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问，丛天津站到意式风情街近吗？走路就能去吗
请问，丛天津站到意式风情街近吗？走路就能去吗
[题主采纳]真的不是很远，蜂蜂下了火车，可以先在站附近转转。站附近有世纪钟、解放桥（造型类似于上海外白渡桥）、津湾广场（东站对面就是津湾广场，在火车站看对岸风景更美）等景点。之后沿着海河往北安桥方向走就能到，还可以沿途欣赏海河美景。也可以从世纪钟那边自由道走进去。总之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蜂蜂找对了方向就行了，打车是完全不必的。至于蜂蜂行李要是很多，可以选择公交，很便宜的~~~从火车站坐公交（火车站有很多公交都到例如645、634、672等等）到平安街站（意式风情区）。逛完意识风情区蜂蜂还可以顺便转一下金汤桥（玻璃、钢铁、木板集一体的特色桥）、古文化街（天后宫、特色泥人张、杨柳青年画、名流茶馆）、之眼（摩天轮）蜂蜂需要安排路线的话，可以再联系我~~~祝蜂蜂旅途愉快~~~
亲，怎么安排路线呢？
蜂蜂你好，介于你提问的楼主目前没有及时回答你的问题，我简单补充下：其实我个人觉得也并不是太近，它们相聚至少有1.5km以上，所以你走路至少得20分钟吧，前提还是你狠熟悉怎么走，不饶弯路的情况下；我倒建议亲可以先乘坐地铁2号线，坐一站到“建国道”站下，然后再步行走路过去，更好些，地铁1站也就2块钱吧；打不打车看你个人啦，如果打的话也就10元左右；希望能帮助到你。
是的，站出来先转转，能看到津湾广场、津塔、解放桥、世纪钟，然后问问戴红箍的或穿警服的去意式风情街怎么走，很近的，大约10多分钟就到了。
很近，出来站，南面就能看到世纪钟，从那里一直走自由道，大约600米，就能到马可波罗广场，也就是意式风情街的核心地带
超级近，走路去妥妥的！谁说打车谁就是开黑车的！
可以的，非常近，一般走十五分钟就能到达
不远，火车站附近就是风情街，可以闲逛
可以，不用打车，沿着海河走，就能到
打个出租车9元，很省心
可以，绝对没问题。
很近，前广场出。
可以 挺近的
<textarea name="editor" class="_j_content _j_answer_suggest" id="_js_editorText" placeholder="用自己的【真实经历】作答，而不是网上搜来的信息好回答不一定特长，但一定【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永远替提问者【多想一步】，会加分哦~" >
京公网安备号
新出网证(京)字242号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在天津行走　　鞍山道70号　　　　这是一条单行道，路很窄，两边都是19世纪初的建筑，和周围的很多建筑连成一片。　　一楼的房子都已经改建成商店，但是依然可以看出这些建筑的精致来，很多西方人还有日本人来到这里，规划了马路，规划了住宅，规划了一切。作为他们的地盘，享受他们在中国建立的殖民生活。　　整条路都是老建筑，住满了人家，如今，有着千奇百怪的产权。　　70号，是一个叫静园的建筑，当初政府花了很多力气迁走了住在这里的很多人家。一座大宅子显露出来。但是，很少有人把这里当成旅游景点。　　我觉得，背包客应该到这里看看。　　因为这里曾经是末代皇帝溥仪从紫禁城出来时暂居的地方。　　宣统皇帝溥仪1929年7月，这时他26岁，住进这里，至1931年10月间，这个东方帝国最后的年轻帝王度过了他人生中一段奢靡、慌张、尴尬但又力保尊严的生活。　　在此之前，京城中很多下台的大臣都悄悄隐居在天津，一是离的不远不近，进退都很妥当，二是这是一座平静的城市，没有京城富足但也没有京城的凶险。　　只是大家没有想到，京城的乃至整个国家的主人随后也来到了这个城市。　　日上午9点，北京，冯玉祥的部将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社会知名人士李煜瀛，率军警各二十名进入神武门，执行把溥仪逐出北京紫禁城的任务。　　
鹿钟麟在自己身上揣了两颗手榴弹，进门先缴了值班护军的械，内务府大臣绍英慌忙出来，鹿钟麟出示了修改了的《清室优待条件》和大总统令，并命令溥仪在三小时之内交出玉玺，全部搬出宫禁。　　
听了禀报的溥仪吓了一跳，但这时跟外界已无法联系，溥仪想拖延时间，让绍英先应付，鹿钟麟不干，从怀中掏出两颗手榴弹在桌子上一搁，说道：“就二十分钟，皇帝还不出宫，景山上的大炮就要向宫里轰！”　　
绍英赶紧向溥仪禀报。经交涉，允许延迟到下午三点出宫。溥仪无奈，只好在《修改清室优待条件》上签了字。条件中规定：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即日移出宫禁。　　
下午三时，溥仪坐上鹿钟麟的车，带着婉容、文绣，绍英等人随驾，移往载沣的北府。鹿钟麟上了第一部汽车，溥仪坐第二部，婉容和文绣坐第三部，张璧坐第四部，绍英等坐第五部，五部汽车旁站着20个手枪队的士兵，回到溥仪的出生地醇王府。　　
据说，汽车一直来到醇亲王府门前，溥仪走下车，鹿钟麟来到他面前。问：“溥仪，今后你还称皇帝吗？还是以平民自居呢？”　　
溥仪说：“我既已经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当然是愿意作一个中华民国的平民了。”　　
鹿钟麟说：“好，你既然愿意当平民，我身为军人，自有保护责任。”　　
警察总监张璧在一边说：“你既然是中华民国的平民，就有选举权，说不定还能当大总统呢。”　　之后的五年，历史让溥仪一直在平民和皇帝身份间挣扎，直到1929年，来到天津，住进了鞍山道70号的静园，也许有的时候他开始接受自己是个平民的现实，也许有的时候还不曾甘心历史就这样抛弃了他还有他的祖业。　　在静园，过着奢华生活的溥仪，却又不得不面对这座卫城的独特的民风，不得不面对19世纪初天津城的中西合璧的上层生活，不得不面对这座平民味十足的民风，不得不面对狡诈的古董商。　　静园，记下了他的许多故事。接受遗老的拜见、皇帝的离婚案、媒体的炒作、被津城的古董商合谋廉价收购其宫里带出的物件、十足的贵族生活，连夜将贵为帝王的身躯蜷缩在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出逃至大沽港口，这里有一条船将把他带走，也把中国历史带上另一条轨道。。。。。。　　书上说的都不算，这篇文章也不算，只有当你真正面对这座建筑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听到她的倾诉。感受到那些改变中国历史和命运的人的呼吸和事的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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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蛋的文章~
　　此贴无法跟续文．
　　2、和平路的金店　　　　和平路曾经是眼镜一条街，很多浙江人在这里开眼镜店。后来恢复成一条商业街。过去曾经是日租界。　　如今的商业街不太容易窥探到过去时代的影子，但是细心的背包客可以在与之毗邻的滨江道上看劝业场老楼，那是货真价实的老建筑。　　从现代街铺随便找个巷子走进去，就可以看到当年的老建筑。　　在天津的西青道，有一个大仓库，这里汇集了这些年城市拆迁被古董商们从市民手里以及各种渠道收购的老物件，有老家具，老建筑部件，老的生活用品，老牌匾等等，我在这里找到过一个牌匾，叫“天宝金店”。　　这个金店就在和平路附近。一起和另外几家古董店和金店打起了做起了末代皇帝溥仪的主意。　　皇帝在天津，生活开销依然很大，侍从、太监、皇后、妃子人吃马喂的，让皇帝招架不住，拿出了几件从宫里带出来的珍宝。四处找买家。　　先是天津北门外锅店街有家名气较大的万昌古玩店以一万大洋买下了几件，消息很快传出，京津两地古玩同业无不眼红。　　一万大洋卖掉了几件珍宝，溥仪觉得不划算，便又拿出几件珠宝，托人多找几家买主，并四处打听行情。　　
昨日还贵为天子的溥仪，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昔日的臣民开始耍他。他拿出的珍宝，无论是和平路的恒利金店，还是在附近的物华楼、天宝金店以及东马路、锅店街几家较大的买家，出价都只有五六万，溥仪只好将这些珠宝送到首次成交的万昌古玩店，最终以六万元再次成交。　　据说，很多人从中获利，有个跑腿的还赚了三百大洋跑腿费。　　在溥仪差人去万昌古玩店给珠宝估价时，就被一个北京的行家盯上，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目的，竟然给天津的同行们出了个主意，所有同行全都联手，不加价，都以相同的低价收购皇帝的东西。所获得的利润，再有几家平分。　　即便是皇帝，也难逃商家的狡诈和凶险。不过，这相对他所经历的政治风险就显得鸡毛蒜皮了。　　如果你行走在和平路上，顺便可以往滨江道上拐，找小巷子往里扎，越深越能看到当年的风貌，不要小看那些西式的残破的老宅院，你不知道哪个宅院里就藏着一段能与历史书相关联的往事。　　金店联合收拾了溥仪，并不是完全是商家狡诈，其背后还有当时天津的商业繁荣，受西式文化影响较深，各种行业组织比较健全，也有一定的商业规则。　　这些规则以及过往的繁华都可以从那些老建筑上一一读到。　　住在静园的末代皇帝肯定也能感觉到自己的珍宝在天津竟然只卖了这些点钱，也许，他的心中还藏着恢复帝制的大业，也许他已然消沉，也许，他愤慨他曾经的臣民竟然可以如此对待他，也许，他根本没有想这些，只是对自己的未来，对他曾经的江山的未来充满了忧虑。　　后人，没有那样多的感慨，对这段与皇帝玩商战的小段子津津乐道。　　
　　天津人路过...
　　tianyapie　　　　　　天涯pie, 让我们自已排吧!
