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第93军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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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第93军来龙去脉
），国民党军队受重创。在胡宗南的请求下，蒋介石遂派刘戡去河南灵宝收拾残局，接替战死的李家钰将军，重组第三十六集团军，并任命刘戡为该集团军总司令。之后，刘戡跟日本军艰苦周旋，战绩较丰。
作为军人，刘戡有服从命令的天职所在，至于最后是怎样死的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民国29年初，刘戡率第九十三军驻防阳城，封锁陕甘宁边区。是时军部参谋长魏巍（白天），乃中共地下党员，经魏力劝，刘接待并支持其辖区的地下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暗中以军用物资接济八路军。不久，魏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特务告发，蒋介石、何应钦两次电令刘，调魏去中央训练团受训（实图谋杀），刘基于惜才和未泯之正义感，一面电复蒋、何：“前线工作繁忙，不能离开，请求缓调”，一面以蒋、何电示魏，并赠以马匹供魏潜赴延安。刘在告别践行宴会上举杯对说，“我与魏参谋长多年共事，情同手足，现在因思想不同，他要离去，也挽留不住，只好分别了，”呜咽了一会后又说，“我知道你们不是共产党，过去之后，你们会成为共产党。我可以保证，在抗日期间，我坚决抗日，不打内战。抗战胜利后，如果国共两党争天下，我还要为三民主义奋斗到底，但愿我们日后不至在战场以兵戎相见。”刘戡放走了魏巍，因此受到蒋介石面斥，被撤销军长职务，派赴陆军大学受训，暗中受胡宗南监视。民国32年，日本侵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攻陷洛阳（洛阳保卫战），国民党军队受重创。在胡宗南的请求下，蒋介石遂派刘戡去河南灵宝收拾残局，接替战死的李家钰将军，重组第三十六集团军，并任刘为该集团军总司令。之后，刘在华北以其民族恨、爱国心跟日本军艰苦周旋，战绩较丰。
民国33年秋，刘戡奉命去重庆任陪都卫戍副司令。民国35年春，奉命赴陕西任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同年秋，第三十七集团军整编为第二十九军，刘戡任军长，驻防洛川、泾阳、潼关、耀县、天水等地，作为进攻中共中央驻地延安的第一线。民国36年3月，胡宗南部进犯陕甘宁边区，刘戡为两大兵团之一，（另一兵团为董钊）1948年2月下旬，关中咽喉之地宜川突然被解放军的重兵包围，守军旅长张汉初急电胡宗南求援，胡令刘戡率部前往，刘戡奉令亲率第29军4个旅增援。行军半途，刘戡的先头旅发现两翼有解放军正在接近，有包围之势，刘戡立即请示胡宗南，欲先打退围军之后再去增援宜川。胡却认为解放军没有那多的兵力，能吃下他的一个军，加上宜川当时外围已被攻破，急待援兵，遂令刘部继续前进，向宜川靠近。 对胡宗南既不符合实际、又不权衡利害的回电，刘戡一干人几乎是完全绝望了，刘戡屈从于胡的方案，“打完了算”，第29军行至时，被解放军重兵围攻之（宜川战役），入夜认为共军吃不掉自己，就地宿营，被西野部队雪夜合围，是其最大的失误。 在被围之后，刘戡迅速调兵抢占瓦子街以南高地，这个战术判断很精准。一野战史指出“如不迅速堵住这一缺口，将给敌留下突围逃窜的道路”。围绕这个高地，共军358旅与国军53旅争夺得异常血腥，不到200平方米的阵地上，死伤超过千人，358旅714团团长任世洪、参谋长武治安，53旅副旅长韩指针、158团团长何怡新全都战死在阵地上。714团打出了一个只剩13个人的硬骨头六连，和一个负伤11处，刺倒敌7人的战斗英雄刘四虎。最后“封住了敌军南逃的唯一缺口，为全歼援敌创造了条件”。3月1日刘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包围，分割成几块，刘部节节溃败，军心涣散，刘虽亲临督阵，也不能挽回败局。人民解放军逼近刘戡仅100米处，军指挥部近卫溃散殆尽，仍拾起一枚手榴弹自炸身亡。终年42岁。
从此，他脱离了国民党，于1941年到八路军总部工作。改名为白天 ，1941年，白天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被任命为前方总部参谋处长、太岳军区补训师副师长、中央军委高参室副主任。1944年中受到怀疑，被总司令保护下来。中他被派到东北工作，在林彪的领导下，从事工作，任总部的的参谋处长。1948年底，在党中央、毛泽的东的领导下，组织指挥第军开始了规模空前的战役，人民解放军集结了数十万部队，与国民党举行大决战，攻克、沈阳后，被围困的国民党部队更加孤立，国民党60军起义后，的领导考虑白天原来曾在国民党军队工作过，有一些旧部，任命他为60军副军长。白天在党的领导下，与60军等领导一起，对这支国民党部队整训。他以现身说法，讲述多年来在共产党的领导，努力工作，受到信任和使用的事实。这对60军里的高、中级军官是切身有力的教育。当时，尽管这支部队已经成为解放军的一部分，但是，一些有各种担心。过去对共产党有成见的人认为，即使起义，也是国民党的部队，不会被信任，将来一定挨整，不如早早离开。还有认为，共产党会一批批派人来，接替各个要害部门，60军很快会被吃掉。对此，白天与60军的领导们一道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逐渐打消了大家的顾虑。原国民党60军终于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的编制序列中。
成立后，以旧军官出身和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出任战役战术教授会主任，军训部部队训练局副局长，炮兵技术学校校长，日被授予军衔。后退出现役，出任副市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副所长（所长由兼任），从事战争史研究。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着有《目前战役问题》、《唐末农民战争的战略问题》。
蒋在珍(),字丕绪,贵州桐梓县官仓乡响水田人。周西成人主黔政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第三师师长，驻黔北,并于遵义新城北大路(今延安路)口建房居住,任内于正安、道真等地镇丨压农民起义,令部下割取人耳领赏。
1932年冬,二十五军内讧,蒋在珍与王家烈火并遵义,张贴布告说:“野战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放火。”经商会出面斡旋,勒索城中百姓10万银元后撤离遵义城。1933年贵州军阀之间混战,尤国材在云南龙云的支持下,分三路举行反攻,返驻盘江,并几次准备反攻贵阳,与王家烈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此外,毛光翔在遵义失守后,退到赤水,蒋在珍率部退驻四川綦江和东溪,投靠了刘湘,将其原来的3个团扩大为4个团。1935年1月,蒋在珍部进驻正安。1月18日,蒋部占绥阳,续向桐梓推进。1月21日,蒋部光复娄山关。3月27日,蒋部在湄潭围剿红军游击部队。4月9日,蒋被任命为新编第八师师长。
1935年原贵州二十五军第三师编人国民政府陆军序列,番号为新八师,
师长蒋在珍、参谋长朱振民,辖二十二团,团长傅衡中;二十三团,团长李昌荣;三十四团,团长吴谦等3团。
&&&& 该师由四川经湖北崇阳、通城、通山调至江西修水,进行训练。1937年“七七”事变后,调至河南郑州、安阳等地构筑工事,在第一集团军长官刘峙指挥下,沿黄河活动,在郑州与中牟之间布防以阻止日军侵犯郑州。1938年初,新八师划归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指挥。二月初奉令守卫黄河两岸桥头堡及铁桥上下一线河防。与此同时日军由平汉铁路进攻河南,以土肥原十四师团为主力,由冀南南犯,以略取豫北重镇新乡和郑州为目标。敌机多架次连日轮番空袭新乡车站及黄河铁桥。守卫铁桥的高射炮群以猛烈的炮火迎击,日机不敢低飞,仓惶投弹而逃。2月24日上午10时,敌机15架,分三批轰炸郑州火车站及大同路商业区。炸塌房屋五百多间,死伤居民160多人。军事委员会鉴于日军惯用陆空军优势和采用中央突破的战术。为了防止敌人攻占新乡后,通过铁桥南犯郑州,命令新八师戍守黄河铁桥一线河防,并准备破坏黄河铁桥。新八师兵力部署如下:
以二十二团傅衡中部位于黄河铁桥北岸与詹店问,构筑桥头堡阵地,拒敌南犯,掩护炸桥。
以二十三团李昌荣部位于铁桥南端一线,沿河设防,守护铁桥。
师指挥所位于铁桥南端窑洞内,指挥配置的高射炮连,加强对空警戒。
独立工兵第一连作好破坏铁桥的各种准备工作,开始在桥上捆绑炸药包。
2月19日,新乡失守,敌进至新乡以南的忠义镇,情况紧急。宋哲元部主力由新乡沿道清铁路且战且退。新八师奉上级指示,命令独立工兵第一连王连长按红白色各三发信号弹炸桥,是日狂风怒号,尘沙弥漫,日机多次来扰,时而侦察,时而投弹,均被高射炮击退。半夜后,月光暗淡,师长蒋在珍,参谋长朱振民、参谋熊先煜等守候在指挥所前的小高地上,等候由北向南撤退的铁路员工的最后一列火车通过铁桥后,即发出规定信号,工兵连执行炸桥,声如巨雷,持续不断。计从炸桥及拆除为止达两月以上,寸铁未留。该桥建于1905年,仅使用三十三年。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后,集合南北两路兵力,准备夹击夺取中原。6月初,正当蒋介石为徐州数十万军队顺利突围而大大松一口气时,忽报日军已于6月6日占领了开封,正向郑州逼近,顿时又紧张起来,责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迅速提出应敌方案。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强大攻势,第一战区竟提出了掘开黄河水堤,利用黄河水淹没开封、中牟之间的铁路、公路,以阻挡日军进攻郑州的对策。5月31日。蒋介石回电批准了他们的提议。一开始,南京政丨府决定在赵口和花园口两处施行黄河决口,构成平汉铁路东侧地区间的对东泛滥。担任赵口掘堤任务的是豫东河防39军,限两日完成;花园口掘堤由53军万福麟部负责,由39军统一指挥。39军都是来自饱受水患之灾的安徽子弟兵,身为安徽人,谁不知道黄河决堤的严重后果,怎能心甘情愿地把家乡房屋和父老乡亲淹没在自己亲手放出来的大水中?而53军前身是张学良东北军,万福麟对“以水代兵”的战略并不热心,只派出一队人马开上河堤应付,因此在花园口工程基本上还是个空白。两边工程都没有大的进展。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心里着急。当他听说新8师师长蒋在珍去过工地,不知怎么居然提出让新8师接替赵口工地,
&&&&& 本来新8师奉命执行“G任务”,就是一旦敌人攻破郑州立即放火焚城。原地待命的蒋在珍被赶上了掘堤放水的架上。军令如山倒,蒋在珍只好连夜让部下分头调查,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赵口段大堤十分坚固不易破坏,而新8师驻地京水镇所在的花园口曾在清光绪年间三次决堤,该河段才是黄河大堤的软肋所在。蒋在珍当即向商震建议放弃赵口而把掘堤重点改在花园口。事关重大,商震要通大本营电话,让蒋在珍直接向何应钦总参谋长报告。何应钦又嘱咐他不要挂断电话,一会儿听简里传来浙江口音:“你说,我听着。”他听出对方是蒋委员长。听完蒋在珍战战兢兢的汇报,蒋介石没有询问细节,而是直接问他:“你保证几天掘开河堤?”蒋在珍脚跟一碰,当场大声立下军令状:“三日之内,保证完成任务!”
