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效闵_百度百科
吴效闵（），山西省太谷县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一九三七年参加，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效闵人物生平
1936年加入。1937年参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第三支队政治主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游击第一团连政治指导员、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二十团政治处主任。，历任第四纵队十旅二十九团政治委员、团长，十三军三十七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副军长兼参谋长，十三军军长，时为军事顾问团顾问，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
一介书生投笔从戎
吴效闵出生于晋商家庭，衣食无忧，就读太原知名学府。在学校时，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过声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示威游行。1937年9月，日寇打进山西，铁蹄所至，国军溃败如山崩，惶恐的难民如潮。他没有随学校退到后方，而是渴望把一腔热血抛洒在抗击外族入侵的沙场。“家庭没有促使我投身革命，给予我的是以自私自利为本质，以个人致富为目的的读书梦，以及强烈的自尊和虚荣心。短短两年的中学生活对我的思想演变起着重大的作用。在进步教员梁品青和同学王宏士、黄宏基的影响下参加了读书会，看了一些鲁迅、、茅盾的进步小说、报刊，启发了我对旧制度的不满，抽象革命的观念随之滋长。日本帝国主义的和反动当局镇压学生运动，把我逼上了革命。”吴效闵在《历史思想自传》中这样写道。
新兵入伍，吴效闵并不被看好。因为他皮肤白，还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身材干巴瘦，比三八步枪高不了多少，连长瞅半天没瞅出“兵味”，就把他安置到了炊事班。虽不情愿，但不能抗命，在干炊事员的同时，他和机枪班长交上了朋友，学会了操弄机枪。
围中，一排炮弹落在机枪阵地，机枪被炸飞，非死即伤。鬼子狂叫着往前冲，连长急得大喊：“谁会打机枪。”“我会。”吴效闵捡起机枪，三两下排除障碍，端起机枪猛扫，面对日军毫无惧色。战斗结束后，吴效闵当上了班长。月余后，部队在文水县伏击日军，吴效闵带领全班冲杀，把日军切成两段，与敌争夺制高点，打上来冲下去。夜色中，连长分辨不清战士模样，但能看到两只镜片在战火中闪光，撤出战场后，吴效闵就当上了副排长。不出一月连升两级，成了学生兵中能打仗的典型。
吴效闵参军前8年，一直在基层从事政治工作，曾被评为太岳军区模范干部，属政工干部中的佼佼者。但他心里还是非常期望到一支会打仗打硬仗的英雄部队中去。机会总会眷顾有准备的人，1944年10月，抗日战争熬过了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日军开始收缩兵力。此时，太岳山深处，在决死第一旅二十五团一营担任教导员的吴效闵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二十团缺政治处主任，时任太岳军区政委的钦点吴效闵到该旅，用政治理论武装部队。三八六旅可是一支让日寇胆战的部队，曾转战川陕，三次翻越雪山草地，抗战以来，战功赫赫。吴效闵和三八六旅二十团团长脾气相投，两人在大小战役中配合默契，屡立战功，成为一段佳话。[2]
吴效闵人物评价
陈赓大将夫人在为吴效闵儿子吴森所著《吴效闵少将》作序时曾回忆说：“说到吴效闵，我对他印象很深。因为在的几员战将中数他文弱年轻，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个头不高，很瘦，一眼就能看出是个读书人。参军后，一直在同志领导的决死队做政治工作。刚调到时，许多同志并不看好这个‘眼镜主任’。”
命运之神只垂青挺胸膛不趴下的勇士。歼灭国民党“天下第一旅”时，吴效闵是团政委，团长负伤，他明智果断率部同敌人一起进村，以近战、村落战巧妙地将敌切割歼灭，活捉了中将旅长。战斗结束，陈赓立即让他当了团长。
从此后，他更是一发不可收。从直捣国民党第五兵团部到堵住第五军，从围歼兵团到南昌城下火线止住溃退，从千里追击大西南国民党残余部队到硝烟弥漫的越南战场、朝鲜战场，都留下了吴效闵将军的身影。
吴效闵（右）在淮海战役后授予战斗英雄
冲锋的官，才有不怕死的兵。”这是许多老兵在回忆吴效闵时常说的一句话，曾担任吴效闵警卫员的宋天发在回忆时称：“团长很勇敢，打起仗来一门心思在作战上，根本不考虑什么危险。他的指挥所长了腿，谁要找团长就要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找。他要往前跑，我们几个警卫员都拉不住。”
在其十多年的战争生涯里，他带领部队打过不少大仗、恶仗，攻必克、守必坚，踏敌尸骨唱凯旋。据老兵们说，跟随吴效闵将军打仗，是胜仗多、败仗少。在每次战斗中，他都能身先士卒，并很好地带领部队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以至于吴效闵将军带出来的部队后来成为了一支能攻善守的主力、尖刀部队。
吴效闵用兵谨慎，抓住时机后又极为迅猛，不但是个刚勇睿智的军事指挥员，还善于做部队思想工作。老战友回忆，吴效闵不但能征善战，而且也是一位善于相处、平易近人、心胸开阔的高级领导干部。从一位血性青年学生到历经战火熏陶的一代战将，他很好地完成了由政工干部向军事干部的转型。
1949年2月，吴效闵被授予“战斗英雄”的称号，在我军历史上，团级指挥员获此殊荣的并不多，但在十旅的历史上，第一位是“猛虎”团长，第二位就是貌似文弱的“秀才”团长吴效闵。
战争没有摧垮他，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1977年一场重病却把他从亲人的身边夺走，年仅56岁。[3]
吴效闵主要成就
歼灭天下第一旅、活捉黄正诚
所谓“天下第一旅”，即国民党嫡系精锐部队整编第一师第一旅，是蒋介石的警戒部队。中将旅长曾留学德国，住过的军事学校，态度傲慢自负。该旅全副美式装备，训练有素，可谓中嫡系之嫡系，故被称为“蒋家御林军”“天下第一旅”。
1946年8月，第四纵队第10旅和纵队的其他各旅一起参加了，接连攻克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等5城及广大乡村，控制铁路130公里，将太岳吕梁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为继续歼灭国民党军队王牌部队“天下第一旅”开辟了广阔的战场。
9月23日，团政委吴效闵带着部队由临汾进至陈堰村。在陈堰村西北一个高坡上，吴效闵用望远镜观察，发现前面黄尘滚滚。原来，旅正往陈堰村开进，企图依托村寨固守。29团立即按预定作战命令向敌人发起攻击。第1营由西门、第2营由北门攻进陈堰，第3营则布置在村外作预备队，防止敌人从西南方向逃跑。从西门冲进村内的第1营发现敌人正在捉鸡杀猪、架锅做饭，冲在前面的3连一个猛扑，活捉了200多个俘虏。
