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计数据可信度有多大的可信度

国家统计局局长:中国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可信
时间: 09:37  来源:人民日报
  2月4日至6日,联合国亚太统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泰国曼谷召开。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时说,中国的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可信。
  资料图片:日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介绍200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新华网进行现场直播。图为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介绍有关情况。新华网 文涛摄
  统计体制在亚太比较先进
  马建堂说,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联合国统计方面的国际合作,已经正式承诺用5年时间,向联合国经社部捐赠400万美元,用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统计能力的提高。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先生和联合国统计司司长张保罗先生称赞这是统计领域南南合作的典范。
  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联合国亚太统计委员会的工作,这是他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以后,出国参加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因为亚太统计委员会作为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是亚太地区政府统计机构交流、分享、共赢的平台。各国交流统计方面好的做法,分享监测社会发展的经验,共同推动亚太地区政府统计能力的提高。
  通过交流与比较,马建堂发现,中国的统计体制尽管还需要完善,但在亚太地区还是比较先进的。中国的统计系统有10万人,各省区市都有国家统计局直属调查队,体系比较完整,使用的统计制度、方法和标准基本与国际接轨,为经济运行提供服务的能力也逐步增强。当然,我们不能目光向下,还要通过国际平台,向亚太先进国家学习,进一步提高统计能力。
  提高统计能力尤其重要
  通过这个平台,马建堂提出,我们可以学习先进国家好的做法、好的经验,提高我国的统计能力。统计能力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即统计标准和统计分类;二是源头数据采集能力,任何统计的源头数据是否可靠,决定了统计结果的质量。这其中包括运用现代化采集方式,比如在市场了解到的价格,输入手持式电子采价器,直接就可以传到数据采集系统中去;三是统计数据全过程控制能力。在我国,有乡、县、市、省等多个环节,容易受到干扰;四是数据分析能力。运用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预测。
  提高统计能力,就远期目标而言,是为国家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服务。近期目标则是科学、及时、有力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及时反映经济运行走势,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预测和预判,为国家的宏观决策提出科学建议。在当前金融危机还在进一步蔓延的情况下,提高统计能力显得尤其重要。马建堂说,参加这次国际会议,就是希望在这方面有大的收获。
  对GDP修订是国际惯例
  马建堂也注意到,国际上一些机构或媒体,对中国的统计数据有些看法。“我想这也是正常的,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总有人要说三道四。”另外,也有一些看法是由于不了解情况而产生的误解。比如说对2007年GDP最终核实数据的修订公布后,引发了国际上一些议论。其实,GDP统计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国GDP核算制度规定,要经过初步核算、初步核实和最终核实3个环节。在一个年度结束的20天内,依据快报数据,初步核算。在年中,年报数据和财务数据越来越全,经过修正,形成初步核实的GDP。到年底,根据最终年报数据和财务决算,对上一年的GDP进行修正,形成最终核实的GDP。对GDP进行修订不光是中国的做法,也是国际惯例,因为各国年报数据和财务数据,也都是逐步收集完善。美国对年度GDP要进行5次修订,加拿大要修订3次,德国要进行4次修订。
  去年第四季度GDP增长6.8%的数据公布后,马建堂也听到国际上两种声音,一种说法是比实际情况高了:“你用电量是负增长,GDP怎么还能增长6.8%呢?”持这种说法的人,实际上对经济运行各种因素的内在关联不是很了解。用电量主要体现在重工业,而服务业用电量就很少。中国第四季度工业增速虽然下降比较多,但服务业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因此,用电量和经济增长不是完全同步的。另一种说法是故意算低了:“中国政府故意压低前一年数据,为2009年实现保八目标提前做铺垫。”这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测,没有依据。
  马建堂最后说,通过参加国际会议,我们一方面进一步提高数据的国际可比性,另一方面也通过这个平台,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统计的运作过程。了解的事实越多,产生的误解越少。(本报驻泰国记者 任建民)
编辑:王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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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
【Author】
Meng Lian & Wang Xiaolu
