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59年中央、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发生变化的原因?

  一、1958年农业税条例及实施效果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区曾根据不同情况制定一些地区性农业税条例,如《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东北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华北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西北老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等。虽然这些农业税条例在税制上并不统一,有的采用比例税制,有的采用累进税制,但它们在促进国民经济恢复、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和支援“一五”计划胜利实现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胜利完成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各地区各行其是的农业税条例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农村经济情况,也不能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制定全国性的统一的农业税法成为一种必然。

  1958年6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6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全国性农业税税法,对农业税的纳税人和课税对象、农业收入的计算、农业税的税率、农业税的优待和减免、农业税的征收等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

  关于纳税人和课税对象,《条例》规定: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农业税的纳税人。农业收入是指:粮食作物和薯类作物的收入,棉花、麻类、烟叶、油料、糖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的收入,园艺作物的收入,以及经国务院规定或者批准征收农业税的其他收入。农业收入的计算标准:种植粮食作物的收入,按照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计算;种植薯类作物的收入,按照同等土地种植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计算;种植棉花、麻类、烟叶、油料和糖料作物的收入,参照种植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计算;园艺作物的收入、其他经济作物的收入和经国务院规定或者批准征收农业税的其他收入,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规定计算标准。

  关于税率,《条例》规定,农业税的征收不再实行累进税制,改行比例税制。全国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税率,由国务院根据全国平均税率结合各地区的不同经济情况,分别加以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应当根据国务院规定的平均税率,结合所属各地区的经济情况,分别规定所属自治州的平均税率和所属县、自治县、市的税率;自治州所属县、自治县、市的税率,由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根据上一级人民委员会所规定的平均税率,结合所属各地区的经济情况,分别加以规定;如果县、自治县、市所属各地区的经济情况悬殊,不宜按照一个税率征收的,县、自治县、市人民委员会可以根据上一级人民委员会所规定的平均税率,分别规定所属地区的税率。县以上人民委员会对所属地区规定的税率,最高不得超过常年产量的25%。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为了办理地方性公益事业的需要,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可以随同农业税征收地方附加,地方附加一般不得超过纳税人应纳农业税税额的15%;在种植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比较集中而获利又超过种植粮食作物较多的地区,地方附加的比例可以超过15%,但不得超过30%。

  关于农业税的征收,《条例》规定,农业税的征收,以主粮为标准,以市斤为单位,通过货币计算,以实物缴纳,鼓励农民缴纳好粮。[1]354-361

  为落实《条例》,1958年6月,国务院把1958年的全国常年产量定为2 704.2亿斤(比1957年定的常年产量2 397.2亿斤提高了12.8%,相当于1957年实际产量的78.4%),以此确定1958年农业税总量为419.15亿斤(不包括地方附加)。6月6日,国务院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业税平均税率作出规定:黑龙江省为19%,吉林省为18.5%,辽宁省为18%,上海市为17%,内蒙古和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省为16%,江西和广东省为15.5%,北京市和河北、山西、山东、安徽、福建、河南省为15%,陕西、贵州、云南省和广西为14%,甘肃省和宁夏为13.5%,新疆为13%,西藏地区征收农业税的办法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自行规定。[2]610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国务院规定的平均税率为所属地区拟订了不同的税率。在同一地区之内,不同纳税人适用同一税率。有很多县、市按照不同经济类型又划分为若干种地区,分别规定税率;或者以乡为单位规定差别税率;也有许多县、市所属地区经济情况差别不大而通用一个税率。[3]175《条例》适应了中国农业从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转变,适当简化了农业税征收环节,统一了全国农村税制,成为农业为国家工业化输送建设资金的重要保证之一。

  二、大跃进时农业税政策的错乱及后果

  195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适应人民公社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认为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实现,使得“以商品流通为征税环节的工商税收制度,基本上不再适用了,税收和利润实行分别征收和提缴的办法不再必要了,国家的乡镇财政工作也必须同公社的财务工作合而为一”,决定对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不再由国家征收专门的农业税,实行公社财政包干,即将“国家在农村中的农业税、工商业税、下放企业事业的收入、地方附加和其他收入,统一计算,扣除原来由国家开支的行政费和事业费……由公社按收支差额包干上缴”。《决定》规定,在规定上缴数额和比例的时候,既要注意保证国家的收入,又要适当照顾公社的负担能力;在公社同公社之间,也要照顾各公社的不同经济情况,做到负担的大体平衡,原则上富区比穷区多负担一些,经济作物区比粮食作物区多负担一些,工商副业多的地区比工商副业少的地区多负担一些。[1]666-668这一改革并非要取消农业税,而是将征收农业税的权力下放给公社,它与1956年以来中央提出的改进体制、向地方分权的要求相一致,可以说是当时“权力下放”的表现之一。

  实践很快证明了这一改革尝试行不通。由于农业税是以实物(粮食)缴纳,是国家掌握粮食的重要手段,如果把农业税下放到公社,由公社实行财政包干,国家就可能失去对粮食的有效控制。随着1959年后中国粮食形势越来越紧张,1959年5月,不得不重新恢复由国家征收农业税。实际上,在整个大跃进时期,并没有真正实行农业税的下移。在整个人民公社时期,中国一直没有解决粮食问题,农业税也一直牢牢地控制在国家手中。