激烈的争夺战在陈堰村内展开。敌在我数路对进、穿插分割、猛烈攻击下节节败退，并企图向西南方向突围，被3营用机枪、手榴弹挡了回去。敌人退缩至巷子和院子里作最后的挣扎。24日凌晨4时总攻发起，惊天动地的炸药包响了，就近射击的响了，接着冲锋号、手榴弹的爆炸声、枪声和相互联络的哨声交织在一起，敌人固守的4个院子很快被攻下3个，残敌被压缩在最后一个院子里。
29团4连在炮火支援下攻了进去。4连5班班长李新田带着战士吉万才、时来亮冲进了大门。院子的正面是一排4个大窑洞，离大门不远的地方有一堵矮墙，他们利用矮墙作掩护，一边朝窑洞投手榴弹，一边向敌人喊话：“缴枪不杀，赶快投降！”
一颗颗投到窗口
《百战将星——吴效闵》
的手榴弹爆炸了，窑洞里的敌人吓得高声大叫：“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我们缴枪，我们缴枪！”枪一支一支被扔了出来，并走出来七八个敌人。接着又有一大群国民党官兵分别从4个窑洞里走出来，垂头丧气地站在院子里，共130多人。有一个下身穿黄哔叽马裤、短皮靴，上身却穿着一件士兵服、戴着眼镜的大个子躲在人群后面，他的奇异穿戴没躲过团政委吴效闵的目光。在吴效闵的追问下，他承认自己就是，原想换上士兵服装逃跑，可刚换好上衣就当了俘虏。
黄正诚被指认后，干脆脱了士兵上衣摆起了架子，甚至还不服气地说：“这不算失败，是你们违反战术规则，我们还没有拿起枪、架起炮，你们就偷偷摸摸进来了。”黄正诚的话引来了官兵的大笑。
29团采取声东击西、穿插迂回、利用夜暗直捣敌穴的战法，一举捣毁“天下第一旅”旅部，歼灭其直属队，活捉中将旅长黄正诚、少将参谋长戴涛、少将参谋处主任顾铁、旅一团少将团长刘玉树，毙伤敌人2000余人，俘敌2500余人，缴获山炮4门、火箭炮7门、30余挺、斯登手提式200余支、其他枪械和军需物资无数。
此战威震太岳，是我军对蒋介石军队嚣张气焰打击较为沉重的一次成功战斗，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赞扬。二野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夸赞道：“如此一举歼灭‘天下第一旅’，出乎意料，29团立了奇功！”
解放西双版纳
1950年2月，时任37师副师长的吴效闵率南下追歼部队—37师部分指战员和38师114团，追歼蒋军残部到达思普地区。2月5日，吴副师长率领的500余名野战军部队抵达宁洱，受到地委、“边纵”部队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晚，吴与114团政委赵培宪和地委“边纵”九支队领导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野战军和“边纵”部队紧密结合，立即向车佛南进军。2月6日早上，召开了隆重的出征动员会，地委领导、“边纵”九支队领导和吴副师长先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午饭后，由和九支队机动营组成的追歼部队，在吴效闵、、唐登岷率领下，向车佛南开进。　　
2月9日，部队到达小勐养，在当晚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上，确定大部队直插，力争在该地的北岸截歼击敌人；“边纵”车佛南整训总队则配合大部队，从澜沧江段的曼阁、曼斗渡江，歼灭在车里的残敌。　　2月10日，部队到达橄榄坝曼团寨后，得知敌已过江逃跑。在唐登岷和当地民族进步上层人士、车里议事庭庭长、车里县民族自卫大队长召存信等人请求下，吴副师决定部队过江追歼逃敌。　　2月14日，部队在吴副师长指挥下，强渡天险澜沧江。追击途中，得知敌人已撤出佛海，吴等领导当即决定不进佛海，直插南峤县城。16日下午，部队到达景真寨子，吴、赵、唐当即部署攻打南峤县政府，攻占敌93师司令部乌龟山。当晚，在吴副师长统一指挥下，由114团担任主攻，机动营和镇江整训总队配合，向盘踞乌龟山的敌93师278团发起攻击，占领了敌师、团部和县政府。中午，敌一个营又从宁江方向送上门来，被我歼灭。乌龟山之战共歼敌7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千余件和部分弹药物资，取得了解放西双版纳的决定性胜利。　　部队在返经佛海时，吴副师长又接受敌160余人的投降。此间，吴获悉敌237师709团残部窜入车里，吴即令114团某部从佛海疾进截敌，在车里县曼达鸠与敌交战，敌逃往大勐龙方向。吴命令从侧翼配合追歼的“边纵”42团、车佛南整训总队和起义部队追歼敌人。在勐龙曼伞，与敌激战，迫敌逃出国境。
吴效闵人物轶事
捐房送田情系乡梓
吴效闵副师长和李德生师长在上甘岭
闵将军祖上是江苏一秀才，考取了功名，到山西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只是家谱焚于战乱，无从考证。父亲吴宝寿在当地票号给人当掌柜，自家兼营小当铺。早年家境尚好，在置下一座青砖深宅院在村中还属一流，门楣上还嵌有“义善堂”的横额门匾。父亲又略通医术，经常免费为乡邻看病，在村里口碑颇好。
如今，在曹庄村，关于吴效闵将军及其家世的历史已经鲜为人知，记者遍访村中高龄老人，但均是全国解放后迁徙至曹庄村，对这位声名赫赫的名将的故事也只能回忆起只言片语，村中唯一一位将军的“发小”吴贵成已于去年离世。
吴家老宅仍在，但主人已另有其人，这也成了记者在曹庄村采访时留下的一个“未解之谜”。吴家老宅现已被淹没在一片新建的红砖大瓦房之中，晋中民居颇具特色，家境如何从大门上就能看出端倪。吴家老宅院墙高约3.5米，普通人家的院墙自不能比，院外的散落的长条石上的石刻依然清晰，也在向外人证明这里的主人曾与众不同，房屋结构一看便知是清代建筑风格。
但院中情况令人惋惜，一座两进的院落中蒿草丛生，东西厢房都已坍塌，独有正房仍然屹立不倒。随记者一同前往的县史志办的工作人员不无遗憾：“2010年的时候，在革命遗址普查中，我们已对这里登记造册，但保护工作进行得比较缓慢，我们也在积极呼吁相关部门尽快对此遗址进行保护。”
曹庄村党支部书记曹丙娃回忆说：“吴效闵将军16岁便参军入伍，一直在外征战，全国解放之后仅回过太谷一次，村中关于他的情况很少有人知道也在情理之中。”[1]
．山西新闻网[引用日期]
晋军．百战将星——吴效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8年
晋军．《百战将星——吴效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8年许金彪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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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金彪，（）卫店人，1927年参加地下党工作，1928年加入，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转人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副厅长兼局长、水利厅副厅长、农业机械厅厅长、工业厅厅长、社队企业管理局副局长，政协湖北省第3、4、5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成员。1986年离职休养，日在武汉因病逝世。
许金彪简介
（）卫店人，1927年参加地下党工作，1928年加入，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转人。
