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历史二
　　五代佛教是叙述从公元907 —959
五十余年间，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的佛教。这时中国又南北分裂，北方是五代更迭，南方则先有前蜀、吴、吴越、闽、南汉，继有荆南（又称南平）、楚、后蜀、南唐诸国（通常连同北方在后周时割据独立的北汉、合称十国）。北方兵革时兴，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国家又对佛教执行严格的限制政策；南方则各国相安，社会比较安定，帝王都热心护教，因此两方的佛教，一则勉强维持，一则续有发展，其情况各不相同。
　　北方从后梁到后汉，各代对于佛教多因袭唐代的旧规，也例行诞节诣寺行香、斋僧、僧道对论、赐紫衣师号、度僧等事，但对僧尼的管理则比较严格。管理机构为祠部（后梁），后设功德使（后唐）。度僧一向禁止私度，如后梁龙德元年（921
）即再申明令，愿出家者须入京师比试经业。后唐、后晋也同此限制，并禁新建寺院。不过后来功令渐弛，寺僧仍归浮滥，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赋税、兵役，所以到了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
）便毅然对佛教予以沙汰。凡未经国家颁给寺额的寺院，基本上一律废除，仅在原无敕额寺院的地方许留一、二所。又禁止私度，出家必须通过严格的读经试验。更禁止当时流行的烧身、炼指等眩惑世俗、残害肢体的行为。这一措施的结果，国境内寺院废除的过半。因废寺院还连带将民间保存的铜制佛像全数没收，用来铸钱，以充实国家的经济。这对佛教本身来说，澄清了一切紊乱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整顿，并不算是很坏的事，其性质也和前代各次的破佛措施不同，只是北方佛教原来仅获维持的，经此波折就更见衰落了。
　　其在南方，各国割据的局面，如吴越、南汉、闽国等，历时都比较长久，又大体相安，互不侵犯，各在境内还实施些有利民生的改良政策，使经济有所发展而社会日趋安定。各国帝王多有浓厚的宗教信仰，对于佛教的建寺（如闽地在王氏统制时，凡增建寺院二百六十七所，后改属吴越，二十七年中又增二百二十一寺；到后周显德初大废佛寺，杭州寺院获存者仍达四百八十所）、造塔（如闽王王曦于永隆三年即941
年在福州乌石山麓建崇妙保圣塔，南汉王刘鋹于大宝十年即967
年在广州造千佛铁塔，今均存；又吴越王钱弘俶于后周显德初效阿育王故事，铸造八万四千小铜塔，中纳《宝箧印陀罗尼经》印刷卷子，颁布境内，十年方竣）、造像（如闽王王审知在后唐同光三年即925
年冶铜铁三万斤来铸释迦、弥勒诸像）、写经（如闽王室在后唐同光元年即923
年写金银字藏经五藏等），以至度僧（如闽地初于后唐天成三年即928
年度僧二万，自后闽僧日见增多，降至南唐，度僧仍极浮滥，金陵一地即有数千人），所以当时南地佛教始终在发展。
　　唐代所有各宗派，到了五代时，只禅宗和天台宗因根据地在南方，条件优越，得到更大的开展。南方禅宗在唐末时，曹洞崛起，大振青原（行思）一系的宗风。同系德山门下的闽僧义存（822
）参学归来，构居福州西山的雪峰，唐末受到闽王王氏的优礼，十数年间，替他建寺造像、厚施养众，于是教化之盛，甲于天下，四方僧众趋集，冬夏常有千五百人。其门徒中又多杰出人材，如玄沙师备（835
—908 ）、洞岩（越州）可休（874 —940
？）、鹅湖（信州）智孚、长庆（福州）惠棱、鼓山（福州）神宴，都得闽王尊重，分灯化俗。其中玄沙从《楞严经》入道，识见尤属特别，化行尤广。继有罗汉（漳州）桂琛（867
—928 ），曾参雪峰法会，但得旨于玄沙，门众推为上座，大弘玄沙之教，遍于全浙。从桂琛得法的有文益（885 —958
），后为南唐元宗迎住于金陵报恩禅院，死后私谥法眼，衍成法眼宗。其弟子有天台德韶（891 —972
），为吴越国师。门下有永明延寿（904 —975 ）沟通禅教，后著《宗镜录》，成一大家。还有义存另一门人云门（韶州）文偃（？—949
）为南汉高祖所尊礼，教化很盛。其门下香林澄远（？—987 ）后更光大，成为云门宗。此外，临济宗由兴化（魏府）存奖（830 —888
）、宝应（汝州）慧颙（？—952 ）相承；曹洞宗由洞山云居道膺一系同安道丕、同安观志相承；沩仰宗由仰山南塔光涌（850 —938
）一系相承；各弘化一方，与法眼、云门并行。禅家五宗，至此完全建立。
　　天台宗在五代时直传湛然之学的有义寂（919 —987
）。他因德韶的推荐，见重于吴越王钱弘俶。钱氏特为他在天台山建螺溪道场。又接受他的建议求会昌以来散失了的天台教籍于高丽。其后高丽遣谛观送了智者诸大部著述来浙，于是一宗典据大备，呈中兴之象。义寂之传有义通（972
—988 ）、宗昱，通后传四明知礼，更大昌此宗之说。
　　当时北方的义学是不主一宗而以疏通性相、精研大小乘的综合形式出现的。常习的经论有《法华》、《涅槃》、《仁王》、《维摩》、《弥勒上生》等经，《中观》、《唯识》、《俱舍》等论，而以《百法》、《因明》二论归之名数与立破法门，视为研学方便，敷讲尤为普遍。讲家著名的撰述有彦晖（后梁，840
）的《百法论滑台（所住地方）钞》，归屿（后梁）的《百法钞会要》，虚受（后唐）的《俱舍疏钞》及《法华》、《百法》、《唯识义章》，贞辩（后唐）的《上生经钞》，可止（后唐）的《法华顿渐教义钞》，智江（后周）的《百法瑞应钞》，继伦（北汉）的《因明论演秘钞》、《法华经钞》等。又《法华》的研究本来在南方是以天台之说为正宗的，而北方学者南来讲说却常用慈恩宗义相沟通。如可周（后唐）于乾宁四年（897
）节《法华玄赞》为五卷《评经钞》，又为音训并解释道宣的《法华经序》，乾化二年（915
）以后即在浙江一带弘传其说。又皓端于杭州撰《金光明经随义释》，会通慈恩、天台两家宗要，而启发了天台内部异解的端绪。象慈光悟恩（912
）即曾从皓端听习经论，而后契入天台，著《玄义》、《文句》、《止观》、《金光明金錍》科总三十五帖，继而就发《金光明玄义》真心观之难。
　　此外关于律学，从中唐以来就是南山、相部、东塔三宗并行，未得统一。五代时还保持着同样状态。其在北方，新章宗即东塔一系仍在流行，著名的律师如贞峻（847
—924 ）即在东京开宝律院为新章宗主。从乾化元年（914 ）以来，十年之间度僧尼三千余人。又相国寺澄楚（889 —959
）亦为新章宗律主，后晋初入内道场，为皇宫妃主等落发受戒。他一生临坛度僧尼八千余人。至于江浙地方，则南山律更盛。律师元表原在长安西明参与法宝讲席，广明中（880
）来越州讲南山律钞，诸郡学人莫不趋集。其门人杭州景霄（？—927
）著《简正记》二十卷。又有守言再传元解，后为南山宗正系。又法宝高足慧则（835 —908 ）亦于广明中南来传律，其弟子希觉（864
—948 ）著《集要记增辉录》（《集要》为慧则之作）。其门下有赞宁（919 —1001
），为吴越僧统，都是宏传南山宗的有力者。
　　五代时写经阅藏的风气也很盛，但南北所写大藏，依据略有不同。北方多写《贞元录》入藏经，这较《开元录》入藏的多出三百余卷。南方通常依《开元录》写经。南唐升元二年（938
）曾由僧勉昌请编李长者所撰《华严经论》四十卷入藏。保大三年（945
）僧恒安又从关右写到《贞元录》续入藏经，连同《千钵曼殊室利经》十卷，《一切经源品次录》三十卷，共三百七十三卷，编成《续贞元释教录》，请写录施行，这样南方就也有《贞元录》入藏经的写本了。另外，和写经连带着有音义之作。如汉中沙门可洪，从后唐长兴二年到后晋天福五年（931
）费了十年功夫，撰成《大藏经音义随函录》三十卷，订正了玄应、厚师（西川）、谦师（浙右）、郭迻（河东）诸家旧作的错误，其书今存。又行瑫（895
）也以订正郭迻音义的用意，撰述《大藏经音疏》五百余卷，几乎等于疏解一部大藏音义。其书曾风行两浙，全部已佚，最近仅在日本发现其第三百零七卷写本一卷。当时讲家博学的大都遍览全藏。如贞海（后唐）擅长《法华》，三十余年间讲经三十七座，阅览藏经两遍。从隐（后汉）通《弥陀》、《中观》、《百法》三种经论，尝为大众一日作三讲座，阅藏一遍。智佺（后周）讲《百法论》百余遍,登座多不临文，但凭记忆讲述，却极流畅详尽，阅藏三遍以为参考。文辇（南唐）习禅，也览大藏三遍，以佛言为定量。义楚（后周）精于《俱舍》，讲《圆晖疏》十余遍，也阅藏三过，并纂成类书《释氏六帖》二十四卷，今犹存。
　　五代时佛教艺术无大发展。如在教煌石窟，五代所筑窟存三十三个，其中塑像仅保存了唐代的旧规模，壁画也缺乏生气。惟雕像之存于杭州南山区的摩崖龛像（西方三圣像等）较胜。在此时塑像和画像里，十六罗汉等题材特别流行。如杭州雷峰塔有金铜十六罗汉像，烟霞洞有十六罗汉像，皆吴越时造。在僧俗间有好些人以画罗汉著名，如后梁的李罗汉（因善画罗汉而得名）、后蜀贯休（禅月大师）等。又唐末奉化（明州）有布袋和尚契此，自称弥勒化身，江浙间多有信者，也时图画其像。至于佛教建筑，特别在造塔方面，因鉴于木材之易引火灾，改用砖石，其结构形式虽基本上模仿木塔，但附加雕刻，别有特色。现存遗构在南方较多，如福州的崇妙保圣塔（闽国时造）、杭州保俶塔（吴越时造），南京栖霞寺舍利塔（南唐时改建）、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南唐时造）。
　　另外，当时僧徒有学包内外、吟咏风骚的好尚，故很多擅长诗文或书画的。如可止（后唐）有《三山集》收诗三百五十篇，齐己（后梁）有《白莲集》收诗八百首，栖隐（楚）有《桂峰集》，汇征（吴越）有诗文集七卷,虚中（楚）有《碧云诗》，希觉（吴越）有杂诗赋十五卷，贯休（后蜀）有《禅月集》等。其能书的则有贯休和他的弟子昙域（能篆书），又晚峦（能草书）等。能画的有智晖（后唐）、智蕴（后周）、蕴能（吴越）等，都很著名。
（吕　澂）
　　　　　　　　　　　　
　　宋代佛教是叙述从宋太祖建隆元年到卫王祥兴二年（960—1279）三百二十年间赵宋一代的佛教。
