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负到底有多重？
文：dr.bear
纷繁复杂的数据面前，中国人的税负到底有多重？结构性的累退征税失衡，源于分税时代的高征收标准遇上日益增强的征税手段，加上无法参与决策的税收支出，造就了中国人的税负痛苦。
《福布斯》杂志2009年推出“税负痛苦指数”，中国内地位居全球第二的排名，在两年后的今天仍然余波未消。这个排名富有争议性，是因为它击中了公众的心坎：中国的税负到底有多重？统计口径之争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官方和民间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宏观税负偏高，官方和一些学者则认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仍然属于偏低水平。之所以会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原因是对宏观税负计算方式—财政收入/GDP—中的“财政收入”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计算口径：小口径仅仅计算政府的税收收入，中口径计算政府的税收收入和社保收入，大口径计算政府的所有收入，包括税收、政府性基金、社保收入以及土地出让收入等。
前两种口径已经逐渐为学界所抛弃。国家税务总局在2007年发布了一个中国宏观税负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为18%，其采用的就是小口径的税收数据，这个数据一经发布便质疑声一片，很快被打入冷宫。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也撰文，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计算得出，2009年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为25.4%，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个数据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2010年10月，国税总局局长肖捷在《求是》杂志上撰文《走出宏观税负的误区》，以2009年数据为准，同样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测算得出，加上政府性收费和基金等非税收入，宏观税负约为30%。贾康和肖捷都是按照IMF的统计口径，同样是2009 年的数据，为何计算结果相差接近五个点？显然，两者对政府收入的计算口径存在差异。
目前普遍被专家和学者接受的，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即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除一般预算收入外，还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包括土地出让收入）、社会保险基金缴费收入、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等。根据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计算，2009年， 中国政府后四项收入分别为18,335.04亿元、12,780亿元、6,414.65亿元、988.7亿元（包括电信企业重组专项资本收益600亿元），加上财政收入，全部政府收入合计约为亿元，大口径宏观税负不低于31.4%。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2010年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认为，按照IMF《政府财政统计手册》标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定义为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从而得出的宏观税负计算结果是32.2%。
在进行国际对比时，有两种计算方式应用的较为普遍：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税收收入+社会保险缴费收入”占GDP比重，另一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界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1年政府财政统计手册》将政府收入划分为税收、社会缴款、赠与、财产收入、出售商品或者服务以及其他收入六类，其中社会缴款主要是指社保保障收入。欧美等国除了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外，并无其他主要收入来源，因而采取两种标准计算，其结果都相差无几。
