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带给欧洲的十个意想不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有的战争都是局部战争、地区性战争。1914年至1918年的大战就其规模和激烈程度，尤其是总体性来说，是破天荒的。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总体战的世纪、全球战争的世纪。
从另一方面来说，一战又是一场真正的欧洲内战，欧洲人的一战记忆甚至超过二战。每年11月11日的一战停战日，已成为“阵亡将士纪念日”，英联邦国家的人们都会佩戴罂粟花以缅怀战争死难者。
一百年过去了，反思一战，可以看到有十个方面让欧洲人意想不到：
一、均势和平很脆弱
早在1887年，恩格斯就曾预言：“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27年后，恩格斯所预言的这场世界大战果然爆发了，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标志着一个长时期的和平时代的结束。自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里，欧洲没有发生过重大战争。这主要应归功于大国（英、奥、普、法）之间力量上的均势，它所依靠的是英国的经济优势和海军力量，实质上是英国强制下的和平。
但是力量的均势始终没能完全调整好。它在19世纪的中叶受到拿破仑三世的挑战，在1870年受到俾斯麦的冲击，在1878年又受到俄国的威胁。更为严重的威胁出现在1900年以后。那时德国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一个新的、虎虎生威、野心勃勃的大国在欧洲的心脏地区日益壮大，并且向现代秩序发起挑战。于是，德国对英国这个头号贸易和海洋国家霸权的挑战，英国和其他列强对这种经济—军事—心理威胁的反应，成为一战爆发的首要原因。历史学家们指出：“德国给欧洲力量形成的均势所造成的威胁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真正的和主要的原因。”
二、民族主义点燃战火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成千上万的人投入了无情的“绞肉机”。点燃战争之火的是欧洲列强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
与以往列强间冲突对抗情形不同的是，帝国自身已危机四伏，受到民族主义和革命的强烈挑战。这大概是一战有别于从前的显著特征和深刻意义所在。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的强烈愿望，早在1914年大炮发言之前很久就熊熊燃烧起来了。奥匈帝国这个种族大杂烩，依靠妥协和让步粘在一起，一直受到少数族群的四处攻击，特别是受到塞尔维亚人的攻击；在俄国，沙皇的专制受到此起彼伏的未遂革命的挑战；混乱、专制、中世纪的土耳其，只保留着昔日苏丹们遗存的外表，而不是实体。
1914年6月28日，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成员刺杀，成为一战的导火索。萨拉热窝火药桶点燃了整个欧洲。
三、经济联系没能阻止英德交战
一战前，英国学者诺曼·安吉尔在风靡一时的著作《大幻觉》中写道：“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如此之高，欧洲文明国家之间应该不会再发生战争。”历史无情地证伪了这种天真有害的看法。
1913年，一战主要参战国的经济依存度高达10.3%，然而这并未阻止他们兵戎相见。德国是西方列强的后起之秀，1871年才统一，而大英帝国却驰骋世界达一个多世纪之久。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1897年时，德国占据世界出口市场份额还比英国低了11个百分点，而到了一战前的1913年，这一数据下降到6个百分点。如果没有一战，德国的出口将在1926年超过英国。英国阻止德国挑战其世界市场份额，造成英德矛盾不可调和。正是这种世界市场份额的争夺，引发了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最终酿成战争。
在各国纪念一战的同时，不少西方政客、学者将历史与当下进行比较、联系，认为当前的国际环境和一战爆发时有诸多相似之处，或引发升级版的一战，而美国及其重要贸易伙伴中国则分别扮演着一战前英国与德国的角色——一个是老牌帝国，另一个是新崛起的经济力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1月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时甚至妄称，中日间的紧张关系就像一战前的德国和英国。这种简单的类比，不但不顾中国珍视、守护和平的现实，而且极具挑动性，是非常危险的。有句俄罗斯谚语说得好——忘记过去，失去一只眼睛；沉溺于过去，失去双眼。
四、战争迅速发展成总体战
大战爆发时，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如此表态：“哦，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更多的人则认为，在1914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丘吉尔曾这样描述民意——“空气中有股奇怪的味道。各国对物质繁荣还不满足，热衷于内部和外部争吵……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世界想吃点苦头。显然各地的男人们都渴望冒险”。
与此同时，现代交通和信息的发展（铁路、公路网的萌芽，尤其是电报和印刷机的使用），不仅远没有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反而加深了分歧。这样，社会变革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这场欧洲列强的厮杀最终演变成一场世界性的战争。欧洲之外的国家参战，尤其是1917年美国的参战和广大亚、非、拉海外殖民地国家的参战，使这场战争真正变成世界大战。
五、欧洲淡出世界舞台中心
“全欧洲的灯光就要熄灭了”，一战爆发时，人们这样感慨。的确，欧洲作为世界的灯塔自从一战爆发那天起，就一去不复返了。
一战彻底击碎了欧洲中心论，尤以大英帝国的衰落为代表。原来为世界金融中心及世界霸主的英国，在战后虽然领土有所增加，但其对领土的控制力却因战争的巨大伤亡与物资损失而削减，而其经济亦因战争大受影响，出现严重衰退。
作为欧洲中心论破灭后联合自强的努力，欧盟在二战后的废墟上，经历一步步欧洲一体化进程而诞生了。说欧盟是为了维持欧洲和平而催生，倒不如说是欧洲列强再也无法承担战争代价的产物。的确，永不再战是欧盟创立的宗旨。欧盟不是在恢复罗马帝国而是在避免战争的使命中诞生。姗姗来迟的诺贝尔和平奖2012年授予欧盟，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六、世界霸权转移到美国
