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单牌楼在东单十字路口边
　　东单牌楼在今东单十字路口边。当初也是十字路口。五十年代拆除了洋溢胡同北边，栖凤楼南边当中的一条西观音寺胡同，扩展了东长安街。
前面说了说西单老照片的小故事，笔者出生在东城，那还得说说东单。
&&&&&&&&&&&&“东单牌楼”与“克林德碑”
东单出名，皆因与西单一样，在明代都建有一个单牌楼，东边简称“东单”，西边简称为“西单”。往北隆福寺口有四座牌楼，就有了“东四”这个地名。阜成门内柴市口也有四座牌楼，就叫“西四”。北京人简化地名称谓就这么简单。
东单、西单、东四、西四是北京内城的四个中心点，也可以叫交通枢纽，因此这四个地方也是北京城的四个商业中心，附近居民都到次购物。
西单商业街最有名，可以说600年长盛不衰，特别自清代起，就更兴旺了。明清北京城正阳门内是皇城，平民不能通行。从广安门进京的官员和到贡院考试的举人，都从宣武门进城。清代把汉人撵出外城居住后，像曾国藩、李鸿藻、李鸿章这样的一品大员也都住在外城，平常进宣武门走西单到太和殿“上班”。清代的衙门都设在长安街办公，采购东西一般都到宣武门内大街至西单一带，促进了西单商业街买卖的门类成熟。
相比之下，从崇文门进城的大都是小商小贩，所以东单地区的商业多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关，发展到近代也没多少名牌“老字号”。
1900年东交民巷成为外国使馆区后，名不见经传的王府井大街逐渐发展成为专门与外国人做大买卖的商业街。到了30年代，王府井商业街已发展成熟，成为北京城四大商业街之首，还有大栅栏、西单和地安门。
东单商业街一直以小商店为主。上世纪九十年代王府井大街升级改造，定名为“王府井金街”，东城区政府干脆把东单北大街至东四一段称“银街”，但银街买卖还如从前是小门脸商业。随着旧城改造，老北京人大部分都迁出了北京内城，东单“银街”的买卖也越来越难做了，三天两头换招牌。
东单牌楼之所以有名，皆因1903年还修建了一座宏伟的石牌坊，叫“克林德牌坊”。下图是从东单牌坊往北看“克林德牌坊”的老照片，街两边是100年前东单北大街的商业建筑，拍摄时间大约在1908年以后，那时北京有个巡警的木岗楼。第二张照片是1919年德国战败后，北京市民拆“克林德牌坊”的照片。
有关东单牌楼和“克林德牌坊”的介绍文章很多，笔者在这里就不再累述了。
中国有句俗语：“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指的就是“克林德牌坊”。当时北京人把丧权辱国的克林德碑称为“婊子牌坊”。还里面另有原因。
旧北京“名妓”赛金花16岁随大清国驻德国公使的丈夫洪钧出使德国，在德国时认识克林德夫人。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统帅瓦德西把已成为京城名妓的赛金花接进中南海仪銮殿同住。负责与瓦德西谈判的庆亲王和李鸿章托宫女转告赛金花，劝瓦德西少杀人、撤出紫禁城，慈禧什么条件都能答应。瓦德西还真照办了。但对克林德之死还是不依不饶。外国人不懂中国人立牌坊的意义，而赛金花懂得中国人死后莫过于立个牌坊的光荣。赛金花就竭力鼓动克林德夫人，要求皇上亲自给克林德立个最大的牌坊，上面再刻上皇上为克林德赔罪的话，那不就万古流芳了吗？经赛金花的鼓动，克林德夫人同意了，瓦德西也没意见。于是就把立碑的事儿写进了《辛丑条约》的第一条。随后八国联军就撤出了中国。所以，当时社会上还一种说法，赛金花保护了紫禁城和北京城。北平亚东新闻社社长顾仪民在采访过家住天桥居人里的晚年赛金花之后，在北平报纸上曾撰文报道过这件事。而更多的人则认同“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的说法。
&&&&&&&&&&&&&“东大地”与“东单机场”
清初，清太祖第七子阿巴泰的府邸在东单的西南角，大门在台基厂头条，后墙在东长安街上，南面是梁公府，东面还有民居。
下图是五十年年代末东单至王府井之间路段的照片，西边是刚刚竣工使用的煤炭部大楼，东边是外贸部大楼。照片中间一片平房现在还在，1955年批给劳动部建大楼，由于钱不够等了两年等到1959年全国工程“大下马”，也就拉吹了。原址就是阿巴泰的府邸，后来成为奥地利兵营。
庚子年间，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教堂一个多月，阿巴泰府邸和梁公馆府邸财物被抢，建筑被火烧成一片废墟。《辛丑条约》签订后，这里成为外国使馆区，中国人都被赶了出去，王爷怎么着，大汉奸川岛芳子他爹照样搬到东四十四条去住了。
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把崇文门内大街西侧除了同仁医院以外的所有建筑全部拆光，成为一块空地，是八国联军军队操练、打马球的地方。老百姓把这里叫“东大地”。下图是1906年东单外国兵营练兵场的老照片。
日寇占领北平后，这里是日本军队的练兵场。日本鬼子投降后，急于回国的日本侨民在这块空地上，摆摊儿叫卖自己无法带回国的日用品、家具、和剩余战争用品，中国人也跑来设摊儿卖东西，逐渐就演变成“东大地集市”，天天游人和买卖东西的人不断，市场办得很红火。
下图是清末崇文门内大街照片。西侧围墙是东交民巷使馆区，北边空地就是东大地空场。最北头的平房是东长安街北侧的东单头条的平房。
1948年，美国军队和国民党大官逃离北平前，这里也有大量的美国军用品出售，价格极其便宜。笔者学生时代的一件皮外套穿了十几年，至今还在。它就是父辈在东大地花一块大洋从美军飞行员手里买的羊剪绒飞行服。
1948年年底，天坛内飞机场已在解放军炮火控制下，傅作义国民党军队为了逃跑的需要，把东大地的商户赶走，用苇席把东大地围起来，充当临时飞机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老北京人还把这里称为东单机场。当时还临时修建了一座机场在天坛，人称天坛机场。都是傅作义准备逃离北平时利用的交通工具。下图是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时，东单机场只留有二架教练机的图片。
日，《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签字，规定自1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休战前一天下午，傅作义召集“剿总”副参谋长以上官员及所属各兵团司令、军长开会，宣布和谈协议。居仁堂一片沉默，突然有人哭起来，是那种嚎啕痛哭，边哭边有人叫：“对不起领袖呀！对不起领袖呀！”就在当天，他们对不起的领袖宣布下野，回溪口老家了。
下野前，蒋介石致电傅作义，希望看在相处多年的份上，准许蒋派飞机接走中央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武器。1月23日清晨，中央军第19军军长李文等军师团以上军官200多人，在东单机场乘两架飞机，飞去南京。东单机场跑道很短，解放军打一炮他们就跑不了。但解放军没有打，因为傅作义的夫人和孩子还在重庆，放李文他们走也算一种交换。
1948年冬，中共发起了平津战役，原载绥远的华北剿共绥远总司令董其武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日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董其武在归绥从收音机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又惊又喜，既兴奋又不安，同时又令他感到疑惑：“绥远属傅作义起家的地方，为什么《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上对绥远只字未提？我已经追随傅将军21年了，难道他能不管我们吗？”他马上给北平傅作义处打电话，要求派飞机接他去北平。
日董其武的专机抵北平东单机场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傅作义说道：“你来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谈谈。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拼着三个''死’下的决心。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谅解我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北平的中统、军统特务很多，他们随时可能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会打死我。我是拼着三个''死’，决心走和平的道路。我也不是不能走，蒋介石先后派蒋纬国、郑介民、徐永昌等来平，劝我大军南撤。蒋纬国还带来蒋的亲笔信，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同时美国海军也派人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援，我当即表示：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办得了。”傅作义还语重心长地对董其武说，“现在时局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这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董其武其实早就明白了这些道理，他当即表示：“就是拼三个死、四个死，我也要追随您走和平之路。”傅作义赞许地说：“绥远问题，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做安排。”经过这次谈话，绥远的去向基本上定下来了，剩下的就是通过什么方式达到目的问题了。23日董其武一回到绥远，就暗中为起义做准备工作，终于实现了与“和平解放北平”方式不仅相同的“和平解放绥远”模式。