　　宋代政权建立之后，一反前代后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来加强国内统治的力量。建隆元年，先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寺院的废毁。继而又派遣沙门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法，使内官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版。这些措施促使佛教传播逐渐恢复和发展。以后宋代各帝对佛教的政策大体未变。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度童行达十七万人。五年（980）中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后来改名法贤）、施护先后来京，因而朝廷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久已中断的翻译。太宗还亲自作了《新译三藏圣教序》。后来院里附带培养翻译人才，改名传法院。又为管理流通大藏经版而附设印经院。当时印度等国僧人送赠梵经来中国者络绎不绝，从宋初到景祐初八十年间，即有八十余人。真宗一代（998—1022）接着维护佛教，在京城和各路设立戒坛七十二所，放宽了度僧名额。天禧末（1021），全国僧尼比较宋初增加了很多。寺院也相应增加，近四万所。另外，还有贵族私建或侵占的功德坟寺很多。这些寺院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园、山林，得到豁免赋税和徭役的权利。于是寺院经济富裕，举办起长生库和碾顗、商店等牟利事业。到神宗时（），因年荒、河决等灾害频仍，国家需用赈款，开始发度牒征费。这一权宜之策，后来继续执行，数量渐增，流弊也愈大，至使寺院经济与政府财政间的矛盾有加无已。最后到徽宗时（），由于笃信道教，即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并使佛号、僧尼名称都道教化。这给予佛教很大的打击，但不久即恢复原状。
　　宋代南迁之后，政府益加注意对佛教的限制。高宗时（）即停止额外的度僧，图使僧数自然减少。但江南地区的佛教原来基础较厚，国家财政又有利用度牒征费及免役税等收入以为补充，故佛教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盛况，以迄于宋末。
　　宋代译经开始于太宗太平兴国初。当时特别设立了译经院，并制定一些规章。如译场人员设译主、证梵义、证梵文、笔受、缀文、参详、证义、润文（后更设译经使）等，组织比较完备。从太平兴国七年（982）起，逐年都译进新经，继续到天圣五年（1027），译出五百余卷。其后因缺乏新经梵本，译事时断时续，维持到政和初（1111）为止。总计前后译家（及其译经年代）可考的有十五人，即法天（译经年代974—1001）、天息灾（980—986，后改名法贤，987—1000）、施护（980—1017）、法护（中印人，980—983）、法护（北印人，）、惟净（1009—？）、日称（）、慧询（）、绍德（）、智吉祥（）、金总持（，下四人均同）、天吉祥、相吉祥、律密、法称。其中惟净、慧询、绍德都是由传法院培养出来的中国僧人，天吉祥等则帮助金总持翻译。诸人所译的总数是二百八十四部、七百五十八卷。其中以密教的典籍占最多数，论部最少。当北宋之初，印度密教正盛，有关的梵本流入中国的不会太少，但在天禧元年（1017），宋代统治者注意到密典中有些不纯部分和佛教的传统相违反，因而禁止了新译《频那夜迦经》的流行，并不许续译此类经本，这就大大限制了以后的翻译。此外，从宋代译经的质量上看，也不能和前代相比。特别是有关义理的论书，常因笔受者理解不透，写成艰涩难懂的译文，还时有文段错落等情形，因此，尽管译本里也有中观一类的要籍（如龙树、陈那、安慧、寂天等的著作），但对当时义学界似未发生多大影响。
　　宋代译经多属小部，就其种数而言，几乎接近唐代所译之数，因而在大中祥符四年至八年（）、天圣五年（1027）、景祐二年至四年（），曾经三度编撰新的经录。祥符时所编，称《大中祥符法宝总录》，二十二卷，为赵安仁、杨亿等编修。所载译籍乃从太平兴国七年到祥符四年（982—1011）三十年中间所译，共计二百二十二部、四百一十三卷（此外，还收有东土著撰十一部、一百六十卷）。这部目录的主要部分完全依照各次进经的年月编次，除列出经名、卷数、译人而外，还附载进经表文，这都依据当时译经院的实录，所以连带记载着有关译场的各事，如新献梵筴、校经、更动职事等等，其体裁和过去的各种经录完全不同。天圣时所编新录称《天圣释教总录》三卷（亦作三册），译经三藏惟净和译场职事僧人等同编。它系当时全部入藏经典的目录，记载着《开元录》各经、新编入藏的天台慈恩两家著述、《贞元录》各经、《祥符录》各经，再附载其后新译各经，一共六百零二帙、六千一百九十七卷。景祐时所编新录称《景祐新修法宝录》，二十一卷，吕夷简等编。体裁和《祥符录》一样。所收译籍即紧接《祥符录》，从祥符四年到景祐三年（），二十六年间译出的各经，共糀E二十一部、一百六十一卷，另外，还收有东土著撰十六部、一百九十余卷。又由于汉文佛教经典的影响，当时的回鹘、西夏地区，都用民族文字译成回鹘文及西夏文经典。
　　从五代以来，我国木版雕刻技术有了很快的发展，因此宋代对于佛教的大藏经，很早就利用了木刻。综计宋代三百余年间官私刻藏凡有五种版本，这也算是宋代佛教的特点。第一种为官版。这从开宝四年到太平兴国八年（971—983）费了十二年功夫在益州刻成，因此也称蜀版。所刻数量达到六百五十三帙、六千六百二十余卷，它的印本成为后来中国一切官私刻藏以及高丽、日本刻藏的共同准据。第二种是在福州私刻的东禅等觉院版。元丰初（1078）由禅院住持冲真等募刻，崇宁二年（1103）基本刻成，到政和二年（1112）结束，共得五百六十四函、五千八百余卷（南宋乾道、淳熙间又补刻十余函）。第三种是福州私刻的开元寺版。即在东禅版刻成的一年，福州人士蔡俊臣等组织了刻经会，支持开元寺僧本悟等募刻。这从政和二年到绍兴二十一年（）经四十年，依照东禅版的规模刻成（南宋隆兴初曾补刻两函）。第四种是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刻版，通称思溪版。此版开刻时期约在政和末（1117）。刻费由湖州致仕的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一家所出。内容依据福州版，而略去一般入藏的著述，共五百四十八函、约五千六百八十七卷。第五种是平江碛砂延圣禅院版。此版是受了思溪版的影响而发起，在南宋绍定初（1229）由当地官吏赵安国独自出资刻成《大般若》等大部经典作为首倡，端平元年（1234）仿思溪版编定目录，刻至咸淳八年（1272）以后，因战火逼近而中止，后入元代才继续刻成。因此，它对原定目录的内容颇有更动，并补入元刻各书，共得五百九十一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
　　宋代一般佛教徒著重修持，故禅净两宗最为流行。宋初，云门和临济并盛于各地（禅家五宗内沩仰数传以后即不明，曹洞与法眼当时也都不振）。临济宗由风穴（汝州）延沼（896—973）上继兴化存奖（830—888）的系统传承而下。其后各代为首山省念（926—992）、汾阳善昭（947—1024）、慈明楚圆（986—1039）。楚圆的门人黄龙（隆兴）慧南（）和杨岐（袁州）方会（992—1049），分别开创了黄龙、杨岐两派（和临济等五宗合称七宗），都盛行于南方。南宋时，杨岐且进而成为临济的正统。杨岐方会再传为五祖法演（？—104），三传为佛果克勤（圜悟，）。佛果克勤曾
　　就云门宗雪窦重显的著作《颂古百则》加以发挥、讲说，门人录成《碧岩录》，为禅学名著。他门下有虎丘绍隆（）、大慧宗杲（），都在江浙一带活动。大慧提倡看话禅，其影响尤为久远。后来黄龙、杨岐两宗还远传于日本。
　　云门宗在宋初也很占优势。得香林澄远（？—987）一系再传的雪窦重显（980—1052）著《颂古百则》，大振宗风。仁宗皇祐元年（1049）汴京新创禅院，即是请云门五世的大觉怀琏（）去住持的。其另一系由缘密圆明三传的灵隐契嵩（），祖述《宝林传》，反对天台宗所信奉的《付法藏传》之说，而厘定了禅宗的世系为二十八祖，著《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及《传法正宗论》。他强调禅为教外别传，一反当时禅教一致的常见。他还针对其时辟佛的议论作了《辅教篇》等。由于他擅长文章，得着仁宗和在朝的官僚们的称赏，他的著述也被许入藏流通，这更加强了云门的宗势。但到南宋，此宗即逐渐衰微，其传承终于无考。
　　此外，曹洞宗仅洞山嫡传的云居道膺（？—902）一系，绵延不绝，从六世芙蓉道楷（）以后渐盛。再经丹霞子淳（）传弘智正觉（），提倡默照禅，与看话禅并行。又丹霞子淳一系，在天童如净之后，传入日本。
　　除禅宗之外，律宗和贤首、慈恩的义学，在宋代也相当流行，天台宗则有新的发展。律宗是南山一系单传，其中心移于南方的杭州。宋初，得法宝律师传承的赞宁（911—1001）有律虎之称。另外，从法宝七传而有允堪（），普遍地注解了道宣的著述，达七部之多，所著解释《行事钞》的《会正记》尤其重要，因而继承他的一系有会正宗的称呼。他的再传弟子灵芝元照（），原学天台宗，后即采取台宗之说以讲律，也注解了道宣的三大部著作。
　　他对《行事钞》的注释称《资持记》，就一些行仪如绕佛左右、衣制长短等，都有不同的见解，于是别成资持宗。后来此宗独盛，传承不绝，并东传于日本。宋末宝祐六年（1258），临安明庆闻思律师，还请得道宣三大部著作及元照的记文入藏印行。
　　贤首宗（即华严宗）学说在宋初流行的是宗密一系，沟通《圆觉》、《起信》的理论，著名人物有长水子璇（？—1038）。他的师承不明，但尝从琅琊慧觉（传临济宗善昭的禅法）学禅宗，受到慧觉的起示，而重兴贤首宗,因之带有教禅一致的意味。其门下有晋水净源（），他虽曾受学《华严经》于五台承迁和横海明覃，但由于子璇的影响，推崇《起信》，以为从杜顺以来即或明或暗地引据《起信》而立观门，所以他在贤首宗的传承上主张立马鸣为初祖，而构成此宗七祖之说。其时高丽的僧统义天（文宗的第四子，）入宋，曾就学于净源之门，后从高丽送回好多《华严经》的章疏，大大帮助了贤首宗的复兴。到南宋时，净源的三传弟子有师会，注解了《一乘教义分齐章》，严格处理同教别教问题，而以恢复智俨、法藏的古义为言。他还批判了在他之前道亭和同时的观复对于教判的说法。他的弟子希迪，颇能发挥其说。后人即并称他们为四大家。又南宋初，慧因教院的义和请准贤首宗著述编入大藏，他又向高丽搜罗到智俨、法藏著述的佚本，重新雕版流通，因此华严义学在南宋一代始终活跃。
　　慈恩宗入宋以来的传承不明，但继承五代的风气，讲《唯识》、《百法》、《因明》各论的相继不绝。宋初著名的有秘公、通慧、傅章、继伦等。在译场的执事也多能讲诸论。慈恩章疏四十三卷，在天圣四年（1026）并编入大藏刻版。宣和初（1119），真定龙兴寺守千（）为一大家，他尝校勘遁伦的《瑜伽师地论记》刊版流通。
