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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11419人气：638人气：591人气：320人气：41海南：一个农场诞生5000多户“庄园主”图
来源：经济参考报
这是南田农场的芒果园。资料照片4000多户职工盖起了小洋楼。资料图片　　在海南三亚的蓝天碧海之外，有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去处。碧绿的芒果园漫山遍野，浅色别墅掩映其中若隐若现，小桥流水、耕读之家。　　这里就是海南省国营南田农场。自1992年开始，南田农场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实行土地承包到户、加强科技投入、打品牌闯市场，不仅摘掉了全国特困农场的帽子、劳均收入连续6年居海南农垦之首，还激活了周边两个贫困市县发展芒果产业。　　芒果成就“庄园主”　　8月初，记者来到南田农场职工董进丰的“董家果园”。
他家的二层楼房掩映在果树丛中。由于正值农闲时节，董进丰悠闲地在家看着电视。他告诉记者，1992年，农场号召职工包地种芒果，每人可以承包十余亩，承包期限是30年，前三年免收租金。虽然当时大家对芒果市场不看好，但有场领导班子带头，很多人都放心大胆地干了起来。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几年功夫，他的十亩果园就为他赚回了一幢楼房，而且农场成立专门的协会负责技术培训和指导，市场营销协会则负责寻找市场、找销路。国营农场的在技术和营销两方面的组织优势，解决了职工种植芒果的后顾之忧，“这份产业让我们很快富裕了起来。”董进丰高兴地说，他家的芒果算少的，有一些职工还到附近农村承包土地种植更多的芒果。　　田保生的“田家果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田保生原是南田农场畜牧公司的下岗职工，农场号召大家承包土地种芒果，他便包了40亩。赚了第一桶金之后，他卖掉农场的果园，又在海棠湾镇承包了116亩地开荒种芒果。“这几年猪肉价格好，我谋划着发展养猪业，扩大肉猪出栏量。”田保生告诉记者，果园尽头，一个占地20余亩，年出栏量达5000头的猪栏即将建成。　　在南田农场，和董进丰、田保生一样，拥有几亩甚至上百亩果园的职工还有5000多户，全场98%的职工拥有芒果及其相关联的一份产业。南田农场的台农一号芒果和贵妃芒果先后被世界粮农组织和中国果菜大赛组委会评为“中国果王”和“中国果后”。海南农垦总局副局长、神泉集团董事长彭隆荣说：“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让农场一下变出了5000多个庄园主。”　　16年来，南田农场由穷变富了。2007年，南田农场利润突破1000万元，农场职工年收入达到33016元，连续六年居海南农垦之首，并且已有181户职工购买了小汽车，4000多户盖起了小洋楼。　　一场台风逼出改革　　很难想象，这样富裕的南田农场曾是海南农垦系统5大特困农场之首，全国农垦十大亏损企业之一。　　据介绍，1992年之前，南田是一个以橡胶为主业的农场，橡胶种植面积曾多达7万多亩，上世纪70年代也曾创出辉煌成绩??全国第一个产量超过3000吨干胶的农场，荣获了国务院的嘉奖令。然而，由于南田农场位于台风走廊，1992年的一场台风让这个橡胶农场一夜之间从富翁变成了乞丐。全场7万多亩橡胶被吹倒了1万多亩，剩下的也七零八落。加上20世纪90年代国际市场橡胶价格低迷，双重打击让南田面临着“是继续从头开始种橡胶，还是调整结构”的重大选择。　　彭隆荣说，对于南田人来说，这场自然灾害是祸，也是福。惨痛的教训让他们认识到，光靠吃“橡胶饭”，既难以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挑战，也富不了农场职工群众。必须在发展橡胶生产的同时，用足资源优势，做好产业结构调整这篇大文章。　　南田农场领导班子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农场虽然地处台风走廊，但属于天然温室，种植芒果具有早熟的优势，趁春节前后市场空当上市，肯定能卖大价钱。为此，他们向职工群众发出了“大力发展芒果生产，合理改善产业结构”的号召。　　农场在土地、资金、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服务、市场营销等方面，配套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在土地使用上，农场把优质土地承包给职工群众种芒果，3年内免交土地租金。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资金改善水利、电路、道路等农业基础设施。在资金上，建立芒果扶贫资金，帮助困难职工打水井、买果苗。在技术服务上，与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合作开展芒果种植技术攻关，引进和推广优良品种，成立了科技领导小组和芒果技术协会，健全科技网络，做到队队有技术辅导员，大规模开展芒果实用技术进村入户活动。在市场营销上，农场组织人员到内地十多个大城市设立经销点，开拓市场，每年重奖营销大户。　　这些措施出台后，职工群众种植芒果的热情高涨，全场芒果种植面积每年递增亩。截至2007年底，南田农场芒果种植面积已达4.5万亩，加上农场职工在周边乡镇的租用地，南田职工的芒果至少超过5万亩，成为中国最大的芒果生产基地。　　南田农场的成功启示　　在致力于农场发展、为职工群众谋福利的同时，南田农场领导不忘周边群众，把现代农业理念根植到贫困山区。从2002年开始，南田农场发挥自身的技术和管理优势，与周边国家级贫困县陵水县和保亭县积极开展科技联结扶贫活动，先后抽调了400多名党员科技示范户和致富带头人，深入周边农村“帮思想、帮技术、帮种苗、帮营销”。截至2007年底，南田农场与保亭、陵水两县的11000多户黎族群众结成扶贫对子，种植了2万多亩芒果，成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领头人。　　南田农场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改革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外，彭隆荣认为，南田转变经营机制，率先在国有农场引入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经验是成功的关键。　　从1992年开始，南田农场将国有土地按户分配给职工群众，实行“两统一分”的家庭承包经营。“两统”是农场把国有资源的配置和管理统一起来，把职工自营经济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统一起来，对职工种植芒果实行统一种植规划、统一机耕、统一种苗、统一技术措施、统一市场服务。“一分”是把职工能自理的一分到底，由职工家庭“自我投入、自我经营、自我积累、自负盈亏”。既放大农场“统”的功能，又激活职工家庭“分”的作用，大大提高了职工群众对国有资产的关切度，为推动农场发展、增加职工群众收入注入了持久动力。　　海南农垦党委书记张力夫总结南田改革发展的经验认为，南田的首要成功经验是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紧紧抓住了经济结构调整这条主线，促进了企业增效、职工增收；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坚持资源共享、合理分配，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坚持科技兴农、科技致富，努力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转变职能，强化服务，发展群众自治的专业协会，较好地发挥了组织化的优势，从行政领导转向社会服务；开展科技联结，改善周边关系，营造和谐环境。　　如今的南田农场已成为海南农垦改革和发展的坐标，是海南农垦改革发展的方向。南田农场2008年的发展目标是：成为国家级龙头企业，为集团上市做准备；利用海棠湾国家海岸开发的契机，投资10亿元资金大力发展温泉旅游产业……
(责任编辑：单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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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余 饭 后范为常：情满大荒——我的北大荒“后知青”时代（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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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为常，上海知青，曾任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研究所所长】&&
这是我在北大荒工作的第二个十年
这是我人生旅途中风华正茂的十年
这是我生命满溢温暖与快乐的十年
1978年10月我考入了黑龙江大学，离开了生活了十个年头的黑龙江农垦。在离开时我做梦也想不到，四年后自己还会回到这块黑土地，更没想到我不仅重回北大荒工作，而且又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后知青”时代。
年，是黑龙江垦区的改革开放正处在努力探索、艰难前行的阶段，也是垦区的生产力正处在积蓄能量、谋求质变的阶段。如果按照现代化的标准看，这是垦区现代化发轫的时期。我有幸成为这10年的垦区发展变化的一名见证者，更为自己能够为垦区的改革与发展尽了一份绵薄之力而自豪。
这10年的生活与工作经历，我冠以“后知青”时代。那是因为，我仍然脚踏在这块黑土地上，仍然每时每刻感受到千里荒原的脉动，仍然与几十万农垦职工共呼吸。这10年的岁月，丰富了我的人生，开启了我的心智，给我的“后知青”时代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一、重回垦区工作
1982年6月，黑龙江大学78级学生正面临毕业分配，校方将各系78级学生的四年考试科目的平均分数进行了排名，并张榜公布在主楼大厅。我以所有考试科目平均96分的成绩，居经济系78级之首。之前给我的信息一直是留校。进入7月，我得知78届毕业生的分配政策规定了已婚的毕业生，向原则上分回其配偶的户籍所在地；而且根据这个原则，省计委已将每位学生的分配地区下达到了省属各市、地区。7月下旬这个消息被证实，系里也告诉我，留校无望了。后虽经校系两级努力，包括副校长对我说找省计委进行沟通，但最终也没能改变我的分配去向。
在我上大学的四年里，我的妻子张红新一直坚持在853农场一分场学校当教师。853农场地处宝清县，当时行政区划归合江地区，合江地区的行署所在地是佳木斯市，因此我的分配派遣单是指定到合江地区人事局报到。
同班同学袁建坤分配到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国营农场总局也在佳木斯市，是唯一的不在省会哈尔滨市的省局。他父亲是总局粮食局局长，刚刚退下来，不希望他的儿子分回垦区。
我当时考虑，既然分到佳木斯市，不如将我改派到国营农场总局，可能会有利于今后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于是我和袁建坤互有需求，愿意调换报到地点，双方一拍即合。校方当然不会反对，出了改派证明，到学校附近的派出所更改了报到单位。
