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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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军编队进入亚丁湾，执行防范索马里海盗劫持中国商船的护航任务。这是现代中国海军第一次远离本土执行军事任务，而且是跨出太平洋进入印度洋水域执行军事任务。这件事非同寻常，不仅因为它超出了和平访问、联合军演、国际维和的范畴而进入了实际用兵领域，更在于这是中国第一次动用军事力量来维护自己海外利益的行动。因此，这件事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那些大国对未来中国军事力量的无限遐想。　　无论世界上的预言家们用意如何，但他们的确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未来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军事力量？　　众所周知，中国军队至今仍然是以陆军为主的，而陆军目前的武器装备、指挥体制、作战编成等均按照本土防御作战的需要设计和安排的；中国海军的远洋活动能力近年来虽然有所提高，但由于缺少航空母舰之类的远洋进攻性作战平台，所以基本上仍是一支近海防御型作战力量；中国空军长期以来是按照国土防空的要求来建设的，基本上不具备远程进攻作战能力；中国惟一可以实施全球范围打击的军种是战略导弹部队，但其规模和质量都不能与美、俄相提并论。因此，中国现有的军事力量，基本上还是一支本土防御型军事力量。　　应当承认，中国这种本土防御型军事力量在过去近60年时间里，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慑止了可能的侵略战争，满足了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军事安全需求。然而，时代是发展的，国家的军事安全需求也是发展的。今天的中国不仅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而且也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甚至不同于10年前的中国。如果说过去的中国是站在当代世界体系之外与他国竞争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则是深深地卷入到了当代世界体系之中，成为世界经济、政治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利益不再仅仅局限于本土，而是愈来愈呈现全球化分布的特点。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包括自己用武力建立和扩大势力范围。但是，中国又必须具备在本土之外维护自己重大利益的军事能力，以满足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军事安全需求。这就意味着，中国现有的本土防御型军事力量将不能满足未来中国的军事安全需求。　　和本土防御型军事力量相区别的，是那种全球型军事力量。在当代，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型军事力量具有如下主要特征：（1）拥有可以全球到达的攻击性作战平台；（2）拥有全球部署军事力量的技术手段和能力；（3）拥有遍布全球的海外军事基地；（4）拥有支持全球范围军事行动的天基系统；（5）拥有具备联合作战能力和两栖作战能力的部队；（6）拥有延伸海外的作战指挥体制。显然，美国的军事力量是最典型的全球型军事力量。　　同样显然的是，中国不可能发展美国那样的全球型军事力量。这不仅是由经济、科技实力决定的，更主要的是由国家政治决定的。美国建设这样一支军事力量，是由其称霸全球的政治决定的。未来中国无论发展到怎样强大，有四条是必须坚持的，一是决不称霸，二是走和平发展道路，三是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四是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这是未来中国决不能放弃的政治，否则，等待中国的将是自我毁灭，是难得的发展战略机遇付之东流。只要坚持这样的政治，中国就永远不能发展美国那样的全球型军事力量。　　那么，未来中国需要一支什么样的军事力量来维护自己日益全球化分布的国家利益呢？当代世界上有一些国家虽然不拥有美国那样的全球型军事力量，但却具备全球用兵的能力，或者至少具备超出本土的区域用兵能力。这种类型的军事力量，我们可以把称之为“有限全球型军事力量”，或“有限向外辐射型军事力量”。未来中国，大体需要就是这样一种军事力量。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更强调防御性或防卫性。因此，更准确地说，未来中国需要的是有限向外辐射的防御性军事力量。第一，这种军事力量立足于本土防御，但有能力辐射周边地区，实施本土之外的区域作战行动，这是最基本的；第二，这种军事力量在必要时可以跨出区域、在全球范围内执行国际维和、国际救援、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势力以及保护海洋通道、维护海洋权益等军事任务；第三，这种军事力量在大规模战争中不仅可以实施区域范围的反击行动，而且可以实施跨区域或超越区域范围的反击行动。这就要求中国军事力量建设实现转型，在继续完成机械化任务的同时，开始加强以网络为中心的信息化能力建设，加强远程战略机动和投送能力建设，加强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联合作战能力建设，加强战略威慑能力建设。具体说，就是要注重发展远程进攻型作战平台；注重发展投送军事力量的技术手段；注重发展能够指挥控制超出本土范围军事行动的天基系统；注重发展编成灵活、具备两栖作战能力的联合部队等等，以保证当中国海外重大利益受到损害、需要动用军事手段加以维护时，中国军队能够到达现场并执行作战任务。