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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逝世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总理--周恩来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周恩来同志1898年生于江苏淮安，早年留学日本。1919年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 1920年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参加并领导了历次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昌盛和国际交往呕心沥血，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其非凡的领袖风范折服了在场的外国人。看这张照片，那种自信的动作和走姿就连当今好莱坞的影帝也模仿不出来。他的自信、他的风度，通过外国人的眼神就能看出来。
北京市民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
北京各界代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
国务院副总理致悼词
运送周恩来遗体的灵车驶过长安街。北京百万市民自发伫立街道两旁默哀致意
日一二三四五六
历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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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周恩来逝世纪念日是几月几日
　　2017周恩来逝世纪念日是几月几日?1月8日是周恩来同志逝世纪念日，下面就跟着小编一起了解下相关的内容吧!
　　2017周恩来逝世纪念日时间：日 星期日
　　周恩来逝世时间
　　1月8日是周恩来同志逝世纪念日，日，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周恩来一生的贡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统一战线、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在大革命中，他出色领导了国民革命军军政工作、广东地方政权工作、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为我们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发动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党的六大以后，他作为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在极端险恶的条件下机智勇敢地保卫党的中央机关，保护党的大批领导骨干，发展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支持工农武装割据。他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明确提出&乡村中心&的思想，为推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同朱德同志等一起成功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新经验。
　　1月8日周恩来逝世纪念日
　　日生，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
　　1917年日本。
　　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
　　2、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分析：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请注意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胞，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去。
　　3、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分析：周总理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都能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他坦言&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4、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总理平静地回答：&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总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总理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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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日，周恩来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纪念周总理逝世39周年（组图）
作者：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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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39周年日子。周总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今天来到毛主席纪念堂举行纪念活动，一起怀念他老人家。（中红网江山摄）
周恩来侄女周秉建（右一）、周恩来总理卫士高恩普（右二）来到活动现场，与周恩来秘书李金德之女李延亲切握手。（中红网江山摄）
周恩来和邓颖超秘书赵炜（右一）来到活动现场，与革命后代亲切交谈。（中红网江山摄）
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长解津伟（右二），天津市南开中学理事长、党委书记孙海麟（左二），《农村工作通讯》原总编辑周鸿飞（右一）来到活动现场，在一起合影留念。（中红网江山摄）
周恩来侄子周秉华（左一）、周恩来侄子周秉和（右二）来到活动现场。（中红网江山摄）
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之子童丹宁来到活动现场。（中红网江山摄）
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秘书长、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会长闫建琪说，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将永世长存。（中红网江山摄）