，先后担任平汉铁路地下党青年队长，红四军20师34团班长、连指导员，红9军25师营教导员、军供给部科长，红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甘肃高（台）抚（彝）县委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副官，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新四军5师2团团长、警卫团长，抗大2支队队长，五师后勤部长、参谋处长、情报处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2野12纵队警卫团长，江汉军区2分区副司令员，湖北支前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
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副厅长兼公路局局长、水利厅副厅长、农业机械厅厅长、工业厅厅长、社队企业管理局副局长，政协湖北省第3、4、5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成员。1986年离职休养，日在武汉因病逝世。
许金彪土地革命时期
，许金彪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1927年在参加地下党工作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投入了四次反“围剿”和建立的斗争。在四川土地改革和扩大红军工作时，他出色完成任务，受到嘉奖。他曾七次身负重伤，并带伤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三过雪山、草地。后又西渡，参加了悲壮的西征。在甘肃中，他带领妇女独立团，担任后援。在任高抚县委书记时，带领县委一班人在打游击，终因弹尽粮绝身负重伤而被俘。入狱后，他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表现了革命军人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后经“兰州八办”营救出狱。在“兰州八办”任副官。
许金彪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为撒播革命种子，安排伤员从华北战场回南方开展革命工作，许金彪从回乡后，积极联络一道回乡的红军战士，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收编了国民政府正规军愿意抗战的一个连队，组建了中队，在敌后建立了“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独立自主地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敌伪的夹缝中毅然树立起一面鲜艳的抗日旗帜。在战斗中，他与日本侵略者和敌伪顽军浴血奋战。在孝感周兴店战斗中，在敌众我寡、部队被包围的紧急关头，他冷静、机智地指挥作战，将伪“和平救国军”第8军警卫师师长曾大均击毙，率部突出重围。1939年5月，李先念受党中央派遣重返边区，建立敌后抗日武装，许金彪将自己所领导的部队和根据地全部交给李先念指挥和领导，为开展湖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受到李先念的高度赞扬。部队整编后，他协助李先念指挥了“联曹（省三）打胡（冀武）”战斗，取得了部队整编后的第一次大胜利，扩大了抗日革命根据地。他率领的新四军五师警卫团，为保卫鄂豫皖边区党委和五师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担任五师后勤部长期间，为保障部队的供给，加强部队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许金彪抗战胜利
后，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许金彪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战斗中，他率部斩关夺隘，浴血奋战，为大部队摆脱敌人的进剿，为中原突围的胜利立下了功劳。随后，他率领部队，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进而反攻中原，进军江汉，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任湖北支前司令部司令员时，他积极组织物资和民工支援大军南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许金彪新中国诞生后
，许金彪由部队转到地方，担负湖北省交通、水利、农机、工业等部门和省政协的领导工作。40多年来，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为湖北省经济建设和巩固发展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在水利建设中，针对水利灾害频繁的情况，他注重工程的规划布局、勘测设计和工程质量，建成一批大、中型水库和水力发电站、排灌泵站，发挥了巨大的效益。在大坳等水库建设中，他亲临一线指挥，与水利战线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共同奋战。在农机工作中，他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农业机械的管理办法，建立农业机械维修和技术培训网络，注重发挥农业机械的作用，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在工业建设中，他在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着力调整全省布局，为湖北省工业振兴和经济发展做出了显著成绩。在担任政协湖北省第三、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期间，他广泛团结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积极参政议政。在恢复和发展政协工作、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落实党的统战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广泛联系台港澳同胞、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当前位置： &
战功赫赫！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的十三个王牌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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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野12军
&&&&司令员:王宏坤，后王近山
