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凯恩斯主义和货币学派内在分析模型的区别
看《货币金融学》P596谈到了两种类型的实证分析模式，虽然讲的是凯恩斯主义和货币学派，分析了其内在的分析模型，但其分析模型的区别不仅仅对金融学，对其它学科中也颇有借鉴意义
结构模型实证分析：structural model
evidence。先利用数据建立一个模型，这个模型能解释一个变量，通过什么途径，去影响另一个变量，从而揭示前者是否对后者有影响；
简化形式实证分析: reduced-form
evidence。通过直接观察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其中一个变量是否对另一个有影响，对其中的途径并不关心。
比如，研究饮用咖啡是否会引发心脏病，采用结构化模型实证分析，就应当先用数据建立一个模型，考察咖啡如何被人体吸收的，怎样影响心脏的，又如何导致心脏病的，突出观察整个递推关系。而简化形式实证分析，就之间考察饮用咖啡者心脏病的并发率是否比不饮用者高。
2.对经济的不同观点
在货币对经济影响的问题上，结构模型实证分析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方法，恩斯主义者通常会建立结构模型，考察货币对经济的影响，建立描述货币政策运行机制的行为等式：货币供应量M
－－& 影响利率i －－& 影响投资支出I
－－& 影响总产出/总支出Y，从而揭示出货币对经济的影响。
而简化形式实证分析为货币主义学派采用。货币主义学派主要就考察货币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中间的经济活动被认为变量太多，无法也没必要关心：货币供应量M
－－& &&& －－&
影响总产出/总支出Y，认为这种的考察更直接，更有效。
3.各自的优缺点
结构模型实证分析优点突出：可以独立评估每种递推关系，而且可以精确预测结果；但缺点就是严重依赖于模式本身的正确，如果递推关系考虑有误或者有遗漏，则递推关系就无法成立，整个实证就不成立。类似逻辑分析，从大前提、小前提，从而推出最后的结论，但如果大、小前提有误，或者逻辑关系有误，则整个实证论述就错误。
简化形式实证分析优点在于，对影响因素不是很清楚，递推关系比较模糊时，直接观察原因和结果之间是否高度相关。类似于统计分析，通过大量的实例，揭示原因和结果之间有无必然联系。但缺点就是，两者存在相关关系，并不代表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因果关系。比如，当某地犯罪率提高，就需要更多的警察，但不能推定是警察造成了犯罪率高，它把因果颠倒了。而且，无法排除是其它因素的影响结果，比如前面的咖啡例子，可能不是咖啡造成的心脏病高，而是这些人精神压力大造成的心脏病高，只不过是这些人为缓解压力而多喝咖啡而已，这时咖啡和心脏病就不是必然因果关系。
为避免各自的缺点，对于结构模型实证分析，就需要尽可能详细的建立模型，分析各种因素，建立递推关系，并且要随时更新模型，以详细分析、严密的逻辑取胜
对于简化形式实证分析，采用三个方法：时序实证timing evidence,
即某个变量的出现总在另一个变量出现之前，有明显的先后顺序；统计实证statistical evidence,
利用大量的统计，分析是否有相关关系，当有某个变量时，另一个变量出现的几率，当没有时出现的几率；历史实证historical
evidence,利用历史上，每当有一个变量，就总是出现另一个变量。
但这些方法严格来说仍然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无法建立严密的因果关系。
两者模式各有所长，适用在不同的环境。在某些探索领域，影响因素尚无法考虑全面，递推关系也不明确时，适用简化形式实证分析，抓住事务本质联系，往往有突破性进展。而在比较成熟的学科，影响因素基本都明确了，建立的递推关系也比较成熟，就需要严密的分析，一步步的论证，从而厚积薄发。
不光经济学，其它学科也存在这样的实证模型的区别。比如中西医等等的，就不一一举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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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性价格货币分析法（Sticky Price Monetary Approach），又称多恩布什模型、多恩布什的汇率超调模型（Dornbusch Overshooting Model）
　　粘性价格货币分析法（Sticky-Price Monetary Approach）又称为“超调模型”（Overshooting Model），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于19世纪70年代提出的。
　　所谓超调通常是指一个变量对给定扰动做出的短期反应超过了其长期稳定均衡值，并因而被一个相反的调节所跟随。汇率超调的前提条件是商品价格具有粘性。
　　所谓粘性价格是指短期内商品价格粘住不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发生变化直至达到其新的长期均衡值。
　　在短期内不成立，即由于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的调整速度不同，商品市场上的价格水平具有粘性，调整是渐进的，而资产市场反应却极其灵敏，将迅速发生调整，使恢复均衡；
　　从长期来看，能够成立；
　　始终成立；
　　以对外开放的小国为考察对象，外国价格和外国都可以视为外生变量或假定为常数。
　　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多恩布什认为，当市场受到外部冲击时，和商品市场的调整速度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商品市场因其自身的特点和缺乏及时准确的信息。一般情况下，商品市场价格的调整速度较慢，过程较长，呈粘性状态，称之为粘性价格。而的价格调整速度较快，因此，对冲击的反应较快，几乎是即刻完成的。对外冲击做出的过度调整，即汇率预期变动偏离了在价格完全弹性情况下调整到位后的汇率，这种现象称之为汇率超调。由此导致购买力平价短期不能成立。经过一段时间后，当商品市场的到位后，汇率则从初始均衡水平变化到新的均衡水平。由此长期成立。
　　粘性价格货币模型中解释的汇率从初始均衡状态到达新均衡状态的调节过程如下图所示:
　　上式中A代表初始均衡点，为初始货币存量，P0为与初始均衡点相对应的商品价格，S0为初始。
　　其调整过程是：当由于某种原因引起了从增加到M1时，由于产生了瞬间的超额供给，作为的利率和汇率会作迅速调整。由于，在价格水平来不及发生变动的情况下，下降，同时汇率从S0调整至Sb（），即所谓的汇率超调（汇率超调的程度取决于M线的斜率，M线越陡，汇率超调程度越大）。经过一段时间后（从t0到t1），价格开始做出滞后反应，而此时的水平经过短暂的下降之后，会由于国际资本的流入而上升，而的超额供给导致而使利率上升，相对利率的提高又会引起国际资本的流入。从而使货币的超额供给得到缓和。随着价格的进一步上升，最终使货币的超额供给完全消化。这时汇率则从超调状态B点（P0、Sb和M1的交汇点），到达E点（Pe、Se、M1的交汇点）。在E点上，汇率、利率、价格、和产出重新达到了均衡状态。此时，购买力平价成立，这既是所谓的长期成立的原因。
　　粘性价格货币模型和国际汇率模式都强调货币市场均衡在汇率决定中的作用，同属汇率的。
　　后者由于假定价格是完全灵活可变的，被称作（flexible-price Monetary Approach），而汇率超调模型修正了其价格完全灵活可变的看法，被称为粘性价格的货币论(Sticky-price Monetary Approach)。
　　多恩布什的汇率超调模型的显著特征是将的短期分析与货币主义的长期分析结合起来；采用这一说法，更切合实际。同时，它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表明了（或紧缩）效应的长期最终结果是导致物价和汇率的同比例上升（或下降）。但在短期内，货币扩张（或紧缩）的确对利率、和有实际的影响。当政府采取扩张或紧缩性来调节时，就需要警惕汇率是否会超调，以及超调多少这样的问题，以避免经济的不必要波动。
　　多恩布什的汇率超调模型是中对开放经济进行宏观分析的最基本的模型；它首次涉及汇率的动态调整问题，开创了从动态角度分析汇率调整的先河，由此创立了汇率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Exchange Rate Dynamics）。
　　然而这一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
　　第一，粘性价格模型假定不变，这就意味着货币需求不会对汇率产生影响，但在实践中，常常由于的短期波动而影响到经常账户，这又会进一步影响到一国的资产总量，从而对产生影响，进而导致汇率的相应变化。但粘性价格模型却没有分析这一问题；
　　第二，粘性价格模型暗含着这样的假定：资本是完全自由流动的，是完全自由浮动的。在这种条件下，汇率的超调引起的过度波动必然会给一国经济乃至全球带来冲击和破坏。为了避免冲击和破坏，政府必然会对资产的流动和汇率的波动加以管理、干预。因此，上述的假设条件在现实中不能完全实现；
　　第三，粘性价格模型很难得到实证的验证。原因之一是这一模型非常复杂，在选择的方式上存在困难。原因之二是现实中很难确定汇率的变动到底是对哪种外部冲击做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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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现代经济学中的三个主要流派：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以及货币主义学派，在作者看来其实反映的分别是我国的法家思想、儒家思想以及道家思想。本文从另一种角度解释这几个经济学流派。
写下这个标题时，我都感谢自己这些年来精读过《易经》、《四书五经》、《道德经》、《韩非子》等代表中华智慧的古典著作。这些著作让我看问题好像站在了高处，不过，这里不能展开说了，否则就离题万里。在这篇文章中，我要说的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三个主要流派：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以及货币主义学派其实反映的分别是我国的法家思想、儒家思想以及道家思想。
一凯恩斯主义与我国的法家思想同源
什么是凯恩斯主义，用一句大伙都听得懂的话来讲就是：老百姓不肯花钱，ZF替你们花！
凯恩斯主义就是从纳税人中征来钱后，增加投资，扩大ZF开支，美其名为刺激经济，维持繁荣。凯恩斯主义强调ZF介入经济，用ZF“看得见的手”去管住市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它与我国传统思想中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颇有类似之处。