　　天台宗经五代时吴越王钱弘俶，向高丽求得重要著述而复兴。入宋以后的传承，从义寂（919—987）、义通（927—988）到慈云遵式（964—1032）、四明知礼（960—1028）益趋兴盛。遵式尝于乾兴元年（1022）在天竺替皇室行忏，并请得天台教典入藏（天圣四年编入），一宗的势力即以四明、天竺等地为重心。与知礼同时，而属于义寂同门慈光志因一系的有慈光晤恩（912—986）、奉先源清（996顷）。源清传梵天庆昭（963—1017）、孤山智圆（976—1022）等。他们受了贤首、慈恩学说的影响，只信智顗《金光明经玄义》的略本为真作，而主张观心法门应该是真心观，即以心性真如为观察的对象，连带主张真心无性恶、真如随缘而起等说。这些主张都为相信《玄义》广本为真、并专说妄心观的知礼所反对。知礼曾以七年的长时间和晤恩、智圆等往复辩难，意见终于不能一致，而分裂为两派，知礼等称为山家，晤恩等称为山外。其后，知礼还阐明别教有但理（即真如）随缘，与圆教的性具随缘不同，以及色心在一念中都具有三千等说法，以致引起门下仁岳（？—1064）和庆昭门下永嘉继齐等的异议。最后，仁岳和知礼法孙从义（）都反对山家之说，而有后山外一派之称（亦称杂传派）。不过知礼门下广智（尚贤）、神照（本如）、南屏（梵臻）三家继续发挥师说，影响甚大，终至以山家之说代表天台一宗，而盛行于南宋之世。广智系有善月（）、宗晓（）、志磐（1253年前后）。志磐以著《佛祖统记》而著名。神照系有有严（）、了然（）等。南屏系有宗印（）、法照（）、法称（）。法称著有《翻译名义集》。宋代天台宗义也前后好几次对日本的天台宗发生影响。
　　律、贤、台等宗在修习方面，本来各有其观行法门，但宋代很多宗师常联系净土信仰而提倡念佛的修行，这就帮助了一般净土宗的传播。天台宗对净土的关系尤见密切，从知礼起就很重视智顗的《观经疏》，而用本宗观佛三昧的理观方法来组织净土教，并还结念佛净社。其次遵式则重视《净土十疑论》，而采用天亲《往生论》的五念门，并参以忏愿仪式。他常常集合道俗修净业会。此外，智圆同样地阐扬《观经疏》。各人门下的传播也很广，如知礼门下的本如即继遵式之后结白莲社以弘扬净土。其次，律宗元照受遵式的影响，以观心与念佛并重，而视同定、慧之学，与持戒并为实修法门，其门下用钦跟着弘传。南宋初，天台学者道因，曾一度评破其说，但其门人戒度反加以辨正。又其次，贤首宗因有普贤行愿求生西方的典据，开始净源即主张修习净土，后来义和提倡华严念佛三昧，也盛赞往生法门，但未能继续发展。另外，禅宗当云门盛时，象天衣义怀、照圆宗本、长芦宗赜等，都是禅净双修，而约集莲华等会。
　　至于纯粹的净土信仰，宋初南方有省常（959—1020），效法庐山莲社故事，在杭州西湖集合僧俗结净行社，提倡念佛。后来由于各宗都倾向修行净土的推动，各地结社集会益多；有些寺院建筑了弥陀阁、十六观堂，专供念佛修行的场所，就越加在民间推广净土信仰，而成为风俗。特别是一些在家居士也相随提倡，如冯揖之发起系念净土会，张轮之发起白莲社等。于是净土法门逐渐形成一固定宗派。在南宋四明石芝宗晓所编《乐邦文类》里，即以莲社为专宗，和禅、教、律并称；还以善导、法照、少康、省常、宗赜上承慧远为净土教的历代祖师。其后志磐更改定为七祖（从慧远而下为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省常），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又在净土信仰发展的中间，有关净土的《往生传》类也陆续传出，如遵式、戒珠、王古乃至志磐都有这类著作，其中可以看出净土和各宗相涉的事实，这也可说是宋代佛教的特点之一。`宋代禅教各家的理论组织都有一定的成就，它和一般思想界接触既繁,乃引起种种反响。先是一些儒家学者，仍旧用传统的伦理观点，对佛教著文排斥，如孙复的《儒辱》、石介的《怪说》、李观的《潜书》、欧阳修的《本论》等，都是其代表之作。佛徒对于此等攻击却是用调和论来缓和。如契嵩作《辅教篇》即以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又说佛儒两者都教人为善，有相资善世之用。在这种说法的影响下，儒者间也出现了调和之说。如张商英、李纲等，都以为佛与儒在教化上不可偏废。另一方面，由于禅宗的修持趋向于简易，理论典据又集中在有限的几部经论，如《华严》、《楞严》、《圆觉》、《起信》等，一些中心概念如理事、心性等，有时也牵合到儒家的经典《中庸》来作解释，这些都使儒者在思想上、修养上更多更易地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终至构成一套有系统的理论来和佛教相抗衡，这便是宋代勃兴的理学。
　　宋代佛教的发展也影响到国外的佛教界。如高丽，从五代以来常有禅师来中国受学各宗禅法。宋元丰末（1085）更有教家义天入宋，从汴京觉严寺有严、杭州大中祥符寺净源、从竦等学贤首宗，天台宗，携归章疏三千余卷，后编录刻入续藏经。他在高丽，弘传贤首宗而外，还弘天台之教。又日本在北宋时入宋僧人不多，知名的有奝然、寂昭、成寻等三数人。他们多为巡礼祖庭，到天台、五台等地。奝然还接受了宋帝赠送的新刻大藏经印本，又模造旃檀佛像携归，近年在佛像中还发现了当时装藏的各种宝贵文物。成寻也带去宋代新译和著述的印本。及入南宋，中日交通骤繁，日僧入宋者很多，现在可以指数的几达百人，宋代禅宗和律宗即因以弘传于日本。如在南宋孝宗乾道中（1171），先有日僧觉阿、金庆入宋参灵隐慧远禅师，归国谈禅，引起日本佛教界极大注意。其后荣西于淳熙末（1187）再度入宋，学禅于天台万年寺怀敞禅师，回国提倡，因有临济宗的立。荣西的再传弟子道元，随其师明全于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入宋，历游天台、径山等处，从天童长翁如净得法而归，创曹洞宗。嗣后日僧来宋问禅者还很多，宋僧兰溪道隆也去日传授禅法。又日本律宗原由唐代鉴真律师传入，后渐衰微，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19），日僧俊芿入宋，从明州景福寺如庵了宏（元照直传）学律三年，又学禅与天台教，一共在宋十年，归创泉涌寺，大传律学。又有净业，于嘉定七年（1214）入宋，就中峰铁翁学律，在宋十四年，归创戒光寺弘传律学，与泉涌寺并峙。
　　宋代的佛教文学、艺术，也有其特色。当时禅宗盛行，各家的语录，都运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别创新格，因而影响到一般文学。特别是儒者说理的记录，也时常模仿它。还有俗讲变文一向在流行，并演变为唱曲，虽遭到当时政府的禁止，但俗文学中评话、小说及唱讲词本都已受其影响而益加发展了。在佛教艺术方面，塑像技巧显著提高，而以写实见长，形象亦端严优美，能刻画性格。遗存的代表作品有麦积山石窟中供养人像、长清灵岩寺罗汉像、太湖洞庭东山紫金庵罗汉像等。石刻比较稀见，但如杭州南山区及飞来峰诸刻，又四川省大足县宝顶摩崖各像，都极生动精致，技巧也很洗炼。宋代造塔以多檐多角的为常见，仅江西一省遗构即不下十处（如浮梁西塔寺塔为宋初建筑，安远无为塔为南宋建筑等）。又仁宗宝祐初（1048），开封建塔供奉阿育王寺佛舍利，其塔连基高二十余丈，用褐色琉璃结构，有铁塔之称，尤为突出。在绘画方面，则发挥宋画写实之长，多画观音、罗汉、高僧等像。作者有李嵩、梁楷、贾师古等。僧人以佛画著名者有牧溪、玉磵、仲仁等。
（吕　澂）
　　　　　　　　　　　　
　　辽代佛教是公元916—1125年间契丹族统治着中国北部地区建立耶律王朝时代的佛教（耶律王朝初号契丹，于公元947年改号辽，后曾一度复号契丹）。
　　契丹族原无佛教信仰，唐末，契丹族中一个部落主耶律阿保机统一邻部，扩大经略，即有意吸收内地文化，以收揽汉人。据说唐天复二年（902），辽太祖始置龙化州（西拉木伦河上流今内蒙自治区翁牛特旗以西地方）即已有开教寺的创建。到了太祖天显二年（927），攻陷信奉佛教的女真族渤海部，迁徙当地的僧人崇文等五十人到当时都城西楼（后称上京临潢府，今内蒙自治区林东），特建天雄寺安置他们，宣传佛教。帝室常前往佛寺礼拜，并举行祈愿、追荐、饭僧等佛事，这样，佛教的信仰就逐渐流行于宫廷贵族之间。到了太宗会同元年（937），取得了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这一带地方原来佛教盛行，更促进了辽代佛教的发展，而王朝利用佛教的政策亦益见显著。其后诸帝，都对佛教特加保护，在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0）中间，辽代佛教遂臻于极盛。圣宗除增建佛寺，施给寺院以土地和民户以外，还注意加强统制，禁止私度僧尼以及当时盛行的燃指供佛的习俗，这就使辽地佛教更有发展。他又拨款支持房山云居寺续刻石经的事业，并派僧监督。兴宗继位，归依受戒，铸造银佛像，编刻大藏经，并常召名僧到宫廷说法，优遇他们，位以高官。当时僧人中正拜三公三司兼政事的达二十人，大大提高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地位。道宗则通梵文，对佛教华严学有造诣，尤精《释摩诃衍论》，并好建筑佛塔。辽塔在建筑艺术上创造了独特的风格。又曾于咸雍七年（1071）置佛牙舍利于燕都西山的画像千佛塔中。他还重视戒律，于内廷设坛授戒，开讲习律学之风。又以国家的力量搜集、整理佛典，督励学僧加以注解，刻行流通。他完成了契丹藏及房山石经的《涅槃》、《华严》、《般若》、《宝积》四大部及其他重要经典的刻事，对于佛典的校订作出了贡献。
　　辽代佛教由于帝室权贵的支持、施舍，寺院经济特别发展。如圣宗次女秦越大长公主舍南京（析京府，亦称燕京，今北京市）私宅，建大昊天寺，同时施田百顷，民户百家。其女懿德皇后后来又施钱十三万贯。兰陵郡夫人萧氏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大名城）静安寺土地三千顷，谷一万石，钱二千贯，民户五十家，牛五十头，马四十匹。权贵、功臣、富豪亦多以庄田、民户施给寺院，遂使寺院多领有广大的土地和民户。这些民户原来都以向国家交税数额的一半缴于领主，施给寺院以后，即将这半数税金改交寺院，因此有寺院二税户的特殊制度，更增加了寺院的收入（史载道宗大安三年即公元1087年，海云寺一寺所捐献的济民钱即达十万，可以想见大寺经济的富裕）。民间对于寺院佛事，也时常发起团体性的支持，盛行着所谓“千人邑社”的组织。这是地方信徒为协助寺院举办各种佛事而结成的宗教社团，隶属于寺院，由寺内有德望的长老领导，下设都维那、维那以及邑长、邑证、邑录等职。社员就是当地居民，分别量力储资于寺库，以供寺用；并依兴办的佛事而有种种名称，如燕京仙露寺的舍利邑，专为安置佛舍利而组织；房山云居寺的经寺邑，则为镌刻石经和修葺寺院而组织等。此外，更有永久性的供塔邓邑、弥陀邑、兜率邑，以及每年一度纪念佛诞的太子诞邑等组织。寺院印置大藏经，也多组织邑社来举办。这样，寺院由于得到更多的资助而佛事愈盛，并且通过邑社的群众支持使佛教信仰更为普遍。当时民间最流行的信仰为期愿往生弥陀或弥勒净土，其次为炽盛光如来信仰（辽东宝严寺阁上有炽圣佛坛），药师如来信仰（燕国长公主舍宅建药师院，民间通称她为药师公主），以及白衣观音信仰（相传太宗移幽州大悲阁观音像于契丹族发祥地木叶山，建庙供奉，尊为民族的守护神）等。他如舍利和佛牙的信仰亦盛，且于释迦佛舍利外，更有定光佛舍利的流传。至于由佛教影响而成的习俗，突出的为妇人喜以黄粉涂面，称为佛装；人名以三宝奴、观音奴、文殊奴、药师奴等为小字等。