看着去农场总局报到的派遣单，我确实很郁闷，怎么也想不到上完大学又要回到农垦系统；当然更没有想过我到农场总局能做什么呢？
和我一块下乡到853农场的王昌隆，是我的朋友，四年前也和我一起考入黑龙江大学，他是中文系毕业的。他的情况和我一样，也是已婚的，爱人在853农场新华书店工作，也无法留在哈尔滨工作，分回农场总局报到。但他比我有思想准备，提前托了时任853农场党委书记的沈慰祖同志，请他帮忙在总局机关物色拟去的部门。
我也与沈慰祖同志相识，恰巧沈慰祖同志在省委党校学习结束，来找王昌隆一起回佳木斯。当他听说我也要到总局报到，就说“我原来与总局办公室副主任廖立平联系的是一个人，现在多推荐一个人，应该没什么问题”。
第二天上午沈慰祖同志陪着我们两人到了佳木斯。他把我俩分配的派遣单拿了过去，进了廖立平副主任的办公室。几分钟后廖立平副主任急匆匆上了三楼，又过了十来分钟，廖立平副主任回来了，对我们说“办妥了，两人都留办公室”，还说“组织部说我胃口大，原来打招呼就要一个，怎么两个都要了?我告诉组织部，办公室正缺个学经济的。”这样我就算正式报到了。随即向廖副主任请假先回上海探望父母、再回853农场探望妻子。
探亲假结束，我正式到办公室上班了。当时办公室主任是赵文仲，设三个副主任，分别是郭锡侯、刘福明、廖立平。赵文仲主任是个资历较老的同志，原来在拜泉县当过县长、县委书记，后来在省农场管理局工作，兵团与省农场管理局合并成立国营农场总局后，在畜牧处当过处长。他家在哈尔滨，自己一人在佳木斯。赵文仲主任是个管理事务性工作的好手，那时机关行政事务工作也归办公室管，他把很大的精力投放到了那里。郭锡侯副主任是兵团转业的干部，做过新闻工作，现在分管文秘、机要、档案工作。在以后多次的交往中，给我的感觉他是个工作很严谨的人，对文字工作也很有一套。刘福明副主任是土改是参加工作的，曾在省局当过办公室副主任，和赵文仲主任一样，家在哈尔滨，他分管信访工作，以后不久被抽调到企业整顿办公室当主任，整企结束后任过粮食局局长、后调回总局驻哈尔滨办事处当副主任。廖立平副主任是广东人，1958年的转业军官，来总局前在红兴隆管理局办公室，他长期做文字工作，对起草公文、领导报告很在行，当时分管综合。
秘书科就由三个科长和一个副科长组成（不包括机要室、档案室、铅印室、打印室），没有秘书。科长不分主次，也没有排名先后，三位科长是赵向东、贺平、赵永江；副科长陈忠义。我一直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官多兵少”、“有官无兵”的人员设置结构；如果不来我们两个新秘书，这些科长、副科长领导谁啊？赵向东主要承担党委会方面的工作，贺平主要负责综合，赵永江主要负责办公室日常的文秘工作。赵向东“文革”前入学的大学生，也是我的校友，但他是学中文的，在兵团政治部当过宣传干事。贺平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来总局前在曙光农场。赵永江是部队转业的，来自绥棱农场，10月垦区建立农垦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他就调到农垦中级法院任职，所以与王永江接触并不多。办公室日常的文秘工作主要由副科长陈忠义负责，他是哈尔滨知青、原是局党委书记王振扬的秘书，在7月王振扬同志卸职调回农业部。但陈忠义在1983年就脱产上电大了，文秘工作主要由王昌隆具体负责。我的分工是综合，直接领导是贺平，贺平的直接领导是廖立平，因此廖立平和贺平在工作上都可指挥我。
我首先接受的工作是编辑《农场情况》。《农场情况》是总局办公室编辑的内部简报，不定期印发。《农场情况》主要反映垦区的重大政务信息、重大事件，反映基层政治、社会、经济的新动态，介绍政工、生产经营和农垦事业的新经验。印发范围，对下管理局、农牧场、县团级的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对上省政府办公厅、国家农垦总局（后改为农业部农垦局）等单位。稿件主要来自基层给总局的报告、总局有关部门的调研报告，总局领导也会批转一些材料建议在《农场情况》上刊登。最初，我查阅了一些以往《农场情况》的编发稿件，从中体会编辑的门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在贺平的帮助指导下，基本可以独立编辑《农场情况》了。到了1984年以后，我拓宽了选题范围和来源，《农场情况》每年可以出50期左右，比我当初接手时要多出20多期；在选稿上突出了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增强了时效性、可读性。一些重要的经验性的来稿，要配上短小精悍的编者按语，增强工作中的导向性。编辑《农场情况》是我在办公室工作的第一课，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项工作，使我更多地了解“下情”，并为我今后担任《农场经济管理》杂志社社长的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1982年10月，总局要召开科学技术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那次会上要成立总局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在这次会上王强同志要代表总局做报告。王强同志刚从宝泉岭管理局局长的职上调到总局，任总局党委副书记兼副局长，是列在总局党委书记兼局长赵清景同志之后的“二把手”，机关上下都知道，他很快就要当局长了，现在副局长职务是个过渡。
一天，廖立平副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办公室要为王强同志起草在科技大会上的讲话稿。廖立平副主任要求我，先准备个提纲，提交他审核。我心里很清楚他的本意，一是要考察一下我的文字能力，二是在他正式起草报告时，看看我的提纲能否为他写作报告提供些可参考的东西。
对于刚来总局两个月的我来讲，这个任务不仅陌生而且很艰巨。最大的困难是两眼摸黑，情况不明。但我这个人的特点是，喜欢挑战性的工作，对于领导交办的事一定会尽最大力气去完成。于是，我赶紧行动起来，查阅了许多报刊杂志，把有关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垦区科技工作方面的相关报道做了收集。那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复印机，查阅和摘录资料全是手工劳动，效率低，工作量大。几天后，我完成了提纲，提纲列的很细，即列了“一、（一）、1、”三个层级的。送交给廖立平副主任后不一会儿，他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这个提纲编得不错嘛，你以前是否在农场写过材料？”我一听松了口气“看来过关了。”我如实说：“很少写，写也是小材料，没有写过大型会议上用的材料”。廖副主任话锋一转“这个材料就由你起草吧，一周后把初稿交给我，有什么问题向我汇报。”
为了写好这个报告，我丝毫不敢懈怠，到档案室调阅了近二三年垦区获奖的科研成果和推广业绩，以及近年来王振扬（前任总局党委书记）、赵清景书记的一些讲话、分管农业的副局长朱文熹的讲话等，脑子里的“活材料”多起来了，下笔有底气了。在报告观点方面，我有意强化了一些学术味道，突出了以下几点：第一，垦区的科技人员的主战场是经济建设；第二，科技工作既要重视科研工作，但更重要的科技推广工作；第三，在推广层次上，既要重视推广先进技术，但更重要的重视推广适用技术。
报告初稿完成后，廖副主任很满意，只在个别地方做了一些修改。在廖副主任的建议下，我拜访了科技处处长刘铁男，请他出面约请一些科技人员特别是老专家，对报告进行讨论修改。刘处长是个
“老农垦”，曾任过省委农工部国营农场处处长，他一听我的来意非常赞同。几天后，在他召集下，有八九位老专家和科技干部讨论了报告初稿。我完全没有想到，我把稿子念完，他们争先恐后发言，除了补充了一些例子、纠正了个别的提法外，更多的是交口赞誉。如，刘铁男处长认为是近几年来垦区领导讲科技工作最好的一个报告，对垦区科技工作具有纲领性的意义；还有王明尧、张玉明、陈永承、辛跃先、郭大本、郭燕等人都有较好的评价，甚至有人称赞“这个报告就是放了颗卫星”。听到这些评价，我不仅悬着多日的心放了下来，而且也对自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感到高兴。
报告经王强同志亲自修改后，退回了秘书科安排铅印，我认真看了修改之处，主要对垦区今后要重点推广的科技成果和项目列了十来条，很有针对性。
科技大会在总局二楼大会场召开，我特意去了会场在后排找了个位子坐下。会议上成立了第一届科协，选举了朱文熹为主席，王强同志做了报告。从会场的掌声判断，报告的效果不错。大会刚散会不久，王强同志一边走进办公室一边风趣地说：“我要见见新来的大学生”，他故意把“大学生”的“学（xue）”念成“xiao”。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强同志。已记不清过了多久，赵清景同志只担任党委书记了，局长由王强同志担任了。
初到总局的头几个月，我的心依然没有安静下来，仍然希望找机会能去从事经济理论的研究或教学。特别是1982年12月，我的论文《要运用科学抽象的方法讨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在国内经济学界最大、最权威的学术刊物——《经济研究》上发表了。那是我毕业论文中的一部分改写的一篇论文。我给《经济研究》投稿时，即将毕业离校。我把投稿事告诉了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一位朴姓的女老师），她说，“你的论文虽然评优，但《经济研究》不太可能会采用的”。可未曾想，论文被采用了，我在高兴的同时，更深信自己适合做学问，想做学问的念头特别强烈。科长贺平知道后，向我要了一本样刊，看完对我刮目相看。据说，《经济研究》自1955年创刊到1982年时，整个黑龙江省没有一位经济研究人员能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过论文。据留校的同班同学传话告诉我，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论文一事，在母校经济系犹如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1983年初，系党总支书记舒南同志只身来到佳木斯，面见党委书记兼局长的赵清景，向他提出要调我回黑大的请求。其实，那时赵清景局长并不会认识我，事后我也不清楚他是怎么答复舒南同志的，但结果我还是留在总局办公室。
之后，熊映悟教授又推荐我去哈尔滨市委党校任教。我悄悄地去了一次哈尔滨，在党校试讲了一课。哈尔滨市委党校的张副校长当场决定同意要我，让我先回总局探探领导的态度，如果同意放我的可能性较大，他们就发商调函了。我回来后向廖立平副主任提出想调动的想法后，他马上就给驳回来了，并且不让我继续找其他领导。我只得给熊映悟老师打电话，请他向张副校长做些解释，工作调动之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不让我提出工作调动的廖副主任，自己却在不久调动到南方去了。
1983年1月，办公室赵文仲主任通知我，组织上同意把我爱人从853农场调来了，决定安排到总局幼儿园当老师。我爱人张红新在1979年底已被合江地区人事局录用为国家干部，这次虽然由教小学改为幼教，但毕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解决了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这让我心里踏实多了，在总局有了安心工作的念头了。爱人调来后，我们没有独立的住房，两人分别住宿舍，吃饭就在机关食堂。3月，办公室给我分了一间宿舍，总算有了个家。个人生活逐步稳定，领导对自己的关爱，使我很感激，开始在工作上有了主动性、积极性。