日李文等中央军高级将领逃离北平和1月22日董其武将军为和平解放绥远乘飞机到达北平，是东单临时机场最后起飞和降落的二架国民党飞机。
笔者母亲是随绥远教会医院院长搭乘董其武那架军用飞机飞抵达北平的，自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城。母亲曾告诉我，董其武把飞机后半部分的座椅都拆了，飞机上装了几十个大麻袋。军用飞机速度很慢，在云层里上下颠簸，母亲只好坐在地板上手搂着大麻袋，一摸就知道，里面装的都是“袁大头”。
董其武，日出生在山西省河津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9年入太原学步校。1924年参加国民军第二军，任第八混成旅二团排长、连长、营长、中校副官。1927年到武汉转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少校侦察队队长，先遣总队支队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秋，任傅作义部国民党陆军第38师89团参谋、中校团副，陆军第28师上校团长。“九一八”事变后，率部参加长城、绥远抗战，后任国民党陆军第68师218旅少将旅长，“七七”事变后任陆军第101师中将师长，1940年起任陆军第35军中将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46年后，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长官。
天津、北平解放后，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主张，1949年9月率绥远省十几万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第23兵团司令员，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兵团司令员，率领23兵团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了三年，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是唯一一位授上将军衔的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东单公园”与“东单体育场”
解放后，50年代初，因为东大地集市货摊混乱，人来人往，杂乱无章，有碍市容，北京市人民政府将这里的商贩约500户，都迁到隆福寺市场去经营。后来，政府把东大地建设成东单公园和东单体育场两部分。
“东单公园”位于大华路4号，是个免费开放的地区级花园，占地面积4.75万平方米。这里原为元大都的南郊，明初城墙南移，围入城内。1901年签定《辛丑条约》后，划入使馆区，成为外国驻军的练兵场。
东单公园北部是用1969年用挖防空洞积土而成的一座土山，山上树木茂密，建有一座六角重檐琉璃瓦亭。南部建有水池、水榭和儿童游戏场，东部有假山、广场，西部有游廊、山洞。东单公园始建于1955年，是一座开放式公园，园内植树8000多株，栽花，铺草，环境清新，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东单公园是北京二环路内最早建设人工绿地，地处繁华闹市，对周围环境的美化起了很大作用。东单公园现在已成为公众休息游乐的好去处。东单公园“晨练”是这里的一大景致。
说起东单公园，日圣诞夜八时左右，这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北京大学先修班十八岁的女生沈崇离开八面槽她表姊的家，准备到平安影院看电影，走到僻静之处，突然被两个美国兵架住。这两个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伍长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他们把沈崇架到东单牌楼南侧的东单广场，大概即现今东单公园所在地。就在那里，沈崇遭到非礼。沈崇拚命抗争，大声呼救，路过此地的工人孟昭杰发现后，两次救助未成，便报警求助，才将皮尔逊等带到警察局。这就是抗战胜利后著名的“沈崇事件”。由这事件引起全国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更激起国共之间的激烈斗争。当时北京大学训导长陈雪屏在校内宣称：“该学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们何必如此铺张？”也有人说沈崇是延安派来的特务。后来查明，沈崇不是无名之辈，而是清朝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后代，父亲时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处长。她本是胡适推荐入北京大学的。这才使得人们无话可说。由沈崇事件引起的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可以说是国民党政府当年在大陆全面溃败的一个重要契机。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因而称1947年是中国历史上的“转折年代”。
50年代中、后期，那时我还小，每年暑期，东单体育场都有二三个月搭有高高尖顶的帆布大棚，有杂技团或马戏团在这里演出，很受东单地区孩子们的欢迎。记得一场演出也就一个多小时，大人票价五毛，可以免费带一米以下一个小孩，带二个孩子要再一张票。演出结束孩子们恋恋不舍地走出演出大帐篷时，观看下场演出的观众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东单体育场经常立起一个高高的“大木桶”，表演飞车技，因为带有危险性，总有大人们登木梯到“大木桶”顶上的观众席，看皮德福飞车队的表演。
皮德福，1914年出生在北京南池子菖蒲河畔银丝胡同，13岁学车技。193年参加中国飞车旅行团。后随中国飞车团赴东南亚一带演出。后来又发展到驾两轮摩托车，还能双手撒把，脱穿衣服，最后创造出“飞车射箭”——木桶中央立一标杆，上悬箭靶。皮德福力挽雕弓。连发三箭，箭箭中的，引得叫好声雷动。他调教女儿皮少兰，又招个女徒弟，把绝技传给她们，组成了驰名中外的“皮德福飞车走壁团”。1947年回国，自组的飞车走壁团，走遍全国演出。1954年后任中国杂技团演员、飞车走壁队队长、艺委会副主任。在国内首创杂技节目《飞车走壁》，创作演出了《摩托车波浪式大撒手》等节目。十几块6米多高的大木板被拼接成一个直径4米的圆筒,一个身高不足1.7米的中年男子骑着自行车顺着木桶内壁上下翻飞。他的双脱手和大波浪式俯冲,引来观众连连的喝彩与掌声。骑车的男子相貌平平,一对大得出奇的扇风耳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人就是飞车演员皮德福。从解放前到新中国成立后飞车风靡全国的十几年间,没有一个飞车演员超越过他。直到60年代中期，飞车表演作为危险演出被叫停，皮得福走过了他人生最风光的20年。1975年，皮德福在北京去世。
如今的东单体育中心和东单公园一带在1957年以前都被称作“东大地”。当时的“东大地”没有任何体育设施可言，只是一块空地，甚至可以称为“破地”：满地是石子、黄沙，一跑起来就黄土漫天，刮起风来更是飞沙走石，条件十分艰苦。但就是这么一块“破地”却成了老北京体育爱好者的天堂。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在“东大地”上进行各种体育锻炼，而其中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就是足球。
50年代初期，在“东大地”踢足球是一件颇为时髦的事情。当时的“东大地”不仅踢球的人多，而且还出现了几支由足球爱好者们自发组织的业余球队。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批人中还涌现出了不少老一辈的足球名人，如金志扬、史万春、孙洪年、梁振声等。因此，“东大地”也可以说是北京专业足球的发源地。
