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密宗,可以以汉传佛教密宗为主密宗不修了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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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就是密宗吗?要想有正见需要先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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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藏传佛教,并非只有密宗,更包括了显宗。认真的修行人,必须先修习显宗,才能进修密宗。
源于藏语文化的是藏传佛教(图片来源:资料图) 藏传佛教于华人社会越来越盛行,经常听到人们称呼藏传佛教为&密宗&,而把汉传佛教称作&显宗&。 其实,汉传、藏传是从语言文化承传分类,在汉语文化中发展出来的是汉传佛教(汉语系佛教),源于藏语文化的是藏传佛教(藏语系佛教)。 至于显宗、密宗,则是从教法性质分类。根据宗喀巴大师《密宗道次第广论》初品,显宗专修六道四摄等成佛之因,属&以因为道&;密宗的不共特点,则是在显宗的基础上,修习&本尊瑜伽&随顺佛果四种遍净(即观修处所、身相、受用、事业皆清净,与佛无异),属&以果为道&。由于须对根器不相应者保密,以免其误解、误用,故称&密&宗。论中有云:&以隐密修而得成就,于非器境不为彼说,故名曰密。& 汉传与藏传、显宗与密宗,是两种不同的分类,彼此并不完全等同。 众所周知,汉传佛教的主体是显宗,但汉文《大藏经》中也有部份密宗经典;古时汉地曾经依据这些经典发展出本土密宗,至今仍不乏修持者。当然,现今大部分汉传行人都以修学显宗为主,充其量只是持诵某些咒语作日课。由于不具足本尊瑜伽的身、语、意三任持(藏文khyer so gsum),仅仅持咒,严格上不算真正修持密法。 至于藏传佛教,并非只有密宗,更包括了显宗。认真的修行人,必须先修习显宗,才能进修密宗。显、密二宗,在藏传佛教是一套完整的次第,并非两个不同或对立的流派。 汉传佛教的宗派,要么尊崇个别经论而立宗(如尊崇《华严经》的华严宗、尊崇《法华经》的天台宗),要么专修某种法门而立宗(如净土宗专修净土法门、禅宗专修禅法)。过去汉地的密宗,也是专修密法的派别,汉人或因此而总以为藏传佛教是只单独修持密法的一个&宗派&。 事实上,藏传佛教各大派别,均视一切显密教法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藏僧须学习所有重要的佛说经典及公认的具量论典,后者包括俱舍、中观、唯识、律学、因明等,无一偏废。修习显宗多年后(格鲁派一般需时19至21年,其他派别9至11年),方能正式进修密法。而在正修本尊瑜伽前,还需修习加行。加行即前行、准备功夫之意,分为共同加行与不共加行,前者即观修暇满难得、死殁无常、因果业力、轮回过患,此等仍属显宗修法。(&共同&意谓显密共法,而非密宗特有。)& 建立先显后密的次第,除了因为从显教习得的出离心、菩提心等,同样是密法的基础外(出离心能摄一切修持入内道、菩提心能摄一切修持入大乘道,若缺少此二者,所修密法即非清净佛法),更因为密法的修持是直接奠基于显教的证德上。 密法仪轨的许多细节,如观空、生起及收摄坛城,均有赖&性空缘起互彰显&的定解,才足以如量观修。正行时,通达诸法无我正见,同时自观本尊,空慧与天身显相于一心中和合无异(显空无别),方可发挥密法最大效能,俱时成办法身及色身亲因。否则,即如《密宗道次第广论》所言:&若不勤修通达空性之慧,唯修广大方便(本尊瑜伽),亦必不能得佛色身。& 因此,藏僧正式修密前,需要饱学显教。虽然部分上师为鼓励无法作广大闻思的在家弟子,谓一心修密已堪成就,但我辈应知此乃巩固弟子信心之权宜方便,当自随力闻思,认识佛法内涵,以增益密法修持。切莫误会藏传佛教纯属密宗,修密即无须学习显宗。
[责任编辑:闫秀勇 PFO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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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海上师之于汉地密宗复兴启示
作者:悟通
  本文尝试用历史发展的眼光,以鸟瞰的视角探讨能海上师在中国近现代汉地密宗复兴弘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地位。
  历史学家说,人研究历史,是为了知道人做过什么,从而了解人是什么。同样,近代历史上的能海上师自1924年出家,人藏学法、建寺育僧、弘化四方,是偶然还是必然?而在其根本道场成都近慈寺护国金刚道场,能海上师又做了哪些有益的探索,又将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们设身处地感知那个时代,感知那个爱国爱教的一代祖师,也时刻提醒我们自己――莫忘初心!
  关键字:能海上师密宗复兴近慈寺
  一、中国近代佛教状况
  近代佛教的处境可以用“内忧外困”来形容,首先,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其次,国内反宗教、反迷信运动的开展导致社会评价体系对佛教的不认同,再者,佛教本身自清朝以来,一方面参禅、讲经、传戒、念佛,但另一方面则念经、拜忏、设斋、放焰以应世俗要求,逐步积聚了较多问题,以上则导致了佛教的衰败。
  令人庆幸的是,清末民初,由于自觉运动兴起,佛学内部各宗派及各宗大德也在透由各种方式进行革新。以革新著称的太虚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从事佛教革新及僧教育,侧重办教的理论层面;圆瑛大师则侧重办教的组织以及管理制度层面;印光大师利用当时的先进传播形式――出版报刊的形式传播佛法思想,专弘净土;弘一法师主弘律宗同时影响士子习佛之风;虚云法师则离世俗稍远,但也是一人独续禅门五宗,其禅风也衍成今日禅学的主流;而近代佛教的复兴过程中,密宗的复兴尤其引人瞩目。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当属能海上师。
  二、汉地密宗的复兴
  对于中国汉传密宗缺失的问题,在近代引起了佛教内部有识之士的关注和行动。
  1.中国近代密宗重兴缘起