&&& 6月6日,黔军队伍立马开上黄河大堤。蒋在珍不顾一切地督促官兵轮班苦干,使用圆锹、十字镐、锄头、钢钎、铁锤等工具在黄河郑州赵口段掘堤,争取抢在日军进攻郑州之前放水。因位置选择不当,赵口段施工困难,而且掘堤后放水也不理想,蒋在珍将上述情况报告商震,商命他在本师防区内另行选址掘堤。当晚11时许,蒋在珍回到京水镇,决定派师部作战参谋熊先煜、营长黄映清、工兵连长马应援等人前往花园口侦察。经反复察勘,选定花园口南面的索水河靠近黄河大堤部,划了两条线,宽约50米,于次日晨开始挖掘。
&&& 参加掘堤的有新八师的工兵连、二十二团、二十三团、二十四团,各分两班轮流作业。河堤系鹅卵石和粘连度很好的灰浆凝结而成,相当坚固,当决口挖掘开二、三丈时,水流缓缓而出。此时已是6月9日下午3时。为加快泄洪,蒋在珍调来了两门平射炮,炮兵对准花园口黄河大堤一连发射六七十发炮弹,将大堤炸开了约7米宽的口子,蒋在珍赶紧发电报向武汉的蒋介石报告:“本(佳)日下午三时许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谨闻。”当时正值黄河上游的雨季,奔泻而下的滔滔黄河水,历时4天4夜,淹没了中牟、 尉氏、扶沟、西华、淮阳等地,又经颍河、西淝河、淮河注入蚌埠上游的淮河,淹没了淮河的堤岸,冲断了蚌埠附近的淮河铁路大桥。蚌埠向北经曹老集至宿县,也都成了一片汪洋。黄河汇入淮河,东人洪泽湖,经界首进入运河,沿运河南下进入长江,流入东海。整个黄泛区由西北至东南,长达400余公里,流经豫、皖、苏3省44个县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方,给这一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河南民宅被冲毁140万余家,淹没耕地800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被淹没1100余万亩,倾家荡产者480万余人。89余万老百姓葬身鱼腹,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且造成了此后连年灾害的黄泛区。黄河水泛滥,在军事上形成了广阔的大片地障,给日军的西进造成了困难和损失,日军的进攻被迫停止。位于黄河泛滥区中心的日军,其来不及撤走的车辆、火炮、坦克、战车等辎重武器设备等,均沉入水底,不少人员、马匹被水冲走。在黄泛区东岸的日军迅速后撤,到达平汉路新郑附近的日军就组织防御和空投补给。华中日军第13师团也从淮北涨水地区撤至淮河以南。华北日军组织紧急援助,解救被困部队。由于花园口决堤,日军机械化部队南犯行动受阻,辎重弹药损失较大。
日军约4个师团陷于黄泛区,损失2个师团以上,很多无路可逃的日军官兵爬上老百姓屋顶,可那些泥糊的民房根本经不住洪水的浸泡冲刷,房屋垮塌,日军纷纷落水,淹死上万人。日军大本营原定的以淮河水运为后勤补给线、日军主力由北方进攻汉口的作战计划破产,日军不得不改变作战路线,岌岌可危的郑州防线解了围。延迟6年,日军于1944年4月才攻占郑州。
破堤而出的黄河水不仅淹没了中原战场,也在日本国内引发一场“地震”。东京皇宫紧急举行的“御前会议”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悲痛气氛所笼罩,身穿制服’的将领个个如丧考妣,全体内阁成员向脸色铁青的裕仁天皇叩头谢罪,“花园口事件”第一次重创了日本朝野狂妄的战争信念。
日本华北派遣军狼狈逃离黄泛区,退回开封以东地区,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他们退守到徐州后,南下到蚌埠,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从长江北岸又开始进攻武汉。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花园口决口终究没能挽救武汉失陷的命运。但黄河改道还是为蒋介石争取了喘口气的时间,日军的快速进攻受挫,武汉暂时解除战争警报,国民政丨府所有的战略部署和撤退都变得从容不迫。蒋在珍因决堤花园口而成为功臣,国民政丨府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奖金三千元。
新编第八师完成决堤任务后,奉命开赴陕西韩城,守卫禹门一带黄河河防,阻击日军渡河向西进犯。禹门亦称龙门,为陕、晋两省交通要冲,有公路连结。新八师以二十二团一个加强营占领禹门及东龙门山阵地,这是禹门的桥头堡,也是阎锡山第二战区晋西乡宁、吉县的右冀阵地。日,盘踞河津的日军,以七、八联队附滕田大队为基干,加上伪军等共四、五千人,大炮二十多门,由空军配合进攻新八师东龙门山及禹门口前沿阵地。日军以飞机轰炸扫射,大炮轰击,掩护步兵前进,均被新八师击退。26日至29日,日军又出动飞机多架次,对新八师阵地狂轰滥炸,此时大雪纷飞,日军步兵身着白色衣服,在雪地上伪装前进,企图夺取禹门渡口和东龙门山阵地。新八师官兵奋勇抵抗,多次打退日军进攻,日方伤亡惨重,新八师前沿阵地官兵伤亡亦达70%以上,其中守卫云中寺的一个加强排,全部壮烈牺牲。前沿多处阵地一度失手。30日,新八师朱振民副师长命令二十三团翻山越岭,由师家滩渡河增援,从龙门山侧面向日军发起攻击,收复龙门山所有阵地。此役对日寇予沉重打击,毙伤日军200多人,迫使其龟缩河津、秸山两地。新八师阵亡连长以下黔籍官兵271名,合葬于陕晋交界处的龙门山麓(此地在属山西省河津县),1987年河津县政协在墓前修建一座纪念碑。
龙门战役后,新八师进行整编,转属九十三军指挥,于1939年2月奉命开赴晋东南阳城,对中条山之日军发动4月攻势。在东泽浮山战役中,二十二团团长彭镇璞英勇牺牲,被追授为少将,遗体送回家乡贵州绥阳安葬。七、八月反扫荡战斗后,又参加侯马战役,沁水、紫沙腰等战役,新八师黔籍营长王树骥、副营长谢忠、连长龙鳞、李尚铭、排长宋绍相等相继阵亡。1939年12月,蒋在珍升任九十三军副军长,陈牧农继任新八师师长。
日,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为配合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在晋南的国民党军队,向日军发动攻势,全面出击。命令新八师担任主攻,向高平之发起攻击,连续十余日,毙伤日军100多人。二十三团第三营营长黄映清身先士卒,带领全营官兵夜袭高平的大、小野川之敌,与日军白刃肉搏,以身殉国,其骨灰护送回原籍贵州三穗安葬。此役完成了牵制白晋公路日军的任务。随后,新编第八师调防陕西,担任潼关至三门峡黄河河防任务。
1942年,新编第八师调往陪都重庆,担任警备任务。1944年9月,新八师随九十三军调往广西,参加反攻桂林、全州等战役,战斗十分激烈,日军拼死抵抗,九十三军惨败,新八师亦全军覆没,军长陈牧农被蒋介石下令军前正法。
日蒋在珍晋升为中将,调任国民政府军委办公厅任中将参议员,但未就职,返回贵州桐梓老家赋闲。此时心中忿忿不平又无事可做的蒋在珍,在桐梓仙人山上砍了一根方竹做手杖,上刻“不愿临风舞俊杰,回乡归隐伴侬行”,以泄有功不被重用之不满。
1949年国民党败退之前,蒋在珍又复出任用,担任贵州省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同年10月,贵州省主席、保安司令谷正伦实施应变计划,组织骨干训练,蒋在珍参加受训。
&&&&& 贵州解放前夕,蒋在珍随部起义,受到人民政府优待,并出任遵义剿匪委员会副主席委员。1950年因暗中组织“中国国民党党员反共救国会”,组织黔北土匪叛乱被捕,
&&&& 日国民党第四军副军长柏辉章,新八师师长、第九十三军副军长蒋在珍等人在遵义市纪念广场(原凤凰山下鲤鱼田)公审后,在南侧空地被枪决。
刘希程副军长中将。字曦晨，河南唐河人，生于日。第1期、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2期毕业。1935年5月任剿匪军第2纵队6团上校团长，参加阻截红军，1937年1月任第166师496旅992团上校团长，8月任第91军166师496旅少将旅长，1938年10月任第91军166师少将师长，1939年该师改隶第93军，1941年10月任第93军副军长，11月调任第98军中将军长，曾参加鄂西、桂柳会战，1944年12月因指挥作战失利被撤职查办，1948年10月任国防部暂编第3纵队司令兼河南省豫西行署主任，12月兼任第19绥靖区副司令官兼豫西分区司令官，日在河南灵宝起义。后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河南省委主委，民革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1990年在河南开封病逝。
1944年9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向广西发起进攻，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不战而退，导致广西战场的败退。结果，他被桂系军队城防司令的韦云淞给杀了。地方军队的人杀嫡系部队的军长，明白人一看，就觉得是不合常理，这里究竟隐藏着什么内幕呢？
1944年，日军为打通纵贯中国大陆到印度支那的陆上交通线，并消除中美空军对日军和日本本土的威胁，在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岗村宁次指挥下，从华北、华中抽调约20万兵力，于4月到12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
日军占领衡阳后，为挽救危机，蒋介石下令原驻四川綦江后编入昆明远征军的国民政府军（即国军）第93军到广西驻防。这第93军，美式装备，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该军于8月上旬到达桂林，8月29日进驻全州（当时叫全县）。军长陈牧农，来全县后划归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指挥。当时蒋介石有三个死守：要求陈牧农第93军“死守全县三个月”，要求桂系第16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韦云淞“死守桂林三个月”，张发奎率粤军“死守柳州三个月”。陈牧农手拍胸脯，信誓旦旦地说，他誓死固守全州。该军辖三个师，配备第3坦克营及第2反坦克营（属机械化第48师）。其在全州县的防御部署是：黄沙河驻防第10师，县城内外驻第116师及新编第8师。在县北永岁乡的双桥东西十五里地段构筑防御工事，派一个加强团守御黄沙河，派军直属搜索营，驻防城西的龙水乡、大西江乡，防其侧翼攻击，军部主力，驻县城一带。9月11日，驻防大西江的第93军搜索营从友军谍报人员那里得知，日军将有一个师团自西北方向的大西江进攻县城。当天，敌第13师团开始进攻全州县，所属第104联队进至全州最北端的黄沙河附近。驻防黄沙河第93军姓阎的一位营长遭敌便衣队击伤，驻军人心惶惶。驻守在这里的部队，他们没有利用这里天然的地理优势进行死守，听到敌军将逼近广西时，驻守黄沙河的那个团，以请示军部补发几个月的欠饷为理由，全团官兵弃守黄沙河，撤回全州城要饷。而布置在永岁双桥的部队，也未利用从两百里外运来的工料抓紧抢修工事，也不埋地雷，又不安铁丝网，连备战的军粮也没有屯储（以至不少军队强抢老百姓的东西，以至有人说：“就是日本人来了也不过如此。”）。当日军随即而来时，在双桥附近一次不到十分钟的遭遇战，这里的守军就擅自撤离。12日，敌58师团搜索队在大西江出现，与93军搜索营接触。另外，日军104联队第一大队宫本中队便衣潜入县城。9月13日，敌第40师团自湖南新宁侵入全州县；同时，敌第58师团主力自东安也来到全州县地界。
