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伊斯兰化”为何愈演愈烈？ -
去年11月，土耳其击落了一架在叙利亚执行任务的俄罗斯军机，之后土俄双方就开始了持续的外交摩擦。土耳其声称其有权保卫自己的领土，拒绝就此事向俄罗斯道歉。我相信此事肯定让很多关注时事的朋友们惊讶，面对北极熊俄罗斯，土耳其究竟为什么有底气这么强硬？尽管事后土耳其紧急召见了安理会五常代表通报情况，也单独向俄方代表说明了情况，并且据说紧急联系了北约的联络机构，但这些很大程度上都是技术性的动作，土方对此时的公开态度还是未见明显的软化。为了理解土耳其在此时上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态度，我们应该尝试了解土耳其这个国家的现状，土耳其人长久以来存在的“复兴奥斯曼”的情绪以及愈演愈烈的国家的伊斯兰化。一.现代土耳其的诞生现代土耳其脱胎于奥斯曼土耳其，主体民族属突厥族系。在一战之前，兴起于小亚细亚地区的奥斯曼帝国成为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神权帝国，奥斯曼苏丹兼哈里发成为最高统治和教法的执行者，也是全世界伊斯兰教的“大教主”。伴随着一战前奥斯曼的衰落、属国的独立，最终，在一战中战败之后，奥斯曼帝国走向了最终的瓦解。
（曾经的奥斯曼帝国的疆域）
1919年至1922年，土耳其发生了“凯末尔革命”，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凯末尔建立了现代的土耳其。凯末尔也因此被称为土耳其的“国父”。而凯末尔结合民族民主运动创造的，“世俗改革型”的民族主义——凯末尔主义成为了现代土耳其的立国之本。“凯末尔主义”可以概括为：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强调改革。其中，世俗主义是对原奥斯曼体制的最大颠覆，也被凯末尔视为国家体制的核心。但是自现代土耳其诞生以来，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幽灵便在始终纠葛，直至今日。
（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
二.土耳其的伊斯兰化浪潮尽管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将世俗化作为国家的根本，但是在这个有着数百年神权国家历史的国家中，如今仍有超过九成的民众信仰伊斯兰教，而且伊斯兰教势力也一直在不断壮大，可以说，自凯末尔逝世以后，土耳其一直处在“去世俗化”的过程之中，而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土耳其人的“奥斯曼”情怀。人民党执政后期的伊斯兰化凯末尔和他的“人民党”执政时期，土耳其利用短期内的激进改革推动了国家的世俗化，措施包括利用拉丁数字代替阿拉伯数字、谨慎选择“奥斯曼”时期的历史进行宣传、关闭宗教学校、取消高校神学系和没收宗教基金会资产等。在人民党执政的前期，因为凯末尔的权威、一党执政的体制和国内经济的良性发展，世俗化较为成功。但随着二战后土耳其内部社会阶层的分化和人民党僵化的统治，大量左翼和右翼组织出现，而很多组织便把易得到民众认可的“伊斯兰主义”作为他们的“武器”与人民党对抗，本土伊斯兰势力因此抬头。1950年，土耳其民主党通过选举正式上台，打破了人民党长期独大的局面，土耳其国内的政治格局更加纷乱，尽管在宪法、议会和军队的三重保证之下，多数政党都声称支持国家的世俗化，但是毫无疑问，在当时，包括如今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在内的众多政党都具有强烈的伊斯兰化倾向。正义与发展党时期的伊斯兰化提及今日土耳其的伊斯兰化，绕不开两个名字，一个是现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另一个便是现总统埃尔多安。
（埃尔多安的大幅宣传画）
2001年，埃尔多安创建了正发党，并任主席，2003年，埃尔多安首次出任了土耳其总理，之后在2007年和2011年，埃尔多安连任总理，2014年埃尔多安在首次总统直选中获选总统。正义与发展党是土耳其伊斯兰化的推动者，而如今埃尔多安更是渴望成为“苏丹”式的强权人物（为此，他正在努力使正发党取得在议会的足够席位，完成对宪法的修改），他是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和土耳其总统制的鼓吹者。