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未能产生工业革命
[摘要]古人如何取暖？东西方取暖方式有何不同？伐木、烧煤带来热量的同时，也造成森林毁灭、生态环境恶化。取暖需求如何推动工业革命的爆发？为什么中国未能发生技术变革？由于近几十年来北方城镇普遍在冬季集中供暖，北方的冬天并不难捱，人们常常开玩笑说“如今南方人才抗冻”。邓云乡曾谈到，从小在北京习惯了冬天屋子里有煤火，第一次在苏州过冬时感到简直是冷得在天地间无处遁逃。当然，在缺乏取暖设施的地方，北方的冬天更难熬。那么，在没有现代取暖设备的时代，人们又是如何取暖的呢？灶与炕：伟大的发明无论东西方，人类最早的避寒方式都是穴居。《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钱穆认为这种穴居是在山地开凿洞穴，而非在平地，不过现在考古所见也能证明上古的穴居旧俗普遍存在地下室，这不仅能让人免于冻伤，还能在睡眠状态下获得安全。窑洞便是由这种居住形态发展而来。依靠冷空气无法穿透的厚墙，穴居能有效阻挡寒冷。在严寒的东北地区，东汉时的挹娄人（满族的祖先）甚至挖出深达九层阶梯的地下室居住，并披兽皮、涂抹猪油来御寒（《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其后裔靺鞨人也“凿穴以居，开口向上，以梯出入”（《隋书·靺鞨传》）。此类半穴居的房屋，直至民国时代上海的“滚地龙”窝棚，犹大抵如此。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逐渐建造更舒适的房屋。无论在穴居还是房屋居住形态中，火塘都是空间里的核心结点，英语中的“焦点”（focus）一词，便源于拉丁语的“炉台”（hearth）、“火塘”（fireplace），它在拉丁语中还包含“家”、“家庭”之意。“分灶而食”、“析爨”、“另起炉灶”在汉语里也一向是各立门户的意思。随着烧砖技术的发展，到汉朝时，原本的土灶（“灶”字从火从土）逐渐开始用砖砌，这极大地加强了灶膛的隔热性能，使热量能更集中于厨具上，不过烧灶时产生的巨大热量仍不免有浪费，人们因此会尽量设法利用这些余热。例如在崇明乡下，在两眼灶之间便还会砌筑两个汤罐，这样在煮饭烧菜的同时也烧热了水。所谓“一把火两头烧”，在煮饭烧水的同时又能除湿取暖，一举两得。现有一种看法认为，早在三千年之前，中国已出现了利用灶产生的余热来取暖的技术，这或许如此，但毫无疑问，砖灶的出现更大大推动了取暖技术的发展，因为从灶引出的暖气必须通过密封的烟道才能取暖，而没有砖砌，夯土是做不成的。土灶火炕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通过简单的技术改进，大大便利了人们在寒冷地带的生活。关于它的发明权一直有争议，有人认为它是隋唐时期东北的高句丽人发明的，依据是两唐书的高丽传。韩国也持有这一观点，认为其祖先在7世纪便已发明了地暖，近年并拟将暖炕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此种暖炕朝鲜语作온돌（on-tol，“温突”），可译为“地热”、“地炕”，但与中国的不同，韩国的火炕是地炕，加热整个室内地面，而中国北方的火炕则是半炕，这种差别应是唐宋之后中国人逐渐适应高脚家具的结果。按赵荣光在《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中的观点，中国在唐宋之后，“三眼灶型渐少，双眼灶也以南方为多，北方则多是一眼灶。这是因为北方冬季要取暖，而炕就是卧式烟道，它留住大量的热并缓慢地散发在屋内，因而烟突一般是高高地垒在房外，灶台不再置双眼以加长烟道。”不论如何，这种技术在北方地区逐渐传播开来，到辽金之际，马扩于1120年出使金廷时，就看见阿骨打的房屋里有炕，“金主聚诸将共食，则于炕上用矮台子或木盘相接”（《茅斋自叙》）；《大金国志》则记：“其殿宇绕壁尽置火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时开钥，则与臣下杂坐于炕。”