群众的运动热情渐渐引起了北京市领导的注意。1957年，北京市体委考虑到群众的需要，计划在“东大地”修建东单体育场。当时的东单体育场包括一块不标准的小足球场，足球场北边的2块篮球场和二三十间供办公用的平房。以前的黄土地面也没有得到修整，打起球来依然沙土飞扬。那时候人们踢球之前都得先打扫卫生，先把黄沙扫干净，再洒上水，不然踢起球来都看不见人。工程图纸都设计出来了，赶上1959年困难时期开始了，原计划建设的“东单体育场”也就告吹了，再后也没人理这回子事了，全搞政治运动了。
五十年代的东单体育场，虽说只是一片三合土场地，却是北京户外健身的中心，每天到这里打篮球踢足球跑步习武的人比比皆是，即便是1959年工人体育场建成后，这里的人气仍然最旺，经常来这里锻炼的人都知道，除了健身之外，这里还是以球会友，争强斗狠，百姓造民间体育明星的场所。这里不象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任何人任何团队，只要在球场上身怀绝技，所向披靡，都会得到大家的赏识，获得对手的尊重。
每到星期日的上午，东单体育场会有两场足球比赛。足球比赛不希罕，希罕的是参加比赛的球队。去踢过球的有协和医院球队、中国戏校球队、北京饭店球队、一机床厂球队、通用机械厂球队、二七厂球队、南口机械厂球队，在当时都是踢得不错的名队。象北京饭店队的教练是史万春，大名鼎鼎的教练。戏校的队员都是梨园名角，踢高兴了，戏校队的就在场上翻跟斗，打旋脚，惹得场内场外一片笑声。协和医院球队全是由医生、教授组成，别看平时一个个文质彬彬，踢起球来也凶猛异常。机床厂队有一个叫肥子的前锋，踢得好，场场进球。每次他都是背对球门，用大腿把球停住，不等球落地，转身就射，有时守门员都没反应过来球就进了。另一个较引人注目的是天堂河足球队，一水的留场人员组成，个个人高马大，踢法简练，动作粗鲁。最好笑的是这个队的中后卫，后来俗称“清道夫”。此人大高个，有点歪脖，走道一晃一晃的有点江湖劲儿。来了球不管三七二十一迎面一脚，踢出去就得。个大劲足，把球踢的又高又远，挺牛的。有一次踢呲了，铆足了劲一脚没踢着，全场一片嘘声，闹了个大红脸，再往后踢就不那么张狂了。
到了文革初期，国家足球队也到东单体育场练球。去的队员有：年维泗、王后军、徐根宝、戚务生、胡之刚、桑廷良、陈家根、张中威、高丰文、金正民……国家队的成员几乎都去了，单单缺了一个胡登辉。胡登辉在当时是中国第一前锋，脚头硬，射门狠，文革刚开始就被迫害致死。当国家队去的时候，东单体育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简陋的体育设施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实际的需求，于是在1963年，北京市委决定对东单体育场进行改建。改建后的东单体育场新建了1块足球场和两块排球场，并将原来的足球场扩大，而且还在四周增加了300米的田径跑道。这样，东单体育场就成了“多功能”的健身场所。白天，体育场免费向群众开放，等到下午四五点，业余体校的孩子们放学之后，体育场就成了业余体校的训练基地。当时的东城区业余体校也初具规模，足球班、篮球班、田径班的学员都不少，足球国脚李辉、前国家女足教练商瑞华、篮球国手张卫平、梁馨等都曾在此训练。
东城区业余体校在1958年成立，东单体育场也就成了业余体校的训练基地，像2004年的奥运冠军张怡宁和滕海滨，就曾经在这里学习过，后来才被什刹海体校挑选走的。既要接待前来健身的普通群众，又要为业余体校训练提供场所，东单体育场的人气就更旺了。
解放后的四十年，东单体育场一直是免费向东城区中小学校开放，四周不设围栏，稍不注意，蓝球能咕嚨到长安街上，附近中小学校每年的春季运动会都在这里举行。
下图照片拍摄于1980年，东单体育场正在举行全民健身武术表演赛，北边东长安街已经已经竖起来大型广告牌，西边是对外贸易部的二栋“老苏楼”，背景是北京饭店东楼。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场地有限，前来锻炼的人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场地。打篮球的人太多，而球场就那么两块，所以在那时大家就发明了现在很流行的“三对三”篮球赛，输了就下，这样轮换得快，人人都有参与的机会。
1964年东单篮球场一共有六块整场，南边是足球场，这和现在东单的格局差不多。足球场西边是排球场，东边有一片树林，在那里可以打兵乓球。最初的东单篮球场没有现在那些先进的设备，更没有什么楼，就是一片空场地，有12个篮球架子而已。
六十年代，东城区业余体校男子篮球队名冠京城，教练是北京二十五中学体育教师韩述仁，他不仅把二十五中学篮球队带得连夺三届北京市冠军，东城体男子校篮球队与西城体校男子篮球队一直是球场的“冤家”，谁也不服谁。西城教练是男四中体育教师韩茂富，俩位教练在北京俗称“二韩”，大名鼎鼎，都是国际级篮球裁判员。韩述仁家住米市大街红星电影院对面，平时要求队员很严格，抬脚踢队员屁股是常事儿，中学生看了电影《暴风骤雨》后，背后叫他“韩大棒子”，他听了也不恼，赢了球，常偷偷请队员们喝酒。
六、七十年代在东单打“野球”的男孩子都知道，有个“瘸子”每周日都到东单篮球场打球。“瘸子”叫张健，健康的“健”，小时候因车祸压伤了右脚，从此不再正常发育。到了18岁，张建正常身高超过一米八。由于打小学起就酷爱打篮球，家住苏州胡同，所以他可以说是在东单篮球场上长大的。别看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但运气球来正常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他擅长打后卫，单手跳起投篮那个准劲儿，有点像王忆城。因有残疾，1969年分配到建国门街道纸绳厂工作，第二年就当上了厂长，原来厂里只有二十多个人，都是街道没文化的老大妈们。工作以后，他还不忘到东单篮球场打“野球”。八十年代以后，东单体育场不见了他的踪影。
北京体育“名记者”孙保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城著名业余篮球队“东单联队”成员，堪称中国街头篮球的先行者；他也是敢和专业队掰手腕的“北京工人队”一份子，很多球迷甘心掏钱买票看他们打球；他是中国资格最老的篮球记者，正直的“保爷”在圈子里颇有威望。
毕业分配工作时，孙保生一心想去部队打球，但因为父亲的成分问题，政审总通不过。1968年，他被分到海淀城建局，后来因为太喜欢打球，就去了位于北京房山的琉璃河水泥厂职工子弟中学当体育老师。学校和工厂都很重视篮球，头一年厂矿的篮球比赛，燕山石化冠军，琉璃河工厂就是亚军，第二年琉璃河工厂是冠军了。由于球打得好，孙保生还参加了北京工人篮球队，教练是范政涛，程世春、黄频捷、张卫平这些篮球名宿都是他徒弟，范教练很喜欢孙保生，每次训练完就叫上孙保生，一起去东来顺吃涮肉、喝啤酒。进了工人队，在他那受到不少教育，那时候范教练就教队员们全场紧逼了。
房山人都爱喝白酒，“有家长叫我去家里吃饭，轮着叫，家家都准备着白酒。”孙保生后来喜欢喝白酒的习惯，就是那阵子养成的。后来当上体育记者，认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新华社的梁希仪、《解放日报》的严子健，几个人没事就爱聚在一起喝酒聊天。1991年，四川举行全国女篮联赛，火车走到一半，道路出现塌方，所有人就只能在火车上呆着。孙保生干脆买了瓶白酒，跟人边喝边侃大山——自此后，“孙大爷酒量好”便传开了。
孙保生也有自己的偶像。开始打球的时候，老爷子最崇拜的人是杨伯镛：“他的左手突破特别好，当时教练就说我个子矮、脑子也聪明，打后卫就学他。”之后，孙保生又开始崇拜钱澄海，喜欢看钱老的比赛录像，尤其看他的传球，“后来我就学钱老，都是隐蔽式传球，声东击西、不看人传球，跟我打球的大个都被砸过，我传球从来不看人，所以不是砸着脸就是砸胸脯，后来才慢慢默契了。
&&&&&&&&&&&&&&&&&&如今的东单体育场
九十年代以后，北京市体育局不但蚕食了一半面积用于房地产开发（建起了华诚大厦、广发银行、糖人街），而且把剩余面积的体育设施，开始成为有偿使用收取报酬的工具。
1989年，东单体育场再次改建，新建了两块网球场，并修建了一栋综合场馆楼，楼内设立了游泳、篮球、排球、武术、保龄球、网球、乒乓球、台球等8个体育馆。1996年改建工程完成之后，东单体育场正式更名为东单体育中心，并一直延用至今。
“东单体育中心”位于东单路口的西南角，总占地面积23000平方米，包括1个300米塑胶跑道田径场，一座人造草皮足球场，3个室外篮球场。其中新建设施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1000平方米。体育馆部分占地面积37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0平方米，共分7个体育馆（游泳、篮球、排球、武术、保龄球馆各一个，网球馆两个）。可同时开展10余项运动训练项目，足球、篮球、排球、羽毛球、网球、保龄球、游泳、台球、乒乓球、田径、健身等，现在都变成了收费项目，每天接待来宾近万人次。堪称目前市中心规模最大、活动项目最多、功能最齐全的体育场馆。“东单游泳馆”设有50米×25米的10泳道国际标准游泳池和10米×3米儿童冲浪水池及戏水智力滑梯。
东单体育中心是培养体育明星的摇篮，足球国脚李辉、前国家女足教练商瑞华、篮球国手张卫平、梁馨、体操名将杨岳山、麻征、乒乓健儿杨玉华、王燕生、熊柯、王晨都曾在此训练，并从东单体育中心脱颖而出。
