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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大民主”
作者:顺民&&更新时间: 10:28&&来源:本站原创&&责任编辑:heji
毛泽东与“大民主”
（民主言论大烩菜）
&“大民主”是中国曾经存在过的一种法律制度，是毛泽东竭力主张而党和政府竭力否定的一种制度。因为党和政府否定“大民主”，所以毛泽东关于大民主的思想就是错误的。给毛泽东写全传的美国人罗斯·特里尔也绝口不写毛泽东的大民主。这说明，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也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但是，《南方周末》说：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事情。今天的中国，文革的直接见证者就担负着记忆文革的特殊记忆分工责任。今天的中国没有人可以用缺乏文革的直接经验为借口来推卸自己的那一份在群体内的记忆责任。而且早就有人想成立文革纪念馆，为了人们不再犯文革错误。为此，系统地回忆和了解毛泽东与大民主有关的言论和思想，搞清楚毛泽东主张“大民主”的原因，了解大民主的作用对象和功能，就很有必要。这对于深刻领会党和政府彻底否定大民主，剥夺人们的这种政治权利终身的精神实质是很有好处的。
毛泽东为了解放长工、佣人、丫头、奴隶，让几百万人丢了性命。他说：“成千成万的先烈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他的家人也跟着他遭殃，死伤七八口，有被枪毙的、被暗杀的、有战死的、有坐牢的、有发疯的、有上吊的、还有被吓痴呆的。但现在有人说，这是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但你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是为了牺牲自己、反对以权谋私吗？
1917年，毛泽东说：“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
毛泽东24岁时说：“孔子‘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他要让权公天下。
毛泽东在26岁（1919年）说：“伊古以来，几曾真见有改良其旧之事？有之，皆创造其新者耳。故劳动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会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子弟欲求完全之人格独立，非在家庭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家庭制度之大端为婚姻制度。如此造端宏大之制度改革，岂区区‘改良其旧’云云所能奏效乎？”他认为，要实现大同，就必须改变社会制度，靠改良不行。
毛泽东说：
“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世界革命、人类解放（潮流的趋势是）由强权得自由。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贫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国际的强权，……都要借贫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这就是他为致大同想出来的办法，并为此大闹天下50年。
毛泽东说：&
“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
“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要）严厉地批判当权的国民党，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放弃其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而执行人民的意见。”
毛泽东说：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
“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熄’。”
&“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他们的人民负责。”
“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普遍平等无记名选举简称普选，目的是为了监督政府。人们投票是为了表达愿望，连小学生都会。实行普选如同打麻将，并不要求人们有多高的素质，只要有规则就行。在延安实行普选时，选民十有八九不识文字，就用黄豆和黑斗代替选票。
但是，现在的人却说，不能实行普选。现在的邓小平理论概论专家说：高度民主需要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而中国生产力不发达，人民也不富裕，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还比较低，多数人缺乏民主意识，民主知识和民主习惯，列宁说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所以中国不能实行民主。因此必然有推论：首先承认了自己是独裁统治者，其次认为穷人不配有民主的权利，不够聪明的人、没有文化的人，能力不强的人就不能表达愿望的权利；中国没有先进的文化，世界上已经实行普选的国家的人民都比中国人素质高。但是，难道因为有人没有法律习惯和意识，就可以不要法律吗？人的习惯是在具体的生活过程中养成的。民以吏为师，干部不民主，民就不会学会民主。人们在独裁制度中生活就会产生独裁习惯，在民主制度中生活就会产生民主习惯。所以，人不在民主的制度中生活，就永远也不会有民主的习惯和意识，就永远也不实行民主。
世界上很多国家（如印度）的生产力更不发达，人民也跟不富裕，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更低，为什么他们就能实行民主呢？是不是这些国家全都错了？是不是说，共产党在延安时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既然错误，为什么不组织力量大力批判？要说民主形式必须适合本国国情，则大清帝国的形式最适合。说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那么，哪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不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其他国家的党更多，对领导民主政治更积极！在其他国家，如果一个党变坏了，就可以用另一个党替换。而中国，如果一个党变坏了，连个替换也没有，这该怎么办？如何防止，或者党是如何保持金刚不坏之身的呢？
毛泽东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旨意。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党既然是为民族、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就应该按照人民的旨意办事情，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监督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办事公道，分配公平，“公了方能仁”。如果共产党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就不能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党具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则党就是独立于人民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会与人民发生利益冲突，成为与人民的敌人、对立者。
毛泽东说：
“《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他不喜欢卖国。但卖国可以发财，为什么要批判？
“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收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但据说，晋东南襄垣县的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说:“我们支部参加了抗日、打老蒋，现在土改分了地，日本、老蒋都打倒了，任务完成了，所以我们的支部宣布解散。”他不想干了。
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不是平静的河流，应当有领导指引方向。但是，人民应当有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直接作出反应的直接可能性。”
不对！如果人民有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直接作出反应，则发生了动乱如何是好？如何还能坚持党的领导？
毛泽东说：