在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国家可以强盛，人民绝对不能够富足。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商鞅就认为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很显然，商鞅非常主张通过严刑峻法进行ZF干预。
回到现代，那一年的4万亿元，让我第一次见识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当时，大部分主流学者都为4万亿唱赞歌，打完鸡血后，现在经济下行的恶果出来，这些学者们又开始批4万亿的政策，都是些墙头草，没有自己的真知灼见！
从历史上看，政客们是很爱凯恩斯的，原因是他给政客们大肆花纳税人的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政客们在他的衣钵下，疯狂地用苛捐杂税来压榨企业和消费者，造成财政收入以大大超过GDP的增速而飞速增长，终于国富民穷了。我认为，中国必须抛弃凯恩斯主义，不然，ZF大手笔花钱，税负永远下不去！
二供给学派与我国的儒家思想同源
什么是供给学派，用一句大伙都听得懂的话来讲就是：ZF应该通过减税的方式调整供给去创造出未来的需求。其实就是拉弗曲线，就是轻徭薄赋，只有这样，人们才有动力去开办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
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商品与劳务的生产与提高生产率，为增加供给，就需要通过减税等政策促进储蓄和鼓励企业投资。供给学派侧重调动主观能动性，先“修身、齐家”，然后才“治国、平天下”，与儒家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目前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呈下降趋势，ZF&钱袋子&变紧，其根源在于企业盈利能力差。应对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老祖宗已经给出了方法，在《论语·颜渊》中早有记载：鲁哀公问孔子的门生有若：“荒年收成不好，国库里钱不够，应该怎么办？”有若回答说：“能不能将老百姓的税从百分之二十减到百分之十呢 ”哀公说：“收百分之二十的税，国库里的钱都不够，如果减到百分之十，那不更惨了吗？”有若再回答道：“如果百姓手中没有钱，国库里又怎么能有钱呢 如果老百姓手中有了足够的钱，你又何必为国库里没有钱发愁呢 ”这其实反映了儒家的“富民”思想，也是古代版的“拉弗曲线”，与供给学派不谋而合：对百姓施加仁政，实现轻徭薄役，坚持藏富于民，税收总量才会增加。
我国现阶段确实应该采纳供给学派的思想，从供给侧出发，大力减税，就好像给了中国经济一个“发动机”，我相信，中国经济保持7%的增长速度就不是梦！
三货币主义学派与我国的道家思想同源
什么是货币主义，用一句大伙都听得懂的话来讲就是：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反对ZF对经济的干预。再打个比喻，货币主义者认为只要控制住了“巧克力”的发行，就不会出现“腰围”的恶性通胀，也不会让小孩子出现活动过度。
货币主义学派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长远来看，只会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并无好处，ZF应该放弃干预经济，只需要控制好货币供应量，保持物价稳定即可。货币主义学派主张黄老为道，无为而治，正合道家思想。
老子在《道德经》已经深刻地阐述了这种不干预理论：“道常无而无所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强烈反对国家干预，他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是因为：ZF只有充分了解每一位公民的利益和偏好，并据此求出社会总体利益和偏好，才能胸有成竹地去干预经济，可惜这项工作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再进一步说，即使ZF能够无所不知，但在干预的过程中，也常会偏离其初衷。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主张用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单一规则、用市场机制维持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货币主义学派反对ZF对经济的干预，虽然供给学派是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产生的，但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供给学派都承认单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供需均衡，都认为需要国家干预，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这种干预的程度、内容和方向上。
四结语：我们应该如何吸收西方经济学成果
中国必须彻底抛弃以往经济决策中的凯恩斯主义思维，认为危机时期加大ZF支出创造有效需求。实际上，如果没有创新，不仅有效需求不足，有效供给也会不足，结果就是滞胀。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创新，目前高税负严重抑制了企业家的创新能力，萎缩了企业家精神，高税负下创新的缺乏是引起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我认为目前中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点到了“穴位”，通过减税，藏富于民，让人们更敢于消费，藏富于企业，让企业更便于生产，从而使经济实实在在地发展。
作者：马靖昊
来源：马靖昊说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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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法律顾问：王进律师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　　 　　　　 　　　　按照哈考特（1987）的定义，后凯恩斯主义指一组强烈反对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正统凯恩斯主义的IS-LM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并努力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可供选择的“多种研究方法”而联合在一起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但它 “不是一个紧密的团体”（艾克纳，1979），实际上还是一个相当“异质的组合”（哈考特，1982），仅仅由于它们都具有向正统挑战的愿望而被联系在一起。其主要观点可以追溯到其创始人的贡献，即凯恩斯的货币观点、卡莱茨基的真实分析、斯拉法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影响，尤其是马歇尔对凯恩斯的影响，以及贯穿于卡莱茨基和斯拉法著作中的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观点（参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444页）。　　　　大致说来，后凯恩斯主义的“多种研究方法”或分支[1]，主要包括：（1）后凯恩斯货币学派，由于其成员主要分布在美国，也称作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者，它侧重马歇尔短期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以及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如温特劳布、戴维森、明斯基、克雷格尔、摩尔、奇克和S. 道、R. 罗西姆等，卡尔多是个例外，他在货币理论上持有相似的观点；（2）新李嘉图主义，也被称为“剩余学派”或斯拉法主义，它侧重马克思、斯拉法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以及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如盖尔加尼（）、巴拉德瓦杰（）、伊特韦尔（）、米尔盖特（）、帕西内蒂（、1981），以及达特和阿马德奥（1990）等；（3）后卡莱茨基学派，它侧重马克思再生产原理和卡莱茨基的有效需求原理，如琼.罗宾逊、索耶等。另一方面，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者，包括老一辈经济学家汤申德（1937）以及沙克尔[2]等，也被称为“原教旨凯恩斯主义”；而罗宾逊以及新李嘉图主义者等参与“剑桥资本争论”的经济学家，也被称为“新剑桥学派”。一般认为，除凯恩斯之外，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是罗宾逊、卡尔多和卡莱茨基；而第二代后凯恩斯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主要有明斯基、戴维森、克雷格尔和哈考特等。　　　　后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强调历史时间、不确定性和内生货币。但在它的演化和发展中，特别是与主流经济学的竞争中，后凯恩斯主义没有显示出必要的内在一致性、综合性和强劲性。其分歧的一个主要来源基于原教旨凯恩斯主义和剩余学派的重要不同（参见达特和阿马德奥，1990）。　　　　 　　　　 　　　　第一节