  大跃进时期,中国农业税征收工作较为混乱。主要表现在:第一,农业税纳税人不统一。有的规定为人民公社,有的规定为管理区或生产大队,有的规定为生产队,还有的笼统规定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第二,不依率计征。有的地区采取逐级分配任务的办法,不按规定的税率征税。有的地区认为吃饭不要钱,该减免的没有减免,该照顾的没照顾,特别是对灾歉减免掌握偏紧,对重灾地区减免照顾不够。如湖南常德县1952年查田时有耕地163万亩,由于兴修水利、修公路、建工厂使耕地减为134.6万亩,另有3 830亩低洼田7年来未收获过粮食,1958年却依然按照1952年田亩数计征农业税。[4]333有的地区不该减免的却减免了,如规定对于国家兴办的项目占地免税,公社、生产队自办的项目占地不免;对于大、中型项目占地免税,而小型项目占地不免;对于工矿、交通、大兴水利工程占地免税,而一般农田水利工程项目不免;还有的地方对基建占地一律免税。第三,计税面积变化大,造成征税漏洞多。由于公社内部体制变化频繁,先由小社并大社,后又将大社化小社,基本核算单位也由最初的公社下放到生产大队,导致农村土地归属变动频繁,计算农业税计税面积成为农业税征收的难题,重复计税和漏税的发生难以避免。第四,地区之间负担不平衡。一般地区的负担重了,粮食高产地区的负担更重一些,比如黑龙江省,按照1958年农业税条例规定,全省平均税率为19%,加上地方附加在内平均税率高达22.3%。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四川的成都坝子以及湖南的滨湖地区等都有类似情况。[5]492湖南全省1958年的农业税率平均为16%,而常德滨湖8个县的农业税率平均高达20.76%,其中南县、华容、沅江3县更是达到了26%以上。[4]333

  大跃进时期实行高税率,农民负担明显加重。由于“浮夸风”导致高估产,高估产导致高税率。1958年中国粮食实际产量仅比1957年增产2.5%,而农业税的计划征收额高达428亿斤(包括地方附加,下同),比1957年的实际征收额增加了7%,比1956年增加了16.7%,与1958年的农业实际产量比较,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达到了12.5%,人均负担比1957年增加12.5%,亩均负担比1957年增加16.3%。1959年中国农业实际产量比1958年下降13.3%,而农业税实征额只减少了0.8%,农业税实际负担上升到了14.3%。1960年中国农业进一步减产,实际产量仅相当于1959年的81%,农业税实征额降到347亿斤,比1958年减少22%,但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仍然高达13.8%。[6]229-230

  三、调整时期农业税政策的调适及成效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中国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农业形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业总产值特别是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农民生活水平下降,饥荒蔓延。从1960年11月开始,党和国家不得不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为了适应农业连年受灾产量下降的情况,大力支援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农业税负担进行调整。1961年6月17日,财政部党组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调整农业税负担的报告》,决定:

  (1)调低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规定,农业税正税和地方附加的实际税额占农业实际收入的比例,全国平均不超过10%;其中地方附加相当正税的比例由过去的15%~30%,一律降为不超过10%。据此,1961年农业税的征收额安排为细粮240亿斤左右,约占全年包产产量2 620亿斤的9.14%,其中正税217.6亿斤,地方附加21.8亿斤。这一征收额比1952年减少148亿斤,比1957年减少153亿斤,比“一五”期间年平均征收额373亿斤减少137亿斤,比1960年减少98亿斤。中央还规定,“全国按照这一征收水平,稳定三年不变,增产不增税。”

  (2)仍然实行差别税率。规定:在人均耕地多、收入多的地方,负担可以略高一些;反之,就略低一些。以生产大队为单位最高负担率(包括地方附加在内)不得超过农业实际收入的13%。遇有特大自然灾害,经中央批准,可适当核减征收任务。

  (3)将减免落到实处。各种基本建设占地,凡是确实不能再耕种的,经县人民委员会核准,应当从计税产量中扣除。社员自留地一律免征农业税。农业税灾歉减免和社会减免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因地制宜地加以解决。[5]493-494

  中共中央完全同意财政部党组的意见,并于6月23日批转了这一报告,指出:“调整农业税负担,是当前正确处理国家同农民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农业税的征收额已经减下来了,但要真正做到公平合理,有利于鼓励农民增产的积极性,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报告中所提的各项原则,切实把粮食高产区负担偏重问题以及其他问题,逐县逐社逐队地解决好”。[5]491