“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大厦”位于东城区大华路2号，是占用东单体育场西边的面积建设的办公楼，大厦正对着东方广场，是广发银行在京最早设立的金融窗口。广东发展银行是经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组建、于1988年9月成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5亿元，总部设在广州市。在北京的分公司设立了十几家营业网点，主要面对大客户提供银行存贷款业务。北京有好几栋“烂尾楼”都是用的广发行的不良贷款建设的，开发商大多是来自广东“胆大的”混混儿。
“华诚大厦”也是占用东单体育场西边的面积建设的高档商务楼，总建筑面积23542平方米，地下二层，地上十层，是一座集智能化写字楼、餐饮、娱乐于一身的高档综合性大厦，大厦的配套设施有：餐饮、商务中心、银行、商务中心、会客室、停车场、电梯、浴室、公用卫生间、员工餐厅。地下一层有“唐人街”餐饮。投资建设单位是中国华诚集团（原属于纺织工业部下属搞纺织品进出口业务的公司）下属的北京永盈大厦房地产有限公司。华诚大厦的地下一层是“唐人街食府”。
& & & &东单、西单是北京人早已熟悉的地名，当人们匆匆经过时，很少有人去探寻二者命名的缘由，但很多人会觉得这两个地名很特别。北京城是古人经天纬地的杰作，它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皆意有所指，因此这两个地名的背后一定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基因。其名源于何处呢？
　　据陆思贤《神话考古》的考证，单字最早出现于甲骨文中，是一个象形字，形似羊角。商代都城殷的外围有四单：东单、西单、北单和南单。胡厚宣解释“单”为郊野的平地，于省吾释“单”为台，以为是积土而成的高台，丁山释为坛。“单”是在经过平整的空旷场地上修筑祭坛即高台，以作为祭祀、舞雩的场所。《水经注》说南单之台，是鹿台的异名，《国语》说台是望氛祥而备灾害的，把“单”为“台”的性质与用途说明了。“鹿台”者以鹿为标记，应立了鹿头柱，这是南单之台的特点，在此“望氛祥”，即观察天象与气象，相当于周代的灵台。故卜辞说“爰南单”，“爰”即建木神话中“太皞爰过”的“爰”，形容太阳上中天的位置，说明商代的“单”，是测影立竿的专名。卜释又说：“西单雷”，则又明确在此观察气象。这是“单”的主要用途，当然也在此举行祭典与舞雩活动。
　　所以，在古文字中单即是竿，是古代测量日影的工具，也就是后来的日晷。日晷就是太阳的影子，最早测太阳影子的方法是“立竿见影”，《周礼·考工记》说以绳悬垂重物使木竿垂直立于水平地面，然后以竿为圆心作圆，观察日照于竿投于平地的日影。日出与日入的竿影与圆周相交的两点相连线，便可得出正东西方向，即“以正朝夕”。古人在空旷的平地上树立一标竿，目的是用于观察日影，测量时间、方位和定节气。
　　所谓东单，就是东方日出之意，古代以东方象征春季，即用“单”为立杆，测定春分点的太阳位置。陆思贤说在金文中，“西单”是一个合体字，“西”字作鸟巢形，置于单字的丫杈上，意为鸟巢筑在树上；或中间加鸟字、隻字，意为飞鸟归巢为西，寓意日落之景。单字一侧加“目”字者，意为观测偕日落的天象。在此表示测定秋分点。
　　北京城的东单、西单地名，乃本于殷都之东单、西单名，是远古“立竿测影”所遗留下的名称。但为何把十字路口称作东单、西单呢？
　　据晋·崔豹《古今注》说华表亦称表木，是用于立竿测影的，它立于十字路口：“大路交衢（即十字路口）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今西京谓之交午木。”所谓“交午”，指正午太阳上中天时的晷影是正南北，过此瞬间，太阳西移，晷影转向立柱的东侧，古人称“反景”即“西单景”，说明远古先民曾用柱立竿测影，太阳的光芒称“华”，故把此竿称作华表。在金文中有“行单”字，即在单字的上面画四角菱形符号，意为四隅方向；“单”字两侧合为“行”，意为十字街道的中心立有“单”，表示四个正方向；合在一起为用“单”测定四方四隅。
东单二条，呈东西走向，东起东单北大街，西至王府井大街。公元一九OO年庚子事变，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东单头条建筑基本被毁，后来头条路北建筑变成了东长安街路北建筑群，东单二条成为民国以后东长安街路北的第一条胡同。
东单二条东口路南是东单菜市场和二层楼的东单曲艺厅，进口很窄，只融一辆解放卡车通过。胡同里面宽敞，进口路南是1949年的北京日报社大院，旧日是白俄罗斯老毛子的别墅，前院在长安街已变成东单邮电局。
清末在东单二条中段有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的宅邸。大门上有一副以鸡为题材的对联，堪称一绝：“盍簪喧枥马，束带听鸡鸣。”昔日皇帝上早朝，文武百官则在鸡叫天明之前，便起身着装，跃马扬鞭奔向紫禁城。那时，钟表尚未发明，“鸡鸣”便是最佳的报时家禽。对联显示了翁老先生忠于朝政之勤快。据说，当年这位大学士家里养的鹤于院中而飞失，曾三贴“访鹤”告示于街，均被作为墨宝而揭去，现在翁同龢的墨宝属于国宝级文物了。
清末翁同龢家马厩曾是中国最早的电话局，后来电话局搬到灯市西口，人称慈禧电话局。可惜，翁同龢的住宅大部分在光绪二十六年被义和团焚毁。翁同龢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把翁同龢撵出京城返回故里，东单二条故居由翁同龢后人居住。
解放后的50年代初，翁家后人将东单二条翁同龢宅院马厩花园一并卖给北京市公安局。1954年拆除院内部分原建筑，盖起一红砖楼房，做为北京市市公安局招待所，简称“东单红楼招待所”，是东单二条唯一一栋四层楼建筑，大院余房沦为市公安局职工宿舍大杂院。
北京市公安局东单二条招待所和市局职工宿舍院在1995年被李嘉诚拆掉，补偿北京市公安局的职工住宅在方庄芳城园小区，笔者朋友是1995年搬到方庄的。
第一次世界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1919年11月13日兴奋北京市民拆掉位于西总布胡同西口视为“国耻”的“克林德碑”，迁到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更名“公理战胜”碑。上面市民们正在搬运石碑构件照片的拍摄者是美国摄影师甘博，照片是从西北朝东南方向拍摄的。马路东侧东单北大街有二栋小楼，北侧二层楼解放后是“医药书店”，南边三层楼解放后是“化工书店”。
现如今，从东单路口北至灯市口东口，在东单北大街路东，至少有五家书店。
位于新开路西口东单北大街104号的“卫生部出版社书店”，简称“卫生书店”，现在叫“医药书店”，二层民国小楼，朝西的门脸房只有一间，但里面却延伸为东西走向的三间房，经营面积有200多平方米，是由四合院三间北房翻建而成，是京城最早专卖医疗、医药、卫生书籍的书店。原址是民国期间开的一家西药店，到协和医院看病后的病人，大部分到这家西药店来买药。解放前的中国西医医院，只看病不卖药。中国现在医药不分家，是延安窑洞时期“福利看病吃药”的产物，在全世界是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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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单“医药书店”是直属于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大型医药专业书店，常年经销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及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人民军医出版社、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等全国百余家出版社出版的各类中西医药图书和电子音像制品，医学书品种全国最全，所有医学新书都在这里开始销售。
“医药书店”南面新开路西口的一栋三层小洋楼，首层二间门脸房，专卖化工书籍，里面面积有七、八百平米。据化工部老干部讲，这栋民国小楼和东面大四合院，解放前是京城最大的医疗化学试剂药品销售商店。1949年2月被北平市军管会以“外国敌产”没收，后来交给新组建的政务院使用，在这里组建起新中国化工部。50年代中期在和平里成立化学燃料部，机关搬走了，小楼由化工工业出版社使用；化工出版社迁往和平里后，小楼成变成专卖化工图书的书店。至今大院内的房子还是化工部职工宿舍。50年代大院里住了50多户化工部老职工，80年代末，小院平房拆迁盖宿舍楼，原来的平房居民都搬到东坝河西里去了。