正发党自首次执政以来，一直占有着议会中的主要党地位，牢牢把握着政权，而正发党的强势地位来源于其执政时期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和土耳其民众的伊斯兰化情结，同时土耳其传统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很多土耳其人拥有深刻的“奥斯曼情怀”，希望国家能重新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他们渴望一个稳定的政府；土政府对外的强硬姿态与很多土耳其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爱国主义需求相吻合；因为库尔德工人党的暴力行为，民众对强硬打击库尔德实力的正发党政府给予了额外的支持，而现政府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拒绝与库尔德武装分子讲和。尽管正发党的执政基础也建立在承认现行宪法的基础上（承认国家的世俗化），但是其执政时期土耳其明显的伊斯兰化是毋庸置疑的。2013年，土耳其政府取消了土耳其建国以来对于女性佩戴头巾的限制，尽管时任政府声称这是“对于宗教自由的尊重”，但是在经历过激进世俗化的土耳其，在当今伊斯兰化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此类措施显然具有更多的含义。
（土耳其妇女抗议女性戴头巾的传统，图片来源：美联社）
三.制约国家伊斯兰化的因素尽管在如今的土耳其，国家伊斯兰化倾向愈演愈烈，但是在国家内部仍然存在着强大的制约着国家伊斯兰化的因素：土耳其议会：土耳其议会作为多党共存的立法组织，客观上具有制约以正发党为主要推手的国家伊斯兰化的作用。正是依据宪法赋予议会的职责，因为没有在议会中取得330个席位的“绝对多数地位”，埃尔多安一直梦想着的通过修宪将土耳其改造为一个总统制国家的目的一直难以达到。但是由于正发党是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即使在议会中，它也具有巨大的话语权，而这种能力也使得“议会伊斯兰化”成为很多人担心的一个焦点。一个鲜明的例子便是在今年，土耳其国会议长伊斯米尔·卡拉曼声称“我们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因此我们必须有一部宗教宪法......世俗主义在新宪法中将没有位置。”
（伊斯米尔·卡拉曼）
世俗化的法律和司法系统：以强调世俗化的宪法为基础，土耳其的法律体系在维护国家世俗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人民党政治时期至今，土耳其司法系统多次判决政党或其他组织因为“伊斯兰化”而违宪，因此将其解散。军方：与很多代议制多政党国家相同，土耳其的军队是国家化的军队，不隶属于某个政党，因此，军方常将自己视为“凯末尔主义的守护人” 。在现代土耳其的历史上，军方曾经发动多次政变，理由常常便是“维护宪法”和“维护国家的世俗化”。其他世俗化力量：尽管正发党具有很强的管控力，而且土耳其的伊斯兰化倾向也深深植根于社会，但是土耳其内仍存在很多世俗化的声音，比如支持世俗化的主要反对派共和人民党、支持世俗化的媒体和意见领袖等。四.土耳其伊斯兰化的未来如前文所述，土耳其的伊斯兰化可谓愈演愈烈，土耳其的制约伊斯兰化的实力也在被不断的削弱：正发党在议会的强势地位：自执政以来，正发党一直在议会处于强势地位，即使去年正发党在议会中失去了若干席位，但是仍旧取得了41％的席位，而且伴随着土耳其和库尔德势力的对抗，正发党在议会选举中可能会取得更大的优势；司法的约束力被削弱：近年来，土耳其的司法界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支持埃尔多安的人士占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一些律师等司法人士被政府给予以不利的指控。2014年，正发党政府在针对著名伊斯兰教士法士拉o葛兰的指控之后，对司法系统进行了强力的整顿，而这尤其削弱了司法对国家伊斯兰化的制约能力；军队被削弱：近年来，正发党政府对军队领导层提出了多次指控，理由包括“企图政变”等，而伴随而来的对军方的人事调整也使得支持伊斯兰化的势力更好地渗入了军队。在未来政府和军方的摩擦中，军方对于制约国家伊斯兰化的能力可能被进一步削弱；政府对社会反对声音的控制：伊斯坦布尔Kadir Has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56.5％的人不认为土耳其是一个民主的国家，59%的人认为土耳其人没有思想自由，只有9%的人认为这个国家有“绝对”的媒体自由。而这背后反映的是正发党政府对于社会反对声音的控制。因为正发党在议会中的强势地位，和如今正发党在对待国际问题和库尔德问题上的态度与民众期望的契合，可以预见，正发党的实力可能进一步增强，埃尔多安个人的权利也会得到加强（上个月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辞职，便有分析认为是因为他和埃尔多安之间的矛盾），这些无疑会继续推动土耳其的伊斯兰化。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正是因为历史上凯末尔激进的世俗化措施，在短时间内重塑了土耳其的自我认同，解构了传统的土耳其的国家和民族认知，导致了之后建立的世俗化必然是和强大的传统势力相抵触的，而且土耳其人的大国梦，他们的“奥斯曼”梦也可能会使国家伊斯兰化成为潜在的民众的诉求。