“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为什么美帝和人一样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这是由人的生物属性即兽性决定的。毛泽东是懂人性的。
毛泽东说：
“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狂，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引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于是，毛泽东就与联合国军在朝鲜打起来了，并且打胜了。但现在有人认为，这是自不量力，老民伤财，不应该得罪美国人，应该中美亲善，东亚共荣，而且谁敢与美国打战？
刘少奇同志说：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是三年准备10年建设，13年或15年之后，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问题。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先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
富农要求参加互助组或者互助组有了富农，虽然贫农不满他们剥削，但又离不开他们。领导上应采取不干涉态度。将来富农要以阶级姿态出现的，甚至有些村支部、村政权会被富农操纵。纵然如此，我们也不怕，因为有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站在我们一边。富农一定会发展。大一些多一些有无关系?没关系。这就是“养肥猪”政策。养肥了将来更容易剥夺它。现在富农固然有剥削，但也有好处，能稳定中农，有利社会生产。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现在对富农没有什么限制，将来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出现后，可以采取税收、价格、工会等办法加以限制。农业合作社并限制不了富农的发展，反而可能被他们操纵把持，即使这样也不可怕。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轻易地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不要怕农民冒富，只有80%的农户发展到“三马一车一犁”的富裕程度后，才可由他们自愿地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取消私有只能采取革命剥夺的手段，不能采取逐渐动摇、肖日弱直至否定的办法，因为那样会打草惊蛇。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想。将来搞社会主义，在城市20人以上的大工厂，都采取剥夺的手段，20人以下的小工厂采取逐步收买的方针。在农村搞集体农场是一片一片搞，估计先东北，后华北、华东、华南，不是全国一起搞:但又不是逐渐的，而是用一二年时间来一个革命运动就解决问题。
少奇同志的思想真奇怪。80%的农户有了 “三马一车一犁”，则中国至少有2亿辆马车，6亿匹马。这需要多少木材？多少轮胎？多少饲料？公路上2亿辆马车如何走呢？
说“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先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谁告诉您的？难道现在正在养肥猪？你死了以后，怎么剥夺富农？现在，你用一二年时间来一个革命运动剥夺民营企业试一试怎么样？没有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就别说这话。
少奇同志又说：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普遍发展农业合作社是错误的，现在搞合作社，富农反对，中农动摇，贫农要求，供给制干部热心。凡办事要重多数，少数人拥护的事是不能推广的。现在试办农业社，只能起到培养干部、积累经验、教育农民的作用，不能有别的作用。企图由此直接转变到集体农场是错误的，它本身没有前途，将来实行集体农场，它是要被取消的。
但是，有了机器，一个人就可以耕种上千亩地，还用得着集体化吗？
刘少奇同志批转山西省委: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和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有人请教马克思说：你在《资本论》中所讲得历史必然性，是否适合世界各国？马克思复信说： “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的限于西欧各国，而并不适应于落后的东方国家”
恩格斯说：“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 “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山西省委的人在学习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德法农民问题》，列宁的《论粮食税》、《论合作制》，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组织起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共同纲领》之后，感到少奇同志对我们的批评在主导思想方面，有许多问题是难以理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消灭私有制，采取什么方针、政策在广大农村实现这一目的，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方针问题。毛主席早就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的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富农资本主义经济赖以生存的条件，将逐渐削弱，直至消失。因而消灭富农经济用不着采取剥夺的革命手段。但是，引少奇同志对于富农和个体农民的一系列观点，尤其是采取剥夺的革命手段对待农村私有制，批评我们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在目前是“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对此，我们是难以理解的。
&&&&& ……在国家没有实现工业化，不能供应农村大量拖拉机的情况下，允许不允许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发展农业生产力，这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方针问题。酝酿试办初级社期间，我们省委就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过一场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提倡互助组使用解放式马拉新农具，是农业技术上的一种革新，它不仅有助于巩固互助组，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且也能推动城市机械工业的发展。另一种意见认为，农业现代化集体化，只有等到有了拖拉机才行。……赖若愚同志当场翻阅了《资本论》第十三章，马克思在讲机器与大工业时指出:“一切已经发展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或工作机—构成。”“工具机，机器的这个部分，才是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的出发点。”现在我们采用的新式的马拉大农具就是马克思所指的工具机或工作机，也即播种机、中耕机、收割机、犁土机等等。这显然和木犁加牛马有本质的区别，是技术上的一大进步，也是和目前我国的工业水平以及组织起来产生的新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为了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我们省委决定试办马拉农具站，并采取扶植和奖励的政策，鼓励互助组和合作社使用马拉农具。这是到将来使用拖拉机的一种过渡。对此，我们试办初级社时，思想是明确的。但是，少奇同志多次讲在没有国家工业化，没有拖拉机之前，是不能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只有等到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有了三马一车一犁，才能在们自愿的基础上实行集体化，建立苏联式的集体农场。这也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 ……为了从理论上进一步把问题搞清楚，我们反复研究了恩格斯在1894年撰写的《德法农民问题》，认为这一著作阐述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农民问题的理论、方针、政策。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列举了丹麦社会党人宣传组织农民互助合作的例证后说:“在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的条件下，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劳动的这种节省也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要给这些劳动力找到工作，可以用两种方法:或者从邻近的大田庄中另拨出一些田地给农民合作社支配，或者给这些农民以资金和可能性去从事副业，尽可能并且主要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消费。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地位都会有所改善，并且这同时会保证总的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威信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个别社员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分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恩格斯又说:“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效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马恩选集第四卷312, 313页)