《三朝北盟会编》卷六〇：女真人“环屋为土炕，炽火其下，而饮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从这些记载的口吻来看，当时的中原人对这些土炕仍是颇感新奇的。火炕的普及，与女真人可能颇有关系，他们占领华北之后，将此风俗传播开来。《元代社会生活史》认为，“火炕的使用，自辽金以来已经在北方地区普及，北方城市住房中有火炕，在元人眼里已不是稀奇之事。”明人张自烈《正字通》释“炕”：“北地暖床曰炕。”值得注意的是：炕在北方的普及很可能是12世纪后全国气候急剧变冷的结果之一，而它作为一种平民化的技术，又能很好地适应中国人的定居生活。尽管如此，在近代采暖技术出现之前，东北的严寒冬天对普通人来说仍然很不好受。日本人小林爱雄1908年到访沈阳发现，虽然有些人家里有火炕，“在炕下烧火保温，但在穷人家里，可以说室内和户外没有任何区别”（《中国印象记》）。民国时期在东北的台湾人回忆，当时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挖煤、烧煤，不然家里会冷得受不了”，人们极为依赖取暖，以至于“满洲个人所得的三分之一以上，都是冬天的取暖费，家家户户要烧土炭，让房子温暖”（《日治时期在“满洲”的台湾人》）。东北三省林木茂密、矿产丰富、田野肥沃，但在近代之前一直很少有内地移民前往，除了政治障碍之外，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这一层气候屏障。对穷人来说，“冻死”是实实在在的威胁。火炕采暖社会学在未能获得保障的社会条件下，取暖是一项特权。一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饥寒交迫”、“冻馁之忧”这样的诗文中所透露出的，对社会的下层阶级来说，冬日里不能获得温暖正是他们所处境况最生动的写照。所谓“温饱问题”，“温”尚在“饱”之前。秦代贵族及皇宫内更已出现壁炉（依靠烧炭）和火墙（筒瓦相扣成管道，与灶相连），按说已具备了火炕和暖气的雏形，但那是社会上层才能享用的。明清皇宫亦特意砌筑空心的夹墙（俗称“火墙”），墙下挖火道，在炭口点火后，热气便可在夹墙内流动而提升屋里的温度。据传汉武帝时还设立有温室殿，供皇帝冬日居住，自汉至唐的历朝基本上都设有温室殿。宫内还常设有熏笼，自东汉起已有相关记载，往往制作精美。豪门到冬日甚至还有以人排列来挡寒的“肉屏风”。明末宫中每年用薪柴1300万公斤，木炭600万公斤，按3斤柴烧成1斤炭计，则共须薪柴3100万公斤；当时宫中约有宫人9000多人，折合年人均消耗5立方，是普通人家的五倍。即使在今天，能源消耗仍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贫富，以及社会中的阶级不对等：1970年，美国平均每户居民耗用相当于12吨煤的能量，而在印度，人均耗能仅仅相当于1/5吨煤。那贫民的生活又是如何呢？年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在抵达北京近郊通州的蔡村时，他们被一群极为贫穷的村民围住，随行的医官Clarke Abel记载：“他们住所的糟糕程度，超出了在英国可以想见的任何一种可能。房子用泥土搭盖，隔成没有任何家具的几间屋子，墙壁上几处漏洞透着风，使它们看上去更像是野兽栖身的洞穴而不是人的住所。土房的这种状况，加上衣服缺乏，在夏天可能还不大会使人遭罪，可是中国这一地区的冬季既漫长又寒冷，居民们没有好的御寒条件，肯定要遭受极大的痛苦。”对居住在寒冷地带的穷人们来说，必须极其谨慎地使用手头仅有的那一点燃料，杨懋春在写到民国时期青岛近郊的一个村庄时特意指出：“绿肥很少看到，部分原因是缺乏无机燃料。用作燃料的不是煤和汽油，而是树枝和树叶、麦子和其他作物的秸秆。虽然该地区几乎群山环抱，但木材仍然很珍贵，不能当柴烧掉。任何不派其他用场的植物都被小心地收集、保存起来，塞进厨房的灶头里。”（《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穷人们多会尽可能地使用那些不需要花钱买的、可循环的有机燃料，按《明代社会生活史》所言，“大体说来，明代炊爨所用柴薪，吴人烧草、禾秆，淮人烧荻芦，北方人烧煤与牛马粪。”