和欧洲中心论被一战击碎相对应的，是世界霸权向美国的转移。按照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的悲观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然标志着“西方没落”的开始；它刺激了西半球（美国、加拿大）和远东（日本）取代西欧成长为世界的权力中心。
一战削弱了英、法、德、意；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日本也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并侵占了原属德国势力范围的中国胶州湾及山东半岛。这一方面助长了日本打着将欧洲列强赶出亚洲的旗号实施侵略扩张的气焰，另一方面也酿成了日美结构性矛盾，播下了太平洋战争的火种。
七、俄罗斯与西方对抗长期化
亨利·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这样写道，一战的结果是社会动荡、意识形态冲突和另一场世界大战。
的确，一战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大战期间沙俄爆发十月革命，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给中国送来了共产主义，同时也将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永久化。因此，一战不仅直接导致了二战，还引爆了人类最大的意识形态对抗——冷战。
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乌克兰危机。美国策动乌克兰危机，旨在消除俄罗斯从文明道统上挑战基督教文明的合法性，即俄罗斯作为第三罗马帝国的底气。美国外交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乌克兰对俄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失去了乌克兰，俄罗斯将不再是个帝国；有了听从使唤且服从（俄国）意志的乌克兰，俄罗斯自动成为帝国。”
八、帝国解体一发不可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兴起于欧洲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以及兴起于亚洲西部、曾一度向欧洲东南部和非洲北部扩张、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覆灭了。而巴尔干半岛与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随之而起，如南斯拉夫、匈牙利及伊拉克等。
一战推倒了帝国解体的多米诺骨牌，埋下民族自决与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伏笔，推动第三世界半个世纪后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改写了世界政治版图，同时也孕育了一系列第三世界内部边界领土划分、民族与宗教而导致的纠纷，包括今天的伊拉克教派冲突等。
九、一战之后还会有二战
一战的仗没有打完。1919年，法国的福煦元帅就曾断言：“这不是和平，只是20年的休战。”果不其然，在停战短短20年后，更大规模的真正的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一战后列强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将发动战争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德国，从而对德国实行条件极为严厉的经济与军事制裁，德国失去了13%的国土和12%的人口，德国被解除武装，德国的陆军被控制在10万人以下，不准拥有空军。
然而，德国虽然在一战中战败，但元气并未受到过大的伤害，工业体系依然保存完整，而且德国本土并未受到战火波及。《凡尔赛条约》过多考虑战胜国的利益分配，完全没有考虑战败国自身的利益，加上条约的空前苛刻和掠夺本质，使得德国国民对强加给他们的条约有极强的抵触情绪，引发了德国民众强烈的复仇意志。日耳曼民族为了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桎梏，各派政治势力、各种政治思想在德国你争我夺，显得尤为激烈，这为德国成为一次新的大战的发动者提供了条件。结果德国在希特勒的纳粹党的领导下，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十、世界大战会“过时”
黑格尔说过：“各国人民和政府从研究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他们从研究历史中学不到什么东西。”这位先哲的论断显然过于悲观。尽管人类一再重蹈战争覆辙，但历史并不循环往复。大战过时，成为冷战结束以来区别于20世纪的显著特征——冷战本身就已经在表明告别世界大战选项。
经历了世界性的战争浩劫之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强盗逻辑在20世纪不得不作出某种修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写道：“在20世纪，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战争中没有胜利可言，只有程度不同的失败。”
尤为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远比100年前的当事各方都更为清醒。“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宣示着“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的理念，这也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心声。中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也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建设者。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正在改写大国崛起的历史，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在塑造世界历史。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
德国《世界报》网站5月28日发表题为《为什么1914年至今仍引起我们思考》一文，作者系荷兰历史学者黑特·马柯。文章摘编如下：
那是黄金时代，技术发展势如破竹，所有人都生活在对新成就的陶醉之中，年复一年：火车和汽车的速度令人窒息，电话的发明是一个奇迹，化学和物理简直是魔法，电灯驱散了室内的昏暗和逼仄。伦敦、柏林和巴黎等城市充满活力和乐观情绪。人们越来越认为，在这些幸福且文明的国家之间爆发战争是不可能的。
导致所有灾难的源头
我的姑妈曾向我讲述一战爆发的消息是如何传到我祖父母位于荷兰小城斯希丹的家中的。她那时6岁。有一天突然全城钟声齐鸣，她便匆忙从学校往家跑。