二、参加企业整顿
根据国务院和农牧渔业部农垦局的要求，垦区在1982年开始了企业整顿工作。企业整顿先试点，后全面铺开。友谊农场是部里的试点单位，由农牧渔业部农垦总局、黑龙江国营农场总局和红兴隆管理局三级蹲点调查组，农垦局局长赵凡同志亲自带队帮助该场进行全面整顿。1983年垦区开始全面铺开，其中由总局为主派出的“整企”工作组，有七星农场、逊克农场等。其中逊克农场工作组组长由张福如副局长担任，农业处处长王明旭为副组长，成员有信访科科长李某某、劳资处科长王泽富、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沈兴发，还有基建处、纪检委、畜牧处各抽一人（我记不住姓名了），此外北安管理局也派了一位财务干部。我也被抽调到逊克农场“整企”工作组。
逊克农场隶属北安农场管理局，位于逊克县境北部。逊克农场于1960年由黑河专员公署建场，名为“黑河垦区第一农场”，归黑河专署领导；1962年由解放军总后勤部接收，改为逊克马场，由总后勤部白城办事处军马局领导；1976年1月，逊克军马场移交黑龙江省，归北安农场管理局。
我们去农场“整企”时，库尔滨农场（包括原兵团的东山农场）已并入了逊克农场，成为四分场，这样全场有5个分场。农场土地面积很大，270万亩，其中耕地面积50万亩，林地35万亩。农场管理幅度大，大平台分场（五分场）到总场场部北大沟300公里远，要比去哈尔滨花的时间还长。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在“整企”时一直没有去过大平台分场。
工作组是指导帮助农场“整企”的，“整企”的主体还是农场领导班子。当时党委书记是王金福，场长是王法亮。我们工作组“整企”时间定为一年，中间如果总局要求回去和重大节假日才可以离开农场。
我们经过调研，发现逊克农场资源虽然丰富，但投入严重不足，农田基本建设欠账很大，从军马场转为农场，因此农业生产粗放，经营管理落后，经济效益与耕地面积不相称：1981年粮豆亩产仅110斤、斤；成本利润率1981年-39.5%、1982年-13.8%；资金利润率1981年-25.5%、1982年-8.4%。
通过企业整顿，我们帮助农场健全完善了企业领导制度,实行了党政分工,建立了场长的行政指挥系统,配齐了“三总师”（总农艺师、总农机工程师、总会计师）；调整充实后的基层领导班子，平均年龄有所下降、文化专业水平有所提高；完善和落实经济责任制,推广了联产联利计酬的责任制；通过建章立制，严格了农业生产标准化，如翻地整地质量、收获作业质量、种子管理水平以及粮食出入库管理等，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被总局企业整顿办公室一次验收通过。
这次“整企”对我个人来讲有两个“想不到”：
第一个“想不到”，是与张福如副局长建立了友谊，并且也引起了总局书记赵清景对我的注意。
在逊克农场我和张福如住一个屋，接触自然就多了。每天晚上入睡前，两人都要“砍会儿”，天南海北，没有主题，没有约束，当然也聊了个人经历和家庭。
逊克农场离总局路途遥远，紧挨黑龙江边，从佳木斯（当时总局所在地）去一趟很不方便。到了龙镇站下车，还要坐长途汽车好几个小时。在我们去农场之前，总局领导只有赵清景同志一人在1979年时去过该场。
总局“整企办”召集各工作组回来汇报工作，赵清景书记亲自听汇报。组长张福如和副组长王明旭都没能回来，恰好我回总局，“整企办”负责人周济、刘福明就让我参加汇报。我是替补的与会人员，就在最后发言。我侧重汇报了逊克农场的问题及成因，并对解决的措施提出了建议。可能是大家对逊克农场都不是特别了解，也可能我的汇报又是比较系统和正规，汇报完竟然没人提一些问题。这时，清景同志给我提了好几个问题，比如，投资欠账大的问题、总场场部位置不当有何影响等问题，我一一做了回答。看得出清景同志对我的汇报是比较满意的。
第二个“想不到”是，提高了我对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兴趣，并初有斩获。
通过逊克农场的“整企”实践，使我离开农场5年后第一次与农场有了“零接触”。如果说，以前我仅是一名在基层的“知青”，对农场的经济运行是不太关注的。这次不同了，一是我的身份已变，是上级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二是有了四年大学经济学的专业培训。因此，我对农场经济运行的机制和机理就会换一种视角去观察和研究。通过“整企”，由我执笔，与张福如、沈兴发合作写了一篇调查报告《逊克农场近四年经济效益调查》，在红旗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的《经济调查》（第三辑）公开发表了。
为了进一步探讨逊克农场的现象，我自己一个人去了毗邻农场的车陆人民公社搞调查，试图对国有农业企业与集体农业企业在经济效益方面做个比较，并研究会给我们什么启示。那时还没有身份证，我也没带介绍信之类的东西。好在车陆公社的经管站的同志对我的贸然造访给了较好的接待。他们同意把近几年来的财务资料都让我看了，还允许我做了摘抄。那时的车陆乡只有一家小饭铺，就我一人去吃饭。当天晚上，在那十分简陋、空旷的“招待所”里也是住我一个人。当年只身到农村去调研的事情，已经过去了28年，今天仍然历历在目。
不久，根据此次调研，我写作了《国营农场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从两个不同所有制农业企业经济效益的比较谈起》一文，在《新疆农垦经济》(1984年第4期)发表，并获佳木斯市首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在完成“整企”工作任务的同时，我在经济科学的研究与探讨中，也收获了成果，我感到十分高兴，也觉得这可能就是我“做学问”的另一种方式吧。
&三、文字工作的苦与乐
综合科重要的工作是起草总局的重要文件，或者对其他部门起草的重要文件进行修改把关，起草总局对上级的汇报材料，以及为总局领导起草会议报告。
总局的大型会议通常会成立会务组、材料组、生活组。贺平在廖立平副主任调走后，在材料组里实际是发挥组织协调作用的人。贺平科长对我一直很器重，也有意识给我压担子。我在11月底的党委（扩大）会议的筹备中，首次进入材料组的。
早期材料组的主要人员有：办公室秘书科长贺平（后任总局办公室主任）、农业处科长车广才（后任总局经协办主任）、计划处科长孙良霄（后任农垦大厦总经理）、劳资处科长付树本，这些人主要负责主报告或者主报告中的经济工作部分；宣传部副部长王好（后任总局文化中心主任）、组织部科长孙勇才（后任总局副局长）、主要负责思想政治工作部分。偶尔政研室副主任周济（后任总局宣传部部长）、宣传部副部长郑加真（后任总局史志办主任）、报社的副总编程兆丰（后任总局宣传部部长）也会参加材料的讨论。
我作为材料组的新兵，主要是见习，同时负责向有关处室收集素材。贺平告诉我，在材料组的外围还有几个相对固定的人员负责提供材料。他们是工业处的李浩伟、畜牧处的邓廷秀、农机处的范治同、财务处的朱崇明等。
我参加材料组的第一次活动，对现场情况感到非常奇怪，他们开始就是“侃大山”，你一言我一语的，互相启发、互相补充，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吹路子”。通过“吹路子”，把领导报告的结构框架、观点立意给初步敲定。然后，就开始动笔了。我更奇怪的是，由贺平一个人记录，其他人就是一句一句的说，在说的过程中，选定一句绝大多数人都接受的句子，由贺平记录下来。整个报告，就这样十分缓慢的“写”着，他们自己就戏称为“说材料”。孙勇才自诩“老三段”，意思是领导报告的第三部分通常是“讲保证措施，保证措施的重点是思想政治工作”，这部分是以他为主“说材料”。前面两部分也有“定式”：第一部分通常写工作总结（包括成绩和问题、不足）或形势分析；第二部分通常讲工作指导思想、工作目标（或主要经济指标）、主要工作任务；这两部分主要由生产口、经管口的人负责。
我非常不习惯，而且也不喜欢这样的流程。因为，我认为写作本质上最适合“个体劳动”的，以这种“集体劳动”方式去写作，进度很慢，往往一句话，由于语法、用词的不一致，会来回折腾，也难以敲定。结果定下来的句子，尽管没有语病，但就是没有特色，干巴巴的，不会光鲜闪亮的，至于什么修辞手法很难用上。我私下向贺平说，大家集体讨论一下结构框架和提出什么观点、用上哪些案例，这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必要的。至于具体写作，还是交由一个人写为好。当然也可二人或者三人分任务，最后交一人统一编纂。但当时贺平也无法改变这种工作方式。因此，第一次参加材料组写作的报告内容，至今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印象了，只是印象赵清景同志做了一个关于垦区贯彻落实十二大精神的讲话。
虽然我对材料组采用的“说材料”的工作方式不甚喜欢，但对与这些“官职”都比我高的前辈们一起工作，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在“说材料”过程中，也不都是在说与材料有关的事，经常也会议论一下垦区和机关内部的一些新闻，偶尔也会讲些笑话或领导的趣闻。比如，我听过他们讲领导坐车的特点：张林池是“上车睡觉，下车撒尿”；赵清景是喜欢坐快车，常指挥司机超车，“超过去，超啊，怎么超不过去啊”；王桂林是坐慢车，上车就嘱咐司机“不急啊，慢慢开，安全第一”，然后也是上车就睡觉，但下车不是撒尿而是直奔会议室。我还记得孙勇才讲了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的“故事”：有部门给他打报告，请求批准出去学习考察，这样的报告要是到了其他首长那里，一般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的批示，可是到了颜文斌司令员那里，他的批示太“绝”了：“去吧，去吧，让他们去吧！”把大家乐得捧腹大笑。
1983年9月中旬，
总局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前也成立了材料组，办公室把我从逊克农场整企工作组抽回来参加材料组。我向贺平科长进言，改变以往“集体说材料”的操作方式。贺平同意了，决定开始阶段仍采用集体讨论大的思路，然后由一二个人完成初稿，最后再集体讨论修改初稿。贺平带着我起草报告初稿，他很放手，让我承担了多半。贺平是学数学的，逻辑思维强，文字给人有简练利索之感，给我很多借鉴。我在报告的理论性、学术性方面稍强，两人的配合相得益彰。我们给清景同志的报告确定了《认清新形势，走出新路子，建设新垦区》的题目，强调了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发展旱作农业、在“包”字上下功夫，在“商”字上做文章。我把清景同志平时讲过的“建设垦区景观”（其实就是环境建设问题）也写进了报告，据说清景同志事后很满意。会议对赵清景同志所做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各管理局的书记和局长对报告评价很高。这就是我参与的第一个工作报告。
1983年年底，总局党委在哈尔滨召开工作会议。当时垦区的经济形势并不乐观，1981年的罕见的洪涝灾害所造成的财务与经营困难的情况尚未扭转。国务院和国家农垦总局关于开展企业整顿的工作正在全面铺开。在这种形势下，王强局长要做一个工作报告，关键是选好报告的切入点。经过材料组的讨论，听取了王强局长的想法，我提出主题应该是“提高企业素质”，落脚点是“实现经营状况的决定性好转”，得到了材料组的认可。在王强局长的报告中，重点讲了改革、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抗灾能力等问题，其中提出了一些主要的观点，如农业的联产联利计酬的承包制要向家庭承包推进；加快分离种植业的剩余劳动力，转向多种经营领域；加快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要重视流通工作等。