在这栋三层小楼组建的化工部，现在是中国经济的“大哥大”，分成了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三大公司。现如今中国化学工业出版社和化工书店在青年湖附近，原址房产权还属于化工出版社，对外出租开了家“老家肉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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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单北大街的三家书店中，最有名的当属东单北大街86号的东单教育书店了，它位于西总布胡同西口与“医药书店”相连，始建于1957年。东城区有一百多所中小学校，这里是中小学生课外读物的专卖店。学生课外读物都是老师们指名要到这里来买的，这里的学生课外读物，即全又多。此外，每学期开学的前后几天，东单教育书店销售中小学各学科课本。没有来得及在学校定课本的转学生（主要是从外地转入北京的），家长们被告知到东单教育书店去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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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9月1日晨7时，笔者上学从西总布胡同走过，看见有一百多人沿着西总部胡同西口的南墙在排队，等着东单教育书店9点开门，为他们的孩子买课本。买到课本后，家长们马上赶往孩子上学的学校，要知道，学生上课没有课本，那多尴尬啊。、
七十年代末，东单教育书店开始出售与中小学生课本配套的教学录音磁带，特别是外语课本录音带，几乎成为中学生们的抢手货，那时刚刚兴有“板砖录音机”。笔者那时是高中英语教师，在东单教育书店买了一套（二盒）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VOA OF STANDARD ENGLISH（美国之音标准英语）录音磁带，内容均精选自美国之音原声新闻播出稿，并配有一册录音文字稿和中文解读，十分实用。笔者的美式英语发音，与“鹦鹉学舌”这二盒录音带有直接关系。
&&&&&&&&&&&&&北京中小学生课本的回忆
景山公园东侧的沙滩后街55号大院，占地100多亩。明代是皇家马神庙，这条街称马神庙街。乾隆皇帝宠爱四公主，在皇城内建造四女儿和嘉公主的府第。1898年11月，内务府将在和嘉公主府第基础上略加修茸扩建的大学堂校舍，成为中国现代史中第一座现代化大学——京师大学堂，招收平民子弟。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1951年，北京大学迁往西郊原燕京大学旧址，原址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使用。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在此办公，直属国家教育部，是基础教育教材的研究、编写、出版和发行为主要业务的专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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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一批进步学者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从全国各地进入北京，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编写一套中小学教材，让得到解放的学龄儿童都能够读到新中国的课本。到1955年为止，先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近两百名专家、学者进驻和敬公主府这座老园子。这批学者不仅思想进步，也大都学有渊源，术有专攻，皆是我国教育出版界的高级知识分子。例如：人教社创始人之一叶圣陶，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朱文叔、吕叔湘，历史学家胡绳、王永兴、陈乐素（国学大师陈垣的长子）、鲁迅先生的胞弟周建人，教育学家戴伯韬、朱智贤，文学家吴伯箫、张中行、徐世荣等人。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汉语简化字也是在这里诞生的。文革前，住在这所大院的专家、学者、职工和家属有2000多人。
几十年来，全国人民是看着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课程教材长大的，连教师用书和教辅读物也出自这里，出版印刷课本和教科书超百万亿计。它是世界上读者最众、影响最为深远的出版社。
提起人民教育出版社，许多成年人会与自己的童年和青春记忆相连接。人教社出版的一句、一文，唤起神州大地琅琅的读书声，启开智慧门扉，闪出科学光束，传达着人类的文明。
解放后成立新华书店的一项最大任务就是发行中小学课本。据统计，北京市2015年是中小学生集中入学的第三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1957—1959年，第二个高峰期是1987—1989年，是“祖国第二代”，“第二代”的“80后”，和“80后”未来的“00后”。预计2015年9月，北京市将有16万小学生和12万中学生走进新学校，届时，北京市在校中小学生总数将超过120万人。根据北京市教委统计，2010年小学生在校订阅的课本和必须辅导书每学期在280元左右，中学生在380元左右。120万中小学生课本和辅导书一年的需求量就超过80亿元人民币。据说，中小学生课本是国家严格控制售价的微利书籍，但是由于需求量大，工作量小，经营单位还是盈利大户“铁饭碗”。我外甥是2008年毕业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现在月收入超万元。
北京老城区有四处专门经营销售中小学生课本和教学参考书的正规书店，简称“课本书店”，东城区“课本书店”在东单米市大街，西城区的在新街口新华书店，宣武区的在菜市口新华书店，崇文区的在“花市书店”。
新华书店花市书店，四层大楼，一、二层、三层是书店，四层是办公区间，位于崇文区西花市大街路南的134号，紧邻后建的北京市针织品大楼（后来叫京伦商厦，现在叫淘宝城），在花市百货商场的对面，始建于1957年，原为北京市教育中心办公楼，负责北京市范围内中小学课本的发行工作。当年是花市地区盖的最早的一栋高楼，现在是北京市最大面积的课本书店，全国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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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我们上学的那个年代，中学每学期学杂费二块五毛钱，课本费二块钱左右，这在9月1日也不是全能按时交齐。孩子多的家庭要一下子要拿出半个多月的工资，就不得不到处借钱给孩子交学费，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五、六十年代，首都北京每年有大批外地干部调到中央来工作，他们大多是经验丰富中年人，来京时拖家带口。小孩子到了北京，要插班到附近中小学就读，如果没有适用的课本，就要到课本书店去买。我记得小学六年期间有十几个同学是插班到我们班，随父母调外地的不多，中学三年我班有三名同学是中途转学来的。1964年暑假，李卓丛同学突然随在冶金部工作的父亲调到山东济南安家，而朱宏宇同学是1964年随父母从四川调入北京冶金部工作的。
那时候，每年新学期开学前一段时间是“课本书店”最忙的时候，要保障在9月1日新学期开学时，崭新的课本放在三、四十万北京中小学生的课桌上。北京市对外零售中小学生课本的时间统一在新学期开学第一天的上午9点。朱宏宇的母亲早早就到西总布胡同西口的“课本书店”去排队，她去的早，排在前面几号。上午10点多，她抱着一摞新课本，到我们班教室交给朱宏宇，就怕耽误孩子上课没课本。
五、六十年代的普通工薪家庭，生活普遍拮据，没有富余钱买课外书给孩子读，大人们要想读书看报可以到单位图书室和市区图书馆。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看课外书基本到学校图书馆借阅，很少有家庭自己掏钱给孩子买课外书看的，包括五、六十年代流行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家》《春》《秋》、《迎春花》《苦菜花》《山菊花》“三花”、《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抗战小说。那时候，普通工薪家庭里没有几本课外书和文学小说，到了“文革”期间，还把受批判的“封资修”书籍一把火都烧了。
我家不是书香门第，全家七口人，五个孩子。1960年父母工资加起来128元，还有公私合营定息18元，合计146元，人均20元，超过了当年人均8元的北京市最低生活水平，据说在京城属于中下等生活水平。记得“文革”前我家没有书架，1967年我自学木匠手艺，为家里做了一个三层木质书架，从此我家有个书架。五十年代，我家五屉柜上摆了一排书，都是我父亲上人民大学函授学院的课本，我父亲与张百发是1957年同期大专毕业的。“文革”期间这个神圣地方让位给一尊白瓷毛主席像和四卷宝书。