在工人住宅区，一些人站在门前聊天。一名男子激动地喊道：“英国和德国开战了，我们要开始战时动员了！”所有孩子都沉默无声，没有奔跑或呼喊，就好像他们直觉感受到发生了某些完全不正确的事情。
欧洲随处都是这样的情景：沉默无声的孩子、抽泣的妇女，但同时也有很多兴高采烈的男人，他们充满当时无处不在的乐观情绪，呼喊着，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圣诞节前就能回家。
我们知道接下来所发生的。那一年没有圣诞节庆祝，也没有重返故里，他们再也没回来。那场大战毁灭了帝国，创造了各种形式和大小的新国家；它拉开了苏联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序幕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20世纪的原始灾难成为其他所有灾难的源头。
今天，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在一战爆发100周年纪念日前夕，历史学家们重新思考和阐释了战争爆发的原因：俄国无法控制其不听话的卫星国塞尔维亚；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生后，奥匈帝国下达了塞尔维亚不可能接受的最后通牒；随后德国无条件支持奥匈帝国。
法国坚持与俄国的盟友关系；踌躇的英国政府明确自身立场过晚——不管是对盟友，还是对敌人；软弱的俄国沙皇在军方领导层施加的压力下第一个下令开展战时动员，随后其他国家不论愿意与否都不得不卷入其中。
最终，几乎所有欧洲人都遭受了这一命运。最强势的国家元首和政治领袖一同胡乱参与到这场大战中来。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写到，他们是“梦游者——醒着，却什么也看不见，被噩梦困扰，却无法认识到他们即将在世界上实施的暴行的真实性”。
历史重演几率有多少
这一切会再次发生吗？最近几周人们经常提出这个问题，这并非毫无理由。
乍一看，答案无疑是否定的。1914年7月发生相互碰撞的事件是如此独一无二且复杂，因此同样的情况不会再次发生。此外，欧洲各国如今紧密联系的程度远胜100年前。当时，国家间爆发战争是常见现象，如今却很少发生了。但如果您问我，2014年的春天是否与1914年的春天有相似之处？是否可以重新辨认出某些规律？我可能无法作出明确的否定回答。我首先会想到三件事：
首先是政治的终结。我所指的是一种政治决策进程，它已被另一种力量接管——一种具有完全不同的优先任务、价值和考量的系统。不久前，我们在欧元危机中体验了这一点：金融市场的法则突然接管了欧洲政治，而且时至今日我们仍在忙于将幽灵重新装进瓶子里——倘若还有这种可能。
其次是在低估历史力量的同时高估当今时代和持久的进步。俄罗斯如今要成为神秘大国的梦想、欧洲民粹主义者的血腥民族主义——这些都源自19世纪，同时又完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
同样的现象也是1914年闹剧的一部分：当时的制服、语言和梦想还源于18和19世纪，而技术——天然气、坦克、飞机和机关枪——已经是20世纪的产物。不仅技术，盲目的乐观主义也出自20世纪。
最后是一再围绕灾难和战争编织出的神秘主义，一种总是随处存在的神秘主义。太过频繁地主导公众讨论的荒谬的共同传说，还有被斥责为魔鬼或被奉为中世纪英雄的政治领袖。
杀死别人的人也杀死了自己的一部分。伤害别人的人也伤害了自己的一部分。1914年的夏天，这个阳光明媚、大有希望的夏天，标志着欧洲历史的深度断裂。20世纪前10年的乐观主义、对永久国际合作的设想、共同的欧洲文化和经济，这一切突然都成为过去。
争取和平与国际正义的伟大法国斗士让·饶勒斯就是在那几周里被暗杀的。后来德国的瓦尔特·拉特瑙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他们的声音陷入沉寂，民族主义和复仇的呼声在几十年里决定着欧洲政治。
欧洲灯光不能再熄灭
直到1945年以后，欧洲才又亮起了灯光——但之后这片大陆又被铁幕分割了40多年。不过，我们经常忘记1914年也意味着当时欧洲秩序的终结。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署后在几百年里或多或少决定着力量平衡的主权国家体系，在这个夏天以灾难性的方式失灵了。
1945年以后，欧洲记住了这个教训。上世纪50年代，欧洲人发展出了塑造国家间关系的全新形式的制度。随着时间流逝，这种制度在欧洲大陆绝大部分地区传播开来。它是一种带有超国家机构的制度，它不希望通过武力和封闭的边界而是通过开诚布公、良好的关系、合作和说服力去创造安全。是的，的确，这就是著名的欧盟软实力。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实验——虽然包括很多错误和缺陷。但这同时也是一个奇迹，是的，是满目疮痍的战后欧洲的一个奇迹。
经历过那场欧洲大战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都是受过严重创伤的两三代欧洲人的孩子、孙子和重孙子。
1914年的这个夏天对我们自己的家族史、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对我们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便在100年后的今天仍是如此。
“知道战争结束的兄弟，向我讲述故事吧。请一遍遍地讲述，我必将一直哭泣。”这是我的同胞莱昂·弗罗曼写的诗句。是的，我们欧洲人必须继续讲述历史故事，一再讲述。这是理解对方、重新发现对方、互相安慰和重新相互拥抱的唯一途径，是把共同的过去一劳永逸地变为共同的未来的唯一途径。
美国学者卡尔顿·海斯指出：“欧洲把1914年的大战舞台准备就绪，而在一切道具中，泛拉丁主义、泛条顿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十分引人注目。”反思百年前空前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种巨大的推动力不容忽视，那就是极端民族主义。一战前夕，疯狂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挥舞着这把利剑，慷慨激昂、义无反顾地冲向了战场。他们都忘记了，这是一把失去控制、伤人害己的悲情之剑。
民族主义注入“铁和血”
民族主义是一种以民族特征、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和民族利益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运动。它在冲破中世纪神权桎梏、催生民族国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欧洲民族主义逐渐走向极端，蜕变为列强对外扩张、争夺霸权的理论依据和精神动力。