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副局长晋卫东说，我们一定做好周总理事迹的展陈工作。（中红网江山摄）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介绍了一年来各地纪念周总理的活动。（中红网江山摄）
天津市南开中学理事长、党委书记孙海麟说：“人民永远怀念周总理他老人家。”（中红网江山摄）
周恩来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在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纪念室，一起向周恩来塑像敬献花篮和鞠躬。（中红网江山摄）
周恩来亲属在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纪念室的周恩来塑像前合影留念。（中红网江山摄）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中）与开国少将陈金钰之女陈松江（左一）、顾明的秘书俞梅荪（年顾明任周总理的秘书、财经组组长）（右一）在周恩来纪念室的周恩来塑像前合影留念。（中红网江山摄）
罗青长之子罗援少将（右）与周恩来侄子周秉华，在周恩来纪念室的周恩来塑像前合影留念。（中红网江山摄）
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关领导和干部，在周恩来纪念室的周恩来塑像前合影留念。右五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秘书长、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会长闫建琪，右三为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主任王均伟，右四为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副主任费虹寰，左五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副主任韩洪洪。（中红网江山摄）
北京科技信息大学的学生们，在周恩来纪念室的周恩来塑像前合影留念。（中红网江山摄）
(责任编辑：cmsnew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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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逝世40周年，当年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灵车回淮安
中国青年网
18:53 来源：澎湃新闻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在参加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活动时发言。 中国青年网 图中国青年网北京1月2日消息，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纪念日。1月2日上午，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在参加一场纪念活动时表示，一百年前，19岁的周恩来在去往日本留学之前，为送别他的同学写下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周秉德说：“这就是周恩来同志在一百年前的中国梦！我们在今天不仅要纪念，更要学习。在一代代年轻人的努力之下，中国梦一定会越来越健康的成长发展。”此外周秉德还说，周总理逝世40年来，自己每年都会和家人、总理的老部下前往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室进行纪念。今年，周恩来总理家乡淮安的纪念馆，迎回了当年十里长街送总理时的灵车。周秉德说：“只要走得动，我就要每年不停地去纪念他。”昔日照片：“十里长街送总理”
责任编辑：顾静芳澎湃新闻报料：9 &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周恩来,周恩来逝世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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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Detail_forward_周恩来，在中国几乎等同于总理的代言词。提起他，人们心目中总会浮现出忍辱负重，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形象。十年动乱，他以一己之力保护了不少同仁，他为维持中国政府日常运作而耗费心力。但，这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周恩来，回顾中共历史，周恩来也曾光辉夺目，但他的光辉被毛泽东的崛起逐渐掩盖。从中共主要负责人演变为副手，最终过渡为服从者。他的地位也动摇不定，不得不时常做出违心的检讨。在文革中甚至需要附和一系列冤案以自保。他在文革中所有的努力，其实也局限在毛泽东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周恩来一生可谓辉煌，晚年却十分艰辛，这不免使人反问：将这个充满个人魅力的领导人逼上如此艰难境地的，除了个人性格，还有什么？
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周抵制了要求一步登天的过激派的反对，坚持推行一种逐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纲领。周在中国政局中变幻莫测的联盟的问题上，不声不响地运用权力，但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他从不给同事们以谋求更大权力的印象。每当受到毛庇护的强硬路线派结成联盟时，周尽管对他们的新政策感到厌恶，但还是会同他的对手一起工作。他会暂时保持低姿态，等到联盟陷于僵局，他的支持就成了关键。在这时候，他就转向一个采取较温和路线的反对派。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文化革命”，或许是在周掌权的年代中对他进行的最严峻的考验。
后来，有人批评周恩来只是给毛泽东的激进政策降温而没有予以抵制。周恩来在政治上能站住脚跟，是因为他把行政管理的能力用于执行一些他个人可能很厌恶的政策。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在60年代像他多数同时代的领导人一样遭到冲击。要给一国之君当顾问有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难题：若要反对某一项政策，就要考虑，改变了局面以后的好处是否值得他为此而丢官。是凭长远目光以他的含蓄起到作用，还是以眼下利益为重而走极端？是应采取温和措施而一步步积累其效果，还是摆出高姿态？（其实高姿态也未必救得了他。）
基辛格：周恩来是我遇到最有魅力的人
周恩来是我（基辛格）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心理活动。他把毛泽东的远大理想化为具体计划。同时，他还因为给毛泽东的过激之处降温——至少是在毛泽东满腔豪情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这么做——而赢得了很多中国人的感激。