  1962年3月中央决定农业税征收任务增加7%的机动数作为对少数特大灾歉地区的减免之用,并且把实际负担率从最高不超过13%提高到15%。[7]131按照当年农业税正税计算,机动数增加了约15亿斤。虽然农业税实际负担率最高达到了15%,但由于国家所定常年产量和大跃进时期相比已经大幅度降低,所定农业税总额也随之大幅度降低,加之只有少数收入水平高的丰收队才能达到15%的征收标准,所以农村的实际税负水平仍远低于大跃进时期。随后中央又对一些省、区核减征收指标共计8亿斤。1962年正税指标定为222亿斤,地方附加为14亿斤,共236亿斤。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明确规定:“除了国家正式规定的税收任务(包概正税和附加税)以外,不准各级机构自行加税,自行摊派。”[8]606

  年,中国农业税在实际征收中,均比原定的指标又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在扣除了因灾减免的税额后,1961年实际征收210亿斤,比原定的240亿斤减少30亿斤,降幅为12.5%;1962年实际征收222亿斤,比原定的236亿斤减少14亿斤,降幅为5.9%。[9]200具体到各省、区,虽然减税的比例并不一致,但都明显减少了农业税的征收额。江西省1961年全省农业税比1960年减少了40%;[10]211河南省根据中央的规定,将农业税从1959年的11.6%降为1961年的10%,地方附加由15%~30%降为10%,降幅在17.5%以上。[11]142江苏省由大跃进时期(三年平均)的15.82%降至1961年的10.28%,年虽略有上升,但也控制在10.95%的水平(《江苏省志·财政志》,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9-100页)。整个60年代初期,中国农民农业税负担大体上只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平。

  据统计(表1)[2]1006,1961年全国生产队共负担税收26.4亿元,不仅比大跃进时期要低得多,也比1957年的36.2亿元要低27.07%;生产队的税收负担占可分配总收入的比重由1957年的9.8%减为1961年的6.4%;平均每个农村人口负担的税金由1957年的6.7元减为1961年的4.9元。1963年,农村税负也只有7.1%。

  1964年6月,为增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需经费,国务院决定提高农业税附加占正税的比例,由原来的最高不超过10%,提高到最高不超过15%。原来附加比例不到10%的地区,一律加5%,原来附加比例高于10%的地区,应当少加。[7]137但由于农业生产的逐渐恢复,所以农民的实际负担率并没有较大的增加。这一年,农民的农业税实际负担率为7.7%,仍低于1957年的水平,远低于大跃进时期的水平。

  1965年,鉴于农业生产已经基本恢复,当时有人提出适当提高农业税,周恩来总理坚决不同意增加农业税,他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能增加农业税负担,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也不能随意打农民的主意。”[12]这样,在整个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至“文革”时期,中国的农业税总体上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降低农业税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国家对农民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减少粮食征购量一起,一定程度地减轻了生产队和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3]许建文.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史稿[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5]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6]财政部本书编写组.中国农民负担史:第4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7]国家税务总局农业税征收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收文件汇编[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1.

  [8]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9]陈如龙.当代中国财政: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0]危仁晸.当代江西简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11]胡悌云,侯志英.当代河南简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12]财政部.伟大转折时刻忆总理——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一周年[J].红旗,197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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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批准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并且批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和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
  大会认为,我国国民经济在1958年大跃进之后,1959年继续实现了大跃进,并且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套“同时并举”的方针,是我国迅速实现国家富强和增进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个胜利,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具有无往不胜的伟大力量。
  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继续跃进的计划,1960年的财政预算是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都是积极的和可靠的。实现这个计划和这个预算,就使我们有可能用比十年更少的时间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并且使我们有可能提前两年或者三年实现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大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更好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坚持大跃进,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继续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为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而奋斗,为争取实现1960年继续大跃进而奋斗。
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 1960年3月30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李先念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提出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查。