从1984年开始，我已可以独挡一面做好会议的报告起草工作。之后，我成了总局领导会议讲话材料的最主要的起草者，即便1986年，我调到政研室工作后，本应办公室秘书科承担的这项工作，也随我一起转移到了政研室。在我印象比较深的由我执笔起草的会议报告是以下这些：
总局在1983年开始在大农场逐步配齐了总农艺师
、总农机工程师。为了进一步发挥“总师”的作用，做好科学种田，提高粮豆总产，1984年1月，总局召开了首次总农艺师
、总农机工程师工作会议。我接受为王强局长起草报告的任务，最担心的是自己不是农学专业的，怕说外行话。为了写好王强局长的报告，我向分管农业的副局长朱文熹同志（1985年底改任总农艺师）提议，能否开个小型座谈会。朱文熹副局长很支持，亲自组织了农业处、农机处、农垦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科技人员代表开座谈会，讨论了争取实现粮豆总产70亿斤的措施。我通过大家的发言学到了许多专业性的知识，也为自己第一次起草专业性比较强的报告做了必要的功课。王强局长所作的《加强领导，依靠科学，为实现粮豆总产70亿斤而奋斗》的报告，为种植业结构调整和科技兴农大造舆论，“压麦、稳豆、增加水稻、玉米”的方针和突出科技成果的推广工作贯穿于整个报告，反响强烈。
1987年10月刘成果来总局工作，任总局党委书记。1988年1月总局在佳木斯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材料组要完成两个材料：王强局长的工作报告和刘成果书记的总结报告。这两个报告的执笔人均为我一人。这次会上，时任黑龙江省分管农业的副省长戴谟安同志也要到会讲话（戴副省长的讲话不需要总局材料组准备）。这样一来，刘成果书记的总结讲话讲些什么，就成了我最发愁的事了。那时，刘成果书记住在“将军楼”小院，距我家的85楼很近，我晚上去了几次，就想赶紧把他的总结讲话内容给敲定下来。但我每次去，他都不谈材料怎么弄，就是聊天。后来我给刘成果书记提供了两个选择供他考虑：一是从党委书记的角度，强调贯彻落实“十三大”报告，对垦区改革、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谈点意见；二是谈学习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近年来对农垦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讲话的体会。他并未马上答复，又放了一二天后，他给我答复，按照谈学习赵紫阳同志讲话的体会写会议总结讲话。赵紫阳同志自1982年以来，对农垦有许多重要讲话。特别是在1983年8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在新疆兵团视察时的讲话影响很大。比如他讲到办家庭农场问题时说：“国营农场的大田，能不能联产到劳到户？东北最近突破了一个东西，黑龙江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以小麦为主，都已经联产到户，情况很好。现在有的农民要向国家承包1000亩地，办家庭农场，根本不要国家一文钱，改变了我们的观念。大农场是可以有很多职工家庭小农场，通过承包合同，把它们联系起来，这样农场就会很有活力。现在国营农场，一个是穷，一个是死。办家庭农场可以出效益，也会涌现出一大批会经营的人才。”刘成果书记的学习体会主要包括了：推进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重点是兴办家庭农场，实行“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二三产业，实行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发展多种所有制，特别是股份制，鼓励自营经济、庭院经济。这篇总结讲话，切入点新颖，对照赵紫阳的讲话，联系垦区的实际，有的放矢，针对性很强，绝不是一般性的谈学习体会，而是对垦区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前进方向。各组的联络员在汇报讨论情况时，都一致反映刘成果书记的总结讲话讲得好，特别是肯定了兴办家庭农场，对稳定垦区改革形势起到了表态的作用。直到我离开了垦区多年后，遇到老同事聊到刘成果书记的第一次在垦区“亮相”的讲话时，大家还把这篇讲话视为指导垦区改革与发展的圭臬。
垦区在八十年代末，对发展乳品工业投入了很大力量，成立了以“完达山”品牌为纽带的“乳品联合体”。但奶源不足的问题是发展的障碍，许多农场的乳品厂仅仅是日处理鲜奶5吨规模的小乳品厂。1990年3月，总局在佳木斯农垦大厦召开了畜牧工作会议。我接受了给曾经分管畜牧业的副局长刘文举同志起草报告的任务。我请畜牧处副处长周瑞君（原也在政研室，任农业组组长）为我准备了许多素材。中间还参加了几次由分管畜牧业的副局长王继宗组织的《发展畜牧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讨论。在准备比较充分的情况下，报告起草很顺利。刘文举副局长所作的《尽快把奶牛为主的垦区畜牧业建设成持续稳定增长的支柱产业》的报告，明确了畜牧业的发展方针、发展重点、发展政策，如突出奶牛业、建立畜牧业发展基金、饲料供应及饲料地政策等，为垦区畜牧业的长远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1989年12月中旬在佳木斯召开了农垦工作会议。分管农业的副省长戴谟安、省人大副主任赵清景到会讲了话，总局党委书记王锡禄、局长刘成果作了报告。这次会上，刘成果同志代表总局提出了“改革稳中求深，经济稳中求进；科技兴农，管理兴工；良化经济社会小气候”的工作思路，即“两稳两兴一良化”，这个工作思路的刘成果局长自己的概括。我们材料组只不过是做了“诠释”。会议提前准备了五个子方案，提交参会人员讨论。我认为，“两稳两兴一良化”的工作思路，实际不止指导了1990年的垦区全面工作，起码指导了三五年的工作，是很有政策张力的、凝聚团队意志的口号。
1991年3月，刘文举同志接任总局局长，半年后召开农场经济工作会议，这也是刘文举就任局长后的第一次大型会议。这次会议也是一次拉练的会议，从绥化管理局一直看到嫩江管理局的查哈阳农场，会期前后8天。到了查哈阳农场，刘文举局长要做个报告。我一路脑子没有闲下来，一直沉湎于材料的构思中。这个材料由我带着计划处综合科科长张汉民共同完成，我们俩就住在农场场长办公室，天天弄得很晚。最后报告共写了七八个问题，我印象重点就是两个“50”，即50亿公斤商品粮、50万头奶牛。主要措施有，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和贸工农一体化；调整粮食作物结构，稳豆、压麦、大力发展水稻、玉米；大力发展畜牧业，重点发展奶牛和肉鸡，积极扩大青贮和苜蓿种植面积，推广机械收割青贮。应该说，这个报告对垦区后来水稻、奶牛的大发展起到了一个动员令的作用。
1992年1月上中旬总局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高举奔小康的旗帜，进一步改革开放，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垦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党委书记王锡禄同志在会议上有个报告，材料组有我和宣传部副部长高德谦、办公室科长刘锡荣等人，报告由我统稿，我把报告标题敲定为《新时期垦区党组织的历史使命》，王锡录书记审查后非常满意。这个报告提出，带领垦区人民实现小康是垦区各级党组织的历史使命。这是我离开垦区前参与的最后一个重要会议的报告的起草工作。
我在这10年里，一共给总局领导起草过多少讲话稿已经记不清了。总局的一些行业性的会议，分管的局领导也会来找我写讲话稿。有的时候，他的分管部门已经写好了报告，但他不满意，还会临时找我修改甚至重写。记得分管工业的副局长付朋曾有一次拿来材料要重写，材料第二天就要用，而我手头给张福如副局长的讲话稿还差点才收尾。这把付朋同志急得够呛，一个小时就来看一次，我是否开始给他写讲话稿了。王锡录书记是抽烟的，我的烟瘾也很大，所以给王书记写讲话稿，他每次都会拿点好烟犒劳我。
写材料是个苦差事。加班加点是常事，星期天也难得休息。我晚上加班写材料，搞到下半夜二点多也是家常便饭。为了写好材料，还需要往有关处室多跑跑，捞点“干货”。平时与财务处、统计处都要保持密切联系，确保在第一时间得到最新的月报、季报等资料。写报告还要非常熟悉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最新精神，我有在机要室阅读地师级文件的特殊待遇，对《人民日报》、《求是》、《黑龙江日报》、《瞭望》、《半月谈》等时事类的报刊杂志，要经常翻阅，自己还备有摘录本，以保证自己的思想不落伍、语言不陈旧。经过几年的磨练，我写材料驾轻就熟了，通常的速度还较快，快得时候，一天可以写一万四五千字，写得慢点儿，也能写七八千字。所以，久而久之有了“总局大笔杆子”之称号。
四、投身农业改革
黑龙江垦区的农业改革之路很不平坦。农业改革肇始于1979年，一是国家（由总局代表）对国营农场实行财务包干；二是农场对生产队、生产队对班组、个人实行经济责任制。之后，借鉴农村联产承包制的做法，国营农场的经济责任制也开始多种形式了，如联产联利、产量工资、全奖全赔的大包干等等。1984年底至1985年初，出现了暴风骤雨式的办家庭农场的改革高潮。总的看，声势大，起步急，理论和政策准备不足，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不断的“试错——纠错”，逐步走上正轨、步入坦途。
让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垦区农业改革的历程吧：
1982年，垦区的依安农场实行了“定额上交、超额分成、余者全奖、亏者全赔”的农业承包办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实现了粮豆总产、单产、经营利润超历史，其中生产队留成30万元、个人分配50万元。而这个农场当时建场已26年，只有2个年份盈利，其余年份全是亏损。1983年省委农工部副部长王槐隆调查后，在垦区大力推广“大包干”的形式。
1983年初，垦区的858农场贯彻中发[1983]1号文件，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时，15生产队的王木存是1958年从部队转业的老机务工人，觉得过去吃“大锅饭”时有劲使不上，现在允许承包了是个好机会，决心搞个人承包大干一场，他带领全家6口人，于1983年1月同15生产队签订了3年的承包合同，租赁生产队1组配套农机具，承包耕地146.7公顷，在完成上缴利费税后剩余全部归己，上不封顶下不封底，全奖全赔的大包干分配办法。垦区第一个家庭农场就这样诞生了。本人作为《黑龙江年鉴》（1984年）的撰稿人，曾对此事作过记载。
1983年8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视察时，尖锐地批评了国营农场“一死二穷”，并且明确提出，国营农场要办职工家庭农场，实行“大农场套小农场”体制。
同年11月农牧渔业部农垦总局在京召开会议，提出“试办”职工家庭农场，不久农牧渔业部下发了《关于在国营农场兴办职工家庭农场的意见》。