有人批评周恩来只是给毛泽东的激进政策降温而没有予以抵制。美国代表团见到周恩来时，中国还在“文革”之中，而周恩来正是“文革”中一个明显的斗争目标。
&&&&周恩来在政治上能站住脚跟，是因为他把行政管理的能力用于执行一些他个人可能很厌恶的政策。
周恩来之所以幸存是因为没有他不行，从根本上说也因为他的忠心-有人就批评他忠心过度。如今似乎风浪已过、彼岸在望，他也被剥夺了实权。他并没有像邓小平在十年以前那样与毛泽东的政策相左。凡跟他打过交道的美国人也没发现他有任何背离毛泽东讲话的地方。
&&&&周恩来或许认为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千疮百孔的中国只有结束孤立，真正成为国际秩序的一员才能实现振兴，但这也是我凭借周恩来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他的言谈话语作的臆测。我们的对话从未到达个人间交谈的程度。周恩来的有些继任者往往在提到他的时候称他为“你的朋友周恩来”，我也认为这是我的荣幸。
对他自己也许是一种最苦的选择，但只能选择这条路，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尽可能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另外在可能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把一些被打倒或靠边的老同志扶起来，把五年计划重新制订起来，规章制度恢复起来，到最后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他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间产生那么大的反响，包括4月5日那样的事。所有这些，某种程度上讲是高度韧性的意志的表现。现在看，主席去世以后，我们党所以能够那么快地扭转局面，这里包括着总理在不为人谅解的情况下默默地准备那么多条件所起的作用。找任何一个选择，都不会比这个好。
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当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共有4万人，被打成“AB团”的就有4400余人，也就是说，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被打成“AB团”，这给中央苏区和红军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接替代理书记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日，在他主持下，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抑制，但是这一错误并未完全制止。
那天晚上，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他完全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这是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谈话。
就连周恩来也站出来反对他的方针。他认为中共和八路军的独立只能是相对的，因此不应公开违抗南京的命令。周恩来强调指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共应该积极抗战，信守向国民党许下的精诚合作，共同争取全胜的诺言……”他不同意毛泽东关于八路军只进行游击战的指示，因为这样做会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中共没有全力抗日。周恩来强调说：“即使八路军在运动战中蒙受很大损失，那也不是徒劳的，因为这将向人民表明，我们是全力抗日的”。
周恩来于1943年7月回到延安。他和博古一起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检讨了十年内战期间的错误。当时，一些人批评博古等人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周恩来等人犯了经验主义错误，认为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实行妥协和支持”。在中共七大上，博古、周恩来因“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好”而当选为中央委员，周恩来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他对整风是情有独钟的，一贯视整风为统一全党思想、排除不同政见者、定于一尊的有效手段。据现今一些老干部的回忆和历史学家的考证，延安整风还着重迫使周恩来检讨、臣服，最终树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为了同中国国民党所宣扬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相抗衡，为了克服以王明为代表的、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倾向，为了统一全党和解放区军民的思想和行动，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争取抗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需要宣传和突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这种宣传和突出，在一定限度内是应该的和可以允许的。但这种限度往往很难把握。如果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造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金冲及谈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虽然没有“毛周”这样的说法。但两人关系的紧密是有目共睹的。在两人的关系中，当然毛起着主导的作用。小平同志讲过一句很中肯的话：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对周恩来，我想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周恩来。
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的确是不可分离的。说起来很有意思，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常常有两人并称的例子。比如太平天国的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戊戌维新运动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时期的孙黄（孙中山、黄兴）、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南陈北李”等。两个人中总是以一个为主，另一个也有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往往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而对毛泽东，有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说，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