　　3、末代皇帝在天津的行踪　　　　记者徐铸成先生在《报海旧闻》一书中写道：“那是在一九三O春天，我编辑(《大公报》)教育新闻版，体育新闻是主要内容。有些重要的比赛，我也去采访。　　
有一天，听说当时的网球健将林宝华、邱飞海(曾获远东运动会网球单打冠、亚冠)将在英租界球场举行表演赛，我欣然去参观。 球场不大，只有一个场地，两对面各有一木制看台，座位不过二、三百个。我正在凝神欣赏林、邱对打的球艺时， 忽然旁边一位观众说：“‘看，象是宣统皇帝来了。”雾时间，全场的视线都移向门口，只见八、九个人走向对面看台，簇拥着一个着黑色西装的人，三十上下年岁，瘦长条子，脸色灰里带黑，架着一付墨绿眼镜。后面伴随着两个少女，一个丰容盛翦，一个纤弱苗条。不用说，那就是溥仪和他的“皇后”婉容和“贵纪”文绣了。听观众的议论，才知道这位“皇帝”也喜欢网球， 自从林宝华(原是南洋华侨，远东运动会后长期留居上海)到津后，不时被请去静园伴打，也算是一个上书房行走的师傅吧。”　　这一段记录无法考证出皇帝在天津哪里看的网球，但可以看到皇帝从深宫中出来后，津城的老百姓能够一睹曾经的帝王、帝后以及妃子的真容。　　在两年内，有这样一些记录，看似是末代皇帝的行踪，但从中可以了解天津这个城市的曾经真容，值得背包客选择一二探询踪影。　　1929年5月，得到溥仪允许，婉容赴仙宫理发店剪发。不知道仙宫理发店是个什么规模，想必是当年最时尚，最高级的美发机构吧。有心人可以查些资料，或者寻寻她的踪迹，看看当年婉容在什么样的地方抛头露面。　　
1930年3月，婉容与溥仪及其妹一起到惠罗公司购买物品。又有一天，婉容和溥仪的妹妹到荣源公馆晚餐，并看戏。　　
1930年4月，一天晚上，婉容的英文教师任萨姆从外地归来，婉容与溥仪—起设宴招待，为之洗尘。这月中、下旬，溥仪和婉容出外三次，其中两次到租界的娱乐场所一一马厂游玩，另一次到荣源公馆。　　如果没有错的话，这里指的马厂应该是现在的马场道，过去有一个跑马场，只是现在已然没有这个娱乐机构了，只有一条路的名字，这条路上全是西式建筑，值得从头溜达到尾。　　
1930年5月，婉容在一月内出门六次：第一次到马厂游玩；第二次到马厂并顺路去义利公司购买物品；第三次到马厂，同时在起土林吃饭；第四次到马厂又在起士林吃冰激凌及杨梅等冷饮；第五次是因载沣新从北京归来，婉容随溥仪到戈登路看望，之后去马厂游玩；第六次是随同溥仪的妹妹到天津的热闹市区一一中街闲逛。这几次出门大多是和溥仪一起，有时由溥仪的妹妹陪伴。　　起士林如今还在，在一个叫小白楼的地方，是一家老资历的西餐店，其西式点心也令天津人津津乐道。　　
1930年6月，有一天，婉容与溥仪和妹妹一起到正昌公司购买糕点，后又到马厂散步。　　
1930年7月，婉容与溥仪和他的妹妹们一起四次去马厂玩，时而逛逛街，在起土林吃点儿冷饮。　　
1930年8月，中旬一天，婉容和溥仪一起，并有载淬以及他的女儿与载涛之子随同，到马厂游玩，并曾在利顺德小憩。　　
利顺德在海河边，是一家酒店，有老建筑和新建筑，老建筑里摆满了过往的历史，孙中山等等那些左右了中国历史的名人的足迹，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那些照片和众多实物令你仿佛回到那曾经的岁月。　　天津物价便宜，这里住一夜，不贵，就如同在博物馆里住一夜一样。　　
1930年9月，婉容只陪同溥汉到马广去了一次。　　
1930年10月，婉容陪溥仪到马厂玩了一次，但不到商店去，让溥仪的几个妹妹到中原公司为自己购买物品。乘车到戈登路接载沣到张园聚餐。　　末代皇帝在天津的生活成了报纸媒体追逐的好话题，他们在天津最后一年的盛夏，长江沿岸数省水灾，溥仪慷慨捐赠座落于天津日本租界伏见街十四号楼房一座，婉容也献出珍珠一串，一时传没美谈，在京、津、沪的报纸上，纷纷刊出“皇后”玉照，有的则登了那串谰闪发光的珍珠照。经办此事的《大公报》登载了《溥浩然夫人捐珍珠服灾》的新闻。其云：昨日下午(一九三一年旧历八月初九)陈曾寿先生至本社，据谈溥浩然夫人对江淮灾民极为关切，久思加以赈济，只以手乏余资而未果。至昨为本社代收本埠赈款之最末一日，溥夫人遂慨然将其心爱之珍珠一串捐出，托陈先生送至本社变价助娠。并以鄂省灾情最重，嘱以珠价服鄂，此珠串计有一百七十二颗， 当初系以二千五百元购得。当由本社同人偕同陈先生至金店变卖， 因市价与原价较差，未便贸然处置。商得溥夫人同意再行办理。珠串现存本社， 附图即此珠串之写真。　　从这段记录上看，当时的社会对下课的皇帝还是很有好感的，至少新闻界对他很尊重，但，皇帝毕竟已经成了凡人，要在凡尘中摔打。　　没有多久，新闻媒体对皇帝的私生活开始产生兴趣，一起震惊全国的帝王离婚案被媒体报道的沸沸扬扬。他的另一个妻子文秀和他提出离婚。　　溥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事、情事、婚事被公之于众而拿媒体毫无办法。　　文秀与他离婚之后，他所能做的只是在媒体的醒目位置花钱刊登一条广告，大意是自己以帝王的旧制将与其离婚的文秀贬为一般人。　　以此挽回些颜面。　　天津，这个城市，当年也因为皇帝的事情大出风头。当然，历史选择了天津，岂止是这一件事情。　　在五大道随便挑一出建筑，讲讲里面的人和事，都可能是历史中风头浪尖的事情。　　
　　4、大沽口风云　　　　你可以直接用肉眼看到的历史是大沽口炮台。　　这里是海河的入海口，建于明朝嘉靖年间，为了抵御倭寇，加强大沽口海防战备，开始构筑堡垒，正式驻军设防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清政府在大沽口南北两岸各建一座圆型炮台。　　炮台内用木料，外用青砖砌成，白灰灌浆非常坚固。高度约为一丈五尺，宽九尺，进深六尺。这是大沽口最早的炮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对炮台进行增修加固。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已建成大炮台五座 、土炮台12座 、土垒13座 ，组成了大沽炮台群，形成较为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 。清咸丰八年（1858年），僧格林沁作为钦差大臣镇守大沽口，对炮台进行全面整修 ，共建炮台6座，其中3座在南岸，2座在北岸，分别以“威”、“震”、“海”、“门”、“高”五字命名，寓意炮台威风凛凛镇守在大海门户的高处。另一处炮台建在北岸石壁之上，称“石头缝炮台”。每座炮台设大炮3门，另有小炮台25座 。这个时期修建的炮台，在方法上较前有了很大改进。炮台用木材和青砖砌成后，外用二尺多厚的三合土砸实，炮弹打在炮台上只能打一个浅洞，避免了砖石飞溅而带来的危险。炮台高度达到了三至五丈，宽度和厚度也有所增加，在外形上出现了方、圆两大类型。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十分重视大沽口的军事防务，对原有炮台进行了加固。同时增建了平炮台三座。光绪元年（1875年），再次对原有炮台进行了整修和扩建，从欧洲购买了铁甲快船、碰船、水雷船等武器装备，成为极其重要的军事海防要塞。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北犯大沽口，给清廷以极大震惊，仅１８４１年，道光皇帝就派遣亲信大臣　赛尚阿　讷尔经额　僧格林沁到大沽筹划防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成立了大沽协，增加兵力。但是外国侵略者仍然经常骚扰，比较有名的是１８５０年英军舰艇　１８５４年的英美舰队　１８５７年的俄国的军事侦察。再如清军的设防没有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有多大的战术进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１８５８年的第一次大沽口之战，英法联军仅仅用了２个小时就攻陷了炮台。使得清朝政府再次震惊。这次战后，咸丰皇帝命令僧格林沁主持大沽防务。开始了认真备战的过程。 　　
这次清军的兵力部署分别是满族八旗兵
京营兵２０００名（内火器营　外火器营　健锐营　巡捕营各５００名），分别驻守南北炮台和双港。 　　
有副都统成保率领的哲里木盟马队５００人，驻扎在新城；头等侍卫布尔和德
二等侍卫明安率领昭乌达盟（赤峰）马队５００人驻扎在新河。 　　
汉族绿营兵
３０００人以大沽协为主。此外新设大沽水师。 　　
汉族地方民团
僧格林沁曾经大办民勇，不过战斗力不是很高。 　　
僧格林沁按照咸丰皇帝的要求，重新花费巨资重建了炮台。共有六座。南岸３座，北岸２座，还有石头缝炮台一座。作为后路策应。共设火炮６０门，其中１２０００斤大铜炮２门，１００００斤大铜炮９门，５０００斤铜炮２门，西洋铁炮２３门。其中铜炮主要为京局
通州局所铸造。 　　
僧格林沁还很重视士兵的训练，他命令兵丁在大沽口鸡心滩上插立旗杆，并乘舟察看“见旗杆插立不能如法”，令其改插。专选风大浪高之日，演炮，炮中旗杆者赏银２两。鼓舞士气。此外还亲自观看水勇训练。总之，大办练兵活动，增强了炮台官兵的战斗能力和战斗热情。 　　
此外，根据上次敌舰闯入拦江沙，咽喉重地被敌人所占，僧格林沁亲自督造拦江铁链三根。配置铁戗，安设木栅，连成巨筏，以便拦阻敌舰。所有炮台周围均坚筑堤墙，堤墙之外开挖壕沟，竖立木桩。这样，大沽炮台形成了完备的防御体系。 　　
１８５９年，清政府和英法在驻竟京公使问题上谈翻。英国
法国力图使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就范。，“不惜用武力来打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向京城挺进”。　　这次英法联军的兵力充足，由侵华英军海军司令何伯少将率领，共计舰船21艘。其中有英国“复仇”号等蒸汽舰7艘、炮艇10艘、运输船两只，载海军陆战队　工兵队1200余人，法舰“迪歇拉”号和蒸汽供应船“诺尔扎加拉”号，载海军陆战队约百人。另有“托依旺”号等美国舰艇3艘，随同行动。但是这次清军采用了伪装战术，联军认为和上次一样可以轻松获胜。“所有炮台象怪物似地沉睡在沙岸上，听不到它们的一点声音，也看不到什么旗帜。”在他们的眼中，炮台好象不存在一般。此时，拦江铁链给侵略者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情况是这样，许多未经刨削的圆木被绑起来形成一些两端圆锥形的浮筒，每一个大约二十四英尺长，直径十八英寸，用两根链条和一根粗索把它们飘浮穿过河面；粗索穿过浮筒中部的一个穴孔，把它们以间隔约十五英尺的距离并排地排列起来。很大的链条紧沿着浮筒的尖端下面伸展过河面，大链条在每一个浮筒尖端处有较小的链条连系着。这是一种巧妙的办法，因为割断浮筒尖端的较小的链条是可能的，不过即使这样做，大链条也只不过下堕几英寸，并不能割裂它的长度，而且它铺放得很深以致无法使得人能够看到它是怎样确切起作用的”使得联军一时难以闯进海口。在交涉无望的情况下，英法联军开始破坏铁链，6月25日下午3时左右，海口第一道障碍物被拆毁，何伯立即命令英舰“负鼠”号导航，旗舰“鸻鸟”号及其余船只跟进，向横锁海口的铁链进逼，并炮击两岸炮台。炮台守军立即开炮还击。英国战斗记录惊呼“狂风暴雨似的炮弹从各方面射向我们。”“然而一下子，就象变魔术似的，所有本来掩护着炮台大炮的草席都卷了起来，顷刻之间全部大炮一齐开火。”交战不久，联军旗舰“鸻鸟”号舰长拉桑上尉等多人即被打死，何伯也身负重伤。　　史料记载“各营大小炮位，环轰叠击，击损夷船多只，不能行走，余船皆竖白旗，起碇下驶”他们竖白旗并不是退出战斗，而是准备用老办法——侧面攻击炮台来拿下炮台。陆战队和工程兵乘机登陆，遭到守军抬枪　鸟枪的回击，退回。　激战至下午4时，参战的联军舰只几乎全被击伤，旗舰“鸻鸟”号被击毁。炮艇“茶隼”号和“庇护”号被击沉，还有几艘搁浅，受伤的何伯也被迫逃到法舰“迪歇拉”号。 　　