我家有二本五十年代出版的畅销书在1968年被我带到山西插队去了，后来传来传去，不知了下落，一本是白话版《七侠五义》，另一本是《外国歌曲二百首》。此外，我带到山西去的印刷品有我母亲民国期间保留下来的英文袖珍本《圣经》，还有我自己订阅的1963年以后十年间的120期《无线电》杂志。八十年代我获得二张国家承认的大学文凭，教书20年，也算是一个文化人。我是买书从不卖书，家里现有七个大书柜，存书5000余册，包括我1979年上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时使用过的所有教科书和辅导书。
五、六十年代，我家最多的“藏书”是我们五个孩子的课本。用过的课本作业本，大部分在暑假以后都当废纸卖了，好给下学期准备书本费。我记得1964年的暑假，我到磁器口全市最大的纸店买白报纸，回家裁剪后，用锥子针线钉了几十个杂志板大小的作业本，封面封底是牛皮纸，分给弟弟妹妹们当下学期作业本。那时候，中小学生的课本统一在学校定，练习本和作业本要自己到文具书店购买。我钉的白报纸作业本当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作业本还行，田字格作业本、英文作业本、横格作业本就必须到“翰文斋文具店”买了。
七、八十年代我在中学教书20年，那时候的中小学学杂费课本费负担并不重，也没有各类参考书，充分体现了中小学免费教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现如今的新华书店，各类中小学生教学参考书已泛滥成灾，虽然琳琅满目，我看基本没什么用。但在望子成龙的家长看来，在“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口号诱惑下，见辅导书就买，还有各类考前班、补习班、奥数班、音乐美术特长辅导班的“教材”……等等，已经是孩子们的“新上学难”。我问过一位外地户籍孩子在京读小学的工作同事，她说孩子在北京某重点小学上六年学，不算吃穿住，要花12万元，相当于每年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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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解放初8年生育了我们5个孩子，都是顺生，所以后面三个妹妹都是在家里出生的。街坊王奶奶解放前接受过正规接生婆培训，是我们这一片有名的“接生奶奶”。王奶奶还管伺候产妇月子，不但伺候产妇，还管给产妇家里大人孩子做饭。大家都信任王奶奶，跟一家人似的，平常有事找王奶奶帮忙，她随叫随到。
1960年初夏，母亲生病住进北京医院，王奶奶来我家帮忙。星期天上午，我们兄妹5人到医院探望母亲。北京医院凭住院条一次只允许一人进住院区探视病号。北京医院住院区在东单公园西门的对面，我把四个弟弟妹妹安置在公园一条长座椅上，谁也不许乱跑，坐这儿等我回来，那年我10岁。我从住院处回来，四个弟弟妹妹还规规矩矩做在座椅上。在弟弟的指挥下，一起拍着肚子说，“哥哥，我们小肚肚饿啦。”。我在东单公园门口花二毛钱买了四根小豆冰棍。那时候，小妹妹还不到三岁，基本上是我抱着她回家的。一路上，她老让我舔她的小豆冰棍。
东单公园始建于1956年，是距离东城百姓最近的一家免费公园。但五、六十年代游人很少。在那饥馑的时光，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的东单公园尽管绿树掩映，几乎没有人在那里锻炼，体育是一种职业，而锻炼几乎是奢侈。即使是每月有固定收入的城市居民，也没有多余的热量可以消耗。
80年后，有人开始在公园的空场上踢毽子，几个人踢，一群人看。再后来，公园里响起了太极24式和老年迪斯科的乐曲声。十几年后的1994年，早晨的东单公园被晨练的人们占满，几乎再也找不到一片空地。2008年奥运会前，全民健身才确定为中国体育发展的战略之一。
现在已经从东单搬进新居的王继霞，一直忘不了与老屋近在咫尺的东单公园和早晨一起跳舞的老姐妹们。有一段时间，她还天天坐七八站公共汽车，回到东单公园参加晨练，
东单公园晨练，与景山公园晨练、天坛公园晨练一样有名，是老外们“取景”的好地方，因为这里才能体验到什么是“平民北京精神”。
从1968年开始，北京开始“全民备战”，各机关单位、学校、工厂和部队都因地适宜挖“防空洞”。当时国家拨的专项经费是根据城市人口多少决定，参照北京市的人口，1971年到1978年，国家每年拨给北京两千万。建防空洞所用的建筑材料则由地方抽调，人力则是各家各户及各个单位都要出人。目标是北京建成200万平方米的防空洞，按照城区的400万人口核算下来，每个人的指标是完成半平方米。据说周总理听了北京市人防办关于防空洞详情的汇报，说：“好！”随即又说：挖出的土可以在公园堆山嘛，煤山不就是渣土堆起来的吗？
北京后来的确有几座山是用防空洞挖出的土堆成的，比如东单公园原来就是个平的广场，后来用堆土堆成了山，陶然亭的北山也是这样来的，这两座山现在也还在，只不过后来都进行了植树种花和绿化美化。像东单土山上还修了六角的亭子。天坛里以前也曾有一座挖防空洞堆土而成的山，后来考虑到对祈年殿景观有影响，在1987年前后被夷平。
笔者在北京城搞房地产二十余年，对北京地下防空洞布局略有了解。当时北京城分为四个区，每个行政区各有一条防空洞主干道，各区主干道并没有贯通。东城区主干道是东单至北新桥。西城区主干道是西单至西四。崇文区主干道是天坛东门到揽杆市。宣武区主干道是从南横街到菜市口。
1996年我下过宣武区防空洞主干道，北出口在菜市口百货商场一层服装商场柜台后面一个大房间。那时候这条地下通道已经废弃，随着这十来年城市房地产开发的建设，“备战”时期修建的地下防空洞大部分已经消失了。但是，中心区条件较好的地下防空设施，至今还在。如天坛公园南面地下有2000个座位的电影院。东单地下防空洞的出口在洋溢胡同西口，地下的大型防空洞现在有北京市粮食局部门的食用油储备罐，就在东单公园马路对面地下10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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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缺少娱乐活动的北京人玩扑克发明了一种六个人“敲三家”的玩法，一直风靡至九十年代。
那时候，东单体育场是北京著名民间“敲三家”高手聚齐比试比试的地方。据说输家要请赢家下饭馆吃饭，东西城的高手都来参加，还有企业代表队。
在东单公园“敲三家”，讲究的是支辆自行车，六个人围着车货架上的硬纸板比赛。
孙正平在回忆文章写道：我和聂卫平年龄相仿。他是1952年出生，但一直以为自己比我大。后来一论年庚才知道原来他比我小一岁。我们志趣相投，经历相近，每次见面都觉得彼此有很多话说。
我和老聂初识，就是在1985年的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但要讲老聂的故事，应该从我曾经每天去练嗓子的北京东单公园讲起。
他当初从黑龙江建设兵团回到北京时，因为痴迷围棋，又非常刻苦，棋艺已经了不得。但因为还在业余围棋界，没有进入国家队，在社会上还没有知名度。
当时，北京的东单公园是一个围棋爱好者聚集的场所，有一位老先生在业余围棋界有一定名号，自视也很高，认为自己没有对手。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聂卫平，聂卫平年轻好胜，就让朋友带他去和老先生过招。
老先生一见聂卫平其貌不扬就有些轻视，抬手就把白棋拿在了手里。按照围棋规则，黑棋先手，白棋后手，显然这是轻视对手的表现。
谁知道一盘下来，聂卫平以砍瓜切菜的姿态大胜。老先生认为这是一时疏忽非要再下一盘，结果这一盘更是彻底崩盘，甚至还不如前一盘，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当时围观的人很多，老先生脑门上的汗珠也越来越多。突然人群中闪出来一位资格比较老的业余棋手，抓着老先生问：“您跟谁下棋呢？”
老先生说：“我不知道啊。”
来人说：“您还敢拿白棋？这就是有名的大聂啊！”
老先生觉得大受羞辱，起身把棋一收就走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来东单下棋，从此聂卫平名声大振。
当时的北京，除了东单公园，景山公园也是围棋爱好者聚集的场所，这两座公园里的爱好者代表了当时北京业余围棋界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有人想让两边的高手决一高下，就在彼此之间宣称对方对本方很轻视。后来大家以棋会友，成了朋友，聂卫平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陈祖德击败高手和聂卫平的崛起，中国有了越来越多的围棋迷。
说起央视体育评论员孙正平，他对东单公园太熟悉了，他家就住东单公园东门外的小报房胡同6号，租住的是我中学同学李风才他们家的房子。
1968年12月孙正平初二毕业，到山西省稷山县插队当知青。1973年推荐到山西大学体育系当工农兵学员。1976年毕业后分配会稷山县翟店中学当体育老师，他的专业是乒乓球。