  中国近代佛教各宗派的式微以及佛教内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革新派的欲重兴中国密宗有关。唐武宗灭佛后,汉地密宗――唐密一蹶不振,汉传密宗绝迹于中华干余年。到1920年代中后期,中国佛教的各大宗派都有复兴的趋势,王弘愿、太虚大师等大力提倡和推动复兴中国汉地密宗。民初佛教复兴运动领袖太虚大师在其所著《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就主张派人留日和赴藏学密,以重兴中国汉地密宗。在此思潮和运动的推动下,密宗复兴的浪潮首先从北京、云南、四川等地掀起,有着完整的传承系统的东密和藏密是汉地密宗复兴的法脉来源。先是王弘愿、大勇、持松、显荫、又应、纯密、谈玄等一批有志之士相继赴日学密,东渡日本求法,获得东密传承灌顶,并回国传法。但是,东密回归和唐密复兴以武汉、江浙、粤、平为重心,在四川的影响并不大。密宗复兴运动在四川主要表现为随后藏密的流行。由于四川毗邻西藏,不仅为人藏学密提供了便利条件,汉藏往来也很频繁。在密宗复兴运动的推动下,汉僧人藏学密法,藏地高僧亦来汉地弘法,极大地促进了藏密在四川的传播。重庆汉藏教理院的成立更是进一步促进了藏密在四川的兴盛。
  2.“西藏学法团”
  1924年,曾赴日学密的四川法师大勇“觉其所习日密(东密)之有所不足”,前往北京人佛教藏文学院学习藏文。次年6月藏文学院改组成“西藏学法团”,大勇任团长,一行20余人经四川西行藏地求学,向大格西杰尊等修学藏文经论和研究密法。大勇受藏密阿^黎位,却因病于1929年突然示寂于甘孜。部分团员也因气候不适,水土不服而患病或丧命,太虚法师于是将留藏学法改为邀请藏区喇嘛到内地传授密宗。
  另有部分团员后来成功深人藏地学密,并回到四川教学、传法,其中以法尊法师、能海上师的成就最大。能海上师一九二八年离开甘孜,独身人藏,一九二九年到拉萨,礼康萨仁波切为师,留藏七年,取了头等格西的学位,于一九三五年回内地弘化。1937年冬,能海上师从山西五台山返回四川,在成都市郊石羊场的近慈寺任住持,开创了白唐代以来中国第一个汉僧密宗道场。1940年,能海上师率领弟子多人再度赴藏学法,次年回到成都,开始在各地建立金刚道场,弘传密乘。大勇法师带领的西藏学法团是近代内地僧人赴藏求法的先行者,它不仅造就了一批弘传密宗的人才,为密宗在四川的兴盛准备了条件。
  三、道场建设
  能海上师认为弘法广大的根本原因之一便是以道场建设为中心,所以能海上师不遗余力地以道场建设为要务。自赴藏学法归来便在成都建根本道场――近慈寺护国金刚道场,以总持显密三学功德,回向护国佑民。自一九三七年接受近慈寺就任住持后,将一所破旧小庙整修扩建为能住二、三百人的密宗道场。在近慈寺建立根本道场后,相继又在重庆、上海、山西五台山开设金刚道场,弘传佛法。此后50多年的时间,显密圆融的教法在汉地得以传承与发展,大量藏文佛教经典翻译到汉地,并以汉文化的方式传播,与汉地的佛教传承相互影响融合,并产生新的发展。
  道场的建设如此重要,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将近慈寺建为根本道场确有原因,当之无愧。
  1.成都佛教历史悠久,高僧辈出,寺院星罗棋布。有历史记载,明确纪年记载佛教传入成都之始,为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中原佛教领袖释道安感到中原纷乱,佛教应该流布天下,所以分遣弟子各趋诸方,其中法和人蜀。之后外国和外省的僧人便源源不断地从东方、北方的凉州、敦煌、长安进入四川传播佛教。其中,德山宣鉴、马祖道一、圭峰宗密、五祖法演、佛眼清远、圆悟克勤、雪窦重显、无准师范、破庵祖先、兰溪道隆、真歇清了、楚山绍琦、聚云吹万、破山海明等,或创新禅风,或开山立派,或发明禅法,或开创丛林,或中兴佛教,或播教异国,均彪炳史册。随着佛法的弘传,大小寺庙林立,且多闻名遐迩。如文殊院、大慈寺、爱道堂、昭觉寺、近慈寺、石经寺、宝光寺,远处的大邑雾中山、邛崃天台山、金堂云顶山、新津九莲山等,无不具有久远的历史,丰厚的佛教文化底蕴,且地位崇高。
  2.密宗早已在四川传播,习密氛围浓厚。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能海上师于西藏学法返川,首先在成都建立根本道场――近慈护国金刚道场弘传显密教法,与千年前的惟上学法长安归来后在四川成都弘传唐密不谋而合,或许天府之国本具弘传密宗的因缘。
  四川先行经历唐密的传播研习,之后是近现代的藏密弘传。起初,由唐朝“开元三大士”开宗立派的中国汉地密宗即唐密经唐肃宗、代宗两朝,盛极一时,其影响十分广泛。日僧空海和最澄先后人唐学法,回到日本分别建立了东密和台密,使得唐密在日本发扬光大。中国汉土唐密又是怎样发展的呢,一般认为唐密在会昌法难和五代变乱而趋式微直至断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考证,在唐末会昌法难和五代变乱以后,唐密不仅没有立即绝响,相反,它在四川一带还获得了很大发展,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并一度繁荣。其实,在当时与空海一起接受惠果阿^梨灌顶的人中有一位是来自四川成都的僧人,此人便是惟上阿^梨。根据长安净住寺传教比丘海云《两部大法相称师资付法记》卷上记载,惟上学法于不空的弟子惠果,同时接受了惠果的金胎两部大法灌顶。惟上是得大成就者,日僧空海称他“钦风振锡,渴法负笈”。惟上学成后是否返川传教,史料并无明确记载,但相关学者研究和晚唐之前四川密宗的流传情况,证实首先在四川传布密宗的就是惟上,弘法地点在成都一带。
  3.藏密在四川的弘传则主要取决于地利之便。至于藏密,由于四川毗邻西藏,不仅为人藏学密提供了便利条件,汉藏往来也很频繁。在密宗复兴运动的推动下,汉僧人藏学密法,藏地高僧亦来汉地弘法,极大地促进了藏密在四川的传播。重庆汉藏教理院的成立更是进一步促进了藏密在四川的兴盛。在大勇、能海、法尊等人藏学习的同时,许多藏地的高僧大德也到汉地来弘法,如班禅大师,黄教的白普仁尊者、章嘉活佛、圣露格西?多杰觉拔尊者,红教的诺那活佛,白教的贡噶活佛。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数诺那活佛和贡噶活佛,他们都在四川留下足迹,直接地带动了四川学习藏密的风气。
  4.天府之国民众好乐佛法,讲经说法备受欢迎。这是成都佛教与外地佛教不同的一个显着特点。僧人喜欢讲,民众喜欢听,有时气氛之热烈、场面之火爆、讲者之得意、听众之痴迷,令人讶异。不仅如此,天府之国的成都更能包容不同的学说,一种学说不同师法也能在成都并行不悖,且各有听众,各有市场,且有印度那烂陀之风。从现今成都人来看,语言发达,爱摆龙门阵,嘴上功夫了得,喜欢冲壳子,或许佛教也有刺激作用吧。至今成都市民喜爱坐茶馆泡茶做“言贩子”,也有高僧熏陶之功吧。
  5.四川所以号称“天府之国”,因其经济繁荣富足。在唐代就有定评:天下繁侈,扬一益二。意为当时的江苏扬州、四川益州居于中国经济发达城市排行榜的前两位,此富足的经济为天府之国民众在小富即安的状态下更多地追求精神生活提供了保障,这样才使得成都有可能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佛化之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有如此赞叹:“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盛。”