（土耳其的“蓝色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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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伊斯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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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政变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此前土耳其长期坚守凯末尔主义，而埃尔多安政府认为凯末尔主义导致伊斯兰信仰在土耳其瓦解，而这是当今土耳其内政外交问题的根源。
当地时间7月15日晚11时许，土耳其武装部队的部分军官和士兵在首都安卡拉和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发动军事政变。政变武装将坦克和装甲车辆开上两大城市街头，并出动了直升机和战斗机进行低空警戒。与此同时，政变武装封锁了连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座大桥、关闭了包括脸书和推特在内的社交媒体，并攻击参谋总部。时值总统埃尔多安外出度假，政变武装一度控制国家电视台并宣布政变成功，成立过渡的和平理事会并筹备修改宪法；然而随后埃尔多安通过手机FaceTime与CNN土耳其电视台直接连线并号召支持者走上街头、抵抗政变。军队中的亲埃尔多安势力随后展开反攻；截止到目前，土耳其政府宣布军事政变已经得到镇压；政变造成近百平民死亡、数千人受伤，逾1500军官、士兵和政变参与者遭逮捕。这次政变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此前土耳其长期坚守凯末尔主义，而埃尔多安政府认为凯末尔主义导致伊斯兰信仰在土耳其瓦解，而这是当今土耳其内政外交问题的根源。土耳其军事政变，一个长期以来弥漫在政治学界和政策研究界的担忧再次被印证。一些长期关注土耳其的学者早前就强调，针对埃尔多安政府的政变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在此之前，土耳其在二十世纪的大半时间中奉行凯末尔主义，建立世俗化的民族认同，弱化甚至切割与周边穆斯林国家的文化纽带，推动民众对物质和现代化的需求，实现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虽然凯末尔领导的运动生命是短暂的，但其思想和主义长久以来统治土耳其政治。进入二十一世纪，2002年大选后上台的正义与发展党，政策上较之前任大有不同。一方面，不同于此前土耳其长期坚守凯末尔主义，以达武特奥卢和埃尔多安为代表的新领导人恰恰认为凯末尔主义导致的伊斯兰信仰在土国内的瓦解是当今土耳其内政外交问题的根源，因此不断鼓动宗教情绪、恢复伊斯兰信仰。与此同时，在谈判破裂后，埃尔多安政府在库尔德问题上也态度强硬，武力打击库尔德人，使得库尔德人和土政府处于事实上的内战状态。可以说，埃尔多安上台后推行的政策加剧了国内族群的分裂；在凯末尔主义者看来，其国内政策更是伊斯兰教神权政治的复辟。与此同时，埃尔多安奉行的外交政策也与土耳其此前数十年的外交政策截然不同，通过与穆斯林国家恢复关系等手段，意图实现土耳其在地区中的崛起。而这一政策也必然四处树敌，比如外交政策与北约盟国的政策屡生龃龉，因新疆问题和中国履有摩擦，在去年击落俄罗斯战机后更是惹怒了俄罗斯——这个历史上从未停止觊觎土耳其领土的庞大“帝国”。埃尔多安政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削弱军方势力，这次政变也并非军方一致对外，只是部分军官的行动，最后被政府镇压。面对强硬“变道”、意图扭转土耳其世俗化趋势的正发党，一直充当世俗化政策维护者的军方势必干预。在此之前的1960年、1971年和1980年，军队三次发动政变，推翻有明显伊斯兰化倾向的政权，并在局势稳定后将权力重新移交给民选政府。正因如此，很多学者一直在观望埃尔多安掌权下军方的变化。然而，埃尔多安证明了他的手腕比前任更高明——自2002年上台后，屡有政变传闻，但无一成功，且大量军方高层被埃尔多安逮捕、撤换，军队通过政变推翻政府以维护世俗政治的可能性不如从前。然而，随着埃尔多安和总理达武特奥卢矛盾的公开化以及后者的下台，土国内的政治局势再度紧张。埃尔多安在总统制改革、库尔德问题、难民问题等多个领域都和总理达武特奥卢有明显分歧，后者的下台使得分歧公之于众的同时，也促使埃尔多安加快了改革步伐。