全州是国民政府的西南补给点，堆集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大炮、机枪、被服、粮袜，以及后方仓库应有的资料和材料，美国人的汽车汽油，真是数也数不清。可陈牧农获知侧翼大西江重兵压境，原本想做做样子抵挡一阵的他，顿时惊慌失措，不战而往桂林方向逃跑，其部队退出全州撤往兴安县，临行前，下令销毁存放县城的数千发炮弹和150万发子弹、及大批粮食。连杜聿明的机械化第五军屯积在全州军备仓库里的军需物资，也损失得干干净净。由于陈牧农不战而逃，以至使日军长驱直入。9月14日凌晨一时，敌宫本中队冲入县城，全州县城沦陷。国民党还派飞机投放燃烧弹，焚毁县城房屋，大火烧了三日，如此“坚劈清野”，可害苦了全州县城的百姓！几天后，全州县内绝大部分落入日军之手。日军未来，全县县长陈步藩也早早地逃至内建乡。第八区专员陈恩元，也早早逃至资源。事后，对于全州县“父母官”和军人的逃亡，老百姓都很气愤，有个姓邓的乡绅挖苦说：“陈军长、陈专员、陈县长，他三人凑成一剂'三陈汤’，断送了全州民命！”（中药有“二陈汤”药方。）陈牧农由于归张发奎管辖，全州县不战而退，广西人民都议论“中央军是豆腐军”，因此，为平民愤，他提请蒋介石，批捕了陈牧农并执行极刑。执行枪毙他的人问他有什么遗嘱时，陈牧农却说：“张长官（张发奎）害了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其实，还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口，那就是蒋介石害了他！
陈牧农为什么说是张发奎害了他？原来，蒋介石命令中将军长陈牧农的第93军“死守全县三个月”，表面上看是不惜牺牲一切，但从陈牧农在全州县备战的情况来看，根本就没有打算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蒋介石和张发奎的一个骗局！陈牧农到达全州后，张发奎与李汉冲随即来全州县进行了视察，张发奎了解全州县城不是守城之地，陈牧农却将主力布置在县城，而险要处黄沙河才只有一个加强团防守，便质问陈牧农为何如此布兵。陈牧农便说：“委员长指示我守全州，没有要我守黄沙河的指示。”陈牧农要第四战区补发以一个团推进到黄沙河的命令，并出示了蒋介石的电令。张发奎明白这是蒋介石要保存实力的举措，便不敢违抗蒋介石的意旨，当然更不愿意拿自己的部队去死拚，故只得说：“既然有委座指示，就按现在部署就是了，惟必须加紧构筑城防工事，并确实控制西侧主地，才能掩护城内安全和后方交通线。”由全州西归途中，李汉冲提醒张发奎说，面对北来的日军，全州城地形不好防守，而蒋介石不了解实际地形，既然陈牧农已归第四战区指挥，就应服从张发奎的命令。但张发奎深深理会蒋介石的用意，便为自己不坚持战区原来命令辩解说：“全州战斗的性质，不过是争取时间，得失不大……为今之计，你可给我补发一个命令给他（陈牧农），规定该军应在全州作坚强之抵抗，不得已时，逐次向兴安、大小溶江之预备阵地交互转进。（惟自大小溶江以北地区、自黄沙河战斗开始日起，最小须滞敌半个月以上时间，又各次撤退时机，应候命令。）”
张发奎虽给陈牧农指示要求陈牧农在全县与桂林之间逐次抵抗，尽可能地迟滞日军前进（意思是可以不坚守而撤）。但他没有书面的命令或电报。他的部下曾有人提醒陈牧农应该请张发奎给书面命令。陈牧农认为不必要，说：“长官当面的指示就是命令，怎么能对长官的口头指令不相信呢？”
陈牧农惊慌失措逃到兴安大溶江时，途中在严关、兴安等地摆了第93军一些小部队作逐次抵抗，但没起到滞留敌军的作用。张发奎派一个军官带着宪兵乘坐吉普车向大溶江附近第93军军部驶去，张发奎说是要接陈牧农到柳州去开会。陈牧农的部下有人提醒他不要去，陈牧农认为他是按照“长官”的指示行动的，为什么怕去见“长官”呢？不去反而不好，但吉普车并没有把他带去柳州见张发奎，而是到桂林后就送到桂林防守司令部交给韦云淞执行枪决。韦云淞叫总务处长韦士鸿去对陈牧农说明是奉“司令长官”（张发奎）转“委员长”（蒋介石）的电令，因他“擅自撤退”，由桂林防守司令枪毙他。陈牧农此时才知自己中了张发奎与蒋介石的圈子！可惜晚矣！因为，蒋介石是不会让自己的嫡系部队送死的，他不撤退，就是不执行命令，罪责难逃，而撤离吧，他又因太相信张发奎而没要张发奎可以撤退的电令。
其实，蒋介石原先不打算枪毙陈牧农的，但美国来华的史迪威将军闻讯陈牧农在全州不战而退，又自毁炮弹，非常恼怒。他对蒋介石说，美国人冒着生命危险派飞机翻越喜马拉雅山，给中国运来军事装备，竟让陈牧农这种人给烧了，这是非常可耻的事情！他的坚决要求蒋介石惩处陈牧农。为平息美国人之怒，加上陈牧农不战而退民愤很大，蒋介石决定杀了陈牧农。按理，蒋介石、张发奎应把陈牧农交重庆军法审判，但他们怕陈牧农揭老底。据李汉冲揭露，第四战区向蒋介石报告陈牧农弃守全县，蒋介石先令扣留法办，但三日后，却连续催促“立即执行枪决”。陈牧农这才被蒋下令枪决于桂林城内。陈牧农移送桂林扣办时，他是有恃无恐地认为蒋不会枪决他的。陈牧农曾向张发奎出示密函将撤退经过详细陈述，函中谈及陈牧农奉蒋令来桂时，即对他面授机宜：“在桂作战，应相机行事，不可以主力投入决战，一切战斗行动，可直接报告我，以我的命令为依据。”陈牧农在密函中又说他在全县撤退之前，已向蒋介石电告，并得蒋的同意等语。这封密函由该军副军长转呈第四战区。张发奎阅密函后，以陈牧农情有可原，嘱李汉冲根据实情详细呈报，以便向蒋要求从轻处分。后该副军长因想真正除掉陈牧农，便将密函内容向蒋透露。蒋害怕其阴谋泄密，乃令张发奎执行枪决，杀人灭口，以此达到他的一系列目的。张发奎曾把陈牧农说过的机密告诉过李汉冲。陈牧农死后，蒋介石对陈牧农的家属优抚有加，也折射出蒋拿陈牧农当替罪羊的阴暗心理。另外，让韦云淞执行枪决陈牧农还有一个最大的险恶用心，那就是“杀鸡给猴看”，让桂系死守桂林，让粤军死守柳州，让杂牌部队与日军拚光，从而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即实现独揽中国大权这阴谋。杀了一个陈牧农，即平了民愤，又让美国人满意，还保住了美系装备的第93军，同时还镇住了桂、粤两军去拚消耗，真是一箭数雕！
但蒋介石的用心被白崇禧他们看透了。白崇禧原想在桂林组织会战，以第16集团军品主力守桂林，并请求蒋介石以在贵州整训的中央军主力部队于日军围攻桂林受到一定程度消耗后，调入广西向日军反攻，在桂林打一个大胜仗，将使桂系的政治地位大提高，所以，白崇禧原想让蒋介石的第93军协助守护桂林。无奈，蒋介石看出日军快要完蛋，不想让他的力量得到消耗，只是想借日军之手排除异己，所以蒋介石没有同意。白崇禧看出蒋介石的用心后，不想上蒋介石的当，但全军不战而退于军于民都没法交待，而精心防守又会中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于是他将自己的嫡系精锐第46军、175师、188师调去，留在桂林市只有一万七八千人了。这时，留在城里的韦云淞看到这种情况后，也由原来发誓“死守”，变为守一阵作样子，以便向各方面交差，然后寻机逃跑了！
张发奎也看出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本来蒋介石命令是要张发奎司令长官部及粤系的两个军（第62、第64军）“死守柳州三个月”，但张发奎最初只命令第62军一个军守城，第35集团军总部及第64军则部署在桂平，蒙圩一带去机动的掩护柳州，到十一月九日（柳州失陷前两天）就命令第62军撤出柳州之外在“机动作战”晃子下逃跑了。柳州基本上就没有抵抗，但张发奎却说桂林失守影响了柳州的失守，把责任推给桂林防守司令部。事实上，十一月九日第六十二军就逃离了柳州，十一月十日桂林才沦陷。
看来，蒋介石杀陈牧农只达到了部分目的。
黄沙河失守，令桂林防守战陷入被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非常震怒;蒋介石后来下令将93军军长陈牧农处死。
陈牧农之死
洪桥正面三个军的中国军队大踏步撤退，两个军撤往湘西武冈，一个军沿湘桂铁路撤至桂林。这就将广西东北大门以及重要补给基地全县暴露在日军面前。守卫全县的中国军队是国民革命军第93军，中央军系统。军长陈牧农，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期在蒋介石嫡系部队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2师担任连长和营长等职务，后任首都卫戍司令部宪兵团团长、警卫旅副旅长等人，是典型的天子门生、贴身侍卫和御林军将领。93军曾经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准备开赴缅甸战场。远征军部队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由此可见93军部队在中央军系统当中的地位。1944年8月底，因湘桂形势紧张，93军从重庆附近调防到全县。8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桂柳会战各战区作战指导要领》。其中第一期作战指导对93军的布防提出了具体要求，命令“93军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防守全县”。这是有条件的，即“敌未突破衡阳以西我现设主阵地以前”可做如此布置。万一日军突破了衡阳以西中国军队的防线呢？第二期作战指导当中对此明确提出了两个供选择的应对方案：
“（甲）以（93军）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死守全县。此案确实有效，但牺牲较大。
（乙）在黄沙河、全县、严关口（兴安附近）、大榕江各地区，逐次持久抵抗，再依照状况参加桂林决战。此案牺牲较少，但不易确实实施。”
这个作战指导后面附了一句话：“应照甲案实施。中正。”蒋介石远在重庆，并不了解全县地形，但是却热衷于干预军队部署与指挥。全县的部署就是一个例子，并且极有可能是错误的部署。不过历史没有给机会让93军证明何种部署才是正确的。
回到正题，洪桥会战开始之后，日军进攻势如破竹，甲案实施的条件具备。于是93军便将一部分兵力配备在全县东北的黄沙河，主力集中在全县准备死守。但是这个配置却与第四战区发布的部署命令刚好相反。第四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李汉冲认为全县县城为一盆地，受西北郊高地群的俯瞰，也没有预设工事，不利防守。而黄沙河前面地形开阔，后面有纵深高地群，左右两翼依托良好，是一个优越的防御阵地，不能轻易放弃。因此，93军应该将主力部署在黄沙河，并将一个团前出至黄沙河北的庙头镇担任警戒。
在网络地图基础上标注的全县地形图以及战场地址。可以看到全县作为湘桂走廊入口的重要性。这座城市左边是越城岭，右边是都庞岭，湘江自西南向东北流淌，湘桂公路亦经过全县北上。全县的沦陷，是桂柳会战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挫折。