但以防御为目的这一性质，决定了未来中国军事力量不追求对全球战略要地的控制，不追求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不追求海外永久驻军。说白了，就是有事就来，无事就走。　　其实，中国现有军事力量已具备了初级的海外用兵能力，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已经拥有了一定数量的远程进攻性作战平台，如核潜艇、中远程战略导弹等，不远的将来还会拥有航空母舰。尤其是中国已经拥有天基系统，在空间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些都为中国发展有限向外辐射的防御性军事力量提供了重要基础。这次派海军编队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就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在这个方面的能力。可以预见，只要我们按照既定方针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未来中国必将拥有一支能够有效维护自己海外发展利益的有限向外辐射的防御性军事力量。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未来中国要不要建立海外军事基地？近代列强崛起，都有追求海外军事基地的历史。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拥有遍布世界的军事基地，至少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部署了军队。在近代史上，列强们的海外军事基地和殖民地是划等号的，因为它们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进行侵略扩张的过程，是建立殖民统治的过程。今天，绝大部分殖民地国家都获得解放，但不少国家依然保留了列强的军事基地。驻有美国军队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是拥有独立主权的联合国成员国。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他国建立军事基地，可以不再与侵略扩张划等号？恐怕不能轻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不谋求对领土以外的任何地区的控制权，因此没有必要建立美式的海外军事基地。另外，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势必涉及他国主权问题，涉及军事结盟问题，并且难免卷入他国内部冲突或地区矛盾之中，这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发展战略。至于海外军事行动的支援补给问题，完全可以采取建立军事基地之外的其他办法解决，如随行补给、请友好国家或有关国家提供协助建立临时补给点等等。中国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必须走出一条符合国家性质和发展战略的新路子，而决不能去趟殖民主义者走过的老路。　　总之，中国发展所展现的广阔前景，已经把未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军事力量这一重大问题提了出来，要求未雨绸缪。而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决不能仅就军事谈军事，必须遵循集中反映了国家性质、基本制度和总体发展战略的政治战略，需要政治眼光和大战略思维。军事是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的，军事上可行而政治上不可行的军事行动，是绝对不可行的。思考和回答未来中国需要什么样军事力量这个问题，万万不能忘记这条“公理”。
（责任编辑：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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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不抛弃传统的海上防御、近岸防御的情况下，建设一支制海型海军。
海军随舰特战队员进行重机枪射击训练。曾涛 摄一周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将迎来自己的生日。从日至日，人民海军已走过了66年的征程。66年，人民海军饱受战火硝烟的洗礼与考验，正实现历史性的转型。从近海走向远海、深蓝，建设一支有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与国家地位相称的强大海军，成为当下中国面对的重大课题。中国需要一支什么样的海军？其发展模式是否符合未来需要？回顾历史，中国海上作战力量的4个发展阶段也许会告诉我们答案。鸦片战争时期：海上作战主要依靠海岸炮台提起中国近现代海军、海上防御和海上作战，其历史要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当时，中国第一次面对强大的外敌从海上入侵，海上作战、海上防御、海上作战力量建设，成为重大课题。&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还未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当时，中国的海上作战力量被称为&水师&。无论是鸦片战争，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我国海上作战很大程度上依托的是海岸炮台，即便有海上作战的舰艇，也基本是在紧贴海岸的地区，围绕炮台展开作战。从海上作战力量看，这一时期的中国海军属于岸防型海军。相比于当下所提及的&近海防御&概念，当时的海军作战力量连海防都称不上，最多属于岸防型海军。北洋海军时期：空有亚洲最大舰队　发展思路远远滞后北洋海军的诞生，让中国海上作战力量发生了明显变化。