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其它地区的青铜文明是以礼器和乐器为主，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的统治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用于管理国家，在礼乐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中国古代各区域的文化开始了大融合与大统一的进程，礼乐文明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上其它古老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礼仪之邦的没得传承至今。本期节目通过史料和研究向大家介绍了礼乐文明的历史进程。
（CCTV-10特别节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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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文史哲通论期末(A)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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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下列有关我国古代礼乐文明发展的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古代先贤制定礼乐制度.并将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 上的人伦和谐. B．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是在周代完备——精英家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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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有关我国古代礼乐文明发展的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古代先贤制定礼乐制度.并将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 上的人伦和谐. B．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是在周代完备.成熟起来的.因为当时不仅形成了相应的制度. 产生了不少的歌舞.而且赋予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 C．在礼乐文明形成中.出现了两个重要人物.一是周公.他继承了夏殷商的礼乐.并注 入“德 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一是孔子.他不仅整理.传播了记 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 . 还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 D．有载:“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 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明的 主旨.先秦礼乐文明经历代沿革.内容主旨不断有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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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的家教特点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古代社会就开始它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史。秦王朝的国运不长，而且秦王朝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所以在家庭教育方面没有什么建树。但是，随着汉王朝的建立和封建社会的持久安定，加上长期推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采取科举取士和以经术取士的政策，注重以三纲五常之教统治人们思想和以孝道之教来稳定家庭与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所以家庭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并且日渐形成了它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汉代形成的以经学作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继续推行之外，由于统治阶级和一些知识分子的提倡，玄学、佛学、史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技艺及生产技艺等，也进入了不同阶层的家庭教育范围。总体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家庭的生产与生活也缺乏稳定性，所以这一时期的家庭教育与汉代相比，相差甚远，尤其是统治阶层受“九品中正”制取士制度的影响，豪门士族的子孙天生就是“上三品”的高官世袭者，而寒门士族的子孙即使学富五车也难以入上品，至于平民百姓的子孙就更不在话下，由此所造成的“读书无用”的观念也渗透到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家庭教育实践中，造成诗书教育日渐衰落的局面。