对《通论》的释义　　 　　　　 后凯恩斯主义者，特别是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者或原教旨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凯恩斯革命的精髓在于《通论》的第12章和第17章，以及他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就业一般理论》（1937c）。他们强调不确定性和历史时间、生产的货币理论。奇克（1978）曾简明地阐述了后凯恩斯主义的基本观点：“《通论》代表着一个生产经济模型，它使用货币，在时间中穿行，受到不确定性和出错的可能性约束。”　　　　 　　　　一、不确定性和历史时间　　　　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凯恩斯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不确定性牢固地置于经济各阶段的中心（参见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3；温特劳布，1975；N. 夏皮罗，1978；菲茨吉本斯，1988）。明斯基（1975）更是生动地指出了凯恩斯理论的这个特点，他评论道，“失去不确定性的凯恩斯，就象失去王子地位的哈姆雷特一样。”凯恩斯认识到经济是在历史时间中而不是逻辑时间中运行的，“通过时间的运动则只能是单向的，从过去到将来的”（参见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3，中译本第63页）。因此，今天和明天的差别是24小时，而今天与昨天的差别则是永恒的，因此经济行为主体面临的是不可逆转的、不可知的、但不是不可想象的未来（参见沙克尔，1967）。在这样一个独一无二、不会重复的世界中，概率法则不适用，万花筒般的变化和根本不连续性是其特征，货币、传统和契约的存在因此而有了额外的重要性（参见沙克尔 ，；戴维森，）。也就是说，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解释了投资的易变动性和货币存在的基本理由以及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波动。投资决策是建立在猜想、本能和动物精神的基础上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预期很容易挫伤是不难理解的。持有货币的决策，本身是习惯方式，使人们保持了灵活性，因此推迟了特别无知时不可逆转的决策的制定。沙克尔（1968）发展了在真正不确定条件之下决策者面临的问题。经济行为人可能面对全新的环境，即他们以前从未面对过的环境，而且他们所作的决策，一旦实施，其结果就无法推翻。沙克尔（1968）用他的“判决性实验（crucial
experiment）” 的概念来说明这个问题的本质：　　　　 　　　　拿破仑不能一百次重复滑铁卢战役，希望普鲁士人按一确定的比例来得太晚。他的战斗决策就是我称之为‘判决性实验’的东西，用判决性这个词是取抉择之意。如果他胜利了，重复在长期中是不需要的；当他失败了，重复是不可能的。　　　　 　　　　 因此，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如果假设有关未来的知识可以在今天获得，那么不确定性环境就成为风险环境，而风险是可测、可保险的，凯恩斯和其他宏观经济家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就不存在了。　　　　 　　　　二、生产的货币理论　　　　凯恩斯对生产的货币理论给予了极大重视，它确定了有效需求在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世界中的波动。《通论》阐述了货币在历史时间内影响经济的交换和生产过程的方式。在凯恩斯笔下的各种自变量，即消费倾向、资本效率、流动偏好、既定预期及货币政策和银行经营政策等都相互作用，决定有效需求（参见克雷格尔，1987，第2卷，中译本第106-109页）。早在1932年构思《通论》的阶段，凯恩斯就意识到传统理论中缺乏生产的货币理论（参见塔希斯，1987）[3]。在1933年初《通论》的草稿中，凯恩斯就区分了货币经济和那些不存在货币或货币只是虚构的经济。但在定稿中，凯恩斯没有将货币的基本作用明确表示出来，但是很显然，凯恩斯所考虑的问题不会出现在非货币的瓦尔拉斯经济中的（参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456页）。　　　　 在《通论》第17章中，货币作为一种占有特殊地位的资产，具有零收益，同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其好处超过了它的可忽略的持有成本。凯恩斯认为，货币具有两个特殊的属性：它的生产弹性等于或几乎等于零；同时它的替代弹性等于或几乎等于零。这两个特性对解释有效需求的失灵起着决定作用。对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而引起的对灵活性需求的增加，即货币需求的增加，不会导致在货币或其替代物的生产中对劳动需求的增加，不过它将导致非货币生产及相应的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因此，凯恩斯认为没有货币的经济体系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也就是说，新古典理论会自动成立（参见克雷格尔，1985）。　　　　凯恩斯的这些观点被后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发展、深化，他们强调不确定性、货币工资的中心地位既作为价格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又作为经济的稳定或不稳定的主要决定因素，以及资本积累过程的存量—流量关系。其中最著名的是戴维森（、1984）。戴维森运用《货币论》和《通论》中的马歇尔框架来分析不确定性环境下生产和货币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其中马歇尔的“理性”行为人尽他们的努力做到最好。在积累理论中，他使用凯恩斯关于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理论，将投资支出的流量和资本存量联系起来。戴维森和克雷格尔（1983）使用现货和期货市场以及它们的价格的同样对比来阐明《通论》第17章的分析，认为在《通论》第17章中和积累相联系的真实力量和决定利率的货币力量走到一起了，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货币的特殊属性和基本性质（即灵活性），正是由于这个性质，非充分就业均衡才有可能。因为，货币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微不足道，将需求从商品转换到货币不一定创造充分就业。戴维森（1980）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1936）的货币与货币工资关系的认识，他强调货币的灵活性升水的作用，因为合同是以货币形式固定的，货币工资通常是十分稳定的。正是货币的灵活性使得工资以货币的形式而不是其他商品的形式固定下来，而且货币工资相对稳定的事实，为货币经济的继续存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明斯基（，1982）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设认为是从《通论》中继承下来的，这个假设涉及一个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内生理论。明斯基（1975）认为，这种波动是真实因素和货币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当企业对所承担的财务履约义务（即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一方，他们是根据其初始预期而发生的）含义作出反应时，预期的现金流量不能实现就会造成过度的真实运动。而利润流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关键性和必要性，正是引起大量债务的原因。在明斯基看来，在债务-通货的紧缩过程中，两者是不平衡的，因为通货的紧缩将导致现金流量的减少（即价格或销量的下降）和现金履约义务（债务）的增加。因此，债务-通货紧缩过程使生产单位（企业）在融资方面更加无力，更容易破产。　　　　 　　　　三、有效需求原理　　　　奇克认为“后凯恩斯主义分析以其观点的多样性和不断分化而著称”（参见阿马德奥，1989，奇克的《序》）。后凯恩斯主义者在有效需求问题上的分析方法就集中体现了这个说法，虽然几乎所有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承认“有效需求原理”是《通论》的关键。　　　　对于原教旨凯恩斯主义者来说，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的主张与时间和货币密切相关。在这里，马歇尔对《通论》的结构产生了实际的影响。首先，凯恩斯深化了马歇尔的“时间”观念，“时间几乎处于每个经济问题的中心”，时间是不可逆转的，因此“人在期初和期末是不同的”（马歇尔，1920）。在这种不确定的世界里，经济行为人因不完全的信息和了解未来的不可能性，就不可避免地出错，而这种错误不可能毫无代价地消除。在经济波动时期，具有完全流动性的资产即货币的存在，使得经济行为人推迟购买特定的可生产商品（尤其是投资品）。凯恩斯特别强调研究有效需求中的投资部分及其促使其发生变化的主要动机的因素。其次，马歇尔认为对劳动力需求源于对由劳动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在总量层次上对此做了一般化，并得出劳动市场未必出清的结论。第三，《通论》中应用了许多局部均衡的方法，而不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所有经济问题依次解决的办法；凯恩斯以局部均衡方法阐述一动态理论（即移动均衡分析），试图证明均衡是存在的，失业可能持续下去，凯恩斯把马歇尔向前推动了一大步，从马歇尔那里得到了其中宏观层面上的东西。第四，马歇尔虽然保留了新古典的两分法，但他削弱了它的价值理论，做法是使用供给和需求的长期力量解释长期状况和与之相关的长期正常价格；凯恩斯虽然驳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信条，但是在《通论》中他并没有把他自己完全从价格的供求理论中解放出来，这与他在《货币论》中关于部门价格水平的理论，在其中货币工资水平和利润差额分别成为价格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的观点相比倒退了一大步，因此《通论》的价值和分配理论的基础是薄弱的。　　　　在《通论》中有效需求还与货币联系在一起的。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在凯恩斯笔下的各种自变量，即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灵活偏好和银行系统的货币政策等都相互作用，决定有效需求。消费倾向表明企业家若不想亏损就必须按照收入增加时收入和支出之间的缺口的大小来增加投资；而货币生产经济中资本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则解释了，为什么与资本边际效率有关的利率的基本特性使得投资率很有可能严格按照这一缺口的大小进行调整。由于企业家追求货币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就业或实物产出最大化，所以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投资决策必然导致充分就业下的均衡。凯恩斯关于就业水平限度的论述，使得任一水平，包括充分就业，都可视为稳定均衡；因此凯恩斯经济学是比经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更为一般的理论，因为在萨伊定律中只有劳动市场实现作为给定的充分就业限度的规定，才是唯一稳定均衡。此外，凯恩斯不接受小企业接受价格的观点——这些小企业总是在不确定条件下营运的。因此他强调有效需求对企业的意义：总需求可能会自发地发生变化，因为投资不仅取决于长期预期，还取决于银行货币政策。