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徐乐江：党领导民营经济发展和工商联工作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共同富裕是指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全体人民在历史规定的条件下，按照社会主义公平与正义的原则来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这是自诞生以来人们关于的共同理想，也是社会主义追求的。可以认为，“共同富裕”是用通俗的说法所表达的他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理解，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同富裕”超出了物质财富分配的范畴，是一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即发展与社会公正的统一，它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科学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目的

　　社会主义制度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占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享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制度。只有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生产的目的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H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反映在上，必然是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达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的认识充分体现在他的精辟论述上。早在1985年3月，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不是。同时他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处于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把对共同富裕的理解提高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目的的高度，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从根本上端正了传统意义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把过去用单纯的生产关系标准来衡量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来衡量，这无疑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次质的飞跃。

　　2.共同富裕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具体而言，共同富裕不仅是富裕、富裕和其他社会各阶层富裕的统一，而且也是、和相结合的共同富裕，更是国强和民富的共同富裕。正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

　　3.共同富裕是有差别的富裕，但这种差别又必须控制在合理限度内

　　共同富裕不是全体社会成员同时、同步、同等富裕，是有先有后、有时间差别的共同富裕，也是有快有慢、有程度差别的共同富裕。早在1978年2月，邓小平就指出：“在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一部分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要求全国人民在同一时间以同等的速度达到同等程度的富裕，不允许有先有后，有快有慢，这是对共同富裕的曲解。坚持共同富裕必须反对平均主义。同时，又要防止出现贫富差距过大。邓小平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

　　4.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基本观点，始终强调发展生产对于人民生活的基础性作用。他指出：“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收入，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

　　(一)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

　　1.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需要全体公民参与政策制定、实施及的全过程

　　如果把共同富裕看成是一个需要实现的，那么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全体公民的共同参与。现代管理大师目标管理论指出，要达到一个目标，解决一个任务，在目标的制定和实施、监督的过程中必须具有三个要素：一是目标实施者要参与目标政策的制定过程、实施过程和监督过程；第二，三个过程必须时刻给予偏向的纠正和，防止执行出现；三是以最终成果作为衡量目标执行情况好坏的标准。这种理论与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在某些方面有不谋而合之处，即民主决策、民主执行、民主监督。

　　反观我们现行的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举措，我们可以看到：保障实现共同富裕的在制定过程中缺乏民主决策的外在力量的约束，政策本身在产生之初就存在利益取向上的偏差。而现有的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在实施中没有相应的和来衡量制度的执行效果，执行出现偏差不能及时发现。同时，出现贫富差距的问题时也不能及时启动纠偏机制。这三个问题的出现，都与的要求不符，也与民主决策、民主执行、民主监督的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不符。由此导致控制过大的内在没有形成，相反，推动收入差距过大的内在动力机制却无时不在起着作用。因此，扩大民主，充分发挥民主政治的作用，最终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2.应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和法律监督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在我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同时这也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具有和法律监督的双重，要充分发挥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这两种职能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一是完善人大代表的机制，着力实现人大代表的广泛代表性，通过实现普通的话语权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从现代社会的间接民主实质来看，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员构成直接影响到权力机关的利益倾向。只有各个不同阶层都有相应的人大代表比例，人大代表才能在这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发生力量交锋，才能形成相对平衡的利益表达。如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证明行之有效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千呼万唤仍不能出台，与我国人大代表90%左右为官员的构成不无关系。同时，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全国人民表达意见的最高权力机关，普通工人、农民只占很少的比例。2008年全国人大代表中产生了3名农民工代表，而我国农民工已有2.2亿!两者不同的代表比例，可以说明不同的话语权实现程度是完全不同的。共同富裕问题由来已久，但解决得异常缓慢，与人大代表的利益诉求的表达比例不无关系。温家宝说要懂得“穷人经济说”：“一个正确的同高尚的是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工作和社会发展都要更多地关注穷人，关注，因为他们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占大多数。”温家宝表示：“推进、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能使每个人也有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机遇。”因此，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还是地方国家机关的层面，应进一步完善人大代表制度，建立起人民利益诉求的反映、、维护，以民主的方式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二是以为抓手，通过人大的法律监督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人大的法律监督是宪法赋予人大的一项重要职能。2007年颁布的《人大监督法》明确人大常委会工作监督的重点是紧紧抓住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共同富裕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正是当前“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人大要充分发挥监督职能，监督是否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切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在监督共同富裕实现情况时，最大的难点是没有抓手。鉴于此，可以采取，确立共同富裕总体目标和分阶段目标，以考核目标的实现程度来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能，从而推动政府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发挥、积极性。

　　(二)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1.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为主是消除两级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众所周知，生产力的发展是广大人民群众脱贫致富的物质前提。建国60年来，中国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万亿元，已跃居世界第2位；连续跨越新台阶，从2005年财政收入超过3万亿元，2008年跃上6万亿元，再到2010年突破8万亿元，年均增长达20%。这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中国的历史证明，保持我国快速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相反“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邓小平)。只有坚持社会主义， 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以按劳分配为主，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级分化。”“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坚持这两条原则，“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级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是否占主体地位，是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标志。

　　2.目前，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要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要澄清在公有制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在经济体制改革讨论中，有些人提出如下观点：公有制是一种“手段”，发展生产力才是“目的”，要“重新认识公有制主体地位”。“与是不能兼容的，二者不能接轨”，“我们既然选择作为的主要方式，那么就不应该占优势地位”。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背离，必然导致改革实践上的混乱和酿成巨大的损失。二要防止及国有企业成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私人小金库”。据国家资产管理局的和测算，从1982年到1992年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损失高达5000多亿元，平均每天流失1-3亿多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物质基础，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和人民当家作主的保证，如果不采取措施有效制止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劳动人民用六十年血汗构建的社会主义大厦将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倾覆，少数人依靠对国有资产的侵吞会在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就会在中国重演。三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有人说“市场经济不存在按劳分配，只存在”。这种论调把要素等同于其它，为我国劳动力回报率一直下降，而则不断上升提供了理论依据——是稀缺资源，而劳动力则长期大量过剩，那么劳动力报酬偏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就不仅仅是把劳动力看成是生产要素，更要看到对价值的创造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田应奎提出，在我国劳动者的双重身份概念，即一是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身份，二是劳动力所有者身份，并认为，双重身份必然带来分配关系的两重性，即按劳动分配和。这为人们重新看待劳动力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依据。