下午5时，何伯不甘心，下达了登陆作战的命令。他们首先向南岸强行登陆，企图先夺取南岸的三座炮台。南岸炮台外为一片泥泞地，并有三道水壕。侵略军登岸后，一面遭到炮台火力的杀伤，一方面要在没膝的泥泞中爬行，再加上僧格林沁调集的抬枪队和鸟枪队的攻击，北岸炮台的支援，使联军死伤枕藉。直到黄昏时分，才有少数几个陆战队员爬到了炮台下面的第一道壕沟边，守军便集中火力向隐蔽在壕沟边的敌军射击，敌军所持步枪因已塞满了泥浆而几同废物，最终不得不向外撤退，奔向海口。直至半夜，联军陆战队余部才陆续爬上舰艇，撤出战场。英国战斗记录记载“ 由这些孔穴前进约一百码是一片绿色灯芯草的草原，可能有四十码宽，此后又有一些泥淖，接着就是一条十五英尺宽五英尺深的沟壕。它是受潮水涨落影响的，在我们进行攻击时差不多是干涸的，但泥浆很粘韧，跨越相当困难。由于过于鲁莽地猛然一跳，我简直认为我将爬不出来了。我是千真万确地两手两脚在泥浆里匍匐爬行了几分钟。在这里许多枪支也弄得塞满了泥浆。前面不到几码有另外一条沟壕，这一条是灌满了水的，在我们经历过这多泥烂路滑的行进后，能够游泳一下是很令人高兴的。只不幸在游泳的时候，我踢掉我的剑鞘，把剑刃也落到水底去了。挖沟壕所掘出来的泥土被堆积在沟岸边，让我们有一点隐蔽，我们在这儿蹲着，把两条腿放在水里，等待搬来便桥和云梯，能让大队士兵通过。但一切变得很明显，这次攻击不久就要失败的，便桥太短无法联结起来，运来的云梯只有三把，而且很快便弄断了。在前面沟壕里我们大约有六十多个人，能用的步枪可能只有半打。”“然而敌人的火力还是依然具有很大的杀伤性，泥泞又是如此的深（在许多地方要一直没到人的膝盖，甚至常常没到人的腰部）。结果千把个登陆的人只有百来个才能到达三道又大又深的水壕中的第一道；只有在泥泞中艰难地跋涉上几百步后，这一小批勇士才得以到达水壕的前面。而这一小批人中能使武器和弹药保持上干燥可用的人却勉强只有二十来个。” 　　
经过一昼夜的激战，联军遭到了惨败。参战的13艘英军舰艇中，有6艘丧失了战斗力，4艘被击毁或击沉。参战英军约1200人，死伤578人。参战法军约60人，死伤14人。 　　
英军这样评价这场战斗“这确是一次可怕的惨败，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责骂中国人，或者一股劲地对中国人发火；整个仗打得很漂亮，而他们确实是被打败了。…… ” 　　
还有“中国炮手的炮打得既有技巧，且又非常准确，我们的海军以前和他们交锋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情况。” 　　
“所有战役的参加者和目击者均认为，从战斗开始到结束，中国人在瞄准射击和操炮方面已足以和训练有素的欧洲军队相媲美。…… ” 　　
这次战役中，清军３２人阵亡。其中，直隶提督史荣椿
大沽协副将龙汝元
海口左中营都司奇车布　正白旗鸟枪护军校塔克慎　千总王世易　把总张文炳身先士卒，奋不顾身，阵亡牺牲。　　上面这一段故事可以在书里读到，也可以在如今的大沽炮台遗址上读到，遗址和上面文字记录的有着天壤之别，但并不影响她在历史当中的地位，不影响你花些时间和精力去现场凭吊她。去用自己的角度去解读她。　　毛主席曾两次到过这里。不知道他看着炮台和茫茫的海水，曾做何感想。　　炮台遗址不远，还有一处不起眼的纪念馆，是北洋水师船坞遗址纪念馆，当年的船坞遗址很清晰，游人极少，一切都很陈旧，因此你可以极其安静地感受历史。　　这里，还发生过很多很多事情，包括曾经誓死守卫炮台的将士们的故事，溥仪经过权衡，从闹市里的静园藏在汽车的后备箱里，一路开到大沽口，在这里登上了日本人的商船谈路丸号。　　无人判断历史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　　行走的意义就在于你可以获得你自己的感受，你在书里读和你感受着咸涩的海风，看着这些遗迹，那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介绍天津 不错~
　　5、一名奇女子　　　　这是一段现代人很难理解的传奇故事，那只可能发生在那个思想、时局都异常混乱的年代。　　孙传芳，声名显赫的大军阀失势后，寄居天津，宅子位于如今和平区泰安道15号，建于1922年，占地3700平方米，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为砖木结构，局部带地下室两层小楼。分前楼、后楼两部分，建筑立面入口有四根爱奥尼克柱。前楼四周设封闭回廊，一、二层为起居室、客厅、饭厅等；后楼是卫兵及佣人住房。两楼连接处有大玻璃窗。二层回廊用方柱外加半柱，四坡瓦层顶，上有矩形及半圆形老虎窗。屋脊中央原有灰帽盔式的小穹顶凉亭。室内装饰豪华。 　　日，孙传芳从这所宅子里乘车出来，去位于南市的居士林诵经念佛，已经笃信佛教的孙传芳此时真正并体验了因果真实不虚的道理。　　1925 年农历9月17日，孙传芳将俘虏施从滨斩首并悬挂示众。　　孙传芳没有想到十年后，果报现前，他更没有想到，俘虏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悲痛之余，愤然下了替父报仇的决心，十年间，坚持不辍地寻找仇家的踪迹。　　一个平民弱女子，别说找一个身为军阀保卫严密的大人物复仇，即便是接近，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但是，历史为我们上演了一幕传奇故事，一名安徽籍的奇女子，历经艰辛，在天津，找到了孙传芳。　　这地方在南市一个叫居士林的地方，过去这是一片非常非常老的建筑群，直接是当年的房子，居住着很多居民，虽然杂乱，但却能清晰地体会到当年的风貌，后来被整个拆除，建成了如今的全新的商铺。　　就在这里，孙传芳走完了他人生最后一步。万幸的是，他在念佛，偿还了他欠下的命债。　　奇女子施剑翘跟踪到这里，确信这个光头，小个子的50岁左右的男人就是孙传芳，于是立刻租车回家，取了事先准备好的左轮手枪和传单，返回居士林。　　就在佛堂里。施剑翘在孙传芳的身后开枪，一枪扑倒，随后又补两枪，孙当场殒命。开枪后的施剑翘高声对惊慌的人们说：“我叫施剑翘，为报杀父之仇，打死了孙传芳。详细情况都在这传单上写明。我不走，你们可以去报告警察。”　　传单上写着：“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随后，这名烈女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　　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以头号字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震惊全国。　　刺杀孙传芳的案件在天津的地方法院审理。施剑翘最后说道：“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
　　审理中，法庭鉴于她为父报仇情节以及社会各界尤其是妇女界的强烈反应，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10年。这已是谋杀罪中最低的刑罚，但她并不服判，她上诉到天津市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接受上诉，改判其有期徒刑7年。仍然不服，再上诉到南京全国最高法院。在这期间，冯玉祥、于右任、李烈钧、张继等30位党政要人也向政府吁请。在舆论压力下，日，国民政府下令将其特敕。　　施出狱后，发誓要在她的后半生为国家和民族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她奔波于长沙、重庆等地，为抗日军队筹措慰劳品。　　1949年后，施剑翘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又移居五台山光明寺村，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1973年病逝，享年68岁。　　天津的南市已看不到过去的老建筑，在泰安道可以找到孙传芳的大宅，当然，也可以找到别的历史人物的大宅。值得挑一个日子，细细品度她们。　　　　
　　问好老蛋
　　　　　　不喜欢听溥仪、孙传芳　　　　还是讲讲人民公仆------张立昌　　　　
　　谢谢版主！
　　6、吉鸿昌与天津的两座建筑 　　　　1930年，吉鸿昌来到天津，耗27万元，以“有余堂”名义买下法租界40号路一座楼房，现在叫花园路5号。　　1933年，吉鸿昌返回天津就住在这里。该建筑是一座砖木结构二层楼房，带地下室和阁楼，红砖清水墙。建于1917年，由沙得利工程司设计。　　
吉鸿昌和家人及警卫员等二十多人生活在这里，地下室是个大餐厅，吉鸿昌曾将楼房进行了改造。二楼除吉鸿昌的卧室外，主要是客厅。客厅墙壁上悬挂吉亲笔所书集句对联：“松间明月长如此，身外浮云何足论。”吉鸿昌将客厅的三个门改成七个门，使楼内门门相通，间间相连，便于紧急时疏散。　　三楼是个阁楼，为当时中共地下党秘密印刷室。楼下为接待地下党员的住房。院墙则爬满藤萝，使这座建筑显得十分别致。　　1934年1月，吉鸿昌与共产党人宣侠父秘密到上海，与中共党组织联系并接受任务。回津后他和南汉宸、宣侠父等制订计划，积极联络抗日力量，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创办《民族战旗》刊物，并秘密与杨虎城联系，积极筹资购买武器，进行反蒋抗日准备。蒋介石决定从肉体上除掉吉鸿昌。　　蒋通过戴笠，将暗杀任务交给时任国民党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陈受命后，决定由情报组组长王文具体执行任务。王文首先找到表兄吕一民，不久吕一民又发展日租界春日街（今河南路）春荣里杨华庭（又名杨毓珊）、河北李公祠西恒丰货栈其堂侄吕问友作为助手。　　
吕一民等与法租界工部局协作，准备对吉采取行动。他们化装成小贩，白天在吉家附近察看行人，夜晚来回逡巡伺机下手。吉鸿昌很快有所察觉，于是以连襟林少文之名，将法租界国民饭店38号房间租下，不久，吕问友等在国民饭店三楼发现吉鸿昌。　　国民饭店位于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58号，很多典籍和词条这样为其归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该建筑由美国美丰洋行买办李正卿出资，瑞士乐利工程司设计，于1923年建造，是经营餐旅业的高级饭店，也是当时上流社会人员留宿和聚会的场所。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曾以饭店为掩护在此开展革命工作。日，出席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大会的58名代表在该饭店二楼举行会议。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报告决议案》等28项决议草案。1936年至1937年期间，中共天津市委秘密机关和联络站“知识书店”也曾设在这里，吴砚农、叶笃庄、林枫等曾在此从事革命工作。 　　
该楼座北朝南自成院落，东临和平路，南沿赤峰道，西接辽宁路，北靠哈尔滨道。占地5188.6平方米，建筑面积6675.7平方米，为三层砖木结构西式楼房。　　国民饭店之所以留在历史中，难以抹去是因为吉鸿昌。　　日上午，吉鸿昌在房间里与任应岐、李干三及李宗仁派来的代表刘少南，边打牌边谈论反蒋抗日之事。　　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亲自来到国民饭店后门，在汽车里指挥刺杀行动。王文及吕一民、吕问友、杨华庭先租下38号房间斜对面的45号房间。为搞清吉鸿昌的位置，杨华庭弄来一个小皮球，在楼道里佯做游戏。临近中午时分，饭店茶役小吴给吉鸿昌等送水，杨华庭瞅准小吴进屋空当，将皮球扔进房间，并借找球之名进房侦察。　　