  足见成都佛教文化底蕴深厚,兼容并蓄,且当地信众信仰至诚弥笃,实为立派建宗之理想所在。再加之,能海上师为四川绵竹汉旺镇人,早年在成都生活,对成都的风土人情熟稔,与人沟通无障碍,更具亲切感,对初期弘法是极其有利的。事实上,能海上师白藏返川,讲经说法,设坛灌顶,也印证了其在成都各种顺缘具足,威望及影响力与日俱增,以致每次讲经说法信众众多,须觅单独一处寺庙方能完成灌顶传法。见此情景,1937年,文殊院方丈法光法师将近慈寺交与能海上师供其创办“近慈护国金刚道场”,建立显密圆融的密宗道场,是能海上师学法回汉地后建立的汉僧密宗第一道场,当然也是能海上师法流的祖庭和根本道场。
  综上所述,成都近慈寺几乎涵盖了能海上师在此建根本道场的所有充分条件:广泛而深厚的学佛氛围和基础,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完整发达的经济文化传统,是佛法得以传播的土壤;当时的宽松社会环境提供了充裕的准备和发展的空间,使得密宗得以成长。有了这些,再加上能海上师及追随者不懈努力,成都近慈寺最终以能海上师法脉根本道场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并以“近慈家风”概括之。
  以上不难看出,道场对佛法的弘扬起着极大的作用,宏观而言,佛法的弘扬必然需要一个道场,因为我们目前所化之机和所处之境已不再像佛陀在世时的状态。微观来看,道场承载着弘法者的悲心愿力以及善巧方便的度化。
  四、密宗汉化、本土化
  由于汉民族和藏民族各自所处的历史文化、自然环境和信众的生存条件、生活习俗不同,因此,在饮食起居、典章制度、塔殿佛像的造型风格、信仰习俗、信众的心理素质等众多文化内涵方面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若是完全按照藏地的习惯和传统,则汉地是很难施行。作为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能海上师总体上依照佛制而行,依照传承而作,而对于涉及到所摄受众生的根器特征等进行了密宗的“本土化”,使得教法如甘露般滋润刚强所化众生而无有障碍。能海上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本土化的订定和改革:
  (1)戒律:上师平时教诫弟子:“如来在世,以佛为师,如来灭后,以戒为师。”他一生主持僧团,悉遵皆制,讲经之前,必先讲戒。能海上师法脉所持戒律为四分律戒,相较于藏传佛教的五分律戒则更为严格和微细。
  (2)饮食习惯:众所周知,藏传佛教僧侣不严格素食,而是以以糌粑、酥油、牦牛肉等为主食,这是由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的。但能海上师在依止康萨仁波切求法的过程中几年间严格素食,按汉地的清规戒律要求自己。不难想象,不吃肉食,没有足够的能量在高寒地区是很难熬的,又何况还要“背水侍师”,寸步不离求法,足见能海上师难能可贵之志愿及精神。因此,近慈寺及其后创立的道场仍按汉传规制;
  (3)着衣:采用释迦佛在世时所着袈裟的颜色――黄色或橙黄色,区别于藏地出家人的袈裟的颜色――枣红色或者绛红色,这样也更有利于与汉僧服相融合;
  (4)法本仪轨:另外,在寺内兴建一所译经院旨在沟通汉藏佛教文化,能海上师亲自为撰联文:“通圣言而遍寰宇,导世界以趣大同”。聘请通达藏文的法师、喇嘛来院从事讲学和翻译,亦有外国学者来寺学法,不负法师的宏愿。藏文法本仪轨均翻译为汉文,无论是讲经说法,还是灌顶佛事,皆以汉文为载体对汉地信众传播教化,汉地信众更易趋人佛法。有部介绍能海上师的的纪录片《当代玄奘》,将能海上师与玄奘法师的行为、精神相比照,将能海上师誉为“当代玄奘”,不无道理。
  毫无疑问,经过能海上师等几代人的努力,密宗在汉地业已形成了完备的修学体系再次扎下跟来,完全可以满足对密法渴求的信众宗教信仰诉求。密宗的汉化、本土化已经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并拥有了较为广大的信众基础。
  五、寺院管理革新――丛林学院化
  能海上师对近慈寺的建设和管理,既继承了丛林制度,又汲取了格鲁派的学院制管理体系,自成一格,被誉为“近慈家风”,其细微严谨之处颇为所赞叹,诸如过午不食、持托钵制,僧衣皆黄色,不同于一般丛林。不赶经忏、不化缘,严持戒律,开早晚课及讲经、辩经,安居诵戒等。总之,“近慈家风”为能海上师弘扬正法之风范。
  能海上师尤其注重僧人的教育,僧人才是弘法的根本。近慈寺创设五堂口及译经院。(译经院当年的牌匾现仍保存在近慈寺内)。五堂口的创设实际已将寺院办成僧团大学,进入此校,既可由文盲造就法师,又可从凡夫预人圣流。像这样的僧团大学是不多见的!五堂口分别为沙弥堂、学事堂、学戒堂、加行以及金刚院未满20岁的沙弥先人沙弥堂,一般僧人则人学事堂学习威仪、事项等,“人不会做事则不会修行,更何谈成佛”;合格者进人学戒堂,住堂学戒五年,住期不满则不予发放戒碟;学戒之后进入加行堂,学修四加行;加行堂中学行优异者才可最后升人金刚院,修学密乘教法;另外,能海上师特于绵竹创设云悟寺,作为金刚院上座闭关静修之所。五堂口的创设完全是有次第的,根据修学的阶段施行,功课与所学进行了量化,就像现在之学校,小学、中学、大学逐级提高。使得僧才教育阶段分明,目标明确。相比较当时的其他各寺,如文殊、宝光等大寺,皆参禅,依祖师所言和规矩而行,进行参禅修行,而不重教理的研习,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有成就者,但是对于成佛而言远远不够,无有保信。五堂口的设立逐级提高,次第井然,讲求闻、思、修一贯的修学方式,进境快而稳,自然有别于当时其他的寺庙而独树一帜。此处也堪称能海上师的僧才培育及寺庙管理的精髓所在。
  六、近慈寺现当代的重兴及深远意义
  1.近慈寺当代重建缘起
  “文化大革命”期间,近慈寺的佛像被捣毁,译经院石匾被弃之地下。后近慈寺被拆除,建为成都整流器厂和成都继电器厂(两厂均在本世纪初破产,厂址于2005年被拆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1982年,在原近慈寺西面修建了“古近慈寺”,安置原近慈寺僧人。2006年10月,成都市宗教事务局批准古近慈寺作为佛教固定场所,并成立了近慈寺重建筹备组,选新址于原近慈寺遗址附近约200米处,寺名更改为“近慈精舍”。2007年11月,近慈精舍经成都市高新区社会事业局正式登记为宗教固定活动场所,日近慈精舍正式开工,至今大部分规划建筑已完工。
  2.近慈寺未来规划
  成都近慈寺位于成都市国际化CBD中心区(城南锦城湖畔),占地20余亩,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座汉藏融合、显密兼弘的汉僧根本道场,称为“近慈护国金刚道场”,系近代佛教复兴与改革运动标竿之一。据史料记载,近慈寺始建于明代万历28年(1600年),距今有五百多年历史,以法流清净、道风严正和高僧辈出著称于世,为天府之国一大名刹。