但是，这两种计算方式应用到中国时，其结果却相差甚远，中国政府的收入来源除了税收和社保收入之外，还存在着其他欧美国家所没有的收入来源：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收入等。问题的焦点在于，土地出让收入到底是否应该计算为政府财政收入？ 2011年两会期间，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兼新闻发言人戴柏华，对中国宏观税负做了一个正式的回应—财政部仍采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和口径，得出的结论是中国2010年税负水平为26%，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戴柏华解释，中国政府财政收入，除了公共财政收入之外，还包括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之外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不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这是因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国有土地出让行为是一种非生产性资产的交易，结果只是政府土地资产的减少和货币资金的增加，并不带来政府净资产的变化，不增加政府的权益，因而不计作财政收入。
但中国的国有土地只是出让使用权，国有土地资产并未减少，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产权交易收入，只是土地70 年的租金收入，这一点是有别于大多数国家的，把土地使用权出让获得的收入排除在政府收入外是值得商榷的。
除了土地出让收入之外，没有计算在内的还有制度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是指既不纳入预算内又不纳入预算外管理的收入，由征收主体自由支配、自行管理，几乎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其中主要来源于“三乱”收入( 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各目繁多，秩序混乱。这种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制度外收入，至今仍屡见不鲜。
如依据于此，根据公开统计数据，2010年政府收入来源中财政收入为83,080亿元，社保收入18,823亿元，土地出让收入29,397亿元；除了土地收入之外的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为7,388亿元。因此，2010年，中国政府收入不低于138,688亿元，和2亿元的GDP相比，宏观税负不低于34.56%。
再考虑到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来说，税负的高低标准并不相同。世界银行此前对一些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的研究结果显示，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 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国家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为30%左右。国际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宏观税负远低于发达国家，目前中国人均GDP为4,000美元左右，即使按照中上收入国家计算，目前的宏观税负也远远超过了23%的水平。事实上，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结构性失衡除了宏观税负较高之外，中国民众之所以觉得痛苦，还和中国的税收结构有关系。和其他欧美国家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财产税和所得税不同，中国的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于包含在商品和服务中的商品服务税，也称做是劳务税。
2009年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发布了一份公民税权手册中对隐藏在商品中的税收进行过计算，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你花100元买了一件衣服，其中包含14.53元的增值税和1.45元的城件税；你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你去理发店理发，费用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