　　(三)树立和谐社会论、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文化基础

　　1.、和谐社会论可以有效地纠偏对先富和后富关系的认识

　　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是邓小平关于中国在普遍贫困的基础上通过什么途径摆脱贫困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最佳路径选择，这种路径选择突破了我国长期深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影响和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理解，摆脱了陷入“平均主义”、“同步富裕”的泥坑的危险，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更由于人们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富和后富关系的片面理解，在社会文化心理上形成了只讲发展不讲科学、只讲效率不讲公平，只讲不讲和谐的思想文化氛围，使得人们对共同富裕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进而在进入新世纪后在发展问题上出现了违背科学规律，在社会建设问题上出现了不和谐的现象。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则突出强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科学、和谐的内在要求，防止先富后富的极度不平衡，影响社会的发展，对先富后富关系的错误认识起到纠偏作用。

　　2.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内在地要求实现共同富裕

　　和谐是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状态，引入到人类社会，则是指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而在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关系、。“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及其它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和社会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同时，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也要求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共同富裕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共同富裕。如果经济关系扭曲，分配不公，必然造成的利益群体冲突加剧，社会秩序混乱，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都无从谈起。树立和谐社会论为全社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防止两极分化，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先富带后富，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相对均衡，进一步完善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机制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

　　3.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可以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困难”

　　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也就是如何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应该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全部力量，也就在于理解这一真理。”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发展的。和谐社会论、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十六大报告的基础上提出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这一理论着力解决了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和谐社会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不断丰富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化，是当代中国的，它为我们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装，必然为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困难”提供新的指导。

　　理论只有在群众的掌握中才会变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不仅要成为党的思想武装，更要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装，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思想基础。只有在全社会树立起和谐社会论、科学发展观的共同思想基础，才能为共同富裕的解决提供思想文化基础。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让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各方面承受能力增强，有条件、有能力逐步解决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制度上根本上保证，并把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提上重要议程，积极推进改革，调整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使中劳动报酬比重切实得到提高，使的各项调控机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更加有力、有效，逐步形成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和规范的收人分配秩序，实现收入分配公平。

　　(一)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做大做强公有经济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确保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掌握在国家手里，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与资本主义国家以攫取高额利润为目的的有着根本的区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制，才能最终阻止贫富差距扩大，避免出现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说，“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又说“基本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就“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这是非常深刻的论断。的主流派人士，也承认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是，认为的不平等才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认为，“收入的差别最主要是由拥有财富的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是收入差别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个人能力、、训练、机会和健康” 。只要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贫富差距就不会恶性发展到两极分化的程度，就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并最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从宏观上来说，一方面要肯定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既是防止财富差距过大的必要条件，也是贯彻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制度、遏制占比下降的重要前提。这是因为，相对于私有企业，公有经济中的职工工资水平一般相对较高，也更完善，这不仅能遏制财富占有方面的分化，而且也有助于普遍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只有在公有制经济中，才能转化为全社会或集体所有的共同财富，使积累成为走向共同富裕的桥梁。现有的研究也表明，我国劳动收入增长和的增加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不一致性，并激化劳资之间的矛盾。可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间的矛盾是一种客观存在，做大做强公有企业不能无视这种矛盾。那种籍“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借口而主张所谓的“国退民进”、“全民分股”等做法，只能束缚并搞垮国有资产，在根本上与共同富裕道路是背道而驰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地区和部门过度的民营化政策，使私有经济大量发展，在的名义下大量国有资产通过改制流向私有经济，矿产、土地资源等也大量为私营经济所占有，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近年来最快的国家之一。因此，要在进一步发展非公经济的同时，加强对其引导和管理，在保护劳动者权益基础上规范的发展，抑制其负效应，扩大其正效应。

　　(二)突出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共同富裕政策重点应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变为扶低收人群体和弱势群体发展

　　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提出过突出解决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即在2O世纪末达到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多年了，现在我国已经有条件、有基本的经济实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按照2012年1月17号公布的，2011年我国的GDP已经达到47万亿元，3.4万元。按照现在的汇率，人均GDP达到5300美元。而且在重点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人均GDP达到8万元，约有1.2万美元。这些数据表明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有实力、也应该来逐步解决人民共同富裕问题。所以，按照小平同志当年的设想，按照我国现实经济的发展状况，按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期盼，我们现在应该突出提出共同富裕问题并逐步地加以解决。当前我们应更注重共同富裕的“共同”性，关注的重点应更多地放在如何加速弱势群体发展上，因为只有弱势群体的加速发展，我们的富裕也才称得上“共同”。这就从根本上为弱势群体的加速发展创造了条件。由最初的关注先富阶层如何带动后富转变为国家如何通过有力措施扶植和支持弱势阶层发展。国家要从一个单纯的收入再分配的调解者转变为一个机会的提供者和社会公平的保障者。国家扶持政策应向低收人群体和弱势群体进行倾斜，扶植其发展，促进低收人群体和弱势群体收入快速增长，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扶持本身也是社会公平的体现。同时切实保障社会的机会公平。最大限度地保证后发阶层的发展机会。积极引导社会成员自主创业，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劳动者创业的、、、场地安排、等政策，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创业和，为更多社会成员提供创业的机会和平台。