1979年孙正平托关系调到太原铁路一中当体育老师。1979年我在太原铁路分局电大班学习，地点在太原铁三中，在铁一中对面。我的同学冯天重在太原铁一中当语文老师，每周六我都到太原参加学习一天，周六晚上就在铁一中教室睡觉。孙正平是1981年3月从太原铁一中调到中央电视台任体育播音员的。
现在东单公园还有一个别称叫“同志基地”，是同性恋们聚集的地方，这个非正式称谓第一次见诸文字在九十年代文学家陕北知青王小波的散文。
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同志浴室都奉命关闭了。东单尽管是一个闻名世界的同志活动场所，但是在外人看来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园，当然它就名正言顺的不再关闭之列了。正是因为没有其它同志活动场地了，所以来这里同志格外得多，使这里显得比过去更加的热闹。
记得那年我刚认同了自己同志身份，就从方刚的一本书上知道北京东单这个“同志基地”。于是在一次初秋出差北京的时候，我有意找了一个靠近东单公园的宾馆。那天接近傍晚的时候我怀着一种既好奇也兴奋的心情走进了这座公园。
因为初出茅庐，对世事知之甚少，也对旁人缺少戒备之心。因此当第一个人给我暗送秋波就一下子掉进了他设好的陷阱。东单公园是一个开放性的公园，里面各式各样的人混杂。普通老百姓在里面打牌，下棋、唱歌的很多，一圈一群的自得其乐，但是留心观察也可以发现就在这些活动的人群里也一些同志的身影，这些同志大多是不想暴露自己身份又对这里充满好奇的人。当然更多的同志却集中在公园中心区那里的厕所周围。
厕所那一带的椅子上坐的几乎全是同志，他们或交头接耳、或嬉戏打闹、或闭目养神、或左顾右盼，总之他们一看就知道是不折不扣的同志，他们对此也没有丝毫的顾忌，因为东单公园里的一般百姓对这里已经了如指掌，对同志已经见怪不怪了。第一次来东单公园的时候我就是在这里掉进敲诈者的陷阱的，现在时过境迁，物事已非，但是看着这熟悉的场景，仍然恍如昨日。走过那些坐满同志的长条椅，我对那些座椅上投来的异样眼光装着视而不见，尽可能的把自己当成一个随意闯入这里的游人。
公园里另一处同志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是公园东北方向山坡上的树林中。沿着那条不规整的石阶往上行，沿途都能见到一些站着或坐着的年轻人，他们都是独自在这里守株待兔，等着有人来搭讪。如果你经过他的身边，他有可能对你露出笑脸，想吸引你对他的注意。如果你对他还以微笑，那么他会很主动跟你打招呼。据说这其中很多都是做业务的。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真正来此寻找朋友的人。
时间越晚，树林里、小道上的人会越来越多。当我走到山坡北边的一条小道上的时候，一个挎包的青年瞄上了我，他的脸上对我堆满了笑容，极力想靠上前来跟我说话。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对他的笑脸视而不见，匆匆自顾自的穿出了小道。
当我回过头去，看见他正跟另一个一起再对我指指点点，看见我回头张望，他马上又跟了上来。看见他继续跟了上来，我不敢多着停留，沿着上山的石阶匆忙向坡下走去。
挎包青年尾随我来到山坡下，既想靠近我跟我说话，又怕我反感，所以只好远远的看着我，并以笑脸相迎，希望我能采取主动。过去事件的阴影继续影响着我，我还是当机立断果断的走出了东单公园的的大门，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发了一张东单路口东南角1972年老照片，引起网友热议。标语牌（宣传橱窗）后面的官茅房、东单日杂、东单食品店、东单肉店的具体位置，哈哈，值得回忆。马天骥先生还专门写了一篇博文回忆1967年在广告牌前组织北京二中69届搞宣传演出的往事。下面再发四张东单路口老照片，网友可以看出官茅房、日杂、食品店的具体位置。第四张是东单春华坊肉店。第三张照片拍摄于1915年，与第二张照片在同一位置，猜猜1915年是谁竖立这个东长安街非常有意义的石柱子，为了什么？
网友热议：东单路口的官茅房在东单标语牌或东单宣传栏后面，其实是一回事，先有宣传栏，1967年文革期间才设立标语牌，在宣传栏的前面，遮挡半个宣传栏。标语牌一边一个。东单路口东南角原来北京日版宣传栏西面至祥泰义食品店也有标语牌，上书“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二条标语是“一对儿”，与中南海新华门前的二条标语文字内容一样。
东单菜市场的前身是东大地自由市场，1900年义和团攻击东交民巷使馆区，总部神坛设在西裱褙于谦祠。义和团将崇文门内大街路北所有房子一把火烧光，包括二座王府其中一座是川岛芳子的出生地。
不久，北京市民在东大地做生意，主要是苏州胡同和鲜鱼巷的鱼市场，不久成为与东交民巷外国人有关的洋货市场。东大地被开辟为东交民巷使馆区几万驻军营房、练兵场和跑马场之后，驱赶商贩到东单头条被义和团烧毁的空地，用芦苇围起建“东市场”，再后发展为火车头型铁皮大棚，这就是东单菜市场的来历。解放前。东单“东市场”一直由法国人经营，又叫洋货市场。
第三张图片中的石碑，叫“格言碑”。据《北京志副食品商业志》记载，此“格言碑”是1916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为推行新政而建，建在东单路口的东北角，是个六面体大理石柱。
朱启钤曾当过北洋政府总理，对北京市政建设作出很大贡献：重修正阳门，开放天安门广场，开放社稷坛为中山公园，开辟府右街，在天桥建设民国模范十六条街等。其中最重要工程是开辟东西长安街和沙滩至西安门大街，给老百姓二条南北交通动脉。“格言碑”为此而建，设在东长安街最东端，以示纪念。
不过，“格言碑”建成不到一年就拆了，原因是袁世凯自己登基成为中华帝国皇帝，受到国人唾弃，不久就死了。朱启钤作为袁世凯称帝被通缉的重要罪犯逃离北京，于是朱启钤设立的“格言碑”被拆。、
从上面图片石碑后面的帐篷式建筑看，东单菜市场半圆的拱形门可能是市场东北的小门，大门开在照片左边的建筑南山墙上，因视角的原因摄影镜头未能收入。事实上东单菜市场一直是L形格局，其东南角，即格言碑所在位置，后来一直是空地，为露天市场。1958年开办东单食堂，开始二者相连的，后来各自独立经营了。
最早形成的北京城是元大都，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先做统一规划，然后统一建筑的一座古城。这座体现周礼《考工记》的古代城市，处处闪现着汉族与多民族的文化内涵。刘秉忠设计大都城时，首先决定了大都城市的“中心点”，遵循了先中心点、后中轴线，形成自钟鼓楼至丽正门（今正阳门）的中轴线，最后再据此确定皇城的具体位置和分布。大都中心点基本在今钟鼓楼的位置上，曾经背山靠水建立大都城市的“中心台”。这个中心点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而是“中心”点（台）。中心点在古风水学中又称立极点。大都城市的中心点，决定了大都城市中轴线的北部端点，决定了大都城市向南延长的中轴线，决定了大都城市所有设计和建设的基点，继而使北京都城很有道理的在元明清连续延用了700多年。可见，元代大都城市“中心点”位置的选定对于元大都建设的至关重要。中心点位置体现了中轴线风水大势王者之气的来向，是大都城建设第一位的根本要素。在中心点要素中，关沟的“居庸”地理位置占有关键性主导因素。这一主导因素存在着多个古“门”文物鉴证事实。
“门”的礼仪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是绝不可缺少的，上至天子，下至平民，都有详细的礼仪礼制规定不可违。门在传统风水理念中为气息出入、动气、通气之所，起到支点的作用，没有门作支点，堪舆风水的挂气系统则无法定位。大都都城建设的风水概略中，城门的作用最为巨大。
元大都北城垣西边的健德门在中心点及中轴线设计上体现出不可或缺的必要位置。健德门城门的设计以乾为天第一，起了“天行健”重大作用，在两都巡幸统治制度留下了实际记载和必要作用的可查。《北京历代城坊·宫殿·苑囿》“元大都城”一节有客观论证：“《元史·地理志一》大都路条载：元大都‘十一门，正南曰丽正（今正阳门北）、南之右（西）曰顺承（今宣武门北）、南之左（东）曰文明（今崇文门北），北之东曰安贞（今安定门小关），北之西曰健德（今德胜门小关），正东曰崇仁（今东直门）、东之右（南）曰齐化（今朝阳门）、东之左（北）曰光熙（今北京东城区和平里东广熙门），正西曰和义（今西直门）、西之右（北）曰肃清（今北京海淀区学院南路西端小西门）、西之左（南）日平则（今阜成门）’。东南西三面，每面各开三门，惟北面开二门。元帝居大都，每年三、四月都要往上都开平避暑，健德门（北西门）则为其出入都城必经之地。《元史·兵志三》载：‘车驾行幸上都，太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门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元史·祭祀志五》亦载：‘若驾幸上都，三献官以下及诸执事官则诣健德门外，皆具公服于香舆前北向立，异位重行’。元帝自上都归大都，亦入自健德门。”大都北城郭由《周礼》制约的“三门”设计为健德门等二门，说明元代大都的健德门是特殊的设计，被皇家认为是元代皇朝“取山川地理形势”、“生王脉络”、两都巡幸的“生气”必经之门。