尼克松曾讲过这么一句话，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尼克松的话不无道理。我读过不少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和文章，有一个感觉，就是毛重在统筹全局，提出大政方针，那真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而周的讲话和文章更多地给我的感觉是细致周密，入情入理。所以一般说来，毛泽东确实是更多地在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而周恩来更多地负责执行和落实。中央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的作用，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周恩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大决策的提出一直作出过很多贡献。
照我看，他们两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而且周恩来对毛泽东确实心悦诚服。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之间为什么能建立起这样亲密而默契的合作关系。当然，他们之间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差别以至分歧。但他们之间一直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尖锐的冲突，这和其他不少领导人显然不同。先讲民主革命时期。国外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央苏区时期党内的主要矛盾是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矛盾。
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周恩来的问题。举个例子，1965年，周恩来在审查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讲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即使是党的领袖犯了错误，只要没有发展到路线错误，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方式，考虑到效果，要注意党的团结。这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想到会有后来那样的事，这段话反映了周恩来处事方法的特点。从当时的情况看，要周恩来在会议上当场起来反对毛泽东提出的重要意见，他是不会那样做的，那样做也没有效。
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检讨反冒进“错误”时，专门讲了一段“向毛主席学习”的话。他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大跃进”就是由这股个人崇拜之风刮起来的。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
他对青年们说：“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因为，“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
力平随后在《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又写道：“当时情况，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是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为总理的设想的。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来，但是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是感觉到的。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
“11月15日下午，他让我拿来笔纸，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做第四次手术之前，他就对邓颖超说了这句话。但没有落实到文字上，周总理不放心，在11月15日那天专门写一个条子。
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党的。但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接着是国家政权的分裂。两派、两党甚至是两个政权长期的对峙斗争。有人曾问过总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反对？周说那将会使党分裂，后果更坏。
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最后一次正面冲突
周恩来最早提出防止冒进的问题，是他在日中共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时作的总结讲话，那时国务院刚刚接到国家计委关于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和15年远景规划的综合报告。在这次讲话中，周强调说：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然而，毛泽东的主张却与周恩来恰恰相反，他要求国务院继续增加基建投资，以摆脱困难局面，解决物资平衡问题。为此，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当面争执。在4月下旬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再三说明这样做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与会大多数人也不赞成追加投资。但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
通过实地考察，周恩来了解到各地钢厂不仅不能增加产量，有的甚至对完成现有的生产指标都感到没有把握。经过调查研究，周恩来心里更有底了，进一步把注意力放到了反对冒进问题上，并且公开讲出了不同意见。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实际上，毛泽东在这一期间也在积极地进行调查研究。
怎样才能不退出政治舞台？周恩来的做法是实行有效的自我保护，避免自己被打倒。公开顺从毛泽东，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周恩来从不公开批评、顶撞毛泽东，这一点比彭德怀、刘少奇高明得多。1980年一名意大利记者曾问邓小平对周恩来怎样看？邓小平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建国后，遇到一些过去没有经历的新问题，毛周之间又产生了一些分歧。总理检讨了一次又一次。他写检讨，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内心一定很复杂。但也不能说他完全是违心的。在总理的检讨里，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我看这个话还是发自内心的。在周看来，主席高瞻远瞩啊！他可能会想，以往多少次历史经验证明，主席比他看得高，看得远。那么这一次也许是自己错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的检讨也不完全是违心的。