　　(三)改革分配制度，切实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有效调控高收入，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当前，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已成为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在绝大部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劳动收入的情况下，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最重要的是切实提高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收入，扭转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趋势，使劳动者工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相匹配。工资是的主要形式，提高是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的主要途径。在，工资一般占企业50%左右，相比而言中国则差距较大。要完善和落实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随着经济发展和等因素的变化，适时调整和平均工资水平，建立普通职工工资增长与企业劳动生产率、、、高管薪酬增长挂钩机制。全面推行，扭转“劳方不敢谈、不会谈，资方不愿谈、拒绝谈”的局面，改变工资由企业单方决定的现状，增加工人的发言权，切实维护普通劳动者合法权益。大力促进，通过继续实行和农机具补贴、提高农民土地出让收益分配比例以及其他办法来增加农民收入；通过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探索建立各项最低标准与物价挂钩办法，扩大覆盖面，进一步保障和改善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加强对高收入的调控力度，当前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大对垄断行业高收人的调控力度，对其全部职工的全口径收入进行调控，推行和薪酬预算管理制度，控制其工资福利水平的过快增长；二是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使国企负责人与普通职工工资在合理倍数之内；同时，要加快研究建立非国有高管薪酬监管制度，主要通过改进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来健全上市公司内部制衡机制，防止其高管实质上自定薪酬；三要加强对社会上高收入者收入的个税调节，重点是对高薪阶层以及、等征收，发挥好个人所得税控制高收人、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作用。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铁路是国家战略性、先导性、关键性重大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大动脉、重大民生工程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骨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要促进铁路建设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来思考。近日，IMI学术委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金融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周道许等刊发题为《知大势，明大理，布大局————关于学习领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精神，促进铁路建设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思考和建议》的文章，文章指出，要从知大势——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明大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布大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等三个方面，发挥铁路在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布局中的作用，发挥铁路在建设交通强国布局中的作用，发挥科技在铁路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大型铁路央企的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发挥大型铁路央企在国有资本改革中的带动作用等五大功能，激发发展活力和效率，引领高质量发展。

 关于学习领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精神的体会

  （一）深刻认识“十四五”规划在我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意义

《纲要》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纲要》分三个板块，共19篇、65章、192节，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内容丰富、意义深远。“新”与“变”是《纲领》通篇的思想中枢核心，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国家治理新时代、国际关系新趋势下，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变与不变的总纲领，思变、求变、改变的总指引和应新势、明新理、布新局的总指挥。以下从党和国家，政府和企业以及市场主体间关系的角度进行解读。

1、《纲要》是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

 从治理历史看，从“一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接力推进、滚动落实，一以贯之地朝着既定的战略目标前进，使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一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制度优越性，是现代国家科学法治理念同中华民族伟大创造力的历史结合，是中国人民掌控自己命运的智慧和劳动结晶。

 从制度发展看，党如何充分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直是党和国家制度的重大问题。世界上没有现成有效的答案，历经种种曲折与奋进后，在经济治理实践的一次次变革中，我们才逐步形成了当前行之有效的体系，即党中央全会通过五年规划建议，国务院组织通过一个个规划的分步实施的规范化程序。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通过这一程序，转化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政策文件在全国实施。这一设计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承接历史重任，发扬制度优势，响应时代需求。《纲要》作为第14个五年规划，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第一个五年的路线图，严格遵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确定的总体方向和重点任务，并从思路、布局、目标、举措上进一步细化、具体化，确保党中央战略安排能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全过程。

 2、《纲要》是新发展阶段政府和市场协同并进的重要依据

 《纲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经济发展占据了全文绝大多数的篇幅。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市场关系经历了政府主导，市场“补缺”的转型体制，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现代化体制，有效市场决定性作用日益显现，有为政府的作用愈发重要。

 落实好《纲要》，必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制度体系上的更好结合。一方面，《纲要》确定的约束性指标、重大工程项目和公共服务、生态环保、安全保障等领域任务，既需要政府推动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和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配置公共资源、引导社会资源，也需要引导市场主体提高自身决策科学化法制化水平，培养科学有序、风险可控的参与能力，政企共同发力形成相向而行，相互促进的制度新优势；另一方面，《纲要》提出的预期性指标和行业发展、结构调整等领域任务，主要依靠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实现，通过市场竞争与合作形成新动能、新模式和新理念，也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体制环境和法治环境，引导各方面立足新阶段、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政企协同共进，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3、《纲要》是市场主体认识新环境，奋进新征程的重要共识

 规划编制过程，既是一个发扬民主、汇集众智、反映民意的过程，也是一个统一思想、科学决策、凝聚共识的过程。十四五时期《纲要》因其编制研究调研的深入性、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的统一性，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聚合性，是国家战略意图和人民共同意愿的统一，更是国内市场主体进行市场战略布局、协调同政府战略关系的共有知识。

（二）准确把握“十四五”时期的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

 1、从新发展阶段看方针目标：主题不变，内容更迭

新的发展阶段，发展条件深刻变化，进一步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从变与不变的角度来说，有以下几个要点：

 经济发展的主题和总体趋势不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依旧是我国国家治理的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十三五规划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胜脱贫攻坚取得的全面胜利，证明在我国发展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基。经济总量增长、经济质量提升、科技进步、粮食增产、城镇化推进、生态改善、金融平稳、对外开放、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教育广度深度普及、住房保障覆盖等经济增长带来的结果和方向依旧是发展的目标和基础趋势。

 发展的领导核心不变：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将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略全面贯彻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总布局的统筹推进中。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

 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变：坚持以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发展始终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发展的根本方向和途径不变：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坚定不移扩大改革开放，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重大改革举措，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发展的思维模式和观念不变：坚持系统观念，不断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推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坚持全国一盘棋，更好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着力固本培元、扬长补短，坚持底线思维，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实现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率和安全的统一。

 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能源供需版图深刻变革，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复杂多变，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发展的内部进程进入到新的阶段：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发展呼吁新的理念和新的格局：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和发展环境，必须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主动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2、从新发展理念看方针目标：新方向搭配新指标

 （1）方针和目标体现了新发展理念指出的新方向

 《纲要》根据国内外发展新形势，着眼于新发展阶段面临的各种挑战，根据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从经济、科技、法治、生态等九个方面提出了2035年远景目标，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民生福祉等六个方面清晰描绘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这些目标都深刻的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内涵和要求。

 （2）方针和目标形成了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新指标

 《纲要》为更高效、更精确的表述发展目标，从经济发展、创新驱动等五个维度设置了20个主要指标，从量化的角度充分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新指标的特点如下：

 经济增长目标以定性表述为主。如全员劳动生产率、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等，均以高于GPD增长，与GDP基本同步的预期表述，代替具体指标要求。这一方面是考虑到当今国内外经济形势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特点，不框定具体的经济增速有利于更加灵活的调整经济政策、应对风险挑战。另一方面则强调了我国要改变过往“唯GDP论”的决心，由追求经济增长转变为追求经济发展，这深刻的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内涵。

 民生福祉类指标数量最多。实现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涵，民生福祉类指标涵盖收入、就业、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生育等关乎人民幸福感获得感的各项民生领域，深刻体现了新发展阶段国家对人民群众的重视。