&&& 恩格斯批评法国社会党人说:“你们企图在小农的所有权方面保护小农，这不是保护他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是延长他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恩格斯说:“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决不能像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剥夺小农。我们对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恩格斯还科学地预见了工人政党取得国家政权后如何对待农民合作社的问题。他说:“可能我们那时将有能力给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由国家银行接受他们的一切抵押债务并将利率大大降低;从社会资金中抽拨贷款来建立大规模生产(贷款不一定或者不只限于金钱，而且可以是必需的产品、机器、人工肥料等)及其它各种便利。”
读了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我们深感，毛主席在农民问题上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在找少奇同志、一波同志、澜涛同志三人谈话时，讲过这样一段话:“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后来一波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
山西省委又说：
初级社是否仅仅具有“展览教育”的作用呢?不是的。初级社试办的头一年，就显示了他在发展农业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威力，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想。在农业生产方面，10个社普遍增产，当年粮食平均亩产超过上年21. 5%，超过当地好的互助组9％，超过好的个体户28％，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普遍扩大，普遍增产，交售给国家的棉花、油料、烟叶等工业原料超过上年一倍多，有助于国家工业化。在工副业生产方面，10个社的总收入4156万元(旧币，下同)，每社平均410万元。在社员分配和公共积累方面，社员户收入同1950年相比，折成粮食计算，多收一石（折合263市斤）以下的占3.1%，多收一石至五石的占38.4%，多收五石至10石的占26.3%，多收10石至20石的占23.1%，与上年持平的占6.7%，比上年减收的占2.7%；社员人均收入折款38.018万元，互助组人均32. 043万元，个体户人均30. 5万元。在社员生活提高的同时，集体经济壮大了，10个社已有公共山林600多亩，公有土地31.& 6亩，农具177件(内有新式农具和机械57件)，牲口17头半，羊449只，公积金折粮315.85石，其它生产资料折粮256.92石。办社头一年的巨大成就，使社员们欢欣鼓舞，互助组和个体户纷纷要求入社，有的中途退了社的社员重新申请入了社。社员们说，“土改人翻身，入社地翻身。”黎城县王家庄合作社社员岳礼存、刘保贵说:“农业社一年闹下这么多家业，真是兴旺发达，这是单干户一辈子也办不到的。用铁棒打我也不出社啦!”
&&&&& 为什么初级社取得如此瞩目的成就呢? 首先，它解决了依靠什么人办社的问题和互助组不能解决的扩大再生产问题。10个社入社农户190户，其中6 0％以上都是翻身农民，790口人中有党团员147人。这就说明，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是如批评意见认为的是少数贫农的要求，而是占农村人口多数的翻身农民的要求。初级社变互助组的“吃甚种甚”为“因地种植”；实行了互助组办不到的人尽其才，地尽其用；对生产的投入、新农具新技术的应用远远超过了互助组:特别是在挖掘劳动力资源，吸引妇女参加劳动，促进分工分业发展工副业方面，更是互助组做不到的。这就说明，初级社大大优越于互助组，是初级社增产增收的一个主要原因。举一个生动的例子:东监章社员魏书堂，在纺织厂干过，有织毛巾、袜子的手艺，入社后，社里办了纺织组，让他带着几个妇女纺花织毛巾和袜子。后来又成立了运输组，到河北去时捎盐，回来拉棉花。不仅发挥了魏书堂的特长，而且为几十个剩余劳力找到了生产门路，发展了纺织业和运输业。
&&& 其次，没有文化的农民办合作社确有困难，但不像批评意见所说的那样没有文化就不能办。农民在办社实践中很快出现了学文化、学技术、识字扫盲的高涨热情，在上级的帮助下，各社都设立了教育基金，办了各种形式的业余学校、培训班，较快地解决了合作社需要的会计员、记工员、技术员等人才问题，不认识工票文字的生产小组长很快就认识了。这就说明，如同军队在战争中学会战争一样，农民在办社中学会了办社。正如社内外群众反映:“农业合作社不但可以多生产，还能提高文化，提高觉悟，成了教育改造农民的学校。”
&&&&& 第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由于内部存在着土地私有和社会主义因素的矛盾，由于农民具有私有者和劳动者的两重性，党能否领导农民处理初级社内部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以克服农民的自发性，鼓励其社会主义积极性，这的确是一个艰巨复杂的问题，但决不像批评意见所认定的那样不可能用合作社的办法来克服农民的自发性。社员普遍关心、政策性极强的问题之一是土地分红与按劳分配的比例问题。开始长治地委提出，土地分红不得超过30%，劳动分红不得少于50%，公积金占10%，公益金占5%，教育基金占5%。各社在执行中，经过社员反复讨论，确定了各自的具体分配比例。武乡县的四个社，公积金、公益金、教育基金和奖励共占10%，土地分红占40%，劳动分红占5 0%。平顺、屯留两县的合作社，公积金占10%，土地分红占37.5%，劳动分红占52.5%。壶关、襄垣两县的合作社，公积金占16%，土地分红占32%，劳动分红占52%。长治县的合作社，公积金占2 0%，土地分红占30%，劳动分红占50%。这就说明，社员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都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妥善地解决土地多、劳力少的社员和劳力多、土地少的社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全体社员户在增加生产的情况下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收入。
&&& 第四，领导和群众普遍关心的再一个问题是合作社内按劳分配时能否克服平均主义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探索的问题。但是，群众的实践比我们高明得多，他们在办社过程中，为克服平均主义，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创造了许多办法。郭玉恩领导的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每前进一步都考虑到克服平均主义以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开始分组分地干活，按技术高低、体力强弱确定底分，体现分配的差距，又按劳动的好坏进行民主评议，体现分配的差距。继而实行定工、定质、定时、包工包产到组、超产奖励、减产受罚的办法。超产部分30%归公积金，70%奖给小组。小组把奖励部分的七分之六按社员劳动日分配，七分之一奖励本组公认的劳动积极分子和技术上贡献突出的人，这就进一步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省委和地委肯定并推广川底农业生产合作社按劳分配的办法，要求各地积极探索如何克服平均主义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样做，怎么能说我们把平均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呢?