这都增加了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局势的不确定性，政变不是不可能。在欧亚集团（EurasiaGroup）2016年初出版的Top Risks中，土耳其位列十大风险之一。政变遭到部分民众反对，说明世俗主义不再是国内共识，伊斯兰化在民众中复苏。虽然埃尔多安政府成功镇压本次政变，但这一事件已经足以证明土国内不同政治势力对于埃尔多安政府的不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以往土国内政变，现在可以基本确认本次政变主要由青年军官发起。在政变发生后的数小时内始终没有军方高层现身的事实可以印证这一猜测。这再一次证明了埃尔多安对军队高层的掌控，同时也说明军事政变纵然发生，成功几率也远不如前。另一方面，值得重视的是，有报道称政变武装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都受到了居民的反对和抵抗，这足以证明当前土国内政治大气候、大风向的改变——世俗化的趋势已经不再是土国内精英势力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共识，这也可以解释埃尔多安恢复伊斯兰宗教政策所取得的成功。本次政变是否与居兰运动有关尚未可知，因为居兰运动尚不能动员如此大规模的青年军事力量服务其政治目的。但是毫无疑问，经历政变之后的埃尔多安政府会借此机会，加强对居兰运动（对其政权最大威胁之一）的打击和清剿力度。预计政府内部和军方中同情居兰运动的领导人会遭到清算。与此同时，经此一役后，埃尔多安政权的支持率必然会短期内大幅攀升，这也有利于其继续推行包括总统制在内的诸多政治改革议程。当然，这也引发了外界猜测政变是埃尔多安自导自演的“苦肉计”——对于这种尚无法证明的政治阴谋论，本文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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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在土耳其共和国90周年国庆之际，安纳托利亚的土地一如既往地激荡着红色的海洋，弥漫着对阿塔图克的崇拜。所谓“阿塔图克”，字面意思是“土耳其之父”，即指土耳其共和国创始人穆斯塔法?凯末尔。
　　雄心勃勃的总理埃尔多安提出了宏伟的“2023”百年战略目标，冀图超越阿塔图克，成为新世纪的“苏丹”。然而，在这举国欢庆之际，分裂却成了共和国最突出的特征。从盖齐公园（Gezi park）的游行开始到年底的腐败案，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不但扰乱了公共秩序，甚至有一种混淆视听的效果。
　　民主作为时尚的政治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发泄不满的借口。国际上，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lu)的“邻国零问题”被嘲笑为“零国零问题”。从同以色列的结怨到同美国的分歧，再到在叙利亚和埃及的尴尬，以致埃尔多安不得不怀疑曾经的盟友、土耳其伊斯兰教意见领袖法图拉?居伦(Fethullah G&len)――“一定是有外国势力在作祟”。
　　如果说90年前，阿塔图克领导的独立战争首先体现为统一的民族主义；90年后，众说纷纭的分裂社会则宣告了革命成果的破产。在侥幸赢得了2014年的地方选举之后，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又如何迎接8月份的全国大选呢，埃尔多安在总统头衔和政党利益之间又如何抉择呢？
　　国庆由此成为一种纪念，甚至是悼念。故事当然没有那么伤悲，只是历史学家们总是在万民欢庆中独自冷静地思索，从而将他们的思想贡献于大众社会。
　　凯末尔的遗产：民族主义与世俗主义
　　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成功于凯末尔的努力。当腐朽的奥斯曼帝国被欧洲诸强瓜分之际，英勇的战士凯末尔救民众于水火，保卫了安纳托利亚的领土。作为共和国的国父，凯末尔得名于独立战争，也缘于其对共和国的全新塑造。
　　游行队伍中，小女孩手拿凯末尔画像
　　现代土耳其的历史当然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一般认为是1839年的坦兹马特改革。欧洲列强蚕食着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也给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带来了现代文明。凯末尔就是其中的一位学生。他学习科学和理性，希冀向西方的文明社会靠拢。