这些隐藏在商品和劳务中的税收，主要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进口关税和资源税，以上五个税种在2010的收入分别为21,091.95亿元、11,157.64亿元、6,017.54亿元、12,514.9亿元、417亿元，占当年税收比重分别为29%、15.2%、8.3%、17%、0.56%。全部商品劳务税的税收总额为51,199亿元，占全年税收总收入73,202亿元的的70%。也就是说，可以大致这么理解，中国人除了自己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之外，通过消费商品和劳务向政府缴纳了超过5万亿元的税收，而他们大部分人自己并不知情！
在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况下，商品劳务税不区别纳税人的经济状况负担能力，一40 Forbes China福布斯2011 年12月律按消费量的多寡承担税负，造成税收具有明显的累退性，不符合税收的公平原则。所谓的累退性，即收入越低，其税收负担越重：首先，个人收入高于他人数倍的个人，其消费品支出绝不可能比他人多数倍，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情况下，收入愈少的人消费性开支占其收入的比重愈大，税负就相对愈重。其次，对全部消费品都课税时，由于需求弹性大小不同，课税所引起的提价速度也不同，往往是生活必需品最快，日用品次之，奢侈品最慢，因此商品劳务税的税负必然主要由居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负担。他们以较少的财富和收入，却贡献了大部分的税收。
而且，在这种税收结构下，由于不允许进行生计赡养费用的抵扣，中国公民的收入普遍被双重征税，首先在领取工资的阶段已经缴纳了个人所得税，其次在用税收收入购买商品和劳务时，再次被征税。这样他们的实际税负，远高于宏观税负所体现的水平，导致社会大众的税负痛苦程度明显高于同等宏观税负的其他税收体系。
对于这种税收结构，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将其称之为结构性的缺陷，不仅不具有调节分配的功能，还具有累退性，商品劳务税的负担主要是广大中低收入的人承担，高收入的人承担间接税税负低，严重背离了税收公平。
税负痛苦的另外一个来源，是中国高法定税负和日益加强的征管能力的组合。1994年税制改革时，由于当时征管水平较差，税收征收率不过50%，实际征收而入库的税收，可能仅仅是按照税法规定应该征缴的一半。为了弥补征管损失，中国制定了更高的税率：增值税税率确定为17%，由于是生产型增值税，如果换算成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消费型增值税，税率应该在23%，排在全世界第六位；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制税率最高达到45%，这个税率几乎全球最高；企业所得税虽然日起从33%调减至25%，但这个税率仍要比周边国家高出很多。
施正文认为，如果把税法上规定的税都收上来，企业的税收负担是很高，应该超过了50%。关键是，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中国税收机关的征管能力越来越强，国家税务总局金税工程的目标是征收率要达到75%到80%，这种高法定税率和高征收率的组合，越来越让中国的企业和民众感到窒息。
除了税负问题之外，中国另一个广为诟病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政府收入用于教育、医疗、养老方面的支出的确很少。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的医疗支出只占GDP 的1.2%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约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比仅14.9%。在美国，同样这三项上的开支已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
同时，按照蔡继明的统计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20%，是日本的10倍。中国大量的财政资源被投入于经济建设，比如三峡大坝、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以及高速公路的基础设施，这些项目建成之后国民并未分享其利润。
中国的税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首先降低法定税率，降低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同时将对税收结构进行调整，降低流转税也就是商品和劳务税的比重，而增加直接税也就是所得税和财产税收的比重，从而实现富人多纳税，穷人少纳税的税收公平目标，不仅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转向内生动力，实现经济转型。
TA的推荐TA的最新馆藏[转]&[转]&[转]&[转]&[转]&中国企业税负到底有多重？
中国企业税负到底有多重？
，1946年5月出生，福建省福清市人，中国最大玻璃供应商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中国第一代