在北方严寒而草木稀少的地带，最环保的燃料则是牛马粪。早在秦汉时人们可能已偶尔用牛粪作为燃料，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北战乱之后野生林木不足供应，也采用牛粪作为燃料，如《齐民要术》卷八《作酱等法》第七十说：“取干牛屎，圆累，令中央空，燃之不烟，势类好炭。若能多收，常用作食，既无灰尘，又不失火，胜于草远矣。”近代华北居民仍多如此，竹添进一郎1876年到中国，发现在直隶“东北州县，概乏薪炭，掘草根以给爨炊，或拾马矢，曝干代炭以御冬。因思余客冬过山东，每寝炕上，臭秽冲鼻。问之，曰爇马矢取暖也”。冈千仞1884年在天津也听说，承德一带“野皆青草，不见一树木。至冬，燎马粪取暖”。在西北地区也一样，此类记载不胜枚举。并不只有中国人才这样，根据A. Roger Ekirch的《黑夜史》（At Day’s Close, 2005），在工业化之前的英国，“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百姓，只能用牛粪和马粪来代替其他必须花钱才能得到的燃料。每当到了温度急剧下降、泥煤供应不足的冬季，牛马粪的需求就会增加。”贫寒阶层的人们很难专门花钱去购买燃料，所以除非取暖的薪柴唾手可得，不然他们只能挨冻。在1789年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巴黎，每到冬日，巴黎的富人都会在自家宅门外生一堆火，供穷人们每晚6点到凌晨1点之间烤火，算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救济方式。穷人要得到温饱，向来不易。燃料：薪炭与煤壁炉、火墙、烧炭、火炕等取暖方式，都离不开使用燃料来生火。在化石燃料占优势之前，森林是人们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之一，在冬季尤其可以提供不可或缺的薪柴。仅薪柴一项，历史上便毁灭了无数森林。据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研究，唐代长安年人均耗薪柴550公斤，相当于每天1.5公斤，如按1立方木材为0.6吨计，大致年人均消耗1立方薪柴。1982年全国林业统计，每亩森林的林木蓄积量为4.7立方米，赵冈由此推算，到晚清时期，按亿人计算，仅薪柴一项每年就要毁林9090万亩。年消耗4.27亿立方米这一数字是惊人的，现在全国森林年均采伐量也仅有3.34亿立方米。在植被脆弱的地带，这样的冬季取暖造成的环境破坏，后果更为严重。历代所吟咏在今内蒙东部一带曾有八百里“平地松林”，但在辽金以降，后人采伐无度，千斧百车，而主要用途之一就是冬季烧松柴取暖；元代在附近建上都城，城内居民便多烧松柴，采薪人争相进入此“阴阴松林八百里”，取柴入城货卖，以至于到明清之际这里已严重荒漠化。以新疆的绿洲为例，历史上当地居民惯于“就近樵采绿洲植被，冬季取暖御寒”，结果破坏了自身的生存环境。据国民政府农林部1948年调查，和阗地区墨玉、洛浦、于阗、策勒四县户均年用薪柴斤不等，如按四县年人均消耗3000斤。按上述计算，唐代年人均消耗0.6吨薪柴，民国时南疆绿洲年人均消耗薪柴则多达1.5吨，但如与法国相比，这一数字又不算高。18世纪的旧制度时期，法国巴黎每年仅取暖用柴，每年就要消耗200万吨之巨，而1789年巴黎人口仅58万，相当于人均3吨多；1840年，法国消费量约为1000万吨，其中一半是薪柴，另一半是木炭（建筑用木材不算在内）。1942年，战争中的法国被迫恢复用木柴取暖，当年消耗约1800吨木柴，其中一半是薪柴。随着薪柴资源的枯竭，都市地区的人口又大量集中，每到冬季便需要从更远处获得更大量的燃料供应。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作《卖炭翁》，第一句便是“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可见中唐时期人们已深入到长安郊外的终南山来获取冬季的薪炭，而近郊的林木已不敷供应。