【摘要】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统计数据的可信度问题 ,一直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注意。这项统计数据是否准确可靠 ,不但会影响经济预测与分析的准确性 ,也会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进而可能对经济运行本身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当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状况和未来前景时 ,有必要对过去相当长时期统计数据的可信度作出独立分析和判断。本文对不同时期经济增长率的可信度进行了初步的估计。
【关键词】 ;
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研究课题!一项专题报告的缩写稿;中国改革基金会;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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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小米的回答(26票)】:
统计局的数据是有很多问题的。随便列举一下:
1. 人为造假。
比如地方 GDP 的数据经常被人诟病,认为地方政府对数据弄虚作假。具体弄虚作假有多少,好像有一篇论文专门说这个问题的,但是我忘记文章名字了。
2. 统计方法和标准的偏差导致数据被高估或低估。
这可能真的不是有意要造假,而是统计方法上的问题使得数据不准确,比如在统计 GDP 的时候到底哪些项目应该被纳入进去,还有汇率等等因素。详细内容可以看:
3. 统计口径的变化。
一个例子就是2006年(也好像是2007年,记不清了)变更了一次统计准则,如果你看中国统计年鉴就会发现,06年之前和之后的统计项目是有很多变化的,比如之前还有的“科技三项”支出,之后就没了,可能是被其他的项目所取代,但是统计的内容有差别,导致数据也不统一。
当然严格说来这不能算是不可信,毕竟统计年鉴上已经写明了哪些统计项目发生了变化,而且我也相信这么改应该是有好处的。但是这对于使用数据的人来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4. 部门间数据不统一。
比如同样是进出口额的数据,商务部和海关总署的统计数字会出现不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上面说的统计口径问题、汇率问题等等,不过只要差别不大就还好。这一问题在其他国家的数据库中也会出现。
5. 数据真实性没有问题,但是统计指标也没什么意义。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城镇登记失业率”。一般使用失业率数据的人当然是想知道一个地区真实的失业率有多少,但是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中的失业人口要有几个前提条件:1)你得是城镇户口,农村户口的失业人员就不算在内。2)你需要去政府登记,没有登记的在家待业或者出去找工作的也不算在内。也就是,占中国约一半人口的农村人口都不可能成为所谓的“失业人口”,而城市户口的失业人员又没有多少会选择去政府登记。所以“城镇登记失业率”我相信统计的数据是准确的,但是由于限制条件过多,导致统计数据根本没有什么用。详见: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也是我最近遇到的问题,再细致的关于统计方法的问题还需要等高人来解答。
但是,有关中国的数据很多时候只有国家统计局一个来源,要研究中国问题有时候只能用统计局的数据,就算再不满意也没办法。
替代的方法就是找到其他权威组织或机构统计的类似的数据,问题是一些国际组织关于中国的数据也是借鉴国家统计局的。另外中国地域太过辽阔,情况太复杂,要进行类似于 GDP 或者失业率的统计,必须要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一般也只有统计局能够做得到。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对统计局给予理解和支持的,毕竟国家太大有时候真的是算不过来啊。
或者找一些替代性指标,比如反映 GDP的“克强指数”,例如发电量。但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发展水平就不好说了,对这种指标的批评也不少。另外一些研究机构也会搞一些指标,比如德国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和复旦大学联合制作的关于中国经济预期的指标,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的预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失,每月发布一次。比如2015年9月初发布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8月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预期降到了近年来的最低点,而且是负值,说明外界普遍对近期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也符合大家的看法:
不过这样的数据也有问题,这种国际金融市场的预期能多大程度上反映中国经济的走势是存疑的,如果在分析中国经济的论文中使用这样的数据恐怕权威性也不是太高。而且这类指标通常时间较短,多是近两三年才开始,所以想看中国经济的历史走势是没有办法的。
再或者你有什么获得数据的“奇淫巧技”,比如:
最后我想说的是,欧美的国家统计局的虽然比中国做的要好很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我就经常遇到不同部门间的数据不统一的情况,以及统计口径的变化导致数据的差异。另外,我感觉中国统计局的数据库还是挺好用的,至少比几年前好用多了。
【李雨锜的回答(2票)】:
的确不可靠啊。最简单的,地方GDP加起来超过全国太多啦。。。
不可靠到 很多对中国问题一腔热情的博士,碰到中国数据,就再也不敢做中国问题了。。。
【臧大为的回答(4票)】:
不是一个段子:
一个新来的大学生公务员负责给领导统计上报数据给统计局,干了一个月后,他对领导说:我再也不信新闻联播了。
【炜到哪去的回答(0票)】:
统计口径不一样,统计标准有多重,不同部门互相计,为了报告夸大数据,为了光鲜增加几个百分点。到头来查看年鉴和政府报告,发现互相在打脸,这就是现状!