  2016年是近慈寺恢复重建工程之硬件设施建设的竣工之年,同时也是开启寺院文化建设的元年,更是纪念该寺弘传汉藏显密佛教的创始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高僧能海上师诞辰130周年。新的起点,新的历史时期,近慈寺寺管会以传承能海上师的法脉为己任,以济世利民为宗旨,致力于建设一座以显密佛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为核心的文教公益型寺院,走修学立寺、弘法立寺、文化兴寺、教育强寺的发展之路,为汉地密宗的复兴弘扬以及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未来弘法利生规划将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创设和发起:
  (1)建立集实用性、文化性、艺术性、现代性等为一体的现代寺院;
  (2)建立基于能海上师的修学次第并兼顾现今环境培育僧才的学院化丛林
  基于能海上师的僧才培育以及寺院管理等方面的实践,结合现今环境下的弘法要求,建立具现代气息的学院化的丛林;
  (3)建立适应现代人的修学的弘法寺院;
  根据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兴趣爱好,心理特征等,以更多样的形式和内容传播显密佛法,如编辑出版弘法刊物,开通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内容以显密佛法、佛教文化、文艺、研究论著、学修心得等方面的内容为主,以供全国各地的佛教文化爱好者、修行者阅读和学习;
  (4)建立能海上师纪念馆;
  构建纪念中国近现代佛教密宗复兴运动先驱之一的能海上师纪念馆,并做好《近慈寺志》的编纂工作,对近慈寺五百多年间的创建、沿革、佛事、佛教僧侣人物及所留下的文化遗迹等内容进行全面的历史展现。梳理能海上师法脉,传承能海上师精神,增强文化自信认同;
  (5)建立能海上师佛学研究院(所)
  通过建立能海上师佛学研究院(所)凝聚一批显密圆融、具有独立思想见解的知识型僧俗人才、专家学者,开展大乘佛教显密佛学研究,撰写、出版研究成果著作,前期主研能海上师及其法脉弟子;
  (6)建立译经院,发挥文化交流以及传播教化的功能。
  七、结语
  当今正处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东西方日益开放,多元文化思潮碰撞融合,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然而精神匮乏,信仰缺失越发突显。中国佛教将迎来又一轮的重大转型。从全球范围来看,基督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表现出强劲地发展态势,相较而言,汉传佛教稍显弱势。就国内而言,佛教如何适应旅游业以及文化开发所带来的影响,并进一步取长补短,重建世人匮乏的精神和心灵空间,业已成为当代汉传佛教的当务之急。以能海上师为代表的近代大德们,以“拿来主义”的理念学习优秀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行汉化和本土化的革新,为汉传佛教和文化注入新鲜血液。
  汉地密宗的复兴也经过了百年岁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后在20世纪末,由于气功热以及全球藏学热使得藏密热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人藏求法的热潮和规模已远远超过能海上师那个时代。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布而言也存在着种种弊端,另一方面,汉地密宗的发展尚未完备,密宗寺院也屈指可数,还不能完全满足汉地信众的求法需求。能海上师等先辈所探索的道路还需要继续走下去,我们应该秉持能海上师本愿精神,弘扬汉地密宗,重构精神家园。
  在此问题上我们亟待厘清的一个概念就是有关法脉传承问题。法脉的传承犹如族姓血脉,要寻根问祖。那佛教的血脉自然从印度释迦牟尼佛传来,佛陀在世时即以巴利文和梵文为载体向世界传播发展,分成两大系统:向北方流传的,经过中央亚细亚传到中国内地及西藏,再传到韩国、日本、越南等亚洲地区,属于北传佛教;向南方流传的,传到斯里兰卡,然后再传到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中国云南傣族等地区,属于南传佛教。既然分了部派,那也就说明佛教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必然也必须适应当地民众的心理特征、审美意趣以及风俗习惯等,但同时又都称为佛教的话,那说明了佛法的精髓是一致的,佛法的传承是清净且不间断了。
  那值得注意的另一个现象是佛教发源于印度,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其中大乘佛教又分为显宗和密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8、9世纪后印度本土佛教逐渐衰微,13世纪竟然灭亡,佛教在印度共持续了1500余年,也正印证了佛教的“无常”观念以及“成、住、坏、空”的事物发展规律。换句话说,印度佛教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话又说回来,若印度又有僧侣传播弘扬佛法,那就不能说印度无佛教了,那印度佛教又从无到有,又是一个循环过程。
  就目前现状而言,由巴利语系和梵文语系传出的佛教主要分为了三大板块,分别是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又可称为巴利语系佛教,汉语系佛教,和藏语系佛教。用语系来分判佛教的传承则更是为了强调佛教的各个支分都是由哪些语言记载而得以保存下来。因此,佛教的现状是三个语系佛教都保留了部分地佛教的经、律、论三藏,所占比例大小不一,无论是哪种语系保存下来的佛教的经藏都属于佛教。大乘的佛教主要保存在汉语系和藏语系佛教,且追根溯源皆为印度那烂陀寺传承。因汉传八宗皆以龙树菩萨为共祖,龙树菩萨为那烂陀大班智达,而藏语系佛教更是较为完整地翻译和继承了那烂陀寺的传承,就完整性而言藏语系保存最为完整,可谓大、小、显、密一体,圆融无碍。
  汉语系佛教相较于藏语系佛教唯独缺少密宗部分,虽然中国唐代“开元三大士”曾来华传密宗,形成唐密,但唐密不久便消失,庆幸的是唐密由日本的空海和最澄受法后回日本创立了东密和台密。但中国内地已无密宗。
  摘自:文殊信仰暨能海上师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卷下)已有天涯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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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禅宗是密宗还是显宗?
