫，但是这个报告最后是由斯大林总书记来做的。第二个事例是1936年苏联建成社会主义要修改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宪法草案的报告本来应该由国家主席即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加里宁来做，但是这个报告最后也是由总书记斯大林来做的。第三个事例是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属于政府的事情，当时莫洛托夫任政府总理和外交部长，条约应该由莫洛托夫和德国的里宾特洛甫来签订，但是这个条约当中有一个秘密协定，就是苏联和德国密谋瓜分东欧，把波罗的海三国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划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把波兰的西部、捷克斯洛伐克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这个秘密协定是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两人密谋、得到斯大林授意之后签订的。斯大林还叮嘱莫洛托夫说，这个秘密协定不能交国家档案局，由莫洛托夫个人收藏。第四个事例是1941年5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斯大林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按苏联宪法的规定，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应该由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中央政治局任命。在斯大林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从1929年起一直由莫洛托夫担任。尽管莫洛托夫对斯大林言听计从，但是斯大林还是感到不如自己亲自担任更好，于是让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由斯大林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而莫洛托夫则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这也是以党代政的典型，同时违背了宪法。这种党政合一体制的危害就是：政府不能独立自主决策、办事，而党又很少管党的工作。总书记本来是专门负责管党的工作的，但是却去管政府的工作，从而就无法专心致志管好党的工作，从而党政两方面的工作都搞不好。
　　等级授职制。就是层层任命干部的制度。按照民主政党和民主共和国的原则以及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党和国家的各级主要领导人应该普遍选举产生。苏维埃政权初期的主要领导人确定是由选举产生的，但是随后逐步改变为等级授职、层层任命的制度。即由上级党委内部决定，通过形式上的选举产生。苏联从30年代起就编制了一个选拔、任命党和国家干部的花名册，所有的干部都通过层层任命产生。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干脆就是由斯大林一个人事先拟好。这种等级授职制无形中在干部当中形成了一个帮派和利益集团，各地方优秀的干部无法通过平等竞选由人民选举产生，干部要想上升就必须善于阿谀逢迎、拉关系、抱粗腿、找靠山，因此在苏联几十年官场当中弥漫着不正之风，有很多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的现象。
　　控制选举制。十月革命初期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真正由工农兵人民大众选举产生各级领导人。列宁就是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以多数票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主要是在苏维埃当中多党平等竞争当选的，而不是靠暴力手段。但是布尔什维克一旦掌握了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权之后，就取缔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是不妥的。布尔什维克以前在苏维埃当中也是少数反对派，但是凭借正确的政策在苏维埃当中争取到多数代表的赞成而上台执政，那么现在有少数反对派在苏维埃当中有什么可怕呢?同时， 1918年以后苏联的农村选举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农村的党组织比较薄弱，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比较大，甚至还有一些富农分子把持着选举。于是1918年12月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乡与村苏维埃改选程序的指示。这个选举指示出来以后，选举开始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进行，而真正地发扬人民民主。其中规定要由上级派的特别指导员担任下一级选举委员会的主席，所有候选人都必须经过这些特别指导员的认可才行，实际上是派人来控制选举。另外， 1918年的苏俄宪法进一步规定，苏维埃代表选举采取等额选举的办法，后来几乎所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搞等额选举，其根源就在于1918年苏联宪法的规定。1936年的苏联宪法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这个时期的苏联选举出现了竞选，主要是在酝酿候选人阶段可以有差额竞争，但是最后定下来的苏维埃代表候选人仍然就是一个。尽管仍然规定如果选民不赞成选票上的候选人可以另外写上你所赞成的候选人，可是即使你写上了你所满意的另外候选人，由于他没有被列入候选人名单，因此其选票肯定非常少，所以决不可能超过已经确定的某个候选人。因此苏联的这种等额选举对人民民主的限制很大，最后确定的候选人一般都是各级党委的意中人。不仅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是这样选举产生，即使是党的代表与党的各级委员会委员的选举也大体上是这样一种控制选举的办法。因此，虽然苏联名义上都有选举，但是都受到了上级党委的严密控制。