，被誉为&玻璃大王&，同时因常年致力于慈善事业而获称&中国首善&。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计个人捐款已达80亿元。新京报记者浦峰摄
原标题：曹德旺：公开讲税负只为提醒危机感
反驳&逃跑论&，称&重心在中国&，但&中国
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中国劳动力优势已失去&
这番话背后，是曹德旺准备投资10亿
，将福耀的一家玻璃工厂建在美国。曹德旺还表达了对在美国投资的看好。这番言论一出，此前
抛售内地资产时所引发的担忧再度上演：&曹德旺要跑了吗？&&除了人力，什么都比美国贵。&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的一番话引发社会热议。
北京时间12月19日晚，远在欧洲的曹德旺接受了新京报记者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连线专访，采访中，谈及近日网络上铺天盖地关于其&逃跑&的舆论质疑，今年70岁的曹德旺在电话里显得颇为不平，并对&逃跑论&进行了反驳。&我是中国人，我事业的重心一定在中国。&
在强调自己无心&逃跑&的同时，曹德旺对中美两国制造业成本和竞争力优劣进行了细致比较，并谈起了自己对于中国制造业现状及未来的看法。
&我实事求是指出客观存在的问题，他们就要批判我，说我对中国经济太悲观。&&我之所以公开讲，中国税负太高、成本太高，这不是我在抱怨，也不是我要跑。我只是为了提醒政府，也提醒
，提醒大家危机感，告诉大家要小心。&曹德旺说。
谈赴美建厂
&美国电价约3毛多，中国6毛多&
新京报：此次在美国投资建厂是基于什么样的契机？
曹德旺：福耀是做汽车玻璃的，我做了三十几年的汽车玻璃，国外8大汽车制造商都是我的客户，最初签约时，他们只是在中国买我的玻璃，因为我在其他国家没有工厂。
2009年，德国大众要求我们作为供应商2012年前必须在俄罗斯有工厂，那我们2012年就在俄罗斯建了一个厂；2012年，通用公司又要求我们，2016年12月之前必须在美国建一个工厂，2017年1月必须在美国供货。这个时候福耀已经是通用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了。准确来讲，一开始决定去外面建厂是我们答应人家的，不答应生意就没法做。
新京报：10亿美元的投资是怎样构成的？
曹德旺：在俄亥俄州建的汽车玻璃工厂投资6亿多美元，在其他两个州建了配套的上游材料工厂和仓库，花了3亿多，总共加起来10亿美元。
新京报：建厂的资金都是福耀自己承担？
曹德旺：那当然了，作为供应商你有这个责任。不过国外这些大企业是先拿大单跟你做两三年，让你先赚到钱再出钱建工厂。像美国通用就是提前给我们签了单，我们答应人家在2016年建厂。
新京报：能不能讲讲投资建厂前实地考察的过程？
曹德旺：2013年开始，我们就在美国各地考察。各个州都知道我们福耀要来美国建厂了，几个州的招商局跑到福耀，抛出很优惠的条件，希望能吸引我们。比如，我在俄亥俄州建厂房，18万平方米，675亩地，卖给我1500万美元，俄亥俄州政府给我们各种补贴，目前第一笔补贴就有1500万美元左右。算下来等于买土地没有花钱。
新京报：实地考察和比较后你有什么感想？
曹德旺：我认为美国人恢复制造业大国的决心很大。从总统到各个政府部门的一把手都出面为发展制造业&站台&。调研完之后我觉得，我早就应该来了，而不是一直拖在国内。
新京报：为什么这样说？
曹德旺：中国制造业成本太高，美国天然气每立方相当于7毛钱人民币，中国卖2块2，这还是政府对我很优惠的前提下；电价，美国3毛钱左右，中国6毛多；高速公路，美国不收费，中国过路费一吨5毛钱。
谈国内办企业
&增值税是最大负担&
新京报：你最近也对外说过&中国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你认为在前面你提到的&贵&的东西中，什么又是最&贵&的、最大的负担？
曹德旺：增值税吧。中国的增值税有多高？简单来说，一个卖6000块的手机，增值税大概要交1020块。当然，其中有可以抵扣的项目，是哪些呢？按照目前的税收制度，采购的费用可以抵扣，工资不能抵扣，折旧费不能抵扣，管理费、运输费这些都不能抵扣，不能抵扣的部分大概有40%到50%。
按照中国目前一般企业的利润水平，这样算下来，最终大约有一半的营业利润都被收走了。制造业利润非常微薄。
新京报：美国的情况呢？
曹德旺：美国没有增值税，只有35%的所得税，加上其他各项税费总共大约40%，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其中问题主要就出在增值税上。
新京报：你过去常常提到小微企业，说&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末梢神经&。增值税对小微企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曹德旺：小微企业就更艰难了。增值税的存在让很多小微企业长期无法发展壮大，也就难以和大企业做生意。这样一来形成恶性循环，会把很多小微企业扼死在摇篮里。我们福耀自己就是小微企业出身，我相当明白其中的艰难。
新京报：作为制造业企业家，你认为国内增值税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曹德旺：像美国一样，把增值税取消，改成所得税，同时把所得税提高，赚钱了交税，没有赚钱就不用交税。