这里的关键是银行可以在无需先有储蓄的情况下创造货币，这就逆转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　　　　另一方面，新李嘉图主义者也接受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主张意愿的储蓄通过收入水平的变化而等于意愿的投资。但是他们认为那是或应该是一个关于收入和就业的长期水平（意为持久力量作用的最后结果）的一个理论。因此，他们主张将有效需求原理和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即由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特别是斯拉法（1960）重新表述的劳动价值论结合在一起，以寻求一种长期均衡。与之相联系，新李嘉图主义者一直不满意凯恩斯经济学中马歇尔的影子，比如供给和需求决定价格的理论，以及新古典主义在凯恩斯的投资分析中的遗迹，这些遗迹主要是在《通论》第7章中讨论向下倾斜的资本（和投资）边际效率表、对资产的需求表（参见米尔盖特，1977）。他们认为，凯恩斯所有这些建树与后来“剑桥资本争论”中发现的资本倒转是不一致的，例如既没有假定资本边际效率表向下倾斜，也没有假定投资边际效率表向下倾斜；更为甚者，在《通论》第17章的论证中，凯恩斯使用利息率的灵活偏好理论而使货币利息率成为关键，这是使用新古典“不完全性”的一个例子，而在长期理论中是不能作这样的使用的。新李嘉图主义者认为，凯恩斯基于灵活偏好的利息率理论并不是一种长期理论，其中的一个理由是，由于实际余额效应，在假设工资率和价格完全可变的情况下，利息率的变动会使经济调整到充分就业水平（米尔盖特，1977；盖尔加尼，）。因此，与之相对照，他们特别强调有效需求原理与利润率的联系，认为使用外生给定的利润率假设，在有效需求的作用下（假设资本家不消费），产出和就业将被决定，古典经济学将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长期理论（参见米尔盖特，1982）。正是在这一点上，原教旨凯恩斯主义（或美国后凯恩斯主义）与新李嘉图主义产生了严重分歧，例如奇克（1994）指出：“只要新李嘉图主义者——或叫斯拉法主义者，或叫做任何其他什么主义者——坚持认为任何理论的标志都是对其长期趋势点的关注，那么在我看来，在他们与后凯恩斯主义之间就是不可调和的。在此问题上，我们之间差异很大，因此沟通双方将是十分困难的。当然，在斯拉法方法中有些方面与后凯恩斯主义十分相近，尤其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前提假设进行挑战的那些很有价值的贡献。我认为将二者合而为一的工作极其困难[4]。”（参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488-489页，“奇克”）。　　　　 　　　　 　　　　第二节
内生货币供给理论　　 　　　　一、货币—信用经济中的货币的特性　　　　
在凯恩斯的《货币论》和《通论》提出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框架上，后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在货币—信用经济的框架内发展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是“特殊的”。“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任何理论分析，如果不考虑货币的特殊性，以及货币在时间上赖以发生作用的金融机构，那么这种理论就必然是干枯的”（罗斯艾斯，1986，中译本第15页）。　　　　
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历史时间中的不确定性”。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和历史的时间中，决策是事先作出的，结果是事后得到的。正是资本主义对不确定性的反应造成了货币的特殊属性:　　　　货币的第一个特性是财富或价值的贮藏手段。它来自于利息率未来趋势的不确定性。　　　　
货币的第二个特性是没有通常意义上的那种生产功能。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与货币数量论的分歧，可以从对金融资产和不动产加以区分的做法上反映出来。不动产不具有流动性，不能作为财富的贮藏手段；也不存在很高的替代弹性。因此，货币和准货币的这种特性，才使得货币供给的收入流通速度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关键因素；通过金融创新，使得“一般流动性”状况，而非狭义的货币供给概念，成为经济波动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对于货币供给，不管怎样下定义，必定成为内生的了。　　　　货币的第三个特性是它使货币债务成为可能。金融合同不同于涉及产品和投入价格的远期合同，它把债权人与债务人联系在一起。明斯基（1982）将企业、家庭和政府对融资的态度分成三种类型：套头交易（hedge）、投机(speculative)和负债(ponzi)融资。简言之，债权人放弃了以货币形式的潜在购买力以换取或许能（或不能）在将来实现的收入流量。这样产生的债务的信用状况，取决于借款人是否有足够的现金流量来保证金融承诺的有效性。每一种借款人都有一种主要的现金来源，对家庭来说是工资收入，对政府来说是税收，对非金融公司，是预期总利润所产生的现金流量，而对金融公司，则“是从所拥有的合同中得到的现金”。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货币经济的稳定性，决定于这三种融资类型的混合状况和融资方法沿这一融资“光谱”移动的状况。例如，为了抑制物价的普遍上涨，中央银行把货币政策目标由控制利率（联邦基金）转向控制货币基础（非借入准备金），这就可能导致各种利率的大幅度上涨，进而导致套头交易融资转入投机融资，投机融资转入负债融资。或者如果来自体系外部的重大冲击（如石油危机）诱发了严重的衰退，即使利率不变，预期利润率的急剧下降也可能导致同样的后果。不管在何种情况下，由于总的支付义务超过了预期的总的现金流量，经济的整个债务结构是难以支持的。随之而来的将是普遍的由债务导致的经济紧缩，而这又将导致企业破产和银行倒闭现象的大量涌现。据此，“货币不仅仅是使需要的双重吻合（在新古典主义的物物交换经济中），不再是成交的必要条件的一种通用的配给凭证，而且是在不确定条件下为资本资产的地位融资的一种特殊债券”（明斯基，1982）。　　　　与此相对照，新古典理论所研究的东西实质上是在确定性条件下运行的物物交换经济。如果有货币的话，货币也是事后引进的，就象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哪”，或者象弗里德曼所喜欢说的那样从直升飞机上撒下来的，或者，它以作为计价物的某种商品或以金属货币的形式出现。对于货币商品来说，存在着一个货币生产函数，它对需求增长的反应取决于它的以产品计的供给弹性的性质。新古典理论并没有提出一个与经济的真实部门相互作用的货币体系。货币的引入往往是以货币数量论的形式出现；在这个理论中，货币供应量是由中央银行外生地决定的。从长期来看，货币供应量被认为仅仅能够影响物价水平，而对实际产出和就业并不能产生持久的作用——充分就业均衡状态下它们是静止的。而在货币—信用经济中，货币不具有生产意义上的供给函数。存在于某一时点上的货币供应量主要取决于银行贷款的净额。货币并不是中性的，在不确定条件下运行的经济中情况尤为如此。不仅如此，企业家和家庭是根据以货币标名的契约承担义务的。因此，货币制度在信用经济的运行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理解货币—信用经济的运转，对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是关键性的。　　　　
二、货币内生性　　　　
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都假定货币供应量是中央银行外生地决定和控制的，因此，其货币供给函数，即Ms = Mo；货币供给机制只是基于基础货币（H）的机械的货币乘数（m）作用过程，即货币存量M = m *H。因此，主流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该如何控制、通过什么工具控制——自由准备金还是借入准备金？　　　　
与此相反，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现代信用经济中，货币供给是内生的。他们认为，货币供给“调整自身以符合商业要求”（卡尔多，1970），即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和在较大或较小的程度上，在一定限度内，终将满足商业对货币的需要而不管中央银行做些什么。在其最极端的表述形式中，它是对萨伊定律的反用。某些后凯恩斯主义者已接近认为，由于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将会满足对于货币的需求，在货币领域，需求能够自动和充分地创造自己的供给。如果中央银行只是部分地满足了对于货币需求的增加——这是更为可能的情况，那么，通过调动闲置货币和节约交易货币，将发生沿着流通速度曲线的运动。然而，通过金融创新的中介作用，随着利息率的上升，又将发生流通速度曲线的移动。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反对主流货币理论，“主要表现为它对货币数量论中的因果关系箭头的颠倒：货币供应被看作是名义收入的函数而不是相反”（罗斯艾斯，1986，中译本，第1页）。因此，他们具有与正统货币主义者所阐述的相反的货币与支出的因果关系。罗斯艾斯认为，一个充分发展了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需要毫不含糊地在三个方面直截了当地拒绝货币数量论：（1）拒绝资本主义经济自然趋于长期充分就业均衡的概念；（2）拒绝关于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是稳定的并且独立于利息率（即货币需求是人均实际收入或一般物价水平的稳定函数）的论点；（3）拒绝货币数量论中的由货币供应量到名义收入或一般物价水平的因果链的箭头。　　　　 　　　　 三、历史渊源　　　　 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分析框架是由明斯基（）、戴维森（1978）和罗西姆（1981）建立的。它强调货币—信贷流量从银行体系向经济中的企业部门的流动；或者同传统教科书的表述相反，因果关系是从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指向负债方，即银行首先发放信贷，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便在资产负债表的右端自动创造了活期存款。罗斯艾斯（1986）认为，“这种观点同凯恩斯的《货币论》而不是《通论》中阐述流动偏好理论的证券—资产法更为一致。”（同上）。实际上，这种货币的“内生性”观点历史悠久，可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的反金块本位主义者和银行学派（见奥布赖恩，1975），他们强调“真实票据原则”（最近此观点由戴维森复兴，1989）及与数量论相反的因果关系。　　　　