09-04-19 & 发布
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以禅定作为佛教全部修习而得名。用参究方法彻见本有佛性为宗旨,亦称“佛心宗”。相传为菩提达摩(南朝宋末人)创立,下传慧可、僧璨(can)、道信;至五祖弘忍而分成北宗神秀、南宗慧能,时称“南能北秀”。北宗主张“佛尘看净”的渐修,数传后即衰微;南宗传承很广,成为禅宗正统,以《楞伽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为主要教义根据,代表作为《六祖坛经》。目录[隐藏] ? 简介 ? 起源 ? 史略 ? 传承弟子 ? 经典 ? 理论 ? 思想 ? 发展和演变 ? 三种境界 ? 影响 ? 参考资料
禅宗-简介    达摩祖师禅是禅那(巴利文Jhāna,梵文dhyāna)的简称,汉译为静虑,是静中思虑的意思,一般叫做禅定。此法是将心专注在一法境上一心参究,以期证悟本自心性,这叫参禅,所以名为禅宗。禅的种类很多,有声闻禅、有菩萨禅、有次第禅、有顿超禅。禅学方面,在中国有一支异军特起,那就是所谓“教外别传”的禅宗。这个宗所传习的,不是古来传习的次第禅,而是直指心性的顿修顿悟的祖师禅。以菩提达摩为中国始祖,故又称达摩宗;也因自称得佛心印,又称为佛心宗。以禅定作为佛教全部修习而得名。以参究、禅定为方法,以彻见本有佛性为宗旨。相传中国禅为菩提达摩(南朝宋末人)创立,达摩于北魏末年首先活动于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后来来到嵩山(今河南登封市)少林寺,面壁九年修持佛法,修习禅定,倡二入四行之禅修原则,以《楞伽经》授徒,后世以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以嵩山少林寺为禅宗祖庭,嵩山少林寺并有“天下第一名刹”之称。达摩在少林寺有嗣法弟子慧可、道育等,僧璨为再传。璨弟子为道信。信弟子弘忍立东山法门 ,为禅宗五祖。门下分赴两京弘法,名重一时。其中有神秀 、惠能二人分立北宗渐门与南宗顿门。神秀住荆州玉泉寺 ,晚年入京,为三帝国师,弟子有嵩山普寂、终南山义福;惠能居韶州曹溪宝林寺,门下甚众,以惠能为六祖。时称&南能北秀&。北宗主张&拂尘看净&的渐修,数传后即衰微;南宗传承很广,成为禅宗正统,以《楞伽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为主要教义根据,代表作为《六祖坛经》。六祖慧能是禅宗的真正创立者,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是世界佛教史尤其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慧能以后,禅宗广为流传,于唐末五代时达于极盛。禅宗使中国佛教发展到了顶峰,对中国古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禅宗佛学特点在于其高度的理性化,几乎完全没有神学气息。禅宗修持以定慧一体为特色。后世禅宗流入禅语机锋、呈口舌之辩,违反了禅宗的本意。禅宗强调心性的运用,以明心见性为宗旨,于中华气功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巨大贡献。 禅宗-起源    禅宗传统说法据佛经《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中载,佛陀在灵鹫山为众人说法时,闭口不言,拈花而立。全场只有摩诃迦叶尊者破颜微笑。就在众人不明的情况下,佛陀以“佛心印心”的方式传给了摩诃迦叶尊者。佛陀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与摩诃迦叶”,因此摩诃迦叶尊者为西天(印度)禅宗第一代初祖。摩诃迦叶尊者秉承世尊衣钵,将法脉传给二祖阿难尊者,法脉迭传至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祖师,达摩祖师秉承师父般若多罗尊者的嘱咐,来到中国弘法,成为中土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于中国南朝刘宋时,乘商船到达广州,从学于求那跋陀罗,后以四卷《楞伽经》教授弟子,属当时的楞伽师之一。达摩闻说梁武帝信奉佛法,于是至建康(今江苏南京)与其谈法。当时梁武帝一心钦慕佛法,不论是建寺、造经、供僧,皆不遗余力,因而自认很有功德。达摩却一语道破,告诉梁武帝毫无功德。因双方会晤不契,达摩“一苇渡江”,在少林寺的山洞中面壁九年,等待传人。后传二祖慧可(487年—593年)、三祖僧璨(?—606年)、四祖道信(580年—651年)、五祖弘忍(602年—675年)、六祖惠能(638年——713年)。唐高宗凤仪二年(677年),惠能到曹溪宝林寺(今广东韶关南华寺)弘扬禅宗,影响渐大。唐玄宗开元二年(730年),在洛阳的明定南北总是非大会上,惠能弟子神会辩倒北宗,使得曹溪禅宗树立了全国性的影响。惠能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是世界佛教史尤其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惠能以后,禅宗广为流传,于唐末五代达于极盛。禅宗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禅宗特点在于其高度的理性化,几乎完全没有神学气息。禅宗修持以定慧一体为特色。近代学者胡适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曾有考证印度禅的这二十八祖的法脉是后人杜撰的。敦煌本《六祖坛经》没有印度禅宗二十八祖法脉的记载。在梵文中也没有印度禅宗二十八祖法脉的记载。近年来,中国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六祖坛经》的基本内容代表了惠能的思想,同时其中可能也有后人增益的成分。历史源流禅宗的这个“禅”字本来是从梵文“禅那”音译而来,意为“静虑”、“思维修”。它是指一种精神的集中,一种有层次的冥想,小乘佛教将它分成毗婆舍那(Vipassana,意为观、慧)与奢摩他〈Samadhi,又译为止、定、禅定、心一境性〉二者。它是佛教很重要而且基本的修行方法,它也是大乘六波罗密之一。安世高汉译出的经典,是最早传入的小乘禅修经典。其后鸠摩罗什及佛陀跋陀罗译出更多大小乘禅修经典,但赋与它大乘的意义,是指对本体的领悟,或是指对自性的彻见,这是大乘禅观传入中国的开端。根据这些经典教授学习禅定方法的僧人,被称为禅师。他们可以被视为中国禅宗的先驱,但是真正的禅宗建立者,则是菩提达摩。禅宗早期的先驱者是南朝宋中天竺僧求那跋陀罗及其门下所建立的楞伽宗,在宗义上,他们与南印度的如来藏学派有密切的关系,在修持上,他们重视头陀行与禅定。菩提达摩为求那跋陀罗门下,为最早的楞伽师之一。