官员特权制。1871年巴黎公社最重要的经验有两条：普选与限薪。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非常重视这两条经验，认为苏维埃就是第二个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第二个形式。巴黎公社限制最高官员的工资应与熟练工人相当，与最低工人的工资最多相差5倍。克里姆林宫的总务长看到列宁生活困难，自作主张为列宁每月加薪500卢布，列宁知道之后，对这个总务长实行了行政记过处分。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苏维埃政权也不是完全机械地照搬巴黎公社的经验。早期列宁认为最高与最低工资相差不应该超过5倍，但是到列宁晚年，最高与最低工资相差已经达到了8倍，这样的差别还是可以的。然而之后工资差别越来越大，这样在苏联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党政军高薪特权官僚集团。现在理论界分歧在于这个高薪特权官僚集团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我认为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根据是在30年代苏联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已经达到30多倍，到50年代已经达到50多倍，而且在这个时期苏联实行兼职又兼薪的政策，斯大林有三个职务，即党的总书记、政府总理、军队最高统帅，因而斯大林一个人有三份工资(他实际上是享有供给制，并没有花工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1935年访问苏联时写了一本《莫斯科日记》，他在书中说到1935年时苏联的高干和特权都非常普遍，他认为那时苏联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或者叫做共产党贵族阶层。有人认为苏联的特权群体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出现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还有人认为苏联特权阶层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实际上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工资差距已经扩大到一百多倍，高干享有的特权更多了。
四、政治体制改革一再延误导致苏联剧变
　　以上所讲的十种政治体制，都是背离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有的是在列宁时期就出现了，比如一党专政、以党代政、控制选举，但是到斯大林时期更为严重了，大部分体制都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官员高薪特权制，它形成了党政军高薪特权官僚集团，他们阻碍改革、反对改革。如果干部改为选举产生，那么他们肯定会落马。如果人民有民主自由来监督他们，那么他们肯定会倒台。因此不要单从表面上看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如何反对斯大林、批判斯大林、否定斯大林，而是要从主要方面看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如何沿袭了斯大林的那套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误了政治体制改革，从而给叶利钦提供了重拳轰击苏共极权、特权的口实和机会。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是同龄人(生于1931年)，两个人出身与经历相似(都是生于农民家庭，都是大学毕业生，都是先在地方任党委第一书记后进中央书记处)。可是后来戈尔巴乔夫却被挑选指定为总书记，叶利钦却于1987、1988年先后被免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因此他内心极不平衡，急欲取代戈氏成为国家首脑。于是他于1990年7月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毅然宣布退党，随即以无党派身份于1991年6月参与俄罗斯联邦总统竞选。他打出反极权、反特权、争民主、争自由的旗号蛊惑人心， 57%的得票率当选。他就任后立即访问美国，表明反共决心，取得西方支持，同时在国内下令禁止共产党活动。接着又利用苏联的民族矛盾，促使苏联于12月25日解体。戈氏在叶氏的攻势下节节退让。戈氏于1988年就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 1990年2月后又被迫同意搞多党平等竞争，到1991年8月终于迫使苏共自行解散。叶氏与戈氏内斗1500天，叶氏终获全胜，连任俄联邦总统10年。可见叶利钦是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元凶，戈尔巴乔夫是帮凶。其根源却在于苏共几代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误改革斯大林推行的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对于斯大林体制的弊病该怎么办呢?那就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认清斯大林体制的种种严重弊端，从发展党内民主入手，不搞西方那种党派纷争的多党制，大力发展东方式的社会主义民主，走一条体制内改革的成功之路。遗憾的是，从斯大林晚年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及戈尔巴乔夫初期，长期多次延误了政治体制改革。到了戈尔巴乔夫后期，国内外、党内外很多人都对这种政治体制严重不满，从而逼迫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引进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进行体制外的改革，从而导致了苏联解体、苏共灭亡。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斯大林的错误与苏联解体、苏共灭亡没有关系，也不能简单地说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否定了斯大林而导致了苏联解体、苏共灭亡。应该说，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深层根源还是在斯大林这里，在于斯大林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埋下了祸根，这样说并没有否定斯大林在苏联实现工业化和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方面的巨大功绩。我认为从苏联解体、苏共灭亡中应该得出这样的经验教训：要加快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斯大林首创的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病，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使社会主义重新焕发青春活力。
　　注释：
　　①陈独秀：《国民党四字经》，载《上海工人》第43期，1927年12月26日。
　　②见2004年4月22日俄文《莫斯科共青团员报》。
　　(本文原是笔者应聘作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座教授于2006年12月12日对该学院研究生作专题报告的讲稿，现在稍加删节和补充在本刊发表，参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争鸣。)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资深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顾问)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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