据吉鸿昌的亲人回忆，当天上午吉鸿昌曾回家，将所余1万元钱全部取走，出门时穿了一件灰袍。在房间佯装打牌时，吉的座位靠近暖水汀（暖气），于是他脱去袍子，只穿白褂。杨华庭退出屋后，在房门上画了一个白“十”字，标示吉鸿昌的位置。准备就绪后，突然38号房门大开，吕一民、吕问友向屋内开枪。恰巧打牌换庄，刘少南坐到了吉鸿昌的位置，因暖水汀太热，刘也脱去袍子只穿白褂。吕一民、吕问友对准杨华庭报告的位置开枪，刘少南当即身亡。跳弹伤及吉的右肩和任的脚面。此时吉扑上去踢掉二吕手枪，两人见势不妙，与王文等一起逃走。　　
因经常多给小费，茶房小吴对吉鸿昌印象极好。这时楼下正门已被法国工部局巡捕封锁。小吴一边拿毛巾给吉敷伤口，一边告诉吉厕所里有个保险梯，可直通楼下惠中里逃走。吉鸿昌说：“这里死了人，我不能走！”法国巡捕闻听枪声，遂冲上楼来将吉鸿昌逮捕。吉先被送进法国教堂医院（今天津妇产科医院）处理伤口，之后与任应岐、李干三一同被拘押于法国工部局巡捕房监狱（今解放北路36号市计量检定所院）。　　给吉鸿昌看病的老中医曾回忆：“日晚，吉鸿昌将军在天津法租界的国民饭店遇刺伤臂后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任应岐军长。10日清晨，我上班前在家里看当日报纸，已有报道吉鸿昌和任应岐二位将军被捕的消息。上班后，约10时左右，我正给一位病人看病，突然有四五个人走进诊室，其中一名巡捕指着吉鸿昌将军让我先给他看伤。我让那病人稍等，走到伤者跟前看到是枪伤，吉将军当时身披黑色大衣，左臂肩挎着一条白色三角巾兜着伤臂。他先伸出右手和我轻握为礼，也没有坐下，即站在诊室当中让我看伤。我打开绷带，只见其左上臂有子弹穿透伤（显然是曾被子弹击中。而现存一些资料中记载的则是，当时吉鸿昌是被打在水泥地面上的子弹弹回而擦伤肩膀），未伤骨。我当时就给消毒、敷药、绑好绷带，很快就处理好了，料理完毕以后，吉将军又伸手和我相握，口称‘谢谢大夫’，即转身离去。我在处理伤口完毕以后，才正面注视了一下吉鸿昌将军，他体态魁伟，仪表不凡，手大而肥厚。临别时与我握手较有力，很是得体。与吉将军同时被捕的任应岐军长当时也同来诊室，身材稍矮，也穿黑大衣。他一直站在吉将军身后，一言不发。他们二人是否在前一天晚上即住进法国医院，我不得而知……”　　很多记载都把吉鸿昌遇刺的房间说成45号，其实那是特务租住的房间，吉所在房间应是38号。国民饭店后来重新装修时，还在门框中取出过子弹头。
　　11月16日，吉鸿昌和任应岐被引渡至天津蔡家花园国民党51军军法处拘留所，李干三被释放。　　11月22日凌晨，吉鸿昌等被秘密转押至北平炮局子胡同陆军监狱（今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局交通分局）。　　11月24日11时许，吉鸿昌被蒋介石密令枪决。行刑前，吉鸿昌从地上拾起一根木棍，在地上写下绝笔之作：“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陪绑的连襟林少文暗中将诗记下，转告给吉的夫人胡红霞。　　吉鸿昌离世后，胡红霞把房子抵押给军阀周荫人，当了8万元钱。其中2万元用于吉鸿昌的后事，原打算将钱补上赎回房屋。可是手中的钱越来越贬值，一家人生计都逐渐成问题，根本无法再将这个窟窿补上，房子遂成为死当，归了周荫人。　　周字樾恩，直隶武强人，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3年随孙传芳入闽，任泉永镇守使等。1924年任福建军务帮办，1925年任福建军务督办。1926年被北伐军驱逐去职，寓居天津法租界。　　
吉鸿昌的夫人胡红霞，原名胡兰英。1905年出生，1927年与吉鸿昌结为伉俪后，由吉鸿昌给她改名红霞。1970年在天津病故。有二女一子。　　刺杀吉鸿昌的当天晚上，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即带领王文等人，乘车到了北平，向军统特务领导郑介民作汇报。陈恭澍受到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嘉奖，他唯恐遭到社会舆论谴责，隐居于北平西单舍饭寺花园饭店暂避风声。　　
刺杀吉鸿昌的吕一民受到军统局局长戴笠的信赖，1935年被提升为军统局直属天津情报组组长， 1949年后，吕一民和另一名刺客吕问友一直匿居天津。后被捕，解送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审讯中，二人对刺杀吉鸿昌将军的事实供认不讳。　　日，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处吕一民、吕问友死刑，其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均予没收。吕一民伏法照片及有关档案，目前还保存在天津市档案馆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档案馆里。　　
王文因刺杀有功，被国民党政府提升为天津站站长。1939年，升为军统局华北区区长；同年7月，该特务组织被日本宪兵队破坏，王文与日本特务交战殉职。陈恭澍此次幸免，逃往重庆，任军统局第三处处长，后又升为军统上海区区长。1941年被日伪特工队逮捕，叛蒋投敌。　　 吉鸿昌故居在现和平医院的对面。　　 国民饭店90年代还在，非常漂亮的老建筑，现在已了无踪迹，大概是在2000年后被温州人用资本拆除，改造成了一个饭店。改名“美食城”。　　　　
　　7、大师在天津　　如今，你已什么方式到天津，除非进入城里过去的租界，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有个性个城市，否则，如果你只看到那些林立的高楼，你不会觉得这和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有什么区别，可是，当你听到行人，司机，商铺的售货员的天津话，你会觉得，哦，这是天津。　　而且，你会觉得这口音怎么如此的令人忍俊不禁止。　　满大街都是这样的声音，你才真正意识到，哦，这真的是天津了。　　在天津，除了天津口音，还有相声，还有一些小曲，还有一些传统剧目。都很民间的那种感觉，学者们称之为码头文化，因为这里是九河下梢。　　然而，还有一个曲调，好象和这片土地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是一首歌曲，叫《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什么样的人才能写下这样代代相传的经典歌曲啊。　　就因为这首歌，就应该对天津这座城市肃然起敬，更何况她的作者，一代大师李叔同，更因为大师，而对这个城市肃然起敬。　　我目睹天津一次剃度仪式，挂甲禅寺的演龙禅师为人剃度，在大殿就勉励这位刚出家的僧侣，天津曾出过一代大师弘一法师。　　李叔同，日出生于天津老三岔河口旁粮店后街的一所三合院内，排行老三，时年68岁父亲李筱楼为孩子取学名文涛，字叔同。　　　
1918年于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号弘一，精进学修，直成一代宗师。　　大师幼时家境殷实富庶，家教严谨，自幼便显露出慧根深厚，聪颖异于常人，无奈世事无常，人间的荣华总如过眼烟云，大师五岁时父亲离世。　　六岁时大师由二哥李文熙开蒙。而后师从津门名士赵元礼、唐静岩等。1897年，李叔同进入天津县学。在此后的两年中，他写过多篇课试文章，激昂文字，针砭时弊。　　　 在天津的19年里，大师在经史诗文、金石书画等方面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在新学方面也极具天分。　　1905年，大师生母王氏病逝。打食革故鼎新地为母亲办了丧仪，并写了一首追悼母亲的歌，在丧仪上亲自弹琴歌唱。　　当时著名的《大公报》对此作了追踪报道。　　　1906年，大师考入日本美术教育最高学府---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成为中国第一批美术留学生中的一员。自此，大师在绘画、音乐和戏剧创作方面游刃有余。　　　
1906年大师与曾孝谷发起成立了春柳社推演新剧，1907年2月春柳社在东京演出了《茶花女》中的两幕，轰动一时，迈出了中国人话剧艺术实践的第一步。　　　　而后，大师又组织演出了《黑奴吁天录》等多部作品，成为将话剧带入中国的第一人。　　　　1911年李叔同从日本毕业回国，先后在天津、上海、浙江教学。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授图画音乐课期间，他以其高尚的品格情操、精湛的艺术造诣、渊博的学识和认真负责的教育态度，开创了中国近代艺术教育的一个新局面。　　　　在浙一师，大师先后开设了素描、油画、水彩、图案、西洋美术史、弹琴、作曲等课程。　　　　1918年，大师出家，法名弘一。从此，中国艺术界少了一个艺术家李叔同，中国教育界少了一个教育大师李叔同，佛学界多了一位高僧弘一法师。他修习律宗，将失传300年的南山律宗拾起，成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宗师。　　　　1942年农历9月初四，弘一大师李叔在福建泉州圆寂。　　大师在天津的故居现属河北区，位于粮店街62号。这座清代建筑距今已有１５０余年的历史，由四套四合院组成，平面呈田字形，有房60余间，占地1400平方米。院内建有游廊和小花园，室内陈设精致，环境幽雅。在宅院里有一西式书房，取名“意园”，是大师1910年从日本学成重返故里时修建的。　　该建筑后由当地政府重新修建。　　天津名寺大悲院供有大师像，以及和大师生平有关的一些文物。　　
　　赶上直播了。最好配些图片。不是更妙？？？
　　天津见证了近二百年的中华荣辱兴衰
　　多谢ganshuzhi网友的建议,这个系列文章使用在报纸或者杂志上，会配上图片的.再次感谢　　
　　作者：酒酣扬意跨神骢　回复日期：　13:00:53　
　　　　　　　　　　　　不喜欢听溥仪、孙传芳　　　　　　　　还是讲讲人民公仆------张立昌　　　　　　　　　　======================================================　　是呀，说说呀
　　说俺家乡，必须顶！楼上，提他干啥?我介可是刚吃晚饭，暂时还不想吐。
　　谈历史，不谈政治．
　　继续顶。。。人不在天津，但是始终如一的爱天津。