&&&&6纵（军）是不可多得的强悍之师，著名的百将团出自此部，全纵（军）一到打仗立生威猛之势，在定陶战中，顽强扛起作战难度大的苦差事，出色完任务，1947年挺进中原时，在中野面临绝境的关键时刻，六纵（军）浴血博击，强渡河，为中野突围硬是杀出一条血路。1948年7月六纵（军）在兵力不占优，装备落后的条件下，出奇兵进攻极为重要的战略之点襄樊，以反常规的大胆战法，刀劈三关，一举攻下铁打襄阳，击败川军名将郭勋祺，生擒大特务头子康泽，取得襄樊大捷，此役在军事上极大地调功了敌军，战后17旅19团获襄阳特功团，淮海战役中英雄血战双堆集，顽强顶任敌18、15军轮番攻击，并战场策反敌110师起义，为摧敌18军（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立头功。949年2月编为12军，南下渡江，进军西南作战。
&&&&六、中野14军
&&&&司令员:陈赓
&&&&解放战争中，中野四纵（军）长期坦负战略机动任务，月连续发起闻喜、夏县、同蒲、临浮战役，在临浮战中，全歼号称天下第一旅的国军整编第一旅，活捉中将旅长黄正城，同年11月至翌年1月发起吕梁、汾孝战，1947年7月强渡黄河，挺进豫陕鄂地区，先在潼关、洛阳间往返作战，后至伏牛山麓实施灵活的牵牛战术，歼灭李铁军，开辟豫西根据地，1948年3月四纵（军）与华东三纵（军）一起，歼敌二万，取洛阳战胜利，之后又参加宛西、郑州等战。在淮海战役中，四纵（军）先是背水为战，在南坪集顽强阻击黄维兵团，继而诱敌深入，为我军诱敌深入围歼黄兵团取得宝贵战机，为歼黄立头功，战后四纵（军）13旅38团1营放授于钢铁营光荣称号。1949年2月编为14军、13军，南下解放南冒，进军两广、云南，似果断、神速追歼战，让人赞叹。
&&&&七、华东野战军20军
&&&&司令员:叶飞
&&&&在解放战争中，华野1纵（军）以跑得、饿得、打得著称，在华东战场，驰骋豫皖，纵横苏鲁，战皆硬仗，屡建奇功，最辉煌莫过于莱芜战役，此役一纵（军）在友邻部队没赶到情况下，紧钳5万多国军，临危不惧，让李仙洲无路可逃，为歼李仙洲集团立下首功。一纵（军）在宿北和鲁南战役中，表现同样气壮山河，在宿北，一纵（军）在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11师阵势中，杀了个进出，次日又再次杀入敌阵，硬生生割裂了11师与69师的联糸，击败11师，歼灭了69师。在鲁南一纵（军）与兄弟部队一起，歼灭敌快速纵队，缴获甚多。在孟良固战役中，一纵（军）同时与国军两大王牌部队作战，一面死死顶住25师的攻击，一面参与围歼七十四师，为战役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在淮海战役中，一纵（军）首先在窑弯歼灭敌63军，随后参加杜聿明集团的作战。1949年2月被编20军。参加南下作战。
&&&&八、华野23军
&&&&司令员:陶勇
&&&&在解放战争中 ，华野4纵（军）和其拼命三郎司令员一样充满传奇色彩，是一支英雄善战的纵队（军），作为华野主力纵队（军），经力苏中、莱芜、孟良固豫东、济南、淮海等大役，可谓百战雄师。4纵（军）身为华野一师，在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在后来的鲁南战役，和攻克枣庄都是首功。围歼74师的主力纵队（军）之一，在淮海战役中，无论是碾庄，围歼黄伯涛兵团，还是陈官庄围歼杜聿明，四纵（军）都是英雄善战，整个战役中是我军歼敌数量最多的纵队（军）。1949年2月被为23军。参加南下渡江前，敢于炮击耀武扬威挑衅的英国远东舰队，并给予英舰重创，打得英国人举起白旗，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纵观可见此纵（军）战斗作风之硬。
&&&&九、华野24军
&&&&司令员:王必成
&&&&在解放战争中， 华野6纵（军）一直是华野主力纵队（军）之一，司令员王必成被敌我双方共称为王老虎，他所率六纵（军）是一支能打、会打、敢打的虎军，经历华东数次大战，战史亮点:首先苏中战役中除害，歼灭李默奄的王牌部队，从此打消了我军对国军美械装备部队的顾虑，在莱芜战役的吐丝口战斗中，斩获敌军2万多，此役中歼敌数我军参战部队中第一，另外六纵（军）与蒋介石嫡糸、精锐、五大主力之首、全美械装备七十四师，一直很有缘，一战涟水，硬是把风头正劲的74师压了下去，这好比是迎头浇了正火热的74师一盆冷水，此后两军再战，74师依靠数量和装备的优势，使六纵（军）不得不撤出涟水，但74师也付出惨重的代价，以至后来在孟良固被俘的74师军官说到:其实74师在在涟水之战中已被重创了元气。在孟良固战役中，六纵（军）快速奔袭至垛庄，使74师无路可逃，在孟良固最后战斗关头中，六纵（军）率先攻入，摧毁74师总部，击毙张灵甫，为我军歼灭国军主力开了先河。在沙土集战役，中六纵（军）以其出色的表现，让华野别七月失败的阴影，在豫东战役中，攻克了龙王店，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为歼灭该兵团立了大功。在准海战役中，围歼黄伯涛兵团，六纵（军）是主力纵队（军）之一，为淮海战役胜利做出了贡献。1949年2月编为24军。参加渡江等南下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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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高清图推荐：蒋介石军事才能远逊于毛泽东
[摘要]蒋介石靠军事起家，打了几十年的仗，却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本文摘自《历史学的境界》，高华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历史学家高华谈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张=张明扬
高=高华张：国民党的失败是一个大题目。政权能出自枪杆子，也能失自枪杆子吧？高：那是啊，在东方许多国家是这样的，政权更迭是由枪杆子决定的，当然在枪杆子的后面有政治等因素。关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最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是非常全面的，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许多证据，但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张：抗战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至少在账面是占很大优势的吧？