米尔达尔1932年出版的《货币均衡》（1939）中清楚地复活了银行的“银行学派原则”并明确改变因果关系箭头方向。其贡献主要是认为 V是变化的，因果关系由P（或Y）指向M； 处于时间中的信贷合同是任何物价水平理论的中心，因为“信贷构成了支付手段总量的主要部分，或至少决定了流通速度”； 明确提出货币的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的相互依赖性并进而否认后者的外生性。　　　　50年代末期起，拉德克利夫报告中“一般流动性”命题（1959）的提出、格利和肖（1960）和托宾的“新观点”（1967）被认为是内生货币思想复兴的开始（参见宁咏，1999）。拉德克利夫委员会（1959）和卡尔多在英国议会的证词表明，货币供应量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不甚重要，只有对经济的一般流动性加以控制才能获得一种有效的货币政策。格利和肖（1960）[5]、托宾（1967）则从反面提供材料，力图证明政府等外生力量对货币供给的控制是极为有限的，货币供给主要是独立于外在控制的经济过程内部活动的结果。　　　　 格利和肖的突出贡献在于揭示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中的作用。格利和肖认为，战后经济情况的根本变化之一就是金融当局直接统治之外的非货币金融中介机构的急速成长，无论货币机构或非货币的金融中介机构，都能创造金融债权，它们都可以根据持有的某类资产而创造出成倍的特定负债，创造可贷资金，引起超额货币量，并产生大于事先储蓄的超额事先投资。由于货币当局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不能进行有效控制，因此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弱化了货币当局对信用从而货币供给的控制能力（格利，1960；格利和肖1979）。　　　　
托宾（1967）继承和发展了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格利和肖的观点，认为在现代金融制度下，货币资产和非货币资产、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区别，货币和其他资产之间存在着可替代性，使单纯的货币数量变动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不可能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变动的主要因素，更不可能是唯一因素，人们的注意力已从货币的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转向全部资产的供求上；同时，人们也从单纯重视商业银行的作用转向所有金融机构在货币供给过程中的作用。托宾认为，“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中介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同时满足两类个人或厂商的资产偏好，一类是借入方，他们不受其净财富数量限制地扩展包括存款、房地产、机器和设备在内的实物资产的规模；另一类是借出方，他们希望能够将其财富以货币价值稳定、拖欠风险小的资产形式保存起来”。对于公众来说，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创造取决于公众的资产偏好和资产选择结构，从而货币的供求不仅取决于货币的成本和收益，还取决于其他资产的成本和收益。也就是说，人们对任何资产（包括对货币的需求），不仅仅取决于一种利息率，而取决于多种利息率及其比较，也就是取决于相对利息率，即各种资产的相对收益率。托宾认为，公众的资产偏好和资产选择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不能单纯从中央银行角度研究货币数量的决定。也就是说，如果要对货币的需求发生影响，或者说，如果要对利息率的变动发生影响，那么不能仅仅着眼于对货币数量进行调节，而且也不单纯是银行机构的任务。重要的是，应当把货币问题同价值理论结合在一起考察，进而研究资本理论，研究金融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把货币理论的研究扩展为金融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关系的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基于以上认识，托宾批判了主流经济学的货币乘数理论，认为这种存款创造过程描述为一个拘泥于银行准备金的机械的乘数过程并不能反映真正的存款创造过程。真正的存款创造过程应该是一个反映银行与其他私人单位的经济行为的内生过程。托宾考察了存款—准备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情况，指出这两个比率是由经济过程内生决定的 ，从而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　　　　 　　　　 四、主要观点和分析结构　　　　 　　　　（一）收入到货币的“反因果关系”　　　　对于观察到的货币存量与货币收入的紧密统计关系，后凯恩斯主义把它置于复杂的银行—金融体系中，以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来解释。指出，货币供给的变化先于货币收入变化的事实丝毫无助于建立货币主义者所指出的因果关系。后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支出的有计划的增加如果要实现的话，就必须得到资金支持。这种“预备性的商业行为”标志着事先希望从银行系统获得贷款，而且，只有银行创造出必须的信用数量，这些行为才能得以实施。银行部门可以主动满足或挫败私人部门的支出计划。凯恩斯在引入“融资动机”概念时就意识到这一点（见戴维森，1965），卡莱茨基在讨论经济周期时也意识到了，当时他强调建立灵活的银行系统，因为任何投资都会带来利润，从而值得为此借债。这就产生了一种产生收入的融资过程，通过此过程，计划支出通过银行信用转化为实际的支出。摩尔（1979b）将后凯恩斯主义观点总结如下：　　　　 　　　　“有证据与以下因果关系明显一致：因果链是由商业银行贷款到货币存量再到货币基础，这反过来清楚地说明了倍受注目的货币与收入的经验关系主要反映了由收入到货币的‘反因果关系’。”　　　　 　　　　（二）工资—物价定理　　　　 凯恩斯认为，关于物价上涨的原因，从长期来看，取决于货币工资的增长是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所以货币数量论的结论是错误的。戴维森从凯恩斯关于货币工资既是成本又决定有效需求的观点出发，认为名义工资“作为一个价格，实际进入到所有的成本函数和大部分的消费者需求函数中……名义工资的变化将改变成本函数和消费者需求函数，这将影响各种价格和总的物价水平。”（参见温特劳布，1977，第285-287页），因此，名义工资的增加既有“成本推进”作用，同时还有“需求拉动”的作用（即工资增加引起需求增加，从而使物价上涨）。温特劳布（1978）进一步把凯恩斯关于货币工资和物价的关系用“工资成本加成方程式（Wage-Cost Mark-up Formula）”来说明：　　　　
P = k W/A　　　　其中，P代表一般物价水平，k代表整个经济中单位劳动成本或总边际利润上的平均加成，W代表平均货币工资，A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温特劳布认为，除非国民收入分配中有“革命性的变化”，否则K是特别稳定的，“在经济学的所有比率中K最稳定，在美国企业总产值中多年来K≈1.9。”这样，在考虑P的变化时可以忽视K的变化，“从因果关系来说，侧重点放在方程式P = k W/A的右边，平均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物价水平波动时起主要的作用。”[6]（同上，第168页）因此物价上涨是由于货币工资的上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即：　　　　
p = w- a　　　　因此，温特劳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与货币数量论方程式（M=kPQ）完全对立的观点。　　　　卡尔多（1970）也曾提出决定货币供给变化的两个主要因素：货币收入变化率与工资膨胀率。于是，后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存量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起因”（索耶，1991）。这一点摩尔（1979a）也曾清楚地说明，他认为，货币供给增长使工资和价格上涨有了充分的依据，但不是原因：“后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存量内生地对信用需求的变化作出反映，并把货币工资变化率看作主要的外生变量，价格和货币存量都对它作出调整。”　　　　 　　　　（三）货币供给是工资率的函数、货币需求是名义收入的函数　　　　许多后凯恩斯主义者把货币供给看作是工资率的函数。认为，工资的增加将迫使企业向银行告贷，以满足其增加了的流动资金需求；这些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充分支持下将自动地满足这种需求。这种论点实际上是主张：对于任何给定的利息率水平（中央银行通过其公开市场业务可以决定利息率[7]），货币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即对应于给定的利息率，货币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直线。　　　　 卡尔多（、1982）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理论。卡尔多（1982，第24页）认为，在货币—信用经济中，任何时候货币供给量是由货币需求来决定，即货币供给直接随着公众对现金和银行存款的“需求”变化而变化；而货币需求是名义收入的函数，货币需求的变化是利息率变化所导致的生产和收入水平变化的结果，换言之，利息率对“持有货币的愿望”没有直接影响，只有因收入水平的变化所引致的间接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确定利息率而不是货币存量；对货币存量，中央银行在任何情况下是没有控制能力的，货币需求的任何增加都有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予以充分满足；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是无限大或水平的。明斯基（1982）、摩尔（1988a）也从中央银行保持金融秩序稳定的职能出发，强调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身份。　　　　卡尔多（1981）在为《德国经济学百科全书》所写的条目中系统地表达了“关于货币的凯恩斯主义看法”：　　　　 　　　　