1984年中央下发了1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其中对国营农场改革问题有一句话，“国营农场应继续进行改革，实行联产承包制，办好家庭农场。机械化水平较高，不便家庭承包的，可以实行机组承包”。中央1号文件第一次明确了“办好家庭农场”。但怀疑的人、想不通的人，却强调“机械化水平较高，不便家庭承包的，可以实行机组承包”的这句话。当时，多数农场兴办家庭农场步履维艰，全垦区家庭农场的耕地大约在5%。
黑龙江省委农工部非常关注垦区兴办家庭农场的进展，决定组织管理局主要领导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取经。农工部副部长王槐隆担任考察团团长，张福如为副团长，原农工部部长田澍为顾问，成员有：9个管理局党委书记、友谊农场场长何士深（后不久任友谊县县长）、宝泉岭农场场长李海峰（后为宝泉岭管理局副局长）、省委农工部国企处处长程竟、总局劳资处科长付树本和我（已提拔为办公室秘书科科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这次考察十分重视，自治区副主席、兵团第一副司令员谢高忠全程陪同，考察了农一师、农二师、农四师、农七师、农八师的农牧团场和一些工业企业，参观了农七师131团职工耿千里创办的兵团第一个职工家庭农场。在兵团总部陈实司令员向垦区考察团介绍了兵团农牧团场推行了以土地联产承包、兴办家庭农场为主体，以发展职工庭院经济和开发性家庭农场为两翼的改革（简称“一体两翼”），建立了农场内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做法与体会。这次考察了先行一步的新疆兵团，对黑龙江垦区的农业改革起到了推动和借鉴的作用。考察回来，我执笔的两篇、付树本执笔的一篇考察报告均在《农垦报》上刊用了。（附记：这里顺便说点闲话。在兵团总部陈实司令员宴请考察团时，还有已经离休的兵团老干部出席作陪。其中，我在的一桌有位老红军问我，“颜文斌好吗？”我只得抱歉地说“兵团时我在基层，不认识兵团首长”。他说“他给我当过警卫员”。我顿时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
9月底，总局召开管理局长会议，指出办家庭农场是国营农场改革的突破口。1985年2月
，总局下达了《关于国营农场办好职工家庭农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简称《十八条》），这个文件是在王强、张福如两位领导亲自主持下制订的，参与文件讨论起草的有政研室、劳资处和办公室有关人员。到3月，全垦区家庭农场猛增到13.6万个，承包耕地2128.9万亩，约占总耕地面积的84%,参加职工21.5万人，约占农业职工人数的70%。全垦区约72％的大中型拖拉机和约77％的收割机及绝大部分国产农具，以无抵押赊购方式转让给了职工。分配形式普遍推行了定额上交、自负盈亏的“大包干”。
但是，急风暴雨的改革也出现了两类问题： &
一类属于生产力的不协调与错位。如由于分户经营，该统一的农艺、农机技术措施被废止了；有机户与无机户的矛盾暴露了；农机作业损失了效率，“大马拉小车”；作物布局破坏了，出现“花花田”。技术干部对这类问题反映最强烈。
另一类属于管理失控和没有经验。兴办家庭农场后，职工的固定工资变成档案工资，生活靠农场预借生活费解决；家庭农场的生产流动资金也要靠农场垫支。这就是所谓的“两借”。但是初期国营农场对大部分家庭农场的粮食产品没有控制起来，卖粮收入归了个人，家庭农场上交利费税又收不上来或者收不足，无法偿还预借的生活费和生产费。于是就出现了“负盈不负亏”的问题，即风险全部转移到了大农场头上。管理干部对这类问题反映最强烈。
对于上述问题，必须摸索出解决的办法。在陪同张福如同志下场调研后，我决定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得到了他的赞同。经过两个月的反复修改打磨，张福如同志和我共同完成了《对国营农场办家庭农场的几点认识》。在张福如同志的坚持下，决定把文章寄给《红旗》杂志（现在的《求是》杂志）。1985年《红旗》杂志第11期刊登了。文章的刊登表明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对国营农场改革的支持态度。今天读来，有些工作建议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如：
“大农场要搞好对家庭农场的组织、协调、指导和服务。······对家庭农场提供制种、育秧、植保、排灌、防疫、配种、农机维修、供应生产资料、农产品加工以及贮藏、运输等各种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还可提供指导、咨询、培训、资料、信息、会计核算等技术服务。
家庭农场要切实做到自负盈亏。目前，对家庭农场预借生产费用和生活费用，这种“两借“有较大的弊病······今后要把“两借”改为“两自”。
应该延长家庭农场的土地承包期······国营农场的家庭农场也完全可以像农村一样把土地承包期固定在十五年以上，生产周期长和开发性的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承包期应更长些。”
由于1985年遇到自然灾害，终于一场改革回潮还是出现了。1986年初，垦区家庭农场由1985年的13.6万个，减为9.17万个，减少32.6%；承包耕地由1985年的2128.9万亩，减为1105万亩，减少48.1%；参加家庭农场的职工由1985年的24.6万人减为17万人。
面对这种“大反复”，一大批坚定主张兴办家庭农场的干部职工都很着急，特别是力挺改革的赵清景、王强、张福如等总局领导的压力很大。
当时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对垦区的农业改革十分支持，1985年底以省政府名义在哈尔滨召开了全省国营农场工作会，对兴办家庭农场提出了“稳定、完善、提高”的方针，赵清景书记和王强局长的讲话重点都是讲“坚定不移办好家庭农场”。
1月中旬，省委书记孙维本、省长侯捷、农工部长王玉生等领导来佳木斯市现场办公，并视察了垦区部分农场。那次我见到了黑大同系的77届同学潘乃仓，他给省长侯捷当秘书。他告诉我，这次孙书记和侯省长多次讲到农场的经济改革，支持垦区办好家庭农场，要求加快建立起“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结构。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省委农工部那段时间非常密集地到垦区进行调研和指导改革，我曾多次陪同农工部副部长王槐隆、国企处处长程竟、办公室副主任杜宇新（不久去县里任职锻炼，现在是省政协主席）和工作人员汤贞如（上海知青）、鄂佐星等人到农场调研。省委农工部在垦区兴办家庭农场问题上始终旗帜鲜明、态度明朗、毫不动摇。
198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8号文件，该文件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农垦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报告》，强调“要围绕兴办家庭农场和推行各种经济承包制度，完善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
1986年4月，全国农垦工作会议在北京密云县召开，我作为秘书科科长跟随王强局长和各管理局局长出席了会议（我去时还是科长，在回佳木斯的列车上王强局长告诉我，组织上已决定任命我为政研室副主任）。那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同志给与会人员讲话，没有讲稿，也没有提纲。在他的讲话中透着一股实事求是的精神，他承认国营农场目前的改革是出了一些问题，但出问题不可怕，也不必惊慌；不改革的困难要比改革大。他的讲话，我认为对当时垦区内部因观点不同而出现的两种尖锐对立的情绪起到了缓解的作用。
1986年5月，王震同志请农垦局局长赵凡同志替他准备向中央写报告，表示支持兴办家庭农场。赵凡同志请中国农垦经济研究所所长许人俊同志出面组织起草这个材料。除了许人俊、贾哲民（农垦局调研室主任）外，主要从几个垦区抽人参与此项工作，有黑龙江的我，新疆兵团的政研室副处长周国胜（后为政研室主任、兵团副秘书长）、江苏农垦政研室主任华荣传、广东农垦政研室副主任韩宗琪。许人俊所长把我们安排在万寿路的农业部招待所，有时讨论就在许人俊家（招待所就在许所长住宅区里）。许人俊和贾哲民同志都是从部队转业到原农垦部的老同志，政策水平都很高。在他们二位的主持下，主要执笔人是我、周国胜和华荣传三人，我们前后工作了不到10天，几经讨论、修改，完成了初稿。赵凡在农垦局听取汇报的会议，我们起草的人也参加了。但不知这份材料最后怎么处理的。
1986年12月底，总局在佳木斯召开国营农场工作会议。在此之前，在政研室主任陈晏的带领下，我们政研室为总局起草《关于兴办职工家庭农场情况的报告》，准备向省委、省政府汇报。报告由我执笔。这次会议上省委农工部副部长王槐隆到会讲了话，王强局长作了总结报告。
直到1987年4月，当年承包合同落实后，我们悬着的心放下来了，根据政研室建立的“农业改革统计”，家庭农场又有新的发展。共办各类家庭农场111847个，比上年增加20135个。家庭农场的劳力22.2万人，承包耕地约1200万亩，分别比上年增长6%和8%。另有各类非农专业户8277个。还有机组承包1825个，劳力1.64万人，承包耕地225.9万亩；机耕队承包62个，劳力1.8万人，承包耕地317.1万亩；生产队或机农联合大组承包731个，劳力5.9万人，承包耕地840万亩。
1987年6月初，总局在宝泉岭管理局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内容主要是研究加快改革、深化家庭农场改革、双增双节和32个大场工作等。各管理局书记、局长、体改办主任、老干部代表、32个大场场长共160多人参加会议。张福如副局长代表总局做报告，此报告也是由我执笔起草的。
从1984年底算起，到1986年底，已兴办家庭农场为突破口的农垦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完成了两年了。期间一直有争论，陈晏主任一直想对改革做个小结。这样，我在政研室的同仁的协助下，写了一篇《两年改革话得失》，在《农场经济管理》杂志（1987年第三期）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对当时如何评价改革，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垦区农业改革形式基本稳定下来是在1989年。1989年1月
总局党委以黑垦发（1989）3号文件下达了印发《关于进一步稳定完善提高家庭农场为主的多种农业承包形式意见》的通知。到4月份，垦区共兴办职工家庭农场16.3万个，承包耕地2164.82万亩，参加承包职工25万人，其中独户15万个，联户2518个。另全垦区有机组承包768个，承包耕地96.1万亩，参加承包职工3536人；机耕队和生产队175个，承包耕地276.3万亩，参加承包职工13937人。以家庭农场为主的多种农业承包形式的基本格局终于形成了。
那几年，整个政研室站在改革的风口浪尖。为了更准确的发表观点、给领导提供可信的情况，我们政研室把主要精力都投放到了农业改革上了。政研室三个领导，经常一人带一个组，在不同的农牧场搞调研。我为了比较和鉴别不同承包形式的效果，除了研究家庭农场外，还专门研究了机组承包、生产队承包形式。记得，我和同事陈平专门去290农场调查外机队、去597农场的长林岛分场调查机组承包，取得大量的样本实例。