 首次设置安全保障类指标。鉴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高度不确定性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纲要》首次提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6.5亿吨以上、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46亿吨标准煤以上，充分体现了新发展理念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

 3、从新发展格局看方针目标：统筹内外，把握战略主动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立足于我国国情、与时俱进的重大战略决策。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我国依托国外市场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人民群众却没有充分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新发展格局要求扩大国内市场，提升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同时，兼顾国外市场，实现经济平稳发展。《纲要》中关于经济发展、民生福祉的目标充分体现了新发展格局的要求。

（三）明确《纲要》确定的重点任务

 《纲要》重点任务可以总结为“现代产业创新+扩大有效内需+优先乡村振兴+优化营商环境+完善绿色调控+共享发展成果+加强风险防控”。

1、以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为目标，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实践的一切形式，如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等，最终集中表现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立。科技强国战略的目标就是拥有具备世界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占据现代化全球产业链条的科技高地、价值高地和人才高地。用科技服务经济发展，以技术优势、制度优势、人才优势，争取世界资源为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和人类共同体倡议服务。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体是企业，要将国家顶层设计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激发紧密结合在一起，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底线上，以新的技术高度和思维高度，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充分依靠数字化技术成果促进管理生产分配效率的提升，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扩大技术研究、市场咨询、金融服务、综合智库等中高端服务业有效供给，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闭环发展和正向循环。

 2、培育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纲要》提出，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就消费端而言，提高人民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是关键一招。就业会拉动人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进而促进人民的消费需求。调整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生产高质量商品，调动人民的消费欲望。同时，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体系，畅通流通环节。多管齐下，拉动消费。

 就投资端而言，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进行更加科学合理的减税降费政策，在非常时期提供更大的金融普惠政策，努力调动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就政府支出端而言，加大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加大对“两新一重”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在投资方面“四两拨千金”的引领作用。

 3、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新型城镇化形成战略纵深

 农业农村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短板，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新型城镇化是最大的战略纵深。《纲要》提出，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1）农业供给是产业发展的底线和根基

 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一国产业发展的根本产业和国际竞争的底气来源。只有端牢中国人的饭碗，乡村振兴基础才牢固。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打好种业翻身仗。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

 推动农业现代化，不能只就农业谈农业，必须从农业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协同，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角度去整体把握，才能使农业发展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之中，才能使现代化发展成果支持农业进步。推动农业现代化既是乡村振兴的要求，又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2）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城乡协同的主阵地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本质上是原因和结果的辩证关系，原因和结果相互依存、相互转换，可以说没有乡村振兴就没有新型城镇化的均衡发展和各项转型，而新型城镇化又是乡村振兴的推动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人力、财力、产业能力和兜底保障，没有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也就无从谈起。城镇化推力促使资本进入乡村，而乡村优良的投资环境也提供了拉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正是在这一实践过程中相互转换、互为因果。

 为此，要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3）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人公

 优先解决农民发展问题，特别是农业转移劳动力就业问题。农民是最愿于求变，敢于求变，长于求变的群体之一。扫清限制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积极性释放的各种制约因素，彻底清除限制农村劳动力有效供给和充分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发挥乡镇主阵地作用，不断改善乡镇营商环境，推动乡镇产业高质量多层次发展，解决离村农民就业。加强乡镇地域的职业教育普及的水平提高，形成符合地方特色、适应产业发展需要、衔接城镇未来发展方向的专业化教育服务体系，提高就业质量。

 4、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充分释放改革红利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核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国内与国外这两个重大关系。

 （1）以国内统一市场体系建立为主线，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产权制度完善，要素配置市场化，社会信用体系健全，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体系是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也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实现高质量结合的集中体现。国内统一市场体系，不仅需要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同时也需要更好发挥政府职能。以推进现代财政制度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健全为着力点，提高宏观调控和市场维护的经济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整体而言，要做到释放市场活力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相协同，市场激励自由竞争与政府加强监管优化服务相协同，市场提高效率与政府保障公平相协同，以建设国内统一市场为实践过程，推动市场资源配置更加有效，政府治理更加有为。

 （2）以“一带一路”为平台，充分发挥巨国效应为依靠，积极领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近代史表明，闭关锁国最终只会导致贫穷和落后。必须推进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方面是以扩大内需为基点，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升对外开放平台功能，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形成国内市场对世界优质要素的巨大吸引力，使全球高品质资源为国内发展服务。

 另一方面是依托“一带一路”平台，加强国外循环质量和韧性，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开辟国际经济新空间。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安全保障，促进共同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环境是社会再生产可持续进行的根本条件。

 （1）以生态环境可持续为调控目标

 《纲要》提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整体改善，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完善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不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以生态调控机制可持续为建设思路

 持续改善环境质量，要把握好生态治理的底线问题，以及生态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

 生态问题底线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特别是重点风险源评估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坚决防控重大污染事件演变成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同时建立生态环境突发事件后评估机制和公众健康影响评估制度。在高风险领域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

 生态环保的可持续性，要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手段。政府建立地上地下、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全面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完善环保节能约束性指标管理，加强领导干部资产离任审计。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统一和生态补偿机制的结合，推进环境成本，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充分内部化，利用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市场主体节能减排和污染排放治理。实现经济增长同生态保护正向循环协同进步，生态保护以经济发展可持续性为支撑。

 6、不忘初心使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也是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在完成扶贫攻坚战、解决绝对贫困后，《纲要》强调接下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将更加重视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努力减少贫富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高素质的劳动力是未来产业发展、国际竞争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同时也是最依赖社会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实现扩大再生产和有效供给的可再生资源。一方面，推动教育的公平化，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得到平等、高质量的教育资源，是提高劳动质量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引导企业加大对职工的技能培训支出，政府加大对技工学校的财政资金投入，也是提升劳动者劳动技能的重要途径。这可使劳动者劳动技能差距减少。同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可有利减少贫富差距。

 7、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安全促发展，用发展保安全

 当今的国际形势，不仅经济形势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而且政治也具有不稳定性。特别是我国存在着领土主权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同一些欧美国家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底线思维，重视安全和发展问题。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国今后一段时间面临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安全屏障。