元大都东南的文明门，取《周易》“文明以健”之意。文明门在现在东单路口位置，东西长安街是旧日元大都的南城垣，明清北京城是沿用元大都东城垣包城砖而成。元大都的北城垣在明清被城墙以北五里，现在是元大都遗址公园。
文明门的建筑资料现已无存，800年前的文明门更不可能留下影像资料。
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对北京的旧城门有着深厚的感情。作为一个居京五十余载的老人，在北京的很多古老城门即将拆除时，他以文物学家的视角，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
他说，已经30多年过去了，当我翻阅我所摄北京旧照片的时候，一幕幕往事浮上心头，情景好像仍在眼前。尤其是西直门，对我来说，这里更是有着说不完的往事。1969年夏，为了要修环城地铁，西直门瓮城必须被拆除。于是我连忙用自己买的国产相机和国产胶片拍摄一些照片留作纪念。
拆西直门瓮城发现了完整的元大都的“和义门”，这是北京考古史的大事，本可以保存下来的和义门（见下图），却被强行拆除了。
文明门至北城垣之间的道路，是元大都最主要的南北交通大道，文明门往北的大道叫文明门街，北口与东西走向齐化门街相交，那时还没有东单牌楼和东四牌楼，牌楼始建于明代。
东单北大街在明代称“崇文门大街”。清光绪年间称“就日坊大街”。宣统元年（1908年）南段称“东单牌楼”，北段称“米市大街”（明代称谓，因有米市而得名），分界线在西总布胡同西口。1923年拆掉东单牌楼，从崇文门到西总布胡同这段统称崇文门内大街。
1958年，拆掉东、西观音寺等6条胡同开辟建国门内大街，形成东单十字路口。东单北大街的概念，是指现在的东单路口往北到西总布胡同西口新华书店处，东单往南至崇文门路段称崇文门内大街。
600多年东单的记号——东单牌楼
东单是东长安街、东单北大街、建国门内大街、崇文门内大街的十字路口。1958年东长安街没有延伸到建国门之前，是个丁字路口，昔日在东单北大街东口有一座牌楼，因有东单牌楼而得名。
东单牌楼与西单牌楼，因在路口只有一座牌楼，故称“单牌楼”，与同期建设东四、西四路口的各有四座牌楼相比，为什么只建一座牌楼呢，因为自明代起至公元1958年，这两个地方都是丁字路口，只能建一座牌楼。这两座单牌楼根据地理方位，被称做“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后来简化称“东单”和“西单”。“东单”和“西单”成为地名是在明代，泛指东单牌楼与西单牌楼附近地区。
东单牌楼与西单牌楼的建筑形式相同，都是建于明正统年间的三间四柱三楼冲天式木牌楼。
东单牌楼的位置在今东单十字路口南端约100米，即在今东单体育场东侧，南北向，朝向崇文门城楼，崇文门往北一直到北城垣，是一条南北走向的京畿大道。
东单牌楼额曰“就日”（西单牌楼额曰“瞻云”），取典《史纪·五帝纪》：“就之如日，望之如云。”意思为东边看日出（西边望彩云），东单牌坊所在地也就称为就日坊。范仲淹《明堂赋》有：“望云而就日，歌尧而颂舜。”的句子，大意是指民心向往皇帝，感受皇帝龙恩的意思。1916年，袁世凯将东单牌楼改为“景星”（西单改为“庆云”）。
1923年修建崇文门至北新桥路口有轨电车线路，东单牌楼因妨碍交通而被拆除。东四牌楼因有四座对称的牌楼，不便拆掉二座，故采用提高牌楼高度方法来解决。东四路口的四座牌楼，一直保留到1952年12月，同理，西四两路口的四座牌楼，是1954年拆掉的。
1923年拆掉的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构件已遗失。2009年，在西单文化广场南端复建了西单牌楼。复建的牌楼，按照历史原貌，在原址上复建，形式为四柱三楼柱出头牌楼，坐斗枋以上为木结构形式，油饰彩画形式为墨线点金旋子彩画，斗拱形式为主楼七彩斗拱，两侧副楼五彩斗拱。新建的牌楼比历史上的牌楼体积大了一些，位置略向北移。
西单牌楼因地处皇城西，且为单牌楼，所以又称为西单牌楼，故名“西单”。自清代中期以后，西单地区商业迅速发展，逐渐成为西单的标志性建筑。此次在西单文化广场改造中得以复建西单牌楼，表示对历史文化的传承。（西城区政府宣传语）
西单文化广场的前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开辟的群众健身活动的西单体育场，位于西长安街北侧。与之相对在东长安街南侧，解放后开辟东单体育场。既然西城区已经复建了西单牌楼，那么为什么不在东单体育场复建东单牌楼呢？中国人向来讲究好事成双。从建筑风水角度考虑，西单牌楼与东单牌楼在北京城整体布局上是位置相对称的一对装饰性建筑。既然现在西城区复建了一个，那么东城区为什么就不复建另一个呢？真实令人匪夷所思。看来地方政府各行其是，这对北京建设来说，真实害死人？
下图拍摄于民国初年，是从南往北拍摄的，可看到东单牌楼往北位于米市大街南口的“克林德碑”。
东单地区，元大都时期是南城根。明朝将南城墙往南延伸约1里，修建崇文门。明代东单地区的商铺发展是因为临近科举取士的考场——贡院而不断兴起的。随着应试之人逐年增多，各省县会馆人满为患，因此东单一带居民开办了众多客店和饭铺。
清代把汉人全部撵出内城，各个会馆也搬到了外城，热闹的东单地区商业从此冷清了下来。只有小商小贩从崇文门进入内城经商，晚上要出城，东单地区是流动商贩聚集区。在东单地区的传统商业门脸，大多经营有关市民生活的用品，毕竟东单地区还生活着十几万八旗满人。
100多年东单的记号——东单菜市场
1958年打通东长安街至建国门之间东西大道之前，东单路口是个崇文门内大街与东长安街相交的丁字路口。1914年打通东长安街和西长安街之前大道之前，天安门广场是封闭的皇家专用广场，属于禁区。御河旁有东三座门，是皇城的东门。普通百姓步行只能西到御河，那时的东长安街只有六丈宽，黄土路面。上世纪二十年代铺设沥青路面。
下面图片拍摄于1948年12月27日，北京燕京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游行队伍走在东长安街上，可以看到当时的东长安街东口是个丁字路口，往东的小胡同叫西观音寺胡同。
庚子年间，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东单路口以南以西的建筑基本都被烧光了，东长安街以南台基厂地区几座王府也被变成废墟。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后，更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1901年《辛丑条约》确定，天安门广场以东，崇文门内大街以西，东长安街以南至南城根地区，为外国使馆区，建起高高的围墙，在东交民巷口设立了岗楼，中国人未经允许不得入内。这时的东单路口西南角，是外国驻军的操场和跑马场，往西一直延续到御河东岸（今正义路）。
1990年庚子事变后，崇文门北大街西侧成为外国使馆区和八国联军驻京的兵营。于是，东单地区就先后出现了专门做外国人生意的商业，比如在苏州胡同西口最早的北京饭店、德国饭店（解放后是华北军区饭店，现在是金朗大酒店）、专卖洋酒洋点心的祥泰义、法式面包房、专卖洋货的三洋商行，最有名当属“东市场”了，连名字都是用英文书写的。
1902年，外国驻军以安全为由，拆掉东单头条南侧民房，陆续建起为外国人服务的四家饭店，二家汽车行，二家娱乐俱乐部（就是解放后的儿童电影院和青艺剧场）等建筑。
最早的北京饭店在崇文门内大街苏州胡同西口，只是有三间门脸房的小酒馆。拆掉东单头条后，小酒馆搬到东单头条路北建起北京饭店，不过是二进四合院，后来迁到霞光府温郡王府盖起六层楼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原址解放后是东单邮电局。东单邮电局的东侧就是法国人开办的“东市场”，是当时外国人在北京城的高档购物中心。
最初，东单路口东北角是一大片空地，于是一些摊商就在此地摆摊售卖一些蔬菜、日用品还有小吃，当时这里只是简单的菜市，没有什么组织。其中有一个用席棚围起的鱼市，俗称“东大地鱼市”。后来法国人驱赶走商贩，建起一个洋货市场，正门朝南开，是一座圆弧形外形像个火车头的建筑，铁皮屋顶。菜市场的中文名称“东菜市”，英文名称“East Market”（东市场）。下面这张照片大约摄于1916年前后，拍摄时间应该在春天的早上，摄影角度自东南向西北，身着清装的中国人在小摊上吃早点。东单菜市的正门朝南，上有一圆弧型顶棚，从照片上清晰可见菜市场的中文名称东菜市和英文名称East Market（东市场）。
解放后，“东市场”变成东单菜市场，是京城四大菜市场之一。公元1994年，东单路口的百年建筑东单菜市场被拆掉里，建起“东方广场”庞然大物。“东单菜市场”让位给“东方广场”，不是公益性政府行为，而是香港开发商为在市中心区谋取开发利益的个人行为，美其名曰“旧城危房改造”造福北京市民
上面三张照片分别是东单菜市场的南立面、东立面和北立面的照片，其中北立面照片拍摄于日。那天，反对签署巴黎和约的北京各界游行队伍在东单北大街由南往北进发，北京财政商业学校学生队伍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照片是由东北向西南方向拍摄，游行队伍的背景建筑就是“东市场”高高的铁皮屋顶和东单三条东口，照片拍摄者是美国摄影师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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