在艰难的改革过程中，总局党委和总局主要领导思想解放、改革意识强、态度坚决，对勇于改革的干部和职工给予大力支持，对其中做出贡献的给予一定的荣誉。如：
前锋农场场长韩波积极推进农场改革，成绩显著。1987年“五一”节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分别授予前锋农场场长韩波“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称号，并颁发了“五一劳动奖章”。总局召开表彰大会，王强局长、邓灿副书记代表全国总工会和总局党委给韩波颁发了奖章和证书。
绥滨农场在建立“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的探索，农场工会主席李世颖同志配合党委，引导职工正确对待改革、积极投身改革，做出了贡献。1988年李世颖同志被全国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被省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
前锋农场李长彦家庭农场是全国最大的开发性联产家庭农场，经营1.2万亩耕地，4年间50万元固定资产全部收回，为国家节约投资50多万元，纯盈利31.7万元。1989年李长彦被总局团委评为青年标兵，4月他被团中央评为“全国青年勇于改革新星”，赴京参加了5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青年勇于改革十大新星表彰大会。
1989年8月，尖山农场六队双鸭山市下乡的知青徐茂芳，办起了3000亩地的独户家庭农场，并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在垦区农业改革中，有一批农场领导干部始终站在改革的前列，勇于探索，如：绥滨农场场长周振江、前锋农场场长韩波、尖山农场场长刘万勤、江川农场场长姜夏等。
五、农垦改革的思与行
农垦改革特别是国营农场的改革难度很大。其原因是：第一，很多国营农场就是在短缺经济和计划经济时代，动员国家的力量，在社会无依托的地方建立起来的，其非企业性的因素（如办公检法、教育、卫生、民政和戍边等）远超过城市的工商企业；第二，国营农场自身的非典型性，即在所有制和管理体制方面与城市的工商企业相似，而在生产方式、劳动对象和地理分布上与农村经济相似。因此农垦改革特别是国营农场改革，就不可简单套用城市和农村的改革经验。
1987年2月，我在国营农场改革与发展结合的角度出发，对国营农场的改革进行了宏观层面的思考，文章在黑龙江省委理论刊物《奋斗（内部版）》（1987年第2期）刊登。我提出了四个问题：一是改变单一的经济结构，形成有活力的优化的经济结构；二是改变板块式的经营管理体制，形成网络式的经营管理体制；三是改变半自给的自然经济模式，形成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商品经济模式；四是改变以中间技术、落后技术和经验管理为前导的粗放经营的生产方式，形成以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为前导的集约经营方式。
总局政研室在1991年8月前负责指导垦区的改革；1991年8月
总局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实行委员会制，刘文举局长为主任。委员由总局政研室、计委、经委、建委、财务处、劳动局、农业处、审计处、商业局、组织部、编委、工商物价局、工会等部门的领导组成。我被任命为体改委办公室主任。
鉴于我本人在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中做出的成绩，1990年被黑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评为黑龙江省体改系统先进工作者。
我在政研室、体改办工作期间，对探索、试验、创新这些词有了更具体、更感性的认识。以下几件事给我印象深刻：
第一，关于家庭农场雇工问题。
1990年春末秋初，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的主任记者王来喜同志，就垦区建三江管理局部分农场出现家庭农场雇工的现象，写了一篇采访稿在《动态清样》刊登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政治局常委乔石等阅后分别有了批示，批示的态度与语气还属于中性的，原话已记不住了，总的意思是组织人进一步进行调研。当时“六四”风波刚过去，对雇工问题相当敏感。
王来喜原是兵团报道组长，1977年转业到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工作。他经常到秘书科找我聊天，了解总局的“新闻”。我1986年调到政研室后，还是常去我办公室聊天。我经常给他一些材料，后来有几次，他就让我写一些报道稿，发表时就署我的名，冠以“报导员”。从个人关系角度讲，是朋友。但我看了他的这次报导稿后认为，虽然反映的问题是事实，可是文章的倾向性还是较明显的。我见了王来喜也直接与他交换过意见。
不久，根据中央领导批示的精神，北京来人调研了。来的人有两位，一位是詹武，另一位是耿亮。总局决定由我接待，并陪同去建三江局调研。我在大学读经济系时就知道詹武的大名，那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此次他是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身份来垦区调研的。耿亮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流通体制改革司的一名处长，后来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后来几天与耿亮处长熟悉了，他告诉我詹武同志资格很老，在延安马列学院任过研究室副主任，给任弼时当过秘书，建国后任过中国银行总行副行长。
詹武、耿亮到佳木斯后，稍作休息就要去建三江局。本来总局领导还想给他们汇报整体改革的情况，他们任务在身坚持马上出发。我们到了管局后，党委书记王振捷、局长刘廷佐出来陪同。王振捷书记汇报了建三江兴办家庭农场的情况，同时对家庭农场雇工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基本观点很明确，坚决反对，认为这是少数人占有国家资源致富，对雇工型家庭农场忧心忡忡。詹武、耿亮没有表态。
之后，我们去了前锋、前哨、前进农场。在前锋农场看了一户开发性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场长不在，就与工人聊了会儿，这些工人多数从本省农村来的，不掌握农机技术。农机手还是农场职工。我们还想问，工资收入，工人说管吃住，刚干不久，还没开支。问劳动强度，工人回答还行。
在农场场部，农场场长韩波和农场党委书记与詹武、耿亮进行了座谈。农场领导对雇工的看法没有那么大惊小怪的。他们的观点很简单：土地多，要发展开发性家庭农场，主要要靠农机，但辅助性工人不好找，而农村人多地少，剩余劳动力就来了。生产力发展了，粮豆总产增加了，这是关键。农场干部关心的不是允许雇几个人和能不能超过8个人，他们关心的是，上级会不会要求取缔雇工型家庭农场，如果这样，老百姓已经投入的全要打水漂了，非到农场上访不可。
在调查中，詹武和耿亮的话不多，也不随意表态。我觉得他们很谨慎。
在陪同期间，我不间断地介绍垦区改革的情况、对当前改革的不同认识，同时也向他们表示了我对家庭农场雇工问题的看法：
一是家庭农场雇工在黑龙江垦区比较普遍。作为我们在垦区从事政策研究的人来说，早就了解基层有雇工问题。人均占有土地资源多，这是雇工型家庭农场较多的物质条件。其他管理局也有雇工型家庭农场，就是数量比建三江少而已。比如垦区西部的九三管理局，他们局体改办统计，1986年有雇工型家庭农场43个，平均每场雇工6人，最少3人，最多43人。
二是兴办家庭农场使得土地、农机、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重新组合，有的家庭农场是原机务工人办的，会农机，就可能多承包土地，原来是农工的，就成了无机户，甚至不要地了，他们就有可能成为被雇佣者。
三是建三江的雇工型家庭农场主要是开发性家庭农场，许多承包的是弃耕地，或者低洼易涝地。这对增加经济总量是有好处的。
四是雇工型家庭农场的土地仍然是国有土地，这和土地私有制下的富农雇工是不同的，家庭农场主是要向大农场上交利润、费用和税金的。
五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不要推到重来，失信于民，造成新的损失。
詹武和耿亮离开垦区前，非正式地和我谈了一下他们的看法。大意是，家庭农场雇工是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还需要观察和研究；对家庭农场雇工，不提倡；已办的雇工型家庭农场，要引导向合作制、股份制过渡，也不赞成全都取缔。他们回京后，耿亮为了起草他们的调查报告，要一些情况和数据给我来过两三次电话，但他们的上报的调查报告，我们垦区始终没有见到过，当然更不知道中央领导对他们的调查报告又有什么新的批示。
第二，绥滨农场被列为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
宝泉岭管理局的绥滨农场在1985年全垦区农业改革出现“大反复”、“大倒退”中，不但没有动摇，而且在不断完善和提高，取得了改革促发展的好形势。当时周振江任农场党委书记，1986年底改任场长。他在兴办家庭农场的改革中，思想解放，态度坚决。绥滨农场坚定改革的典型，是农场党委、行政和工会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于绥滨农场这个改革典型，宝泉岭管理局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指导。尤其是分管改革的宝泉岭管理局副局长刘荣弟、体改办主任赵朝荣、副主任王海和后任的体改办主任张修忠等，都为绥滨农场改革做了大量工作。
1987年，绥滨农场在办家庭农场、深化改革方面受垦区各单位注目。从4月到7月前来参观学习和考察的单位达74个，计1530余人，省人大主任李剑白在此期间也前来了解情况。
当我们听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根据中央5号文件关于有计划的建立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指示精神，要向国务院报送试验区的单位和项目时，总局局长王强、副局长张福如要求我们准备材料，将绥滨农场情况上报给省委农工部，申请列入全国农村改革实验区。根据9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农村改革试验区请示的通知》，全国首批共批准14个农村改革实验区，绥滨农场榜上有名，是全国列进试验区的唯一的国营农场。绥滨农场的项目是“国营农场体制改革”。根据文件精神，“对试验区不宜给过多的物质支持，以保持其典型性。但是有些需要给些条件的，也应予考虑。······绥滨农场为改造低产田，希望农垦系统给些投资照顾”。绥滨农场成立了试验区办公室，我代表总局体改办参加了农村改革试验区项目的领导小组。
从试验区建立之日起至1993年底，为第一期改革试验阶段，为期七年半。对于试验区项目，国务院农研中心的文件讲得过于笼统，我们经过讨论确定为：实现家庭农场规范化，国营农场规范化；实现土地集约经营上的突破和农工商综合体上的突破。具体地说：一是进一步完善职工家庭农场和家庭农场生产协作体；二是进一步完善“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三是进一步提高土地集约化经营水平；四是进一步开展多种经营；五是进一步发展农工商联合体。