但是另一方面，还要对那些骗税的进行从严打击，那些偷税漏税的，要从严惩处，就让他倾家荡产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中国对这些反而管得不够严。
谈人力成本
&中国劳动力优势已经失去&
新京报：我们过去一直有个认知，中国人力成本低，廉价劳动力是一个优势。
曹德旺：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前面说的所有的成本综合加下来，即使在劳动力比美国便宜的情况下，中国也已经没有突出优势了。况且劳动力现在也只是比美国便宜，跟周边国家比，一点竞争力都没有，跟俄罗斯、波兰、中欧都差不多，甚至中国的白领工资比这些国家还要高。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制造业丧失劳动力优势的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
曹德旺：其中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国内基建速度太快，发展过热，这些方面都需要大量的民工。你知道现在房地产建筑工地都是怎么招工人的？很多都是按天招人，按天算钱，比如一天10个小时，给工人400块钱，他们也不交税。但是制造业不一样，我们要交税、买
。劳动力价格就是这样抬高的。
另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现在学生毕业后，首选的职业他要去当公务员，公务员当不上，退而求其次，选择进入
机构，高素质的工人越来越少。
新京报：跟美国的劳动力状况相比呢？
曹德旺：美国蓝领劳动力价格大约是中国的8倍，这是美国之前施行的&去工业化&带来的后果，持续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大概50年的时间。上世纪80年代时，美国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都不去工厂了。呢？大量跑到华尔街、硅谷这些地方。美国金融危机之前，服务业占国家GDP在65%左右。
这导致现在美国要恢复制造业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劳工结构的问题，年轻工人没有，都是老工人。
新京报：这个&去工业化&的后果，跟中国现在的劳动力状况有可比性吗？
曹德旺：不是，美国是去工业化，而我们中国是从来都没有真正实现过工业化，从美国学到的直接就是现在的&去工业化&。不过现在美国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在大力恢复制造业。
新京报：你以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国内制造业的环境是否还具备吸引和留住投资的优势？
曹德旺：我就说一个现象：现在很多好的企业搬到欧美去了，中小企业呢，有的搬到越南，有的搬到柬埔寨。以纺织业企业为例，在越南、柬埔寨，棉花一吨比国内便宜40%；电价、水价、气价比国内便宜四五十，工人工资又比国内低。
谈实体经济
&从不做金融、IT、房地产&
新京报：鉴于你前面谈到的这些问题，你觉得政府应该怎么做？
曹德旺：我希望政府继续支持提倡发展实体经济，其实最近政府的声音也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具体做法上，政府应该关注小微企业，关注实体经济，财政金融要向国家扶持的产业倾斜。解决制造业的增值税问题。
新京报：其实政府也一直在提倡资金要&脱虚就实&，你认为关键在哪？
曹德旺：政府官员的数量毕竟有限，而利益群体层面比较广。你（政府）把这个窗户关掉，他从那个窗户跳进来，你把那个窗户关掉，他又从天窗跳进来，防不胜防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很多企业家自律，能够懂得大义，因为这不光是政府的责任。
我以前老说，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我觉得在国土上每一个企业家都应该以国家为重，树立一种报国为民的心态。
新京报：&报国为民的心态&，这个话怎么理解？
曹德旺：就好比金融、IT、房地产，这些赚钱快，赚钱也多，我为什么不做？因为我觉得做这些事除了自己赚两个钱，对国家一点好处都没有。多少人找我搞私募基金，我从来不答应做，我宁可捐给慈善机构，我也不愿意做这些。
新京报：这种取舍是完全出于你个人的价值评判吗？还是说商业考量？
曹德旺：完全是出于我自己的价值观。
谈事业重心
&我没打算跑&
新京报：现在福耀在国内和国外投资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情况？
曹德旺：大概5年的时间，福耀在国外投了大约有70亿人民币，在国内也有七八十亿，目前来看投资规模基本持平。投资形式主要都是建厂，建生产线。
新京报：下一步福耀还会加大在国外的投资吗？
曹德旺：这个不好说，看具体情况。
新京报：很多人想知道，玻璃大王接下来还会把发展重心放在国内吗？
曹德旺：毫无疑问是放在国内，因为我的总部在中国。我在中国拥有一家最好的
，每年我有两位数的增长，去年我才在香港挂牌。福耀现在净资产300个亿，我在国外才投了这些，能算什么？