&&& 第五，社员普遍关心、政策性极强的另一个问题是社员退社带不带公积金的问题。在试办过程中，省委根据华北局的意见规定出社可以带走公积金。日至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范长江同志题为《川底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中说:“社员出社时应否带走公积金和公共财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川底村社员的意见是有变化的，他们原来主张应该带走，现在99'/的社员都主张不带走。在争论这一问题时，主张带走的理由只有一个，即认为公积金和公共财产是社员劳动创造的，‘劳动’人各一份，既然出社，就应有带走的权利，否则是妨害了私有权。但是大多数社员都认为:
&&&&& (一)公积金和公共财产，是社员集体劳动创造的，不属于任何人，应由集体享受，不能分配；(二)出社的社员在社时已享受了他劳动的成果，生产已经改善，他那一份土地也改良了，出社时带走他自己的土地和他的私有财产，已经得到很大的利益，不能要求再分；(三)公积金和公共财产的积累，不仅由于社员的集体劳动，还有国营经济和供销合作社等的帮助，个人更不能带走；(四)公积金和公共财产是不断发展的，社员也是不断变化的，不可能分清每个社员劳动所应得的部分:(五)公积金和公共财产如果分散，必然削弱社的扩大再生产能力，削弱举办各种事业的能力，而且对于社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利的。”社员出社不带公积金这个被批评为违背了《共同纲领》规定的保护私有的政策，由群众丰富的实践作出了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回答。
&& 以上这一切生动地说明，只要真正实行群众路线，充分信任群众，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办社中遇到的一切复杂的矛盾和问题，都是可以顺利地得到解决的。说到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它表明在我国并不需要以国家工业化和土地国有为条件，经过合作社就能够使土地的所有制逐步地由个体所有转变为集体所有，而且能够创造新的农业生产力，以适应国家的工业化的需要。这就是初级社的实践作出的总回答。
毛泽东给老周写了一封信：
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但是，现在东北的一位大款满怀信心地对记者说：“国外有皇家贵族学校，我们为什么不办一所这样的学校？我们将来从小学到大学配套成龙，把先生培养成高级人才，我决不培养工农兵！培养工农兵可以砸我的牌子？”而国家教育部发言人说：“市场经济时代，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
就是说，人如果有钱就可以占有优质资源。问题是，一个人如果怎么样就有钱，如果怎么样就没有钱？
毛泽东与美国人打完战以后说：
“据报，有的省人民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
党的干部还能犯无法无天的罪行？党和政府的干部具有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难道人自己就不能自己生产出反动的作风？
毛泽东说：
&&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其性其形，虽不外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 此话有理有气，力量是气，理论是理。人有气无理，就会心烦意乱，胆大妄为；有理无气，就没有行动的能力，什么事也做不成。
毛泽东说：
“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的多，我们优于他们。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的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美国人也承认这个宪法比他们的先进。但正如计算机一样，有先进的软件而没有先进的硬件和外围设备，就是无用的。
毛泽东说：
“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要干什么？
日，毛主席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前四天，即7月26日，单独找我汇报山西合作化的情况，地点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他对我说:讲讲这几年你们合作社的情况。我汇报说，山西的初级社从1951年到现在四年半了。初级社的发展是渐进的，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1951年办了57个，个，1953年达到2242个。这三年的试办，我们是谨慎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的，县区乡干部在试办中取得了经验，涌现出大批办社的积极分子和领导骨干，基本上实现了办一个成一个的口号。这样就为1954年的飞跃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年我们计划发展一万个，结果发展到15196个。到1955年4月，又发展到31926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1％，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 初级社的健康发展，带动了互助组的发展和巩固提高，克服了互助组涣散解体的状态(入社入组农户已占到全省农户总数的80％以上)，遏止了农村富农经济的发展，晋东南地区新富农由千分之8降到千分之1。毛主席问，你们的初级社在面上铺开了，有没有发生减产、死牛的情况?我汇报说，个社粮食总产比1952年增长27. 6%，单产增长21. 6％，比互助组单产高21. 5%，比个体户高39％。1954年全省因灾减产4.8％，而初级社占60%以上的平顺、武乡等20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3.8%。全省的大牲畜，由1951年的184万头，1954年发展到213万头，年递增率为10%，其中骡马的递增率高达15%，适应了初级社添置新式马拉农具的需要。特别是，现在晋东南老区在1276个老社中，生产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富裕中农生产水平的即占38%。这就为下一步过渡到高级社创造了有利条件……毛主席听了很高兴，他深刻地分析了苏联集体化减产死牛，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直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的教训。我向主席告辞，他一再叮嘱我要接受苏联集体化的教训，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们的合作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毛主席的上述几次谈话使我对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深刻的认识。
毛泽东说：
“‘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要上天。”就是说，穷鬼们要翻身了。
“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度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
大规模合作化经济是一种硬件，与之相适应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办法是软件，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团队精神原则是软件的基本语句。
毛泽东说：
“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有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产权革命，领导完全代理了过去地主、资本家，控制了所有的自然资源、生产装置和物资。但管理干部与地主、资本家一样都具有人的属性，也想过物质极大丰富的、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中国实行了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后，也发生了与苏联一模一样的事情，“各地都揭发出了触目惊心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违反财经纪律、化大公为小公”；“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上的人共有10余万”。“私了便不能仁。”
毛泽东说：
“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应该的，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你欢迎群众向不解决群众问题的干部扔鸡蛋、投石块儿，但干部不喜欢这样做，他们会因此而生气、发怒，认为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是犯上作乱，罪该杀头。这样，群众不但革不掉他们，反而能被他们杀掉，这怎么办？
毛泽东说：
“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集中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放，这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
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科森、非李科生，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学说，那么多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也是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显然，他希望新闻自由，思想自由。
毛泽东说：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大民主也可以来对付官僚主义者。……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工厂同群众的矛盾。”
可是，党认为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只是他的个人意见，是错误的，不属于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说：“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