对试验区工作，坚持超前探索、创新制度，重点突破、配套推进。我们也向总局提出在符合规划、符合程序的前提下，对试验区有关项目建设优先给予支持。
省农委对改革试验区也很支持，省农业宣传中心到绥滨农场八队录制《李贵友办家庭农场》和《家庭农场的金连环》两部电视记录片，反映绥滨农场办好家庭农场的情况。
1988年8月，我陪同国务院农研中心三名研究人员到绥滨农场进行实地调查，带队的研究员是留苏的工学博士。我们在建立试验区监测指标体系方面从来没有做过，国务院农研中心的研究人员给了我们很好的指导和帮助。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试验区在家庭农场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方面取得进展，先后制定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53个；对“两田制”（即职工承包的土地分为基本田和责任田两种）、生产费和生活费由“两借”变“两自”方面做到了稳定和提高；在大农场配套改革方面，农场加强了农工商综合体建设，重点抓了以奶牛为基础，以现代化加工设备为龙头的牧工商一体化建设，促进了农场产业结构的调整。
1991年，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的温铁军同志只身一人来绥滨农场进行考察，他认真听取了农场、管理局以及我的汇报，对绥滨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建设给以了相当高的评价。特别是他听说家庭农场的两费基本自理后，认为就凭这一条就足以说明办家庭农场是完全正确的、效果也是好的。
记得当时我和温铁军私下讨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国营农场的财产制度改革。我们俩共同的认识就是，今后国有农场的产权制度改革是无法回避的，国有农场只要把握住一条即可——对国有土地资产享有使用、收益的权利。（附记：我再见到温铁军的时候，已是2007年了。在宁夏召开的农垦经济研讨会上，他作为国内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给与会人员做了个讲座。我俩见面时，仿佛在绥滨农场调研的日子就在昨天似的。）
第三，推进二三产业的改革。
黑龙江垦区产业结构中的“短板”是二三产业。当垦区上下的焦点聚集在农业改革时，全国的城市改革已经向纵深推进了。回忆垦区的工商企业改革的过程，是一个由浅到深的渐进过程。
第一阶段：简政放权、扩权让利
由于投资渠道单一，垦区所有的企业都是上级投资，下级企业都是上级企业的全资子企业，而上级企业都要听命与管理机关。可以说，企业没有自主权，没有真正作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
早在1984年7月整党期间，总局党委通过学习文件，从七个方面给企业松绑放权。1987年总局以农总体字〔1987〕11号文件发出《场办工业经济体制改革试行办法》，强调进一步向场办企业放权，把企业搞活。1988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
》，王强局长在会上多次要求各企业和农场都要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
》。那时的改革，还是浅层次的、有限度的改革，企业作为上级管理机关的附属物的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第二阶段：改革企业领导体制
在八十年代的中期，我们工商企业的领导体制还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远远不能适应当时提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改革企业领导体制是垦区推进工商企业改革的前哨战。总局决定在浩良河化肥厂召开试点动员会。总局机关的办公室、组织部、政研室、财务处、计划处、工业处、商业局、粮食局、外贸局、物资局等部门都派人参加，另外总局的直属工业企业、9个试点农场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福如副局长代表总局布置了改革试点工作。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在当时思想认识上也有一定的分歧。根据《企业法》提出的“企业建立以厂长为首的生产经营管理系统。厂长在企业中处于中心地位，对企业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负有全面责任”，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部分干部就产生了“失落感”，有的说，精神文明建设都由场长负有全面责任，那党委书记还干什么”
，有的提出“中心”与“核心”的关系怎么摆？但总的来说这一步改革，没有出大的纰漏，与办家庭农场相比就属于较顺利的了。在之后的两年，全垦区的领导体制就全部调整到厂长（经理）负责制了。
&第三阶段：推行承包经营
1987年冬，我与政研室负责工业改革的史晓丹（现为北大荒农业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先后去浩良河化肥厂、依兰收获机械厂、红兴隆机械厂搞调研。1988年2月，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主要内容是“两包一挂”，即包上交利润、包技改任务、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条例，总局在1988年4月，决定对直属工业企业实行公开招标承包经营。经过招标竞争，佳木斯肉联厂厂长孙世明中标承包；浩良河化肥厂由厂长张玉良承包；依兰收获机厂由副厂长丛殿福承包；迎春机械厂由厂长李一钧承包。
第四阶段：场办工商企业转变经营机制
历史上国营农场都有过“自然经济”的阶段，主要表现在：建立了一批自我消化、自我服务的场办工商企业，如粮油加工厂、农机修配厂、木材加工厂、砖瓦场等；产品没有竞争力，成本没有优势；企业人浮于事，“大锅饭”、“铁饭碗”、“铁交椅”严重。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在城市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挤压下，场办工业企业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1988年底，我和同事史晓丹对宝泉岭农场、850农场、8510农场、兴凯湖农场造纸厂等场办工业企业进行了调研。1989年1月总局下发了《关于深化工商运建服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快工商运建服企业改革，做好经营机制的转变。到4月份，全垦区1860个工商运建服企业已实行承包的1406个，占80.3%，实行租赁的286个，占12.7%,实行转让、拍卖的47个，占2.5%。
深化工商企业改革是一篇需要不断续写的大文章。由于我1992年4月离开了垦区，之后工商企业改革的推进的路子，我就不可而知了。但我相信，涉及企业财产制度的改革（即产权制度改革）一定会提到改革的日程上来的。
第四，探索政企分开。
友谊农场是我国“一五”期间156个重点工程之一，由原苏联援建，是国内最大的谷物型农场。在历史上，1960年设置友谊县；1962年撤销友谊县，恢复集贤县；1964年恢复友谊县建制，县、场实行“一套人马、两个牌子”；1973年撤销友谊县，并入集贤县；日，国务院批准，恢复友谊县，以合并于集贤县的原友谊县的行政区域为友谊县的行政区域。可见，友谊农场建县，几经变化。1984年的友谊县是在友谊农场的基础上恢复和建立起来的，时任场长的何士深出任了县长。由于新建的友谊县一无所有，就从农场切割部分资产，抽调部分管理干部，一时两家关系很紧张。农场当初盼望建县，结果建县后多了个“婆婆”，而且是个对自己“门儿清”的“婆婆”。
1985年8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同志受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委托，来垦区慰问
广大干部职工，并参加了友谊农场30年场庆。农牧渔业部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同志陪同王震同志到了友谊农场，晚饭后赵凡同志在友谊农场小宾馆会议室，对建县后的情况很不满意，尤其对分割了场部一些服务性单位和资产十分光火，说“这是农场的资产，就这么划走了，为什么不经过部里同意，国有资产怎能这么管呢?”我作为总局赵清景书记的随行人员，当时在场目睹了这个情景。
这种场县紧张的关系一直持续着，对农场和友谊县都有负面影响。1988年，总局决定着手研究，提出解决的办法，组织了由编制办主任李开良为首的几个处室干部，为总局领导提供一个建议性的报告，我也是其中一位。我们去了友谊农场听取了白迎科场长的想法，又查找了新疆兵团农八师和石河子市的体制（农八师和石河子市实行一个党委领导，领导班子分设，采取师市合一体制）、河北柏各庄农场与唐海县的体制（唐海县实行县管农场体制，仍保留“国营柏各庄农场”名称）等资料。最后，我们的建议报告比较大胆，提出：改革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友谊农场建县不利于保护农场生产力，建议停止试点。
&总局领导也认可了这个意见，并向省政府体改委做了反映。当时分管体改工作的常务副省长陈云林曾组织省有关部门在天鹅饭店讨论了一次友谊农场建县的问题，我是代表总局领导参加会议的，也提出了“建议停止农场建县试点”。
日，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讨论友谊建县试点问题，总局党委副书记王锡禄等同志参加。会议最后决定：继续进行试点，但是政企要分开，场县分设，分别归佳木斯市和农场系统管理，建立友谊县委和农场党委，分别由系统任免干部。3月中旬，省委、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友谊改革试验区改革方案》。4月中旬，经过协商会谈，最终达成了协议，友谊县县长、友谊农场场长、佳木斯市代表、总局代表、省政府工作组负责人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
虽然总局提出的“停止试点”的建议未被采纳，但在建县过程中如何保护农垦企业的权益问题，还是得到了上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最终维护了垦区的利益。
六、当好领导决策的参谋
1986年3月我被任命为政研室副主任，过二三个月后，政研室原负责人周济调宣传部任部长，财务处处长陈晏调政研室任主任。在这之前，政研室人手不齐，许多工作难以开展。我在政研室时，人员已达10人，除了3位室领导外，还有魏壮修、周瑞君、陈平、史晓丹、杨文道、张红新、阮宝鹏。后阮宝鹏调走，调进毛家宝。张红新是我爱人，比我早两年（1984年）调入政研室工作。在调我来政研室时，我提出两口子在一个部门的问题，组织部说，政研室不是权力部门，没大碍。