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中说，自太原“出城西门，向西行三四里，到石山，名为晋山，遍地有石炭，近远诸州人尽来取烧，修理饭食，极有火势”。王利华由此总结，在中古华北，“随着林木的逐渐减少，人们乃不得不多烧细柴少烧炭乃至焚草而爨，有条件的地方和人们则逐渐改用煤为燃料”并寻求其它替代燃料，与此同时则被迫“逐渐改变旧的烹饪习惯，发明了可以节省薪柴的油煎快炒法”（见《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卖炭翁到明代，地处华北平原的北京已相当匮乏木材，皇家采办高级木材或大木料都要到偏远地带，采伐、运输极为艰难。仅仅是明代烧砖砌筑长城和州县城，可能就耗费了巨量的薪柴——美国史学家石彬伦估计每烧制、铺装一块砖，士兵们需要烧掉7.5公斤木柴，而他们冬季守卫在边关，也必定需要大量的木柴烤火、做饭。木材匮乏的必然逻辑，便是木材价格大涨。年间游历华北的曾根俊虎曾记载：由于天津“木材极少，价格昂贵，多从南方运来。至于柴薪、煤炭等价格，高于本邦数倍”。布罗代尔曾总结：“烧柴搬运困难，确实应该就近取得。如果距离超过三十公里，运输简直劳民伤财，除非能利用河道或海洋自动完成。”但燃料是人们的基本生活所必需，这就迫使人们去寻求更廉价、单位燃烧值更高的燃料：煤炭。煤炭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已发现，但到北宋才使用得越来越普遍。因为其首都开封地处平原，人口过百万，附近早已严重缺乏薪柴，史载每年要从邻近地区运输1713万斤薪柴及100万斤以上的木炭（《宋史》卷一七五食货上三）。可以料想到，当时开封的木材、薪柴的价格必定大涨。北宋不得不开采煤炭，且广泛运用于烧饭、取暖、冶铁铸铁之中。南宋庄季裕《鸡肋编》说：“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按赵翼《檐曝杂记》卷六的说法，北京自辽金以来所以能成为重要都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西山的煤炭。随着煤炭的普遍使用，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即它虽然供热、供暖，但也产生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庄季裕《鸡肋编》已提到延州城（延安）“沙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可想当时延安城里居民因大量使用煤炭炊煮取暖，已产生大量粉尘颗粒。元明清北京均用煤，明中叶有100多座民窑，全部供应京师，煤炭日渐取代薪柴成为主要燃料，以至于在晚明时造成北京严重的空气污染。晚明医家张介宾曾说：“天下用煤之处颇多，惟京师的煤气性最烈，常熏人至死，年年皆有此事。”这与后来英国伦敦因使用大量煤炭而成为“雾都”如出一辙。Tony Judt回忆，即使在1950年代的伦敦，“首都上空的空气很像北京天气不好的时候：大家都烧煤——因为它便宜、量多且国内自产。尘雾常年是大害：我记得自己曾将头探出车窗外，在黄雾的笼罩下帮助父亲监视车与路肩之间的距离——眼睛最多只能看到一臂开外的事物，空气闻起来也很糟糕。然而，大家‘都挺过来了’”。在欧洲，英国正是因为木材的穷竭，才被迫率先采用焦炭炼铁，并使用煤炭资源来为伦敦供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木材的全国性短缺促使英国比其他国家提早了50-100年爆发工业革命。随着人口的增长，伦敦对薪柴的消耗量大增，而木材需要从遥远的产地辗转运抵伦敦这个大都市，昂贵的运输成本引发伦敦市场的木材售价在年间上涨了10倍。相比起来，煤炭是一种能够以相对稳定的成本进行批量化采掘的新能源。