高：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从实力对比上讲，双方悬殊很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数量有450万，远超过共产党，共产党军队只有127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民党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民党有可起飞的飞机344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240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产党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由于国共力量对比悬殊较大，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日，蒋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中共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说，共产党军队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获胜后，蒋更不把共产党军队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蒋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连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虽在1944年12月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可在当时，那只是一种心里愿望的表达，还看不出有实现的可能性。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占了绝对优势，现在看，即便当时中央红军由毛泽东领军，若国内形势不发生变化，中共处境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打日本也可以，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民党军人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打中共也行，那时国民党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打中共就不行了，蒋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一年确如金冲及所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张：国民党恐怕是过于轻敌了。高：现在看，国民党在;1946年的骄傲是没有道理的，是虚火上升。经八年抗战，共产党生聚教训，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国民党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民党的高中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从蒋到宋子文，再到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再到领兵的国民党将领，多把共产党军队看成是“乌合之众”。的确，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了。但为适应和国民党的决战，解放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还弄不清楚运动战应当怎么打，更不曾和装备好、作战能力强的敌人打过仗。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在战略上，解放军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因丢失地盘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而经过土改，解放军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扩充了兵力。黄克诚也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十万部队就扩大为三十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以后再清理。在组织上，中共党、政、军完全军事化，轻装上阵，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蒋介石则与此相反，要支付巨额军饷，他在日的日记上写道：“军饷发给现银导致金融枯竭。”蒋的亲信、曾任江西省省主席的王陵基说，他的很大任务就是征粮送东北内战战场，不问丰歉，都征到九成以上，由于征粮任务重，江西省田粮处处长被他逼得在吉安跳水。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从而带动经济出现严重危机，造成通货膨胀，导致物价狂涨，蒋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共产党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干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张：既然已经打仗了，国民党的动员能力怎么样？高：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内战得不到民众支持，国民党也缺乏强大的动员能力，始终没能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内战，国民党也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勘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勘乱”时期，上海、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蒋介石在1951年也承认：我们当时的确没有动员。蒋介石与毛泽东张：蒋介石个人军事才能与毛泽东的差距也是失败的一大原因吧。高：说起来蒋介石靠军事起家，打了几十年的仗，但他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的大眼光是正确的，但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却不能坚持。1948年2月，蒋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只能听之任之。蒋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就同意了。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致命绳索是他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民党军队要守护的摊子太大，为反击国民党在东北的进攻，中共军队在关内四面开花，使得国民党军队穷于对付，兵力不敷使用，被解放军各个消灭；蒋介石为此深为忧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蒋对军队的指挥也有严重的问题，非常僵硬呆板，蒋一向喜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的指令有错也执行。