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史上最多毕业生”的毕业季，1000多万毕业生将告别“象牙塔”，独自踏上人生中第一条职业道路。考公、考编、进大厂、海投简历……每个年轻人在疫情期间的求职上都有自己的选择，而在这其中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年轻人。

00后应届毕业生，因为一时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将灵活就业当成了暂时的“避风港”；90后独立设计师，辞掉管吃管住、有保姆负责生活起居且年薪15万的工作，回到家乡选择灵活就业；更有年轻的财经自媒体人，疫情前就退出了合伙创业项目，做起了自由撰稿人……

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其中，90后与00后灵活就业者占比超过50%，换算下来则超过1亿人。

这群放弃“旱涝保收”的全职工作，选择“打零工”的年轻人，到底为何做出这种人生抉择？灵活就业后，他们的生活状态如何？疫情发生以来，他们走出了什么样的人生轨迹？

1、“打零工”的年轻人，用“过渡”调整心态

今年2月，回到老家邯郸的应届毕业生林梓一边准备毕业论文和设计的事情，一边做起了兼职送外卖的工作。

“之所以选择兼职外卖员，我是想一边赚点零花钱，一边调整心态，再去想工作的事儿吧。”至于未来要做什么？林梓也还没想好。

在此之前，林梓其实刚刚结束一段实习工作。去年11月，因为学校没安排课程，林梓就与大部分同学一样，为了实习就业开始了求职生涯。

但找工作的过程并不顺利。林梓就读于唐山某三本院校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在学校里，主要学习了C语言、Java等基础课程。但面试一圈后，他发现一般公司都要求他要有iOS、安卓的应用开发或全网的全端开发等经验。

“不管是10人以下的创业公司，还是互联网大厂，它们的岗位要求似乎都很高，往往看过我的简历就没有了下文。即便到了面试阶段，最后也总是不了了之。”林梓表示，即便他一再放低要求，但还是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也没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迫于无奈，林梓选择了一家跨境广告服务公司，做运营工作。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帮客户在谷歌等网站做关键词收录，统计各种数据。

“我不喜欢这份工作，虽然工资能糊口，但和我的专业差了十万八千里，上班的生活甚至还没有我之前送外卖时开心。”林梓说道。于是，拿到满3个月的实习证明，林梓就选择了辞职。

事实上，有不少应届毕业生因为一时找不到满意的工作，退而求其次，将灵活就业作为一种过渡性选择，当成临时的“避风港”。他们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可能还没有确定的未来计划。

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数据统计，2020年和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均超过16%。

不仅00后应届毕业生会选择灵活就业，工作了几年的90后年轻人也纷纷加入灵活就业大军。

2015年毕业于厦门工学院的刘熹，在2017年就辞掉了稳定的建筑类设计工作，选择回到老家做一名独立设计师。辞职前，他和妻子一起居住在单位修建的别墅里，生活起居也有公司配备的保姆负责，年入15万元。

“考虑到我们的大宝即将降生，但我和妻子的工作状态却总要奔波在各个农村之间，虽然也能在公司提供的别墅居住，但考虑到孩子未来的教育等问题，我们还是选择了裸辞。”刘熹向「创业最前线」说道。

北科大金融专业毕业的90后财经自媒体人陈琦，也在2018年选择退出其在2016年与朋友合伙创立的餐饮加速器项目，做起了自由撰稿人。

从2014年起，陈琦就因为出于个人兴趣而接触自媒体，有时间就会写文章发表在微信公众号里，从未间断，当时他将写稿作为副业，每月也能赚4千至6千元。

2018年，陈琦赶上了自媒体发展的红利期，加上平时参加一些媒体活动，又因为餐饮加速器项目而认识不少创业者，于是陆陆续续地就有不少企业找过来想跟他合作。

“我发现这些合作的收入完全能够覆盖我日常所有的开销，所以我感觉这时完全适合灵活就业。”陈琦说。

客观来看，不管是因为就业形势不理想的被动选择，还是需要更自由的发展空间而选择主动迈出脚步，灵活就业显然正成为年轻人的新选择。

而这也直接助推了灵活就业平台的诞生，让创业者们尝到了这一发展的红利。

据“好活科技”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晟透露，好活平台上累计注册用户已经超千万人，活跃用户有300万，公司产值已经达到200亿元。

截至2021年底，“兼职猫”已经累计为4400万的灵活就业求职者提供相关岗位，服务了超过147万家企业。“独立日”也表示，其总用户量达3000万，年GMV在100亿元左右。