　　8、清末唯一被欧洲列强印在世界地图上的中国小镇　　　　在天津郊区的各个乡镇有一些来自安徽农村的淘金者，他们一般从事着食品加工、废品收购等行业，其中，有一些承包菏塘，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　　　　　　这些人背井离乡到外地谋生是因为安徽穷，地虽然自己在安徽的老家家有地有水面，但不如到天津租别人的地和水面，同样是受苦受累，但在天津的收入要比安徽好的多。他们中，有的也到了北京郊区，比如我闲居的北京郊区，就是来自安徽淮河边的农民租赁京郊农民的水面种藕。　　　　　　说是种藕，其实是种莲花。北京和天津民众手头有钱，愿意花钱买莲花装点自己的生活，安徽也长莲花，但没有那么多的人买莲花，大多数是买藕吃，藕能值几个钱啊。　　　　历史这么巧合。　　　　　　这些在天津郊区租赁别人的土地辛苦劳作的安徽农民不知道，他们的前辈也曾经从淮河边背井离乡来到天津郊区。　　　　　　那时候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打仗，一群安徽青壮农民来到这里，屯兵，开荒，种地，练兵。此地叫小站，一个看似普通的北方市郊小镇，位于天津的津南区。历史是这样记载的，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奉慈禧太后之命，派淮军将领周盛传率军7000余人由安徽合肥到天津郊区的小站，镇守大沽要塞。　　　　 选择安徽农民，是因为他们打仗勇猛，屡立战功，在军事体制上叫淮军，而士兵则称为“淮勇”。　　　　在此之前，明政府就组织过移民，将淮军迁往天津，这些淮河儿女带到天津的不光是他们的勇猛，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惯，乃至方言。以至于北京天津只隔百十公里，口音就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按照地域划分，扬村属于天津，但口音却截然不同。　　　　　　大家公认天津方言来自安徽北部方言。　　　　　　在小站练兵的首领叫“周盛传”，安徽合肥人，当地群众称他的军队叫&老盛军&。设有7个营盘--盛字营、传字营（以周盛传取名）、正营、老左盲、后营、前营、付营。　　　　　　小站还留有周姓的家庙。很多村还是以当年的军队建制命名。　　　　　　提周盛传，很多人不了解。但是提戚继光，就无人不知了。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青年将领戚继光为蓟辽总督练兵戍边，防御倭寇入侵中国大陆，专设&督司&，负责南从山东杨家沟起，经天津小站地区，北至芦台一段防务。沿海建村庄，设驿站，传递军情。驿站大小要根据相距路途远近而设置，规定大站用10匹马，小站用5匹马。歧口到马尾口（今马棚口）用5匹，马尾口至上古林用10匹马，上古林到落水套（俗称老鼠套，今小站索子地）用５匹马。另在海上建立烽火台，发现倭寇入侵，点火报答，当时小站地区已成为驻兵重地。　　　　　　周盛传和他的部下及乡亲以身殉国之后。沉寂的天津小站再一次站在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她等来了又一个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　　　　袁世凯。　　　　光绪六年，清皇族大臣奕劻会同军机大臣奏请改革军制，在天津建立一支&新建陆军&，保袁世凯负责督练，奉旨报可，袁世凯就成了中国新建陆军的主要创办人之一。　　　　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仿效德国军队建制，成立督练处，聘请德国教军，进行近代化军事训练，征兵标准非常严格。年龄必须20-25岁，有案底者和吸食鸦片者不收，身体不健全和软弱无力者不收。各级官佐多从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中选拔，并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此时，后来北洋集团的重要人物大多都已聚集在这里。包括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智囊徐世昌以及段芝贵、田中玉、曹锟、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等等。　　　　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后便初见成效，开始为世界列强所关注。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在1898年观看了新建陆军的作战演习后，在书中写道：“新建陆军，操法灵熟，步伐整齐，以及旗帜之鲜明、号衣之整洁、莫不楚楚可观。”1898年以后，欧美各国的世界地图都把小站登陆在图板之中，这在中国千百个小城镇中绝无仅有。　　　　新建陆军采用德国建制和德国新式装备，建有步兵、炮队、马队、工程队和辎重队等兵种。部队装备德国最新式的手枪、步枪、马枪和克鲁伯快炮，并设有步兵学堂、炮兵学堂、工程兵学堂等。 　　　　　　1904年改名为“北洋新军”，成立3个镇（相当于师）扩兵到2.5万人。1905年改为&北洋常备军&，又新建3个镇，军队扩充到8万人。除第一镇由满人铁良统率外，其余5镇都是袁的嫡系，主要将领均为小站练兵出身。　　　　1906年10月，清政府宣布在河南彰德举行南北两军大会操。北军为袁世凯在小站训练的北洋第三镇，统制为段祺瑞；南军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新练的第十一镇，统制为张彪。两军一为&北方之强&，一为&南方之强&。会操结果证明，袁世凯在小站新练北洋军装备和战斗力都远胜南军。于是引起清廷对袁的疑心，有御史对袁提出参案。清廷调张之洞到小站以协助袁世凯练兵为名，实有削袁兵权之意。　　　　自此，张之洞在小站设10个营，其中两个营驻北京外，其余8个营驻小站进行操练，后来张部编为北洋军第三镇。　　　　小站练兵成了传统，直至1920年，段祺瑞在小站训练的“振武军”被解散。　　　　天津小站看似普通不过的北方小镇就这样和这些将领们操作、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去过小站的人都知道，这里的水和别处的水不一样，咸涩的。　　　　其实，小站的土壤也因为是沿海而不太适应农业种植，文中开头提到的在天津郊区承包藕塘的安徽农民就因为天津土壤碱性影响收成而将种植业往北京郊区发展，可是，比较神异的是，就在普遍碱性较高的天津大地上，惟独小站这里出产一种稻米，品质非常之高，就是闻名全国的小站稻。　　　　　　溯其渊源，据《明史&#8226;汪应蛟传》记载：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天津巡抚汪应蛟利用驻防兵丁，在葛沽、白塘口两地垦田种稻5000余亩，采用筑堤围田，利用淡水洗碱，种稻每亩收四五石。　　　　　　明万历四十一年至天启元年（公元年），大科学家徐光启曾四次来天津，致力于垦田种稻。从此，葛沽稻大负盛名。而葛沽距小站仅12．5公里，一般把葛沽稻视为小站稻的前身。　　　　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崔旭《津门百咏葛沽》亦有诗云：“满林桃杏压黄柑，紫蟹香秔（同粳）饱食堪。最是海滨好风味，葛沽合号小江南。”诗中稻粒长可能是种植的籼稻型品种，后来又逐渐更换成粳稻型品种。葛沽稻米当时能如此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赋诗歌颂粥汁中的米粒晶莹透亮，像碧玉一样美好，品尝起来类似美酒琼浆，可知在当时很负盛名。　　　　　　　　 天津小站稻米粒椭圆形，晶莹透亮，垩白极少，洁白有光泽，蒸煮时有香味，饭粒完整、软而不糊（粘），食味好，冷后不硬。清香适口。　　　　　　　　 20世纪三十年代后，又从日本、朝鲜引进“银坊”、“水源”等优良品种，米质更佳，真是“一家煮饭，四邻飘香”，小站稻成了和天津狗不理一样富有盛名的风物珍品。　　　　　　1949年后，小站稻以特二级质粳米出口，换取外汇。　　　　　　万物一定有目前的科学难以揣摩的规律因缘，这种稻米只有小站这个地方长，换个相邻的村就不行。当地人说，甚至换块挨着的地也长不成那样。　　　　　　也许，这个离奇的稻米和那些云集在这里操刀弄枪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物有着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关联。　　　　如果你有缘去小站看看，除了看看现在的风物，有慧眼的也许能看懂历史、土地和人究竟有什么样的规律。　　
　　天津，我对你无语
　　天津人路过
　　老蛋是棵树 　　　　　　　　　　　　　　　　　　　　　　　　　　　　　　　　　　　　　　　　　　　　　　　　　　　　　　　　　　　　　　　　　　　　　　　　　　
　　9、袁世凯在天津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袁世凯。　　两代中国人提到他，会想到“窃国大盗”这个词，因为教科书就是这么写的，除了教科书，别的闲书也没有太正面对他进行评价。　　总之，算是一个负面人物。　　政治上提到他，大家一想到他做了八十多天的皇帝就觉得不合适，一想到他的复辟梦想就觉得有被欺骗的感觉。民间提到他，会想到他的一妻九妾，共有17个儿子、15个女儿、22个孙子、25个孙女。　　当然，这些个现在听起来比较让人乍舌的数字在那个年代也不是太稀奇的事情。虽然很过，但是，依他当时的身份和地位，依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也不是算是个天大的事情。　　袁世凯从下到上，走过的传奇道路，除了时势造英雄，和他自身的能力、见识也是分不开的。绝非教科书描述的那样一个蠢人。　　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个社会，产生这的人物实在不好用现代的眼光去评价。　　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获得了军事力量和一定的政治资本，在政治舞台上角逐，最终成为“大总统” ，后成“洪宪皇帝”。但最终，他的人生颠峰开始走下坡路。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如果他一直成功下去，在继续他的颠峰，那么很多文字和历史就会是另外一个模样。　　人的眼睛并不能真正地看清历史。　　我们曾经有个习惯，成功的人，会追溯到他吃奶的时候都很优秀，失败的人会说他穿开裆裤的时候就是个坏蛋。　　这个方法论很糟糕，也很幼稚，误人子弟。　　袁世凯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他有着过人的才能和远见。对社会、教育、国家都有超于常人的认知和理解。而且很慷慨。　　有机会在天津，你可以看到他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坐落在天津市河北区海河东路与民主路交口的德式小洋楼，该楼红色陡坡屋顶，扣钟状采光亭。它是十六至十八世纪德式风格的典型，在天津所有的小洋楼建筑中独一无二，也是天津仅存的一幢十六至十八世纪德式风格的小洋楼。　　根据史料记载，这座“袁氏宅邸”规模较大，占地1836平方米，建筑面积2217平方米。分主次楼(次楼早已经被拆除)，主楼呈“L”型，三层砖木结构。　　这幢建筑是袁世凯在天津建设的宅院中的一座。“袁氏宅邸”始建于1908年。1916年，刚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在一片国人的唾骂声中忧郁而死。当时这幢小洋楼还在建造中，直到1918年才竣工。建成后，袁世凯的家人入住，而袁世凯并没有真正住过这幢豪华宅邸　　他在天津盖了很多宅院。你能看到的，这是一座，还有一座位于成都道４０号，一座英式小洋楼。　　家人多，房子多也是必然的。在天津的解放利路大营门，原有一个大院，六座大楼。1949年以前，袁世凯的大部分姨太太及其子孙们，都聚居在此。　　可是，除了自己家的房子，袁世凯在天津还做了很多事情，为这个城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是中国历史留下了他的理想和政治笔墨。　　　1899年，一心在军事上打造自己的力量的袁世凯接受了德籍顾问的建议组建一个军乐队。这个军乐队大概二十个人，所用的乐器和外国行伍中的铜管乐队一样，曾为慈禧演奏。　　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军乐队。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北洋女医院。1907年聘我国最早的女留学生金雅梅（）为首任院长；院址在东门外水阁大街（水阁医院址）。