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尽管有由盛转衰的趋向，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制度和家庭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所以家庭教育的阶级性和等级性也日益明显起来。形成了以皇家宗室为主体的贵族家庭教育，以及在职文官为代表的官宦家庭教育和广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家庭教育的家教制度。这三类家庭教育，一直沿续和发展到清末，在客观上对我国封建社会政治、道德、家庭乃至社会秩序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皇家的教育主要在于培养储君，所以皇太子及诸王子的教育受到特别的重视，乃至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件大事。皇家的家教具有特权性，在措施上一是尽一切努力把全国图书搜集在皇家图书馆，垄断文化以作为皇家宗室的教材；二是收买天下第一流的学者充任宫廷教师；三是建立一整套宫廷教师制度和完备的教学制度。官宦之家的家教，其目的在于造就其子孙的德才学识，教学内容主要是为官之道，所以十分强调儒家经典的学习。自汉代推行以经术取士和任官的政策以来，经学在官宦之家的家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官宦之家的子弟自小就学习《礼》、《乐》、《诗》、《书》、《春秋》、《论语》和《孝经》等。其家庭教师大多是当地的名儒。除此之外。部分官宦子弟或外出从师，或跟随父兄习业。平民之家的家教，各因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富商大户或从事教育职业的文人之家，一般是注重儒术教育的，他们希冀其子弟通过读“圣贤书”而成为做官人。但绝大多数平民百姓之家多以传授社会生活知识和生产技能为主要内容，在道德教育上其内容与统治阶级所推行的封建纲常教化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孝悌之教。
关于“汉魏六朝家庭教育”的内容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积极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为家庭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佛学、史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技艺及生产技艺等，也进入了家庭教育范围，但不同阶层的家庭教育内容不尽相同。
汉朝家庭教育注重以三纲五常之教统治人们思想，以孝道之教来稳定家庭与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读书无用”的观念也渗透到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家庭教育实践中，造成家庭教育日渐衰落的局面。
下列对原文内容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皇家的教育主要围绕皇太子和诸王子展开，为此不惜垄断文化以作为皇家宗室的教材，收买第一流的学者充任宫廷教师，建立宫廷教师制度和教学制度。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呈现贵族家庭教育、官宦家庭教育、平民家庭教育的家教制度三足鼎立的态势。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一直沿续和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在客观上对我国封建社会政治、道德、家庭、社会秩序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尽管有由盛转衰的趋向，但是阶级性和等级性也日益明显起来，家庭教育功能日渐强大，这使得封建社会制度和家庭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
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汉朝经学在官宦之家的家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还是为了培养子孙的德才学识以满足官宦子弟参加经学考试和担任朝廷官职的需要。
汉魏六朝官宦子弟的家庭教育主要延请名儒进行教授，以传授儒家的经典典籍，灌输儒家思想为主。
家境富裕并不意味着身份的高贵，许多富商之所以在家庭教育上比较注重儒术教育，是希冀子孙能够取得一官半职，因为在当时官员的地位和身份在社会上处于高层。
除富商外的大多数平民百姓和从事教育职业的文人之家的家教多以传授社会生活知识和生产技能为主，在道德教育上主要是孝悌之教。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文庙祭祀的文化意义刘续兵祭祀文化是传统礼乐文明的丰富内涵之一，祭礼的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天地、先祖、君师。文庙祭祀所采用的礼仪称为“释奠礼”，是传统社会的“国之要典”，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蕴含着重要的文化信息。祭祀活动根据对象不同一般可分为血缘性祭祀与非血缘性祭祀。血缘性祭祀更多的是出于亲情，非血缘性祭祀则更多的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最初孔门弟子对孔子的“祭祀”是模仿祭祖活动而来，但又超越了一般的亲情，开创了祭祀史上的一大变革，为其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祭祀老师。局限于孔门弟子之间的“祭孔”，因之具有了“血缘性”与“非血缘性”并行的特征，使得文化传承与亲情延续的意味同时存在。将“师”纳入祭祀对象，成为中国文化“尊师重教”的重要标志。这种祭祀老师的模式，因为儒家的推扬而延续下来并成为一种传统。从文庙从祀制度的变革中，可以发现儒学本身的学术、信仰变化。唐代贞观年间，左丘明等22人配享孔庙，显然与当时崇尚汉唐经学的风气有联系。随着理学的兴起，周敦颐、张载、朱熹等六人被尊为“先贤”，这无疑是理学道统观的直接体现。