  1959年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是良好的。执行结果,收入和支出都超过了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通过的预算,并且收入大于支出,略有结余。1959年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是胜利实现国家预算的基础;预算的顺利执行,又促进了国民经济计划的超额完成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的提前实现。财政决算是国家经济活动在财政上的集中反映。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1959年经济和财政战线上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完全正确;跃进的速度肯定能够长期持续;人民公社制度具有伟大的生命力。这一切使我们更加体会到,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多么伟大和正确,它象灯塔一样指引着我们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1959年国家决算收入541.6亿元,相当于原预算数520.1亿元的104.1%。同1958年的418.6亿元比较,收入增加123亿元,增长29.4%。1959年决算收入中,企业和事业收入333.6亿元,为原预算的104.9%;各项税收204.7亿元,为原预算的102.9%;其他收入3.3亿元,为原预算的105.7%。
  1959年国家决算支出527.7亿元,相当于原预算520.1亿元的101.5%。1959年支出同1958年的409.6亿元比较,增加118.1亿元,增长28.8%。1959年支出决算中,经济建设费321.7亿元,为原预算的101.5%;社会文教费58.6亿元,为原预算的102.3%;国防费58亿元,为原预算的100%;行政管理费29亿元,为原预算的107.7%。此外,还有债务支出9.7亿元,对外援助支出3.5亿元,其他支出2.9亿元,增拨银行信贷资金44.3亿元。
  1959年上述经济建设、社会文教等各类支出中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部分,共计267亿元,占决算支出总数的50.6%,比1958年的214亿元增长24.5%。此外各地方各部门用自有资金进行基本建设的部分约50亿元,还没有包括在内。1959年施工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注)共有1341个,其中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有671个,即是差不多每天有两个大型企业投入生产。县以上各级所兴办的限额以下建设项目共有7.5万个,其中建设完工投入生产的有5.4万个,平均每天有150个中小型企业投入生产。此外,人民公社还兴办了大量的小型建设项目,没有计算在内。
  1959年国家财政收支相抵,结余13.9亿元。这些结余是地方预算的结余,连同1958年滚存下来的地方结余17.7亿元共为31.6亿元,将由地方结转到1960年安排使用,不列入国家预算。
  适应工农业生产继续大跃进和商品流转扩大的需要,1959年银行的信贷收支也有了较大的增长。信贷收入比上年增长35%,信贷支出比上年增长33%。在经济大发展的情况下,市场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只增加了10%,同社会商品流通的需要是适应的。1959年商业部门收购总值比上年增加了36%以上,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加了16.4%。商业各部门年末商品库存总值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6%,工业各部门物资库存也有了相当的增加。1959年上半年一度出现的某些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很快就得到了缓和,全国物价继续保持稳定,市场更趋繁荣。
  一句话,1959年经济兴隆,财源茂盛,物价稳定,库存增加。这是1959年国民经济大跃进的结果,也为1960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准备了物质条件。
  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反右倾、鼓干劲的号召下开展起来的轰轰列烈的增产节约运动,对于1959年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和国家预算的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里应当说明,1959年8月,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作若干调整的时候,没有同时调整1959年国家预算。这是因为当时考虑到,只要深入地发动和依靠群众,努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费用,增加积累,原订的国家预算收入是能够完成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工业战线上很快出现了更加蓬勃发展的新形势,生产逐月上升,质量显著提高,成本不断下降。农业战线上尽管遇到建国以来未有的旱灾和其他灾害,受灾面积达6.5亿亩,相当于全国播种面积的30%,但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依靠亿万人民群众的努力,依靠人民公社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巨大优越性,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了较好的收成。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在1959年内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的战斗任务,胜利地实现了。在这个基础上,国家预算也超额地完成了。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反右倾、鼓干劲、坚持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也说明了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国民经济各方面和财政方面所获得的伟大效果。1959年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和国家预算的超额完成,是我国人民奋战一年的胜利。同时,这个胜利也是同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支援分不开的。1959年8月当我们调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的时候,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关发出了各种各样的诋毁和叫嚣。但是烟雾遮不住太阳,曾几何时,这些宣传家的预言完全落空了,他们的叫嚣彻底地被粉碎了。在当时,我们党的队伍中有一小部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利用我们工作中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向党进行攻击,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们实际是社会上那些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党内的代言人。此外,在党内外还有少数看不清大势的人,由于调整指标,也曾对大跃进发生若干怀疑。事实很快地作了肯定的结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执行结果表明,他们的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的怀疑是多余的。
  经过1959年的继续大跃进,我国国民经济从1958年开始出现的既有高速度又有按比例发展的跃进局面,已经奠定下来了。我国的财政工作随着生产的跃进,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个新局面的特点是多收入,多支出,多建设;更多地收入,更多地支出,更多地建设;合理地节约地使用资金,既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又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国家财政同整个国民经济一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本来就是高速度地向前发展的,1958年以来则进入了一个更高速度的连续跃进的新阶段。这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第一,财政收入更高速度地增长。1958年和1959年两年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15亿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平均只增加27亿元,每年收入增加的数额提高了3.3倍;1958年和1959年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32%,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平均增长12%,收入增长的速度提高了1.7倍。第二,基本建设支出的规模更加扩大。1958年和1959年两年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481亿元,接近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预算内投资492.7亿元的总数。