该院借用天津育婴堂的一部分房屋，经费由海关按月拨给700元，不足款项由医院诊费收入和官商捐助作补充。　　1908年，袁世凯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调任军机大臣，他在离开天津前，捐了二万两银子给该医院。金雅梅院长用这笔钱于当年创办了一所长芦女医学堂，附属于北洋女医院，也称“北洋女子医学堂”。她出任堂长（校长）。1916年，袁世凯死后，天津海关停付该院经费，由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严范孙等人接办，芦纲公所每月拨给经费。医院改名天津女医院，学校改名天津女医院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同年，金雅梅辞去院长、校长职务，从此定居北京。由康爱德、曹丽云、丁懋英相继任院长兼护校校长。该校招收初级中学毕业生，每隔一年招生一次，四年毕业，专门培养看护人才。天津早年各医院的护士多是该校毕业的。　　和北洋女医一样，袁世凯又创办了北洋工艺学堂。后改名为直隶高等工业学堂。进行现代工业知识和技术的教育。　　1902年袁世凯于天津又创办北洋军医学堂,任命北洋候补道徐华清为总办,日本军医平贺精次郎为总教习。　　同年，成立了北洋烟草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由民族资本兴办的机制卷烟厂，也是清代唯一官商合办的烟草工业。在兴办过程中，事无巨细，袁世凯都——过问。　　还是1902年，袁世凯天津建立北洋银元局(现铁路一小)，任命周学熙为总办。次年周学熙赴日考察回国后，又在大经路(现中山路)动工兴建户部(清代货币属户部管辖)银钱总厂，统称东厂。1914年正式成立天津造币总厂，开始铸造大清金币、银币、铜币，该厂成为管辖全国各省造币分厂、并按统一规格造币的机构。　　如今，中山路上原造币总厂的所在地已被分成了平房区、楼房区、厂房区三部分。50年代年平房区曾是外贸土产公司的宿舍。现在看，有的厂房成了仓库，虽然面积很大，但看上去很荒凉。　　老百姓传说这一代有地下暗道。也有人考证过。但最终不了了之。　　1902年，袁世凯在设巡警局，效果显著，清政府下令各地照办。各地开始废弃保甲制度。现代警察治安管理袁世凯的超前意识中迈出改革的第一步。　　　　还是1902年，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在爱天津创办中国第二家官办金融机构——天津官银号，成为天津第一家新式银行。　　　　日，中国与比利时双方代表在天津签订了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合同。合同规定比商天津电车电灯公司经营的范围是，以城内鼓楼为中心，其中心线至边界不得超过6公里。这份标志着天津进一步向现代城市迈进的合同就是有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批准生效。经营机构取名为“比商天津电车电灯公司”。　　　　现在我们经常在电视广播里提到的我国蓬勃发展的广播电视事业，正式的说法是从1905年天津创办的无线电训练班算起，已有百年的历史。这个无线电训练班的创始人就是袁世凯。　　　　1905年7月，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创办了无线电训练班，聘请意大利人葛拉斯为教师。他还托葛拉斯代购马可尼猝灭火花式无线电机，在南苑、保定、天津等处行营及部分军舰上装用，用无线电进行相互联系。　　 　　位于南开区的南开中学是一所全国重点中学。经过重新建设后，成为一座极其现代和豪华的学校，中学内有个瑞庭礼堂，瑞庭礼堂的前身是慰亭礼堂。“慰亭”就是袁世凯的号。　　他捐了一万块钱给南开中学。南开中学用这笔钱来盖这个礼堂，1934年在此基础上重建，改名瑞庭礼堂，一直至今。 　　　　　　慰亭礼堂的修建是当时天津《大公报》报道的大事件。它分双层，共1700个座位，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礼堂之最。学生们坐在流线型的座位上看戏，不像从前那么局促。此后，瑞庭礼堂里经常扎堆演戏从1909年到1922年，新剧团差不多演过50多台戏。　　　　只是不知道，南开中学的孩子们如何评价袁世凯。是否知道这个瑞亭礼堂的前身就是教科书里提到的那个“窃国大盗”袁世凯出资修建的。　　　　世事沧桑。人已去，只剩些建筑和一个城市与人物的传说和故事 。　　　　文中提到属于袁世凯家族的位于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40号的那个英式建筑，如今还住着袁世凯的后人，并将这个建筑改建成了一个西餐厅。
经营者叫袁家倜，1924年出生，是袁世凯的孙女，父亲叫袁克端，是袁世凯四姨太吴氏所生。　　据说，天津还有袁世凯的后人达一百多人。　　有机会到天津，看建筑，也让自己的思绪穿越历史。　　
　　天津老乡顶你了　　
直播吗 楼主继续 很喜欢看 多介绍些
　　顶下老乡
　　天津是一个非常有味道和底蕴的城市。。
　　顶一下自己家乡。　　　　楼主去过曹锟故居么，就是现在的卫鼎轩。
　　作者：酒酣扬意跨神骢　回复日期：　13:00:53　
　　　　　　　　　　　　不喜欢听溥仪、孙传芳　　　　　　　　还是讲讲人民公仆------张立昌　　　　===================　　　　小心叫你去躲猫猫~
　　天津还真是老去
　　不错，虽然在天津呆过不算短的几年，但对天津了解很少。　　喜欢。
　　八马路顶一下。
　　国父和下岗皇帝在天津的巧合　　　　天津，你不得不承认她是个奇怪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地名一致公认是明朱棣反水时打到这里，渡过了一条河，朱棣觉得很顺利，这天子津渡的地方，就叫天津吧。　　很多游客都问过当地人，为什么又叫天津卫呢？　　有的天津人能说道说道，而有的也不清楚，大家就这么叫的呗，管她嘛来历。　　天津的报纸刊载过高人的文章，他确凿地考据，天津作为卫城，是为了保卫北京而设立的城市，就是一个大军营。他做了个很让人伤感的比喻，他说，卫城就是门卫，就是传达室，而北京则是正房。所以，好东西当然就会放在北京，而不会放在天津，谁会把值钱的家当放在传达室呢？　　这是当年天津的定位。　　历史上，好象这个定位没起什么作用，从地理位置上看，南方打过来，打到天津，靠天津抵挡实在是不靠谱，八国联军从塘沽上岸，在天津遭到抵抗，但是抵抗再激烈，也无法否认战败的事实，区区几万洋人完成了登陆，打下天津，取道扬村，长途奔袭两百多公里，就奔北京城了。　　内战中，天津也没有真正保卫住那时候还叫北平的北京。　　天津很快就被解放军拿下。　　不拿下天津，北平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当时的解放军取道西北方向，直接就能干下北平，天津从地理上似乎也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　　卫城老老实实地保卫着北京六百年之久。　　清末，忽然变了，北京的高人们纷纷跑到天津买房子置地，各地有身份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们不约而同地跑到这里修心养性，过起日子来了。　　连张之洞的一个随侍，时任清军湖北标统、陆军第八镇统制的张彪在武昌起义爆发时，吓的不轻，官印也不要了，跑掉。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选择天津，不光选择了天津，而且他还在天津建了个宅子。　　一个清军地方将领，历史哪里会清晰地把他记下来，但是，他盖的宅子，历史却不得不牢牢地雕凿在史书上，他盖的那个宅子太有名了，叫张园，这个宅子很快迎来了一个大人物，孙中山。　　中山先生日和夫人宋庆龄北上，12月4日抵达天津，住进张园，一时间，张园门口那条并不宽敞的小道顿时挤满了整个中国最生猛的人物。　　汪精卫、孙科、张作霖、马千里、黎元洪等等，携带着不同的问候、目的和中国的风云聚会在这里。　　
张作霖就在这宅子里向孙中山表示：“作霖系一介武夫，关于国家大计，当敬听孙先生的指示。”　　在张园，孙中山针对时局发表了《告天津人民书》和《善后会议条例》，以他的思想和他的方式影响并驾驭了中国的风云。他老人家忙于政治的情况下也没忘记看看天津，就在当时的天津花园，如今的中山公园，先生做了一个户外演讲。向天津人民，向整个中国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演讲结束后孙中山还参观了中山公园的劝工商品陈列所，　　
随后，先生又去了一个地方，天津的广东会馆，去天津花园的演讲是政治家的政治行为，在天津的广东会馆算是先生表达对故乡的挚爱之情吧。　　
广东会馆是一个保存非常完整的一个老建筑，是广东商人在天津兴建的一座建筑，里面的戏台很是不一般，如今已是一座戏曲博物馆。常会有人在里面拍电影取景之类的，也有游人观光。不知道游人在欣赏戏剧文物的时候，是否会想到1924年23日上午11时孙中山在这里出席了的有6000余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是否能听到了先生与广东会馆各位董事会面晤谈并与全体同乡见面致谢词，是否会听到先生和同乡们一叙乡情并共商革命抱负及改造中国的豪迈激情。　　
中山先生在天津住了二十七天。然后从天津奔赴北京。临走时把从南方带来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书分赠前来拜会的人员和天津各团体，行前，把天津的10名警卫人员逐个叫到楼上，询问家庭和个人情况，并亲手把50块辛苦费发到每个人手里，令全体警卫人员感动落泪。　　日溥仪全家连同宫女、太监、遗老遗少从北京来到天津，住进了张园。　　张园，成为溥仪的“行宫”。奇怪的是，溥仪所选择的住房及新床的摆放位置，竟然与此前孙中山的居室和床位不差分毫！　　一个是民国的国父，一个是下岗的皇帝，这两个当年中国最颠峰的历史人物，就这样在一个城市，一个建筑里，一个卧室，用这样的方式交会了一下。　　还是要提一下张园的主人张彪，张先生打仗一般，搞经营不错，他的宅子张园是一座占地约二十亩的园子，中间有一座天津称之为八楼八底的楼房。主人张彪每年冬季自己居住，其他三季均对外开放，租给承包商作为上流社会游艺消夏之所。餐厅、影院、戏院、赌场，都有涉猎。既赚了钱，又维护了房子，算是经营有道。　　溥仪的到来，让张园成为非同寻常的建筑，游艺场成了“清室驻津办事处”，为臣的张彪按照他当时的职务地位从理论上可能一生也没有机会这样与他曾经的皇帝交流，但是，历史和命运把他们捏在了一起，他成了皇帝的房东。当然，张彪绝不以房东自居，不仅不收房租，还倾资把室内的家具都换成了溥仪喜欢的欧式家具。　　除此之外，张彪甘当奴仆，每日清晨手拿扫帚为皇帝扫地，皇帝在后来他作为普通人时写的回忆录中写道：“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贯失忠之意。”　　忠心耿耿的张彪有机会报答皇帝对他的恩德，也赢得了遗老遗少、军阀政客们的赞许。曾任两江总督的张人俊，曾任军机大臣、兵部、户部尚书铁良、军阀将领张学良、储玉璞、李景林都盛邀张彪，甚至张作霖也邀请过张彪，应该是请他吃饭吧，对张彪大礼参拜。　　平静的张园，立刻熙熙攘攘。门口狭窄的鞍山道肯定也因为络绎不绝地方访客而更显拥挤。　　只是，有良心的忠臣张彪去世了，他的儿子做人就不那么厚道了，跟下岗皇帝算起房钱来。溥仪的回忆录里记了这么一段：“后来张彪死了，他的儿子拿出房东的面孔要房钱，我也嫌他的房子不好，于是又搬到了陆宗舆的‘静园’。”　　静园也在鞍山道，就在张园的斜对面。原来叫“乾园”。陆宗舆因五四运动的冲击，不得不下台寄居天津，在日本人庇护下担任了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龙烟煤矿和铁矿公司督办，并于1921年建了乾园安家落户。　　1929年溥仪来到乾园，陆宗舆搬到了石山街[今宁夏路]居住。为了表示自己的政治抱负“静观变化，静观时机”，溥仪将乾园改称为静园，一直沿用至今。　　就从这里，溥仪离开了天津，到东北，跟皇帝舍下脸的张彪的儿子有了报应。没能如他忠诚的父亲那样体面地作为忠臣和张园的主人而留在历史里。　　溥仪走后，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金璧辉]用停水、停电等手段驱逐了张家后人，强行以18万元底价购得张园，并将建了不到十几年的三层主楼拆除，重建起二层楼房，作为日本驻军司令部，令昔日张园面目全非。　　日本投降后，静园成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居所。　　张园、静园在国民党倒台后，住进了很多人，千奇百怪的产权。张园后来动迁成功，重新修缮，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　　只是，天津的旅游业并不发达，游客寥寥。　　