 （1）安全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外部环境

 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强化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第一，要实施粮食安全战略，协调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保证粮食供给多元化可靠化，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重要农副产品供应充足、农业供给经济和生态“双可持续化”。第二，要实施能源资源安全战略，坚持立足国内经济发展需求、补齐能源资源和技术短板，实现能源资源来源类型的多元保障，强化能源资源的战略储备水平，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增强能源持续稳定供应和风险管控能力；第三，实施金融安全战略，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控水平和管控力度，宏观杠杆水平保持在适度区间，加强金融反腐力度和金融科技监管水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2）民心向背是提升安全发展水平的根本落脚点

 总书记指出，民心就是江山，守江山就是守民心。守住民心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发展是解决国家社会问题的根本手段。全面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生产安全管理水准，落实可持续发展对劳动力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要求，加强预防处理重大风险和紧急事件的国家能力，使人民安居乐业，让群众身有所置、心有所安。

（四）准确把握“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环境

 1、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

新发展阶段的本质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在国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具体反映。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从“落后生产力”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根本性转变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不可逆转的新阶段，有了承前启后的新特征。

 这些新特征可以总结为经济继续发展具有制度、治理、经济、物质、人力、市场、韧性、稳定性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去受到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制约：创新能力不适应产业现代化目标，农业现代化程度不足粮食安全不稳固，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和财富分布不平衡，生态环境硬约束加强，生态改善任重道远，民生保障成为均衡增长短板，社会治理存在薄弱项目和薄弱环节。

 “不平衡”强调经济发展结构问题，“不充分”突出总量问题。我国的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各方面的任务可以说十分艰巨而繁重，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新特征，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人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良好环境宜人、就业数量质量提升、创收渠道丰富收入多样、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保障扎实等新要求，需要政府在十四五期间着力于解决。同时统筹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和谐共生，以可持续为中心思想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权衡安全发展，积极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威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稳定经济预期增强主体信心的方式，推动安全发展协调并进。

 2、深刻认识错综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影响等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1）从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变动看

 世界经济将延续分化发展态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剧大国竞争，疫情更是如同一场战争一般，加速了技术应用的同时深刻改变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使得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疫情防控成效差异成为影响各国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可能从欧美转移至亚洲，全球经济格局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疫情进一步推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演进、相互交织的进程，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日益逼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的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基于科学技术应用的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的垄断性和国际竞争性日益增强。

 （2）从经济全球化体系整体看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旧有国际经济贸易上下两端离心趋势均有增强。一方面是南北经济贸易长期不平衡的格局推动了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反思和逆反行为，另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经济贸易主导者在疫情冲击下贸易保护主义突起，在公共治理问题上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倾向促使其在经济贸易秩序不能满足其利益时便放弃责任，德不配位频频“退群”。以货物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经济全球化传统动能更趋疲弱。这些变化使得各国更加重视供应链安全、推动产业链收缩，生产网络区域化、本地化趋势更加明显，国际产业分工格局面临深刻变化，区域性经济循环有望进一步强化。

 （3）从全球治理体系看

 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愈发难以适应世界政经格局的深刻变化，不再能充分满足全球公共治理的需要，亟需深刻改革和结构调整。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广泛传播，给国际经济力量对比、世界贸易平衡和全球政治格局带来了注入了变革动能与变革的可能。此消彼长之下，我国将迎来百年之未有的战略机遇窗口，迎接中国化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的关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挑战。如何应对外部环境干扰，充分团结国内国外各种力量，保持战略定力推进祖国统一事业稳步迈进和落实国内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进程是未来面临的巨大考验。

（五）深入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导向

 1、把我们党关于发展的理论提升到新境界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习近平总书记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卓越的领导才能，带领全国步入发展的新时代。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意义的论断，在其中，指出我国的发展已经步入发展的新阶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等重要论述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对我国在今后发展时期所处的历史方位、阶段性特征、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路径作了集中的回答。

 （1）新发展阶段解决“从哪里来”的历史问题

 新的发展阶段，不仅仅是对旧发展阶段的改变，同时也指出了我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所处于的历史方位。对于新发展阶段，我们需要明确在新阶段所面临的发展基础、条件以及新发展阶段里面所面临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只有知道发展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才能了解如何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及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发展道路的新理论成果。在新发展阶段，我们比起我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富有，更强大。这是继续发展的坚实基础。我国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是，在机遇期的同时也伴随着风险的来临，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挑战也随之增大！但是从全局来分析，机遇还是更大一些。

 （2）新发展理念解决到“哪里去”的理论问题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为我们如何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新发展理念告诉发展将走向何方，我们的发展始终还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会异化成什么其他的道路。

 同时，新发展理念也对我国在今后的时期里，所可能面临的矛盾和挑战进行梳理，确立了全面、正确的指导原则，鲜明体现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

 （3）新发展格局解决“怎么去”的现实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格局，就是要解决我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发展格局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而我国作为世界工厂进行各种产品的加工制造，处于产业链的弱势端，不具备定价权，只能获取微薄的利润。因此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就需要去帮助我们解决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与此同时，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抉择，是“十四五”和今后一个时期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

 2、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新要求

 在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1）担当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

 在奋斗目标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也是我们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根据党的十九大的战略安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中，“十四五”时期，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2）以质量效率提升为工作中心

 在发展阶段，我们必须抛弃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转而代之以高质量发展为中心。这样的转变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我国发展的新阶段所决定的，同样也是我们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在“十四五”规划里面，可以看到新发展阶段里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将会发生质的变化，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和乡村振兴的全面开展，培育了我国极具规模消费市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发展所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新发展阶段，必须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原则。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实现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以及动力变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努力实现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3）实现经济发展结构动态平衡

 新发展阶段，在发展主线上，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近些年来，我们国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较大的成果，三去一降一补，扭转了我国有效供给不足的局面，带来了经济发展平稳有序。尽管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下行压力，但不断优化的市场经济结构为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动力。在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前，我们仍然要清醒看到，由于是对旧有的发展模式的改变，会有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阵痛，也有结构性、体制性以及周期性的问题相互交织。多重问题的叠加，会让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分析陷入困难。要始终要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牛鼻子，即我国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们必须运用市场的手段去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而非一味选择使用行政手段强迫进行资源的再配置。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使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人力资源结构、金融结构和技术结构等比例关系趋于合理，适应需求升级变化的需要，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