和风细雨是什么？
刘少奇说：“七大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即使现在不再提毛泽东思想，我们每个人依然知道它。另外，如果总是重复已经习惯了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少奇的思想是正确的，则我们现在也可以这样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即使现在不再提邓小平理论，我们每个人依然知道它。总是重复它也没有什么意义。
刘少奇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
显然是说，工人和资本家和好了，从此以后阶级之间不再斗争了。
毛泽东说：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
“记者和编辑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大势所趋，是勉强的，不愉快的。”
有一种生活方式就有一种习惯，游手好闲会耍嘴皮子习惯成性，就会具有特殊的人性。记者和编辑当然会有自己特有的生活习惯；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也一样，都有各自的习惯，也很难改。例如，建筑工地上的工人，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就很难改，因为等厕所建好了他们就必须离开。人们对习惯了的事情会感到很舒服，改变人的习惯会使人痛苦，人会抵抗！
毛泽东说：
“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结合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语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上海的共产党为什么要整鲁迅？一般共产党员都没有鲁迅聪明，如果把他们自以为是，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成马克思主义，去整或杀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办？
毛泽东说：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大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虚弱集中，而是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万人，它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无产阶级专政靠几千万工人，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而不是靠党实行。他认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和责任心。如果领导干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打人骂人，强迫执行主义，群众就可以用四大民主来对付领导干部，使干部恐惧。这样就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希望世世代代传下去。但是，干部绝对不会欢迎这种民主，因为人难免有个三长两短，有了大民主干部就会象啊扁一样不得安宁。
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有。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单位属于私人所有，是老板个人的牟利机关，工厂的任何事情都由老板说了算，老板对工厂实行独裁专制统治，打工者无权过问工厂的事务。你不能给老板贴大字报，说他搞特殊、多吃多占；也不能与老板辩论说他经营方向不正确、管理不民主，分配不公平；也不能对老板大鸣、大放，嫌弃老板付给的工资少、福利少。因为，有合同在先，您不愿意可以走人。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企事业单位属于公共的，大家都是主人，代理老板和经理人员必须听从大家的意见，必须接受大家监督。如果公有制企事业单位由少数人说了算，剥夺工人发表意见的权利，代理老板和经理人员就可以进行不公平分配，就会把属于大家的劳动果实据为己有。所以，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
说“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 就是说，大民主不是针对外国资本家的，也不是针对清洁工的，更不是针对学生上课迟到早退的，而是矛头向上针对领导干部的。但是，各级领导干部、学校老师、学生干部却用“大民主”来对付群众和学生。
毛泽东说：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究竟对哪个阶级有利？归根到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归根到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
毛泽东发现，大民主没有阶级性，右派可以用，左派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民主有利于改造多书人。但大民主用在任何人身上都不舒服，令人生气。所以，后来干部认为毛泽东搞错了，大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大民主是让工人与干部闹不和，给政府添乱，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带了巨大的灾难。
毛泽东说：
“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有些同志好象很怕。我说来一个大民主，第一不要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杀几千几万人’，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吗？‘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公然违反宪法吗？……‘要战争不要和平’，那好呀！你来号召战争，统共那么几个人，你的兵就不够，军官也没有训练好。”
毛泽东说：
“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说要‘杀几千几万人’、‘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的人当然是敌人。刚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剥夺他们乱发议论的权力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美国的卖卡锡、印呢的蒙不鸡，也这样做。
据说，“毛下令禁止百花齐放，原因之一是迫于刘及其他同事的压力。”少奇同志不是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一年还没有过，您就变挂了？这不是阶级斗争，该叫什么？
毛泽东估计北京有四百个，全国有四千个右派。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只是批判他们。大部不抓，只抓有几百个，则被抓的人只占人口的百万分子一，比刑事犯罪分子少的多。但是，干部们为了彻底干净地消灭右派，扩大战果，定高指标，并把指标层层落实分配到每一个单位，规定每一个单位必须抓到规定数量的右派。于是，干部趁此机会假公济私，把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和使自己不满的人都当成了右派来抓，共抓了56万个右派分子。幸亏毛泽东有令在先，否则他们的命久已没矣！
据说，62年给一半右派分子平了反，但这使他们产生了深刻的记忆，经常产生伤痕的感情。问题是，既然右派你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跑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机关里干什么来了？为什么不跟蒋介石到台湾去呢？你不赶紧去台湾，却还要呆在共产主义的机关里头干什么？你进错了门怨谁？
毛泽东说：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来说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
毛泽东的这段话被现在的哲学家认为是不协调的。但知识分子中，马克思主义者是多数吗？那么爱当老板怎么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话是错误的吗？苏东坡是怎么回事情？发展民营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吗？
毛泽东说：
“你草长我就锄，不断斗争。要多少年呢？我说是一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年还有那么多草。这个矛盾的反对面是不断要出来的。我们现在准备印将介石全集，你们赞成不赞成？有共产党，无国民党，共产党怎么显出来呀？有唯物主义，不要唯心主义；有辩证法，不要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你不知道那个还行？所以，我们大学里头要上形而上学的课，要开唯心主义的课，要把这些东西研究透。也劝在座的人，你们如果只懂得辩证唯物论，你们要补充那个形而上学同唯心论，这些学问你们没有学到，辩证唯物论是不巩固的。……要写小品文，你们每个省都要有报纸，每个省要搞他两个鲁
迅，要有计划地培养。……上面放的屁，包括北京放的，不全是香的，要加以分析。这里头有对的香屁，有臭屁，一定要听另一半。……闹事的人好有用处。我说那些人将来可能有当英雄的，因为他们敢于闹。还有街上的阿飞，上海还有女啊飞，十六七岁敢当啊飞。……我们这些人也是闹出来的，人家叫我们土匪，共匪。……对党的政策能否争论？《人民日报》的文章谁说都对？陈其通的文章就不对。我看每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
闹事的人和阿飞有可能当英雄，可能就是“杰出人才”苗子；我们曾经与女啊飞一样，就是闹事的人，曾经被叫做土匪、共匪，而古代叫做盗贼。虽然北京的屁不都是香的，但北京不让人们分析，不许争论，而且说另一半都是臭的，并要给戴上右派帽子，该怎么办？如果每省办两个报纸，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就与两党制差不多，了，这样报纸就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了，就不是党的喉舌了。
毛泽东说：