　　辽代帝室优遇僧人，同时又通常以经律论三门考选僧材，其学业优秀的授以法师称号。更于各州府选有德望的沙门为纲首，指导后进，就讲（讲解）、业（修持）、涌（讽诵）三方面选习专攻，一代名僧即多出于其中。由于有这些培养考选制度，就促进了佛教教学研究的发展。辽代最发达的教学是华严，其次是密教，再次为净土以及律学、唯识学、俱舍学等。辽西京大同府所辖的五台山，原为华严教学的中心，这对辽境各地佛学有很大的影响。如上京开龙寺圆通悟理大师鲜演，即以专攻《华严》著名，撰《华严悬谈抉择》六卷以阐扬澄观之说。辽帝道宗对华严学也有理解，撰《华严经随品赞》十卷等。辽代密教学的代表人物有燕京圆福寺总秘大师觉苑和五台山金河寺沙门道硕。觉苑曾师事印度摩尼三藏，究瑜伽奥旨，有盛名，撰《大日经义释科文》五卷（已佚）、《演秘钞》十卷，发挥一行学说。道硕通内外学，兼究禅、律，后专弘密教，撰《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二卷。两人都据《华严》的圆教思想以融会密义，他们虽祖述善无畏、一行所传的胎藏系，而按其内容，由于会通于《华严》，反而和不空所传的金刚系密教为近。另外，有沙门行琳辑《释教最上乘秘密陀罗陀尼集》三十卷。又关于密典的传译，有中印摩竭陀国慈贤三藏所译《大佛顶陀罗尼经》一卷，《大随求陀罗尼经》一卷，《大摧碎陀罗尼经》一卷，《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王经》五卷，《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王经略出护摩仪》一卷，《妙吉祥平等瑜伽秘密观身成佛仪轨》一卷，《如意轮莲华心观门仪》一卷。其时民间风行的密法还有《准提咒》、《六字大明咒》、《八大菩萨曼陀罗经》等（大宁故城白塔第二层各楞即雕有八大菩萨像）。和《华严》思想及密教义学有关的，为中京报恩传教寺论圆通法大师法悟撰《释摩诃衍论赞玄疏》五卷，又《科》三卷，《大科》一卷；燕京归义寺纯慧大师守臻撰《通赞疏》十卷，又《科》三卷，《大科》一卷（已佚）。医巫闾山通圆慈行大师志福撰《通玄钞》四卷，又《科》三卷，《大科》一卷，形成《释摩诃衍论》传习的热潮。辽代弘扬净土的名僧有上京管内都僧录纯慧大师非浊（？—1063），撰《随愿往生集》二十卷（已佚，他还著有《三宝感应要略录》），他的活动历兴宗、道宗两朝，影响极大。又某师著《汉家类聚往生传》二卷。沙门诠晓撰有《上生经疏会古通今新钞》、《随新钞科文》（现存残卷）。诠晓通唯识学，撰《成唯识论详镜幽微新钞》十七卷，《科文》四卷，《大科》一卷及其他著作六种（都已佚）。辽代治俱舍学的有燕京左街僧录演法大师琼煦，他校了赵州开州开元寺常真所撰《俱舍论颂疏钞》八卷。治律学的有守道，曾应道宗召于内廷建置戒坛。又有志远，应召主持内廷戒坛。非觉（）住蓟州盘山普济寺，以律行闻，任右街僧录判官。其弟子等伟（）于寿昌三年（1096）在慧济寺讲律，为三学殿主，名重一时。又有法均，清宁年间（）校定诸家章钞。其他律学撰述，有燕京奉福寺国师圆融大师澄渊，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详集记》十四卷；思孝撰《近住五戒仪》、《近住八戒仪》、《自誓受戒仪》各一卷，《发菩提心戒本》三卷，《大乘忏悔仪》四卷（都已佚）。思孝博通诸经，据高丽《义天录》所载，他对《华严》、《涅槃》、《法华》、《宝积》、《般若理趣分》、《报恩奉盆》、《八大菩萨曼陀罗》诸经都有注疏和科文，并辑有《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十五卷；近世还发现有《法华经普门品三玄圆赞緼E》一卷。此外，在燕京一带，原来有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和五代石晋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等总结性的巨著在流行，影响辽代学僧也欢喜从事于音释的工作。著名的作品有崇仁寺沙门希麟所撰《续一切经音义》十卷，幽州沙门行均于五台山金河寺所撰《龙龛手镜》（鉴）四卷，都对于辽地经典的写刻校订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
　　辽代对于佛教经典的编刻，亦有其独到的成就，这就是契丹藏的雕印和房山石经的续刻。契丹藏的倡刻，乃由于圣宗太平元年（相当宋代乾兴元年，即公元1022年）得着宋刻蜀版大藏经的印本所引起，实含有和宋版竞胜的政治意义。他和宋版不同的特点，在内容上尽量补充宋版所缺少的写本，特别是《贞元录》入藏诸经，又在形式上行格加密，并改变卷子式为折本。全藏在燕京刻印，共五百七十九帙。因为它刻版始于兴宗重熙年间（），完成于道宗清宁八年（1062），这一时期辽代已恢复了契丹国号，因而通称此藏为契丹藏。它的印本未传入南地，但曾送到高丽，给丽藏再雕本的校补订正以很大影响。另外，涿州房山云居寺附近的石经刻造，始于隋代，以后相继增刻，到了唐末中绝。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州官韩绍芳奏请续刻，圣宗即拨款支持，并派沙门可玄主持其事。到兴宗时，更施给多额内币，进行大规模的续刻。道宗复于完成《涅槃》、《华严》、《般若》、《宝积》四大部之后，续刻其他经典四十七帙，其底本都和刻本藏经有关，后来大安九、十年间（），又有沙门通则和他的弟子善定等，于云居寺发起授戒大法会，募集民间资财，续刻石经四十四帙，约五千片。契丹藏印本现已全部散佚无存，但由于大量续刻石经的遗留，使后代借以考见契丹藏编刻的大概，它的工程和价值，同样值得重视。
　　辽代的佛教艺术，残存建筑较多。现辽宁、河北、山西诸省都保蹲有一些遗构。比较著名的寺院，有河北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和山门，系圣宗统和二年（984）再建，天井和勾栏多保留唐代的建筑法式。宝坻县广济寺的三大殿，圣宗太平五年（1024，一说太平九年即1028）建。大同的下华严寺，道宗清宁二年（1056）建，寺中薄伽教藏系重熙七年（1038）建；上华严寺，清宁八年（1062）建；都系辽代的巨型佛教建筑。其他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圣宗开泰九年（1020）建；河北易县开元寺的毗卢殿，天祚乾统五年（1109）建；也都是有代表性的建筑。至于佛塔，则有木造和砖造的两类，如山西应县佛宫寺的木塔，传系道宗清宁二年（1056）建，八角六层，高达360尺，为现存木塔之年代最古者。砖塔有内部可以升登和内部闭塞的两型。可登的有内蒙自治区林西白塔子的砖塔（八角七层），河北涿县的云居寺塔等。内部团塞的塔基坛大都有佛龛天盖等浮雕，为全塔精华之所在。二层以上，则有作多檐斗拱式的，如房山云居寺南塔。有不用斗拱的，如北京天宁寺塔。更有一种变形的砖塔，如房山云居寺的北塔。此外，辽代亦曾开凿石窟，现可考的有内蒙赤峰灵峰院千佛洞，辽宁朝阳千佛洞和后昭庙石窟。云岗方面也发现有辽代的石窟。辽代经幢，北方亦有残存，以八角形石柱居多，幢身多刻《尊胜陀罗尼》，或佛传故事，或刻多数小佛像（名千佛经幢）。幢下部是有雕刻的八角或四角的石台，上部冠以八角屋檐形天盖。这些辽代佛教建筑，给继起的金代以决定性的影响，所以通常都将辽、金两代的佛教建筑视为一系。
（游　侠）
　　　　　　　　　　　　
　　金代佛教是指公元年间女真族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建立完颜王朝时代的佛教。女真族在开国以前，就已有了佛教信仰的流行，这是从它邻境奉行佛教的高丽、渤海等国传入的。迨建国后，它以武力灭辽，又继承了辽代社会盛行佛教的风习。其后南进，占领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攻略黄河流域以至淮水以北的地区，更受到了宋地佛教的影响。因此，佛教在金代有所发展。
　　金代帝室的崇拜和支持佛教，开始于太宗时期（）。传说太宗常于内廷供奉佛像，又迎旃檀像安置于燕京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每年设会、饭僧。天会二年（1124），太宗命僧善祥于山西应州建净土寺。同在天会年间，太宗后为佛觉大师海慧在燕京建寺，至熙宗时，命名大延圣寺（以后金世宗时改名大圣安寺，成为金代燕京的名刹）。当时营建塔寺，偏于河北、山西等地，这是和攻占了宋都而加强黄河以北地区的治理经营有关的。但在天会八年（1130），曾经一度禁止私度僧尼，可知那时佛教范围已相当扩大。熙宗时期（）金的国境已扩展到淮水以北地带，金王朝的典章制度急速地汉化，对于汉人所信奉的佛教尤其表示尊崇。熙宗巡行燕京，见到名僧海慧（？—1145），就邀他到首都上京（今会宁市），特建大储庆寺，请他做寺主。著名律师悟铢（？—1145）也同受优遇皇统中被任为中都右街僧录。到了世宗继立，是为金代的全盛时期（）,开始对佛教采取有节制的保护政策，积极整顿教团，防止僧侣逃避课役，并严禁民间建寺。其间由于财政困难，曾仿照北宋政策，利用佛教教团对于社会的影响而公卖度牒，以助军费，但于军事告一段落之后即行停止，仍持续统制整顿的方针。而世宗自己却喜欢巡游名山古刹，营建塔寺，优遇名僧。他为玄冥顗禅师在燕京建大庆寿寺，又在东京创建清安禅寺。他的生母贞懿太后出家为尼，又特别在清安禅寺别建尼院，增大寺塔。他对各大寺都赐田、施金、特许度僧，表示对佛教的好意支持。章宗时期（）继世宗的统制方针，取缔宗教教团的法制更臻完备，严禁私度僧尼，并积极地规定由国家定期定额试经度僧，并限制各级僧人蓄徒的名额。金代试僧制度大体上承袭辽制，而较为严格。对于童僧，一般是以《法华》、《心地观》、《金光明》、《报恩》、《华严》等五部的谈诵为试课，童尼分量减半。又规定僧人度蓄弟子的限额，即长老、太师得度弟子三人，大德度二人，戒僧年满四十以上的度一人，这大概是和一般试经度僧的规定并行的。僧侣的考选规定三年一次，就经律论三部门课试，中选的授为三宗法师，这种考选每次以八十人为限，由朝廷指定官员办理。法师中学行优异的，更由朝廷敕加种种名德称号，如佛觉大师、宣秘大师等。国家又制定僧官制度，但不象辽代那样与闻国政，专事统理管内僧众的威仪律行，及处理教团内部的诉讼事件。僧官最高的住首都，号称国师，其余四京各设僧录、僧正，列郡设都纲，各县设维那，都三年一任。此外，如五台等佛教胜地，则别置僧官，负责庄严名刹。禁僧尼和朝贵来往，要求僧尼随俗拜父母及奉行丧礼等，这充分表现了政府对于佛教僧团各方面的安排。但章宗在位末年因财政困难，又采行公卖度牒、紫衣、师号和寺院名额的措施，遂使政策缺乏一贯性。他自己曾召万松行秀禅师于内廷说法，奉锦绮大僧伽衣，内宫贵戚罗拜，各施珍品，并为建普度法会，以表示对佛教的尊崇。章宗以后，金代面临着崛起的蒙古族的威胁，为了筹措军费，空名度牒的发行更滥；到了末期宣宗、哀宗时代，这种倾向更甚，遂使金境佛教教团因滥杂腐化，终于日趋衰退而后已。