1944年8月底李汉冲陪同张发奎视察全县防御，发现93军在黄沙河只放了一个团，主力全部收缩到全县，大为震惊。但是由于蒋介石批示“应照甲案实施”，张发奎无计可施。他只得提醒陈牧农要注意全县西北高地的防守。这就埋下了陈牧农个人的悲剧，以及整个广西会战失败的根子。但绝不是广西会战失败的唯一原因。
要命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着地图拟定的这个方案被蒋介石批准之后，老蒋自己又在8月26日电令陈牧农“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固守全州（即全县）”。8月27日，陈牧农复电蒋介石称已经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并拟定“第十师之四个营附战防炮一排守黄沙河”。蒋介石对此批示“发给军临时费洋五十万元”，对陈牧农的作战部署不做修改指示。这样，蒋介石的几封电报将全县守军的部署死死钉在原方案上，第四战区自然完全无法亲自指挥部署相关防御工作。李汉冲所提出的部署方案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张发奎自从军权旁落，成为有名无实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之后，能够不管的事情就不管。在全县防守问题上也懒得蒋介石提建议。李汉冲向张发奎指出93军防守的问题，张发奎回答说：“全州战斗的性质，不过是争取时间，得失关系不大。委座指挥部队，向来掌握到师，有时甚至是到团，他的命令是不容轻易改变的。为今之计，你可给我补发一个命令给他，规定该军应在全州做坚强之抵抗，不得已时，逐次向兴安、大小溶江之预备阵地交互转进……自黄沙河战斗开始日起，最少需滞敌半个月以上之时间，又各次撤退时机，应侯命令。”但是据覃戈鸣的回忆，这个命令并没有以书面形式下达，而是口头上传达给陈牧农的。
93军在全县的具体布防大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根据陈牧农8月27日发出的兵力部署电报称，该军10师以四个营及战防炮一个排守黄沙河。10师的主力控制在全县车站以西作为预备队。新8师负责守卫县城。全县火车站在城市西北，背靠湘江。这个部署因两师部队猬集于城市内外，军主力在全县，而前出黄沙河的部队距离主力有20公里之远，成为孤军，故此怀疑陈牧农的部署有误，或者仅仅是临时部署。另外一种说法来自“桂系网”的未名作者，认为10师的主力置于黄沙河与全县之间永岁乡双桥村东西十五里之间。可能是后面陈牧农变更部署所致。这种部署更加符合作战部署的要求。本文以此为准。
桂系网的未名作者认为93军除10师和新8师之外，尚有另外一个师116师。实际上93军并没有116师编制，1944年以前序列内倒是有一个166师。日军的记录当中则有116师番号。看来这个误解是令人汗颜的出口转内销。百度百科说93军序列内有暂编第2师。但郭汝瑰开列的战斗序列编制当中却没有暂2师。陈牧农自称自己的部队有4个团。可以判断93军序列当中并无暂2师。
这里要说一下另外一支部队的闲话。此外，日军情报当中声称93军战斗序列当中一度有彭壁生机械化48师的第3坦克营和第2反坦克营。后来又称48师已经沿湘桂公路西撤，以保护柳州。48师是一支非常神奇的部队。我看到的史料当中，这支部队飘忽不定，从长衡会战一直打到桂柳会战，但是正儿八经参加的战斗却一场也未见描述。桂柳会战结束后48师驻守广西钟山、贺县一带。这里是第四和第七战区交界的地方。理论上48师应该归张发奎指挥。但是考虑到日军那时候已经占领了湘桂铁路，切断了张发奎和48师之间的联系。这支部队怎么接受指挥、如何打仗，后勤谁来催办，会很成问题。总之它时有时无，并未发生太大作用。
大家都知道《战场上的蒲公英》里伞兵蔡智诚曾经加入“陆军突击总队”。根据我查找到的资料，48师作为第二突击总队的主力，在豫湘桂会战当中负责在湘桂一带打游击。这个游击应该如何打，学问可就大了。郭汝瑰的回忆录当中有个有趣的地方。他没有把48师列入长衡会战的作战序列当中，但是却把它列入了桂柳会战的序列里，即桂军夏威的16集团军直属部队。桂军系统在会战当中却又根本没有指挥这支部队。
闲话少说，回到正面战场。黄沙河是紧靠湘江左岸的一个小镇。湘江自南向北流淌。湘桂公路沿湘江右岸南下直到黄沙河渡口，之后转往湘江左岸继续南下，直达全县。黄沙河是湘江进入湖南之前一个重要的渡口。日军沿湘江右岸南下。守军则在左岸设置阵地封锁湘桂公路，兵力大约为一个加强团（即陈牧农部署的四个营以及一个战防炮排）。陈牧农同时在全县正北面的大西江和龙水两个村附近派出军搜索营，防止日军袭扰。9月11日，搜索营从撤退回来的友军谍报人员处得知日军第58师团将从湖南东安进攻全县。次日，第58师团斥候部队于93军搜索营发生接触。这证明李汉冲将93军主力部署在黄沙河一带的计划也并不正确。如果按照李汉冲的做法部署守军，第58师团极有可能从正北面南下，抢先占领空虚的全县县城。即使93军能够在黄沙河挡住第13师团的进攻，它也很可能因为退路被第58师团截断而陷入包围。接下来会因为地形不利而遭到围歼。
9月11日，日军第13师团抵达黄沙河。驻守黄沙河的加强团稍加抵抗，便以讨要政府所欠军饷为名，全部撤回全县。日军向西南进抵双桥村，当地守军仅仅战斗了10分钟，也立刻撤退。9月13日，日军第13师团104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宫本学大尉）冲入全县，93军此刻已经全面撤退，并放火焚烧粮食以及军火，城内火光冲天。
日军的记录大致如上述所言，差别不大。日方以第58师团为右翼，第13师团为中路，第40师团为左翼，沿湘江两岸南下。第13师团位于湘江右岸，沿着湘桂公路向西南攻击前进。刚开始进攻全县的时候日军部队还比较谨慎，这是因为日军的情报显示93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黄沙河的工事也修建比较整齐和坚固。但当他们到达黄沙河的时候，却十分意外地发现守军的抵抗微弱。日军第13师团104联队（联队长海福三千雄大佐）确认当前守军毫无抵抗意志之后，便断然决定不等师团其余部队到达便直接渡过湘江，沿江左向全县发动进攻——一个联队向一个军发动进攻。
因为104联队此举改变了整个第13师团的作战计划，9月12日早上，第13师团专门发电报斥责联队长海福三千雄此举“实属不当”。104联队主力只得又渡回右岸，在黄沙河附近停留了一整天。104联队第一大队本来已经渡过湘江，奉命搜索中国的炮兵部队，但是在师团的严令之下又回到湘江右岸。9月12日夜，海福三千雄再次命令第一大队渡过湘江，到达左岸。之后作为先头部队，第一大队一马当先冲在前面，并派出宫本中队作为搜索部队。
9月13日，宫本中队进入空无一兵的全县。因为不知道对面的中国守军是否已经全部撤退，宫本中队进入全县的时候还专门规定：“做好任何时候都能脱离的准备。”中国军队撤退的速度没有让他们能够执行这条规定，而是让他们从容进入全县。日军的前锋部队直到9月14日凌晨才全部进入全县。日军对于攻占全县感到十分得意。这一点在几十年后他们编辑的《一号作战》当中也看得出来。这些人在书中写道：“步兵第104联队轻而易举占领了要冲全县城。……步兵第116联队也未展开队伍，即推进到全县城附近。”
日军第13师团116联队长大坪进大佐对于这次战斗的总结是这样的：“黄沙铺（即黄沙河）对岸和大结以南高地上的阵地，构筑极为坚固，是以洞穴碉堡为中心组成的纵深达4公里的阵地……重庆军放弃如此坚固阵地竟然退却，其意图何在，实难理解。”这几句话显然非常触动参加过当年战争的中国军人情绪，以至于郭汝瑰在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当中原封不动地加以引用。
全县的失守，标志着桂林外围战斗遭遇到重大挫折。它对于整个广西会战的影响是关键性的。广西的北大门洞开。中国军队失去了一个重要补给基地和外围防御阵地，而日军则多了一个前进基地。在进攻方向上，正如在第一章《桂林的地形》当中所说的那样，日军占领了全县之后，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进攻方向，迫使中国守军分兵抵抗。事实上，日军在后来进攻桂林的过程当中的确从全县分兵，从两个方向逼近桂林。正因为全县位置极其重要，日军甚至在将战线推进到柳州一线的时候，从并不算富余的兵力当中使用不满员的第34师团专门守卫之。
全县守军不战而退，究竟是谁的责任？陈牧农的责任显然无可推卸。的确，张发奎以口头的形式补发过一个命令，告知陈牧农在全县不守之际可以节节抵抗，南撤至兴安附近。蒋介石在9月12日也曾经致电张发奎，称“93A（即93军）留一部坚守全州，不得已时节节抵抗，支持两星期以上时间，主力转移桂柳方面。”但是这些电文和命令，并不是让陈牧农不抵抗就放弃全县。陈牧农9月11日发给蒋介石、林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蒋介石倚重的军事幕僚）的电报刚刚汇报了日军前锋进抵黄沙河的消息，9月14日的电报就说：“全县地形固守、野战均多不利……军为既出不利，避出胶着，保持会战力量，于元晚（9月13日夜）脱离敌军西退……弹药抢出一部，余均彻底爆破。”
抵抗程度如何和是否抵抗是两个性质的问题。陈牧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此举等于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93军撤出全县之后，一路往南，军部也迁至全县以南60公里外的兴安。这时候张发奎尚在桂林，便派人到兴安接陈牧农前往桂林开会。陈部将领已经意识到本军军长即将大难临头，极力加以劝阻。陈牧农不听，到达桂林后立刻被逮捕。据第四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李汉冲说，陈牧农被捕之后觉得自己罪不至死，还托代理军长胡栋成营救。但是被扣押三天之后，蒋介石就来电，命令枪决陈牧农，“以昭炯戒”！9月20日，全县陷落一周之后，桂林防守司令部司令韦云淞遵照蒋介石和张发奎的命令，于当地处决了陈牧农。在得知自己要上刑场的消息，陈牧农说：“张长官害了我！”
陈牧农之死蹊跷甚多。抗战期间蒋介石枪毙的高级将领大多都会有个形式上的审判，从放弃济南的韩复榘到将长沙烧成一片焦土的酆悌莫不如此。但枪决陈牧农没有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也没有押赴重庆，而是交由第四战区的一个防守司令部这样下属机构处决，这就未免让人怀疑蒋介石有些操之过急了。甚至有怀疑认为蒋介石是在杀人灭口。
到目前为止，对于陈牧农之死有数种解释。第一当然是杀人灭口说。李汉冲回忆说，陈牧农在出发前往广西前可能有蒋介石私下相授，要陈消极抵抗。之后蒋因担心陈牧农将此事和盘托出便杀人灭口。我认为蒋介石即使有可能让陈牧农消极抵抗，灭口也不构成他决定杀人的主要动机。但是他肯定不能容忍93军几乎一枪不发便放弃全县，这显然大损蒋介石的威信，将其置于尴尬境地。何况全县陷落前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正在桂林视察疏散情况，对蒋介石大加抨击，两人矛盾到了完全不可调和的地步。到10月蒋介石和史迪威正式决裂。史迪威被召回。由于湘桂战场上连连败退，中美混合空军丢掉了衡阳和零陵机场，史迪威正准备撤退桂林和平南丹竹机场的中美混合空军部队。陈牧农未经抵抗放弃全县，授史迪威攻击蒋介石的口实，给他们的争斗火上浇油。蒋介石可能在一怒之下便做出杀人决定。同时，也不排除蒋介石用杀死嫡系将领的做法震慑那些即将参加桂柳会战的军人们。