毛泽东要搞“文革”，周恩来挡不住。“文革”中，周恩来在许多问题上虽然内心并不赞成，为了避免与毛泽东产生直接冲突，也不得不采取附和态度。比如在刘少奇冤案、贺龙冤案上，他也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对这类问题应当怎么看？不仅要看到在当时情况下，他不得不表这个态，如果他不表态自己也要被打倒；还要看到，他附和也好，不附和也好，刘、贺等人都是要被“打倒”的。在保不了别人的情况下，保住自己是当时能实现的最好结果。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抗争策略。
周恩来在“文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往往是在毛泽东出台政策之前，通过提出正确的意见影响毛泽东，间接发挥自身作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总体思想是错误的，但期间也有许多正确的意见。周恩来对毛正确的意见积极宣传贯彻落实。巧妙阐述毛泽东的意见，从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意见作出自己的解释，对“文革”的错误起到限制作用。通过主动揽责，来纠正毛泽东的错误。这样纠错就容易得多。把毛泽东的失误说成是客观造成的，从而加以纠正。
逢毛必胜，有毛就灵，毛已成神，这是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血火炼成的信条，已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和全党全民的习惯思维。周从来没有想去挑战毛。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周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二是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三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推行，毛已开始喜听颂扬逢迎之词。在毛周围已渐渐形成一个风气不正的小环境。这时，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和氛围了。建国后，周与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两次，周只是尽职责之守小提建议，就惹来毛的大翻脸。
毛泽东与周恩来
毛泽东能够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就开天辟地之大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处于新中国权力顶层的领袖人物，曾被老百姓简化成：毛刘周朱陈林邓。毛泽东对他的这些战友、同事是怎样的看法和评价？毛泽东：“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政治上弱点……但他是个好人。”
毛泽东对“新税制”的严厉批评，反映出对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工作的极大不满。三、高岗用宗派主义的思维方式曲解党内工作中的不同认识，导致了“高饶事件”的发生。1949年7月，高岗随刘少奇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柯瓦廖夫后来升任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在1949年12月初陪同毛主席首次去莫斯科谈判时，打了个“小报告”给斯大林。
如果以此说毛怕周会分割他的权力，也是武断的。以周对毛的忠诚，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毛泽东担忧的，是他死后周恩来会否定他的“文革”路线。因此，1973年，毛泽东提出了实际是针对周恩来的一系列批评。这一年，国际形势成为国内矛盾爆发的一个导火索。利用中美缓和时机来到中国的各级美国官员，一再鼓吹苏联的主要打击对象是中国，企图利用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保护”，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同时又利用中国吸引苏联兵力。
比如说毛泽东对于天安门百万群众自发地悼念周总恩来一事，毛泽东在送达的《动态》上的批示就是“假悼念，真复辟”六个字。而且毛泽东也真的没有参加追悼会。据传，毛泽东在日还讲过不参加的理由：“为什么我要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略）”
1958年，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他认为反冒进就是右倾保守，就是给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泼冷水，就是不要发展生产的高速度，因此在会上会下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不许再这样提，再这样提就是右倾。周恩来不得不写检查。毛泽东讲了话：“不要叫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周恩来几次落笔几次提笔，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印痕，却不成字体不成文句。他终于将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屋顶的某一点，像是在出神。他眼圈忽然一红，泪水渐渐升起，润湿了眼角。他轻轻合上眼皮，眼角始终湿润，但始终不曾淌下泪……
周恩来只能面对现实：这是江青和叶群联手做的，又是和军队中的造反派合作的。他若挺身而出，会有更多的麻烦。她们抓孙维世的目的还是“意在沛公”，准星就瞄在他身上。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较特别的犯人时，都要周恩来签字。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在五角楼。尸体被迅速火化。周恩来闻讯拍案而起：“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烈士子女呢！”
谈话中，邓大姐问我：“你是怎么走的，也没向我们打个招呼？”我说：“走前汪东兴找我谈话，不让我和你们联系，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怕给你们再添不必要的麻烦。”之后，我又把大会堂发生的事，详细地向邓大姐汇报了一追，但把后来高振普告诉我总理在钓鱼台与江青吵的事瞒下了。她说：“你讲的事，我问过恩来了，他说他都清楚。”临告别的时候，邓大姐谆谆告诫我：“你离开北京几年了，对北京的情况不了解。少出去串门访友，多在家看看书报，这对你有好处。”