“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
“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
但是，人们不愿意自己被分析，拒绝任何心理分析，害怕分析出自己的私心，要保护隐私。这该怎么办？
毛泽东说：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们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
“让人说话，天不会垮；不让人说话，天总有一天迟早要垮”
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官僚主义者，对别人的监督也很反感。怎么能用右派的办法来对付自己的人呢？自古以来，那里有这样放纵群众来监督政府的？如果把工厂厂长，合作社主任，学校校长，党委书记搞的下不了台，如何进行领导工作呢？毛泽东脑子有毛病，这道理也不懂！
大字报确实有优点：大字报不需要报纸编辑审核就可以及时发表，可以不受报纸容量的限制。这能使那些想提意见和发表议论而又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农民有了发表意见的机会，为工人、农民开辟了发言的根据地，来限制专家的发言。工人、农民如英国的陪审团团员一样是傻瓜，不知道法律条纹，会动不动利用大民主上纲上线，以为自己的意见就是真理，对他们普法教育也很困难，因为法律条纹太多，专门考律师的人也记不住。所以，有人说大民主会破坏法律。但法律是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以语言来给人定罪的，除非涉及到个人隐私。所以，新闻自由从来不能破坏法律，大字报也不能破坏法律。也不能因为大字报中有假信息，使人们相信了伪劣消息，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就禁止人们的大字报行为。正如不能因为有人做假广告，使人们买了伪劣商品，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就禁止广告行为一样。大字报还有一个好处，能够防止群众“上访”。
毛泽东说：
“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问题是，矛盾的性质是由人的主观感觉决定的，矛盾的性质必须通过观察者的感觉来确定，矛盾的性质与观察者的观察角度和观察者本人的感觉种类有关。只要使观察产生了不良的、负面的感觉和感情，就会对观察对象产生敌对情绪，把观察对象看成敌人。人民中的任何一分子与观察者意见不一致，都会使观察者产生敌对情绪，如果与观察者对抗就会被观察者看成是敌人。例如，对现实状况不满的，对领导的行为不满意的，对某些事情提异议的，提出一些令领导不愉快问题的，说风凉话的，都会变成敌人。这样，人民中的任何一分子都会变成观察者的敌人。
毛泽东对台湾人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
毛这是要与台湾搞和谐，但这根本就不是对外人的口气，不象是外交词令，毛没有外交气度。五八年，毛泽东主要负责处理台海问题，但在其他事情上也要情不自禁地插上一杠子。
毛泽东说：
“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注意力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毛希望整好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就是说，1958年就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重点，但也不能忽略政治。因为，党领导技术是为了发展经济，搞政治是为了利益分配。如果管发财不管分配，技术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如只制造奢侈消费品或毒品，让少数人享受。
毛泽东说：
“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点真理。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在现在的过度时期，只好这样，将来是要改变的。”
将来是什么时候？人们一旦习惯了对科学的领导，就会认为行政领导、政治领导科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现在依然坚持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而且用行政级别来鉴定科学家的成果定。现在，虽然党已经不革命了，但党要执政了。主席您说一说，既然党不革命了，为什么还要领导别人？
毛泽东说：
“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早有人说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连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谁说的？
毛泽东又说：
“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创造出来的。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那很危险。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爪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孔子二十三岁开始学，耶稣有什么学问？释加牟尼十几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来的。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蔑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象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也不能忍耐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他们自然科学可能多一些，但社会科学就不见得。他们读马列主义比我们多，但读不进去，懂不了。……我们民族又穷又白，省下来的钱多办学校，中、小学可大办，农业学校也要发展，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赶上英国。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重工业部门、文教部门抄苏联已经成习惯，错误的规章制度已成为束缚生产力，制造官僚主义的东西。……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
“重工业部门、文教部门抄苏联已经成习惯，错误的规章制度已成为束缚生产力，制造官僚主义的东西。”说明人们比较傻，没有头脑。说“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说明真理是被偶然发现的，学问仅仅是一种累积的记忆，有助于发现但并不一定能有所发现。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省下来的钱多办学校。但是，有人说这样就破坏了教育事业。
崇拜是尊重、佩服的意思。尊重是重视和严肃对待的意思；佩服是感到可敬可爱的意思。所以，崇拜是人受某人的某种理论作用形成的一种人体能量状态，说明此人能使他人身体增加分泌快乐激素，加速转换能量，使他人感到愉快和有精神。表现为对此人的爱。所以，反对人们对某人的崇拜，就是反对人们爱他，没有道理。要求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能使人感到愉快。能通过马克思的理论而感到愉快的人，就会对马克思产生爱，就会重视马克思的理论，形成对马克思的崇拜。这样的人一定会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去做事情，人们就一定会崇拜他。是真理就要崇拜，人不崇拜真理就会崇拜上帝、菩萨或某颗老树。所以，反对个人崇拜就是反对人们有信仰，而人没有信仰就会唯利是图，胡作非为。
如果领导集体所使用的理论不是真理，不能使人们达到预定的目的，集体领导就会变成集体错误。所以，不是真理，集体领导也不成。为了分配利益才需要集体领导，听说过资本家领导自己的企业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吗？一个党需要集体领导只能是为了考虑周到，避免失误。但集体的智慧未必比得上一个聪明过人的人。例如，100台286计算机就没有一台装有奔腾D处理器的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强；一个杰出的科学比一万个人工人还解决问题。
毛泽东说：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劳动人民没有知识就不能操作机器；知识分子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就找不到研究对象,就会成为高分低能的食客、寄生虫。
毛泽东要求人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于是，人们就热血沸腾起来了。
陕西安康的一位农民写了一首诗词：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四川农民也写了一首诗词：
“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像冬瓜；蚕长猫一样大，猪长像大象；一棵百菜五百斤，上面能站个胖娃娃……”。
现在，美国的冬瓜能长五百斤重，袁隆平的超级水稻证明是可以这么想的。
一位副总理说人民公社的好处有：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饭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按需供给。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以满足。有各种花色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第三，房屋都达到了现代化城市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冷气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行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行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这位总理想象中的共产主义生活，就是资本家的生活，但他没有想象到手机、电脑和太空棉花，皮服、呢绒已经不时髦了。现在，除了猴头、燕窝、狐狸、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没有外，基本上都有了。还应该想象到，将来要有机器人小姐。你敢说一定不会有吗？但人民公社消失了。
刘少奇说：