当木材的价格上涨超过煤炭的价格时，人们就有足够的动力去寻求新能源，这一幕在历史上反复出现。正如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所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实质不是发现煤炭，而是发现了如何使用煤炭。甚至可以更为一般性地说，其实质是发现了如何使用一种新能源。”“雾都”伦敦如果说是取暖的需求推动了工业革命的爆发，这并不算夸大。到1700年，英国人从煤炭中获得的热量已大大超过木材。在18世纪，英国人生活中所需的热能绝大部分都转变为依靠煤炭获得，从而变成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结构的地区，即全世界最典型的以煤炭作为主要燃料的地区。现代早期（）出现一系列新发明和新工艺，包括蒸汽机、水力织布机、珍妮纺织机、焦炭冶铁技术，它们都耗煤巨大但对人力消耗很少，刚好适合英国社会，第一次工业革命由此爆发。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煤炭来取代木材的文明，布罗代尔认为，中国原本已学会炼制焦炭，“当时强盛的中国本来具有打开工业革命大门的条件，而它偏偏没有这样做！它把这个特权让给了18世纪末年的英国。”的确，中国的燃料枯竭虽然促使中国转向煤炭使用，在宋明时期甚至达到相当的规模，但这并未导致推动并爆发工业革命，为什么？可以说，英国是个相当幸运的国度：如果说取暖的巨大需求会推动人们去追寻廉价的新能源，那么首先得存在这样一个需求。中东地区虽然石油蕴藏量巨大，但近代之前并未利用，而且当地林业资源匮乏、煤炭储量也不大，而且相对温暖；至于南亚和东南亚，既很少需要取暖，煤炭资源又少，而林木资源倒是很丰富。一些经济史学家认为，这很可能只是因为英国人的运气更好：英国有一个与其它国家相比巨大到不成比例的首都需要大量、集中地供应廉价燃料；英格兰的森林资源较早消耗完，国土又不大；英格兰的煤炭资源不仅分布广泛，而且易于开采；最后，它还可以通过水路降低运输成本，因为其煤炭基地多靠近海边。相比起来，中国的煤炭产地远离海路，要运送到都市区的运费高昂。另一部分原因或许在于：中国太大了，总能设法找到木材，而它的城市化程度也不够集中。此外，中国社会存在强大的阻力。东北抚顺的煤矿自辽金时代就已有人开采作为燃料，但到明清两代，却因地处边塞、有碍风水之说而遭封禁。取暖方式的革命 中国自宋元以来的取暖需求之所以未能推动技术革命，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哲学层面的：中国人更多地倾向于适应环境，而不是去积极地改造环境；这种生活方式更强调与天地保持一致性的“天人合一”，倾向于维持而非变革。人们通常有两种应对寒冷的办法：一种是用墙壁、毛皮、棉衣等阻隔冷空气，第二种则是接触热源，例如烤火。这方面中西方并无大差别，但在内在取向上，东方在取暖时更注重节能，即“以暖和人体而不是室内空气为基本原则”。无论是熏笼、手炉、汤婆子，毛皮、还是宋代以后逐渐普及的棉衣、棉被，以及冬季孵太阳，东亚地区人们习惯的是人体“保暖”，而很少会去试图加热整个室内空气那种“采暖”。除了节能之外，这可能也与各自的房屋形态有关。有一种看法认为，“在西方是人类从洞穴到采暖方式相同的石头住房发展起来的，而在东方则是人类从草房到采暖方式不同的木头建筑发展起来的”（S.A.M. Adshead《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相对而言，东亚人更强调充分利用极小的、剩余的热能来获得有效取暖。1811年冬到访西藏的的英国人托马斯·曼宁说：“在英格兰，难以想像在严寒的冬日里没有火是什么一种情景，根本不可能舒服，但在实际上这是相当可行的：即只需从头到脚穿上暖和的衣服，因为在寒冷的冬天舒服地睡在床上，感觉是非常舒服的。汉人或藏人在冬天所穿的衣服可看做是一个移动的床。”因此，在取暖上，东亚文明更注重适应环境，并更节俭地利用余热（如炕就是利用烧灶时产生的热气）；严格来说，并没有区分煮饭用的燃料与供热的燃料，而是一举两得，只有富人才特意烧制木炭等供暖。