不管哪种说法，最后都将周同宇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还将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提出两个建议，一是交给红卫兵，一是交给首都卫戍部队，控制起来后再由组织查证，并坦言自己倾向于交给首都卫戍部队。主席请周恩来酌处。他给公安部的两个负责人写了张批条，请他们命令首都卫戍部队，连夜将周同宇拘留审讯。周恩来报告之前，曾找首都卫戍区将领商议过，对方建议周恩来，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把他交给军队，用拘捕的形式，把他保护起来。失去自由的周同宇保住了性命。
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中共中央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拖着癌症晚期的病体，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突然从医院赶到了八宝山公墓。一下车，他就大声叫着“薛明，薛明啊！”。周恩来一推开门，薛明连忙迎上去。周恩来抚着薛明的肩膀，声音颤抖地说：“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说着，眼泪就扑簌簌流了下来。周恩来含着泪站在贺龙的骨灰盒面前，连续鞠了七个躬。这深深的七鞠躬，包含着周恩来对生死与共、情同手足的贺龙元帅的无限愧疚和深深怀念。
文革中的周恩来
他在一次紧张的、冗长的“文化大革命”会议上简略地说，“他非常谦虚。”为了让别人明白他的意思，周恩来补充说：“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都犯过错误。”“我们追随毛主席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周恩来另一次在“造反派”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文化大革命”会议上说，“我们大多数时间都保持沉默，因为我们要顾全全局。”
江青勃然大怒，胡说是总理在里面“开黑会”，不让她进去，大叫大嚷，诬蔑成元功是“坏分子”、“反革命”，甚至谩骂他是周总理身边的“一条狗”。这件事本来与孙维世毫无关系，但是江青反动气焰嚣张，竟又恶狠狠地当众大叫什么孙维世是总理身边的“一条狼”。日，孙维世惨死狱中。周总理得知维世死讯后，立即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他们却公然对抗总理的指示，把尸体烧掉了。
当年内务部部长曾山根据工作需要和工作表现，打算提升时任内务部专员的周恩寿的职务，总理得知后告诉曾山：如果升周恩寿的官，就撤你的职。后来，周恩寿因病不能正常上班，周总理就建议他提前退休，从自己每月工资中拿出一半，补贴弟弟一家6个子女的生活。“在‘任人唯贤’和‘举贤不避亲’之间，总理无疑倾向前者。”上一代如此，周总理对晚辈同样既舔犊情深又要求严格。
芦荻在8月14日记下了毛泽东对古典侠义小说《水浒》的评论，其中包括毛的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梁山义军的故事对当代也有意义。毛的这个看法传到了姚文元那里，他便抓住机会和江青一起批判周恩来和邓小平，说他们跟宋江一样是丧失了革命热情的投降派。邓小平虽然察觉到了麻烦，但在8月21日的政治研究室会议上，他试图使事态得到控制。他说，评《水浒》“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
“正义有两个相反相成的侧面：一方面，作为利益交换的规则，正义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作为道德命令，正义又是无条件的。”一方面正义源于利益。休谟指出：“正义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正义平衡并保障利益。另一方面休谟也曾说过“自我利益是建立正义的原初动机，然而，对公共利益的同情却是对正义美德的道德认可之源。”正义无法脱离道德情感因素而独立存在，道德情感产生正义的动力。“正义、利益与道德情感”三者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
刘少奇的讲话在当时是极具代表性的，反映了党的高级干部的真实心理。这种个人崇拜，一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二是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的需要。在权力高度集中、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已遭破坏的情况下，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只好通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来曲折地维护自己的地位和贯彻自己的主张。残酷的历史事实表明，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的个人崇拜，其崇拜者往往受到崇拜的反作用。
一般老百姓所说的“翻脸”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毛错周对的事情，如经济方针之争，“文化大革命”之争。但其时，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已失去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如果周硬来，毛以绝对权威，像对刘少奇那样将周当即彻底打倒，甚至进行人身迫害。
文革的基本特征：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上是“以人为敌”；二是迷信领袖绝对权威，实质上是维护当政者个人绝对专制；三是无法无天，踢开宪法，以党治国；四是以群治包装人治，运动治国。只有由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治国，建设宪政国家。培育公民社会成长，政治改革和法治进步才有希望。
《论党》，是刘少奇1945年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解释说：党内民主的集中制，照党章规定，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普遍地得到认可的这种清官意识不仅是落后的、愚昧的，而且也蕴含着极其错误的政治诉求，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首先，这种意识完全寄希望于“人治”，即依靠清官替自己做主，而从不考虑自己如何出来做主，也从不考虑如何把合理的政治观念制度化，从而确保公民拥有的权利。
从中共争夺天下到建政治国的过程中，毛泽东登上领袖位置，最终走上“神坛”。在他“神像”的光辉之下，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高层也面临困境。集权体制下，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已经挤占了所有政治空间。再没有谁拥有权力和资源抗衡领袖的意志。周恩来的选择充满无奈。他违心附和下的努力，无论是从自保的人性还是身为政府官员需要的工具理性出发，都是当时最不坏的选择。在文革结束三十余年之后，真正需要我们时刻警惕的是当年将周恩来逼至绝境的因素：个人崇拜的“神坛”、没有制衡的集权、以人为敌的思维、无视法律的人治。它们还不时释放着再来一次文革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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