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流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性流动”概念：“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部署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时，再次强调，“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社会性流动为什么重要?

首先，“人人向上”才是共同富裕，或者说，共同富裕代表着“人人都要向上”，而不是一些人向上流动，另一些人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不变，甚至还有人的情况发生恶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竞争和优胜劣汰，但是从人的发展机会、基本权利和基本生计角度来说，只能有“赢家”，不能有“输家”。

其次，在社会学中，社会流动通常被定义为：“相比父母一代，下一代改变收入地位的机会”。相应地，这也说明社会性流动可以通过改变每个个人的收入状况实现共同富裕。由此还可以想象到，如果一对夫妻对其子女未来改变社会地位和收入状况的预期不乐观，那么他们的生育意愿也会降低。因此，社会性流动也是促进生育率提高的一个重要手段。

再次，社会流动是一种正向激励，是在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下，社会活力获得激发、创新创业活动得以蓬勃进行的有效动力。

怎么促进社会性流动?有三种具有针对性的途径，分别通过以增量变化调整存量、用纵向流动带动横向流动，以及把具有内卷性质的因素向外展开，实现促进社会性流动的目标。

第一个途径，把人口和劳动力的横向流动延伸并提升为纵向上升的流动，让个人的收入水平、社会身份、职业层次、受教育水平等各方面都向上提升。目前的劳动力迁移总体表现为横向流动，纵向流动尚未充分展开。在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中，有接近30%的人口没有城镇户籍。这部分群体向上流动的空间也比较小。

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城镇化率的提高指的不仅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更为重要的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要提高。根据我的同事估算，即使在工资等各方面都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仅由于获得城市户口就可以使农民工消除后顾之忧，他们的消费可以提高27%。

同时，满足城镇新居民的保障性住房需求和城市基础设施需求都将带来巨大的有效投资机会。农民工在城市落户也会促进社会保障覆盖率和均等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养老保障的共济池扩大蓄水。

除此之外，城镇化在促进横向流动的同时也能够搭设社会阶梯，让农民工及其家庭在教育水平、职业类别、收入水平和社会身份等各方面向上流动，真正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的目标。

第二个途径，推进教育深化，促进人力资本与就业的匹配。在过去多年，我国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高校的扩招。然而，这个接受过最好教育水平的群体，就业情况并不理想，也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供求之间的错配。对此，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多途径增加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教育质量。

一是改变应试教育这个导向，在遏止住横向教培的干扰后，着力大幅增加受教育年限。在质量既定的前提下，受教育年限的长短就变得十分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要做的不是缩短学制，相反，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延长学制。

二是义务(免费)教育延伸到学前阶段和高中阶段，并提高职业教育中的通识化水平，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一般认知能力，而不仅仅是学会一种技能。

三是加强企业为主体进行的在职培训，提高大龄劳动者的就业技能和劳动力市场适应性。在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上，即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左右的阶段，其他很多国家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都比我国高，这意味着我国在提升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也可以说，在我国的这个发展阶段上，着眼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总体提高和教育均等化水平，远比追求大学的全球排名更为重要。

第三个途径，扩大家庭的时间预算曲线，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实现自身的发展提升。家庭时间预算的增加可以产生多种正面效果。

首先，增加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花在旅游、购物等方面的时间预算，可以显著提振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并且，消费的增长相继产生乘数效应，进而加倍拉动GDP。

其次，劳动者个人和家庭成员可以获得更多的学习时间，改善人力资本，进一步提高就业质量。

再次，一般性家务劳动的减少可以增加花在生育、养育、教育子女上面的时间，提高家庭的生育意愿，从而提高总和生育率。

最后，闲暇和娱乐本身也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涵。所以，应该促进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将家庭中的无酬劳动尽可能多地转化为就业活动，相应也创造出新的商业机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企业在帮助扩大家庭时间预算方面也大有可为。

总而言之，共同富裕的核心是生产率提高的成果在全社会范围内更加充分和合理地共享。人口和劳动力的横向流动是这个分享过程的途径之一，而纵向流动则是横向流动的升级和归宿。从生产率共享以及社会性流动的角度来看，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三个领域的职能有重合，所要完成的任务相互补充，都可以做出自身的贡献，达到“同途同归”。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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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来源：澎湃新闻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和财富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研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提出了以提升人力资本为核心的“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并在《新倍增战略》一书中围绕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现有规模，未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潜力、路径、难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的战略和政策重点。刘世锦近日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指出，对中等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的跨越期来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意义首先是增加消费需求，对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的动能。刘世锦表示，下一步可在都市圈城市群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进城农民工保障性住房和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放宽基础产业准入以实质性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采取一些标志性、突破性的举措。这些举措短期内能够提振信心、扩大需求，中长期也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三次分配不能作为解决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收入分配制度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过程中将起到的作用？这跟您提出的“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策略是怎样的关系？
刘世锦：仅靠分配制度，特别是三次分配，是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如果按重要性来排顺序，要素培育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是生产，第三位才是分配。要素培育是提高做大蛋糕的能力，生产是做大蛋糕，而分配只是一个结果。提升做大蛋糕的能力是首要的。分配制度中的一次分配也与要素市场直接相关，做大蛋糕的能力较强，在一次分配中间可以分的份额就高。换言之，在市场经济下，只有提高低收入阶层的能力，他们的收入比重才能够提升，从而提升这个群体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