德意志人自视为“纯种”雅利安人的后代，强调自身血统的纯洁和高贵，认为自己的民族光荣而伟大。在德意志人眼中，一山难容二虎、一个欧洲不能有两个霸主。随着普法战争中强大的法国陆军被击败、法皇拿破仑三世被俘、普鲁士军队高奏凯歌进入巴黎、德皇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更加强烈。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统一后的普鲁士德国经济迅速崛起。到19世纪末，德国经济实力已经超过法国，成为欧洲大陆头号经济强国。此时的德国可以说是头颅高扬、傲视一切，但作为一个姗姗来迟的角色，举目四望却发现在瓜分欧洲和世界的盛宴上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位置。1897年，德国外交大臣比洛声称：“让这个邻邦或那个邻邦瓜分大陆和海洋而我们自己则满足于欣赏蔚蓝色天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于是乎，原本推动国家统一的民族主义被注入了“铁和血”的变异基因，成为帝国争取“阳光下的地盘”的助推器，其首要目标就是彻底击垮法兰西和阻止泛斯拉夫主义的竞争与扩张。
作为德国冤家对头的法国，其民族复仇主义情绪极其强烈，形成了沉痛的“法国人的记忆”。普法战争的惨败、巨额的赔款和领土的割让，强烈地刺激着每一个法国人。曾经的“高卢雄鸡”，欧洲文明和时尚的中心，威风凛凛的欧洲大陆霸主，现在却在德国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下面战战兢兢。随着1893年与俄国军事协定的生效、1904年与英国协约的签订，以及1907年英俄协约的签订，英法俄三国协约形成，法国认为实现对德复仇的时机已经为期不远了，复仇的利剑随时等待着出鞘，重夺欧洲霸权的野心再度膨胀。
当时欧洲东部存在的以俄罗斯为首的泛斯拉夫主义，则大力宣扬斯拉夫民族优越论，宣称其他欧洲文明已经枯竭，未来属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斯拉夫人。泛德意志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俄德关系迅速恶化。难怪时任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在1913年指出：“欧洲大战迟早会爆发，焦点将是日耳曼民族与斯拉夫民族之间的斗争。”
&&与泛斯拉夫主义紧密相连的是大塞尔维亚主义、大保加利亚主义、大罗马尼亚主义等。交织纠缠在一起的各种极端民族主义，在舆论界的疯狂鼓吹和政府的操纵利用下，在民众的喧嚣声中，导致欧洲日趋癫狂，局势逐渐失控。
思想舆论界摇旗呐喊
小毛奇说，要让民众做好牺牲的准备，就“需要先激发民众的热情”。一战爆发前，欧洲各国思想界、理论界迎合广大民众的心意，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纷纷成立民族沙文主义团体，与国家政权结成联盟，不断发出极端民族主义的呼声。
在德国，1894年改组成立的泛德意志同盟，可以算作德国“所有沙文主义宣传机构的一个总领导机构”，在国内外有27个下属组织，包括海军协会、殖民地协会、德国东部边境学会等。其成员除了大垄断资本家、政府官员、军官与知名议员、律师、牧师外，还包括所有主要报刊的主笔和大量知名教授，重点宣传极端民族主义，同一切阻碍民族发展的流派进行斗争；在所有邦国中大力培植支持德意志极端民族主义者，呼吁一切德意志人为维护民族特性而斗争；支持政府在欧洲和海外推行强有力的扩张政策。
在其引导下，德国极端民族主义言论不断涌现，为沙文主义、军国主义的“合法性”寻找外衣。他们认为，德意志民族“在精神方面所创造和拥有的一切都具有世界意义，德意志的衰落意味着全部文明不可弥补的损失”。一位德国科学家对美国记者欧文·科布说：“我们德国人是欧洲最勤劳、最诚挚、最有教养的民族。德国文化将照耀全球，战后不会再有其他文化了。”&
此时的法国，民族复仇主义也进一步活跃，竭力利用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在民众中煽动对德复仇情绪。作家巴雷斯等也创作了数部挑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小说。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都德的《最后一课》，在当时拨动了无数法国人的心弦。一批极端民族主义者主张强硬外交政策，攻击法国政府在摩洛哥问题上对德妥协的态度，鼓吹对德战争。
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则宣扬，所有斯拉夫人应当只使用一种语言——俄罗斯语，只有一种信仰——东正教，只存在一个国家——俄罗斯，只有一个领袖——沙皇。代表性人物米哈伊尔·波戈金要求所有斯拉夫地区的国家必须绝对服从俄国，只有那些扛起沙皇旗帜并接受俄罗斯语言、法律和东正教的斯拉夫人才会被俄罗斯当做兄弟。
国家机器鼓动民众
欧洲各国统治者看到极端民族主义可资利用的价值，除了煞费苦心地利用和操纵思想界、舆论界的宣传，诱使民众集合在民族沙文主义的大旗之下，拥护和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还直接走到台前来，亲自摇旗呐喊。
1912年，带着强烈复仇情绪的洛林人普恩加莱担任法国总理，提出法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准备对德战争，对德国绝不能姑息，积极推行旨在对德复仇的强硬外交政策，大肆鼓吹民族观念、“建立强大的法兰西”，利用德国的挑衅加紧扩军备战。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民族复仇的宣传甚嚣尘上。
在德国，被丘吉尔形容为“昂首阔步，装腔作势”的德皇威廉二世，把“德国人的气质将会再次使世界复兴”作为口头禅，视未来的战争是“斯拉夫人与日耳曼人的最后决战”。德国骑兵将军哈蒂也鼓吹“战争是万事之父”。
俄国政府同样看到泛斯拉夫主义在自己建立庞大的斯拉夫帝国中的好处，沙皇尼古拉二世认为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有必要鼓动民族的“爱国主义”舆论，有必要进行一场战争使民众忘却日俄战争的灾难。
在统治者的操纵和利用下，在思想家和舆论界的大肆宣扬下，各个阶层的民众都在走向疯狂，都认为用火和剑去剿灭异族是天经地义的。
在德国，许多普通民众声称，要把对法国人的仇恨教给儿子，教给民族的下一代。战争爆发前夕，“寡妇已把最后一个儿子送上了前线；每个年轻的姑娘带着骄傲的眼泪和痛苦离开了她亲爱的人。……所有的人都希望去训练、武装自己，为祖国而战斗和牺牲”。德国统一时激动人心的一幕仿佛再现了！在运送德军的火车上到处写着“去巴黎吃早饭！”“一刺刀挑死一个法国人！”
&在法国，阿尔萨斯—洛林几乎成了有魔力的赌注，“用一切手段争回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口号响彻整个法兰西。大量狂热的民众兴高采烈地走向前线，运兵车上到处写着“圣诞节回家”的口号，新招募的士兵脸上带着微笑，“枪上插着鲜花”，把这次军事行动当做“仅仅是巴黎—柏林之间的令人振奋的旅行！”
政府失去回旋余地
在欧洲各国首都，在成千上万的城市和村庄，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情绪越来越高涨，民众几近疯狂，煽动起这种情绪的政府此时却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控制力，为这种狂热所裹挟，失去了最后的回旋余地。