　　总的说来，金代佛教是相当隆盛的。大部分寺院都继承辽代旧习，拥有广大的土地和殷富的资财，这些主要出于帝室的布施，如世宗在位期间，于燕京建大庆寿寺，曾赐沃田二十顷，钱二万贯；重建燕京昊天寺，赐田百顷，特许每年度僧十人；又修建香山寺，改名大永安寺，赐田二千亩，钱二万贯；他的生母贞懿太后出家后住东京，特为创建清永禅寺，别筑尼院，由内府给营建费三十万，寺成后更施田二百顷，钱百万，寺内僮仆多至四百余人，其富饶可想而知。另一部分辽代旧寺还保留着原来的经济基础，甚至还有二税户制度的遗存（这一制度是辽帝室和权贵将平民户籍隶属寺院，使纳一半赋税供寺院之用）。二税户中，有的已随辽代朝贵阶层的崩溃而得到解放，有的沦为寺院的附属民户，仍为寺院有力的经济基础。到了金代中期，二税户的残余竟成为当时含有政治性的社会问题。经过世宗、章宗两度诏免二税户为民，才全部消灭了这种制度。一般社会对于寺院佛事的支持，也仍沿辽代遗风,以邑社的组织形式，集资为寺院补充道粮或建置藏经，以及举行种种法会。如兴中府三学寺的千人邑会，就是专为维持寺众的生活而组织的，规定会员于每年十月向寺院纳钱二百，米一斗，这不仅以维持寺院经济为目的，还兼有推广佛教信仰的作用。由于寺院的经济充裕，常以余力来举办各项社会事业，最普遍的是施药和赈饥二事。施药大都就寺内设置药局，以施给贫民，其制创始于清州辨公，后各地寺院相继仿行，很为普遍。赈饥系昭仪军观察判官梁姓倡办，章宗明昌二年（1191）在祐圣千佛院施粥百天，后各地大寺院亦多采行，以济饥民。拥有大量资财的寺院更在寺内外设置质坊以贸利，如《松漠纪闻》载延寿院一寺即设有质坊二十八所，这种经营更促进了寺院经济的不断发达。
　　金代国祚虽短，但在佛教教学方面，如华严、禅、净、密教、戒律各宗都有相当的发展。其中禅宗尤为盛行，这可说完全受了北宋佛教的影响。本来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在金人未占领以前，禅宗的杨岐、黄龙二派已很兴盛。杨岐系克勤（）住汴京天宁寺，黄龙系净如（？—1141）住济南灵岩寺，各弘宗风，为北方禅宗的二重镇。金人占领中原以后，道询（）继承净如在灵岩寺弘法，著有《示众广语》、《游方勘辨》、《颂古唱赞》诸篇。汴梁则有佛日大弘法化，传法弟子圆性（）于大定间应请主持燕京潭柘山寺，大力复兴禅学，著有语录三编行世。门弟子中得法的有普照、了奇、圆悟、广温、觉本五人。广温（？—1162）又参学于燕京竹林寺广慧之门，后住河北蓟县盘山双峰寺弘化。另有政言（1125）从慈照禅师处得法，著有《颂古》、《拈古》各百篇，《金刚经证道歌》、《金台录》、《真心说》、《修行十法门》等；相了（）从懿州崇福寺超公处得法，他们先后都曾住潭柘山寺弘化。道悟（）得法于河南熊耳山白云海禅师，后住郑州普照寺弘化。教亨（）从普照寺宝和尚参学有得，弟子宏相传其法。此外，更有河朔汶禅师、利州精严寺盖公、五台铁勤寺慧洪、上京宝胜寺善英诸师，都著名于禅门。这时期的禅学，大抵是看话禅一派。末期的万松行秀（），尤为金代著名禅师。行秀，河内人，初从胜默、云岩诸德参学，
　　各契深旨，为两河三晋的佛教徒所钦敬。后住邢州净土寺，筑万松轩自适，因有万松之称。他传曹洞青源一系之禅，嗣法磁州大明寺雪岩满禅师，虽治禅学，而平时恒以《华严》为业。他曾在从容庵评唱天童的《颂古百则》，撰《从容录》，为禅学名著。其他著述有《祖灯录》、《请益录》、《释氏新闻》、《辨宗说》、《心经风鸣》、《禅说》、《法喜集》等。他兼有融贯三教的思想，常劝当时重臣耶律楚材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极得楚材的称颂，说他“得曹洞的血脉，具云门的善巧，备临济的机锋”，一时传为的评。行秀的法嗣少室福裕，所弘尤广；林泉从伦继事评唱颂古，撰《空谷传声》、《虚堂习听》各六卷。
　　金代以治华严学著名的，有宝严、义柔、惠寂和苏陀室利。宝严于天德三年（1151）住上京兴正寺，两度开讲《华严》，听受的达五百余人。义柔精究《华严》，有华严法师之称。惠寂从汾州天宁寺宝和尚受《华严法界观》，后弘化于鄂城，转徙流离，不废讲说。遗憾的是三师著述都已失传。苏陀室利传系印度那烂陀寺高僧，以专精《华严》著名。他以八十五岁的高龄，率弟子七人航海来华；弟子中三人中道折返，三人死亡，仅一弟子相随，历时六载才到达五台，未及宣译，即示寂于五台灵鹫寺。
　　密教在辽代末期已衰落，金代可考者有法冲和知玲。相传法冲于大定三年（1163）和道士萧守真角力获胜，所习教法未详。知玲从嵩山少林寺英公传总持法，后于皇统中（）住河北盘山感化寺专弘密教。从现存五家子砖塔遗构推测，似金刚界曼陀罗法仍在流行。他如《华梵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大准提陀罗尼》、《佛顶准提咒》等，在民间亦极流行。又遗留在河北房山云居寺附近的金代石刻遗物上，发现和密教有关的文献也占大多数，这主要是承受了辽代佛教的影响。此外，西域密教僧人来华的，有北印呼哈（啰）悉利和他的从弟三摩耶悉利等七人，巡礼五台、灵岩诸胜地。呼哈(啰)悉利于大定五年（1165）示寂，其他事迹不详。
　　金代弘净土教可考的，有祖朗、禅悦、行秀、广思及居士王子成等。祖朗（）于大定年间（）历主燕京崇寿、香林诸寺，日课佛号数万声，感化甚众。广思于河北临城山建净土道场，结白莲华会，谨守庐山慧远的规模，开北地莲社念佛的风气。关于净土的著述，有万松行秀的《净土》、《洪济》、《万寿》、《四会》等语录及王子成的《礼念弥陀道场忏法》。
　　金代治戒律的以悟铢、智深为最著名，都以律行精严而受丛林敬仰。悟铢（？—1154）兼通经论，尤为燕京佛教界巨匠。他如法律和广恩，都以戒师著称。法律（）于天眷三年（1140）住燕京净垢寺，皇统二年（1142）奉命普度僧尼十万余人，后为平州三学律主。广恩（）在邢州（今河北邢台县）开元寺，度僧千余，著有《密莲集》。
　　金代居士中最著名的有李屏山（），他是章宗朝的进士，初宗儒学，反对佛教，后读佛典有得，喜和禅僧交游，曾师事万松行秀，撰《鸣道集说》，批判宋儒的排佛论，主张三教调和之说，对于当时人士影响极大。又撰《楞严经解》、《金刚经解》、《西方父教》诸篇，其主要思想本于华严圆融无碍的教学，以佛教为中心，实践以禅为主体，这样很自然地走向三教融会的思想，而成了金代佛教的特征，并反映于他的著作上。
　　金代佛教文化方面，值得特别记载的是大藏经的刻印。金代文献残缺，关于这一刻藏事业原未见记载，直到1934年，偶于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其印本。据今人考定，全藏凡六百八十二帙，约七千卷，现存的仅四千九百五十七卷（现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发起刻藏的是比丘尼崔法珍，她在山西省南部断臂发愿，募资翻刻北宋官版大藏经，并加以补充。始于熙宗皇统九年（1149），中间历时三十多年，到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这部藏经才告成，标志着民间刻藏的巨大成就。金藏既保存了宋刻官版藏经的面目，又补了好些重要的著述，对于藏经版本、校刊乃至义学诸方面的研究都起了极重大的作用。此外，金代对于房山云居寺的石经，亦曾进行续刻，现在续有发现。至于零本木刻经典可考的，则仅有《华严》、《大般若》及《无量寿》等经。
　　金代佛教艺术之可考的，有建筑、雕塑和壁画等方面。建筑现存的有寺院、塔和经幢。金代寺院大都保存著晋唐以来的门楼廊院环布的传统形式，围墙四面设门，四隅筑角楼，和门殿廊庑相连接。仅其在正殿后殿之间添置柱廊一点，稍异于前代。现存的寺院遗构，有山西大同普恩寺的大雄宝殿、普贤阁、三圣殿和天王殿，系太宗天会六年（1128）僧圆满重行修建；上华严寺的大雄宝殿，系熙宗天眷三年（1140）僧录通悟大师等就辽代遗构重修的。又同省应梁净土寺的大殿，系天会二年（1124）建；朔县崇福寺的阿弥陀殿，系熙宗皇统三年（1143）建。此外，可考的还有大同葾E化寺的三圣殿和山门，五台善文延庆寺的大殿，曲沃大悲院过殿和河北正定隆兴寺的山门等。至于现存的金代佛塔，和辽代的相比，形式上大体相似，但细部略有变化：如各层向上的缩减比例渐小，基坛和初层各方面雕刻不多。立体多层塔有八层、九层的，有平面作六角形的，都于经律无据。塔身多涂饰白色以象征国号等。塔形有八角五层式的，如沙锅屯石塔，章宗泰和六年（1206）建；有八角七层式的，如冀东摩天塔，世宗大定十年（1170）建；有八角十三层的，如开原石塔，传废帝正隆元年至世宗大定三年（）建；有六角八层的，如朝阳五家子砖塔，正隆二年（1157）以前建；有六角五层的，如林东街西塔。此外，杂式的更有舍利塔、雁塔、万部华严经塔以及墓塔诸式。金代经幢大体承唐、辽旧制，更普及于各处。其中梵字幢咒语多用梵书，年月题字用真书，亦有梵书一行和真书一行相间的。经幢中制作优美的颇多，如河北正定龙兴寺东方经幢，山东泰安岱庙经幢，大定准提陀罗尼经幢（现藏日本京都藤井郁邻馆内），河北卢龙陀罗尼经幢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雕塑以定州圆教院僧人净璋所造的木雕弥陀像最为著名。关中僧人法诲，以长于绘画著名，华原延昌寺壁画即出于他的手笔，其中大殿壁面八明王变相是他个人的作品，法堂华严壁则是和山水名家杨泽民合作绘成的。
（游　侠）
　　　　　　　　　　　　