而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对于白、何等人的上述意见，蒋完全拒绝。日，蒋在日记中加以辩驳：“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蒋并责斥何应钦与白崇禧互相唱和：“不知负责，不知立信，而反于此时局势严重，人心彷徨之际，意作是想，是诚万料所不及者。”张：蒋介石好歹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正牌毕业生吧。高：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非常严重。内战初，他把胜利的“宝”押在“速战速决”上，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布署。”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然而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蒋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语言，毫无创意，机械搬用之，怎么能追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同时使得前线指挥官不能随机应变，当机立断。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张正隆的新作《枪杆子：1949》中提到，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一有机会就讲，不仅师团干部会用，连许多老兵都懂、会用。张：在用人上，蒋介石也未见高明之处吧。高：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聿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在淮海，蒋仍然没有章法，他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这是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但是整个国统区日常生活照样运转，不受影响。毛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等与彭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矛盾，日，毛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把彭真调回西柏坡，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蒋介石很少有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将领，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蒋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崇禧为国民党军队中少见的统帅型将领，因不是蒋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重用胡宗南几十年，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蒋当作统帅用。1943年，陈立夫去西安劝他突袭延安，“建不世之功”，他未敢。当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袭延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身边的熊向晖肯定会提前就把消息密报给延安。张：可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履历要辉煌多了。高：毛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老粗出人物。我们军区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毛自问道：“许世友念过几天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他说：“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应该说，毛说的这番话是事实。在国民党军队内，特别是中央军内的中高级指挥官，大多是有文化的。例如，张灵甫就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是抗日名将，以后却输于中共之手，不仅仅是他，一大批国民党的黄埔生、陆军大学毕业生，也都败于中共之手。相比之下，中共将领大多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知识分子担任高级军事将领的极少，即便有几个，也多为参谋人员，很少被赋予带兵打仗任务。而国民党高级将领都通文墨，中低级军官大多也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兵”时投笔从戎的，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产党确实是创造了一项奇迹。张：这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有关吧，蒋介石就听之任之么？高：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烈。蒋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他在的日记中以蔑视的态度大骂出身彝族的龙云：“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象所能及，猡猡终身为猡猡，夜郎自大为意中事，无足为奇。”在蒋系内部也矛盾重重，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用陈诚的话说，叫做“贪婪怯懦，毫无生气”，打起仗来，只顾保存实力，互相推逶，见死不救，临到紧急关头，往往丢下部队、临阵逃遁。1948年7月，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看着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华被共产党军队包围也不救，致其被消灭，使蒋大为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全由于邱清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惨淡乎？”