在法国，在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攻讦下，实行和平外交方针的约瑟夫·卡约被迫在1912年辞去总理职务，复仇主义的代表普恩加莱继任总理，1913年又当选为总统。在巴黎，宣传和平主义的社会党领袖、议员饶勒斯，由于一再呼吁欧洲所有的社会党人团结起来反对战争，竟于1914年7月31日被一个法国极端民族主义狂热分子刺杀。
在德国，德意志同盟成为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社会力量第二体系”。早期在德国大学生联合会等影响下成长的新一代极端民族主义者，战前也几乎遍布一切政治派别，充斥于帝国的众多领导岗位。1911年11月的国会论辩中，极端民族主义者发泄了各种愤怒和失望，民族主义协会甚至还公开攻击仅在个别问题上略显“迟疑”的德皇，迫使国会对英法俄作出更加“强硬回答”。1914年战争爆发前夜，首相霍尔韦格出于德国的利益考虑担保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计划”（当然后来奥匈帝国并未遵循），劝说奥匈帝国暂时不要对沙俄宣战，极端民族主义者竟将其视为“使人扫兴的人”，甚至放肆地攻击他是“帝国的掘墓人”。
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推动下，一套完整的“走向毁灭的政治机制”在欧洲建立了。复杂的盟约网络造就的两大军事集团，政治上以邻为壑、相互攻讦，外交上谎言与权谋齐飞，军事上疯狂扩军备战。双方势成骑虎，一切都在向战争狂奔！
百年悲情的历史告诫
百年前，极端民族主义泛滥，将人类拖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并“开启了持续30年之久的残暴和愚蠢”。广大民众被极端民族主义所蛊惑，投身战争，而最终承受生命与财产损失痛苦的，也正是这些满怀“民族自豪感”的人们。
百年后，有人说，“民族主义的幽灵在东亚徘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披着民族主义外衣的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又有重新复活的迹象。安倍政府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否定战争罪责，频频参拜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招魂，极力突破和平宪法，强行解禁集体自卫权，妄图恢复“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地位，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警惕。
历史反复告诫我们，极端民族主义是导致战争的强大推动力。民族主义一旦蜕变到极端，将会造成一国民众集体唯我独尊，盲目仇外排外，要求本国政府为了微小的利益对外强硬，甚至不惜大动干戈，轻率地把国家和民族推向苦难的战争深渊。
百年一战，百年悲情。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决不可放任，否则当年欧洲国家所犯的错误就有可能再现。这正是我们回顾一战百年历史所得的重要启示。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史百科部军事百科专业研究室主任金立昕、军事科学院军史百科部军事百科专业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李新伟）
大国特别是主导性大国的战略调整，不仅牵动着地区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皇威廉二世进行的战略调整就属于此类性质，其不仅对当时的欧洲和世界格局带来了巨大冲击，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必然失败的命运。在纪念一战爆发百年之际，回顾和总结威廉二世战略调整的教训，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性质和结果，还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为制定正确的大战略提供历史镜鉴。
战略目标超出国力所及
大战略目标，即国家战略目标，是国家确定的在一定时期内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标准，集中体现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奋斗方向。它在大战略的诸多要素中处于核心和龙头地位。目标正确，全局皆活;目标错误，满盘皆输。正如乔治·马歇尔所说：“只要目标正确，连一个尉官也能制定战略。”在确定大战略目标时，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平衡，最关键的是所要达成的目标与力量之间的平衡。历史上，因目标过大，超出力量支撑能力而导致战争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
1871年，俾斯麦经过三场王朝战争实现德国统一后，精心制定了所谓“大陆政策”，确立了达成“有利于德国的欧陆大国平衡”的大战略目标。这个目标是在全面分析了欧洲各国力量对比和各国战略趋向的基础上制定的，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1890年3月，德皇威廉二世迫使俾斯麦辞职后，开始对德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一系列调整，特别是1897年改组内阁后，具有强烈扩张思想的人士入阁担任要职，将俾斯麦的“大陆政策”调整为“世界政策”，提出建立“世界帝国”的战略目标。
威廉二世进行的战略调整，主要是基于对德国综合国力的过高估计。诚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工业总量“超英赶美”，稳居世界第二，特别是电力和化学等新兴工业更是占绝对优势。但是，就综合国力特别是国际动员力和战争潜力看，老牌殖民强国英国仍是世界老大。实际上，德国的殖民地不到英国的十分之一。海军力量虽然发展较快，但与视海军为生命线的英国相比，更是差距较大。况且，确立了这一目标，等于是向“有利于旧的、老资格的大国的国际秩序”发起挑战。不管你的国力有多大，如与世界主要列强为敌，必然难逃失败的命运。可以说，威廉二世后来一系列的战略失误，都与战略目标过大有关。这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最大的战略失误。
未搞清楚国家核心利益
国家利益是指满足国家生存、发展和安全需求诸要素的集合，是决定军事力量发展的根本因素。从历史经验看，可将国家利益分为深层国家利益和表层国家利益。深层国家利益是指攸关国家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必须全力以赴去争取。表层国家利益主要是指不影响国家长期生存和发展的短期利益。有时为了维护深层国家利益，可以搁置甚至牺牲表层国家利益。有时，受大环境所限，即使是深层国家利益，也要讲究方法节奏，以间接稳妥的方式，逐步实现。