至清代，增祀诸儒中又出现了以王夫之、黄宗羲等为代表的“行道之儒”，他们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密切关联。从祀诸儒的选择和晋升，均需受到官方的认可与节制。历代统治者不厌其烦地兴建文庙、祭祀孔子，并非尊孔子为教主，立文庙为教堂，而是着眼于其现实的政治目的与文化道统的确立。孔子并不像老子被道教化身为神，文庙祭祀强调的是孔子的文化贡献，尤其是其为人类所制定的纲常伦理、道德教化。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儒学在历史上却又确实起到了宗教的某些作用。文庙祭祀虽不能完全等同于宗教活动，却无疑蕴含着宗教的意义，发挥了宗教的部分功能。儒学与其他的宗教不同在于，它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完全神学的宗教。文庙祭祀是士人感受群体优越性和文化价值的一条重要渠道。如果能够进入文庙从祀，将证明其得到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不少人梦寐以求死后能够进入文庙从祀，一些大儒的门人后学也积极推动其宗师进入文庙，为自己和其学派争得一份殊荣。文庙祭祀与经典的诠释、科举制度的推行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共同奠定了士人对于儒学和孔子的信仰。这种信仰尽管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宗教，但其对于古人“安身立命”的功能，完全可以与宗教相仿佛。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儒家优秀分子对于自身信仰和使命的自觉表达。历代重视文庙祭祀，当然首先在于尊重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本人，尊重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圣哲贤儒，同时，更是尊重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恐怕才是文庙祭祀的本质意义所在。(选自日《光明日报》，有删改)【小题1】关于“文庙祭祀”，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文庙祭祀是我国历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所采用的礼仪称为“释奠礼”，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天地、先祖、君师。B．文庙祭祀最初来源于孔门弟子的祭祖活动，但对孔子的祭祀又不仅仅是出于亲情，更多的是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C．文庙祭祀的对象，除了祭祀孔子以外，还祭祀儒家历代先贤圣哲，体现了随时代和社会变化而变化的特点。D．文庙祭祀和宗教活动完全不同，它不是尊孔子为教主，立文庙为教堂，而是着眼于政治目的与文化道统的确立。【小题2】下列对原文思路的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第一段论述祭祀文化的内涵，第二段论述祭祀的类型，都为引出下文论述文庙祭祀做铺垫。B．第三、四段着重承上，论述文庙从祭祀老师开始形成传统，到祀诸儒的选择和晋升均需受到官方的认可与节制。C．第五、六段重点论述了文庙祭祀是中国历代传统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有效途径之一。D．最后一段是全文的总括，它点明、强调了作者的观点：文庙祭祀就是对孔子之道的尊崇。【小题3】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A．在传统礼乐文明的丰富内涵中，祭祀文化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蕴含着重要的文化信息。B．文庙祭祀能够延续下来并成为一种传统，除了儒家的推扬外，也与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推动有重要关系。C．孔子虽然不像老子被道教化身为神，但历史上儒学却无疑蕴含着宗教的思想，发挥了宗教的部分功能。D．文庙祭祀是传统社会的“国之要典”，很多人渴望能到文庙参与祭祀，主要是为了证明其得到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想符。 围棋的产生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介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他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他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动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别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节选自《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6．关于围棋的起源和发展，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围棋发源于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 B.&&&&&&&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其中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 C.&&&&&& 围棋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西汉时受社会环境影响而广泛流行，东汉时已深受人们的喜爱和重视。 D.&&&&&& 魏晋时人们对“艺”产生了新的看法，儒家对围棋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 7．