当然，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我是要塑造一个跨国集团。我之所以公开讲，中国税负太高、成本太高，这不是我在抱怨，也不是我要跑。我只是为了提醒政府，也提醒企业家，提醒大家危机感，告诉大家要小心。我的朋友说我应该把嘴巴闭起来，我就是太直率了，最近遭了不少骂。
新京报：你认为你的做法（去国外投资）会不会引发国内企业的示范效应，或者说跟风？
曹德旺：做得好的人应该走出去。但是我也警告大家，你出去干什么、你能拿什么东西出去，这些最好想清楚。
我在美国投资已经20年了，1995年进美国投资，到1998年，四年时间亏了接近1000万美元。福耀现在不一样，我有了跨国集团的规模，有了自己的技术，自己的资本，有稳定的订单，有美国市场的认可度。像我这样的企业，我觉得你就可以出去。
新京报：有些人像当年说李嘉诚那样，说&不要让曹德旺跑了&，你想怎么回应这种声音？
曹德旺：我觉得可以有这么一层理解：我们应该思考，为啥曹德旺要&跑&?把我前面说的问题解决了，大家不就不跑了吗？
另外我想对他们说的是，事实上曹德旺没有&跑&，也不会跑，我的事业重心一定是在中国，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跟你现实一点讲，我在中国是政协委员，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我获奖无数，慈善捐款金额达到80亿，大多数国人很尊重我。我要是考虑到钱，那我的股票很坚挺，我把股票卖掉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我自己儿子又不接班，我去美国，今年70岁了，不会讲话不会开车，进不了他的主流社会，我去干吗？
新京报：美国大选后形成新的政治格局，是否会对中国制造业产生影响？
曹德旺：我在美国的时候，有记者采访时问我，特朗普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可能很严厉，你怕不怕他制裁你。我跟他讲，我是企业家，我在美国做生意，我做的事第一就是研究美国人需要什么东西；第二，我能不能按照他的要求做出满足他需要的东西，如果我都能做到，质量也能达到他的要求，他什么TPP都没关系。为什么呢？你美国人自己需要，你又不会做，那你当然要去买了。这就是我理解的、我们跟美国的政策：你好我也好，我不好你也不好。
中国的增值税有多高？简单来说，一个卖6000块的手机，增值税大概要交1020块。不能抵扣的部分大概有40%到50%。
事实上曹德旺没有&跑&，也不会跑，我的事业重心一定是在中国，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去美国，今年70岁了，不会讲话不会开车，进不了他的主流社会，我去干吗？
新京报记者张泉薇（新京报记者李春平对本文亦有贡献）
最新图片文章中国企业的税负究竟有多重？ - 财经连环话 - 微信公众号文章
我要微信网
财经连环话一张图 &零门槛 &看懂财经点击关键词，查看相应知识的科普&|&&|&&|&&|&&|&&|&&|&&|&|&&|&&|&&|&&|&&|&&&|&&|&&|&&|&&|&&|&&|&&|&&|&&|&&|&&&|&&|&&|&&|&&&|&&|&&|&&|&&|&&|&&|&|&&|&&|&&|&&|&&|&&|&&| &|&|&&|&|&&|&&|&&|&&轱辘慧微博：@轱辘慧轱辘慧微信：guluhui888看完记得给轱辘慧点个zan哦！
文章出自微信公众号
凤凰财经金牌栏目，一张图看懂财经万象
手机微信扫描上方二维码进行订阅
财经连环话微信公众号最新文章您好， []|
全部 沪深 港股 基金 美股
中国人的税负究竟有多重？
中国人的税负并非像有些人忽悠的那样重，而是排在世界中等偏下的位置。中国人一年要为税工作161天，其中，11天是为个税工作，150天是为增值税、消费税等这些以间接税为主的税种工作。所以说，减税不应朝个税开刀，而应从间接税上做文章。“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世界排名第二”的说法常见诸报端，这种观点没任何科学依据，纯属以讹传讹，误导民众。一国国民的税负是可以科学度量的。居民要在收入中拿出一定的份额交税，有的税是自己直接交给政府，如个税，这叫直接税；有的税是通过企业主交给政府，如增值税，这叫间接税。换言之，国民在一年里要用一些时间为税工作，剩余的时间才是为自己工作。居民平均为税工作的天数等于国家税收总额与居民总收入的比值乘以全年总天数，用公式表达就是：税负工作天数=（税收总额÷居民总收入）×365（闰年为366）。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税负工作天数与税收成正比，与居民收入成反比。这里讲的税负是全国所有居民的平均税负，由于收入差距，具体到每个人的税负工作天数差别就大了。再有，税负工作天数是描述纳税人税负轻重的理论值，并未考虑政府的转移支付等外部因素。如果一个国家的福利好，就相当于政府又把一部分税收返还给纳税人，实际税负比理论税负要轻。下面，我们看看中国人的税负究竟有多重（仅讨论大陆部分，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根据《2010年统计公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97983亿元，税收总收入为73202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2010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41亿人。