邱为蒋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淮海战役时邱又故伎重演，黄伯韬兵团被共产党军队包围，向他求援，邱居然按兵不动，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民党军队样样在先，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以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蒋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和骂李、白是不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自杀，蒋在日，即邱清泉自杀当日写道：“而杜聿明、邱清泉二将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国民党“军统”的头目毛人风总结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失败原因就提到：高级军政长官擅离职守。当“匪军”未抵沈阳时，卫总司令（即卫立煌）即于10月30日飞离沈阳，未服从上级指示制定计划布署，部队因无人指挥军心动摇，自行溃散。又沈阳警备司令胡家骥、市长董文琦、辽宁主席王铁汉等高级将领，身负防守重任，亦竟于30日弃职离去，激起军民怨恨，相率抢劫，全市混乱激起民变。此等情况在解放军渡江后更加严重，蒋介石愤然道：“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顾。”所以说，国民党军队既非“党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这样的军队怎么不败？张：国民党军队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作用吗？高：国民党军队中虽有政工部门，但有名无实，不起作用，只是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基本职能在人事铨叙等业务方面，不管思想动态，特别是行宪后学美军，政工人员无地位，无权威，军队内部无凝聚力。据王鼎钧回忆，国民党官兵谈论军队的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乐祸，可见军中纪律之松弛已到了何等地步，最后大家都被解放军打败或当俘虏。到了大失败的1949年10月，蒋介石大声疾呼：“官兵一致，生活一致”，“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但为时已晚矣。张：您提到了熊向晖，国民党在情报和保密方面的失败看起来一点也不亚于战场。高：在40年代后期内战环境下，国民党的情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1988年，杨尚昆在纪念李克农的一篇文章中说：“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导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然而多数论者没有注意到，或不了解，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共的大环境下，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共无法向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钱壮飞等是个别的事例，在此之后，就很少有类似成功的事例了。相反，抗战前，国民党对中共领导机关的渗透和破坏却是非常成功的，到了1933年初，中共中央几乎完全不能在上海立脚，只能转移到中央苏区，依靠军队的保护才能生存。在;1934年，中共中央留在上海的机构—上海中央局又被国民党大破坏，两任中央局书记被捕后都叛变。据“中统”要员万亚刚自述，抗战以前，“中统”在中共内部，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机关都有内线“布置”，对中共的动态了如指掌。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实现了中共合法化，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用蒋的话说，中共从此获得了“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1939年，就成为中共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萍、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中共还对一些意欲回头的原脱党人员和前“转变”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让他们重新回炉为中共做情报工作，但是一般不给党员名份。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报处：“为要（了）开展情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你处工作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用。”张：为什么1938年后，有许多人为中共做事呢？显然不是为了名利。高：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很多人敬慕八路军；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迅速腐败，很多人转而欣慕中共；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有强大吸引力；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满足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普罗的民粹情绪；原投降叛变的中共人员，只是因怕死而叛变，脑中的中共思想却很难清除，加之在国民党内不受重用，他们对过去行为产生歉疚感，转而想为党做贡献以赎前错。张：据说就连蒋介石身边都是谍影重重。高：据长期担任蒋介石医官的熊丸在其口述历史透露：“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军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刘斐建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据郭汝瑰说，情报人员多为单线联系，他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刘的关系，不要被敌利用，他才意识到刘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正是因为有刘斐、郭汝瑰等潜伏在国民党核心部门，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至于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都是带兵的重要将领，他们和解放军里应外合，一到关键时刻，或阵前起义，或诱国民党军队进入共产党的包围圈，蒋怎能不败？张：迁台之后，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有什么反思么？