【卫然少白的回答(3票)】:
时寒冰曾经说过一个段子,统计局一下属对局长说:“局长,外界都说我们统计局不识数!”局长伸出三个手指头意味深长的说:“以后再听到这样的话就送他五个字——胡说八道!”
【无敌老帅男的回答(0票)】:
这种问题蛮无聊的,当年影帝推四万就是因为GDP下滑太大,题主可查一下当时公布的数据和一两年后披露的数据,相信应该或多或少有点帮助
【雪飞飞的回答(0票)】:
至少目前你只能去相信它。
【冷冷冷冷冷冷冷的回答(0票)】:
这完全看怎么往上报了 国家有要求的就按要求报 没要求的就看看地方官有啥意见 牛笔点的统计局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不会叼地方官
【peach的回答(1票)】:
如果统计局的数据不可信,那么其他机构的数据都是扯谈
【现实主义理想者的回答(0票)】:
自己去联合国的网站上看看呗,又没被墙。
个人看了以后的结论是,联合国的数据和统计局的数据出入不大,不论是增速还是总量,统计局的数据略高一点,比如2011年联合国统计的GDP增速是9.3%,统计局是9.5%。这已经是近五年双方数据差异最大的了。
【知乎用户的回答(0票)】:
说不可信的,建议还是回去小学一年了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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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中国的官方经济数据不可信已是西方经济学家、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普遍接受的共识。认为这些数据权威会招致嘲笑:说相信这些数据的人天真已经是最客气的了,最不客气的是称他们为中共宣传的帮闲。
  这一共识的问题在于,除了备受关注、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其他官方数据生动地描绘出了怀疑论者坚称被隐瞒的中国经济放缓。即便有阴谋试图掩饰中国的境况到底变得有多艰难,中国经济遇到了困难也是一件非常显而易见的事情。
  人民币在8月中旬意外贬值,进一步助长了外界对中国官方GDP数据的怀疑,许多人认为此举证明北京方面在采取激进举措拯救深陷困境的中国经济。
  中国官方公布的2015年上半年实际GDP增速为7%,正好达到中国总理李克强在3月宣布的全年增长目标。对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这个数据太合适,也和其他表明中国的两个经济引擎――制造业和住宅房地产建设――出现更严重放缓的数据不一致。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方面的专家普遍认同,中国会出于政治动机“熨平”季度实际增长数据,这种处理旨在让经济的剧烈波动看起来不那么严重,尤其是在应对像1998年亚洲金融(港股00662)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那样的外部冲击的时候。
  这一目标主要是通过微调用于将名义GDP换算成实际GDP的通胀指标(即“GDP平减指数”)实现的。通过将通胀报低,中国的统计高手们可以制造出实际GDP增长比事实上更快的效果。
  理解趋势
  然而,这个数据点的不足之处并不会严重妨碍我们对中国经济趋势的理解。只需看一看不经通胀调整、以当前价格水平表达经济产出的名义GDP数据,就能观察到该国主要行业的惨淡状况。
  “中国实际GDP的波动性是世界同类国家中最小的,但其名义GDP数据在一些关键方面看起来更为合理,”法国兴业银行(Soci&t& G&n&rale)的中国经济学家姚炜上月写道。
  2015年第二季度,包括制造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的中国工业部门名义GDP仅微幅增长1.2%,低于2014年平均5%的增速。建筑业名义GDP在第二季度增长4.1%,去年这个数字为9.8%。另外,服务业目前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领域。
  就大多数用途而言,名义增长率比经过通胀调整的实际增长率更为重要。比如,实际增长率对企业做收入预测就没什么用。
  类似的,拉美和非洲的大宗商品进口商通过进口量和产品价值方面的海关数据,都可以看出中国大宗商品进口放缓。