清政府通过引进国外先进舰艇，让中国出现了一支像模像样、实力看上去也相当雄厚的海上作战力量。北洋海军号称亚洲最大舰队，但从当时的建军思想和对这支力量的作战运用看，依然没有脱离岸防型海军的窠臼。当年，李鸿章在上奏清廷的奏折中提出&先就北洋创设一支海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的海军发展思路。从中可以看出其想法仍然是以大陆为依托，把海军作为岸防力量的延伸来考虑。北洋海军大阅兵之后，李鸿章在另一份奏折里提到：&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李鸿章已经意识到北洋海军在大洋上作战还力有不及，但其渤海门户&深固不摇之势&的话语，依然体现出守口、守陆的思想，没有完全脱离岸防海军的思路。甲午战争爆发后，面对外敌的海上入侵，北洋海军依然沿用岸防型作战方式。纵观甲午战争，不难发现北洋海军从未规划与日本联合舰队在海上决战的作战形态。日本海军是主动设计寻找主力决战的主动方，而北洋海军完全是处在被动的应对方。随后的作战，北洋海军更是基本龟缩在港内，把战舰当成浮动炮台来使用，根本没有出海与日本联合舰队进行海上作战的规划。这一段历史表明，尽管北洋海军时代海军的硬实力加强，但其骨子里仍然是岸防型海军。人民海军诞生：以防御为主体，作战能力不断向外推移人民海军诞生后，中国海上作战力量的发展逐渐开始发生变化。1953年，毛泽东为人民海军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此后的时间里，人民海军的作战纵深在不断向外推移，作战能力也在不断向外延伸。这一阶段，中国海上作战力量已经从过往的岸防型海军发展为海防型海军，但总体上仍为防御型力量。首先，在编制体制上，三大舰队和陆战场紧密相连。舰队司令是由所在大军区副司令兼任，也就是说，海战场依然是陆战场的附属品，是陆战场向外的延伸。其次，在一些对于海军描述的用词用语上，也能找到海防型海军的痕迹。比如，之前经常提及的&筑起海上钢铁长城&，这其中，海防的味道很明显。此外，在兵力建设上，上世纪50年代人民海军确立&空、浅、快&的兵力建设原则，即指海军兵力建设以飞机、潜艇、快艇为核心。这些兵力基本上属于突击兵力，换句话说，如果敌人在海上对我们发动入侵，我们就重点使用这些兵力，依托岛岸，对敌人实行海上突击，目的主要是防御。现在与未来：在制海型海军的发展道路上前进如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海外利益遍及全球，我们的安全需求不仅仅局限于领土、领空、领海安全，还涉及到能源、金融、海外贸易安全等。显然，传统的岸防型、海防型海军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当下的形势，更不能适应海军未来发展需求。在西方海军发展过程中，其传统思路为是建设一支具备远海作战能力的海军，其核心是制海。制海就是控制海洋，或控制某一海域，即这块海域能为我安全使用，同时又不能让敌人顺利使用。如果具备了控制某块海域的能力，或者围绕这样的能力建设起的海军，就是制海型海军。从中国当下的需求、未来的发展来看，一方面，我们需要在更遥远的海域保卫我们的国家利益，承担我们应负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在近海和近岸防御可能的强敌入侵。所以，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不抛弃传统的海上防御、近岸防御的情况下，建设一支制海型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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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新闻未来20年，中国军事发展将走向何方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中，没有军事力量的大发展，就无法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挑战。未来一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当代中国军事要在坚持基于威胁与基于能力有机统一的基础上，把基于能力凸显出来，打造适应中国和平崛起安全需求的能力型军队。
当代军事发展，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基于威胁，即以应对现实安全威胁为主的发展。这种路径，主要源于应对安全威胁的现实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安全威胁的情况刺激，是情况刺激-反应模式，可看作是应对型发展模式，深层次上是被动型发展模式。
另一种是基于能力，即以着眼未来塑造能力为主的发展。这种路径，主要源于战略目标的牵引，是为了达到某种战略目标而谋求塑造能力的发展，是目标牵引-塑造模式，可看作是塑造型发展模式。这两种发展战略，在实践中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与要求。
基于威胁，是立足于应对现实安全威胁，主要表现为当前性、被动性、维持性的发展。而基于能力，是立足于塑造未来军事能力，主要表现为前瞻性、主动性、创新性的发展。但就现实情况来看，没有单纯基于威胁的发展，基于威胁同样需要提升能力；也没有单纯基于能力的发展，基于能力目的还在于应对安全威胁。只是基于威胁更注重眼前应对，其发展必然是立足于当前的、现实的；而基于能力更注重从宏大视域中化解可能的安全威胁，把应对安全威胁融于塑造未来的发展中。
从这个意义上看，两种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在基于威胁与基于能力结合的基础上，选择以应对现实威胁为主，还是以塑造未来能力为主，由此形成不同的发展目标、发展路径、发展方式、发展着力点等，进而构成不同的发展模式，体现出不同的发展结果。
1、由基于威胁为主向基于能力为主的演变