就分配本身而言，初次分配与要素培育直接相关，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集中资源，用于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由此提升他们人力资本；三次分配要坚持自愿原则，在现阶段，也应通过扶贫、教育等方式，重点服务于提升低收入群体做大蛋糕的能力。要防止将三次分配放到首位，或是将之作为解决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重要的是理顺要素、生产和分配的关系，推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进入正向循环，增强其互补性和可持续性。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和政策的核心，是着力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促进机会均等，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以增效带动增长的方式缩小收入差距。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在剥去种种社会关系的外衣后，人们之间能力的差距，远没有现实世界中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差距那么大。如果能够创造一个人力资本公平发展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积极性、创造力普遍而充分地发挥出来，公平和效率就可以互为因果，在提升社会公平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

澎湃新闻：中国社科院的蔡昉老师提出，要改变目前半截子的城镇化的状况，让2.6亿农民工成为新市民。对这样的提法您同意吗？
刘世锦：如果大量农民沿用老办法继续留在农村，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的重要效应就在于能够低成本地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从长远看，解决农民脱贫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让农民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农民，改变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还会有一些人从事农业生产，但使用的不会是传统的方式，而是与城市其他行业大体相同的现代化方式。与此同时，城乡居民就业是相互流动的，原来的农民可以进城从事工业和服务业，城市里的人也可以到农村去搞农业。现在不少城里人对搞农业也很有积极性，当然，他们通常用是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者就是我们所倡导的城乡融合发展。澎湃新闻：在双循环的大经济格局下，实现橄榄型的分配结构对国内经济格局的意义何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已由高速转入中速，投资、出口对增长的重要性下降？
刘世锦：从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在客观上必须以内需为主。这是正常的经济发展逻辑。

内循环和外循环是互补的关系，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从中国在20年前加入WTO，到现在申请加入CPTPP，体现了中国在持续对外开放、不断吸收和引入新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制度性规则方面的进展。外循环就是要引入中国国内不具有比较和竞争优势的产品和要素，这样内循环才能有更好的成果。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将有利于中国推动以内循环为主，内循环和外循环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澎湃新闻：谈到外循环，绕不过中美关系。现在到了拜登的任期，很多外部的政策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你对拜登任期的中美经贸关系有怎样的预判？
刘世锦：目前中美之间出现了缓和迹象，但中美关系的大背景是，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还不适应，而适应是需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这个格局可能短期内很难改变。

全球化现在确实处在一个困难的时期，本身需要调整，但最终全球化还是会往前推动。中美关系还是要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考虑。中美两国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40%，中美之间不合作，甚至搞脱钩，全球化是没有前途的。有人把现阶段的中美关系看成是当年的美苏关系，实际上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尽管受到贸易战和疫情等的多重冲击，2020年中国再次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前三季度中美进出口达3.5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9％，在所有贸易对象中增速最快，反映出中美之间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等方面存在的巨大互补性和合作潜力。中美合作有很大外部性，不仅影响到两个国家，对全球的稳定和发展也至关重要。

入世推动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制度性开放
澎湃新闻：说到全球化，中国入世至今20年了，我们应如何理解改革开放和入世之间的关系？这20年来，哪些变化是预计之中，又有哪些变化超出预期或是在意料之外？
刘世锦：对中国入世20周年应该给出高度评价。除了中国的外贸数据增长显著外，更有意义的是带动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制度性开放。

全球化就是全球范围的市场经济，WTO就是给全球范围市场经济确立基本的规则。加入WTO以后，中国从生产流通的诸多环节都必须与国际接轨，也就是中国和全球的市场经济规则开始接轨。中国加入WTO，意味着国内开放型竞争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入世后，我们必须要去学习和适应国际上的基本规则、制度、习惯和做法，从而大踏步地赶上世界潮流。对加入WTO的意义，可能更多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澎湃新闻：中国还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继签署了RCEP后又申请加入CPTPP，这是不是在全球主动寻求更丰富多元的贸易组织形式？
刘世锦：这不仅是贸易形式更为丰富多元，也是中国制度型开放的升级。WTO更多地是管理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而CPTPP则是更高水平的国际贸易投资协定，对成员国的整个生产过程和要素市场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意味要形成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对于中国是否要申请加入也有一些争议，涉及到国有企业地位、产业政策、劳工关系、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议题。我们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应地要深化改革，重点是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对这些议题，已经明确了改革的方向，简单地说，不是别人要我们改，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改。具有前瞻性地主动积极加入这类区域性协定或组织，有利于在新形势下“以开放带动改革”，推动制度型开放，加快形成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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