  也在哈佛(Harvard)以及曾在斯坦福(Standford)担任访问教授的香港科技大学(HKUST)经济学教授卡斯滕 霍尔兹(Carsten Holz)是中国官方数据的坚定捍卫者。他表示,北京利用平减指数来修改数据,这一点“对注重细节的分析师来说非常讨厌,但对实际应用只有微小影响”。
  他认为李克强或者副手未必会直接指示中国国家统计局报告一个特定的增长数值,但他承认,该机构面临达到增长目标、避免催生经济悲观情绪的压力。理论上,GDP平减指数应该是考查中国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最广泛的通胀衡量指标,包括那些没有计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中的商品和服务。CPI涵盖了消费品,但不包括投资品,也不包括物流或法律等服务。
  这家中国官方统计机构没有提供多少有关GDP平减指数计算方法的细节。不过,霍尔兹认为,只有国家统计局党组的几名成员对最终的考虑知情。这几个人有国家统计局局长和(港股00001)他手下的三名副局长,包括现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曾担任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的许宪春。
  霍尔兹说:“许宪春参与了讨论,他对此是知情的。他会看着手中的文件说,‘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让它高一点。我们的平减指数可以用这个数值,或者用那个数值也说得通。好吧,就用那个数值,因为用它计算出来的实际增长率会稍高一点。’”
  这样的中国数据编制场景,很难说会让人产生信心。不过,霍尔兹认为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他用多种基于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等公开价格指数计算出来的另类平减指数,对官方增长率进行过压力测试。
  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1978年到2011年之间的平均年度实际增长率(这一增长率的官方数据是9.8%)可能在9.1%到11%之间。这个结果意味着官方的增长率仍不失为最有可能符合真实情况的数值。
  霍尔兹表示:“我更偏向于官方数据。我认为,官方数据是现有的最好数据。我同意存在一系列最终(实际GDP增长率)数字,所有数字都同样合理。2015年(百分之)7.0的数值,可能是从6.5到7.0,(甚至)7.2之间的一个点。”
  作为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上个月在中共党报《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上撰文,针对相关指控为国家统计局做了辩护。这些指控称,国家统计局采用的GDP平减指数,未能针对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作出调整,从而低估了最近几个季度国内的通胀率。
  霍尔兹在学问上最可怕的对手,是东京一桥大学(Hitotsubashi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伍晓鹰(Harry Wu)。伍晓鹰在1995年第一次提出了另一种评估中国GDP的方法,并在之后的20年不断完善他的方法。他的最新研究认为,中国在1978年到2014年之间的平均年度实际GDP增长率为7.1%,比官方估计的9.6%低了2.5个百分点。这比霍尔兹计算得出的误差幅度超出了一倍以上。伍晓鹰表示,中国去年的增长率是3.9%,而官方数字为7%。
  伍晓鹰起初曾指导过霍尔兹,然而他们在学问上的分歧后来导致两人发生争执。
  霍尔兹表示:“当时事情闹到伍晓鹰不跟我讲话,也不援引我的研究。我不认同他的研究。他的研究就是无法说服我。我认为,他的研究实际上是错的。”
  随着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占据全球各大媒体头条,许多伦敦和新加坡的分析师(其中一些以前并没有研究过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也参与到对中国数据可靠性的探究中来。