毫无疑问，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加上职业观念的多元化，“灵活就业”这种新业态正在年轻人群体中迅速崛起。

2、爱上“接私活”的甜头，用单位时间创造价值

事实上，抱着“收入升级”的念头做灵活就业，往往是大多数年轻人的想法。

90后自由设计师董伊告诉「创业最前线」，她之所以会选择灵活就业，完全是因为不想待在一家公司里按部就班地工作，“多劳多得的工作比较适合我。”

在她全职工作时，一个网页一周交工，公司给她2000元提成。但她自己和设计公司直接合作，设计公司至少给她1万元，她一周可以接3个这样的项目。

刘熹也是尝到了自己“接私活”的甜头，从而爱上了灵活就业。

2017年10月，刘熹在恩师介绍下，对接了一份乡村概念性规划的项目。当时，有投资商看中了福州市永泰县的一个村子，对方希望他做一份概念性设计方案。

因为对方要得急，加上实际调研和设计的时间，只给了他3天时间，价钱也让他主动提。

“我当时很‘大胆’地说了一个价钱——1.5万元，没想到对方直接同意了，要知道，之前在公司上班时，做类似的方案需要近1个月时间，一个月也赚不了1.5万元。”3天之内赚到了1.5万元，这给刘熹做独立设计师树立了信心。

他还算了一笔账，发现在老家这样的小县城生活，一年只要赚10万元，甚至5万元，也能够满足一家人基本的生活开支了。

在这之后，2018年2月14日，刘熹又通过前同事的介绍接下了一个设计湖北某乡村的建设项目——花了10天左右的时间，他就赚了6万元。而且对方非常满意他的设计，又请他设计了第二期乡村建设项目，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又赚了14万......

“全职的话，一个小时能赚多少钱大致是被资本明码标价的，选择灵活就业，单位时间的价值是自己创造的。”如此一来，刘熹就更加坚定了要做独立设计师的信心。

作为自由撰稿人的陈琦，由于有之前工作时的资源积累，赚钱则更加顺利。

从2018年年初到2019年底，因为全身心投入去做财经自媒体，他每月赚四五万元已经是常态。就连年的疫情期间，陈琦收入也没受到什么影响，“一年净收入30万-50万不成问题。”

如他们这样，在疫情期间通过灵活就业实现高收入并不是个例。

《中国灵活用工市场研究报告》显示，在薪水上，2020年前三季度，灵活就业司机类职位支付月薪较高，平均超过10000元，其次是签约艺人，平均支付月薪达9768元。

与此同时，90后、00后相对于70后、80后更加崇尚自由，所以他们更愿意接受灵活就业，不用受太多约束。

“离开本职工作后，整个生活状态都轻松了，生活成本也下降了很多。”陈琦透露，2020年之前，他一直在北京和天津生活，生活成本一直居高不下。每月不仅要还车贷和房贷，还要付房租，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日常开销，每个月都需要一两万元的花费。

2020年疫情爆发后，他从天津回到河南老家，吃住基本不怎么花钱，而且因为有前几年的资源积累，他和合作方的接洽也可以转为线上办公。现在，他每天的工作很简单，主要就是写文章，在线上和客户进行沟通、商务洽谈、签订合作并履行合作，只需要偶尔出个差。

回到老家，有现成的房子居住，日常的开销成本也非常低，再加上家人、朋友都在身边，“幸福感直线上升，压力明显下降。”陈琦说道。

陈琦认为，这样灵活的就业方式是自由撰稿人的“归宿”——既可以兼顾家庭和生活，又不会耽误赚钱。

《2021春季白领跳槽指数调研报告》称，2021年白领求职中近4成白领从事灵活就业。针对该群体加入灵活就业的契机，“想增加收入”占比71.1%；对于选择灵活就业的群体来说，“工作更加弹性、灵活”以82.4%的压倒性占比成为第一大优势。

“兼职猫”的数据也显示，超八成求职者选择灵活就业的首要原因是工作弹性和时间灵活，超六成求职者看重的是灵活就业岗位的薪酬福利和工作距离。

可以说，这种“舒适”的服务方式也是吸引年轻人扎入灵活就业这种新业态的一大原因。

3、焦虑情绪下，“灵活”可能变“0活”