第二是张发奎报复说。长衡战役当中，国民革命军第4军守卫长沙，仅仅4天城市便失陷。蒋介石处决了军长张德能。4军是张发奎的起家部队，张德能是张发奎的老部下。有人传说张德能是张发奎的族弟或者族侄，因而张发奎挟私报复，杀陈牧农泄愤。李汉冲否认了这种说法，声称张发奎自始至终并未想过杀陈牧农，只是想将其撤职查办了事。从职权隶属上来说，张发奎并没有杀陈牧农的权力。作为一个有职无权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也没有足够大的决心去处决一个中央军嫡系将领，至于桂林防守司令韦云淞，他就更没有这个胆子敢擅自杀人了。
但是张发奎与陈牧农之死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并不见得如此。当然根子还是在老蒋那儿。9月2日，蒋介石发给陈牧农的密电当中说，“务期在敌人断续攻击之下，能固守三个月以上。”9月9日，蒋介石在回复张发奎的密电当中重复了这一命令：“全州应死守。”并明确说：“至粮弹器材之屯备，限维持约三个月之用，作战三个月后，准备以空运补给。”但是在关键的9月12日，蒋介石突然改口了。他在给张发奎的密电当中说：“93A留一部坚守全州，不得已时节节抵抗，支持两星期以上时间，主力转移桂柳方面。”蒋介石这个突然的转变不知道是否传达到陈牧农处，毕竟9月13日93军就放弃了全县。不过张发奎对李汉冲也说过类似要求“节节抵抗为期半月以上”的话，不论是否以书面的形式还是口头的形式传达到陈牧农处，的确也动摇了陈牧农的抵抗决心。因此陈牧农被枪毙前说“张长官害了我”，不全没有道理。问题是：没有人让陈牧农不做任何抵抗就弃城而逃。至死他都没想明白这一点。
陈牧农之死的第三种说法是93军副军长符昭骞陷害说。符昭骞想要自己当93军军长，因此抓住陈牧农不战便弃守全县的把柄向蒋介石告状。对于符昭骞陷害陈牧农的动机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即符昭骞是93军内部亲共人士，试图通过陷害陈牧农而掌握93军，进而赤化之。符昭骞本人的确与共产党有较深交往，1950年策动了裴昌会兵团在川西的起义。但是这种说法基本站不住脚。这是因为符昭骞非黄埔的海归身份不可能让蒋介石甘心将一整个中央军交给他，这点自知之明符应该有。至于通过陷害军长而夺权再到赤化一个军，老实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还没有那么大的决心和本事做到。董振堂、赵博生、高树勋、曾泽生等非嫡系将领起义，都是让老蒋倒行逆施给逼的。1949年以前，共产党压根就没有真正掌握中央军任何一个军或者军以上的单位。1949年以后呢？国民政府都逃到台湾去了，中央军能不跟着树倒猢狲散么？话说回来，老蒋对于符昭骞的确有所提防。李汉冲回忆说陈牧农被逮捕后军长职务由符昭骞代行，极有可能是临时代理职务，之后才有命令让另外一个副军长胡栋成少将代军长。陈牧农9月20日被枪毙。10月4日就有以“代军长胡栋成”为名义的发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电报。符昭骞处理军长工作最多不到两周，甚至根本就没有代理过军长职务。10月份之后，军委会有命令，调中央军校第六分校主任甘丽初出任93军军长。10月26日，甘丽初到任。甘丽初和胡栋成都是黄埔一期学生，都是广西人。但是在政治上并不属于新桂系，而是黄埔系。1950年在广西抵抗解放军的时候双双阵亡。老蒋对这两个人真没看走眼。
不管陈牧农死因有多么复杂，唯一可以确认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战便弃守全县，因此必死无疑。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原因不得而知。陈牧农并非没有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也不是胆怯之辈，应该不会怯战。我认为蒋介石可能私下暗示过陈，要他消极抵抗，保存实力。陈牧农很可能会错意，将“消极抵抗”理解成为“不抵抗”。总之他的这一错误决定让他付出了生命。第四军军长张德能据守长沙期间因部署失当，部队在过湘江时被日军半渡而击，迅速溃散。在湘江当中就淹死1000余人。这就要了他的命。陈牧农之罪比张德能更大更甚，被处决是必然的。在豫湘桂会战当中，人们唯一需要问的是，为什么没有处决迅速丢失河南的汤恩伯和蒋鼎文？蒋介石杀陈牧农，带有明显的杀鸡儆猴的意味。只是，杀鸡儆猴的时候，杀多大一只鸡是有讲究的。如果对方是一只鸵鸟，说不定还会伤了自己。　　符昭谦（）广东文昌（今海南文昌）人，字孟腾。云南讲武堂第十二期、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九期毕业。历任滇军排长、连长、副官、黄埔军校第1期区队长、东征军独立团营附、连长、第2师团部参谋长、第1军交通处副处长、处长、第17师团附、团部参谋长、参谋处处长、第83师参谋处处长、第78师团长、教导总队参谋长、第14军参谋处处长、代理参谋长、第9军参谋长、第85师255旅旅长、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第14集团军参谋长、第93军副军长、代理军长、江西军管区参谋长、甘肃军管区参谋长、第3兵团副司令官兼武都警备司令。1949年9月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军事学院教员。1952年转业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日病逝北京。&
胡栋臣及黔桂绥靖司令部覆灭记 胡栋臣，又名栋成，别名东臣，广西修仁（今属荔蒲县）人，国民党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即黔桂绥靖司令部）司令。1949年，广西全境解放前夕与张光玮（注）一起率残部败退西隆（今隆林，下同），日被解放军围歼，胡栋臣走投无路，于西隆县克长乡岩洞自杀身亡。
　　走投无路&兵败隆林
　　1949年2月，淮海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挥戈南下，进军华东、华南。时国民党华中军政公署长官白崇禧妄图死守广西，负隅顽抗，并为从海上逃往台湾、从陆地逃往越南、缅甸作准备，报经国民党行政院、“党中央”批准，将原湖北孝感第六绥靖区迁至广西，改建为“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即黔桂绥靖司令部），企图在黔桂交界处建立反共反人民的“根据地”，并委任张光玮（国民党中将）为司令，胡栋臣（蒋嫡系，国民党中将）为副司令，万式炯（国民党少将，原国民党十三绥靖副司令）、张秉忠（原国民党总统府警卫团长，国民党中将）任参谋长，由白崇禧及桂林绥靖公署指挥。当时广西战事吃紧，司令部于六七月移师百色。
　　日，张光玮在百色召开所属民团司令、保安团长、专员、县长及司令部处以上军官30余人参加的军政会议，会后，得知人民解放军已由巴马向田阳进军，便于12月2日凌晨率部4000余人逃往田林旧州，准备下一步逃往越南。12月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百色城，张光玮、胡栋臣更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西隆县位于滇、黔、桂结合部、广西西北端。这里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人民生活贫困，又是个多民族的县份。国民党鞭长莫及，西隆不仅成了“三不管”的地方，而且成了土豪劣绅、流氓地痞争霸掌权之地，加上国民党反动政府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造成民族关系紧张复杂，张光玮、胡栋臣正是利用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政治环境、民族关系，于日率残部2000余人从田林旧州退至西隆县城。
　　张、胡退踞西隆县城不久，曾给靖西专员赖慧鹏去电询问可否经靖西逃往越南，赖慧鹏和百色专员陈汉流给张、胡二人复电称往越南路已不通，并告知赖、陈二人已决定起义，归向人民，希望张、胡二人也认清形势，尽早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后来张光玮又得知副司令万式炯也已在贵州安龙县向解放军投诚，顿时感到大势已去，张光玮便于日率千余人在西隆县城中山公园召开起义大会，并致电中共中央、毛主席，然后按解放军通知于日前往田林旧州与解放军谈判改编事宜。胡栋臣对张光玮投诚深为不满，背地骂张是“叛徒”，趁张光玮去旧州与解放军谈判之际，策动叛乱，于日拉出500多人逃往贵州册亨县巧马区，并自任司令。可是到巧马不久，又得知册亨县城已经解放，不敢久留，只呆了六七天又窜回西隆，盘踞隆林克长乡，妄图伺机再起。不久，胡栋臣又网络了西隆县民团副总队长杨登鹏（苗族），组建新编四十二师，并任杨登鹏为师长，克长乡顿时众匪云集，成了“匪窝”。
　　垂死挣扎&疯狂反扑
　　虽然胡栋臣残部多年来都有与解放军作战的经历，而且都是一帮死顽固派，但面对解放军摧枯拉朽之势，明知“东山再起”无望，却也不愿“立地成佛”，总想作最后挣扎。胡到克长才10来天，为了“杀鸡给猴看”，以镇住克长及西隆人民，于1950年腊月二十八日窜到邻乡岩茶乡蚀岩村以“剿共”为借口烧杀掳掠之后挟持了20名老实巴交的村民到克长，然后以“土共”的名义惨加杀害，制造了远近闻名的“二八”惨案。令胡栋臣始料不及的是，他们滥杀无辜的暴行不仅“镇”不住克长人民，反而激起了克长人民和西隆人民的极大义愤，胡栋臣匪部也为自己埋下了最后灭亡的种子。日，中国人民解放军7000多人兵分3路，分别从云南罗平，贵州，广西百色浩浩荡荡进军西隆，当日，占领了匪四十二师师长杨登鹏的老家长发乡（离克长乡仅,20来公里），3月1日，杨登鹏听说此消息后，亲自带了一个连60人直奔长发看个究竟，不料到半路与解放军的先头部队相遇，双方立即交火，匪徒被击毙、击伤多人，杨登鹏也被炸伤左脚，在下属的掩护下仓惶逃命，躲进了深山老林养伤。解放军乘胜追击，直奔克长。当天正是克长街日，当匪兵发现解放军后，激烈的枪炮声立即响了起来，一些早已厌恶了躲躲藏藏的匪兵夹杂在赶街的群众中四处逃命，黔桂绥靖司令部秘书长张秉忠也带着一伙股匪逃出了克长，剩余的各路残匪，在解放军猛烈炮火攻击了3个多钟头之后被击毙了41人，团长马克、谭振辉以下300多人被俘，胡栋臣被逼上克长小学后山的岩洞中，深感绝望，当着老婆的面开枪自杀身亡，结束了他反共、反人民的一生。
　　胡栋臣灭亡之日，也是西隆人民获得解放和新生之时。但是，县人民政府成立后，仍面临艰巨的剿匪任务。由于种种原因，县内的地痞、惯匪及国民党残余势力仍未得到应有的打击，他们仍在深山老林中藏匿，继续危害人民，并妄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5月份起，这些散匪在西隆境内连连制造恶性事件，杀害我政府工作人员、农会干部、人民群众达数十人，还制造了血腥的“德峨岩洞事件”（当时德峨乡政府在岩洞办公）。日，200多名匪徒包围了岩洞，受到解放军、县大队战士的顽强抵抗，第三天，匪徒到街上搜集了大批干辣椒，用火烧后往洞里灌烟，我们的战士和工作人员顿时失去了抵抗力，被土匪打死或被拉到街上杀害，牺牲的烈士达17人之多。