　　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在天津　　赵小姐祖籍在浙江兰溪市灵洞乡洞源村，出生在1912年的香港，起名“赵香笙”，据说她出生的时候，天空出现了一道霞光，所以又得名赵绮霞。英文名字是“Edith”，谐音即为“一荻”。她还有两个名字：赵媞和赵多加。　　这些名字都不为人们所熟，后人更熟悉她的另一个名字，赵四小姐，因为她在家中姊妹排行为第四，所以家人亲友都唤她赵四，后来，一些社交圈人士也跟着称她为赵四小姐。赵四小姐在当时的相貌属于中上等，但她与见多识广的张学良一见倾心，浅了说是她的气质使然，深了说是缘分到了。 　　　　
约是在1928年，时年16岁，正上中学的赵四小姐天津舞场认识了当时不到30岁正春风得意的少帅张学良。两人当下情投意合，一年后赵四小姐，私奔，跟了张学良，并在各方的瞩目下未婚生子。不顾名分，不顾家庭的强烈反对，成为当时上流社会津津乐道的新闻。 　　1925年，张学良在天津，以父亲张作霖的第五位夫人张寿懿的名义购买了的法租界32号路(今和平区赤峰道78号)，这是是一所西洋集仿式楼房。前楼三层建于1921年，后楼两层建于1926年。总建筑面积1401.65平方米。张的书房，于凤至、赵四小姐的卧室均设在前楼二层，张学良将军1927年至1932年间常住于此。　　此建筑周围还有名人故居，多是军阀，形成了特殊的军界居住区。现存的除了张学良旧宅，还有卢永祥旧宅，李厚基旧宅等11幢历史风貌建筑。　　当时的天津作为码头，租界林立，西式文化和东方文化猛烈碰撞，形成新的生活格局和方式，舞会是当时上流社会交往和娱乐生活的主要方式。　　他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强烈地冲击着古老中国的意识形态，他们不光拥有强大的武力，拥有财富，还拥有话语权，生生扭转着中国传统价值观。除了民间流传的各种版本的关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行人从他们居住的小洋楼下走过好奇的指点和猜测外，张学良出资创办的报道京津新闻的杂志《北洋画报》不断地刊载的赵四小姐的照片，再加上各种报道以及后人的传记文章，最终将他们的爱情和生活观念推到了传奇的高度。　　但他们的爱情传奇却让赵四小姐的父母蒙羞，至死不肯接受。　　赵四小姐的父亲名叫赵庆华，号燧山，晚清监生出身，任过九广铁路督办、交通银行上海行经理、津浦铁路及京（南京）沪——沪杭甬两路局局长。他是北洋政府时以梁士诒、曹汝霖、叶恭绰等人为首的一个派系中的要员。交通系最初是在晚清及民国初年随着兴办铁路而形成的一个金融财团。经办铁路在当时确实是一个肥差，赵庆华又主管几处重要铁路局，无疑大有敛财的好机会，所以有能力在京津两地购置了多处房产，并在京郊八大处修建了西式的西山饭店和两处自用的小别墅。 　　　　　　　
1925年发生了因腐败弹劾铁道部门的“五路大参案”。赵庆华被牵连在内，1927年，他离职闲居天津，住在天津海河铁桥附近五号路交通银行营业大楼背后一幢四层楼内。 　　　　　　　　当赵庆华开始知道赵四小姐经常赴舞会，结识了张学良并接受其送的许多礼物时，就非常不满，等到赵四小姐私自离家投奔张学良后，勃然大怒。在报上登了一则启事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启事名为“兰溪赵燕翼堂启事”，原文如下：“我族世祖清献公，系属南宋后裔，居官清正，持家整肃，家谱有居家格言，家祠有规条九例，千余年来，裔孙遵守，未尝败坏。历朝御赐文联，地方后吏春秋致祭，即民国前大总统、总理亦赠匾对，荣幸何似！讵料四女绮霞，近为自由平等所惑，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规条第十九条及第三十二条，应行削除其名，本堂为祠任之一，自应依遵家法，呈报祠长执行。” 　　　　　　　　这则启事于—29日在报上连登了5天，从启事中可以看出，只是将赵四小姐从祠堂中除名，对她以后的言行概不负责，虽然并无脱离父女关系之语，但意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耿直的赵庆华直到1952年病逝于北京时都不肯原谅这个小女儿。　　赵四小姐的生母吕葆贞是赵庆华的二夫人，生于1878年。因为赵四小姐的事情，赵庆华迁怒于吕葆贞，吕葆贞只得去秦皇岛和三儿子赵蔷生生活。赵四小姐有时也会到三哥处看望母亲。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赵四小姐既不能与张学良见面，又不能投奔天津的娘家，只好孤身一人带着儿子闾琳先后在香港及上海住过一个时期。1940年2月，于凤至患病去美国就医，并定居。赵四小姐将不到10岁的儿子送到美国，托人抚养，自己从香港赶到贵阳修文县阳明洞，陪伴张学良。 　　　　　　　　自此，赵四小姐从此也再未见过母亲，直到母亲吕葆贞于1953年去世。　　　　　　日，赵四小姐和张学良举行了婚礼，做了一回“白发新娘”。7月21日，台湾《联合报》报道时标题为《夜雨秋灯，梨花海棠相伴老，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了》。随着蒋介石父子先后离世，张学良夫妇活动限制越来越少，终于离台赴美，定居夏威夷。赵四小姐的身体状况比张学良要差得多，她曾患过红斑狼疮，有过骨折，长期抽烟，肺部出现癌变而动了一次大手术，切除了半边肺叶，之后一直呼吸困难，成为影响她晚年健康的主要因素。 　　　　　　　　但令赵四小姐晚年颇感欣慰的是，她和三嫂一家取得了联系，知道了许多母亲最后10多年的事情，她在书信中对照顾了自己母亲20多年的贤嫂表达了崇敬之情。 　　　　　　　　日，赵四小姐三嫂的儿子匆忙赶到美国夏威夷史特劳比医院时，赵四小姐已经离世，终年88岁，侄子从故乡带来的红色棉被陪赵四小姐远行。　　赵四小姐的墓地位于夏威夷的神殿之谷，在用花岗岩垒砌而成的墓墙上，是赵四小姐生前叮嘱镂刻的诗句——是《圣经》中约翰福音第11章第25节中的诗句：“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亦必复活。”日，张学良将军离世，一周后与赵四小姐合葬。 　　如今，在天津空留一座小洋楼，倾诉那些如风而去的往事，这座小楼曾做过饭店叫“少帅酒楼”，也作过茶馆，后又作影楼。　　赵四小姐的父亲赵庆华生前曾在北京西郊魏家村修有墓地一处，墓园颇具规模。到20世纪70年代时墓园已荒芜破旧，后来因城建扩大，被一个单位包括在了围墙之内。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协出资加以修复，并重新立了墓碑，墓碑上刻有所有子女名字，包括4位女婿的名字也统统刻在背面。　　目的是为了说明赵庆华是张学良的岳父。　　一个时代结束了。　　
　　天津人
　　天津，很无奈的城市。历史上一直是附属品的性质。直到胡总温总才有起色。可是正当滨海大发展要赶超浦东深圳时，冰灾来了，地震来了，好不容易等奥运闭幕了，可世界经济危机又来了。很不幸，政府要全力打造的一个新城就这样被延误了。滨海新区的口号上虽依然响亮，可是在政府面对上述问题时候，也显得力不从心。毕竟大局为重。天津，再忍些时候吧。面包会有的。
　　曹锟大总统　　　　 　　　　传说，曹锟幼时家境很是惨淡，没办法，虽读过几年私塾，但不得已早早谋生，靠卖布为生。常常醉卧天津街头，被顽童将口袋的钱拿走，等他醒来，也不在意。所以，大家称他为曹傻子。　　　　 　　　　曹傻子却是个有大志向和大智慧的人，终因不堪贫穷而从戎，很快就在军中出人头地。据说，在军中，别人不愿意干的苦活累活，他干，别人不愿意承担的事他承担，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深得广大官兵的喜爱，看资料，简直就是一个雷锋式的好战士。　　　　 　　　　好战士曹锟靠着自己的勤奋、勇敢、聪慧、忠厚、运气一路顺风地就成了一个好大帅。直逼中国政治的最高层。他想当总统。　　　　 　　　　只是，这名好战士为了站在总统的位置上，为后人留下了一些趣闻，但也是极其宝贵的政治经验。　　　　 　　　　好战士要成为总统，光靠枪秆子是不行的，还要靠知名度，还要靠人缘，在直隶保定时，曹锟作为手握重兵的大帅，他的人缘不错，为人也很爽直，重金建了个大花园，除了自己在里面打打太极，平时也对老百姓免费开放，谁都能进去耍耍；他还建了河北大学，读书不多的好军阀曹锟非常极其地尊师重教，对河北大学的先生们尊重有加，不仅在物质上给予关照，凡是能亲自为先生们办的事情都亲自去办。　　　　 　　　　这些好品行还不足以让他成为一个好总统，他还需要钱，可是，他因为修花园，常常欠军饷，引起过哗变，虽然斩了几个脑袋挂在城门上平息了，可是，没钱办不成大事，让好大帅曹辊深有感触。　　　　 　　　　终于，好大帅以最原始最朴素的价值观在中国最早的民主实践中成为了总统，他在选举中，一共贿赂了480名议员，平均每人5000大洋，共花费1356万元。　　　　 　　　　除了花钱，曹锟还做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深入细致的工作，日清早，国会街一带就出现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军警，城墙上则有许多瞭望兵，另外还有五六百名便衣游弋于群众当中，当然，这些人不仅是为了维持秩序，保卫人民群众的安全，他们全都是军阀曹锟的手下，其目的在于防止议员因不满曹辊的做法拒绝参选而偷偷离京。在东西车站及各紧要通道，都布置有军警阻止议员出逃。一旦遇到，便衣都是先上前一把揪住，大声诬赖其逃债，接着军警就会过来干涉，声称带回去盘问，事实上则是带回会场，让他们给曹锟投票。　　　　 　　　　尽管这样，依然有漏洞，所谓百密而必有一疏，很多人根本就不在乎老曹的贿银。大选当天，曹锟亲自临场督选，当他走到北京议员国民党员吕复席前时，发现他竟未选自己，不禁心痒难禁，竟然附耳轻语：“如何不选曹某？”　　　　 　　　　这个吕复脾气超大，指着鼻子骂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说罢，随手操起桌上的砚台向曹锟掷去。　　　　 　　　　曹锟反驳说：“谁又有名又有钱，谁就可以当总统。”　　　　 　　　　一名议员立刻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可以当总统。”　　　　 　　　　全场大笑。　　　　 　　　　好大帅的政治对手也纷纷拆台。张作霖就勃然大怒道：“妈拉巴子，曹锟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并宣称议员若能不接受曹锟的贿赂，就可以向自己领取相同数额的钱，张大帅说，这叫“反贿选”。　　　　 　　　　