  伯恩斯坦研究公司(Bernstein Research)驻香港经济学家迈克尔 帕克(Michael Parker),就是采用宏观式方法的典型。不过,他并不认同怀疑论者的看法。
  他说:“在我们看来,认为中国会让全国数万甚至数十万财会及统计人员,在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步调一致地歪曲数据,这样的想法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
  相比之下,要想了解伍晓鹰和霍尔兹之间更严谨具体的辩论,就要一头扎入另一个世界,研究基准数字修订、投入产出表、以及有关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各种相互竞争的假设。没有多少分析师曾试图具体判定两人在每个回合辩论中的得分。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人在许多地方取得了共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人都指出了国家统计局对作为经济支柱的工业部门的统计方法存在的问题。2008年起,中国国家统计局不再发布工业产出的原始分行业数据。
  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停止发布工业分行业产出数据之前,一些突出问题已经变得相当尴尬,以至于到了2007年,规模以上企业的月度产出数据加起来超过了季度GDP数据显示的工业总产出。从逻辑上讲,这是不可能的。
  数据的矛盾应归咎于企业和地方政府虚报产出。地方GDP增长历来都是共产党用来评估政绩以及决定官员升迁的重要因素(尽管这种现象正在慢慢发生变化)。
  霍尔兹与伍晓鹰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他们对这些缺陷的回应。
  霍尔兹基本上相信,作为把关者,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许宪春在其国民经济核算部门接收到工业统计部门同僚发来的数据,并将其转化为GDP工业组成部分时,有能力将最显眼的虚报数据滤除掉。霍尔兹认为,名义GDP数据大都是准确的,主要问题就只剩下平减指数了。相比之下,伍晓鹰认为,由于地方官员有实现增长目标的需要,工业GDP数据从根本上存在缺陷。
  两人都看到了中国在数据收集方面的不足,但伍晓鹰的计算与官方数据差异最大的时候是在危机时期。他的结论是,这些误差“并非主要由方法上的缺陷造成,而是由政治影响造成的”。
  怀疑促使伍晓鹰根据一份苏联式产量清单(包括中国每年生产的、从钢管到烤箱的各种工业品的名称及对应的数量),创建了一套并行的工业产出系列数据。
  “即便地方政府想要编造或篡改商品生产统计数据,他们也无法做到。数据量太大,这样作假也太复杂。需要非常专业的人,”他说。
  不辞辛苦探寻真相的人
  在霍尔兹看来,伍晓鹰拿出的另一套系列数据(这套数据对中国几十年来实际增长率的下调幅度要大得多)并不比两人都认为有缺陷的官方数据更好。
  他认为,不可能在价值上得出可靠的工业产出,因为产品质量的改善难以衡量,对新发明的商品赋以经通胀调整后的价格也存在困难。关于产品质量改善的问题很重要,关系到是将价格的增加当作实际产出的增加,还是仅仅当作通胀。
  伍晓鹰说,他的方法包含了对产品质量和新发明的合理假设。然而,对于彻底不相信中国工业产出数据的他来说,眼下是个尴尬的时刻。长期受到怀疑的月度工业产出系列数据表现出的降幅,比总体GDP增长率表现出的降幅更大。实际上,这两组数据的不一致是导致人们对中国的真实GDP增长率产生怀疑的最大原因。
  增长率受操纵的可能性反映了制度缺陷,尤其是反映出国家统计局缺乏独立性。但这也是那些评估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人士在分析上存在缺陷所导致的结果。如果不如此过度地强调GDP,那么操纵这一数据的动机将不会那么强。
  实际GDP增长率越早失去其标志意义,我们就越早可能得到更准确的数据。对中国政府以及其他依靠经济增长保证其政治合法性的政府来说,在数据上作假的诱惑总会存在。但是,在中国经济处于如此危急时刻、以至于威胁到稳定时,依靠一个单一的数字来说服民众相信形势一片大好,其实不太可能会是一项有效的政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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