与此同时，由于取暖并未形成产业化的技术，也就很少人专门去改进它。1908年年底在东北的日本人小林爱雄记载，沈阳的房屋“门口放着暖炉，让我误以为屋内会很暖和，但柴火炉发出的热量全部从纸窗和推门中跑掉了。屋内还算好，如果到了走廊上，就感觉和户外一样寒冷，因为这里没有中国式的门，和外面只隔着一层纸”（《中国印象记》）。也就是说，房屋里的热量流失很严重，因为门、窗、墙等都不隔热。此外，东亚这种以木结构为主的房屋，存在着重大的火灾隐患，因此务必谨慎小心。贵州黎平地扪侗寨有个老人在冬季不慎被子掉入取暖的火盆，导致鼓楼和60户人家被烧毁，老人自己也葬身火海，其幸存的家人因此受到全寨的严惩：老人的儿子必须到寨子对岸三里外居住，三四年内不得回寨，此外花1万元举办祭祀土地神的仪式，并请全寨人吃饭。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中国家庭室内不会像欧洲那样设置壁炉，因为那不但费钱，还容易引发火灾。当然，欧洲的房屋也怕火灾。1666年伦敦的大火灾，起因只是一位面包师忘了关炉子，当时正值干燥的夏季，在强劲的东风助推下延烧了整整五天，使城市的五分之四化为废墟。灾后伦敦新建的房屋放弃了木结构而使用砖块。但整体上，欧洲的房屋中常有大壁炉，中世纪佛罗伦萨已很常见，更早则使用装满热木炭的陶罐。直至20世纪初，俄国城市中都没有暖气片，依靠大砖炉来取暖，过冬需要储备大量柴火。壁炉12世纪之后，全球气候变冷，这在中国促使了火炕在北方的普及，而在欧洲则催生了一系列在建筑领域的技术变革，例如鹅卵石的使用、在墙壁上抹灰泥以便更好地隔热，以及矿物燃料的使用等，最重要的是烟囱的发展。随着技术进步和燃料价格的升高，西欧开始发展出更好的技术。近代早期的英国极少有房屋安装双层玻璃，也缺乏中央供热系统；在1870年发明夹墙之前，房屋的热能损耗很大。逐渐地，人们也注意到燃煤效率不高，19世纪时一位德国化学家把英国壁炉贬称为烟囱输热系统。有人估计，1700年仅住宅供热用煤这一项就消耗了英国全部煤炭净产量的一半以上，但这并非“只不过换一种燃料放在火堆上燃烧而已”，而涉及到相当复杂的改变房屋设计结构的问题。英国在1538年后，市场上爆发出对煤炭的旺盛需求，而此时生产的大部分煤炭都用来给房屋供热，这是因为适合于在室内燃煤的新式结构的房屋已于1538年前后登场。1960年代的英国也一样：由于石油天然气迅速成为大众普遍使用的燃料，以至于为硬质燃料设计的中央供热炉根本无人问津。英国此前钢铁等工业所使用的机械都是按照烧煤的方式设计的，因而整体的经济、技术乃至社会都呈现出一种以煤炭为中心的“技术锁定”（technological lock-in）。这也就是说，技术变革往往并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它本身推动着整个社会结构要跟着发生变化。这可能也是这段历史给我们的重要教训：中国曾是世界上最早用煤炭取代木材作为燃料的文明，但却错失了变革的机会；而当下，当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出现弊端或价格高企时，我们能抓住这次机会，转向太阳能等新能源吗？（文/维舟）本文来自澎湃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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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韩国游戏行业的整体制作水准要高于国内
摘要：许多人认为国内游戏制作水平不如韩国，国产游戏风格从模仿日系转向模仿韩系再到倾向美系，似乎一直再模仿，但从未超越过。我们试着简单分析韩国游戏行业的整体制作水准要高于国内的原因。