军事发展基于威胁为主，还是基于能力为主，是由特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由基于威胁为主向基于能力为主演变，同样是由现实条件所决定的。
从战争与军事发展的关系来看，传统战争主要是建立在必要的战争储备和快速动员基础上。在农耕社会，战争动员主要依赖于人力和简单的武器装备，有了强大动员体制，就能迅速实现平战转换，形成战争能力。
在机械化战争条件下，军事发展有了重要意义。但机械化战争主要体现在武器装备及其庞大的规模上，因而决定着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先进技术和生产能力储备上。具备一定的先进技术和足够的生产能力储备，以及人才储备，就能够通过快速动员，形成强大军事能力和战争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发展能力虽然重要，但还是要依赖于动员体制。
从近代战争发展来看，一般而言，弱国、面临安全威胁大的国家，或是处于冷战状态下的国家，往往不得不追求应对现实安全威胁为主的发展战略，而安全环境相对宽松的大国或强国，尤其是崛起大国，往往着眼于国家战略目标，追求与之相适应的军事发展战略，即基于能力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总体来看，我国基本保持了基于威胁为主的军事发展战略。这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特定的局限性。应当说，从党和国家发展战略来看，不同历史时期，着眼于不同要求，都提出了不同的军事发展目标。但由于国家面临严峻的现实安全威胁，战争迫在眉睫，而且由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大战，军事发展关注更多的是如何有效应对现实安全威胁。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领导人作出了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正确判断，把军队建设指导思想转到和平建设轨道上来。但由于国家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政策，有人据此提出“我国已处于‘无敌国外患’时期”的观点，造成国家对军事发展缺乏应有的重视。即使推进军事发展，也缺乏长远的目标指向和发展战略牵引，影响和制约了军事发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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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爆发，特别是世界新军事革命兴起，使我们在更大程度上看到了发展差距和面临的安全危机，军事发展地位由此也得以大幅提升，军事发展进入快速推进期。但基于惯性作用，还不能说已走出以基于威胁为主的路径依赖。
这种惯性作用，主要表现在：其一，国家面临现实安全威胁突出时，就强调和重视军事发展；不突出时，就容易放松或忽视军事发展。其二，这种发展主要着眼于应对现实安全威胁，缺乏对未来军事发展的深刻把握和自觉谋划，往往是传统建设模式的简单重复和规模扩张。其三，再往深层次看，这种发展缺乏走出传统模式的创新动力，长期是在既有战斗力旧质上打转转。
能为军事发展注入改革创新动力的，往往是外部情况的刺激。这凸显出当代中国军事发展战略的缺陷，也反映出传统军事发展改革创新内生性动力的缺乏，成为制约我国军事发展的深层原因。
2、实现中国梦视域下的中国军事发展战略
当代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就是强军梦。中国军事发展必须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战略目标相适应，确立与之相适应的军事发展战略。其基本要求，就是能够满足中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的安全需求，能够赶上和引领世界军事发展潮流，成为一流的军事强国。这两个方面有机统一，互为一体。满足国家和平崛起的安全需求是目的，而做到这一点，必须建设强国军队、一流军队。
所有这些，决定了当代中国军事必须有一个大发展，决定了这种军事发展必须着眼未来一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在坚持基于威胁与基于能力有机统一基础上，把基于能力凸显出来，打造适应中国和平崛起安全需求的能力型军队。
基于能力为主，是当代中国军事领域的深刻转变，更是中国由大向强进程中军事发展的深刻变革。它关系着中国军事发展能否赶上和引领世界新军事革命潮流，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战略支撑和坚强力量保证；它从更高层次决定和规制中国军事发展必须具有更高远的目标指向，更具前瞻性的战略视野与战略筹谋；它要求中国军事发展必须更加着眼未来，具有更强的前瞻性、主动性、创新性。这对当今中国军事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与风险。
具体来看，推进当代中国军事发展，需要在这样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首先，必须确立更加明确的军事发展战略。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就是当代中国军事发展的战略目标。有强军目标，就必须有实现目标的发展战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战略规划、战略实施。这里需要深入研究的是，需不需要或应不应当有军事发展战略的问题。
在传统军事实践中，军事发展战略包含在军事战略之中，甚至被军事战略所替代。但是，随着时代条件变化和战争形态演进，军事发展的地位作用越来越重要，发展战略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