　　元代佛教，是指元世祖即位至顺帝末年的百余年间（）蒙古族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元王朝时期的佛教。为了叙述方便，将元朝未正式建立以前蒙古时代的佛教也在本文内略加叙述。自十三世纪初叶，元太祖成吉思汗就曾命其后裔，给各种宗教以平等待遇。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前，即邀请西藏地区的名僧帕思巴东来，即位后，奉为帝师，命掌理全国佛教，兼统领藏族地区的政教。帕思巴圆寂后，他这一系的僧人继续为元帝师的有亦怜真、答儿麻八剌乞列、亦摄思连真、乞剌斯八斡节儿、辇真监藏、都家班、相儿家思、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旺出儿监藏、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亦辇真吃剌失思等喇嘛（《新元史·释老传》）。又终元之世，每帝必先就帝师受戒，然后登位。凡举行法会，修建佛寺，雕刻藏经等佛事费用，多由国库支出，并常给与寺庙大量田地以为供养。而喇嘛僧则享有一些政治经济特权。
　　此外，汉族僧徒与河西回鹘僧，仍受到相当的待遇。元初佛教界一些著名人物，如耶律楚材、刘秉忠等，或为朝廷所尊信，或居政府的要职，对于当时佛教的护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且禅宗盛行江南，天台、白云、白莲等宗亦相当活跃。但对佛教教义未有多大的发扬，仅寺院经济的发展与僧尼人数之增加，有甚于过去。而寺院大力经营工商业等，尤成为元代佛教的一特殊现象。
　　元代管理佛教的机构，最初设总制院，即以国师为领导。后又设功德使司（简称功德司）。至元二十五年（1288）总制院改称宣政院，扩大管理职权，且在各路设行宣政院，代替了功德司的事务。僧官如僧录、僧正、僧纲等，也都由宣政院管辖。后来到至顺二年（1331）撤销行宣政院，另于全国设立广教总管府十六所，掌管各地僧尼事务。元统二年（1334），又罢广教总管府，复立行宣政院。
　　元代寺院和僧尼的人数，据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1291）统计：全国寺院凡二万四千三百一十八所，僧尼合计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若将私度僧尼糀E算在内，恐怕还不止此数。
　　元代皇室所建官寺很多。从至元七年（1270）到至正十四年（1354）在京城内外各地，建有大护国仁王寺、圣寿万安寺、殊祥寺、大龙翔集庆寺、大觉海寺、大寿元忠国寺等，这些土木费用都很浩繁。英宗至治元年（1321）所建的寿安山佛寺，铸一佛像曾冶铜五十万斤（即今北京西山卧佛寺的卧佛）。
　　随着寺院的兴造，又规定每寺住僧约三百人，于是朝廷将大量田地给与寺院。例如，中统初（1260）给庆寿、海云二寺地五百顷。大德五年（1301）给兴教寺地一百二十顷，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万安寺地六百顷，南寺地百二十顷。皇庆初（1312）给大普庆寺田八万亩，崇福寺河南地百顷，上都开元寺江浙田二百顷，普庆寺山东益都田七十顷。至正十二年（1352），建清河大寿元忠国寺成，以江浙废寺之田归之。据大略统糀E，自世祖中统二年（1261）到至正七年（1347），前后共给寺田三千二百八十六万一千亩（《续文献通考》卷六）。这些寺院土地的主管机构是太禧宗禋院。各寺都设有总管府、提举司或提领所来经管业务。其一寺的田地散在各路的，便就各地设立主管机构。如大护国仁王寺，有襄阳、江淮等处营田提举司、大都等路民佃提领所。大承华普庆寺，有镇江、汴梁、平江等处稻田田赋提举司。大承天护圣寺，有平江善农提库司、荆襄等处济农香户提举司、龙庆州等处田赋提领所等（《元史·百官志》）。
　　元代寺院经济成了畸形的发展。因为寺院在拥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大力从事商业和工业。当时各地解库（当铺）、酒店、碾磑、湖泊（养鱼场）、货仓、旅馆及邸店（商店）等，很多是寺庙所经营。如皇庆初（1312）给与大普庆寺腴田八万亩外，还有邸店四百间，即其一例（《陔馀丛考》卷十八）。其在工业方面，如开采煤炭和铁矿，也有寺僧参加。成宗大德元年（1297）有禁权豪僧道擅据矿炭山的命令（《元史·成宗纪》）。仁宗延祐三年（1316）于山西五台山灵鹫寺置铁冶提举司（《元史·仁宗纪》二），这也是前代寺院所无的经济活动。还有银矿的开采虽非寺院直接经营，而其收入却归寺院所有。如至顺元年（1330），闻蔚州广灵县地产银矿，文宗即令中书太禧院派人经营，而以其所得归大承天护圣寺（《元史·文宗纪》三）。寺院的工商业经营，当然和政府赋税收入有关。政府对于寺营的解库，有时禁止，有时命其纳税。而政府对于各处住持僧人将常住金谷掩为己有，修建退居私宅，开设解库，也有禁令（见《元典章》卷三十三）。至元三十年（1293）曾命僧寺之邸店、商贾舍止（旅馆），其货物照章纳税(《元史》卷十七)。其后更时有明令，使僧道为工商者纳税。特别是诸河西路僧人有妻子者，当差发、税粮、铺马、次舍，与庶民同；以防止当时富户冒为僧道，规避差役（《元史·刑法志》卷一百零三）。
　　元代没有大规模举行官刻藏经的事，这是因为大都（今北京）弘法寺原来已有金代刻成的大藏经版，世祖至元中曾重加校订，成为元代的弘法寺大藏（当时有《弘法入藏录》，今已佚）。至元二十二至二十四年间，更召集汉藏大德僧人学士等对勘汉藏两种大藏经的异同，编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此外，民间私刻的藏经也还有几种版本。先是杭州余杭县南山大普宁寺白云宗僧徒于至元中募刻了大藏经版一副，约六千卷，此即通称的普宁寺本。稍后，在成宗大德年间（），宋末创刻未完的碛砂版藏经继续雕刻，至仁宗至治末年（约1323顷）完成，共六千三百余卷。又在大德十年间（1306），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从弘法寺大藏中选出南方各种藏经刻版所缺之秘密经类等，刻成二十八函，约三百一十五卷，以为普宁寺版和碛砂版的补充。管主八还于大德六年（1302）以来刻成西河字（西夏文）大藏经版一副，共三千六百二十卷，并印施三十余部于各地。又白莲宗复兴而传入福建之后，也于仁宗延祐二年（1315）在建阳县发起开雕毗卢大藏，得到当时福建行省长官亦黑迷失的赞助，担任了劝缘主，但只刻成《般若》、《宝积》、《华严》、《涅槃》四大部，今福州鼓山和山西太原崇善寺还存有它的一些印本。至于蒙、藏文大藏经亦于武宗至大年间（）由嘉漾在内地和西藏地区分别刻成版片，但印本久佚。
　　元朝喇嘛教的著名人物，首推帝师帕思巴（）。他在至元六年（1269）曾受命为蒙古族制造文字，进号大宝法王。他曾说出《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轨》一卷。后来又为世祖太子真金讲《彰所知论》。其著名弟子有胆巴、阿鲁浑萨里、沙罗巴、达益巴、迦鲁纳答思等。
　　胆巴（？—1303），藏族人。幼年依止帕思巴，被命赴国外学习梵典。中统间（）帕思巴荐之于朝廷，号为金刚上师。因不容于宰相桑哥，被谪于潮州，后召还。寂后进号帝师。
　　阿鲁浑萨理（），维吾尔族人。从帕思巴修学，旁通一些民族语言并汉文经史百家之学。帕思巴回西藏时，携他同行；后荐之于朝廷，官至集贤馆学士、平章政事。
　　沙罗巴（），西域人。幼从帕思巴剃染为僧，学诸部灌顶法。他能操一些不同民族的语言，尤精通藏文，任世祖和帕思巴之间的译人。他译有帕思巴《彰所知论》二卷、《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二卷、《佛说坏相金刚陀罗尼经》、《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经》、《文殊菩萨最胜真实名义经》各一卷。后授江浙等处释教总统，所译经典都雕板流通。
　　达益巴（），师事帕思巴十三年，帕思巴回西藏时，他送到甘肃临洮，又亲近其地学者绰思吉十九年。武宗即位，召问法要，寂后谥祐圣国师。
　　迦鲁纳答思，维吾尔族人，通达佛教及诸民族语言。他被荐入朝后，世祖命他从帕思巴学习佛法和藏文，期年而通。他曾用维吾尔文翻译梵文和藏文的经论，世祖命锓版，散给诸王和大臣。
　　此外，还有必兰纳识里（？—1331），是帕思巴死后仕于元朝的维吾尔族学者。他精通佛教三藏及诸国语言。皇庆中，受命翻译梵文经典。西域各地送来的文书，都由他翻译。至顺二年（1331）给以国师之号。他用蒙古族文字译了汉文的《楞严经》，梵文的《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和藏文的《不思议禅观经》等，皆行于世。
　　元代的禅宗，北方有金代万松行秀、雪庭福裕一系的曹洞宗师、与海云印简一系的临济宗师。南方则有云峰妙高、雪岩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元叟行端等著名临济宗匠，传持禅学。
　　万松行秀（），在金代极有盛名。他撰有评唱天童正觉《颂古百则》的《从容录》六卷，与当时江南的天童如净并称为曹洞宗二大宗匠。他的及门弟子有雪庭福裕、林泉从伦、全一至温及居士耶律楚材等，而以福裕的法嗣繁衍最盛。
　　耶律楚材（），出身辽的皇室而仕于金，后来成了有名的政治家。他从万松行秀参禅三年，得到印可，号湛然居士。他随成吉思汗出征西域时，致书请行秀评唱天童正觉的《颂古百则》，行秀即在燕京报恩寺内从容庵撰出，楚材为作序刊行，即后来有名的《从容录》（《从容录序》）。
　　海云印简（），曾为忽必烈讲说佛法并传戒。他重兴真定临济寺，时人称他为临济中兴名匠。嗣法者十四人，有语录曰《杂毒海》。元代著名政治家刘秉忠，就是他的弟子。
　　刘秉忠（），原是云中南堂寺僧人，名子聪。印简应忽必烈之召赴蒙古，途经云中时，闻他的才名，约之同行，很受忽必烈器重。印简南还，他遂留于行帐，参决军政大事，后恢复本来的刘姓，命名秉忠。世祖即位时，他起草的朝仪、官制等一切典章，成为元朝一代的政治制度。遗著有《文集》十卷。
　　当时南方，自南宋以余杭径山、临安灵隐等为禅宗五山小刹后，禅门宗匠辈出，其代表人物有：
　　云峰妙高（）于至元十七年（1280）住径山，时教家大毁禅宗，妙高与一、二同志入京力争。和教僧仙林论辩得到胜利（《佛祖通载》卷二十二）。
　　雪岩祖钦（？—1287）得法于径山无准师范。历主潭州尤兴寺、湖州光孝寺，最后主江西袁州仰山，人们称他所住的地方是法窟。他的语录力说儒释一致。有《雪岩祖钦禅师语录》行世。
　　高峰原妙（），从雪岩祖钦问道，后入临安龙须山力参。又至天目西峰狮子岩隐居，常设三个疑问（三关）勘验学者，时称“高峰古佛”，有语录行世。
　　中峰明本（）是高峰高足。他有时住庵，有时住船，到处称其所居为“幻住”。丞相脱欢和翰林学士赵孟等多从他问法。仁宗时高丽王子王璋特往参谒，明本作《真际说》开示之。遗著有《幻住庵清规》、《山房夜话》及《语录》等，收于《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元代编入大藏经中流行。嗣法弟子天如惟则、千岩元长等，皆为宗匠。