对围棋价值和地位的认识，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围棋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对个人修身养性，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里产生深刻影响。 B.&&&&&&&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传统礼教观念的斗争中，在社会实践的对比中确立起来。 C.&&&&&& 自人们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把它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后，围棋就成为儒士必备的艺伎。 D.&&&&&& 围棋作为“国艺”，是一种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从国家层面上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 8．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A.&&&&&&& 围棋的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随着人们对其功能和价值认识的深入逐步确定的。 B.&&&&&&& 围棋因为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能够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在东汉中期就凭借着其本质上的优势而盛极一时。 C.&&&&&& 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了围棋活动的负面作用，其实这些负面作用也与围棋的娱乐、交际等功能性弱点有直接关系。 D.&&&&&& 对围棋进行神化和矮化都是不对的，只要把“过艺价值观”作为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就能正确认识围棋的“国艺”地位。
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它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节选自《围棋与国家》，有删改）【小题1】关于围棋的起源和发展，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A．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B．围棋发源于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C．围棋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西汉时受社会环境影响而广泛流行，东汉时已深受人们的喜爱和重视。D．魏晋时人们对“艺”产生了新的看法，儒家对围棋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小题2】对围棋价值和地位的认识，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A．围棋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对个人修身养性，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B．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传统礼教观念的斗争中，在社会实践的对比中确立起来的。C．围棋作为“国艺”，是一种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从国家层面上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D．自人们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把它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后，围棋就成为儒士必备的艺技。【小题3】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A．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了围棋活动的负面作用，其实这些负面作用也与围棋的娱乐、交际等功能性弱点有直接关系。B．围棋因为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能够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在东汉中期就凭借着其本质上的优势而盛极一时。C．围棋的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随着人们对其功能和价值认识的深入逐步确定的。D．对围棋进行神化和矮化都是不对的，只要把“国艺价值观”作为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就能正确认识围棋的“国艺”地位。
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它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节选自《围棋与国家》，有删改）1.关于围棋的起源和发展，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A．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B．围棋发源于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C．围棋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西汉时受社会环境影响而广泛流行，东汉时已深受人们的喜爱和重视。D．魏晋时人们对“艺”产生了新的看法，儒家对围棋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2.