其一，在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当今军事领域竞争，正由传统的以战场较量为主要表现形式向以军事发展为主要表现形式演进。传统的主要竞争优势，如资源优势、资本优势，渐渐为发展优势、创新优势所取代。相反，战争日益成为军事发展竞争的实验场、军事实力威慑的展示场。
其二，军事存在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当今时代，战争虽然仍是实现目的的最后手段，但军事发展本身所形成的实力、能力和潜力，所展示的强大威慑力，已成为达成目的主要手段。
其三，今天的军事发展主要着眼于打赢明天的战争、下一场战争，而未来战争作为体系对抗，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作战体系和作战能力，如何进行构建和提升，还需要持续探索创新和系统建设。
其四，更主要的是，当今军事发展成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军事发展战略本身成为内容丰富的系统，并且需要各领域各方面的战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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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新型作战领域构建与发展，如信息化、空天、网络空间，以及智能化、无人化发展，都是如此。
一定时期内，尤其需要突出军事改革战略、军事创新战略。这不是用军事发展战略取代军事战略，而是将军事战略的重心由主要筹划和指导战争转变为主要指导和筹划军事发展，从而使整个军事战略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主要是军事发展指导理论或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的主要原因所在。
当代中国军事发展，正经历着从传统的威胁应对模式到能力塑造模式的演进，必然要求确立明确的军事发展战略，进而带来发展理念、发展方式、路径选择、发展重点等方面的重大转变。
因此，我们必须做到：更加注重立足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战略目标，确立军事领域的长远目标和发展战略，制定各阶段发展的规划和路线图；更加注重军事能力塑造，抓住根本性、关键性的核心军事能力不放，推动军事力量建设从应对型发展向塑造型发展转变；更加注重军事发展的战略筹谋与实施，确保战略目标和规划实施，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战略支撑和坚强力量保证。
其次，必须把着力点放到提升军事能力上来。基于能力为主，根本是提升能打胜仗的能力，核心是提升打什么样仗的军事能力。把握这个问题，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否则，如果不能把握未来军事发展方向，仍然锁定在传统体制框架内，囿于规模和数质量扩张的路径依赖，很可能只是无意义的发展，或内卷性增长，即没有发展的增长。
当年美苏争霸，双方都曾认为，只要在核武器方面占上风，就可以笑傲战场。但后来，美国人调整对军队的基本思维方式，改变了追求更多、更大、更致命武器的思维，把高新科技发展成果转化为战场上更精确、更轻巧的武器，打造出让敌人望尘莫及的优势。
当今世界，面对新军事革命的强劲发展，主要军事国家在把握发展军事能力方面，不仅有大量深入研究，而且在实践领域取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无论是传统作战，还是新型军事力量，无论是应对大规模战争，还是执行多样化任务，以及隐性化、无人化、智能化作战能力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今中国军事发展，必须围绕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战略目标，着眼中国和平崛起的安全需求，提升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和打赢未来战争的能力。
一是提升军事发展规律的研究把握能力。传统军事的理论，首先和主要是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的理论。应当在研究现代战争规律的同时，深入研究当代军事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战略问题。包括战略目标、发展路径、发展方式；军事改革、军事创新、军事转型与新型军事体系构建；新型军事力量发展，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军事理论创新发展；军事发展战略规划与实施，军事发展风险评估；军事发展与国家发展有机融合，军事发展与应对现实安全威胁的关系；等等。
目前，我们虽然有着丰富的军事发展实践，但缺少有重大价值和影响的军事发展学说。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亟须催生中国版的军事发展学。
二是提升军事发展的预测设计能力。未来不是现实的延长线。未来战争究竟打什么样的仗，怎么打这样的仗，以及发展什么样的军事能力，如何发展这样的军事能力，始终面临着多重选择，并且这种选择具有创新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这是当代军事发展的最显著特征。必须善于把握世界新军事革命大势和军事发展走势，把握我们既有的和未来可能的军事发展能力，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着眼需要和可能，把握、设计和塑造未来。
三是提升军事发展的战略筹谋和实施能力。当代军事发展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是这种面向未来的发展，必须强化军事发展的战略运筹、战略规划、战略布局、战略预置，把发展目标变为战略规划和实施，形成发展路线图和时间表，加强战略规划实施的风险评估和执行监督。