他将楞伽宗传播至中国北方,落地生根,成为一个独特的门派。禅宗另一个源流则是受到三论宗与天台宗影响,在中国南方地区所发展出的般若南宗,其领导者为牛头法融,因此又称牛头宗。禅宗四祖道信,结合了楞伽宗的清净佛性说与牛头宗的中观看法,遂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宗派-禅宗。在中国历史上,禅宗发展可分成四个时期,由菩提达摩至中国开始,至六祖惠能大师大宏禅宗为止,此为禅宗的开始,可称为早期禅宗。由六祖惠能门下,洪州、石头二宗,发展为五宗七派,此为禅宗的发展期,时间约当晚唐至南宋初。自南宋初年临济宗大慧宗杲起而倡话头禅,曹洞宗宏智正觉倡导默照禅,至于明朝中晚期,此为禅宗的成熟期,又可称为中期禅宗。至于明朝中叶净土宗兴起,此时佛教的特色为禅净合一,与儒、释、道三教合一,禅净合一的影响,使得当时的僧人唯以念佛坐禅为务,禅宗逐渐失去创新的生命力,为禅宗的衰落期,又称为晚期禅宗,始于晚明至清朝结束为止。清末民初之际,有鉴于佛教的衰微,虚云大师起而中兴禅宗,为近代禅宗中兴之祖。至于现代禅宗的发展,仍有待观察。禅宗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流传时间最长,影响甚广,至今仍延绵不绝,在中国哲学思想及????艺术思想上有着重要的影响。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铃木大拙至美国宏法。因受嬉皮士运动影响,欧美人士向往东方文化,禅宗在欧美大受欢迎,遂将日本禅宗的影响力推至世界。禅宗在欧美大多被认为是日本的产物,至于中国禅宗反而湮没不彰。禅宗-史略     禅宗 佛教传入中国后,禅学或修禅思想一直获得广泛的流传,在东汉至南北朝时曾译出多种禅经,禅学成为相当重要的流派。相传菩提达摩于六朝齐﹑梁间从印度渡海东来,梁普通(520~526)前后到洛阳弘扬禅法,因其禅法不为当时佛教界所重,乃入少林寺安心壁观,以“二入四行”禅法教导弟子慧可﹑道育等。慧可从达摩 6年,达摩授以《楞伽经》4卷。后隐居于舒州皖公山(今安徽潜山东北),传法于僧璨。僧璨受法后又隐于舒州司空山(今安徽太湖北),萧然静坐,不出文记,秘不传法。唯有道信侍璨9年,得其衣法。后至吉州(治所在今江西吉安)传法,尝劝道俗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可见其除依《椤伽经》外,还以《般若经》为依据。后住湖北黄梅双峰山(一名破头山)30多年,主张“坐禅守一”,并传法于弘忍。其另一弟子法融在金陵(今江苏南京)牛头山传牛头禅。弘忍得法后即至双峰山东冯茂山(一作冯墓山)另建道场,名东山寺,时称其禅学为“东山法门”。其“萧然静坐,不出文记,口说玄理,默授与人”的作风,开中国佛教特有的禅风,对后来禅宗发展影响甚大。著名弟子有神秀﹑慧能﹑惠安﹑智诜等。相传弘忍为选嗣法弟子,命大家各作一偈,时神秀作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拭,勿使惹尘埃。”弘忍认为“未见本性”。慧能也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认可,并秘密传以衣法,为第六代祖。慧能得法后南归,隐居15年,继至曹溪住宝林寺。后应请在韶州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并传授无相戒。嗣法弟子有行思﹑怀让﹑神会﹑玄觉﹑慧忠﹑法海等40余人。法海集其言行为《六祖坛经》,是为南宗。神秀于弘忍寂后至荆州当阳山玉泉寺弘禅,20余年中门人云集,是为北宗。神会先后在南阳﹑洛阳大弘禅法,南宗遂成禅宗正统,慧能宗风独尊于天下。神秀北宗则门庭寂寞,传不数代即衰亡。禅宗-传承弟子    禅宗惠能弟子中最负盛名的是南岳怀让(677~744)与青原行思( ?~740 )。另有神会居洛阳菏泽寺,创荷泽宗,被尊为七祖。门下有磁州智如、益州南印等。怀让住南岳衡山,创南岳系。青原住江西吉安,创青原系。怀让弟子道一(709~788)尊称马祖。其门下怀海影响最大,称洪州禅。怀海弟子有黄檗希运,沩山灵佑。希运门人义玄( ?~867 )在河北镇州创临济宗。灵佑与其弟子仰山慧寂(814~890)创沩仰宗。行思门下石头希迁(700~790)一系数传至洞山良价 ,再传至曹山本寂,师徒共创曹洞宗。希迁另一弟子天皇道悟数传至义存(822~908),其门下师备之再传文益(885~958)创法眼宗,住金陵清凉寺;师备同门文偃(?~949)住韶州云门山,创云门宗。晚唐至五代,禅宗发展极盛。两宋之后,儒道释三教合流,禅宗风格略变。大量“公案” 、“诵古”文字著述问世。宋代 ,临济宗中又分出方会( 992~1049 )所创之杨岐宗和慧南(
)所创之黄龙宗。元明之后,禅净合流形势大成,禅宗衰微。禅宗流入朝鲜始于神秀门下之新罗僧信行(704~779),所传为北宗禅。马祖门下之道义则将南宗禅带到朝鲜( 820 )。越南禅宗最早为天喜禅派,为从僧璨受禅法之毗尼多流支( ?~594 )所创。南宋时,日僧荣西在天台山受法,禅宗临济黄龙派随传入日本;南宋末中国僧人东渡日本又传去杨岐禅法。13世纪初日僧道元又将曹洞禅法带至日本。稍晚从百丈怀海受禅法之无言通创无言通禅派;后更有黄龙系(一说云门系)的草堂禅派(11世纪)和临济系的竹林禅派(13世纪末)等。 17世纪,福建黄檗山万福寺隐元隆琦应邀赴日弘法,设坛传授禅戒,成为日本与曹洞、临济并列的黄檗宗,至今不衰。韩国禅宗素有‘九山禅门’之称,其开宗立派者大多于唐代时来华习禅,归国后大演教化,久之门庭繁茂,蔚成宗派。此九派之成立如下:(一)新罗善德王时(我国唐太宗时),法朗来唐,师事四祖道信,遂传其法于海东。惠恭王之时,神行来唐,参谒志空,得证心印,返国后于丹城断俗寺弘传北宗禅;神行之下,经遵范、惠隐,至智侁之时,受景文王之皈依,开创曦阳山派。(二)宣德王五年(784),鸡林道义来唐,受传于马祖门下之西堂智藏及百丈怀海,习南顿之旨,在唐三十七年,归国后传法弘化,门下颇盛,立迦智山派。(三)与道义同时游学于唐之洪陟,嗣法西堂,归国后栖止南岳,于兴德王三年(828)创建实相寺,大振宗风,门下多达千余人,是为实相山派。(四)与道义同时期来唐者另有真鉴慧沼,受马祖门下之沧州神鉴印可,归国后创建双溪寺;神武王元年(839),寂忍惠哲亦来唐习西堂之法,返国后于武州桐里山大安寺弘法度众。慧沼、惠哲所传之法系即称桐里山派。(五)文圣王七年(845),无染亦来唐得宝彻之心印,归国后大弘禅法,得宪安王、景文王之皈依,创立圣住山派。 (六)兴德王六年,通晓梵日亦来唐,从马祖之门人盐官齐安习禅,得其印可,返国后于天台山中开阇崛山派。梵日之门人朗空亦来唐,参学于青原行思系统下之石霜庆诸座下,归国后住于南山实际寺阐扬禅旨;此乃青原之法统最早传至韩国者。(七)双峰道允来唐,受传于马祖之门人南泉普愿,得其心法,与梵日同年归国弘化;其后道允之门人澄观折中亦来唐,参谒普愿,归国后住师子山兴宁禅院。道允与折中之法统即称为师子山派。(八)景文王之时,了悟顺之来唐,参学于仰山慧寂座下,归国后住于瑞云寺弘布禅法;宪德王十六年(824),圆鉴玄昱来唐,就章敬怀晖受马祖之禅,归国后备受闵哀、神武、文圣、宪安四王之礼遇,其法嗣审希创立凤林寺,开凤林山一派。 (九)于新罗朝末期,庆猷、迥微相继来唐,得云居道膺之心要,归国后大力弘布,此即曹洞禅初传于海东者。至高丽朝,更有利严、丽严、庆甫、兢让、璨幽等诸师继之宣演玄旨。其中,利严曾来唐依止于道膺座下,得其心传,归国后太祖以师礼事之,后于海洲构建须弥山广照寺,是为须弥山派之始。以上九山总称曹溪宗。由于太祖之崇佛,及其后之定宗、光宗、文宗、宣宗、神宗等之相继护持,禅宗遂得隆盛一时;然至忠烈王以后,国势渐弱,禅风亦随之衰颓不振。日本禅宗之流传,始于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道昭之入唐求法。天平八年(732),我国之道璇东渡日本,弘传北宗禅;嵯峨天皇在位时,派遣专使招请义空赴日弘传南宗禅,开日本禅宗之风。文治三年(1187),明庵荣西来宋,师事虚庵怀敞,将黄龙一脉之法传入日本,开日本临济宗之端。贞应二年(1223),永平道元来宋,得天童如净之印可返日,为日本曹洞宗之祖。其门下之彻通义价、寒岩义尹尝两度来宋,归国后大弘法道,其后别开寒岩派(亦称法皇派)。嘉祯元年(1235),圆尔辨圆来宋,至径山参谒无准师范,得传心印,归国后于京都创建东福寺,弘法布化。宽元四年(1246),我国之兰溪道隆东渡日本,为建长寺初祖,关东禅风因之大振。文永四年(1267),南浦绍明来宋,得虚堂智愚之法而归。文永六年,我国之大休正念赴日,住建长、圆觉等寺,颇受朝野之归崇。其后我国又有一山一宁、西涧子昙、东里弘会、远溪祖雄、灵山道隐等诸师相继东赴日本弘传大法,各揭禅风,大振法道,蔚成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之盛况,包括千光派(荣西)、道元派(道元)、圣一派(圆尔)、法灯派(觉心)、大觉派(道隆)、兀庵派(普宁)、大休派(正念)、法海派(静照)、无学派(祖元)、一山派(一山一宁)、大应派(南浦绍明)、西涧派(西涧子昙)、镜堂派(镜堂觉圆)、佛慧派(灵山道隐)、东明派(东明慧日)、清拙派(清拙正澄)、明极派(明极楚俊)、愚中派(愚中周及)、竺仙派(竺仙梵仙)、别传派(别传明胤)、古先派(古先印元)、大拙派(大拙祖能)、中岩派(中岩圆月)、东陵派(东陵永玙)。其中,除道元、东明、东陵三流属曹洞禅,其余二十一流均属临济禅。又二十一流中,荣西一派(千光派)传承黄龙之法脉,其他皆继燃杨岐之法灯。另于承应三年(1654),我国之隐元隆琦亦东渡日本,开黄檗一宗,迄今犹与临济、曹洞成鼎足之势。禅宗-经典    该宗所依经典,先是《楞伽经》,后为《金刚经》,《六祖坛经》是其代表作。禅宗-理论    禅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见性成佛。主要依据是达摩的“二入”﹑“四行”学说。“二入”指“理入”和“行入”。理入是凭借经教的启示,深信众生同一真如本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盖,不能显露,所以要令其舍妄归真,修一种心如墙壁坚定不移的观法,扫荡一切差别相,与真如本性之理相符,寂然无为。这是该宗的理论基础。行入即“四行”﹕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与称法行,属于修行实践部分。慧能继承这一学说,在《六祖坛经》里主张舍离文字义解,直彻心源。认为“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一切般若智慧,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若识自性,“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提出了“即身成佛”的“顿悟”思想。其禅法以定慧为本。定慧即“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指“定”,“生其心”即“慧”。慧能从“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经文中,悟出了定慧等学微旨。禅宗的一切思想,皆从此义引申扩充而来。禅宗-思想    禅宗禅宗创始于南北朝来中国的僧人菩提达摩。他在佛教释迦牟尼佛“人皆可以成佛”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张“人皆有佛性,透过各自修行,即可获启发而成佛”,后另一僧人道生再进一步提出“顿悟成佛”说。唐朝初年,僧人惠能承袭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并将达摩的“修行”理念进一步整理,提出“心性本净,只要明心见性,即可顿悟成佛”的主张。禅宗主张修道不见得要读经,也无须出家,世俗活动照样可以正常进行。禅宗认为,禅并非思想,也非哲学,而是一种超越思想与哲学的灵性世界。禅宗思想认为语言文字会约束思想,故不立文字。禅宗认为要真正达到“悟道”,唯有隔绝语言文字,或透过与语言文字的冲突,避开任何抽象性的论证,凭个体自己亲身感受去体会。禅宗为加强“悟心”,创造许多新禅法,诸如云游等,这一切方法在于使人心有立即足以悟道的敏感性。禅宗的顿悟是指超越了一切时空、因果、过去、未来,而获得了从一切世事和所有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自由感,从而“超凡入圣”,不再拘泥于世俗的事物,却依然进行正常的日常生活。禅宗不特别要求特别的修行环境,而随著某种机缘,偶然得道,获得身处尘世之中,而心在尘世之外的“无念”境界,而“无念”的境界要求的不是“从凡入圣”,而更是要“从圣入凡”。得道者日常生活与常人无异,而是精神生活不同。在与日常事物接触时,心境能够不受外界的影响,换言之,凡人与佛只在一念之差。有学者认为禅宗思想,在诸多方面受到了道家庄子的启发。禅宗-发展和演变    禅宗慧能著名的弟子有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形成禅宗的主流,其中以南岳﹑青原两家弘传最盛。南岳下数传形成沩仰﹑临济两宗﹔青原下数传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世称“五家”。其中临济﹑曹洞两宗流传时间最长。临济宗在宋代形成黄龙﹑杨岐两派。合称“五家七宗”。沩仰宗。沩山灵佑及其弟子仰山慧寂创立。其修行理论继承和发扬道一﹑怀海“理事如如”的精神,认为万物有情皆有佛性,人若明心见性,即可成佛。临济宗。义玄创立。因义玄住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临济院而得名。提出“三玄”(三种原则)﹑“三要”(三种要点)﹑“四料简”(四种简别)﹑“四照用”(四种方法)等接引学人。因其机锋峭峻,别成一家。曹洞宗。洞山良价及其弟子曹山本寂创立。其教法“五位君臣”说,从理事﹑体用关系上说明事理不二﹑体用无碍的道理。