　　为了更好地消灭盘踞在西隆、西林境内的残匪，接上级指示，西隆县政府、驻军进行战略撤退。日下午，县人民政府、县大队、驻军暂时撤离西隆。
　　县人民政府、驻军撤退后，匪霸陆尔福（国民党戡乱建国军第十六师师长，隆林人）立即返回西隆，被杨登鹏委任为“西隆县长”之后，就坐镇克长继续与人民为敌，与共产党作对。此时，解放军正在滇、黔、桂沿县清剿残匪，而各路匪帮、国民党残余以为西隆是一块真空，又蜂拥而至，先后有云南广南的匪首王佩崘部、贵州兴义匪首刘爱吾部、余启佑部、刘范武部、屠建远部，流窜滇、黔、桂边境的“广匪”黄七部等匪帮不下3000人聚集克长，残害人民，与共产党作对，对西隆人民犯下了新的罪行。
　　途穷末路&彻底灭亡
　　残匪疯狂之时，也是他们灭亡之日。
　　正当残匪进入了我军为他们安排的口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7000余人兵分3路，从云南罗平、贵州、百色挺进西隆，与西隆人民一道，扫荡在西隆境内的残匪，至1950年10月底共歼灭黔桂绥靖司令部等残匪8000多人，原四十二师师长杨登鹏、伪县长陆尔福均被击毙，张秉忠带领国民党总统府警卫团残匪从云南返回西隆时被活捉，残匪全部被覆灭，西隆成了广西最后一个解放的县份。&
　　（注：张光玮，原国民党中将，黔桂绥靖司令部司令（先），日向人民投诚。解放后党和政府对其一直信任和重用，安排其担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并历任广西区政协一、二、三届政协常委。日病故。）
&第83师师长陈武：中将，原名陈光武，，文昌市会文镇沙港上圮村人，1937年10月授予陆军少将，1948年9月授予陆军中将，黄埔一期毕业，1928年任少将团长，历任八十三军二四九旅少将旅长、中国远征军第九十七军军长、整一军副军长兼九十师师长、第五兵团副司令兼九十军军长，去台湾后任“国防部”中将高参。
1924年春毕业于江西讲武堂，后入第一期，毕业后参加东征。历任教导一团三营九连排长、上尉连长，于克复兴宁、惠州之役中，建立战功。北伐时参与讨伐孙传芳之役，任十四师中校副团长兼第二营长。在龙潭激战和围歼孙逆之役立下战功。
1928年，历经台儿庄、临城等役，积功升任团长。后奉准赴日深造，先后就读陆军步兵及自动车学校。“一二八”沪战爆发后回国，曾任八十三师二四九旅少将旅长，参加“围剿”苏区；1933年参加古北口长城抗战。
1937年调陆军大学将官班二期受训，抗日战争开始后，与日军“熊本第六师团”喋血激战于北平西山之门头沟，负伤指挥，完成任务，升为中将师长，继续与日军在山西中条太行山区周旋。1939年在山西翼城大捷，获总长何应饮特令嘉奖。1944年任副军长，曾奉派赴印度参加美军战术训练。回国后，历任九十七军军长，整一军副军长兼九十师师长，曾随军进攻延安。瓦子街之役后，奉命成立九十军，遂以第五兵团副司令兼任该军军长。
1950年4月，从重庆返琼探亲，后去香港转去台湾，历任“国防部”参议、高级参谋等职。
1983年6月病逝，享年78岁。著有《短途突击之研究与对策》、《倭寇对我作战之教训》、《日本作战要务令》等书。
新八师师长马叔明，1905年出生于湖南省辰溪县。1924年12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1926年1月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官，师部科长、上校参谋处长等职。1935年后任第九师第五十六团团长，调驻福建永定，并在县署地址建筑中山公园，并在公园的东北建筑图书馆。1937年，马叔明任预四师副师长。1938年，预备第四师马叔明部由常德迁驻辰溪，驻防修溪乡的征溪、木洲一带。不久，马叔明接替袁朴任第九十五军第八师师长。1940年12月，第九十三军军长刘戡将新八师师长陈牧农调任第十师师长，由马叔明任新八师师长。他以傅砚农为副师长、范程远为参谋长，下辖第二十二团（团长唐嘉蔚）、第二十三团（团长熊宗宽）、第二十四团（团长李兴）。
1924年入滇，就职于川军石青阳部及陆军讲武堂。次年赴广东，投，任连长、营长、团长及北伐军总司令部征募处上校科长，参加北伐。1927年11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第二局局长。次年1月，调任新编第十军参谋长，后该军改称第，仍任参谋长。9月，军队复员编遣，改任陆军第十三师第三十八旅旅长，驻防兖州，不久升任第十三师副。1931年5月，第十三师开拔，调任武汉警备旅旅长，并进入湖北省政界，历任湖北省政府委员、省民政厅厅长。制订并颁施《各县政治战斗方案》，组织地主武装，配合湘鄂川边“清乡”督办等的正规部队，向、湘鄂西等苏区和红军不断发动“围剿”，亲率部队在、一带进行封锁、搜查，包抄根据地。因“剿共”卖力，从1933年2月起，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厅厅长、庐山军官训练团政治教官兼办公厅主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研究委员会主任、陆军第十八军第九十四师等职。
七七事变后，所部奉命开赴抗战，改任第九十七军军长，兼自卫军总指挥。1938年4月晋升。次年3月，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兼管民政，统率河北民军。朱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仅1939年属部制造的冀中等县惨案，就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400余人，时人称朱为“摩擦专家”。1940年2月，受密令，指挥、、侯如墉部，三路围攻太行山区的八路军。1941年至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1940年8月，再度出任省民政厅厅长。在省政府主席陈诚赴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期间，代理主席职。主持“高干会”，组建“民众训练委员会”，专事特务秘密活动。中共鄂西特委书记被叛徒出卖遭捕后，他亲自进狱诱降，受到痛斥。后来何被杀害，朱受嘉奖。1944年7月，陈诚任军政部长，调离，朱亦调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副监，兼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5年5月，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旋以军事委员会特派员身份奉令宣抚。
1946年4月，以“做大事不做大官”标榜，回到家乡任县长。时省政府主席对其不发委任状，改下聘书，以示礼遇。在1年，拟订《建设新黄冈计划》，勒令各地整顿保甲，训练壮丁，，增哨加卡，专门对付共产党。提出“一家通匪，五户问罪”的口号，滥施杀戮，扬言“要在3个月内剿完的共党组织”，1947年夏，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不久，陈诚离开东北，他亦回武汉寓居。
1948年夏，受省政府主席之邀，任湖北省企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该组织后改名“湖北省实业公司”，朱被选为董事会董事长。该公司设在石膏矿公司二楼，主管省政府接管的日伪期间开办的50多个省属企业厂矿。常邀一批政界落魄人士聚会，以“将毕生从事振兴实业”为幌子，企图东山再起。1949年春，于办公室旁设暗室，襄助堂弟策划省政府组阁人员名单，自荐任省政府委员、鄂西行署主任。5月，武汉解放；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鄂西，他由成都飞转遁台湾，任顾问。
此后在台相继任“行政院设计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总统府”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日病死于台北。
暂编2师师长曾晴初&&&& （）少将。原名祥云，字宇明，四川隆昌人，生于 日。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官学校区队长。1933年任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3支队支队长。
1939年任新编28师副师长。1940年任军政部第30补训处少将处长，后任隆昌师管区司令。1943年任第93军暂编2师师长，后又兼任新双对空警备区司令。1945年4月被撤职。
1946年任第28军官总队总队附。1947年任成渝铁路工程局警务处处长。1949年秋任四川水上警察局局长。
1950年初在成都向解放军军管会自首。1970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病故。
　　该军于1945年6月由昆明行营第1路、第2路指挥部合并改编。1946年3月空运东北，与东北民主联军作战。日，该军所属在锦州、义县被歼。 &　　二、隶属关系： &　　第1方面军（1945年6月——1946年3月） &　　第1集团军（1946年3月——1946年9月） &　　第1兵团（1946年9月——1947年3月） &　　东北保安司令部（1947年3月——1948年1月） &　　第6兵团（1948年1月——1948年10月） &　　三、序列沿革： &　　1945年6月成军时序列： &　　军长卢浚泉，副军长谢崇文/盛家兴、董汉三，参谋长安守仁 &　　暂编第18师，师长许义浚/景阳 &　　暂编第20师，师长李韵涛/王世高 &　　暂编第22师，师长杨炳麟/龙泽汇 &　　1948年6月盛家兴接任军长时序列： &　　军长盛家兴，副军长龙泽汇、张文博，参谋长殷开本 &　　暂编第18师，师长景阳 &　　暂编第20师，师长王世高 &　　暂编第22师，师长李长雄（代） &　　四、主官简历： &　　军长卢浚泉）县炎山人。彝族人。的叔叔。十五期炮科毕业。春到广州，任学生队区队长。随军参加。入黄埔军校轮训班。后留校任第三期学生队区队长、入伍生第一团第三营连长、营长。1927年回云南任第九十八师中校参谋、第十路军总指挥部军官候补生队大队长。1930年调任第九十八师第三旅第六团营长，参加了对广西的作战。1931年升任第十路军卫士大队大队长。任云南补充大队大队长。1935年所部改编为近卫第一团，任团长。升任近卫第一旅。爆发后，率近卫第一旅守备滇南前线。1941年所部改编为暂编十八师，任师长。任第一路军指挥官。1944年所部改编为第九十三军，任军长。抗战胜利后赴受降，任警备司令。被迫离开云南后，奉命率部开赴东北作战。1948年3月兼任警备司令。1948年5月任东北“剿总”第六兵团中将司令，兼锦州警备司令。1948年9月授。