陈晏主任是老农垦，虽然没当过兵，但在1949年6月就参加了国营农场工作，1956年在铁道兵农垦局当过财务科科长，还曾在我下乡的853农场当过财务科长，调总局财务处当处长前是红兴隆管理局财务处处长。陈晏在政研室工作两年多，是垦区农业改革最艰难的时候，为了贯彻“稳定、完善、提高”的方针，他带领政研室做了许多工作。总局党委在任命孙仁松为副主任之前，他已是政研室的副处级调研员了。他是1958年从海军部队转业的。我知道他到垦区后很幸运，前后上了两次学：在八一农垦大学和南开大学。之后，在农大教过学、当过宣传部副部长，在兵团时在报社当过编辑。（附记：老孙和他的老伴杨玉群都是很热情的人。当我爱人去哈尔滨市委党校上函授的面授课时，又遇到我出差、孩子无人看管时，都是杨玉群帮助照料的，吃住都在老孙家里。）
总局政研室的主要职能是：承担总局部分重要文件的起草，承担总局领导交办的重要会议材料的组织、撰写；围绕总局的中心工作，对垦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的问题进行超前性、跟踪性调查研究，为总局领导决策提供客观依据和决策咨询；抓住改革与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为领导正确判断形势、把握大局和科学决策，提供可资借鉴的农业、工业改革的统计数据；为总局向省委、省政府和农业部反映问题和争取政策，进行资料准备和文稿撰写；指导管理局和农场开展体制改革和调查研究工作。
几年的政策研究的经历，我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有了越来越深的认识。在这里，我回忆几件印象较深的事情：
第一件事：争取优惠的外资。
1986年王强书记兼局长（1985年11月赵清景同志任省人大驻会副主任，卸去党委书记职务）对利用外资建设大豆基地问题十分关注。垦区1980年利用日本日绵实业株式会社的贷款2148万元（人民币），购买国外农机设备，偿还方式是向日方出口5年大豆还本付息。这就是补偿贸易。但1981年开始还大豆，农场受灾无产品，靠筹资购买其他农场的大豆，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逐年购买大豆的累计费用是5400万元，远超出应还款2148万元，超出额3252万元，这就是补偿贸易差额。这是我方没有经验造成的：一是第二年就开始还款，农场还没有形成生产能力，还款期限有问题；二是国内买高价大豆，然后低价出口卖大豆，形成价差；三是以美元计价，有汇率变化影响，签合同的1980年1美元：1.63元人民币，1981年还款时1美元：2.8元人民币，1985年时1美元：3.25元人民币。我曾和财务处副处长黄一庆讨论过洪河农场的案例，认为今后不宜采用此方式，把引进外资的方式重点转到低息或无息贷款上来。这个想法得到了张福如副局长的完全肯定，他说就要按照利用世行贷款做“黑龙江农垦项目”（建二道河、鸭绿河农场项目）的方式。
1986年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马祖蓬、经贸部部长助理朱友兰、农牧渔业部农垦局党组书记孙泮琪等，在佳木斯宾馆听取了王强局长关于建立大豆出口基地的汇报，我在之前帮助王强局长准备了汇报稿，并列席了会议。在这次会上，姚依林提出可以在日本协力基金中拿一部分贷款，支持垦区建设大豆出口基地。第二天姚依林视察洪河农场。后来果然按照姚依林副总理提出的建议，
1987年垦区落实了日本政府“黑字还流”贷款1200万美元的计划。这是还款期限3-5年、宽限期1-2年，年利率3.5%的贷款，比较适合农业项目。（注：所谓“黑字还流”贷款，是日本政府从其国际贸易顺差中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优惠贷款回流到发展中国家，目的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出口产业的发展）。
第二件事：研究扶贫政策。
&1986年垦区有101个农场，其中三分之一比较贫困。总局准备启动扶贫工作。王强局长要求政研室配合计划处摸底，从中筛选一批特别贫困的农场，作为扶贫对象。陈晏主任牵头组织了计划处、政研室、财务处、农业处等部门有关人员，分头去北安、嫩江、绥化等管理局做了调研。最后，总局确定梧桐河、延军、江川、宝山、前锋、前哨、勤得利、八五八、襄河、锦河、龙镇、红色边疆、引龙河、尾山、长水河、龙门、逊克、建边、富裕、和平、肇源、沙河、岔林河等23个农牧场为垦区贫困场。在1986年5月，总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扶贫工作会议。
&这23个贫困农场有372个生产队，占全垦区的13%，耕地502万亩，占17%；累计亏损3.19亿元，欠职工工资1.1亿元。许多农场的职工两年没有发过工资或生活费。
在参与扶贫工作中，我先后去了前锋、前哨、梧桐河、引龙河、尾山、长水河、襄河、龙门、富裕、和平、肇源农场进行调研，特别是在梧桐河农场深入3个生产队，与老职工、老管教进行座谈，对我研究贫困农场的成因、提出扶贫措施大有帮助。我在《贫困农场活力开发之我见》（《农垦经济研究》1987年第4期）中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一是加快兴办家庭农场，真正让职工既成为生产者又成为经营者。二是实行“以优为主”，合理确定经营方针。山区、半山区农场，经营方针的确定要从“山”字出发，草原地区农场，必须从“草”字出发，低洼易涝地区的农场，必须从“水”字出发，而所有不同生态环境的农场，又都要想到“穷”字，把资源优势与自己的经济劣势协调起来，科学地建立起生态型的产业结构，这就是“以优为主”的指导方针。三是增加贫困农场的投入，改善生产条件和开发优势产品，投入首先要投在直接的生产项目上；在生产项目上，要首先考虑投在改变生产条件和见效快的起步产业上。在扶贫工作上，我提出了：要推广科技扶贫；要树立直观典型，启发致富思路。
直到1991年，经农业部的努力，全国农垦系统的贫困农场才被纳入国家扶贫计划内，垦区的扶贫工作有了外力的支持了。
第三件事：争取国家和省政府全面扶持。
1989年秋，我开始研究垦区的外部环境，研究结果表明：垦区所处的外部环境与自身生存、发展之间存在十分尖锐的矛盾。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一是上交粮任务重。省政府下达的粮食合同定购指标13.7亿公斤，但1988年总产量是25.7亿公斤，垦区的“三留粮”要11亿公斤，每年约有2亿公斤无法完成。在“粮食双轨制”情况下，按照合同定购价与市场议价之差计算，为完成这2亿公斤缺口，大体损失利益8000万元。二是垦区农场职工不吃商品粮，1988年承担粮油倒挂10086万元；三是办社会负担重，公检法事业费完全由垦区自己解决，一年要支出1830万元，中小学教育经费每年实际支出10745万元，但省财政拨款5310万元，垦区自补5435万元。四是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越给越少，“五五”时期年均1.48亿元，“六五”时期年均7240万元，“七五”时期年均5400万元。
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必须在政策上做出调整。比如：省财政无力支持垦区，可否把计划财务体制上划到农业部或财政部；三江平原的农业综合开发的投资，应提高中央财政的比重，减少企业配套比重。我的研究成果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62期（日）上发表。
在争取国家和省政府的支持方面，刘成果局长（1988年5月他由党委书记改任局长）是立了头功的。他虽然到垦区工作时间不长，但很快发现，垦区的惠农强农的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这和管理体制不顺有很大的关系。于是，他利用自己的工作关系，推动了省政府重视解决垦区的体制问题。
从1990年5月，省政府副秘书长任兆奎带队来垦区调查研究。为了全力配合省政府综合调查组的工作，在刘成果局长的主抓下，总局成立了材料组，就“争取中央和省政府支持、帮助解决黑龙江垦区困难问题”写出报告。报告由我总执笔，多部门负责提供素材，最后由刘成果局长亲自修改、定稿。总局的汇报材料被省政府综合调查组高度重视和采信。
日，省长邵奇惠主持省政府第12次常务会议，听取了省政府综合调查组关于国营农场问题的综合调查汇报。会议充分肯定了农垦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各厅局从全局出发，积极帮助农垦企业加快发展，摆脱困境。
6月30日下午，省委书记孙维本主持省委第141次常委会议，听取省政府关于扶持国营农场加快发展摆脱困境的汇报，原则同意省政府解决国营农场问题的意见，并决定由邵省长带队赴北京汇报。
7月省政府办公厅根据省委、省政府会议的意见，发出《关于扶持国营农场加快发展摆脱困境有关问题的通知》（黑政办函（1990）93号文件），要求省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本着顾大局识大体、主动服务、积极扶持的精神，对涉及本部门工作范围的问题，主动同农场总局协商具体解决意见，并认真加以落实。
7月16日由邵奇惠省长带队，副省长戴谟安和刘成果局长、刘文举副局长，以及省计委、省财政等主要领导组成汇报团赴京汇报。第二天的下午国务委员陈俊生主持会议专门听取黑龙江省政府汇报团汇报农垦工作，国家计委、农业部、财政部、国家农业投资公司等领导参加。会议充分肯定了黑龙江农垦的发展成绩，并议定了以下几点意见：（1）垦区提出的建设100亿斤商品粮基地建设项目，原则上同意由国家计委立项。经计委统筹研究后，列入“八五”乃至“九五”计划。（2）同意黑龙江省政府的意见，将黑龙江垦区的财务计划体制从1991年起上划中央，由财政部通过农业部下达。垦区的生产计划、财务计划、物资供应由农业部统一管理。（3）黑龙江垦区的领导体制应由部省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对垦区的建设发展负有全面责任，仍要把垦区的工作列入省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农场总局要主动争取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
7月18日是垦区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在这一天，总局100亿斤商品粮基地建设项目被国务院同意了，这对垦区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与跃迁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天，总局的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调整后的垦区生产关系将会对生产力起到更好的保护与促进作用。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关于总局机关搬家的问题。在5月向省委、省政府的汇报材料中的最后一个题目是请求同意并支持总局机关由佳木斯市迁入哈尔滨市。这个问题写不写进向省政府的汇报材料里，刘成果局长考虑了许久，最后决定还是写进汇报材料里。
国营农场总局局址定在佳木斯，是沿袭了东北农垦总局——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的选址。1964年牡丹江农垦局与合江农垦局合并，成立东北农垦总局。周恩来总理确定局址在佳木斯市，理由靠近三江平原，指挥部要靠近前线。
但随着农垦事业的发展，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加速扩大，特别是与省政府及有关部委办局的沟通不便的困难显得很突出，因此搬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