“要采取新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学，一天读几个小时的书，做几个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是过度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看来，刘少奇也很左，左的要命。
“学校最少要挂五个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业局，使农作物的产量达到五千斤的人才能成为一级教授。”五千斤说少了！塑料大棚甚至能产两万斤。
毛泽东说：
“在大炼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种好，把土地深翻好。一九五九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一九五八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及。在教育改革中应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地集中群众的智慧。”
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炼铁，人们只好自己瞎琢磨炼铁技术，庄稼也顾不得收了。尽管这样，还有人故意出坏：“红薯长成了，村里干部说共产主义了，我们不用收了，结果不少都烂在地里头了。”这说明官僚们有意见，不想干。
毛泽东说：
“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赚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思想要批判，但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生产计划，有危险性。做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泽东看出了危险，爪耳挠腮坐不住了。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因为他老奸具滑，脑神经构造特殊，能计算出别人看不出来的问题。
毛泽东说：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猪报成是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九千亿斤粮食，最多七千四百万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成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得。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
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人民日报》最好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熬了几年，搞了薪金制，军衔制，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法权，发展了资本主义思想。……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等级，分将、校、尉，结构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等，食分五色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薪金制等于等级制，等于资产阶级法权。”
别人都在轰轰烈烈地大跃进，他却说这样难听的话。但必须承认，薪金制、军衔制和国民党的确实差不多，不符合革命的要求。这样，群众就会脱离干部，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工人农民就不喜欢我们。而干部的特权越少，工人农民的负担就越小，工人农民就越喜欢。
毛泽东说：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郑州会议记录》[6]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 毛泽东
　　&&&&&&&&&&&&&&&&&&&&&&&&&&&&&&&&&&&&&&&&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于武昌。”
既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由群众选择和同意的，为什么拆散的时候不征求群众的意见？
　毛泽东又说：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开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县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放大鸣，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1]，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2]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里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工暇全民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足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多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是原来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迅即施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 毛泽东
　　&&&&&&&&&&&&&&&&&&&&&&&&&&&&&&&&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七时，于武昌。”
这都是集体制度闹出来的问题。人们并不关心，也无权指责某一资本家的管理失误。所以，如果各雇各就不会受到后来的人指责，因为没有可指责的对象。 “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是错误的。因为，直到现在，我们依然素质不行，不适合民主，怎么能在五九年就民主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呢？
毛泽东的这封信还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开万人大会一人一份纪念品，招待费该花多少？不给纪念品谁还愿意来开会？第二，让社员中的积极分子和观潮派算账派参加会议，搞破坏怎么办？让人们“言者无罪，大放大鸣”破坏了安定团结怎么办？将思想统一起来不就形成了专制？第三，说“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1]，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是否是说，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是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搞的？难道不是你毛泽东吹的？为什么现在他们不吹“共产风”了，却还要“一平二调三收款”？第四，为什么现在根本不考虑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也能行得通，也不失败呢？让干部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不让干部活了？
毛泽东又说：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自以为是，私自给农民出主意对抗中央，是犯上作乱，无组织无纪律，不利于安定团结！毛泽东越级发表意见，违背了集体领导的原则！毛泽东想法与众不同，脾气古怪！增加粮食产量靠政策，怎么能依靠化肥？三年灾害还没有形成，他就妄图逃避三年灾害的罪行，狡猾透顶。但你让人们骑毛驴，人们从毛驴身上掉下来能不怪怨你？
毛泽东说：
“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嘛！”
不相信亩产万斤粮，思想保守！
毛泽东又说：
“公社在1958年秋成立以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整社3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搔痒。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犯了冒险主义。”
怎么能把农民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的责任推卸给中央呢？好象总有人象地主一样生怕农民偷懒。现在，有人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这种“反行为”做过调查，说：“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农民发明了许多方法，如怠工、压产、偷拿、瞒产私分、扩大自留地、包产到户及近似的制度性试验等等，……这些行为才是所有那些上层构架的真正基础。没有它们，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这个架子根本就是搭不住的，说不定，也许早就维持不住了。……农民们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迫使国家撤退，修改了原有的制度，并导致了集体经济制度的变迁。”并说：“农民的抵抗起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这是农民对这段历史作出的正面贡献。”按照这种逻辑推理，可以很自然地说：没有国营企业的干部磨洋工，私设小金库，瞒产私分企业利润，腐败跳槽等等活动，国营企业这个架子根本就是搭不住的，说不定，也许早就维持不住了。企业的干部和工人们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迫使国家撤退，改变了原有的制度，并导致了公有经济制度的变迁。这种抵抗是积极的，是对国营企业经济制度变迁这段历史作出的正面贡献。就是说，腐败是积极的、正面的行为，私有制是正面的，公有制是反面的，诸公的政策完全错误。
毛泽东说：
“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窃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允许的。”
毛泽东说：