同年在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59年12月特赦获释。曾任云南省政协秘书处专员、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逝世。著有《防守红军过普渡河的回忆》、《锦州国民党军被歼记》等。&俘获国民党中将司令官卢浚泉& & 1948年10月，东北人民解放军第9纵队的3个师先取得锦北战斗重大胜利，后担任锦州城南突破任务，迅速打开突破口，随即向纵深发展，歼敌1.5万人。& & 10月14日上午10时，总攻开始。大炮隆隆、大地颤抖，战士们潮水般地向锦州市区突入。下午4时，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和国民党第六兵团中将司令官卢浚泉等人开始化妆为老百姓向锦西突围。在战役准备阶段时，各部队就已经接到上级内参，干部战士都已经知道敌军团长以上干部的姓名和主要特征，如卢浚泉个子较高，口内有金牙，生气时两眉之间起包，云南口音。9纵部队3个师围着锦州进行拉网式清查，搜剿逃跑的敌人。当化名为老刘的范汉杰在走过西海口和高桥到锦州的公路上时，即被我军俘获，立即送到9纵司令部，被司令部的军法干事冠军审出。& & 化名为老李的卢浚泉等人在第二天已经跑到离锦州有25公里叫娘娘宫的一个地方，但还是没有跑出我军的包围圈。当他们稀里糊涂地跑进一个村子，村子里的老百姓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把他们又吓跑了，没等出村，就叫我军战士发现，立即盘问：老乡！站住！哪来的？上哪去？随卢浚泉逃跑的一个国民党上校故作镇静地回答：从沈阳逃难来的！战士一听，云南口音。就报告了一个解放军干部，干部随即按个就问，你叫什么？是干什的？你叫什么？是什么职务？都没有说实话。卢浚泉回答姓李，是兵站分监部的少校军需。就把这些俘虏送到师部。& & 我（李启东）当时在师部是军法干事，负责审讯俘虏。我师抓住80多个便衣俘虏。为了便于清查职务较高的，防止高官漏网，就把俘虏按年龄分组审讯。& & 40岁以上的俘虏都归我审讯。第一个被查出的的是第六兵团政工处少将处长方济宽。第二个被查出的就是第六兵团中将总司令卢浚泉。当时卢浚泉穿一身破旧便装，穿一双破棉鞋，戴个礼帽。当时部队都穿夏装。我找他时他正吃饭，是高粱米饭白菜汤，看我过来就用帽子把脸挡上，躲到一边去，我看他很可疑，就等他吃完饭，叫他跟我走。走到半路上，遇见一个穿一身青衣裤子上有撕破的大口子挑水的年轻俘虏，见到卢浚泉很惊慌，卢浚泉给他使了一个眼色，那个年轻的俘虏很快就走了，我发现他们两个肯定有关系。& & 卢浚泉跟我到了我的住处，我就问他是干什么的？姓什么叫什么？什么职务？他说是锦州飞机场的保管。我叫他脱鞋看看，两脚走路走得都是水泡；我叫他张嘴，一看满口大金牙；我又故意气他，使他生气，两眉之间果真起个大疙瘩。我一看他和内参上介绍的面貌特征完全相符。我说，卢浚泉，你不要装了，你是第六兵团总司令，曾是93军军长，你是中将。他说，我不是。我说，我给你找证人。我把先被我查出弄清身份的方济宽叫来，让他认。方济宽这时也打马虎眼，说不认识。& & 我立即通知看守排，在操场上集合所有的年轻俘虏，我先向大家讲了解放军的俘虏政策，再从俘虏群里找出了那个穿青衣裤子上有口子的年轻俘虏，我让他在我面前立正站好，突然问他，你是卢浚泉的什么人？他毫无准备地说我是卢浚泉的随从副官。我说，你把你们从锦州跑出来的经过说说吧！他介绍完逃跑经过，我说，你要准备立功！我带他去见卢浚泉，卢浚泉一看他的副官来了，就再也不说什么了。& & 第二天，我带人把卢浚泉送到东总司令部，给他照完像之后，林彪司令员立即接见了范汉杰和卢浚泉。林彪问卢浚泉，我曾经派人给你送了一封信，劝你早日走上光明道路。卢浚泉说没有收到。林彪让卢浚泉给守长春的国民党60军军长曾泽生拟电，卢浚泉照办：锦州已经解放，劝他不要再步锦州后尘，不要再抵抗了，否则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在锦州解放的形势下，在解放大军的压力下，10月17日，驻守长春的国民党60军宣布起义，后改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曾泽生仍为军长。
&&&&法军因降顺了日本还被缴械关押，怀恨在心，便滥杀和虐待日本战俘。反是中国军队严格按照国际公约对待日军战俘，进入集中营后发给主副食和代金，野战医院收治其伤病员，进行感化教育冀其懂得和平道理改变武士道崇拜。因此转移到16度线以南英军受降区的日军都追悔莫及，而向中国军队投降的日军则感激涕零，绝大多数都'模范’服从管束，遵守纪律，外出时见了中国军人便立到道旁，认真敬礼。方传一历经南京大屠杀、日本空军对大后方的狂轰滥炸等，父母是在长沙大火中逃生后被日机炸死的，国恨家仇不可谓不深，却几次说“再没有比日本战俘更好管的战俘了”。
&&&&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露出胜利曙光时，-26日，中国、美国、英国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于12月1日发表《开罗宣言》，宣示了盟国对日作战宗旨和处置侵略者日本的安排；“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中、美、英三国（苏联在对日宣战后加入）又于日发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八条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盟军最高统帅部日发布第一号命令，规定“除满洲外中国境内的所有日本部队，包括空军、海军、陆军和后勤部队，以及台湾和北纬16度线以北法属印度支那的全部日军，都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受降。”划分的由中国受降的印度支那区域包括越南北方、老挝大部及泰国北部，而且在开罗会议上决定将越北由中国托管。这表明对中国反法西斯巨大贡献的承认，以及中国在战后世界的重要地位，因此全国上下极为振奋和重视。
&&&&中国政府决定将驻云南的第一集团军扩编为第一方面军，辖滇军的第60军、93军，中央军的第52军、广东的第62军，及三个独立师，由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任第一方面军司令和受降主官，承担入越受降的历史重任。天津故胸科专家方传一时任93军少将军医处长，参加和见证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我认识方传一先生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那时他刚解除关押，半摘半戴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参加重建天津市结核病院。所谈论的多是那个时代的话语，他“为美国飞虎队服务”和“入越受降”等'历史问题’，在文革结束后才陆续谈及。
&&&&方传一是安徽巢湖柘皋镇人，少曾随做郎中的父亲学医，十八岁时（1937年初）去南京警备师第九旅参军。不久淞沪会战（－11.12）爆发，激战两个月后，日军利用大雾在杭州湾登陆，实施迂回包围，国军全线溃败。在日军围城前，警备九旅护卫军事委员会的部分机构撤离南京。方传一一路帮医生护理伤员，就此立下救死扶伤的志向。辗转撤到云南后，闻知美国开始非正式地援华，急需翻译和医务人员，在昆明医学院成立了医学和英语两个专修班，他便考进了医学专修班。方传一因英语较好，1941年中被中国空军第五路司令部选派到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陈纳德飞虎队（美国对日宣战后，日改编为美国空军第10航空队第23大队，1943年3月又扩编为第14航空队）服务，跟随转场于昆明、保山、桂林、蒙自、南宁等地。直到三年医学专修班毕业，分配到第一集团军暂编第18师，担任卫生队队长。
&&&&暂编第18师的前身是滇军系统的60军第1旅，旅长是卢汉的侄子卢浚泉，参加过台儿庄会战和武汉会战。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及印度支那后，打通了从背后进攻中国大后方的道路，在江西的60军被紧急调回云南，第一旅负责防守滇南的河口、蒙自一带。云南军民结成抗日铜墙铁壁，直到日本投降，日军始终未能跨进滇南一步。第一旅因作战出色，先扩编为暂编第18师，1944年又扩编为第93军。入越受降为壮国威，又进行了补充和换装，一色的美式新军装、皮靴、卡宾枪、航空曲尺手枪、还有火箭炮等，军容十分威武。人员也进行了补充调整，方传一升任军医处处长。
&&&&第一方面军接受入越受降任务后，于8月31日电令越北的日军派代表到蒙自洽降。次日，日军驻越南的三十八军团司令官土桥勇逸的代表、参谋长酒井干城一行来到蒙自。大概是中国军队在印缅战场打出了威风，特别是新六军在缅甸北部全歼了日军最精锐的第十八师团，令印缅、印支战场的日军丧胆的缘故，越北的日军洽降代表没有像它地日军洽降时表露的桀骜不服气，而是很恭谨的样子，当天便转乘给安排的美军教练机赶到了开远。
&&&&9月2日上午10时，在开远的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礼堂举行了洽降仪式。仪式按照中国战区芷江洽降的规定办理。有一方面军司令部人员，昆明行营、驻昆明机构、当地政府、和盟国的代表，以及新闻记者等参加。方传一随93军军部的部分军官参加了仪式。酒井干城见到卢汉，急忙趋前一步立正，毕恭毕敬地行军礼。洽降仪式由第一方面军参谋长马锳主持。酒井干城等日军洽降代表肃立阶下，签署降书，呈交越北日军人员及装备各项表册。马锳向日军洽降代表宣读命令（《中国战区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备忘录》，汉字第一号，日），命令日军不准再有任何军事行动；详尽呈报驻越北所有日军人员、武器弹药及其它装备的名录清单；和日本陆、海、空军集中听候受降的地点。
&&&&洽降仪式后，入越受降军队从滇越、桂越边界分四路开进越南。60军经河内再推进到北纬16度线，分驻顺化、清化和南定地区；62军进驻海防市；52军开进老挝万象，接受老挝和泰国16度线以北的日军投降；93军随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在河口附近越过南溪河，沿滇越铁路向河内推进。当时正值东南亚的雨季，大雨连绵，红河流域洪水泛滥，所有村庄、道路都成了泽国。部队冒雨在大水中跋涉，重型武器和车辆动不动就陷在泥沼里，方传一乘的吉普车也不知多少次陷在泥诏中，行进十分艰难。越南人民在日军铁蹄蹂躏下已有五年，更在法国殖民统治下几十年，见到中国军队到来，又惊又喜，携带各种食物，手执中国国旗和越南联盟旗帜，冒雨趟水在道路两旁迎接。一路十余天，都是越南人民煮好饭送来。华侨尤为热情，组织了工作队，携带干粮提前守候，为入越中国军队做向导和翻译。越南雨季疟疾流行，蚊虫侵袭。方传一他们医务处向越南人民分发急需的治疟药、防蚊油等。