云门宗。文偃创立。因文偃住韶州云门山(在今广东乳源县北)光泰禅院而得名。其禅风被称为云门三句:“函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常用“顾”﹑“鉴”﹑“咦”三种表示,接引学人,表现出“刚劲”的宗风。法眼宗。文益创立。南唐中主李璟赐谥其为“大法眼禅师”而得名。提出“理事不二,贵在圆融”和“不着他求,尽由心造”的主张。以“对病施药,相身裁缝,随其器量,扫除情解”,概括其宗风。黄龙派。慧南创立。因其住黄龙山(在今江西南昌市)而得名。法门为“道不假修,但莫污染﹔禅不假学,贵在息心”。杨岐派。创始人方会。因住杨岐山(治所在今江西萍乡市北)而得名。时人称其兼百丈怀海﹑黄檗希运之长,得马祖道一大机﹑大用,浑无圭角,宗风如龙。禅宗五派的思想,相差无几,仅是门庭施设不同,接引学人方法有所区别,以致形成不同宗风。法眼宗文益在他所著《宗门十规论》中指出:“曹洞则敲唱为用,临济则互换为机,韶阳(指云门──引者)则函盖截流,沩仰则方圆默契”,指出四派不同之点。法眼宗的宗风则为“一切现成”。禅宗在五家七宗以后,禅风有所改变,有“颂古”﹑“评唱”等一类禅门偈颂行世。后有克勤作《碧岩集》,影响很大。从此禅宗机用变成逢场作戏。后克勤弟子大慧宗杲销毁《碧岩集》刻版,想杜绝不明根本﹑专尚语言的禅病。但不久又有刻版重出,宗杲的预定目的未能达到。后来他提倡“看话头禅”,将“敲门砖”给发心参禅者,深受士大夫们欢迎。这种佛儒合流倾向,影响到宋明理学的形成。宗杲又反对正觉所倡导的“默照禅”,称之为“邪禅”,认为是不求妙语,只以默照。实际上看话头禅应用慧能定慧等学中的“慧学”,默照禅应用其中的“定学”,两家只是方法上的不同。这两家禅学,自宋以后,经元明清三代,至今不绝。正值禅宗流弊严重,临济﹑曹洞互争短长时,法眼宗延寿编《宗镜录》100卷,对各派宗旨分歧持调和态度,目的是扶衰救弊。但此书在100年后才刻版流通,不久又被增改,至明代才恢复旧观。清雍正年间曾被推崇一时,但始终未在禅门中发挥应用。以后金元间有曹洞宗行秀,元有临济宗明本,明末清初有临济宗圆悟﹑曹洞宗元贤等宗师,继续弘扬禅法,都未能挽回颓势,并陆续出现三种情况﹕宋初,不断有人提倡禅净合一﹔为争夺法统,临济宗后人歪曲云门宗的传承,把云门﹑法眼两宗归属于南岳怀让一系,而将青原行思一系说成只有曹洞一宗﹔清帝雍正撰写《拣魔辨异录》,以政治威力干涉禅宗内部纠纷,迫使被压制的派系所属各大禅寺,如杭州灵隐寺等,改换门庭。禅宗至此奄奄一息。清代中叶后净土信仰普遍,禅宗已成强弩之末,不穿鲁缟。近代以来的禅寺,实际都已成为禅净合一的寺院。禅宗-三种境界    禅宗①心斋:“心斋”见于庄子人间世中孔子和颜回的一段对话,据说颜回有一次要到卫国去游说,孔子浇了他一盆冷水,认为他一身的功夫还没有做到纯一不乱的境界,如果贸然去谏,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于是颜回便向孔子请教方法,孔子告诉他要“心斋”说:“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心。”②坐忘:“坐忘”两字的原意,莱济(Legge)翻为“我坐着而忘了一切”,伽尔斯(Ciles)和林语堂翻为“我坐着而忘了自己”,冯友兰翻为“忘了一切”,铃木大拙翻为“心忘”,我认为这个“坐”字不应从字面上去体味,它的意思,可以说是坐于忘,或沉入于忘的境界。这个忘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忘己和忘物,不仅要坐着才能忘,而是在任何情形中都能忘。下面是庄子描写有关坐忘的故事:有一次,颜回告诉孔子说,他的功夫大有进步,已忘了仁义,孔子认为他还不够深刻。过了几天,他告诉孔子说他已忘了礼乐,孔子仍然没有加以赞许。再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告诉孔子说他已“坐忘”了。这境界连孔子也有所不知,反问颜回,颜回解释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③朝彻“朝彻”是道家修练的一种境界,庄子曾描写过一段有关朝彻的故事。有一次,有人问女偊,为什么他年纪那么大了,但容貌还是嫩得像小孩一样,女偊告诉他这是得了道的功效。那人又问女偊:他是否可以学道呢?女偊坦白地说他不是学道的材料;接着便把自己教学生卜梁倚的经过告诉他说:“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之所以冗长地引证了庄子的这三段文字,乃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很多的禅的种子。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禅师们都是佛家,但他们对于老庄思想的偏爱,却影响了他们在佛学中选取了那些和老庄相似的旨趣,而作特殊的发展。此外,庄子“真人”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后代的禅师,最显著的是临济义玄,和他开展出来的临济宗都以真人为最高境界。庄子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夫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这是强调存在先于知,这也是禅的一大特色——先存在而后能知。禅的思想正好和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相反,而是“我在故我思。”禅宗-影响    禅宗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流传时间最长,至今仍延绵不绝。它在中国哲学思想上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如周敦颐﹑朱熹﹑程颐﹑程颢﹑陆九渊﹑王守仁都从禅宗中汲取营养。禅宗思想也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如谭嗣同﹑章太炎建立他们思想体系的渊源之一。对外传播亦甚广。8世纪,新罗僧信行入唐从神秀受法,将北宗禅传至朝鲜。道义从马祖弟子智藏受法,回国传入南宗禅,称禅寂宗,后改称曹溪宗,为朝鲜禅宗主流。12世纪末,日僧荣西入宋,受法于临济宗黄龙派虚庵怀敞,将此宗传入日本,称千光派。俊荷受杨岐派禅法,回国弘传。南宋末年中国禅僧多人渡日,传杨岐派禅法。13世纪初,日僧道元入宋,从洞山第十三代弟子天童如净受法,将曹洞宗传入日本。17世纪,福建黄檗山万福寺隐元隆琦应邀赴日弘法,设坛传授禅戒,成为与曹洞﹑临济并列的黄檗宗,至今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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