当然，相比于全职岗位，灵活就业也存在“陷入零收入”或“收入极不稳定”的隐患中。

大多数灵活就业主要靠个人技能“吃饭”，当你的技能不成熟，你的产品、作品或服务还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之前，你很可能会陷入“颗粒无收”的状态。而这种没有收入的尴尬局面，可能会持续2-3个月，也可能是大半年。

“当时我和妻子回到老家，亲戚们都以为我们在家中就能办公，还和我父母表达过羡慕。但只有我们知道自己是裸辞的。”刘熹回忆道，他们自2017年5月1日辞职，直到5个月后，他才有了第一个项目。

在那5个多月的空档期里，一方面没有新的收入，另一方面又迟迟没有新项目，这让他压力巨大。

当“灵活就业”变成“0活就业”，日子自然难过。而在今年疫情期间，他们又都经历过业务腰斩的情况。

比如在疫情下，外卖订单量减少、骑手数量增加都加剧了行业内卷，骑手们很难挣到钱。

2021年7月，想要换一部新手机的林梓，回到邯郸老家兼职做了一段时间外卖骑手。

“那会儿每天都能赚100多元，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就赚到了5000多元，够我买一部新手机了，特开心。”林梓向「创业最前线」描述当初购买手机的场景时，依然充满了“第一次通过自己努力赚到钱”的喜悦。

但今年他重新回到岗位就发现，不仅每天点外卖的人变少，做骑手的人员也在增加。“平时一个中午能赚50-60元，现在一中午也就赚20多元。”

陈琦则是从今年开始明显感觉到业务量急剧下滑。

“业务量基本处于‘腰斩’状态，收入更是比之前降低了60%-70%。”陈琦表示，尤其今年5月，虽然他零星接了一些企业服务相关的工作，但因为各地的疫情，服务企业没办法按时打款，这让他一个月里一分收入都没有。

相比全职工作来说，灵活就业受到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更直接。

2021年，刘熹手里的项目不少，就在厦门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取名“漫乡规划设计”，由他的同事负责那边的项目。但由于疫情原因，4个员工集体被隔离在办公区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已经签订协议的项目处于完全搁置状态，对于他这样的小工作室影响很大。

刘熹的一个朋友，曾经也选择辞掉全职工作和他一起灵活就业，“有项目一起做，有钱一起分。但坚持没多久，对方就受不了每月不固定的收入和我‘散伙’了。”刘熹无奈道，他能理解对方，因为每月还有房贷和生活压力，不固定的收入确实不轻松。

因此，焦虑的情绪经常伴随着灵活就业工作者。

“以前上班时，一个月赚五六千元，就算没有其他副业收入，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我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固定收入背后是确定性，确定性意味着安全感。但当你一旦选择灵活就业，你的收入不稳定，焦虑就会如影随形。”陈琦表示，对于灵活就业者来说，焦虑往往是常态。

事实上，变化也是生活中的常态，而那些看起来轻松自由的工作，背后也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压力和焦虑。

尤其是在近两年，全球经济受“疫情黑天鹅”的拖累，灵活就业成为了年轻人的一条退路，但他们心里也很清楚——最好再找一条“新退路”，而这也成为灵活就业群体的新主题。

如今，陈琦就意识到，不能再继续吃前几年积累下来的资源红利。

今年4月开始，陈琦就在朋友的介绍下，寻找当地农产品供应链，同时积极对接当地政府资源，参加当地的活动，准备接下来围绕家乡农产品去拓展直播、短视频业务。

另一位从事灵活就业的刘倩也表示，最近正在考虑考公务员，“争取拿到一份‘铁饭碗’的工作。”

“如果对方仅仅看中自由而选择灵活就业，我会语重心长地把他劝退。灵活就业并不适合所有人做，这非常依赖个人技能和资源。”陈琦直言。

“工作，是一个人最好的修行。与其等待喜欢的工作，不如想方法喜欢上所做的工作。”这是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给年轻人的忠告，当年他毕业后辗转去了一家濒临破产的陶瓷公司，后来凭借对工作的热情与钻研精神，他不仅让公司“起死回生”，还为自己奠定了人生事业的第一块基石。

诚然，时代的竞争愈趋激烈，千万毕业生也将踏入职场这个“大江湖”中，不妨先找一个全职工作好好锻炼自己，等积累到一定资源并提高能力后，有余力时再去做副业，这种“双保险”的灵活就业方式，无疑更合适年轻人去应对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

*文章中林梓、董伊、刘倩为化名；文中题图来自视觉中国，基于RF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