 （4）掌握经济开放为国内发展服务的主导权

 我们选择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对发展环境发生变化时做出的主动选择。加强内循环主导地位不意味着我国要重走闭关锁国的道路，而是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国外接轨。新发展格局要求提高我们在全球制造业里的地位，推进产业向高水平发展，实现产业链的转型升级。在更高水平开放的条件下，要加强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来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新发展格局下，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要求扎实做好基础性研究以及对核心技术的攻关，不能受制于人。

 （5）全方位深层次把握战略主动地位

 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安排，包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制造强国战略、扩大内需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等。这一系列战略，几乎涵盖我国发展过程中所有方面。我们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实现各项战略规划，在发展中掌握先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丰富的战略指导将会是我们在新时期发展的宝贵财富！

（六）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逻辑重构

 新发展阶段带来的根本性变化，需要以新发展逻辑进行认知。

1、在发展动能上，从偏重资本积累，转向支持技术和劳动

 从人力结构来看，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自2012年起连续下降，下降开始的时期和下降速度均远超预期。以农业农村为支撑的人口数量红利和成本红利进入衰退期，规模效应逐步减少，基本不再具有可持续性利用的可能。与此同时，人口质量红利和人才红利潜力迅速积攒。近10年来人均受教育年限从9.08上升至9.91，受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人口数量和比例继续保持增长趋势，劳动力教育向高等教育集中的趋势更加明显。但是，职业岗位过度教育情形开始上升，传统行业和领域出现发达国家高校毕业生失业率上升和高知低就的趋势。人力资源投入和经济结构的不匹配程度加深，人力资源错配和浪费现象显著。与此同时，由于国内住房价格、医疗卫生成本和教育成本等人力资源培育成本高企，高于当前一般技术劳动回报，未来人才红利积累的规模效应直接受到生育率下降和向国外流失的制约，人才红利的可持续性和利用率亟待加强。

 从分配结构看，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回报收益呈现出高于劳动回报的特征。在我国，长期劳资不平等关系形成了劳资收入和财富差距悬殊的基本格局，这一分配格局在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和教育格局上带来的影响使得人力资源的持续性利用和在广度与深度上的扩大再生产均受到不可恢复的损害。另一方面，我国投资长期集中在传统基础建设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平均占比仅10%。传统基础设施固然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但投资结构忽视设备制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培育的投资结构的特点，使得投资回报率整体性低于银行贷款利率。传统基建投资整合力度弱、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基建设施区域分配不合理以及人力资源配置错位，使得具有高回报率的新产业新业态迟迟难以充分萌发，使得资本投资收益率低，边际投资意愿下降，形成过多资本追逐稀缺增长产业的“资本过剩”现状。

 人力资源结构及其发展趋势的根本性改变、传统投资结构资本回报率下降、以及新经济增长动力对技术劳动的旺盛需求，使得未来劳动和资本的相对稀缺性发生整体改变。未来政策将从偏重以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资本积累转向偏重保护支撑设备制造、技术研发、科学管理和科技创新的技术和劳动。

 2、在政策目标上，从注重效率转向维护安全

 发展目标上，由速度至上转向安全为重。这一目标的转向是发展思维和发展格局由单一向多元，由国外为主向国内为主、国内外协调，由专注增长向管控风险所决定的。

 首先，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入重大变革期，全球政治经济不确定性增强，全球经济体生产结构从追求分工效率转向追求供给结构安全。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逆全球化阻碍全球分工的环境下，政策干预、贸易剩余分配的冲突和主要贸易方国内矛盾的向外转移等现象的频繁出现，对经济稳定性和国民利益的损害的影响促使各国提高对国产替代的需求。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之一。

 其次，粗放式增长动力的衰退、传统增长模式代价的显现、环境资源约束的硬化以及国内产业结构布局的日趋明朗，使得政府从追求数量增长的单一目标转向追求稳定和避险的多功能目标。按功能确定中央--地方政府责权划分和按功能区确定地方政府工作目标，成为中国治理的核心框架。

 再次，企业从注重规模增长的扩张阶段走向注重风险防范的调整。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技术应用的成熟和市场外延速度的放缓，企业生命周期进入衰退期，过去激进的政策或错误的决策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新的增长动力孕育受到企业资金约束。另一方面是外部环境不再宽松，政府政策从追求增长转向追求稳定和避险，更加关注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注重阻断经济风险向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的传递。反垄断和反资本无序扩张成为政策行动的新重点，给企业经营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最后，经济增长预期的下降，政府和企业投资减少使得就业环境恶化，过往粗放式发展遗留的自然环境、住房、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等基础保障、以及其他基本权利保障与社会秩序的缺课甚至是旷课，明显抑制了社会劳动力供给的可持续性。再加上贸易冲突、疫情冲击等不确定性因素，暴露了当前全球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和波动性，中国居民高负债高杠杆的效率状态将回归高储蓄低消费的抗风险状态。

 为此，必须充分认识到扩大内需战略，是应对国内国外政治经济风险的战略选择，有着强烈的政治动力和广阔深厚的经济可能。要充分利用巨国众民效应，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使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以强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和完善的工业体系占据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把主动权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上。从而以国内市场体量质量为筹码依托，拓宽国际重要经济战略资源获取空间，延长国际经济平稳有序发展时间，深化国际先进技术人才利用水平，形成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循环效率水平的正反馈效应。

 3、从房地产繁荣转向制造业繁荣

 当前房地产支柱性地位源于我国1988年房地产市场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一个内容。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房地产带动效应明显，符合政府城市化发展需要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金融属性使得房地产一方面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高速扩张成为房地产的常态手段和决策，另一方面加剧了贫富分化差距的扩大，对城镇居民储蓄消费决策产生巨大的扭曲效应，年轻群体普遍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的选择，将对国民经济的均衡与发展，在短期和中期带来巨大的风险和压力，进而威胁到长期发展的可能性。

 进入新阶段，旧有推动房地产繁荣的因素不断削弱。从空间看，城市化动力受行政划分和资源环境约束阶段性放缓，城镇化动力缺乏资金支持和产业支撑，农村地区的人口、交通、环境和资源条件基本无法承载房地产规模开发。房地产横向规模化增长的发展空间已然饱和。从时间看，人口拐点、城市化拐点和政策拐点的“三点并现”使得房地产行业迅速分化。杠杆率约束日益硬化的趋势下，房企偿债能力下降，净利润率下降和倒闭数量持续增加。从结构看，年轻劳动力、技术劳动力、金融资本、技术资本和产业向核心城市的集中，使得以土地指标为核心，以土地财政为支撑的城市化政策导向不再具备广泛性。