　　同时，他也深深体会到民族的羞辱，并怪罪于统治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作为一名军官，他更相信实力。凯末尔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却不是一个只懂武力的莽夫。他希望建立一个统一、先进的共和国，因此，在抛弃落后的伊斯兰教的同时，他诉诸民族主义的号召力和世俗主义的果断勇气。
　　凯末尔废除了苏丹和哈里发制度，剔除土耳其语的阿拉伯影响，并象征性地摘掉土耳其人头上的毡帽，揭开了妇女神秘的面纱。在这里，凯末尔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信仰者。
　　他坚信，现代的文明应该是世俗的，教士是落后势力的代表。他的革命是彻底的、坚决的。这体现了土耳其人的游牧习气，也彰显了凯末尔作为军人的意志。因此，即便穆斯林是独立革命的主要力量，共和国却要削除伊斯兰教的特权。
　　同时，因为奥斯曼帝国的腐败，他不相信理想化的泛突厥主义。受训于德国式的军事院校，他坚信单一种族的严格民族主义。特别是在革除宗教的命后，民族―国家被树立为新的崇拜对象。
　　在这里，凯末尔就不仅仅是一个独立战争的革命者，更体现为一位共和国的缔造者。他研究历史，以语言为焦点，体现于学生的教科书。一套完整的土耳其史观最终形成。它服务于民族主义，又为民族主义所诠释。
　　作为阿塔图克的凯末尔是强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的遗产继续于共和人民党（CHP），并为军队将士们所守护。凯末尔主义奠定了共和国的基石――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
　　来源：水煮百年 作者：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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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查科嘉）土耳其要开始去世俗化了？1月4日，土耳其国家宗教事务局（Diyanet）发布警告称，订婚期间双方不应该单独在一起，因为可能发生“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比如调情、孤男寡女同居一室促膝谈心这些不被伊斯兰教义认可的行为。对于订婚夫妇是否能见面这一问题，土耳其国家宗教事务局表示，只要他们遵守伊斯兰教义，见面彼此了解是无害的。
土耳其国家宗教事务局是土耳其最高宗教部门，也是政府直接大力财政支持的部门。去年土国家宗教事务局还发布过关于家庭妇女应该避免使用含有酒精的家用清洁用品的通告， 因为伊斯兰教法禁止使用酒精。
从这个公告可以看出土耳其重新伊斯兰化的一角。
土耳其一度是穆斯林世界世俗化的典范。但自从军政府向民主化过渡后，随即靠大选上台的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便开始对之前强制的世俗化进行了“拨正”。主张世俗化的在野党指控AKP和其领袖、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企图引导土耳其重新伊斯兰化。执政党AKP的保守派支持者则认为，土耳其的世俗化之路走得太远，已经远离了土耳其传统伊斯兰社会的道德文化。尤其是去年的一起惨案再次引发了新一轮“西化”和传统之争。
一名女大学生之死，引发举国游行
日，土耳其19岁的女大学生阿斯歌江·阿斯兰（?zgecan Aslan）遭强奸后被残忍杀害，震惊全国。
阿斯兰出生于一个贫穷的什叶派阿列维派家庭。她家来自戴尔森（Dersim）， 土耳其语称之为通杰利，一个主要由库尔德族分支、信仰阿列维派的扎扎人组成的城市。
阿列维派被土耳其主流逊尼派穆斯林看作异端。阿列维派的崇拜活动主要在“组屋”（cemevi）内进行，并配以音乐、歌唱和舞蹈，且男人和女人在一起进行崇拜活动。土耳其政府不承认阿列维派的“组屋”为宗教场所，不给予清真寺一样的待遇。所以她家是土耳其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
阿斯兰的父母从土耳其内陆城市戴尔森来到海滨城市梅尔辛寻找工作机会。她也在梅尔辛出生长大，并在附近的塔尔索市（Tarsus）的大学念书。她爸爸刚刚失去了图形设计的工作。她拿到了半费的奖学金，为了支持她，她已经退休的妈妈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她本人打算在暑假时去北塞浦路斯的旅馆去打工。
她姐姐阿达纳是学习歌剧的，在附近城市阿达纳唱歌剧。阿斯歌江本人也是歌剧爱好者，同时喜欢读书。
杀害她的凶手来自当地一个原本富裕的家庭。罪犯的父亲，也是帮凶，曾经有一个珠宝店。生意破产后，父子俩一起开出租面包车，并因为参与走私在当地警方挂过号。