但是，由于曹大帅工作细致精密，资金落实的及时而到位，终能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他从好大帅到总统的质的飞跃。　　　　 　　　　毕竟这个位置来路不太靠谱，没等曹总统在这个位置上为国为民有点建树的时候，中国国民党表宣言，申讨曹锟。　　　　 　　　　国父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主持会议，讨论讨曹事宜，并致电各国外交使团，否认曹锟为总统，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以中国全体人民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通缉贿选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　　　　 　　　　国父的话说得慷慨，但底气也不很足。因为接受曹锟贿赂的而议员中有不少是国民党员，连主持本次贿选的众议长吴景濂都是国民党人。倒是各省争相声讨本省的参选议员，严重的甚至开除其省籍，多少给了议员们一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惩戒。　　　　 　　　　直奉战争爆发，9月开始酝酿，前后两个月，到11月4日奉军占领塘沽，吴佩孚已于先一天率残部乘舰驶离塘沽，这时直军抵抗已全部中止。5日，张宗昌、吴光新两部先入天津，奉军大队亦纷纷抵达，在天津的直军残余部队全被缴械。　　　　 　　　　曹锟的总统做不下去了。　　　　 　　　　当然，这期间，时局变幻莫测，一度他认为自己还有机会接着做他的好总统，但，终于，没戏了。　　　　 　　　　1927年2月，曹锟回天津，住在英租界内的19号路（现在河北路34中学），和郑夫人及陈夫人住在一起。刘夫人不愿同他们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里自己花钱盖了几所小洋楼，带着一双儿女及家人搬了进去。　　　　 　　　　这时的曹锟因屡遭挫折，心情郁闷，身体状况愈来愈差，自家的财权牢牢控制在其养子曹少珊手中，连曹锟也奈何不得他。为此，常常引起众夫人及子女们的不满和忌恨。郑夫人生性好静，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　　　　 　　　　下野的总统也是凡人，凡人就要生病，曹锟的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据刘夫人的女儿曹士英回忆，1928年的一天，曹锟给刘夫人去信说：“庆（曹少珊的乳名）的心肝坏了，他们也不管我，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刘夫人见信写得悲凉，又心疼又生气。因为刘与陈夫人有矛盾，本想不管此事，但经不住母亲和姐姐的劝说，她只好找到大哥曹镇商议。曹镇建议刘夫人把曹锟接到泉山里。　　　　 　　　　刘夫人怕泉山里人多嘈杂，不利于曹锟养病，便在外面租了一所房子，接曹锟去住，又请来西医大夫梁宝鉴、德国医生巴勒弟给予精心治疗，自己也终日守候在床边细心照顾。几个月后，刘夫人见曹锟的病日益好转，便把他接回泉山里。　　　　 　　　　曹锟的病情好转后，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到院中练练自己编的一套虎拳，然后回到屋里打坐练气功。早饭后不是练书法，就是画画。曹锟喜爱国画，尤其擅长画梅花、山石、螃蟹、一笔虎等。他有一枚曲形章，上刻&一点梅花天地心&，每画完梅花后，便盖上这枚图章。他还有一块黑石图章，上刻&万代一如&。他画的画或书写的条幅有的右上角常常盖有一枚章，上写&弱冠从戎服劳国家四十年归田年七十以后怡情翰墨之作&，右下方署别号&乐寿老人&或&渤叟&。　　　　 　　　　曹锟还常常请来一些文人墨客指导自己的书画。齐白石和曹锟的交情甚厚，曹的图章多是齐白石所刻，图章侧边总留有“布衣齐璜”（璜是齐白石的字）四个字。　　　　 　　　　曹锟不仅擅长书画，而且颇有文才。据高夫人的后人讲，高夫人的女婿李伯夫是曹锟几个女婿中最得宠的一个。一日，李伯夫请曹锟为自己新布置的一间书房起个号，曹锟略加思索后便挥笔疾书三个大字“伯雅轩”，并配了“青松直上千年余，红鹏高翔万里心”的对联一幅。　　　　 　　　　曹锟脾气一向随和，对待家人和侍从们很少发脾气。据曹的孙女回忆，其保姆戴妈曾对她说：“总统在世时，不管有多少大官等着见他，只要听说我来了，就要先召见我。”　　　　 　　　　天津夏日的傍晚，曹锟院子里常常有些穷邻居来闲聊。这些人中有拉洋车的，也有卖菜的，还有卖大碗茶的。大伙坐在小板凳上，喝着茶水，聊着天。曹锟不让家人给他摆躺椅，也坐在小板凳上，光着膀子，挥动着大蒲扇，和大伙聊年景、聊行市、聊政局，谈笑风生。　　　　 　　　　锟晚年信佛，听到有人吆喝卖鸟，就命人买下放生，每日烧香念经，还以重金请了一尊金佛放在天津&大悲院&中，并请人画了一幅“圣迹图”，每拜。　　　　 　　　　曹锟抽大烟，但不“困灯”，不上瘾。爱听河北梆子，每遇生日做堂会，总要点几出河北梆子听听。　　　　 　　　　曹锟下野后，身边无兵，来到泉山里后，身边只有两个侍从，一个先生（相当于秘书）。刘夫人花钱请了几个英租界的门岗。家中有3个老妈子及几个丫头，专门伺候夫人和儿女们，收拾屋子等。另外还有两个伙夫，一个司机，一个当差的。　　　　 　　　　曹锟家中一天到晚都有客人，齐燮元、高凌蔚、赵玉珂、吴秋舫、王璧臣、熊炳琦、杨钦山、杜锡钧、蔡虎臣、宋哲元、肖振瀛、谭庆林、阎治堂、靳云鹏等人是曹家的常客。尤其是阎治堂几乎天天来陪伴曹锟。这些人有时和曹谈谈政局，有时打打麻将，所以曹锟也不觉寂寞。吴佩孚与曹锟关系最厚，但他曾经宣布过自己的&三不&（即不借外债、不进租界、不纳妾），所以只是时常派子女前来探望曹锟。逢年过节，曹锟及刘夫人也派子女去探望吴佩孚。　　　　 　　　　“九、一八”事变后，几名日本人身着便装，来到天津英租界，邀请曹锟“出山”。曹锟怕得罪日本人想开门召见，被刘夫人堵着门不许曹锟出去，并指桑骂槐高声叫骂。日本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曹锟点头应允，同时也告诫他的一双儿女。　　　　 　　　　日本人在曹锟家碰壁后并不死心，又派了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委员的曹锟的好友齐燮元来做说客。一天夜晚，齐燮元叩门求见。曹锟的门卫遵照刘夫人的嘱咐，不予开门，从此以后齐没有再去曹家。　　　　 　　　　刘夫人见晚上常有日本人的说客来访，便立下一条新规定，晚9点钟锁大门，不许家人出去，也不许客人们来访。大门钥匙由刘夫人亲自掌管。一天，高凌蔚又奉日本人之命来访。这时曹锟正躺在炕上抽大烟，一见高凌蔚，脸色骤然大变，他把烟枪狠狠一摔，大声吼到：“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高凌蔚吓得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架了出去。从此，他再也不敢登曹锟家的门了。　　　　 　　　　曹锟晚年之所以能不为金钱、地位所动，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做事，保持了民族气节，除了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直系基本上是亲美英派，吴佩孚也坚决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有关外，曹锟本人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另外，刘夫人亦从中起了一定作用。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好战士行，做个好大帅也不错，做好总统就勉强了，曹锟晚年时，家里是搞不定的，他和陈夫人所生的儿子曹士岳同他的原配夫人袁怙贞（袁世凯的女儿）打架，曹士岳情急之中开枪打伤了袁怙贞。袁住院后，袁家不甘罢休。此时虽然袁世凯早已去世，但袁家仍很有势力，曹士岳受控告被拘留，曹、袁两家反目打起了官司，天津各报纸也争相报道这一&趣闻&。后来曹士岳被刘夫人保出与袁怙贞离了婚。　　　　 　　　　曹锟的养子一直把持着曹锟家的财产大权。令曹锟子女们十分不满，常为此闹矛盾。曹锟也不能左右家里这个乱糟糟的局面，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常常唉声叹气，很是烦恼。　　　　 　　　　1938年5月的一天，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经医治无效，于5月17日（农历四月十八）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终年76岁。　　　　 　　　　曹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吴佩孚派夫人张佩兰赴津吊丧，吴本人则在北平身穿重孝举哀致悼。日本方面、国民党方面都派人前来吊丧，并送给刘夫人大笔抚恤金，但遭到刘夫人的拒绝。　　　　 　　　　曹锟家眷及旧部幕僚、亲朋好友几百人均披孝参加了葬礼，灵柩暂厝于天津英国公墓。　　　　 　　　　国民党政府有感于曹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于6月14日发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曹锟为后人留下两处房子，一处在意租界二马路(今河北区民主道27～29号)，年修建，共两幢二层带地下室砖木结构西式小洋楼，占地面积5.66市亩。　　　　 　　　　另一处在河北区五马路、黄纬路，叫“曹家花园”，这所住宅原是买办孙中英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所建。1922年转卖给曹锟后又大兴土木，增建廊庑、亭池、岛榭，建成一座豪华的园林别墅。占地面积200余市亩，楼、平房4000多平方米。　　　　曹锟还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诉讼，他曾暗中盗印的数百万东三省官银号的百元面值伪钞。１９２５年６月６日，参与贩运、销赃伪钞涉案人犯曹德山、缪登峰、马杏天、赵瑜冰、魏图紫等人，均被天津市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让那些始终关注这起伪币大案的人颇感困惑的是，盗印伪币的主谋曹锟、天津前警察厅长丰启智、北京财政部造币局局长崔承炽等人，未受审判。　　除此之外，从好战士到好大帅到不靠谱的总统再到好市民、好公民，曹锟的政治生涯给我们还留下了一些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政治遗产。　　　　
　　总统黎元洪　　和所有退居北京的风云人物们一样，从总统的位置上下野后，黎元洪在天津过　　起了闲居的生活。把精力放在了实经营上，他对很多企业都有投资，当时北方有名的大企业中兴煤矿公司，启新洋灰公司，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等都有他的投资。据资料称，他投资兴办总计大小有数十家企业。　　他在天津置办了两处大宅，一处在英租界盛茂道(今河北路，已拆)，一处在租界威廉街(今解放南路市政协址，已拆)，另外还有一个私人戏院(今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