有人说：日韩在做游戏，中国人在玩游戏。中国的游戏业在几大主要游戏制作国家中起步最晚、增长最快，但是创意能力却是最低的。国家正式宣布要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投入，也是在近几年才开始落实。国产游戏风格从模仿日系转向模仿韩系再到倾向美系，似乎一直再模仿，但从未超越过。韩国在线游戏居于世界最高水平，这是全球游戏行业公认的事实。《穿越火线》在全世界创下同时连接人数400万人纪录，当然这些数据也是实时变化的，但不可否认韩国游戏产业的庞大实力。在国内，也许很多玩家还不知道，我们玩过的许多游戏，其实是国内厂商代理的韩国游戏。我们很轻松的就能找到一些经典的代理韩国游戏：天堂、 劲舞团、跑跑卡丁车、泡泡堂、神泣、剑灵、DNF、iL、镜子战争：神圣复活、钓鱼王、Avalon、幻魔之眼、穿越火线、Avalon、C9、Dragona、TERA等等。这么多的经典的代理游戏，满载着我们的回忆。为什么国产游戏厂商会选择代理韩国游戏，自己产不是更好吗？这个问题的普遍回答是韩国游戏行业的制作水平要高于国内，国产厂商既然做不出更好的，与其跟在别后头捡别人吃剩的，还不如选择合作代理。那么，为什么说韩国游戏行业的整体制作水准要高于国内呢？相较于韩国，中国的游戏产业的人才积累、企业管理制度，不利于游戏产业发展韩国游戏产业相对于中国，起步早，因此，游戏产业比较成熟，积累了丰富的游戏技术和游戏人才。韩国有着完善的游戏工业体系以及很多经验丰富的游戏工程师。因为韩国的本土市场小，所以提高品质走出国门是韩国游戏产业的发展战略。相对于韩国，国内的游戏产业不够成熟，专业化程度不高。国内游戏厂商经常被玩家吐槽，为什么做不出一款游戏大作。愤青们很容易想到，国内这么多游戏巨头，随便拉出几个百人团队，花个三四年，难道还做不出一款超越韩国游戏的作品。世界第一大游戏厂商腾讯今天的市值是17844.01亿，随便拨个零头都能养活许多游戏公司。腾讯自主开发过游戏引擎Quicksilver，也发行过自主研发游戏QQ飞车、qq炫舞、《QQ仙侠传》、《幻想世界》、《天涯明月刀》等等，但总是没有哪一款能够达到腾讯代理游戏的高度，甚至，许多自主研发的游戏都有山寨韩国游戏、盗用韩国游戏技术的嫌疑。我们看到了国产厂商追赶的努力，但也不解，为何国产游戏水平还是上不来。在国内，许多大公司内部派系林立，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要考虑。大公司看似有条件集中优势资源进行开发，但实际并非如此。知乎上有许多关于腾讯公司的内耗话题，这反映了大公司的一个普遍的管理问题。有自称腾讯离职员工的网友说，腾讯公司的的两个团队，甲团队想拿到乙团队的推广资源，甚至要借第三方之手从乙团队手中购买，其中复杂的利益纠葛可想而知。国内许多游戏开发公司，部门团队协同能力差，专业化程度不够，每个部门团队都要考虑自己的kpi和利益，互相博弈，最终的产物可想而知。国产厂商游戏开发实力落后，做长远的研发投入的愿意低从技术上来说，能体现一个游戏厂商的核心实力的地方，应该在于该厂商的游戏引擎开发能力。韩国早在二十一世纪初就开始大力发展本国游戏引擎产业，不仅企业投资，政府也参与研发。韩国文化观光部从2001年开始致力于开发游戏引擎，于2002年上半年开始免费普及。韩国情报通信部2003年也开发了“Dream 3D”引擎。开发游戏引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游戏引擎包含以下系统：渲染引擎（即“渲染器”，含二维图像引擎和三维图像引擎）、物理引擎、碰撞检测系统、音效、脚本引擎、电脑动画、人工智能、网络引擎以及场景管理。自主开发游戏引擎是一件很费时费力的事情。目前国内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款游戏引擎有：《九阴真经》全新3D引擎Flex，完美时空的Angelica引擎，游艺道游戏引擎，金山的剑网3引擎，《功夫英雄》的Dominancen引擎。能说出来的差不多也就这么几个了，而且仅仅只是网游游戏引擎，单机游戏基本上就没什么好说了。能有自主研发能力的游戏厂商屈指可数，在国内市场上普遍的做法还是买技术。自主研发动辄十数年，费时费力。在以kpi和利润率导向国产厂商内部，愿意干种事情的人不多。而且技术迭代，长期维护带来的成本让很多厂家望而生畏。令人疑惑的是，即使国产厂商购买了国外的游戏引擎，但做出来的作品却依然质量不好。