又根据《2009年统计公报》，中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3.4%。由以上数据可以计算出：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为7.16亿人，城镇人口为6.25亿人，农村居民总纯收入为42380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总收入为119431亿元，全国居民可支配总收入为161811亿元。2010年个人所得税实现收入4837亿元，由此可知，2010年中国居民总收入为166648亿元，人均纳税5463元，要为税工作161天，即从1月1日到6月10日是为税工作，6月11日到12月31日才是为自己工作。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出外国的税负工作天数为（2010年数据）：匈牙利218天，比利时215天，法国207天，德国200天，瑞典200天，澳大利亚191天，荷兰184天，罗马尼亚178天，波兰174天，以色列173天，意大利169天，丹麦168天，立陶宛167天，芬兰166天，捷克165天，希腊164天，斯洛文尼亚164天，拉脱维亚161天，克罗地亚161天，爱沙尼亚150天，葡萄牙150天，英国150天，保加利亚145天，西班牙136天，卢森堡135天，冰岛117天。2011年美国全国财政总税收预算为36280亿，居民总收入预计131070亿美元，美国税负工作天数为102天。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对比可知，中国人的税负并非像有些人忽悠的那样重，而是排在世界中等偏下的位置。要清楚，中国的个税可不单指工资收入所得税，还包括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收入、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收入、劳务报酬、稿酬、股息、财产租赁、偶然性所得等很多项个人收入所得，我们即便把各个项目下的个税都计算在内，个税只占税收总额的6.6%，在为税工作的161天里，只有11天是为个税工作，150天是为增值税、消费税、关税、营业税、土地税、资源税等这些以间接税为主的税种工作。而美国的税收恰好与我们相反，他们的直接税占的比例很大，在2011年为税工作的102天里，有58天是为个税（含工资税）工作，12天为房地产税工作，1天为遗产税工作，仅有31天是为消费税、公司所得税等间接税工作，他们的个税占全国税收总额的57%。中国不少人（包括一些专家、教授）对税的理解很肤浅，一说减税就把目光盯在个税上，其实，任何税都最终由居民承担的，只要活着，就要消费，有消费，就要纳税，甚至死亡时政府还追着征遗产税（国外有遗产税），就像美国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逃脱不掉死亡和税。” 中国2010年仅增值税、消费税、关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5项间接税的税额就高达63679亿元，占税收总额的87%。居民可能没感到自己在交这些税，其实企业早就替你把这些税交给了政府，然后把税款附加在商品价格上转嫁给消费者，譬如房价里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各种名目的间接税。在2010年平均每人交纳的5463元税里，个税只占361元，而5102元的税是通过以间接税为主的其他税种征上来的。打个比方，假如你纳税100元，即使政府废除个税，你只能省下6.6元的税，93.4元的大头不会少交一分，甚至还会增加，因为中国每年都有上万亿元的财政赤字，政府财政在赤字下运行减税是不可能的，减少个税，必然增加间接税，如目前正在考虑征收垃圾税（费），此消彼长，纳税人是得不到什么便宜的，但间接税不管穷人富人，也不管有没有收入，都是单一比例税，所有人都要交纳。所以说，减税不应朝个税开刀，而应从间接税上做文章。当然，减税的前提是减少政府开支，不缩减政府开支，减此税必增彼税，百姓的税负不会有丝毫的减轻。来源：新金融观察报 文/刘植荣作者简介：独立学者，媒体评论员。历任世行埃塞俄比亚项目办公室主任，非行喀麦隆项目协调员。曾就读于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改革报》等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在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媒体发表文章500余篇，出版《85%的人应该涨工资》、《美国历届总统竞选辩论精选》、《美国20世纪经典演讲100篇》等著（译）作10本。发表的《世界工资研究报告》、《论房产税的合法性》等文章引起强烈反响。
推荐微博：
[责任编辑：lilyqiao]
(请登录发言，并遵守)
如果你对财经频道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到交流平台反馈。【】
财经视频高清大片
新闻排行数码汽车科技财经
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