对围棋价值和地位的认识，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A．围棋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对个人修身养性，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B．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传统礼教观念的斗争中，在社会实践的对比中确立起来的。C．围棋作为“国艺”，是一种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从国家层面上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D．自人们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把它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后，围棋就成为儒士必备的艺技。3.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A．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了围棋活动的负面作用，其实这些负面作用也与围棋的娱乐、交际等功能性弱点有直接关系。B．围棋因为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能够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在东汉中期就凭借着其本质上的优势而盛极一时。C．围棋的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随着人们对其功能和价值认识的深入逐步确定的。D．对围棋进行神化和矮化都是不对的，只要把“国艺价值观”作为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就能正确认识围棋的“国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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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礼乐文化精神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被列为儒家“五经”之首，产生于周代礼乐文明之下，其价值不局限于文学，从多层次、多角度地体现了周人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审美观、信仰等，反映了周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和以周礼为核心的华夏文明的特质，是对华夏文化的颂扬。《诗经》收集了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份，《风》是周各诸侯国与地方的歌谣；《雅》多为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颂》是专门用于祭祀宗庙、祈祷赞颂神明的乐歌。礼乐文化是古人将“礼教”与“乐教”并提而形成的教化体系，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古人认为“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人的外在的言行举止，要通过“礼”来加以规范，其基本特征是恭敬；而人内在的德性及心性，则要通过“乐”来提升，其基本特征是和。《国语》说：“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以耀德于广远也……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夫德广远而有时节，是以远服而迩不迁。”礼乐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耀德广远”，使人归于天理正道。诗歌与礼乐是相通与相辅相成的，因此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发源于诗，立身于礼，完成于音乐。周代是礼乐文化辉煌灿烂的时期，礼乐文化在《诗经》中得到了全面的审美展示。《诗经》包括天文地理、宗庙祭祀、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涉及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等各方面，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人文观以及温柔敦厚的人文品格。其基本句式是四言，兼有杂言，在语言上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既有声韵上的美感，又描绘出生动的形象，有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透过诗的自然朴实、言简意赅的言语，人们可以体悟到把《诗经》思想统摄起来的主导与核心话题是道德。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一、《诗经》对礼乐文化的宣扬，首先反映在对祭祀典仪的歌颂《礼记》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以事神致福。”事神的节仪和规范是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份。《诗经》中的《周颂》与《大雅》多为祈祷赞颂神明的乐歌，主要用于祭祀礼仪或重大典礼中，彰显出一种正大之气，《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周代祭礼首先表现在祭天之礼。《诗经》中明确表明中国古人对“上天”“上帝”的敬畏和信仰是上帝赐给人们的最大福祉和盼望。周人以敬天为本，《大雅·烝民》中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上天造就万物并赋予其美好的德性，为其制定了法则，民之秉性攸好德行。