事实表明，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到底哪些是深层国家利益，哪些是表层国家利益，是一个复杂的战略问题。19世纪中叶，俾斯麦认为统一是德国的深层国家利益，统一高于一切。为此，当普鲁士大军在萨多瓦战役大胜，千年古都维也纳已敞开大门的情况下，俾斯麦坚决反对进军维也纳，力主与奥地利签订停战协定，为确保奥地利在即将到来的普法战争中保持中立创造了条件。为此，他不惜以辞职相威胁，迫使普王威廉一世和军方让步。因为俾斯麦认识到德国统一的主要敌人并不是奥地利，而是法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各界对其国家利益的认识极不统一。对德国来说，在面临着法俄两强东西夹攻的险恶形势下，本土安全应该是第一位的。本土与殖民地的关系，就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是，德国各利益集团却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从各自狭隘的利益需要出发，影响和干扰了国家的重大决策。以海军大臣蒂尔皮茨为代表的海军派认为海上利益是“德国的生死问题”，力主发展海军，并全力准备对英作战。陆军派则主张全力发展陆军，重点打击法国。金融家和商人们希望进入巴尔干、土耳其和近东，要求优先打击俄国。东普鲁士的容克贵族们则要求优先保护他们的财产安全。时任德国宰相的贝特曼-霍尔韦格悲叹道，结果是“向每一方挑战，又妨碍了另一方，而且在所有这些进程中实际上削弱不了任何一方”。
更为可悲的是，作为最高决策人的威廉二世缺乏战略眼光和坚定意志，对深层国家利益和战略重点缺乏深刻认知，常常受狭隘的利益集团所左右，忽左忽右，忽东忽西，到处扩张，四处树敌，政策和策略相互矛盾、彼此抵消，犯了大战略之大忌，最终将俄、英等强国都推入主要敌人法国的怀抱，将自己逼上绝路。
不善结盟导致腹背受敌
威胁判断是制定战略的前提。威胁判断，就是要明确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主要敌人）、次要威胁（次要敌人）和潜在威胁（潜在敌人）。同时，要明确直接同盟军和间接同盟军。历史表明，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确定主要威胁（主要敌人）并不容易。主要敌人一旦确定下来，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长期性。除非国际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否则，就不要轻易改变。
俾斯麦深知德国地处中欧，战略环境复杂，四周强邻环伺，只有巧妙地处理好大国关系，力避两线作战，集中打击主要敌人，才能确保立于不败之地。为此，他始终将复仇情绪强烈的法国作为主要敌人，拉拢和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法国，所以采取了“联奥、拉俄、亲英、打法”的大国外交战略。但其继任者不理解俾斯麦的深刻用意，不明白大国外交的复杂性，采取了“要么全部，要么没有”（“不全宁无”）的简单化、情绪化的处理办法，致使德国在与法国争取盟友的斗争中一败再败。
首先是拒绝与俄国续订《再保险条约》，客观上促成了法俄同盟的建立。该条约是俾斯麦大国外交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虽然不能保证俄国在德法战争中支持德国，但却能防止法俄接近，因为它可以束缚俄国的手脚。拒绝续订，等于给俄国行动的自由，促成了法俄接近直至结盟。1893年，法俄正式结盟后，德国的安全环境急剧恶化，面临着东西两线腹背受敌的险境。
其次，争取英国再遭失败。法俄结盟后，欧洲大陆形成了德奥意同法俄互为对手的两大军事集团。英国老大处于“四两拨千斤”的地位，谁能争取到英国的支持，谁的力量必将倍增。当时，英国与法俄集团的矛盾远远大于与德奥意集团的矛盾。应该说，德国争取英国有较好的条件。两国内阁中都有人强烈主张建立英德同盟。1898年至1901年英德进行结盟谈判，英国的目的是结成地区性同盟以抗俄，而德国的目的却是要建立英国与三国同盟之间的全面同盟。最终谈判不欢而散。
造成英德谈判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德国“不全宁无”的态度。德国认为英国与法、俄矛盾尖锐，不可能和解，因而得出结论：英国需要德国大于德国需要英国。这完全是误判。事实是：英国有更大的行动自由，是德国需要英国，而不是英国需要德国。对英国提出过分要求，不仅使自己丧失了与英国达成妥协的机会，而且使英国对德国的战略企图产生了怀疑。
当然，英德谈判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德国企图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大力发展海军，挑起同英国的海军竞赛，挑战英国的战略红线。英国认识到，谁想夺取制海权，谁就是主要威胁。1904年，英法签订协约，宣告德国在争取英国的竞争中失败。
陆地大国偏要大造军舰
地缘环境始终是影响国家战略的重要制约因素。一个国家的地缘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战略资源的投向和战略方向的选择。历史表明，陆海大国与海洋大国争夺海权，皆以失败告终。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海权关系到海洋大国的生死存亡，它们必然倾全力发展海权，而陆海大国既要发展海权，又要发展陆权，造成资源分散，最终陷入被动。第二，陆海大国地缘环境相对复杂，海洋大国易搞“离岸平衡”。英国曾多次利用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牵制法国;后来，又利用法国、俄国制衡德国。冷战期间，美国则是利用西欧和中国制衡苏联。现在，美国继续玩古老的“离岸平衡”游戏，利用日本，甚至越南、菲律宾来牵制中国。第三，远洋海军消耗庞大，后勤补给困难，需要遍布全球的基地网，陆海大国难以承担。
德国的地缘环境决定了它主要是一个陆地大国，其主要敌人是法国，主要资源应投向陆战力量。但是，威廉二世是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海权论”的狂热信徒，早在1897年就宣称“德国的未来在海上”。当时，德英海军之间的差距是1：7。德国国会于1898年3月通过《海军法》，计划大造军舰。1908年至1912年，德国每年投入生产的战舰为4艘，与英国展开海军军备竞赛。而英国1909年决定，德国每建造一艘军舰，它就要建造两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拥有大小军舰688艘，德国拥有391艘。德国疯狂造舰的计划，不仅将自己置于与海洋霸主英国对立的地位，而且耗费了大量资源，严重影响对陆军的投入。历史证明，德法之间的西线战场才是决定一战胜败的主战场。
白白浪费敲打法国良机
抓住时机推进国家利益是战略谋划的本质要义。战略指导者要善于发现并全力抓住历史转变的契机去开创新局面。一旦抓住了时机，坚决出手，就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功。而时机稍纵即逝，一旦抓不住，就可能丧失历史性机遇。错过历史机遇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