严格地说，政府或私人的支出的变化，将被反映在货币数量的变化或者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上。如果一个企业决定增加支出……或者是个人决定增加支出……则所增加的支出将被反映到收到款项的个人或商店的存款增加上。这是指支出的资金来自透支或新的贷款，货币供给随之自动增加，其理由很简单，即增加的支出将扩大收款人的银行存款；另一个可能性是，增加支出的资金来自支出者的闲置货币——或者是收款人用所收款项来向银行还债——这样，存款总额保持不变，但货币流通速度增加了。上述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都意味着总支出的增加不是中央银行采取行动或中央银行暗中或公开批准的行动的结果，这是私人决定的结果，甚至中央银行对此事先一无所知。　　　　和商品货币不一样，信用货币的存在是由于企业或个人或政府机构向银行借钱的结果，并且信用货币由于向银行偿还债务而消失，这种消失是在收入大于支出时超出部分直接用于减少银行透支这样的制度下自动发生的。因此，和商品货币不一样，在信用货币经济中，现有的货币总量决不可能超过个人愿意持有的数量：就是这种情况把超额的货币供给存在的可能性排除了……　　　　 　　　　摩尔（1988a）进一步在温特劳布—卡尔多内生货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水平主义”内生货币理论。摩尔认为，在“利率（Y轴）—货币量（X轴）”二维坐标系中，传统的货币外生性理论将货币供给曲线表示为一条与X轴相垂直的直线，可以在货币当局的操纵下作任意的水平移动，故称之为“垂直主义”；他与此相反，认为货币供给曲线完全是一条平行于X轴的直线，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下，货币供给完全是适应性的，可以根据需要无限量地创造或收缩。此外，他还系统批判了数量论的“货币基础—乘数”分析方法，指出中央银行在现代复杂和国际化的金融环境中根本不可能控制基础货币，另外，货币乘数也只是一个经验意义上的比值，并不能反映创造货币的因素和货币创造的过程。在这里，摩尔引用“古德哈特定理”[8]，认为只要政府运用观察到的货币乘数进行调控和管理，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量之间的关系也会中断。另外，摩尔（1988b）用计量方法检验了真实经济变量对货币数量的影响，信贷对储蓄的重要影响，同时验证了工商企业的信贷量是由工资、原材料成本、税收支出等变量决定的，从而从经验上支持了内生货币供给的观点。　　　　
摩尔等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需要将中央银行的支持职能和控制职能分离。虽然货币供给受到政策控制，但在一个复杂的货币信用经济中，真正的控制是很难实现的，供给相当程度上是内生的（参见德赛，1987）。摩尔强调了货币当局面临的困境：要么满足交易需要（包括工资推进的压力），要么加剧失业，采用不妥协的货币紧缩政策。这一困境的产生是由于银行系统无法辨别哪些是有意识的商业行为（“真实票据”）引起的私人投资需求和哪些是由增加的货币工资（“通货膨胀票据”）引起的私人投资需求[9]。正如戴维森（1989）指出的： 　　　　 　　　　任何能满足交易需求的健康的银行机制可能被反过来用于创造“通货膨胀票据”式的弹性货币，而不是“真实票据”；任何旨在限制银行系统发行“通货膨胀票据”的能力的政策，都同时限制其为维持充分就业提供充足的“真实票据”的能力。　　　　 　　　　（五）金融创新与货币的内生性　　　　后凯恩斯主义者很早就认识到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认为这种创新与内生货币供给过程相一致的。明斯克（1957）就提出了金融创新将进一步缩小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差异，从而弱化中央银行的货币控制能力的命题。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金融业开始大规模的金融创新，众多后凯恩斯主义者都对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的演变趋势进行了分析，例如罗斯艾斯（）、摩尔（b）、雷伊（L. R. Wray，）等。摩尔（b）、雷伊（）等人指出了商业银行经营从传统的资产管理向负债管理的转变，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的注入，减轻了商业银行对基础货币的依赖性，从而弱化了中央银行传统的数量控制手段的力度；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吸收存款，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发行融资工具，后者几乎不受中央银行控制。“货币内生性的含义绝不是说中央银行是无能或被动的，必定是适应性的，而只是说中央银行的控制工具是价格而非数量”（摩尔，1988b）。这个价格即利率、汇率等，而数量是指货币存量、贷款数量、银行准备和基础货币等。　　　　罗斯艾斯（）则认为，拉德克利夫委员会的一般流动性命题间接提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虽然它没有提出这个概念本身，但却反复强调了信贷结构的弹性以及因金融创新而导致的V（i）曲线的移动——这种金融创新使正统货币主义的货币政策（在美国）中的公开市场处于无效状态。　　　　 　　　　
五、供给主义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的争论　　　　
综上所述，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事实上有两种较大区别的观点，相互之间开展了争论：一边是所谓的“供给主义学派”，以卡尔多和摩尔为代表。他们认为，因为中央银行希望维持金融体系的正常秩序，所以它就必须满足商业银行对准备金的需求；货币供给是水平的，利率由中央银行外生决定，故又称“水平主义”。另一边是“结构主义学派”，以温特劳布（1978，第5章）、罗斯艾斯和珀林（）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央银行可以对准备金的使用实施有效的数量管制。为了获得准备金，银行被迫通过发行负债来借款，如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以此来改变它们的资产负债表的构成；在自发地寻找准备金的过程中，银行倾向于提高利率，以便能够把资产持有者吸引到流动性较差的非存款性金融工具上来，因此，尽管存在内生性，货币供给曲线在利率—货币区间仍然是向上倾斜的。　　　　
结构主义的观点即向上倾斜的货币供给曲线，目前在后凯恩斯主义者中间得到了较多的支持。因为它表明中央银行可以对银行准备金和货币供给施加数量的限制。这个学派的共同特征是强调金融创新的重要性。罗斯艾斯（1986）强调货币流通速率以及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同上，第3章），货币需求的增加不需要完全由中央银行提供。它们可以通过利用个人所持有的闲散资金余额、交易差额的节省和银行方面的金融创新来满足。他认为，银行不必自动满足客户的贷款需求，而是定量提供贷款；不应该过分强调透支，因为透支倾向于保持“未用”状态（同上，第4章）。相反，他强调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对于内生货币供给的重要性。部分地产生于利用交易资金和动员闲置资金的经济活动所导致的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部分地由中央银行所支持的金融创新，总括起来造成了一个向上倾斜的货币供给曲线（参见罗斯艾斯，1986）。珀林（）则强调了金融创新在决定货币供给曲线向上倾斜中的作用。他认为，当银行寻求准备金时，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会发生改变，如果这种改变是成功的，它会提高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因此银行就可以在不必提高利率的情况下找到准备金。珀林（1993）区别了两种可能性：第一，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供给曲线保持水平，直到金融创新的作用消失且利率上升为止；第二，金融创新导致货币供给曲线斜率逐渐降低，趋向于水平的位置。这两种观点哪个正确基本上是个实证问题，并且取决于金融创新的成功。珀林进一步指出，准备金的自发产生不会完全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流动性危机而且金融危机也有可能出现。在珀林看来，结构主义方法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自然而然地承认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雷伊（1990，第3、6章）也持有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的观点，与水平主义者例如摩尔（1988a）不同[10]，他强调流动性偏好的重要性。雷伊认为，在经济扩张期间，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变动越来越缺乏流动性，在一段时间内中央银行不可能提供所要求的流动性，这使得供给曲线暂时垂直；然而如果要维持金融稳定性，中央银行最终将提供必要的储备，但却是在更高的利率水平下提供的，因此货币供给曲线的斜率将慢慢向下倾斜。道（1996）在最近的文章中也反对水平的货币供给曲线，其理由是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银行会系统地合理使用信贷；而随着信贷风险的逐渐增加，会迫使银行增加流动性偏好[11]。　　　　
概括起来说，结构主义和供给主义方法的区别主要在于中央银行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独立地确定利率。在回击珀林（1991）的批评时，摩尔（1991a，第406页）指出，“利率是一个有自主权的政策工具，它的水平取决于中央银行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因此可以没有经济周期或者经济增长的一般理论”[12]。摩尔关于利率是外生性的论断，基于这样的判断：在固定汇率和没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独立确定利率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当中央银行必须保卫它的外汇储备时，所谓的利率自主性就被严格地限制了；另一方面，如果汇率是可以浮动的，中央银行就会有相当大的独立确定利率的能力（参见摩尔，1988a，第271页）。　　　　