第三，必须坚持以军事改革创新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当代军事发展是一个持续改革创新的过程。
一方面，从机械化时代军事体系向信息化战争时代军事体系转型，是一场大规模、全方位、持续性改革，是体制性结构性改革。体制性改革是构建联合作战以及联合指挥、联合训练、联合保障体制；结构性改革是推进部队网络化或网络部队化。这场改革从20世纪70~80年代发轫，目前仍在深化展开中。
另一方面，军事技术创新、理论创新、组织体制创新和军事管理创新持续推进，创新能力成为军事发展的核心能力和军事领域竞争的核心优势。
缺乏创新能力，不能正确把握和实施创新，就不可能占领军事领域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军事发展战略，本质上就是军事改革与创新战略。必须把军事领域改革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明确改革创新的目标和路径，积极推进军事领域各方面改革创新。
当今中国，军事领域改革创新形势非常紧迫，任务异常艰巨。目前，我们仍处于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军事体系框架中，体制性改革正在酝酿展开，结构性改革还未深入研究筹谋。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理论创新、组织体制创新、军事管理创新，主要都还是跟进式的，缺乏很强的自主创新能力，许多方面还缺乏体现中国特色和要求的重大创新成果。
必须把军事改革创新放到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大视域中来认识和把握，着眼未来一二十年中国和平崛起安全需求和世界军事发展潮流，确立军事改革创新的发展战略，用战略目标和规划来引领改革创新，用更大智慧和坚定意志来推进改革创新，在关键领域和主要环节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尤其需要抓住难得的时间窗口，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军事改革，下决心破解面临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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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处理好基于能力与基于威胁的辩证关系
军事发展始终是为应对安全威胁服务的。军事发展是应对和化解安全威胁的根本之策。习近平主席指出，“我军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相比差距还很大，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我军打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各级领导指挥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中，没有军事力量的大发展，就无法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挑战。但军事发展与应对现实安全威胁又有矛盾的一面。尤其在军事变革时期，由于国家面临多种安全威胁，容易强调军队保持稳定，不愿意进行大的调整改革，从而把军事变革导向技术发展和平台建设。
这种以技术发展代替组织体制变革的倾向，在未来体系作战面前可能面临更大难题，甚至严重后果。这是涉及军事发展路径选择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今天，中国基于能力的军事发展，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军事发展与应对现实安全威胁的辩证关系。
一是善于使军事发展与应对现实安全威胁相协调。军事发展主要着眼于未来战争，但同时必须兼顾好应对现实安全威胁，使两者互相兼容、相互促进。
在军事发展进程中，肯定会面对现实安全威胁，甚至是严峻的安全威胁，因此，军事发展必须能够应对这种威胁。同时，又必须始终坚持军事发展的战略目标，即使在一定时期、一定情况下，需要把应对现实安全威胁突显出来，也应紧紧扭住长远目标不放，不轻易打乱或放弃发展的战略目标。
二是善于通过展示军事发展实力，塑造国家安全战略态势。军事发展的能力和实力，不仅在于能够直接应对安全威胁，更在于能够形成威慑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要善于围绕国家安全和发展大局，把军事发展尤其是新型作战能力，有目的有重点地释放出来，把能力和实力转化为强大威慑力。在小规模武装冲突难以避免的情况下，更应善于通过展示军事实力威慑，破解国家面临的安全困境。
三是善于通过应对现实安全威胁，为军事发展提供验证和展示的有利平台。美国人最善于通过应对现实安全威胁来推进军事发展。他们把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当作新武器装备的试验场，当成军事改革创新成果的“秀”场。这样，既达到了军事威慑的战略目的，又通过不断试验试错，深入研究验证武器装备和体系构建的优劣得失，提升军事发展水平。
因此，应当转换推进军事发展思路，善于以应对现实安全威胁来检验军事领域重大发展的成效，持续助推军事改革与创新，进而以军事发展的新成果，更加有效地应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
(作者：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主任　任天佑)
[责任编辑：蔡禾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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