 政府主导的产业发展政策将从为城市化服务转向为制造产业和科技研发服务。传统房地产要面临去库存、去低端过剩产能、去融资杠杆的艰难过程。同时，房地产投资的决策将从金融增值和规模利润的自我主导模式转向为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场所支撑的服务主导模式。通过促进高质量就业、改善人居环境和绿色生态化建设，推动房地产行业由“支柱性”地位向“支撑性”地位的重要转变。转变房地产经济角色，使房地产成为促进机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性力量。

 4、从效率先富转向公平共富

 贫富分化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自1980年以来，贫富差距呈快速上升趋势。全球不平等现象加剧并成为“这个时代最明显的挑战”。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转型阶段，贫富差距扩大现象日益严重。我国收入差距在全面小康和精准扶贫的政策支持下有所缩小，但财富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具体表现在居民间财富分布不平等已经比较严重、城乡居民间财富存在巨大差异、不同行业人群的财富差距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严重偏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治理已经成为落实新发展理念，建立新发展格局的重大问题

 贫富差距的影响可以从激励和抗风险能力两个角度分析。

 从激励角度看，一方面，劳资分配的收入差距和对规模化资本的偏向，在微观上抑制了个人和中小企业等创造主体的激励效用，人才和企业更倾向于谋求参与大型企业垄断利润的分配过程之中而非进行独立的技术或管理创新。另一方面，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有效需求需要依靠扩大内需，尤其是提振消费实现。但当前的禀赋鸿沟、劳资分配失衡和金融壁垒带来的收入差距与日益高企的生活、教育、医疗成本带来劳动力再生产压力，明显抑制了这一群体消费的扩张和升级。占国民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受抑制，使得消费产业升级转型的能力和激励明显不足，甚至在一段时期内部分产业中出现“消费降级”的现象。

 从风险角度看，贫富差距不仅导致群体抗风险能力差距的循环扩大，还会随着冲击的增加和代际传递进一步扩大成整体经济风险甚至是政治风险，扭曲国内权力利益结构，威胁人民中心地位。

 首先，财富质量和数量是抵抗风险的重要因素，也是风险过后实现结构升级和规模扩张的必要条件。在不确定日益增加，旧有发展遗留的环境、卫生、健康、金融、经济和政治问题不断发酵甚至爆发的当下，拥有财富的多少决定了企业和家庭在外部冲击下能否生存，能否维持实现未来收入的基本条件。财富差距的扩大背后是企业和个人抗风险能力的分化，并且在一次次风险冲击下不断自我加强并且在代际间传递，最终在经济的普遍联系下导致弱质个体风险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外溢。

 其次，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承诺，有赖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贫富差距导致抗风险能力在小部分既得利益群体和绝大部分中低收入群体的分化，使得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将在一次次冲击下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和生存压力。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关联化、交叉化，产业风险和经济风险转变为社会风险、政治风险越来越高。

 最后，随着财富的日益集中，“大而不能倒”的效应和社会总体对巨型企业的依附加深，巨型企业风险同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的高度关联。这种偏离的发展趋势和经济基础，不是美国独有，也不是资本主义独有，而是市场在风险冲击下的必然趋势。

 为此，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公平问题，还是关乎到长期经济效率。为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落实创新发展战略，我们就必须将战略从效率先富转向为公平共富，将分配制度从要素禀赋资本决定为主，转为劳动技术创新决定为主。具体而言：

 在初次分配中，一是解决区域不公平，促进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和统一。通过清除国内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保护劳动合法权益的方式，提高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和劳动实质回报，依靠劳动的机会公平实现劳动资源配置效率。二是解决劳资失衡，提高技术创新劳动和知识技术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合理增加技术劳动在初次分配的比重。三是清理乡镇发展障碍，通过土地确权办证和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通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化乡镇营商环境和农村生产条件，保障当地就业同时，增加当地财产性收入。

 在二次分配中，一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减小城乡、区域和行业贫富差距。通过财政体制改革，明确各级政府财权责权划分，加强政府间财政转移的力度和精准度，将支出重心从城市、资本和传统基建转移至城镇、劳动和新型基建，从而促进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和有效利用，实现市场效率和收入公平的协同。二是通过促进教育公平，养老公平、就业保障、医疗保障和小微企业金融保障等政策，扫除技术劳动再生产广度化和深度化障碍，深耕人口质量红利的同时，阻断经济风险向社会风险的转变，实现资源再分配的整体性效率和长期性效率。三是尽快推进税收体制改革，在有效应对全球资本竞争，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居民日常消费税负担。建立综合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和差异化税率，改革和完善消费税设计，取消居民日常消费品税目，增加新奢侈品和高消费行为征税，加强税收对经济激励的调控作用。

 在第三次分配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并不是中央首次提到三次分配。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相比，三次分配在概念内涵、分配参与者和分配价值取向等方面有鲜明特点。早在1994年，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就在《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中提出“三次分配”。他表示，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可称为“第三次分配”。学习时报在2020年1月刊载的《第三次分配：内涵、特点及政策体系》一文中指出，“第三次”并不是指在时序上一定要发生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之后，实践中三者是互相交错并行不悖的；有的志愿劳动与初次分配同时发生，有的捐赠发生在再分配之前而获得税收减免。要做好第三次分配，需要进一步扩展第三次分配的范围，增加个人捐赠的规模和总量，将潜力发挥出来，还需要制定好相关的制度和政策，特别是需要更加有效的财政税收政策来支持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关于促进铁路建设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一）发挥铁路在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布局中的作用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引领性的作用。

铁路是国家战略性、先导性、关键性重大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大动脉、重大民生工程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骨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网络上对中国传统的基础设施有一个戏称，叫“基建狂魔”，铁路就是中国基建最典型的体现。到现在为止，中国高铁总运营里程是全世界最长的。2016年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其中对铁路网的布局、具体线路建设、里程目标都有规划。比如到2020年，铁路网总规模要达到15万公里，高铁要达到3万公里，覆盖80%以上大城市。铁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以高铁为例。修建一公里高铁的成本是1.5亿元人民币，这还是中国享有成本优势的情况下。看到一个数据说，从2008年到2015 年，中国高铁建设总投资额是 5.35 万亿人民币。5.35万亿是什么概念呢？瑞士2018年在全世界经济体中排名20，国内生产总值是7000亿美元多一点，换算下来，不到5万亿人民币。而且，按照公开报道，中国还在以每年8000亿的规模投资铁路。要知道，中国非国有公司里，2019年最赚钱的是腾讯，利润是787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年这8000亿交给民间做的话，那需要十几个像腾讯这样的公司，把一年赚到的钱全部投资进去。