凶手是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灰狼的成员。他还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大批打出灰狼手势的自拍照
事发当天，阿斯歌江与闺蜜女友们一起外出购物。回来的路上，她们搭乘了凶手的出租面包车。因为她住得最远，同伴先后下车回家，留下她一人在车中。
当天，凶手曾经到当地一个警察站问路。 但问路后却直接奔往另外一个方向的森林。 警察感到可疑，跟踪并拦截该车。简单查看后发现车上有血迹。凶手称那是因为乘客打架所致。警察就将其放行。
阿斯歌江深夜未归，父母报警。警察重新找到这辆面包车并抓住了里面的两名嫌疑犯。搜查后在车中发现了阿斯歌江的帽子。两名凶手承认了杀人，并供出第三人。
阿斯歌江的尸体被找到，但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
因为她反抗时抓破了凶手的脸，凶手怕她指甲上带有他的DNA，就砍掉了她的双手。据凶手的初供，他企图强奸阿斯歌江，但因为阿斯歌江反抗并用了防狼喷雾，他就杀了她。凶手用刀刺她身体数处后，用铁棍打死了她。
最初，警方调查因为没有找到他的DNA，认定是强奸未遂，但死者家庭反对，因为很明显凶手烧掉了她下阴来掩盖强奸的罪行。
阿斯歌江的死引发了土耳其社会新一场的关于世俗和宗教，所谓“西化”和传统之争。
日，土耳其爆发全国性游行示威。土耳其妇女在各个城市穿戴黑色走上大街抗议反妇女暴力。这是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妇女运动。这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社交网站上最火的话题就是#?zgecani?insiyahgiy，“为阿斯歌江带黑”。
游行爆发第二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向阿斯歌江发表慰问，但同时谴责了土耳其的妇女运动。埃尔多安曾说过，“女人是真主委托于男人的”，遭到土耳其妇女运动者指责。这次，他说这件事充分显示了他是正确的。这个新的发言引起更大的波澜。土耳其女权主义者将他以前的发言和此联系起来，譬如“你不可能将女人和男人变为平等的”、 “女人不应该在公共场合哈哈大笑”……土耳其妇女运动者指责总统埃尔多安企图固化传统男女地位，打压妇女权力。
在野党也纷纷表态反对总统的立场。第二大党共和人民党主席说：“女人的天性不是去承受骚扰，强奸和暴力。”第三大党人民民主党联席主席萨拉哈丁·德米塔吉说：“如果这是他们对男人气概的看法，我们将摧毁这种看法，并将其发送到历史的粪坑！”人民民主党是一个左翼库尔德政党，有一男一女两个联席主席，德米塔吉是男主席。
但埃尔多安总统的想法和言论却受到保守的伊斯兰主义媒体的支持，在土耳其社会的保守人士中有一定的共鸣。
土耳其歌手Nihat Do?an在社交网站上说：“世俗社会腐化了个人。女人不应该一边穿迷你裙一边抱怨被侵犯。”
伊斯兰主义报纸Yeni Akit说，西方生活方式造成了这个悲剧，并指出女权运动者是始作俑者。其他保守人士言论也指出阿斯歌江遇难是因为她穿着不检点和外出没有男性陪同。
社交网站上，甚至还有言论说她该死因为她是异端阿列维派。
土耳其的选择
今日中东风云涌动， 而立于风暴之眼推波助浪正是有中东小霸之称的土耳其。表面上看，土耳其是中东稳定的基石，穆斯林世界世俗化典范，更是中东民主楷模。但揭开肤浅的外皮，进一步深入土耳其社会；你就会发现土耳其是一个正被现代和传统、世俗和宗教撕裂的社会，暗潮涌动，一触即发。
土耳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块头决定了其去留何处都将对中东格局，包括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土耳其曾经做出过一个这样决定性的选择，其后果影响延续至今。
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力挽狂澜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现代土耳其国家。通过强制去伊斯兰化，凯末尔将土耳其强拉硬扯从保守的中东传统社会拖入了现代化的步伐。
凯末尔的“全盘西化”相当成功。土耳其在现代化进程中遥遥领先周边穆斯林国家。但这个现代化的进展却分布十分不均。土耳其的沿海城市十分西化和世俗化，堪比欧洲城市，但小亚细亚的内地农村仍然保留许多残遗的封建传统。荣誉谋杀等陋习仍然在保守落后的农村中进行着。
2007年的土耳其电影《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完美展现了这个在现代化进程中挣扎的土耳其社会。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是荣获了土耳其最高文学奖的国宝级作家李凡纳利。整个故事围绕着荣誉谋杀的主线展开。