“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退还给生产队，一身清静，进而解决与队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发展起来。算帐才能团结；算帐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干净；算帐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帐才能教会5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干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他要教会5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要求群众监督干部，只许他们办好事，不许干坏事；要群众与他们算帐，使他们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要他们学会经营管理。但是，领导就是要监督群众好好干活，群众有什么想法说一声就行了，怎么能监督干部呢？让群众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不就是让群众反对领导吗？纯属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
国内和国外的问题把毛泽东搞的心烦意乱，就一个跟斗云上了庐山，并写了一首诗词：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上了庐山以后，凉快了许多。他在庐山顶上看到从海洋方向刮来热风，夹带着雨水把水洒在了江边；在漫天翻滚的乌云中好象还有一只黄鹤，看到乌云下边的吴国起了白雾。他问陶潜：你到哪里去？“桃花源”里就可以安心种地了？显然，毛泽东产生了幻觉。
毛泽东说：
“……贝克莱：为何有我？由于我想，我思，我在，物在。三十几年犯错误同志阶级立场没有改变过来，还是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宇宙观，不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总是各各不入，不是同我一个人，而是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各各不入。这些同志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资格参加党的。无产阶级代表正义、真理，资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阶段是积极的，但组织方法等也是错误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挂共产主义招牌，是同盟者、同路人，各个山头的结合。……一年半时间，进步中学会许多东西：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平均主义不对，一平二调不对。浮夸风吹一次极有好处，总是要吹的。……”
“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的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象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整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克思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人民公社搞遭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把？”
“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
这是舌战群儒！显然，其他领导人基本没有什么学问，仅依靠自己的感觉行事。毛泽东真有学问，知道那么多事情。他说无产阶级代表正义、真理，那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就应该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可是，锋芒锐气不减，袁大胡子又要说你了。
毛泽东说这段话，是针对“‘我们’都认为主席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从事理论著作为好。” ‘我们’认为，雇用毛泽东打战是迫不得已，我们不是将介石的对手。既然他已经为我们打下了江上，就应给他工钱让他走人，或者给他个狴马翁官位，让他去看管桃花源才对。
毛泽东又说：“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们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斗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的形式，依时代的不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存在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奇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
毛泽东把庐上会议上共产党内部的争论说成是阶级的斗争，是因为社会上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在旧时代生活时，形成了特殊的脑神经构造，里头遗留、残存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能反映到共产党员的头脑里。实际上是说，一部分共产党员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式的思想，他们的脑神经构造本来是在旧时代生活时演变成的。其实，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或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在现实的、实际的生活过程中形成。
毛泽东为了解决新出现的管理问题，阅读了很多书。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
“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利就没有保证。”
请注意：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就是资产阶级法权！恩格斯说：“……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工会、烟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都叫社会主义，这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为了私利而进行的捏造。……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成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同时除了一支有纪律的士兵和公务员大军以外，再组织一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工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选举——好一个美妙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又说：
“我们的经验是，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合作。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全民所以的企业，集体所有的企业，都有一个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都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象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似乎离开了它，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这样强调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政治太弱。教科书中不强调政治挂帅，只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们走向个人主义，等等。”&
毛泽东为什么要说“人民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呢？这是因为，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干部“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地方领导扣发中央文件，压制不同意见，一平二调三收款，任意剥夺群众的利益，克扣人们的粮食，群众被饿死也不能提意见。所以，他发现了苏联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
毛泽东说的真好，谁能从中找出极左或极右的内容来？中国只有毛泽东才能想到和发现这样的问题，不信就找找看。这是因为毛泽东的脑筋好，还是因为非毛泽东们的脑子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请注意！“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都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 就是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说明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的力大小。改革开放，为了发展生产力总是要改变产权也说明，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大小！
公有制社会和私有制社会不一样，干部与工人、农民同属于财产所有人。如果干部耍老爷态度，摆架子、高高在上，人们就会来气，闹情绪，不听指挥。私有制社会的人最容易理解这种事情。比如几个人合伙做生意，其中的某一个人耍老爷态度，高高在上，其他股东能接受吗？私有制之所以能够被一直维护，是由于人有私心。所以毛泽东认为，管理公有制社会必须有一套特殊的办法，必须使工人把企业看成是自己的。对企业的管理，要采取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管理制度，要干部参加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