　　元叟行端（）和天目中峰同时，阐扬大慧（宗杲）门风于径山，名闻京国。门下人材甚盛，楚石梵琦，梦堂昙噩是他的高足。有《语录》行世。
　　一山一宁（）是南海普陀山的名僧。大德三年（1299）奉成宗命持诏书使日，住镰仓建长寺、圆觉寺及京都南禅寺等处。寂后，给以国师之号，称一山国师。其所传禅学称一山派（《元亨释书》卷八）。
　　此外，天台、华严、慈恩、戒律诸宗，仍余绪未绝。如天台宗的湛堂性澄、玉岗蒙阔、浮休允若、大用必才、绝宗善继等；华严宗的仲华文才、大林了性、幻堂宝严、丽水盘谷等；慈恩宗的普觉英辩、云岩志德、吉祥普喜，以及律宗的光教法闻等，都是当时各宗硕果仅存的学者。
　　湛堂性澄（）从佛鉴铦（音先）学天台教观，弘法于杭州演福寺。至治元年（1321）应召入京，校正大藏。著有《金刚经集注》、《弥陀经句解》等行世。蒙润、允若、善继等，都出其门下。玉岗蒙润（）从古源、湛堂等受业，盛弘《法华》于杭州。晚年隐居龙井白莲庵，率众修法华三昧，著有《四教仪集注》，为台宗学徒入门书。浮休允若（）从大山恢学天台教仪，后依湛堂于南天竺寺，极受器重。他的风度严峻，被称为僧中御史，著有《内外集》。大用必才（）从蒙润受教，遂嗣其法。至正二年（1342）大弘天台教于杭州。著有《法华》、《涅槃》诸经讲义。绝宗善继（）为湛堂法嗣，历住天台荐福、能仁等寺，阐扬《法华》三大部教义，晚年专修净业。他的弟子如玘是明初的名僧。
　　仲华文才（）是元代华严名僧。他讲授经论，主张通宗会意，视语言文字，不过糟粕而已。世祖命为洛阳白马寺住持，号“释源宗主”。后为五台山佑国寺开山第一代住持，署真觉国师。了性、宝严等是他的高足。所著有《华严悬谈详略》五卷、《肇论略疏》三卷、《慧灯集》二卷（《佛祖通载》卷二十二）。大林了性（？—1321）历游诸方讲席，学贤首教，后从文才至五台，备受启迪。当时喇嘛受朝廷尊宠，所有名僧莫不抠衣接足，乞其摩顶，谓之摄受；了性惟长揖不拜。寂后谥曰弘教。幻堂宝严（）是文才的嗣法弟子。文才三坐道场，他都随从。后住普安、佑国二寺，与了性大弘《华严》教义（《大明高僧传》卷二）。丽水盘谷的师承不明。他一生好游名山。诗名著当世。世祖的附马高丽王子王璋，请他讲演《华严大意》于杭州慧因寺，备致礼敬。有《游山诗集》三卷行世（《大明高僧传》卷一）。
　　普觉英辩（），受慈恩学于柏林潭，弘法于秦州景福寺，道俗称为无佛世之佛。云岩志德（）从真定龙兴寺法照学慈恩教义。至元二十五年（1288）朝命江淮诸路立御讲所三十六所，他被选为讲主，开讲《法华》、《唯识》等疏，号佛光大师。吉祥普喜通达《唯识》、《因明》诸论，也是江淮御讲所的讲主之一。当时云南僧端无念为《唯识》名家，曾和普喜辩论《唯识》，对他的造诣极为倾服（以上见《大明高僧传》卷二）。
　　光教法闻（）是元代唯一律师。他从温公受学《法华》、《唯识》及《四分律》。帝师亦怜真请他讲《般若》，指授《因明》要义。后被召居京师大原寺、大普庆寺。当时从他受戒的僧俗很多，号光教律师（《佛祖通载》卷二十二）。
　　元代佛教在传统的各宗以外，江南还有白云宗、白莲宗等教团。这两家都起源于宋末，都提倡念佛，励行菜食，只是白莲宗许有妻室为异。白莲宗是宋苏州延祥院沙门子元所倡。子元自称白莲导师，其徒号为“白莲菜人”。此宗因发展迅速，遭受“妖妄惑众”之嫌，子元被流放到九江，教团也被解散。后来小茅阇黎纠集信徒，重新倡导，但他的见解就差远了（《释门正统·斥伪志》）。另外，白莲在被禁以后，由于优昙宗主普度的活动，在庐山得到复兴。普度所著《庐山莲宝鉴》旨在显彰子元的教义,破斥当时彰德朱慎宝、广西高仙道等附托白莲的异说。至大三年（1310）他亲自入都，呈上白莲宗书，进行白莲宗的复兴运动，因而得到宣政院的认可。以后，一般遂以白莲教中得到朝廷认可的称为正宗，未得到认可的称为邪宗（明果满编《庐山复教集》）。
　　元代的佛教艺术有好些特色。特别是由于帕思巴等弘传西藏地区流行的密教，使元代的佛像塑造及雕刻艺术起了一大变化。尼泊尔著名的佛像工艺家阿尼哥擅长画塑及范金为像。中统元年（1260）帝师帕思巴在西藏地区建黄金塔，阿尼哥和尼泊尔一批匠人到了西藏。帕思巴因他技术优异，命他监工。塔成以后，即从帕思巴出家，相随至北京。最初奉命修补了明堂的针灸铜像，京师金工都佩服他的巧妙。至元十五年（1278）还俗，授大司徒，领将作院事。两京（大都和上都）寺观之像，都出其手（《新元史·阿尼哥传》）。其他自西藏地区和蒙古地区来的工匠，如塑造大圣寿万安寺佛像大小一百四十尊的禀搠思哥斡节儿八哈失，塑造青塔寺四天王像助手阿哥拨，铸造玉德殿三世佛、五方佛等鍮石像，又制造文殊、弥勒布漆像的诸色人匠总管府总管杂儿只，及奉文宗皇后命铸造八臂救度母等鍮石像的八儿卜等，多是阿尼哥的徒弟（《永乐大典》本《元代画塑记》）。
　　从阿尼哥学塑梵像最矨E绝艺的是汉人刘元。至元七年（1270）世祖建大护国仁王寺，求造梵天佛像奇工，刘元被荐见阿尼哥，从学西天梵像，遂成绝艺。元朝两都名刹的塑土、范金、抟换（即夹纻漆像俗称脱沙）为佛像，出于刘元之手者，皆精绝无比。官至正奉大夫秘书监卿。后人称为刘正奉（虞集《道园全集·刘正奉塑记》）。
　　阿尼哥、刘元一派以前的佛像手法称为汉式佛像。自阿尼哥始称为梵式佛像。这种梵式佛像，不但盛造于北方寺刹，现今南方杭州也有一些遗迹。如著名古刹灵隐寺前飞来峰岩壁上的几百尊佛像，就是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之间所凿造的梵像。
　　元代僧徒的著述，虽不及唐宋之盛，但如禅宗僧徒行秀的《从容录》、明本的《中峰广录》、普度的《莲宗宝鉴》、德辉的《敕修百丈清规》、庆吉祥的《至元法宝勘同录》、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觉岸的《释氏稽古略》等，都是一代的要著。
　　元代僧人中以诗文著名者颇多，如明本、行端、祖铭、栯堂、大圭、宗衍、子庭、本诚、子贡、圆至、实存、善住、大、清珙、至仁、惟则等皆是（以上各人的作品都收入清代顾嗣立编的《元诗选》）。
　　明本为著名禅僧，作有船居、山居、水居（住水边）、鄽居所谓《四居诗》数十首，为世传诵。行端亦宗门名匠，尝拟寒山子诗百余篇，自号《寒拾里人稿》。栯堂益为大慧杲四世法孙,有《山居诗》四十首流传于世。清珙居吴兴霞雾山，禅余作《山居吟》，其章句精丽，有《石屋珙禅师诗集》。圆至字天隐、大字笑隐、本诚字觉隐，诗名相埒，当时称为“诗禅三隐”。圆至善为古文，所著《牧潜集》，雅丽可诵。明姚广孝谓元代僧人的文章，虽三隐并名，应推天隐为第一（见姚广孝《牧潜集序》）。大为南京龙翔集庆寺开山第一代住持，校正《敕修百丈清规》，为禅门定式。说法之余善为文，著有《蒲室集》十五卷。本诚后名道元，居吴下，善诗并工山水绘画，有文集行世。大圭为文古雅，诗尤有风致，著有《梦观集》。善住字云屋，著有《谷响集》。子庭善口辩，有诗名，平生好游，著有《不系舟集》。这些都是元代特出的诗僧。
（林子青）
　　　　　　　　　　　　
　　明代佛教是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至毅宗崇祯十七年（1644）前后二百七十六年间朱明一代的佛教。
　　明代政权建立之初，有鉴于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转而支持汉地传统的佛教各宗派，因此喇嘛教在内地渐衰，而禅、净、律、天台、贤首诸宗逐渐恢复发展。太祖早年出身于僧侣，对于佛教有意加以整顿。洪武元年（1368）即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命僧慧昙管领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掌全国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三年（1370）又召集各地僧耆，规定寺院为禅、讲、教（包括依瑜伽教修行及应赴佛事等）三类，要求僧众分别专业。随后又召集江南名僧至南京，启建“广荐法会”及点校藏经，进行刻版。对于僧人普给度牒，废除过去计僧卖牒的免丁钱，并命各地沙门讲习《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对于佛教的整顿更为积极，仿照宋制设各级僧司、僧官［其制在京设僧录司，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僧录司诸僧官由礼部任命，有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等职。主要任务是监督僧众行仪及主管考试等。从洪武二十五年（1392）起，僧录司务僧官都按级给俸，最高的月给米十石，最低的五石。见太祖实录］，制定僧服色别，严格区分禅、讲、教三类。十七年（1384）采纳礼部尚书赵瑁的建议，规定每三年发度牒一次，并加考试，不通经典者淘汰。二十四年（1391）命各州府县只许保留大寺观一所，僧众集中居住，限各府不得超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规定男子非年达四十岁以上，女子非五十以上者不准出家见《明史.职官志》三）。复通告全国，防止僧俗混淆，规定僧人诵经仪式和施主布施金额，这就是所谓《申明佛教榜册》，是明初整理佛教的一项重要文件。又命各府州县的僧官，就地调查杂处民间的僧人实数，要他们集中居住。次年（1392）通知全国各级僧司造僧籍册，拟刊布各寺，使互周知，名为《周知板册》。后以执行手续过烦，不久就停止了。
　　明初以来，僧道度牒是免费发给的。但考试限制很严，私度因而激增。代宗景泰二年（1451）因救济四川、贵州饥荒，采纳朝臣建议，实行收费发牒制度，凡僧道纳米五石者，给与度牒。宪宗成化二年（1466），淮扬地方大饥，也用同法以赈济。成化八年（1472）淮扬巡抚张鹏请给僧道空名度牒一万道，以买米济荒，虽一度遭到反对，但到了次年户部却发给空名度牒十万道，以赈济山东。这样，有牒僧道既大量增加，寺观自然随之而增。据成化二十一年（1485）统计：在成化十七年（1481）以前，京城内外的官立寺观，多至六百三十九所。后来继续增建，以致西山等处，相望不绝。自古佛寺之多，未有过于此时者。而纳费发牒之举，直继续到明末为止（《大明会典》卷一百零四）。