15岁的农村女孩玛丽被强暴，但她失去了记忆，不能说出是谁强暴了她。按传统习俗，她的家族决定将她荣誉谋杀，以保持家族的荣誉。她的大伯作为族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自己刚刚从军队退伍的儿子，玛丽的堂哥。因为土耳其军队驻扎在村子边上，为了能够逃脱土耳其世俗法律的约束，堂哥被命令带玛丽去伊斯坦布尔完成这个任务。
玛丽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她接受她家族给她决定的命运，和堂哥一起来到现代大都市伊斯坦布尔。
在伊斯坦布尔逗留的过程中，两人遇到了一个大学教授。这位大学教授完全过着土耳其城市西化精英的生活。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镜头，就是在教授的游艇上：从农村出来的堂哥刚结束训斥玛丽不要与其他男人接触，不要被城市人腐蚀了！ 然后他就看到教授的一名女大学生身着比基尼泳装游到船边，上船。此时此刻堂哥的眼球都快掉出来了。
短短一个镜头演绎出了土耳其城市与农村、精英与平民、现代与保守、世俗与宗教的隔阂。
传统势力的反弹
现代土耳其虽然在“全盘西化”上走得很远，但代价是强制的现代化和传统伊斯兰文化一直存在着十分紧张的关系。
当由凯末尔建立起来的军政府向民主制度过渡以后，世俗和传统、沿海城市与内地农村的分裂越发露出水面。
下图是2015年11月的土耳其大选结果图。沿海的红色是当年凯末尔军政府建立的共和人民党CHP，大致代表了世俗势力。东南的紫色是库尔德政党HDP代表土耳其库尔德区。橙色是现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可以看到AKP大获全胜！
AKP的前身就是土耳其版的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主义一直被由凯末尔建立的军人政府打压，但一直在保守的小亚细亚内陆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土耳其的民主化将土耳其社会从军政府的强制世俗化政策中解脱出来。强制的现代化终于带来了传统势力的反弹。
意识形态上泛伊斯兰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的AKP由选举上台。AKP的宗旨正是复兴奥斯曼帝国的光辉，包括重建奥斯曼帝国的传统道德秩序。AKP努力的结果就是土耳其最高宗教部门，土耳其国家宗教事务局的2016年最新布告：
订婚期间双方不应该单独在一起，因为可能发生“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比如调情、同居；孤男寡女单独一起会引起八卦和牵手！这些不是伊斯兰教义所允许的！
土耳其的年轻一代
然而世事轮回，新一代的年轻人却是在土耳其长期的世俗社会系统中长大，她们这个“叛逆的年代”又开始了对AKP十来年政策的一个反弹。所以我们看到了女权主义者对执政党AKP重返伊斯兰化的反抗。
相对AKP代表的土耳其右翼保守势力的崛起， 由年轻人为主的土耳其左翼政党也非常活跃。
与凯末尔强制的现代化不一样，这一代年轻人是自发地要求一个属于她们的世俗土耳其。
她是Dijle Deli，女大学生，女权运动和学生运动组织者
日，土耳其左翼阵线在首都安卡拉火车站前举行大集会，为11月的大选造势，IS的连环人肉炸弹夺走了102人的生命，包括Dijle和她的爱人。
两名IS人弹也是土耳其公民，因为被极端组织成功洗脑，进入叙利亚加入IS。然后又遣返土耳其，针对左翼青年的集会进行自杀性袭击。
安卡拉火车站大爆炸正是土耳其内部极端宗教势力对世俗势力打击的白热化。
而土耳其政府的反应除了象征性地关押一些土耳其警方早就知道的IS分子以外，却对境内的许多左翼支持者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
在伊斯坦布尔的警察搜捕过程中，警察进入26岁的左翼青年Delik Dogan家中，开枪打死了她。
Delik Dogan是土耳其众多共产党之一的共产党员，在枪杀案发生以前，警方就曾屡次进入她家中搜查。
2015年12月，警方视频终于被公布于世， 可以清晰看到Delik没有抵抗警察的行为，而且她原本也不是嫌疑犯。
土耳其左翼上街抗议政府的粗暴执法。从阿拉伯之春以来，各种反对执政党AKP的抗议就从来没有断过。而AKP越来越依靠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来巩固对自己的支持。
奥斯曼帝国崩溃近100年后的土耳其社会仍然被现代与传统，世俗与宗教所撕裂；依然在现代化的路程上挣扎着。
但土耳其是一个年轻人的国家， 大部分人口仍然在34以下。
我坚信，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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