《周颂》中有许多关于对上天的赞美、感恩、祈福之祷，周人相信敬虔的祈祷必蒙上帝垂听，如赞颂上天的光辉普照，永恒无限：“明明上天，照临下土”；赞颂天道的永远美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诗经》中多次写到天、帝、天命，认为上天“惟德是辅”，赏善罚恶，掌握社会正义、人间善恶的评判依据，是周代世人价值观和道德信念的最高标尺。《周颂·敬之》说：“敬之！敬之！天维丕思！命不易哉！无日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意思是：“恭敬吧！上天如此明察，获得天命不容易啊！不要以为上帝不知我们所为，要知道他的使者不断来往于天庭，时刻地注视着你们呢！”认为人的所作所为都要合乎天命。《大雅·皇矣》中说：“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意思是上帝威明地监察天下，掌控四方，保佑人民，体察百姓是否安宁得福。天意要保民，敬天保民是古代中国重要的政治思想，“求民之莫”就需爱民。接下来有：“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意思是文王知道如何敬上苍，修己爱民，言行谨慎，一切顺从上帝的法则。由此可见，敬天的道德实践即“顺帝之则”。周代祭礼还表现在祭祖之礼。《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史诗，都是周天子及诸侯祭祀祖先的祷词，叙事简约，格调堂皇，赞颂了后稷、公刘、古公亶父、文王、武王的业绩，因这些祖先都能敬事上帝，明德保民，为政以德，所以是配天的主要祭祀对象，表达了天人相应的思想，体现出后人永记祖德，重视孝道，实现先人的理想追求等感恩和责任意识。《生民》写始祖后稷出生时的神奇经历和他对农业的贡献：相传，姜嫄因踏上巨人的脚印而怀孕，生下后稷，以为不祥，曾几度弃之。后稷被弃于荒道，牛羊哺乳；被弃于冰河，鸟翼环护，终因神佐而健康成长。姜嫄以为神，遂收养抚育他。后稷播种百谷，教民稼穑，造福人类，在尧舜时期担任司农，掌管天下农事，受封于周地，被后人称为农神或谷神。《公刘》写后稷三传至公刘，公刘大迁徙，择地而居，开疆辟土，辛勤耕作，国富民强。《绵》写古公亶父，他是公刘的十世孙，文王的祖父，设置官司、宗庙，建立城郭，为文王以礼乐立国奠定了基础。《皇矣》写文王指导百姓农事，并实行礼乐教化。《大明》写武王秉承其父文王之志，讨伐商纣，仁政惠民的事迹。周民族自后稷以来有重视农业生产的传统，几代圣君都能自奉节俭，指导人民农事，因此《周颂》中还有一些农事诗表现对上帝的感恩和对农神的祭祀。如《思文》说：“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意思是后稷有文德，能效法上天……上天赐给大小麦，上帝以此养百姓。每当一年的农事活动开始时，人们要举行隆重的春夏祈谷、藉田典礼，祈求上帝赐丰收，天子亲率诸侯、公卿大夫、农官到周天子的藉田中犁地，如《臣工》、《噫嘻》、《载芟》是在始耕典礼上演唱的乐歌，描写出“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盛大劳动场面。秋天丰收后，还要举行隆重的报祭礼，如《丰年》为秋冬谢神的乐歌：“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人们表演关于农业生产的舞蹈，并把最好的食品放在祭祀用的豆器里，尊祖配天，以享上帝：“昂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二、对“以德配天”的君子人格的推崇礼乐文化倡导“以德配天”的君子风范。“以德配天”是周人德治思想的宗旨，正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传统文化将各种美德都赋予了君子。君子人格对后来的中国士大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人一生的道德追求。《诗经》中有大量篇幅称赞君子人格，提出“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要象文王等圣君那样修明德行，又常常自省，使其所作所为都合乎天道，就能获福。如周成王效法文王、武王之道，与后来即位的康王开创了继“文武之治”后“成康之治”的盛世局面，他弘扬善德，受人爱戴，得到上天保佑且一再赐福：“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大雅·假乐》）《小雅·桑扈》中写道：“交交桑扈，有莺其羽。君子乐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莺其领。君子乐胥，万邦之屏。”描绘出：灵俏的小青雀飞来飞去，斑斓的羽翎闪耀着五彩光。大周天子心里无比地欢畅，这都是上天的护佑啊，福禄无疆。天子堪称保护天下万民的有力屏障，堪称天下各诸侯的风范榜样。如果他不内敛和恭谨，是不会受到如此厚福的啊！正因为他不骄不躁不傲慢，自有万千福禄齐聚在他身上，即则善德所至，人无事于求福，而福反来求人矣。这首诗既写了青雀的灵动俏丽，又写了君子的欣悉之乐，既写了天子的受天之祜，又写了天子的万邦之屏，敬天保民思想得到了艺术体现。《小雅·采菽》中写道：“采菽采菽，筐之莒之……维柞之枝，其叶蓬蓬。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万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从。”描写出：采大豆啊采大豆，筐呀筥呀往里装……柞树枝条一丛丛，它的叶子密又长。诸侯君子真快乐，辅佐天子镇四方，万种福禄尽安享。左右臣子都恭顺，跟从君王安国邦。以采菽者连连采菽开始，整首诗明快而又隆重的气氛从此定下了基调，用柞枝蓬蓬起兴天子拥有天下的繁盛局面和诸侯的非凡功绩。从天子邦国的镇抚到邻邦属国的治理，以此表达对天子、诸侯、大臣们恪尽职守的赞美。《卫风·淇奥》称赞了对道德文章堪为楷模的卫武公。《诗序》中说：“《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卫武公修己爱民，善于教化，辅佐周平王，平定犬戎之乱，由卫入洛，封公为相。《淇奥》一诗，借淇水岸边生长的茂美修竹为兴，象征武公“质美德盛，有康叔之余烈”；由绿竹的抽笋、解箨、枝叶猗猗、箐箐，象征武公的德业由“切磋琢磨”而精进到“金玉之相”的境界，以宝石的光辉比喻武公学问充实及纯清美好的品质，“如金如锡，如圭如璋”，足为后人景仰。《大雅·抑》为卫武公所作，他历经宣、幽、平王三朝，熟知历史经验，明知存亡之机，在预见灾乱即将到来之前，在诗中谆谆告诫子弟，希望他们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免致祸患。