俾斯麦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盘根错节的环境下实现德国的统一，关键是抓住了几个重大机遇。特别是利用拿破仑三世在欧洲处于孤立的机会，一举打败法国，扫除了统一的主要外部障碍。统一完成后，俾斯麦看到法国力量恢复很快，忧心如焚，至少有两次企图对法国发动预防性打击（1875年和1887年），但都因俄国的坚决反对而未敢行动。但是，1905年夏天却是天赐良机。当时法国的主要盟国俄国正在被日俄战争所困扰，根本无力支援法国。要是俾斯麦在世，他肯定不会错过这一良机。但是，遗憾的是，德国再无俾斯麦那样的大战略家。错过这次难得的“单线作战”的良机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都没有再次出现避开两线作战困境的机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德国100多年前战略调整的经验教训表明，大国能否顺利崛起，不仅取决于国际大环境，更取决于正确的战略选择和高明的战略运筹。实力固然重要，但战略同样重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两大集团之间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交战双方都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中国作为一个屡遭帝国主义列强欺侮的国家，作为一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并存的国家，为什么希望远涉重洋，参加那场与自己并没有直接关系的残酷战争？中国是被迫卷入还是主动参战？中国在参战过程中遇到了怎样的屈辱和阻挠？中国以何种方式卷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厮杀？中国的参战给予我们哪些启示？深入研究和思考这些问题，对于今天由大向强的中国，无疑大有裨益。
弱国无外交，陷“中而不能立”窘境
1914年7月，国际形势风云突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还是不参战？如参战，参加哪一方作战？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中国一开始选择了置身事外。
1914年8月6日，北京政府宣布中立，希望欧洲战火不要殃及中国。为了防止列强在中国争夺厮杀，北京政府又公布了《中华民国局外中立条规》24条：“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内，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凡中国海陆各处，均不得倚之为根据地以攻敌人。各交战国之军队、军械及辎重品，均不得由中国领土、领海经过。其有违背前项规定者，应听中国官员卸去武装。”“各交战国有破坏中国之中立条规者，中国如以各种方法阻止之时，不得视为启衅之举。”显然，中国政府的规定完全符合国际法中有关中立国权力的原则，如果各方行事皆尊重国际法原则，中国的主权是应该得到保护的。
那么，选择中立有什么好处呢？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看，中国保持中立是很自然的选择，符合中国的国情。一是战争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无论德奥还是英法，都无所谓人道、公理，他们都是侵略中国的强盗，中国没有必要为列强效力，况且参战对中国并无直接的好处。二是中国力量弱小，没力量加入任何一方作战，也没有力量制止任何一方在中国的胡作非为。三是畏惧与西方列强的战争。近代以来，中国在反对列强入侵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一次次挫折，一次次丧权辱国，使中国人对西方列强有一种潜在的恐惧感，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无论参战还是中立，都需要能力。中国既然没有力量参与作战，那么也很难通过中立维护自身的利益。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中国想置身事外只是一厢情愿。
欧战双方虽然在中国都有少量兵力，但由于中国远离欧洲战场，对战争胜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中国限制战区得到了交战双方的赞同。按理说，欧战双方既有此意愿，远东战事似乎可以消弭。然而，中国限制战区的希望却遭到了日本的反对。此时，列强卷入欧洲战事，无暇东顾，日本巴不得战火早日烧到亚洲，趁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8月7日夜，日本内阁通过了参战决定。8月8日，也就是中国宣布中立之后的第二天，日本舰队便声势浩大地出现在德国租借地胶州湾海岸之外，准备趁火打劫。8月15日，日本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8月23日之前将胶州租借地交与日本接收。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9月2日，日军在远离胶州湾的山东半岛北岸龙口登陆。
为限制战火在华蔓延，羸弱的中国政府再次让步，被迫在自己的领土上划定交战区域，以限制日军的活动范围。9月3日，北京政府照会各国公使声明，划出龙口、莱州及连接胶州湾附近各地为“战区”。
然而，日本对此置若罔闻。登陆日军竟先沿铁路西进，占领济南，控制了胶济铁路，最后于11月7日攻占青岛。面对中国的抗议，日本竟然警告中国政府：“中国方面的任何抵抗都将被认为是援助日本的敌人，中国必须为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承担责任。”至此，中国政府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避开战火的愿望终成泡影，陷入了“中而不能立”的境地。
日极力阻挠，两次试图参战未果
中国政府判断，英法俄对德奥意之间的对决，对中国利益冲击最大、充满变数的就是山东主权。其时日本对山东的觊觎，已是昭然若揭。
据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说，袁世凯曾预计日本可能借大战之机夺取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为了避免这一结果，袁世凯曾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出希望参战，愿意提供5万兵力与协约国一起围攻青岛，从而收回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但是，朱尔典认为与中国合作是多此一举，拒绝中国的参战要求。当然，狡猾的日本对中国的用意洞若观火，更是坚决反对这一计划。
日本为何极力反对中国参战？因为如果中国参战围攻胶州湾德军，会阻碍日本攻占青岛进而控制山东的图谋；同时，早就有亲英美倾向的袁世凯政府将与英美等国靠得更近。这显然不利于日本扩大对华侵略。