　　明代寺院的土地虽不如元代的多，但明初对于大寺，也常有给田赡僧之举。如报恩、灵谷、天界，号为南京三大寺，都有许多寺田。南京报恩寺的田地塘荡就有一万余亩（《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江南各地著名寺院也都有相当多的土地。常州武进县土豪陆衡典了弥陀寺田土三千亩，到期不肯全部交还，因此兴讼，于是开始禁止买卖寺田（《钦录集》洪武十九年条）。洪武二十七年（1394），规定全国大寺有钱粮者，设钻基道人一人，专办差税，其余僧众都不许在外奔走，交结官司。到了景泰年间（），令各处寺观田地，每所限置六十亩为产业，其余都拨给农民佃种纳粮（《大明会典抄略》“僧录司”），钻基道人之制也就跟着废止了。明代对于喇嘛仍给以应有的宗教上优遇。洪武六年（1373）前元帝师喃迦巴藏卜入朝，即与以炽盛佛宝国师称号。洪武七年（1374）帕思巴后代公哥监藏巴藏卜入朝，又尊为帝师，加国师称号。设置西宁僧纲司，任喇嘛三刺为都纲；于甘肃河州，设置番汉二僧纲司，以藏僧任僧官。成祖即位后，对喇嘛更加重视。永乐元年（1403）遣中官侯显入藏，迎哈立麻至京，亲往慰问，请于南京灵谷寺启建法会，给与大宝法王称号。当时宗喀巴（）在藏传弘佛法，名称普闻，成祖又派大臣四人往请，宗喀巴派遣上首弟子释迦智（）前来京师，成祖即给他以大慈法王称号。后释迦智回西藏创建色拉寺（拉萨三大寺之一），又再度至京，任永乐、宣德两代国师（张建木《宗喀巴大师传》）。计永乐时代（）受封的藏族喇嘛，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十八灌顶国师（《明会要》卷七十八）。宪宗、孝宗、武宗三代（）都深崇喇嘛。来京藏僧，也多给以西天佛子、灌顶国师等尊号。武宗且通达梵语，自号大庆法王，给藏僧食茶八万九千余斤。神宗万历五年（1577）蒙古可汗俺答入青海，闻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至西宁附近弘法，即率众万人欢迎，给以“遍知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尊号（达赖喇嘛之名就从这时开始）。索南嘉措遂致书当时宰相张居正致敬，表示当劝顺义王（时俺答受封为顺义王）早日回蒙，并献礼物四臂观世音、氆氇、金刚结子等。万历十六年（1588）神宗曾派人迎索南嘉措前来北京，但他于是年即在内蒙逝世了。
　　明初各宗派中，禅宗盛行，而以临济为最，曹洞次之。元末禅僧继续传法于明初的，有楚石梵琦、梦堂昙噩、愚庵智及。明初知名的禅僧有季潭宗泐、恕中无愠、呆庵普庄、见心来复、斯道道衍、雪轩道成、南洲溥洽等。中叶以后，则有楚山绍琦、空谷景隆、笑岩德宝、无明慧经、无异元来、永觉元贤、湛然圆澄等，各阐禅学于南北各地。
　　梵琦（）和昙噩都曾参加蒋山法会，为太祖所礼重，著有《北游集》、《凤山集》、《西斋集》及《六会语录》。昙噩（）著有《新修科分六学僧传》三十卷行世。智及（）四主名刹，为元叟行端以后的有名宗匠（《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卷十）。
　　宗泐（）与来复齐名。洪武五年（1372）于钟山建法会，太祖命他升座说法，并作《赞佛乐章》八曲，又命主金陵大天界寺，掌全国僧事。与如玘笺释《心经》、《金刚经》、《楞伽经》，颁行全国。所著有《全室外集》九卷。无愠（）从元叟行端出家，居台州瑞岩时，日本怀良亲王慕他的名望，遣使请往日本传教，太祖因此召他至南京，但无愠以老病辞。所著《山庵杂录》二卷，称为宗门七书之一（《南宋元明僧宝传》卷十二）。普庄（）深于禅学，又善讲说。洪武十年（1377）朝廷命各地僧徒讲习《心经》、《金刚》、《楞伽》三经，他受请讲授于金山寺，由是著名。又曾主江西訟E居山及浙江径山。所著《呆庵语录》，后湮没不传（《南宋元明僧宝传》卷十三）。来复（）擅长诗文书法，历主宁波天宁及杭州灵隐诸大刹，曾被召至京，受四众归敬。后因丞相胡惟庸案牵连被杀。著有《四会语录》及《蒲庵集外集》六卷。道衍（）号逃虚子。成祖起兵时，任为军师，即位后，论功授僧录司左善世。永乐二年（1404）任太子少师，复姓姚，命名广孝。常居僧寺，冠带而朝，还仍缁衣。他除监修《太祖实录》及监修《永乐大典》外，著有《道余录》一卷、《净土简要录》一卷、《诸上善人咏》一卷、诗文《逃虚子集》十卷（《明史》卷一百四十五）。溥洽（）博究教典，并通儒书，曾任僧录司左善世。建文帝出奔时，成祖疑他与闻其事，把他拘禁十余年。后因道衍临终之请，始释其狱。寂后，杨士奇为撰塔铭（《补续高僧传》卷二十五）。道成（）出于万松法嗣雪庭福裕一系，尝住金陵天界寺，永乐初曾出使日本。
　　绍琦（有语录四卷曰《笑岩集》。德宝门下出幻有正传，正传门下有密云圆悟、天隐圆修、雪峤圆信三名僧，各传道一方，时称为临济中兴。圆悟（）重兴宁波天童寺，为明末禅宗著名宗匠。嗣法弟子有汉月法藏、浮石通贤、破山海明、费隐通容、木陈道忞等十二人。其法系蕃衍，遍于全国。
　　慧经（）住江西新城（今黎川县）寿昌寺，倡导农禅，重振曹洞宗风。其法嗣四人，以博山元来、鼓山元贤二系最盛。由此二系的蕃衍，使曹洞一宗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和天童一系的临济禅形成对峙之势（《五灯会元续略》卷一）。元来（）开法江西博山，门下出宗宝道独、栖壑道丘、星郎道雄等，其法系颇盛于广东。元贤（）住福建鼓山，大唱曹洞禅，著有《补灯录》、《继灯录》、《永觉禅师广录》（三十卷）等二十余种。圆澄（）在法系上与元来、元贤为同门昆季。他开法绍兴云门显庆寺，法席大盛。门下麦浪明怀、石雨明方、三宜明孟、瑞白明雪等，都是禅宗知名者。著有《慨古录》、《宗门或问及语录》八卷（《南宋元明僧宝传》卷十五）。
　　华严宗在正德至嘉靖之间（）稍弘于北方。无极（明信）由鲁庵（普泰）传授贤首教旨历二十余年，门下出雪浪洪恩（），尽传其学，著名于江南。雪浪弟子知名的有巢松慧浸和一雨通润。一雨的弟子有苍雪读彻和汰如明河。慧浸（）善于讲说，通润（）精于著述。明河（）曾疏《楞伽》、《楞严》二经，并著《补续高僧传》二十六卷。苍雪（）别号南来，善讲《华严大疏》，并工诗文，有《南来堂诗集》行世（弘方《贤首宗乘》）。
　　天台一宗，宋元两代盛传于江浙。入明以来，只有东溟慧日、原璞士璋、白庵力金（一作万金）等数家。慧日以后，继述的有无碍普智、万松慧林、千松明得、百松真觉诸家。至万历间无尽传灯（）住天台幽溪高明寺，始重立天台祖庭，大开讲席。他著有《法华玄义略辑》一卷、《天台传佛心印记注》二卷等，时称为天台中兴。其后智旭继之，著有《法华纶贯》一卷、《法华会义》十六卷、《大乘止观释要四卷》等，为明代天台最后的一大家。
　　慈恩宗典籍，宋元间渐次失传，至明初几乎成为绝学。正德年间（）鲁庵稍弘于北方，无极继之，渐传于南地。雪浪从无极学《华严》，旁及《唯识》，辑有《相宗八要》。其门人巢松曾领学徒在焦山专攻《成唯识论》三年；一雨著有《成唯识论集解》十卷，可知其学风的趋向。后紫柏盛赞慈恩一宗，学者复继起研究。明昱（）曾讲唯识于南京、北京及杭州等地，著有《成唯识论俗诠》等《相宗八要解》（王肯堂《成唯识论俗诠序》）。王肯堂（？—1614）亦治《成唯识论》，因感慈恩著疏亡失，乃辑藏中经论及《华严疏钞》、《宗镜录》诸典正释唯识之文，编撰《成唯识论证义》十卷。崇帧年间（），祩宏的弟子绍觉（广承）讲唯识于杭州莲居庵，其门下有灵源（大惠）、辩音（大基）和新伊（大真）等。广承著有《唯识音义》八卷，未成而寂，由辩音补辑成书。大惠著有《成唯识论自考录》十卷。新伊著有《成唯识论合响》十卷（《灵峰宗论》卷八之一）。新伊的法嗣智素，又撰《成唯识论音响补遗》十卷。此外，当时的唯识学者还有古德、内衡等（钱谦益：《上内衡法师书》，见《有学集》卷四十）。
　　律宗自明初以来，也很衰微。正统间（）朴原主杭州昭庆寺，奉命开坛传戒，时称宗师（《新续高僧传》卷二十八）。万历初，如馨（）在南京古林寺传戒，三昧（）继之，律学大振。晚年应请入南京宝华山传戒，著有《梵网经直解》四卷。其法嗣见月继制《传戒规范》，古林遂成律宗道场。同时福州鼓山元贤，广东鼎湖山道丘、弘赞等，均尽力于律学之复兴。弘赞著有《四分律如释》十二卷、《四分律名义标释》四十卷（《鼎湖山志》卷二、三）。
　　净土法门，自宋元以来成为各宗的共同信仰。明初梵琦、大佑、慧日、妙叶、普智、道衍等，都弘赞净土，各有著作。
　　嘉靖至万历间（）宗本、传灯等都宣扬净土法门。
　　特别是云栖祩宏，专志净业，广受缁素的归向，建立了净土一宗的道场。智旭精究各宗教义，亦以净土为三学（禅、教、律）的指归。他的弟子成时，选编有《净土十要》，流传很广。
　　此外，慧经、元来、元贤、圆澄等曹洞宗匠，也都提倡禅净双修。其影响一直延至今日。
　　明代中叶，自宣宗至穆宗（）一百多年间，各宗都衰微。但到神宗万历时期（），名匠辈出，形成佛教的复兴气象。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人物，是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号称明末四高僧。
　　明代在家居士对佛教的研究，也形成一种风气。宋濂、李贽、袁宏道、矍汝稷、王宇泰、焦竑、屠隆等，都于佛学有相当理解，遗有许多有关佛学的著作。
　　宋濂为明初翰林学士，曾三阅大藏，著有《宋学士文集》。所撰高僧塔铭等文字三十九篇，祩宏辑成《护法录》，为元末明初佛教史传的重要资料。李贽出入儒释之间，尤好禅宗。著有《文字禅》、《净土诀》、《华严合论简要》等书。袁宏道与兄宗道、弟中道三人，俱以文章知名。他初学禅于李贽，后归心净土法门，撰有《西方合论》，宣扬净土。矍汝稷博览内典，汇集禅门宗师语要，撰《指月录》三十二卷，盛行于世。王肯堂精于医学，学佛研习唯识，著有《成唯识论证义》。焦竑长于文字，举进士第一，与李贽往来论学，因归心佛法。著有《楞伽》、《法华》、《圆觉》等经的《精解评林》各二卷。屠隆是著名的文艺家，晚年学佛，著有《佛法金汤录》三卷，驳宋儒排佛言论。
　　其他如严讷、虞淳熙、庄广还等，多从祩宏习净土法门。
　　庄广还编有《净土资粮全集》六卷。紫柏、密藏之倡刻嘉兴藏，多得力于袁了凡、陆光祖、冯梦祯、陶望龄等的护持。这些居士对于明末佛教之复兴起着很大的作用（《居士传》卷三十七至四十六）。
　　明代佛教教义的研究，以《楞严经》为最盛。现存明代研究《楞严》的著述，尚有数十种，著名者为真鉴《楞严正脉疏》十卷、德清《楞严通议》十卷、通润《楞严合辙》十卷、智旭《楞严文句》十卷及《玄义》二卷、钱谦益《楞严经疏解蒙钞》十卷、曾凤仪《楞严宗通》四卷等。《心经》、《金刚经》、《楞伽经》，自明太祖指定为僧徒必须讲习的三经后，注解极多。除宗泐、如玘所释以外，《心经》有宋濂《般若心经解义节要》一卷、真可《心经注解》一卷、德清《心经直说》一卷、李贽《心经提纲》一卷等；《金刚经》有真可《金刚经释》一卷、德清《金刚经决疑》一卷、智旭《金刚经破空论》一卷、曾凤仪《金刚经宗通》七卷等；《楞伽经》有德清《观楞伽经记》八卷、通润《楞伽经合辙》八卷、智旭《楞伽经玄义》一卷及《义疏》九卷、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