实际上摩尔关于利率是外生性的论证是个有局限的论断，它只适合小国模型；而且即使对发达国家来说，只要汇率不是无限制的浮动，中央银行独立确定利率的能力就再一次被限制了。从20世纪80年代中开始，极大多数经济学都不再把准备金看作是一件应该严格控制的货币政策工具。古德哈特（1975，第6章）最先提出的关于对中央银行提供的准备金进行控制的企图将导致利率的大幅度波动的论点，即“古德哈特定律”，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从经验的角度，同样也可以证实，从20世纪80年代中开始，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已经不再是稳定的了（参见B. 弗里德曼，1988）；最后，中央银行所拥有的影响经济的“真实”部门和“货币”部门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是短期利率的观点现已得到普遍的接受（虽然假设的利率政策运行模式完全不支持摩尔的分析，但是论据表明，由于中央银行决定的利率的变化会影响商业银行的赢利能力，并因此而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数量的限制；在主流分析的IS-LM模型中，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参见伯南克和布林德，1988；B. 弗里德曼，1995；泰勒，1995）。由此，后凯恩斯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和新古典的“新货币经济学”一起，被称为20世纪80年代最具“革命性”的两个货币学派（参见斯密森，1994）。　　　　 　　　　 　　　　第三节
融资动机：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　　 　　　　在面对俄林等对凯恩斯的灵活偏好利率理论和乘数理论的批评文章中[13]，凯恩斯（1937a、1937b）提出了融资动机（finance motive）的概念。这是“发生在实际投资进行之前的，对货币的暂时性需求”。它同计划的投资有关，因为在“进行投资之前”，须有相应的财务准备金（financial provision）或资金供给，它是为了“当前的投资决策所需要的。一笔预先提供的现金”，这是传统的交易货币的需求之外的一种货币需求。而与融资动机有关的计划投资是企业通过内部资金（积累的折旧基金和未分配利润）加以解决的投资的超出部分。在关于融资动机的这篇文章中（1937a ），凯恩斯强调了融资动机的重要性。“我现在认为，当初我在分析货币需求的各种源泉时，如果能更加强调这一点就好了”。　　　　凯恩斯（1937b）的另一种解释，被竭力论证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后凯恩斯主义强调。“在企业家筹措资金的时候和实际进行投资的时刻之间，存在着一个空位期，在这个空位期，存在着对流动性的额外需求，但是却不存在着它的额外供应”。凯恩斯认为这种可以称为货币资本的资金是一种“转动资金（revolving fund）”，随着投资的平稳进行，“当前的事前投资所需的新资金流量是由当前的事后投资所释放的资金流量提供的。”但是，如果事前投资大大超过事后投资流量，那么融资问题就会充分表现出来。在短期的空位期内，“资金完全是由银行提供的，而且正是因为这一事实才使得银行的政策在决定新投资到底能以多快速度进行方面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央银行决定了银行所能提供的资金量，中央银行的政策在决定投资速度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在从较低经济活动水平到较高经济活动水平的过渡过程中银行系统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如果不能充分满足对事前资金的要求，“在短期借贷市场”上就会出现壅塞，投资速度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与融资动机相对应的货币具有流量货币的性质，这与《通论》的存量货币形式有较大的差别，因此罗伯特森（1940）认为，凯恩斯提出“融资动机”实际上是向可贷基金的流量货币形式妥协，认为可贷基金利率决定模型和灵活偏好利率决定模型分析是等价的。蒋硕杰（1987，第4卷，中译本第237页）对此总结道：“（融资性需求）具有投资的流量决策引起的流量特性。正如凯恩斯在他给俄林的回信中所述（1937年），融资是一种周转性资金。只要它是被用于现时支出，流动性的缺乏便会自动得到补偿，短期处于缺少流动性情况的打算也便是再度可行的，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的货币循环流动观念的再次肯定，这一观念也是可贷基金理论家从一开始就一再强调的，而凯恩斯本人却因过分强调资产现金配置中整个货币数量是人们自愿持有而最终忽视了它。”　　　　后凯恩斯主义（比如，戴维森，1965）强调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称之为“第四种货币需求”，认为在融资性需求中，货币具有资本的性质，它是生产组织的手段，而不是简单的交易媒介或价值储藏，因此它是内生货币理论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如何在灵活偏好理论与“融资动机”进行协调问题上，后凯恩斯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分歧。在灵活偏好理论中加入融资性需求，这意味着在存量货币中加入流量货币，这样就必然导致存量和流量的矛盾。戴维森认为，在“融资动机”存在的情况下，IS-LM模型是不稳定的。因为由于“融资动机”的存在，投资增加必然导致货币需求的增加，也就是说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是相互联系的，IS曲线和LM曲线也是相互影响的，当融资动机导致IS曲线移动时，LM曲线也随之移动（参见宁咏，2000，第64页）。有些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如摩尔，1988b），认为应该抛弃灵活偏好理论[14]，罗斯艾斯（1989）明确提出在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内摆脱IS-LM模型困境的一条出路是，把强调的重点由流动偏好理论转移到信贷货币理论和银行的作用上，即把卡莱茨基的加成定价理论应用于银行对银行信贷所索取的贷款利率。而雷伊（1992）则认为灵活偏好理论是能够与内生货币供给（即融资性需求）相协调，从而建立一个包含灵活偏好的货币需求理论，　　　　罗斯艾斯（1989）认为，融资动机主要在经济迅速扩张并导致有计划的投资出现不同寻常的增加时才起作用。在正常情况下和长期中，融资动机终究不是货币需求的重要部分。尽管它确实存在，但它只是一种一旦所需储蓄得以实现就会消失的“临时性”需求；如果中央银行货币紧缩政策所导致的金融创新造成了货币收入流通速度的增加，如果中央银行充分满足了对货币的需求，这种“临时性”需求也会随之消失。从另一方面讲，罗斯艾斯（1989）认为凯恩斯并没有充分利用他的融资动机概念所提供的机会。他在《通论》中的流动偏好理论是他在《货币论》中对货币需求分析的倒退。流动偏好理论实质上是一个债券—货币模型，在这里，对货币的需求是一种对于可带来收入的资产的需求。然而，融资动机所强调的是对企业信贷流量的而不是对作为资产存量的需求的货币需求。它所关心的是工业部门以及通过投资和资本积累过程对利润的追逐。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最重要的不是货币需求，而是流入工业部门的信贷货币流量。但是，在分析投资过程时应注意不要夸大银行的作用。银行体系影响投资速度能力只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的短期现象。正常情况下，对资本的大部分事前需求将通过公司内部融资与多余的银行流动性的某种结合而得到满足。由于计划投资得到了实现，对交易货币的需求的增加（这是投资对经济活动水平的乘数作用所造成的）需由与较高的收入水平相联系的增加了的储蓄来满足；所不足的部分则要由中央银行，或在较高的利率水平上，要由货币的流通速度的变化——这是通过调动闲置资金或金融创新实现的—来补足。　　　　罗斯艾斯（1986，中译本第108页）对一些后凯恩斯主义者，例如温特劳布和卡尔多把货币内生性理论作为弗里德曼的反题来发展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显然没有抓住机会对凯恩斯的一般流动性理论以及他借助债券—货币模型对这一理论所做的表述提出质疑。内生性模型可以同凯恩斯的融资动机联系起来，货币需求主要是企业部门对金融信贷的需求，而不是一般公众对资产的需求。由于坚持后者，《通论》倒退成了一个流动偏好模型。把货币需求同投资融资和资本积累问题联系起来能提供远比只限于把内生性命题作为敲打弗里德曼和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者的棍子更为诱人的理论前景。他认为，在信用—货币经济中，投资有不可忽视的金融内涵。在《通论》中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应被抛弃，以便使一种从信用需求而不是资产需求角度加以阐述的理论得到发展。在这种理论中，1937年的融资动机将能得到更好的表达。　　　　 　　　　第四节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小结　　
　　　　外生的货币供给是主流经济学货币理论的基础，即货币数量以及利息率都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后凯恩斯经济学家的批评是重要的，特别是在通货膨胀问题上（卡尔多，1982；戴维森，1994），新古典综合派的货币政策、即试图通过中央银行来控制货币数量和利息率，在实践中是失败的，这一点与货币的内生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信用货币、银行作为企业和内生的货币供给是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基础（卡尔多，1982；奇克，1983；摩尔，1988a、1988b；罗斯艾斯，1989；考特瑞尔，1994等）。然而，这一货币理论的基础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因此引发出一些问题。其一是，这种货币理论与凯恩斯的流动偏好和投机需求理论的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一直不能被说明，如果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被放弃，又如何看待凯恩斯的其他理论（如利息理论）和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例如，戴维森认为，凯恩斯货币利息理论主要依赖于货币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但货币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是以外生的货币供给为基础的，当货币供给成为内生的，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与货币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之间是什么关系则没被说明；其二是，什么是内生的货币供给的限制，如果货币供给不受约束而完全反应企业的货币需求，稳定状态的货币供应量又是如何决定的；其三是，当一些后凯恩斯主义者强调信用货币和内生的货币供给时，货币与资本存量的关系或存量与流量的联系往往被忽视，而这是内生的货币理论的关键所在。　　　　