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对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发出警告：区域有限，中国既守中立，自无预战之理。加藤高明还欺骗陆宗舆说：“此为永保东亚和平起见，并无占领土地野心，且对中国诚表友谊，特先通告。深望中国政府以诚意信任日政府，遇事推诚相商为幸。”在英国的反对和日本的威逼蒙蔽下，加之云南爆发护国运动，袁世凯急于安内，也就不再考虑参战问题。
中国首次参战的设想就这样胎死腹中。
随着战争持续进行，英法俄协约国在经过巨大消耗之后，意识到战争短期不可能结束，赢得战争面临重重困难。因此，为了集结更多的国家以对抗德国，也为了驱逐德国在华利益，协约国很想促使中国参加对德战争。1915年11月7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与俄国公使库朋斯齐向中方提出，希望中国向协约国提供军械出口，条件是贷款给中国，帮助中国扩充兵工厂。
日本得到消息以后十分恐慌，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手段和力量来阻止中国参战。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马上奉命到中国外交部质询。北京政府表现畏缩，不敢如实正面回答，竟然答复日本说“经过调查，此事不实，英俄并未有所提议”。后来虽承认俄方确曾希望中方能向其提供军火，但因为有碍中立而拒绝了。
英国面对日本的询问，为了避免在关键时刻失去日本的支持，也说未曾与中国协商参战的问题。随后，日本向英、俄、法三国政府声明，日本在中国处于特殊地位，关于中国问题，西方三国必须取得日本的同意才能采取行动。最后，协约国不但拒绝中国直接参战，而且还让日本主导协约国的远东政策。
&中国的第二次参战企图也以失败而告终。
特殊参战国，“以工代兵”功不可没
1917年初，德国宣布无论交战国或中立国船只，均将遭到德国潜水艇的攻击，史称无限制潜艇战争。德国这一扩大战争的政策，损害了美国在海外的利益。1917年2月3日，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并将这一情况通知中国，希望采取一致行动。美国这一举动，又将中国参战的话题摆上桌面。
这次，日本态度大变，竟然大力催促中国对德国断交。在中国向德国提出抗议的当天，日本外相就告诉中国驻日公使，没有必要先提抗议，也不必等德国对抗议的回应，可直接宣布断交，而且极力鼓动中国尽快参战。
日本为什么对中国参战问题的态度有了根本性变化？一是袁世凯已死，中国政府的实权在军阀段祺瑞手中。段祺瑞是亲日派，如果中国参战，日本可以通过段祺瑞增强其在华势力。二是日本已相继获得西方列强许诺，由其继承德国在山东利益，赞成中国参战可以换取列强的进一步承认。
当列强一边倒支持中国参战时，中国内部却出现了一场关于参战问题的大争论，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将领及社会各界都卷入了争论。虽然意见纷呈，莫衷一是，但主流意见还是建议中国参战，认为中国参加对德作战，从小处着眼，是为了应对日本，为了在战后和会上占有一席之地；从长远看，是为了加入国际社会，走向国际化，使中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有发言权。
1917年8月14日，经过半年左右的斗争和辩论后，中国政府对德宣战。此时，距一战结束的1918年11月11日还有不足1年3个月时间。
中国虽然是参战国，但并没有向欧洲派出作战部队。1917年9月14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愿意派兵到法国参战，提出中国可以在6周内向法国派遣2万至3万士兵。但是，由于日本没有为协约国向欧洲战场派去一兵一卒，因此日本也不想让中国派兵。在西方列强包括日本极力阻挠下，中国最终没有能够派兵参战。
由于中国未能派兵参战，被称为“宣而不战”。协约国方面，有人嘲讽中国“参战不力”，是“理论参战者”。日本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更是指责中国“未出兵，宣而不战，应不下请帖，不为设座”。
中国虽未派兵参战，但却“以工代兵”，派出了大量劳工到欧洲战场，并给协约国一些国家送去大批粮食，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说中国是一战的特殊参战国，还在于作为战胜国却没有获得战胜国应有的尊重和待遇，中国参战的目的也完全没有达到，是一个屈辱的参战国，更是一个屈辱的战胜国。
有积极意义，获国际社会入场券
在中国近代史上，日本始终扮演了极其恶劣的角色，是列强中欺凌中国的首恶，也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一战爆发后，日本趁火打劫，以对德宣战的名义夺取了山东权益，实现其扩张野心。在中国参战问题上，日本屡加阻挠，是中国参战的最大障碍。中国试图通过参战解决山东问题，为一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在巴黎和会上受尽屈辱，未能收回山东主权，根源也在日本。今天的中国，仍要警惕日本，防范日本。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面临战争何去何从，理应有权作出选择。而中国参加一战，却不能由自己决定，而是被列强所左右，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求战之路曲折、艰难、漫长，令人心酸，使人感叹，发人深省。弱国无外交，弱国在国际事务中无话语权，我们必须永远铭记。历史昭示我们：富强是硬道理，国弱遭人欺，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只有成为一个强国，才能维护领土主权和国家统一，才能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处，才能在世界舞台上有自己应有的地位。
中国参战虽然含有从强从众的因素，在巴黎和会上未能受到平等待遇，也未能实现预定的目标。但是，中国这一抉择本身是积极的，具有开创性意义。通过参战，废除了与德奥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开了近代中国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之先河；停付或缓付了庚子赔款及其他对德借款的息金，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从广义上看，参战使中国赢得了进入国际社会的入场券，首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国际关系体系的重新安排，成为国际联盟的创始会员国，与国际社会建构起更加紧密的制度性联系。
（作者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肖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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