《小雅·南山有台》中写道：“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南山有栲，北山有杻。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德音是茂。”称赞君子的福德无边。《诗经》是最早运用文学“比德”手法的著作，有很多地方以山水、玉、竹、松柏、芷兰等事物来比喻君子人格。如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比喻君子德行的崇高；以竹、松四季常青、昌盛而恒久的形象：“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比喻君子坚贞的品格。相反，《诗经》对于为政暴虐，背德违礼，也给予了讽刺和揭露，规谏为政者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大雅·瞻卬》中说：“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尔介狄，维予胥忘”，意思是上天为何责幽王？神明何不保佑他？因其姑息养奸不明察，还对贤臣恨相加，指出其行为不善自不祥。《邶风·北风》描绘了一个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阴沉天气里，一群扶老携幼的人们仓促离开家乡，以“北风其凉”、“北风其喈”、“雨雪其滂”，反衬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对天灾人祸、国运衰败充满忧虑。厉王、幽王时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百川沸腾，山冢碎崩”（《小雅·十月之交》），周人认为上天以灾异谴告，是对时王和权臣失德敲响警钟。做事要符合天道民心，要“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无纵诡随，以谨丑厉”，即要注意礼节，接近有德之人，不要搞狡诈欺骗，警惕那些奸邪之人。三、厚人伦，美风俗周礼为周朝规范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奠定了基础，而礼之设乃法天而来，“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和谐的伦理社会为敬天地，位君臣，合父子，明长幼等。《诗经》对伦理道德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强调以仁义为本，以德劝人，体现出厚人伦、正教化的目的。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都按既有的礼节秩序去生活，以实现人格完善和人际和谐，使天下长治久安。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故《诗经》言人之德，每以“温”字形容之，如：“终温且惠，淑慎其身”、“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温温恭人”、“温恭朝夕”等。对君主而言，如《诗经》中圣王、明君等，“威仪抑抑，德音秩秩”，他们以天下苍生为念，率民事天，善化万民，是历代君王的楷模。如《周颂o维清》写道：“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祯。”意思是：朝政极清明，典章是根本。文王祀天地，德行天下闻，祥瑞降周民。如《大雅·江汉》写道：“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称赞武王明显天子的善德，使之长久称闻，又布施其经纬天地的文德，和洽天下四方之国。对臣而言，要求的是忠、是贤，对国家前途和民生疾苦的关心。如《诗经》中展示的“言私其豵，献豜于公”的为公思想；“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的忧民意识；“不遑启居，玁狁之故”的爱国之心；“王事靡盬，不遑启处”的忠义精神。《大雅o烝民》写道：“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描写贤臣仲山甫的君子之仪：山甫有美德，柔善为准则。努力习礼仪，敬慎又谦和。天子施教化，山甫来执行。国家吉与否，山甫察分明。对家庭而言，《诗经》所呈现的人伦关系多表现在《国风》和《小雅》中，体现纯正的道德价值观和审美观，有关孝敬、勤俭、和睦、忠贞、识大体的教育比比皆是。其所歌咏的，如“哀哀父母，生我劬劳”、“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瞻望兄兮”、“兄弟既具，和乐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琴瑟”、“戚戚兄弟，莫远具迩”、“诸父兄弟，备言燕私”等，乃是一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的伦常道德与人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充满了和谐气氛，体现着以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风俗的层面即所谓的“文王之化”等。所谓“化”就是指使人心向善，民风淳厚，社会风气好转。《诗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可以看出，礼的节文范围很广，社会和个人中的一切无不囊括。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政治变革、社会经济，小至平民百姓的婚丧嫁娶、蚕桑耕耘、屯戍徭役，都是《诗经》所要描写表现的对象，包括冠、婚、丧、祭、燕、射、朝、聘诸礼等都各有其重要内容和作用：它们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起着“安上治民”、“移风易俗”的作用。如《小雅·鹿鸣》表现了待宾礼仪。其中特别写道对于德的向往和赞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我有嘉宾，德音孔昭”，反映了好礼从善，以德相勉的社会习俗。《小雅o湛露》写招待嘉宾而突出赞美“令德”、“令仪”，即品德涵养、容止风度之美，诗中洋溢着祥和的气氛。