如果加上预算外的基本建设投资,1958年和1959年共计达到584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投资总数550亿元还多34亿元。第三,建设资金的使用更加合理和节约。以钢、煤、铁道的建设为例,过去,建设大型高炉,每立方米容积平均投资2.5万元,现在只需要1.6万元左右,即降低了36%左右;过去建设大型煤矿,每吨生产能力平均投资33元,现在只需要22元,即降低了33%;过去建设铁路,每公里平均造价54.4万元,现在只需要38万元,即降低了30.1%。这就是说,从1958年和1959年两年的大量事实看来,在保证工程质量的条件下,过去用三块钱才能办到的事情,现在大体上用两块钱就可以办到了。而且,建设的时间比以前更短了,建设的速度更快了。第四,财政支出的构成有了进一步的变化。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1958年和1959年平均为79.6%,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为63.9%;国防费和行政费在整个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1958年和1959年平均为17%,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为30.9%。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曾经提出,在第二个五年中,必须使经济文化建设支出的比重提高到60%到70%,使军费和行政管理费用的比重下降到20%左右。这个要求已经提前三年并且更好地实现了。从财政工作本身来说,1958年大跃进以来,财政工作人员的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和政治观点大大加强了,财政战线上的群众运动越来越广泛地开展起来了。经过这两年,我们找到了一条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财政工作的更好的道路。这就是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持国民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发展的道路。
  我国在经济和财政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制度的胜利,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的胜利。归根到底,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所阐明的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关于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促进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思想;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用“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以90%的力量发展生产,以10%的力量取得财政收入的思想;关于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灵魂和统帅,坚定地相信群众,一切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的思想;以及其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给我国的经济工作、财政工作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我们就无往而不胜,这一点已经为我国几十年的革命实践所证明,为最近几年社会主义建设和大跃进的实践所证明,也必然为将来的继续实践所证明。
  1960年,我国人民要在已经提前完成原定的第二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基础上,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现国民经济全面的更好的跃进,并且为以后年份的不断跃进创造条件。为此,1960年应当进一步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结合起来,正确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应当继续执行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安排的方针,并且进一步加强运输业、动力工业、采掘工业等部门;应当动员工业、交通、商业、文教各个系统的力量,无例外地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应当积极加速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进程,在各行各业中大搞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应当贯彻实行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方针;应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积极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全面组织城乡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巩固和发展公共食堂;应当厉行增产节约,发动广大群众,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切实整顿干部作风,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用比十年更短的时间,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并且提前实现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任务。
  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就是根据上述要求编制的。1960年国家预算收入700.2亿元,预算支出700.2亿元,收支平衡。同1959年决算比较,收入增加158.6亿元,增长29.3%;支出增加172.5亿元,增长32.7%。1960年预算收支的增长,同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所规定的工农业生产增长的指标是基本上适应的。尽管收支增长的幅度较大,但这是有根据的,只要经过努力是可以完成和超额完成的。
  (一)企业和事业收入453亿元,比上年增长35.8%,占预算收入总数的64.7%。
  (二)各项税收243.6亿元,比上年增长19%,占预算收入总数的34.8%。其中,工商税收194.5亿元,比上年增长23.9%;农业税33亿元,继续稳定在1958年的水平上,没有增加。
  (三)其他收入3.6亿元,比上年增长8.9%,占预算收入总数的0.5%。
  1960年国家预算收入的增长,绝大部分来自国营经济缴款的增加。1960年整个预算收入,按不同经济成分的缴款来划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的缴款,包括利润和税收为654.3亿元,占预算收入总数的93.4%,比上年增加157亿元;来自农村人民公社的缴款,包括农业税和农村工商税为41亿元,占预算收入总数的5.9%,同上年大体相等;来自其他方面的缴款为4.9亿元,占预算收入总数的0.7%,也同上年大体相等。1960年国家预算收入比上年增加的158.6亿元当中,有157亿元,即几乎全部是来自国营企业缴款的增加。这是我国财政基础固若磐石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农业生产连年跃进,但是农村人民公社的负担仍然继续保持稳定。1960年农村人民公社的各项负担,包括农业税、农村工商税和农业税附加在内,占农副业总产值的比例,将从1959年的5.8%降低到1960年的5.3%。这是对于发展我国农业经济极为有利的一种政策。
  (一)经济建设费429.1亿元,比上年增长33.4%,占预算支出总数的61.3%。
  (二)社会文教和科学费86.2亿元,比上年增长47.1%,占预算支出总数的12.3%。
  (三)国防费58亿元,同上年相等,占预算支出总数的8.3%。
  (四)行政管理费31.7亿元,比上年增长9.4%,占预算支出总数的4.5%。
  (五)债务支出12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占预算支出总数的1.7%。
  (六)对外援助支出5亿元,比上年增长40.5%,占预算支出总数的0.7%。
  (七)增拨银行信贷资金58亿元,比上年增长31%,占预算支出总数的8.3%。
  (八)此外,还有其他支出3.2亿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0.5%;总预备费17亿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2.4%。
  上述1960年国家预算支出,如果按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来划分,则中央预算338.8亿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48.4%;地方预算361.4亿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51.6%。
  关于1960年预算支出的安排,说明以下各点:
  (一)1960年国家预算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和社会文教科学费所占的比重为73.6%,如果把增拨银行信贷资金的款项(用于流动资金,也属于经济建设的性质)加在一起,那么所占比重达81.9%。80%以上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开支,这是我们国家预算的重要特点。人们都知道,1960──1961年度美国政府预算支出中军费占57.1%。同这种情况根本相反,我国预算支出中国防费所占的比重只有8.3%,而且国防费的比重几年来是逐年降低的。这个事实说明什么呢?它充分说明了我国人民从事和平劳动的热烈愿望和节减国防经费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决心。同时,这个事实也充分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假和平、真备战的本来面目。事实上美国在扩军备战方面的支出,比他们预算中公布的数字还要多。一个是预算支出的80%以上用于建设,一个是预算支出的一半以上用于军费,究竟谁致力于和平和造福人民的事业,谁热衷于扩军备战和侵略政策,难道还不明显吗?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我国人民,对于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的美帝国主义,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美帝国主义玩弄的假和平、真备战手法,是无论如何骗不了人的。
  (二)1960年国家预算支出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共325亿元,比上年的267亿元增长21.7%。各地方、各部门在预算以外动用上年结余和用自有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大约60亿元,还没有计算在内。关于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进一步注意了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地方积极性的发挥,注意了大中小型企业的合理安排,既要有重点地建设大型的现代化企业,又要大量发展“小洋群”“小土群”企业。整个基本建设投资当中,中央直属企业的投资占50.3%,地方企业的投资占49.7%。在工业、交通运输各部门投资当中,进一步注意了铁道、电力、有色金属等薄弱环节的加强。同上年的投资额比较,铁道增长40.8%,电力工业增长26.4%,有色金属增长40%。1960年基本建设的规模是很大的,在继续贯彻执行基本建设投资包干办法,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发挥广大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情况下,投资效果将会进一步扩大,实际的建设将会超过上述投资数字所表明的规模。
  (三)1960年国家在加速工业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的支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加速农业的发展,对于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对于进一步加强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制度,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毛主席早就指示我们,要努力发展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12项生产,要实行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方针。各地方应当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结合当地情况,合理布局,全面安排,积极发展。1960年国家对人民公社的投资15亿元,比上年增长50%;农林水利和气象方面的基本建设投资39.1亿元,比上年增长62.9%;农林水利和气象方面的事业费(推广农业技术、推广良种、培训干部、发展畜牧兽医等)19.4亿元,比上年增长56%;国营农垦场增拨流动资金5.4亿元,比上年增长80.2%。此外,地方自有资金用于农业的支出约有15亿元;人民银行除了以前各年发放的农业贷款41.9亿元仍然继续周转发放以外,本年新增农贷5亿元。1960年国家对农村仍然执行稳定负担的政策,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当然,国家拨给的资金是有限的,发展农业生产,进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资金,主要地还是依靠人民公社本身的积累,依靠自力更生、忘我劳动,勤俭办社。1960年人民公社将会有更多的积累,再加上国家的积极支援,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是可以解决的。
  (四)在支持高速度发展生产建设的同时,积极支持文教卫生和科学事业的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持续跃进,迫切要求更多的又红又专的技术人才,要求文化教育、卫生保健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毛主席说过:“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1960年在全国范围内,将掀起一个更大的文化建设高潮,将更加广泛地开展除四害、讲卫生、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运动。为了迎接这个高潮,国家对文化教育、卫生保健和科学事业拨款86.2亿元,比上年增长47.1%,其中用于基本建设的部分比上年增长65.7%。为了高速度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使我们能够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攀登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峰,这是完全必要的。应当指出,国家预算拨款发展文教卫生和科学事业,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另一方面还必须依靠各地方、各部门、各机关、各企业和各人民公社,大家动手,发挥各方面的力量来发展文教卫生和科学事业。只有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普及和提高相结合,全面规划和因地制宜相结合,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才有利于以最快的速度,用最少的资金,发展更多的文教卫生和科学事业,不断地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持续跃进的需要。
  还需要说明,在国家预算以外,各地方、各部门还有一部分自有资金,包括地方的自筹收入和附加收入,包括企业的利润留成收入和大修理基金等,这一笔资金大约有120亿元,按照规定的范围和用途,由各地方、各部门自己管理收入,自行安排支出。随着各方面经济事业的发展,各地方、各部门的自有资金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件好事。为了更合理地使用这一部分资金,为了加强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的综合平衡,国务院已经作出了关于加强综合财政计划的决定,把预算外资金的使用,不仅纳入地方计划,而且纳入统一的国家计划,进一步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使整个国家资金的运用,同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相适应。
  从以上所说的情况可以看出,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是一个全面支持国民经济持续跃进的预算,是一个加速发展工业、大力支援农业和积极发展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预算,也是一个瞻前顾后,既积极而又可靠的预算。
  各位代表!实现国家预算不仅是一项重大的经济工作,而且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才能胜利地完成任务。在经济和财政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这是党的一贯方针。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就作过这样的指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在大跃进以来的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和发展。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这是顺利实现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根本保证。