高：民国将亡，人心已散，大势已去，蒋最恨谁呢？不是恨毛泽东，而是一恨美国，二恨桂李。蒋责美袖手旁观，不救他。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蒋自欺欺人地认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会获胜，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骂：“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战局逆转，情势不利之际，一般高级将领往往乘机争取，挟匪要胁，如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者，每月要求武汉市私筹一千万金元，由某个人支配应用，不令中央知云也。时局稍变则叵测之徒即起异心。”蒋介石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曾总结出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1949年的最后一天，蒋在日记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而最令蒋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张：作为领袖，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还是应负主要责任吧。高：蒋在日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词中明确说道：“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蒋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对他个人的责任有所回避，他是党国的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就军事而言，除了前面所讲各种原因外，还有几个重要原因也应提及，这就是仗打不好，背后还有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所致，例如在其政治和经济、社会政策方面，国民党体制僵化，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更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国民党对改善民生福利做得太少，使其得不到底层民众的支持。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是知道并同情底层民众痛苦的，他在日的日记中写道：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有以产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益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殍在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同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残忍者二事，即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锤凿石，令人目睹耳闻，悲伤难忍，如何而使我同胞永免此难，其惟改革社会，发展工业，以提高劳工生活，保护劳工健康而已，战后急务莫过于此也。但是，因各种原因，蒋介石并没有将其想法和对底层民众的关心付诸具体有效的社会改良行动，日，蒋介市在故乡溪口又写道：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实行三民主义……提高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专制压迫……而战，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蒋介石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蒋是过渡年代人物，他的主要活动年代在20世纪，这使他的言与行都有了若干现代色彩，然而他却保留了大量宋明儒修身齐家的传统思想。到了二战后，他仍坚持把西洋“科学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甚至“不合时宜”地，或“对牛弹琴”般要求他那些世俗化的文武官员“必须皆有哲学与修养基础，能以圣贤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实现圣贤之宗旨”。他教育他的部下，他说军事教育应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中心，这句话，他从黄埔军校一直讲到重庆，再讲到大失败之后的台北。由是观之，在尚力又尚智谋的现实世界，蒋之落伍甚矣。蒋的军事学“六艺”本无错误，但怎么可抵抗或消解解放军的“翻身打老蒋”、“诉苦”？从日记中看，蒋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败环境下，已尽了他个人的最大努力。他对自己要求甚严，将修身与政治行动融为一体，在极端困难的境地，自我激励，奔波各地，督促部下，布署那些毫无希望的救党救国行动，也就是他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对我更是如此”，应该说，他心目中“保国保民”的信念也是真诚的，然而，他所有的努力和牺牲皆为徒劳，大陆江山易手，蒋不得不退避台岛。《历史学的境界》，高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历史学的境界》图书简介本书是已故著名学者高华教授的文章结集，包括专稿、演讲、书评、时事观察、论文评议、讲课记录等，既为读者梳理了现代史上的若干关键问题，也能看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对现实世界的独到把握。在评论龙应台等人的书时，我们看到读者高华难得倾注了极大的情感，用敏锐的感悟力，表达对个体生命在时代洪流中浮沉不定的同情，读来不无悲凉。高华教授曾到台湾讲学，尽管时间不长，但仍旧发现了一些深层的潜流，他对当地社会的观察和分析，如今看来依然弥足珍贵。在评价学术著作和论文时，他表现得犀利而直率，往往能精准地把握肯綮，直指关键，而这些看似零散的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正体现了他治学的精髓。借助于历史学，高华教授展现了自己的辽阔视野、家国情怀和历史文化意识，如果说个体生命对历史的体会和理解是历史学的最高境界，毫无疑问，他用自己的著作和生命历程为我们进行了具体的诠释。（本文为腾讯文化签约的合作方内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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