《豳风·七月》全诗从夏历七月初大火星开始西移的天象说起，一一叙述每一个节令农夫们的生产与生活，是一篇细备而周详的农业社会生产生活图，涵括了天文、历法、播种、医药养生及农业知识等多方面内容，给人以借鉴。同时也描述出农民稼穑之艰辛，字里行间体现了圣王以民生为重的仁爱思想，体恤百姓。《卫风·木瓜》中的“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表达出做人知恩图报的理念。《小雅·箐箐者莪》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歌颂教师的诗歌，“菁菁者莪，乐育人也；君子能长育人才，则天下喜乐之矣”，这里的“君子”即是指教师，是尊师重教传统的鲜明表现。《小雅·采薇》中写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表达出远行征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回想当初出征时是春天，杨柳迎风摇曳，似乎在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如今走在回乡途中是冬天，正是雪花纷飞的时节。它象一幅画，把一个在外征人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而在一年中他经历了什么已经尽在不言中了。四、社会教化功能礼乐的主要社会功能就是教化，这也是圣人制礼作乐的本意。对《诗经》咏唱的内容，孔子在《论语》中一语定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读《诗》喟然而叹曰：“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于《淇奥》，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于《缁衣》，见好贤之心至也；于《鸡鸣》，见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于《鹿鸣》，见君臣之有礼也；于《彤弓》，见有功之必报也；于《羔羊》，见善政之有应也；于《节南山》，见忠臣之忧世也；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于《裳裳者华》，见古之贤者世保其禄也；于《采菽》，见古之明王所以敬诸侯也……”不唯孔子，诗乐是周代士人的基本修养，他们都是自幼学诗，赋诗言志。《诗经》作为广泛应用于春秋社会的礼乐经典，在祭祀、朝聘、外交等各种场合发挥着重要作用。人际交往间，以诗赠答，文采风流；宗庙祭祀，容告神明，唇齿留香；诗形成了春秋时代独特的文化景观，成为先秦时代士大夫言语行为的重要标准，以诗三百为代表的风雅精神也深入人的精神世界，以至于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称《诗》喻志，可以臧否人物，亦可以观家邦兴亡。如齐桓公派管仲处理戎人与周王室的纠纷，周王以上卿之礼接待管仲，管仲循礼而行，只接收了下卿礼节回国。因此人们称赞管仲谦逊有礼，正如《大雅·旱麓》所说：“恺悌君子，神所劳矣。”卫候设宴招待苦成叔，宁惠子为相。苦成叔表现傲慢，宁惠子说：“古代举行享礼，是用来观察威仪，审察祸福的，《诗经》中说‘彼交匪傲，万福来求’，不骄不傲，万福才会来到，相反苦成叔如此傲慢，乃召祸之道啊！”…《诗经》不仅在中原各国广泛运用，同时也传播到东吴和荆楚之地，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一次，吴国公子季札来鲁国访问，他请求观赏周朝蔚为大观的礼乐，鲁襄公于是命人为他表演了乐舞。季札在观看演出时并不知道每组诗章的题目，但他却能心领神会，通过自己的欣赏辨别出十五国风，即十五个不同地区的乐歌。如演奏《齐风》时，季札说：“真美呀！好洪亮啊！真是大国气派，这是东海表率，大概是姜太公吧？他的国家前途不可限量啊。”演奏《唐风》时，他说：“思虑深远啊！大概是唐尧的后代吧？如果不是圣君的后代，谁能够象这样？”演奏《大雅》时，他说：“宽广呀！声音多么和谐。曲折舒缓而本体刚健正直，大概是文王的节操吧？周朝的盛世就是这样啊！”演奏《颂》时，他说：“太美了！正直而不傲慢，宽广而不张扬，五声和谐，八音协调；节拍有度，遵守有序。有盛德人的乐曲都是这样啊。”季札透析了礼乐之教的深远蕴涵，可谓见礼知政，闻乐知德，认为惟有这样平和的德音，才能奏于庙堂，播于四方，化育万民。《诗序》云：“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经》中表现出的弘扬正气、关注现实、道德理念，被人们称为“风雅”精神，影响后世。礼乐文化熏陶下的君子的风雅教养，使人以道义端正自己的行为，以仁慈的心关爱他人，志存高远。因此君子礼乐一刻不离自身，即所谓“士无故不撤琴瑟”。礼乐作用的主要特点在于潜移默化。儒家明确地界定说“德音之谓乐”，听了雅正、颂扬之类的音乐，使人涵养心性，顺从天理，行为上向善，表达了一种至高、至大、至广的天人相谐的大和合，凝聚着中华民族对宇宙及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和理性思考。《乐记》指出音乐是遵从天理的，强调音乐的中和之美，认为只有合于道的音，才能称为乐，而高层次的乐音是天道的体现，能够通乎神明，所以圣人使用礼乐时，天地神明都帮他彰明教化，天地欣然和谐，万物欣欣向荣，达到人神相和的境界。曾在神州大放异彩的华夏文明，几近遗失。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被称作“世界第一秀”的神/韵艺术团以绝美的舞蹈与音乐，再现中华五千年神传文明之辉煌，交织天国的殊圣壮丽、远古神话传奇和当代英雄史诗，展现了五千年华夏文明古国灿烂辉煌的历史画卷，给人们带来美好与祥和，令人叹为观止。神/韵所复兴的传统价值观，使人从生动有趣的故事中得到启迪和鼓舞人心的力量，启悟着人们良知、本性的回归，在喧嚣的尘世中给人以心灵的指向。神/韵之乐，正是天道的体现，向人们传递着真、善、忍，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光明，使人在欣赏这纯善纯美的艺术圣典的同时，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追求光明和美好，感悟“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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