  目前我国经济战线上的形势好得很。经过去年的反右倾斗争和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空前高涨,共产主义思想蓬勃发展,国民经济的各个战线上已经掀起了一个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广大群众表现了更高的雄心壮志和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进一步发扬了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高尚精神,协作成风,送宝上门,助人为乐。运动的洪流日新月异地刷新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产面貌。目前的增产节约运动,不论从组织性、计划性来说,不论从规模的广度、深度和运动的实际效果来说,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不仅大量的手工操作和笨重的体力劳动正在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而且许多现代化企业也正在进一步实现机械操作的自动化和生产过程的连续化;不仅工业部门在生产技术、工艺程序、劳动组织、产品设计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和提高,而且广大农村的农业生产、水利建设、牲畜饲养、加工运输等方面也正在大量改革工具,逐步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不仅所有生产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千方百计地革新技术,而且商业部门和生活服务部门比如仓储保管、门市售货、做饭洗衣等等,也在大闹技术革新。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将大大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大大降低产品成本和经营管理费用,增加生产不增加人或者少增加人,扩大经营不增加费用或者少增加费用,这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规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业为25%左右,建筑为20%左右,铁道运输为20%左右。成本费用的降低,工业为8%,交通运输为6.9%,商业为5.5%。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费用对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按照1960年的计划指标计算,工业劳动生产率每提高1%,就相当于增加产值约15亿元;工业成本每降低1%,就等于为国家增加收入6亿多元;商品流转费每降低1%,就等于增加收入1亿多元;交通运输成本每降低1%,就等于增加收入2000多万元。全力推动增产节约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促进工业方面的高产、优质、多品种、低成本和安全生产的全面跃进,促进农业方面的粮食、棉花和各种经济作物以及林、牧、副、渔的全面跃进,这是全民的任务,也是财政经济工作者的首要任务。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也影响经济。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财政预算完满实现的基础;财政部门深入地开展群众运动也是推动增产节约的一个重要方面。财政部门必须积极地主动地支援生产,参与和组织生产,充分发挥本部门在促进生产,保证需要,调剂分配,增加积累,支援建设等方面的作用。
  在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中,在基本建设单位中,应当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经济核算运动,把经济核算交给群众,把群众性的核算同专业人员的核算结合起来,这样就有利于更好地发动工人参加管理,更全面地实现多快好省。工人说得好:“当家必管家,管家必核算,管家不核算,当的糊涂家”。作为国家主人的我国工人群众,积极地参加企业的经济核算,这是工人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的标志之一。工人最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最关心全面的增产节约,把工人参加管理同参加核算结合起来,使他们知道自己每天劳动的效果如何,是否增产,有无节约,就能够大大鼓舞工人的劳动热情和提高主人翁的责任感。把群众性的经济核算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运动结合起来,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使人人有专责,事事有人管,使件件工作有检查,条条建议有交代,个个环节有核算,这样逐步形成群众性的管理网、核算网、检查网。这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提高经济工作质量,使经济工作愈作愈细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农村人民公社,财政金融部门必须通过国家的财政投资,通过农业贷款的发放和财务管理方面的工作,积极支持人民公社发展生产,开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积极指导人民公社加强经济核算,最大限度地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财力,讲求经济效果,做好经济工作;积极帮助人民公社改善财务管理,健全财务制度,反对铺张浪费,严守财政纪律,实行勤俭办社;积极帮助社员安排生活,发展农村储蓄,扩大农业技术改造的资金来源;积极同有关部门配合,帮助穷队穷社赶上富队富社,并且努力壮大公社经济。在这方面,有些地方已经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学习和推广这些经验,将会使财政金融工作在促进农业生产的持续跃进,促进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方面,作出更大的成绩。
  在一切经济事业单位中,在一切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保健、社会福利等事业单位中,在一切国家机关、行政管理部门中,都必须进一步执行厉行节约的原则,都必须努力提高工作效率,节约一切可以节约的开支。
  近两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对一个拥有6.5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我们的生产水平还是很低的。我们必须克勤克俭,精打细算,反对贪污浪费,以便把更多的资金和物资投入到国家建设中去。节约不仅是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而且是全体人民的任务。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企业事业的方针,必须提倡勤俭持家的风气。勤俭持家,厉行节约,这同合理消费和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的正当愿望是一致的。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积累资金,加速建设,而且在于移风易俗,养成全国人民优良的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质。
  组织人民经济生活,进一步发展集体福利事业和服务事业,使家务劳动社会化,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要求之一。把人民生活组织得更好,就可以使人们鼓起更大的干劲,专心一意地从事生产劳动,就可以把更多的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建设事业。财政金融部门应当通过自己的活动,积极支持和参与这个工作。
  财政金融部门必须进一步发展协作之风,搞好同工业、农业、商业、交通等各方面的协作。财政、银行同各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离开协作就无法做好工作。财政、银行的任务须要由有关部门共同努力才能完成;财政、银行的联系面很广,四面挂钩,同各方协作,出主意,当参谋,也可以帮助有关部门解决许多困难,办许多好事。无论在地区性的生产协作和物资交流当中,无论在各有关部门之间的大协作和同行同业之间的大协作当中,财政、银行在当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统一领导之下,都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自己的岗位,都应当很好地完成自己担负的工作,都应当把帮助完成生产计划当作自己的事,把别人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共同为发展经济而努力。把财政金融部门的力量同有关部门的力量结合起来,内外结合,大搞协作,从经济上来说,是全面实现计划,促进生产高速度发展的重要方法;从政治上来说,是共产主义精神的表现,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发扬这种同志式的休戚相关、互相帮助、互相协作的精神,是财政金融部门大搞群众运动、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顺利实现国家预算的重要条件。
  各位代表!目前的形势对于实现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是十分有利的。在工业战线上,我们已经争得了年初的“开门红”,第一季度的工业生产计划预计可以超额完成;在农业战线上,已经争得了水利建设和养猪积肥等方面的新的胜利,现在正在为战胜部分地区的春旱,争取春耕春种和夏季丰收的更大胜利而奋斗。其他基建、交通、财贸、文教等战线上的工作也都在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广大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空前提高,精神焕发,斗志昂扬。改变落后技术,实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伟大进军,正在十分广阔的战线上展开。形势无限美好。让我们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全体经济工作人员、全国人民一致行动起来,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在已经取得的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胜利实现1960年的持续跃进,来迎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年。我们的任务是伟大的、艰巨的,困难肯定是有的,但是,依靠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当中的任何困难,完成和超额完成为国民经济持续跃进服务的1960年的国家预算。