 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二）发挥铁路在建设交通强国布局中的作用 

建设交通强国，铁路要先行。

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综合运输大通道、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网络，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化，提高农村和边境地区交通通达深度。”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规划纲要》是指导交通运输规划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铁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从交通运输形势来看，当前，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还存在基础设施网络布局仍需完善、各方式统筹融合发展亟待加强、发展质量效率和服务水平不高、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等一些突出问题。着眼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求交通运输深刻认识把握进入新发展阶段特征要求，加快推进交通强国建设，构建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充分发挥交通先行作用，提高安全智慧绿色发展水平，强化与周边国家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完善面向全球的运输服务网络。

 从铁路自身发展来看，我国铁路仍存在短板和差距。一是路网布局不平衡不充分，西部路网覆盖仍显不足，部分通道能力紧张，城际、市域铁路发展滞后。二是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骨干作用有待提升，融合发展还需加快，多式联运发展缓慢，集疏运体系存在短板。三是铁路“走出去”竞争力有待加强，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有待进一步提升。四是铁路治理能力现代化存在差距，铁路改革仍需深化。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铁路高质量发展是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支撑，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客观需要。进入新发展阶段，铁路将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创新驱动和交通一体化融合发展转变，开启建设现代化铁路强国的崭新征程。

 （三）发挥科技在铁路建设中的作用

 铁路建设，科技强路当先行。

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

 铁路建设需要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高技术服务水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努力开创科学赋能铁路发展的新局面。

 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铁路创新发展。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应对铁路发展环境变化、增强铁路发展动力，要求铁路必须发挥原始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文化创新的综合动力，强化基础研究，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着力构建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完备、资源配置高效、成果转化顺畅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推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与铁路深度融合，大力培育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塑造全面发展新优势。

（四）发挥大型铁路央企的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引领高质量发展

 建设经济强国，铁路要先行。

首先，在全面落实国家战略、服务新发展格局上发挥战略支撑作用。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是国有企业充分彰显习总书记提到央企“六种力量”的责任担当。铁路央企要全面投身交通强国战略部署，推动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的提升。优化地域区域空间分布，按照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现代化的整体要求，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在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有所作为。

 其次，服务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作出的重大调整完善。对于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对于促进世界经济繁荣，都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国际产能合作等方面发挥大型铁路央企龙头作用，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再次，在重点基础设施集中上发挥战略支撑作用。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十四五时期是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统合发展的关键期，大型铁路央企要在传统基础设施基础上积极投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交通产业深度融合。继续坚持聚焦主责主业，发展实体经济，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构建完备高效安全智能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完善综合运输大通道、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网络，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化，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形成一体化发展和衔接协同。

 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联动发展、国际铁路网络互联互通、国际物流服务体系建设、全球运输方式一体化融合等领域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发挥大型铁路央企在国有资本改革中的带动作用，激发发展活力和效率

 国有资本改革，铁路要先行。

大型铁路央企是国家战略性、先导性、关键性重大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大动脉、重大民生工程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骨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指出，十四五时期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铁路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有企业改革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对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提高效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都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改革和完善大型铁路央企的企业结构、体制、机制、制度;聚力抓落实，从而才能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

 大型铁路央企现代企业制度已经初步建立，铁路运输企业自主定价和市场调节价相结合的机制，增加了运价弹性。十四五期间要继续在授权经营、结构调整、资本运营、激发活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调整职能定位；在重点领域持续深化推进改革试点，保障各类社会资本公平参与大型铁路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权利，把引进社会资本和转换经营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同时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不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建设最完备的铁路网、最发达的高铁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保障改革，力争率先建成现代化铁路强国，促进铁路建设工作全面高质量发展，继续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支撑。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人民出版社 2021年3月；

 [2]魏际刚 《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来源：学习时报 2020年4月；

 [3]中国青年报社 《科技创新赋能交通运输发展 我国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来源:人民网 2020年9月；

 [4]交通运输部 《科学技术部关于科技创新驱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意见》（交科技发〔2021〕80号） 2021年8月；

 [5]国办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铁路规划建设工作的意见》，2021年3月；

 [6]许宪春 《十四五规划纲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研究》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1年8月；

 [7]秦波 付路解 《加快新疆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的认识》 来源：时代经贸2013年；

 [8]刘继同 《社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 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9]吴凯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内在联系分析》 来源：城市住宅 2020年2月；

 [10]杨刚强 肖广宇 王海森 《新发展阶段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思路与对策》 来源：宏观经济管理 2021年8月；

 [11]张林山 《准确把握“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环境》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11月；

 [12]许军涛 霍黎明 《构建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的大扶贫格局》 来源：学习时报 2017年6月；

 [13]张冰冰 沈红 《中国过度教育的理论验证》 来源：复旦教育论坛 2019年；

 [14]权朵 《中国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来源：辽宁大学 2021；

 [15]韩文龙 陈航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及改革路径》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2018年第7期；

 [16]白重恩 张琼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来源：世界经济 2014年第10期；

 [18]张馨月 《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不良影响研究》 来源：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 2019年；

 [19]李继凯 《“产业地产”才是房地产未来转型重要方向！》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2017年7月；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全面小康》 2021年；

 [21]罗志恒 《全球贫富分化：现状、成因和影响》 来源：粤开证券研究报告 2021年6月；

 [22]罗志恒 马家进 原野 徐凯舟 《向上有希望，向下有保障：简析共同富裕与三次分配》 来源：粤开证券研究报告 2021年8月；

 [2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 来源：求是 2021年第6期；

 [24]王昌林 《深入把握我国经济社会的战略导向》 来源：人民日报 2021年6月。

周道许，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金融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交通大学兼职教授；

余伟峰，中科金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翼飞，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金融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饶  倩，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金融安全研究中心研究专员；

邓慧博，北大博雅元培工匠高级智库专家、中管院教标所客座教授；

杨明豪，财政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