&&&&93军于9月20日到达河内，军长卢浚泉担任河内警备司令，以中文和越文宣布，不干涉越南内部事务，越南人民是我们的朋友，行政机构人员照样供职，凡遵守法律之人民不论国籍均予保护等。方传一医务处领导的野战医院由美国援助，设施和药物比较齐全，到达河内架设起来后，为当地人民诊疗，经常是免费，受到越南人民欢迎。越南人民也将中国军队视为解放者，尊敬地称为“瓮惯”或“惯豆”，意为军官先生。河内到处贴着“欢迎中国军队”等中、越文字的标语。越南华侨很多，更是心向祖国，把中国军人当做自己人，争相宴请。不少侨胞女青年向入越国军的青年军官表示好感，谈情说爱、就地结婚者可是为数不少，下级军官和办事员都有得到富商女垂青的。方传一时年26岁，已是将级军官，相貌堂堂尚未婚娶，还是有文化的医生，当然是不知多少女青年追逐的对象。方先生对我这个晚辈，有时还当着夫人（回国所娶,徐光启十七世孙女），自不会讲说少年风流韵事，只几次说入越受降那段日子是他一生最惬意、或最美好的时光。不过从他讲话时追忆的眼神和露出的笑意，倒也可想见当时的风光旖旎。&
&&&&当时越北驻有日军第三十八军团的21师团、第34独立混成旅团和一些特种部队，还有部分海军和空军，共3万多人，按照中方命令，将陆军集中在河内以东、海防以北地区，海军集中在海防，空军集中在河内嘉林机场，各类战争物资集中于河内，听候受降。
&&&&日本宣布投降时，越北原有日军8万余人。日军害怕在中国大肆屠掠遭到中国军队报复，又臆想与英国原有同盟之谊，便将大批部队和装备转移到由英国受降的越南南部，希冀讨好英国得到优待。不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英法都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二战中英军把盟友法军抛弃在敦刻尔克海滩上自行逃命还反手插了一刀，袭击摧毁了法国海军，大概自觉有欠又要遏制共产主义，此时便积极帮助法国重返印度支那，把法军从日军集中营放出来加以武装，协同英军接收。法军因降顺了日本还被缴械关押，怀恨在心，便滥杀和虐待日本战俘。反是中国军队严格按照国际公约对待日军战俘，进入集中营后发给主副食和代金，野战医院收治其伤病员，进行感化教育冀其懂得和平道理改变武士道崇拜。因此转移到16度线以南英军受降区的日军都追悔莫及，而向中国军队投降的日军则感激涕零，绝大多数都'模范’服从管束，遵守纪律，外出时见了中国军人便立到道旁，认真敬礼。方传一历经南京大屠杀、日本空军对大后方的狂轰滥炸等，父母是在长沙大火中逃生后被日机炸死的，国恨家仇不可谓不深，却几次说“再没有比日本战俘更好管的战俘了”。这固然是日本的国民性和战败气夺胆丧的缘故，但多少也是感化所致吧。
&&&&当时方传一他们医务处的工作极为繁忙，除93军本身外，还要对从日军集中营解救出的四千四百多名法籍战俘，和河内集中营的日军战俘、加上几百名日本文职官员和日侨进行卫生管理和检疫防疫，以及伤病患者的医治等等。几名患肺病的英、印战俘用飞机先送去印度，法国战俘经接收核点后由法国自行用船运走，日军战俘除战犯外经核查教育后分10批遣返。这些人在遣返前全经卫生检疫并给打了防疫针。由于工作得力，如此大规模的集中管理和遣返没有发生疫病。
&&&&驻越日军投降时，其长官曾向一方面军提出请求，希望能准许他们留居越南，划块荒僻的地区给他们屯垦生产，因为战败后日本国土已缩减到明治维新以前的状况，而人口却比明治维新时增加了数倍，若一齐回国，将难以生存；如允许留下，只要有用他们的地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其情可悯其意也诚，但因为内外局势变化，还是把他们扫数遣返了。
&&&&第一方面军司令部设在河内的原法国驻越南总督府。日上午，越南日军投降仪式在这里举行。特务团和93军士兵在总督府和府前广场守卫森严。府前旗杆上高扬着中国国旗。国民政府代表、方面军司令部少校以上军官、入越的各军、师、团高级军官包括方传一在内，还有一方面军美军司令嘉礼格等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英国派代表参加，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独立联盟派代表观礼，还有各界来宾、华侨代表和各国新闻记者，出席仪式的共一千余人。原越南法军司令亚历山德里要求作为法国代表参加受降仪式和悬挂法国国旗，鉴于他投降了日军和法国不在《波茨坦宣言》的战胜国和受降国之列，被中方拒绝，没参加或是生气走了。
&&&&受降大厅正中悬挂孙中山像和中国国旗，两侧悬挂中、美、英、苏四大盟国国旗。中国受降主官卢汉坐在上首主席席正中，两边坐一方面军正副参谋长马锳和尹继勋，左面是盟军代表席，右面是中国将领和代表席。上午十时正，日军司令土桥勇逸、参谋长酒井干城、二十一师团长三国直福、和海、空军代表共六人鱼贯而入，面对受降主官肃立行礼。卢汉宣读了日军投降书的条文，日本代表签字后即退出大厅。卢汉又宣读了《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布告》，然后仪式结束。当时国内外报社纷纷以“抗战常胜之师接受侵越敌寇投降”、“普天同庆，举世同贺，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四强”等为题作了报道。马锳和参加仪式的财政部代表朱契、滇缅联军代表陈修和于此都有记述。
&&&&但蒋介石把滇军主力派去越南受降，而把印缅战场的嫡系部队调回云南，实际包藏祸心——“调虎离山”后就“上房抽梯”，炮制了《占领越南军事行动及行政设施十四条》，允许法国重返印支再行殖民统治；接着趁滇军尚未警醒、在河内举行受降仪式的第四天，就在昆明发动兵变，剪除了'云南王’龙云，使在越滇军进退失据。然后又软硬兼施，要将滇军作为他打内战的炮灰。
&&&&那时越北的局势十分错综复杂。由越南东洋共产党（劳动党前身）、社会党、国民党、各界救国会等组成的抗日统一战线“越南独立联盟”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组织“8.19”起义，宣布独立；一方面军尊重和支持越南人民独立和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意愿，没有成立军政府而只成立了占领军司令部；法国急于恢复大国地位和重返印支，在英国帮助下在越南南方武装集结，从陆、海两路北进；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国入越受降成果和越南人民的利益，来换取英、法对其发动内战的支持，同时扶植越南国民党及其武装；一方面军则与越盟相处融洽，胡志明、武元甲等与一方面军首脑时相往来，建立了友谊，双方并换文给予在越华侨最惠国待遇。方传一因工作关系，也与越盟领导人颇多来往。一方面军帮助越盟协调与各方关系，还将收缴的、原日军收缴法军的武器用来武装越盟，以抗击法军；国民党政府在越的军统、中统等特务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监视滇军，严密封锁国内特别是云南的消息；滇军为获知外界信息，只得利用原日军的情报系统。日凌晨蒋介石在昆明发动兵变的消息，就是那天凌晨日军的情报官叫醒滇军将领，告诉他们中央军杜聿明部队正在围攻云南省政府。
&&&&滇军将领闻讯十分愤慨，当时有人提议立刻打回云南，但卢汉未敢行。蒋介石解决了云南地方政府、断了入越滇军的后路后，便图穷匕见，命令入越滇军去东北打内战。一方面军上下又十分愤慨，将领会议时又有人提议在越北成立军政府，对蒋听管不听调，留驻越南不去东北打内战，与越盟合作，帮助越南建国。卢汉又未敢行，束手就范听蒋介石宣召去了重庆，入越滇军也就不得不服从调遣，60军和93军于1946年中先后从海防上船被运去东北。当时许多官兵已视越南为第二故乡，不少人不愿回国打内战而留居越南，师、团长也多有请假离职的，60军军长万保邦也辞职了（他因被指扶助胡志明和越共，还被蒋介石叫去，跳脚摔杯的大骂了一顿）。方传一随卢浚泉去东北，卢浚泉言及此事，颇为懊悔。如果当时一方面军打回云南，或留驻越南，真不知会对中国和印支的历史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
&&&&法国在英、美支持下，先占领了越南南方，又与中国国民政府达成《中法协定》（），重返越南北方。一方面军不得已撤离越北，但还是给越南人民以很大支持——要求法国必须与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成立）达成协议，方能交防，并特派53军副军长赵镇藩推动越、法谈判，支持越南人民的合理要求，于日夜达成协议：法承认越南为自由国家；越南加入印度支那联邦。双方约定3月6日下午2时签字。一方面军遂准允法军3月7日在海防登陆。
&&&&法国舰队司令阿巴隆中将却要提前登陆，企图以武力阻挠法越协议签字。一方面军则坚决不允许法军在协议签字前登陆。当时驻守海防的是后期入越的原东北军的53军130师，约一万人；而法军有军舰12艘，陆军一个加强师两万多人，全副美国装备，携有大炮、坦克、两栖战车、装甲车等。局势险恶，中国军队紧急布防。越南政府也极为紧张，派武元甲住在130师师部联络。法国公开宣称要以陆海空军攻占越北，自持武力雄厚，又藐视中国军队，竟于3月6日拂晓在海防强行登陆，并开炮射击，击中了码头的弹药库。师长王理寰当即下令开火，130师士兵奋勇还击。激战到清晨，法军伤亡五百余人，军舰被击沉一艘，击伤四艘，挂出白旗投降，登陆的二千余人、包括阿巴隆在内的五名高级将领被俘虏。我军只2名士兵负伤（见王理寰《抗战胜利后海防痛击法军纪实》）。海防市数万市民欢喜游行，张贴标语并高呼“拥护中华”、“打倒法国帝国主义”、“中华万岁、越南万岁”等。事情最后以法方签署降书、认错和赔偿损失解决，法越协议也得以顺利签字。这是法军在马其诺战败后又一次惨败，也是中国军队自1883年3月冯子材镇南关大捷以来（历史竟如此巧合仍是在越北），再次战胜老牌帝国主义军队。
&&&&93军被海运到东北后，驻锦州一带，医务处和野战医院设在大虎山。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战败，93军的野战医院投降，被改编成东北野战军的野战医院。方传一不愿与昔日袍泽为敌，离军在天津小刘庄开了一个“济民诊所”，有善声。新中国首任天津市长黄敬来到诊所，勉励他为建设新中国做贡献。方传一十分感动，觉得共产党为人民办事，又重视人的价值，于是报名参加志愿军，带领天津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服务队去了抗美援朝前线，并在那时把名字改做了“方中建”，一直为建设新中国、为新中国的医疗事业兢兢业业工作。
&&&&由于内战和政府狭隘短视，中国未能保有和争取反法西斯战争战胜国的一系列权益，如占领日本、追究战争罪责、对日和约、及解决钓鱼岛问题等。但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入越受降，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作为胜利者，跨国接受战败国日本军队的无条件投降，是中国反法西斯巨大贡献、战后世界格局形成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标志性历史事件。
&&&&（本文经方传一先生长子方有伟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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