  [注]国家为了区分各类基本建设单位规模的大小,便于分级分类进行管理,规定出各类基本建设单位的投资限额。例如,钢铁联合企业的投资限额为2000万元;汽车制造工业、拖拉机制造工业、采煤工业的投资限额为1000万元;纺织工业、造纸工业、食盐工业、制糖工业的投资限额为500万元;水库的投资限额为2000万元;等等。一个建设单位的全部投资等于或大于限额的,就是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小于限额的,就是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委员会
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审查报告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委员会在听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以后,详细地审查了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并且研究了代表们提出的有关意见。现在,我代表预算委员会将审查的结果报告如下。
  1959年国家决算收入541.6亿元,支出527.7亿元,收支相抵后,结余13.9亿元。1959年国家决算收入和支出都超额完成了原来的预算,并且做到收多于支。同大跃进的1958年比较,1959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123亿元,支出增加118.1亿元。预算委员会认为,1959年国家财政收支的超额完成,有力地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成绩是非常显著的。
  1959年财政收入这样快的增长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发展的结果。1959年财政收入比1958年增加的部分,98%以上是来自国营企业的收入,是迅速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的结果,而不是增加人民的负担。由于1959年农副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国家向农村人民公社征收的农业税和农业税的地方附加同1958年大体相等,因此,同农民的收入比较,农民的负担相对地减轻了。1959年财政总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建设和增拨银行信贷资金方面的支出共424.6亿元,占总支出的80.5%。在各项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267亿元,占总支出的50.6%。这些支出,比之1958年都有相当大的增长,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续大跃进。
  预算委员会认为,1959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是十分良好的。在这一年,国家信贷收支有了很大的增长,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国家物资库存有了增加。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胜利,是全国劳动人民响应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反右倾、鼓干劲、厉行增产节约的胜利,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英明领导的胜利。预算委员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1959年国家决算。
  国务院提出的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收入和支出各为700.2亿元,收支平衡。同1959年比较,收入增加158.6亿元,支出增加172.5亿元。
  从1960年国家预算收入来源的构成来看,来自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的缴款占93.4%;来自农村人民公社和其他方面的缴款占6.6%。1960年预算收入比1959年增加的部分,99%来自国营企业的收入。这些数字表明,1960年国家预算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国营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说明,1960年农村人民公社的缴款仍然保持1959年的水平,农村人民公社的负担占农副业总产值的比例比上年将有进一步的降低。
  我国人民在1960年的任务是更好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现国民经济更好的全面的跃进。1960年的国家预算支出,绝大部分用于建设事业。经济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建设和增拨银行信贷资金方面的支出共计573亿元,占总支出的81.9%,不仅绝对数字比1959年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占总支出的比重也增加了。国防费只占总支出的8.3%,行政费只占总支出的4.5%,其比重都比1959年有了进一步的降低。1960年国家预算中的基本建设投资为325亿元,比1959年增长21.7%。预算委员会认为,国家预算支出的安排是合理的。各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都保持了适当的比例关系。
  1960年国家预算支出充分体现了支援农业、支援农村人民公社的方针。预算中农业机械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比1959年增长5倍多,农林水利气象的基本建设投资比1959年增长62.9%,农林水利气象的事业费增长56%,国家对人民公社的投资增长50%。此外,地方自有资金用于农业的支出约有15亿元,人民银行还要新增5亿元的农业贷款。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结合起来,增加农业方面的支出是完全必要的。预算执行的结果,将进一步加强工农联盟。把国家的这些投资同人民公社本身的积累结合起来,合理地安排,有效地使用,就一定能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加速农业的技术改造,更有力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为提前实现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创造条件。
  1960年国家预算中对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拨款比1959年增长47.1%,而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则增加65.7%。为了加速文化革命的进程,大办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国家预算中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支出有较大的增长是完全必要的。
  根据上述情况,预算委员会认为,1960年国家预算是一个保证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预算,是一个既积极又可靠的预算,是一个和平建设的预算。这个预算反映了我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预算委员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这个预算。由于我国生产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和我国人民革命干劲的不断高涨,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1960年收入预算超额完成的可能是存在的。国务院应当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积极组织收入,在收入增加的时候,及时安排支出,扩大建设规模,并且按照需要和可能,在这个预算的基础上及时进行调整。
  现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是极为良好的。财政部门应当充分利用这种有利形势,继续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支持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支援工农业生产,支援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支援城乡人民公社,协助人民公社加强财务管理工作。在各项工作中,都应当继续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一定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国家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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