2012年的《光荣使命》，是采用国外主流的Unreal Engine 3 虚幻引擎3做出来的作品，却被玩家吐槽连02年主流FPS游戏都不如，居然花了南京军区几千万。可见国内厂商游戏开发技术确实落后。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中国的游戏开发技术并不落后，但是最顶级的技术团队都在为老外服务。国内以模仿和代理为主，创新的代价太大，收获太小理论上讲，凭借现在国内游戏巨头的资金技术，完全可以达到韩国的水平。国内游戏持续增长，因为人口基数大，市场增量红利巨大，而国内厂商也被这种环境惯出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盈利模式，就是代理盈利的模式。模仿抄袭、赚一笔就走的心态盛行。在这种市场背景下，行业内大多数企业都比较重视营销，希望把握市场先机，抢先进入某个空缺领域，抢占市场份额。动辄上千万的广告费，立竿见影，要拿来研发，回报周期长，回报率不明朗，说不定企业没熬到投资产出那天，就已经破产了。资本逐利，许多踏入游戏行业的创业者目的很简单，就是吸金敛财，一切以市场为导向。对于投资人来说能捞到钱的创意就是绝佳idea。在业内，投资人说“你这个作品很有情怀”，其实就是在骂制作人死脑筋，就是说这个作品不能盈利，没有开发的必要。另外根据我国的国情，在许多企业里，投资人、项目经理、游戏策划、游戏运营……不够专业，有些领导甚至没怎么玩过游戏，却热衷于主导项目的进展、左右项目的方向、将自己的意志植入产品。其实在游戏开发的任何一环，团队都要各司其职，互相合作，不管哪一环出现问题都会导致产品的畸形。相比韩国国内游戏产业发展不成熟，大环境不利于游戏行业发展，以中韩电竞产业对比为例国内游戏产业发展不成熟属于背景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点，还要从许多维度入手，不好展开，本文以中韩电竞产业对比为例，来佐证或者说明国内游戏产业发展不成熟的大环境不利于游戏行业发展。有媒体认为韩国是现代电子竞技发源地。电子竞技在韩国是个很严肃的行业，韩国政府甚至设有专门负责游戏管理的部门。韩国的电子竞技产业与汽车、钢铁等产业并列为韩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而电子竞技也与围棋，足球并称为韩国的三大国技。韩国电竞行业拥有大批收入丰厚的职业选手，他们的受欢迎程度丝毫不输给体育明星。电竞作为一种职业得到了韩国社会的普遍认可和尊重。在韩国，电竞俱乐部十分发达。背后有大财团投资，如STK、TK、三星等。俱乐部有专业的团队运营，相当于一个正规的公司管理，另外俱乐部有专门的技术教练，战术研究院，还有强制的健身时间。俱乐部还有成熟的产业链作为依托，选手也都是职业化，严格的淘汰制使得职业选手都十分珍惜自己的工作，他们每天都训练超过12个小时，拥有丰富经验。相比之下我国的电竞产业显然还在成长期。社会对于电竞职业没有达成普遍共识，许多家长看到游戏就反感。特别是二三线的小城市，黑网吧盛行，许多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荒废了学业，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矛盾。国家对于电竞行业虽然有一些重大扶持，但总体来说还处在观望程度，直接推动我国电竞行业发展的还是民间的游戏企业。国内的电竞俱乐部很多都是个人投资，经不起市场的大风大浪；管理团队基本是退役的电竞选手或电竞爱好者，不够专业；同时盈利部分，游戏直播、解说分去了大头；俱乐部选手低龄化，心理承受能力弱。非正规职业化的选手，素质参差不齐，导致社会对电竞的误解更深。有人说国内电竞选手胖的像大山，瘦的像吸毒，拿着两三千的工资，哪个家长愿意让孩子去从事电竞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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