对上述问题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这里不再赘述。需要表明的是，以上关于内生货币供给的讨论涉及到凯恩斯关于外生的货币供给的假设以及他的整个货币理论。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与主流经济学货币理论的对立关键不是内生还是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而是“货币数量论”与“货币的价值理论”的对立，即这里是否存在一种实物的总量生产函数，而一旦不存在这种总量生产函数，从而不存在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划分，则货币量值将独立于任何技术关系，所有以货币量值计量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变量将独立于技术关系而被决定，由于所有的名义变量的决定都取决于货币供应量，从而内生的货币供给将是决定这些变量的基础。后凯恩斯经济学关于内生的货币供给的分析正是没有抓住这一根本点，其所表明的内生的货币供给理论只是局限在枝节问题上，比如商业银行准备金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都可以视为内生的货币供给，因而一旦存在实际变量，则内生的货币供给只能用于讨论价格水平的变动，或对实际变量的冲击与扰乱。　　　　显然，内生的货币供给并不能单独表明货币理论的基础，在主流经济学中也有许多关于内生的货币供给的论述，如托宾、格利和肖、麦金农等都对货币的内生性进行过讨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哈耶克的自由银行制度，其中货币供给完全是内生的，罗伯特森的可贷基金理论中的货币供给也具有内生的性质，但它们与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是对立的。在货币理论史上一直存在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之间的争论，还有关于信用周期理论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涉及到货币的内生性问题，但这些争论在本质上依然被货币数量论所支配，因而货币数量的变动只能影响价格水平，即使加入凯恩斯效应或被迫储蓄等，货币只是对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实际变量的扰动，即在短期影响产出与就业，长期将只影响价格水平，这种新古典货币理论或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命题是难以被打破的。同样，关于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的讨论也是如此，只要这种争论建立在两分法的基础上，货币的非中性也只能是短期的，长期就只能影响价格水平。　　　　在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之后，表明金融市场货币供求的资产选择理论被建立和发展起来，这种资产选择理论的发展正是要把货币与资本存量的价值联系起来，以表明收入流量和资本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动，由此可以把货币理论的分析扩展到金融市场。然而，在这些研究中，凯恩斯的“货币价值理论”被主流经济学完全抛弃了，而代之以货币数量论的两分法，这使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失去了基础。一方面，凯恩斯灵活偏好货币理论的要点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存量市场是不可分离的，通过由货币供求决定的利息率使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联系起来，当货币连接起存量和流量，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不仅表明货币需求的变动，而且同时表明货币供给的变动。另一方面，凯恩斯所使用的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来自于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的经验。应该提到，前面对内生的货币供给和银行的分析所强调的是货币是一种信用关系和作为最直接的资产抵押，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这种信用关系是与政府和中央银行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政府和中央银行在现实中扮演着重要的信用关系或“资产抵押”的角色，是货币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假设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对于讨论现实的金融市场是重要的，从而内生的货币供给将反映在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上。同样，对于中央银行控制利率也是如此，虽然这对货币供求有很大的影响，它并不能完全决定货币供给和名义变量。由此可见，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对凯恩斯关于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都存在着误解。一旦实际变量被基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其结论只能是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失业只能归咎于刚性价格。后凯恩斯主义的批评正是集中在这一点上，即中央银行货币供给和贴现率的变动将影响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进而影响内生的货币供给而导致主流经济学货币政策的失败。但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并不能表明长期中内生的货币供给的决定，特别是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各种变量比例的决定，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所表述的内生的货币供给的核心在。　　　　 　　　　　　　　--------------------------------------------------------------------------------　　　　[1]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研究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的“新凯恩斯学派”（参见斯基德儿斯基，1992，第82-89页），其中S。道是发起者，随后有菲茨吉本斯（1988）、卡拉贝利（1988）、奥唐纳（1989）和韦尔切利（1991）等，由于新学派加强了原教旨凯恩斯主义者关于不确定性是凯恩斯思想的核心的观点，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后凯恩斯主义”。另一方面，虽然克洛尔、莱琼霍夫德和法国的非均衡学派等强调凯恩斯非均衡分析的，早期也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但现在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把非均衡凯恩斯主义者排除在“后凯恩斯主义”之外。　　　　[2] 奇克认为，沙克尔的思想接近奥地利学派（参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487页）。　　　　[3] 塔希斯（1987）回顾凯恩斯革命的历程：“先生们，这些演讲题目的改变”——由“纯粹货币理论”改为“生产的货币理论”——“意义重大”。凯恩斯在日以这番话开始了该年秋季八次演讲中的第一讲——事实上也宣告了凯恩斯革命的开始。日他作了第四期系列讲座的最后一次演讲。10天后，他寄出了后来成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手稿（参见塔希斯,1987）。　　　　[4] 这里是指将凯恩斯和斯拉法的贡献结合起来。　　　　[5] 格利和肖（1960）最早使用了“内部货币”和“外部货币”概念。　　　　[6] 从WCM方程式导出的推论即是后凯恩斯主义用“收入政策”来稳定物价。　　　　[7]一种观点认为，利息率是中央银行外生决定的，其中的一个理由认为货币供给与需求相互依存，故利率只能作为外生变量；另一种观点认为，利率是加成的，理由是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垄断。　　　　[8] 古德哈特定理原意是：原有的相关关系一旦被用作控制目的，马上就会失去相关性。　　　　[9] 后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供给内生性的观点，加强了其把收入政策作为可持续的充分就业策略的基础的主张。这样，在对真实交易需求作出反应时，无需担心受到以后的货币紧缩的威胁，银行系统将处于一个更安全的地位。　　　　[10] 摩尔（1990）认为，通过贷款而创造出来的存款逐渐被某些人持有，在这种情况下，流动性偏好的概念不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11] 道（1996）强调他的观点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相比更依赖“凯恩斯主义”的基础；而主流分析虽然同样强调银行的信贷配给，但却是建立在银行与客户的信息不对称基础上的。　　　　[12] 摩尔（1991a）强烈表示，珀林的经济计量检验不是结论性的，它需要深入地考察信用货币和利率在资本主义实际积累过程中的作用。　　　　[13] 俄林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关于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储蓄和投资理论的几点说明》一文中认为，斯德哥尔摩学派在很多重要方面领先于凯恩斯的理论，并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乘数理论如何运作，从而协调储蓄和投资的关系。　　　　[14]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拉沃伊（1985）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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