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云停留在医保结算中怎能办?

要闻 国内外医保制度给我国商业健康险启示:增长空间大 科技创新提供支持 2019年10月28日 21:09:41 中信建投证券

本文来自 微信公众号“中信建投非银金融研究”。

(1)美国:以商业保险为主的混合型医疗保险制度,具有混合兼容性、分散性、市场性以及收费高的特点。(2)日本:实施强制性的公共医疗保险制度,实现“全民皆保”,具有强制性、模式化、公共服务性以及公平性的特点。(3)德国:以法定保险为主体,私人保险为辅助的多元化保险体系,具有普遍性、公平性的特点。(4)英国:实行全民福利型医疗体制模式,具有覆盖面广,满足多层次需求且成本低的特点。

中国实行社会医疗保险模式,以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为基础,构建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强制补充医疗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作为补充;筹资模式以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的社保基金为主,以政府补贴为辅;但目前医疗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缺口,仍然面临着以下问题:(1)医疗卫生条件落后、资金支出不足;(2)医保覆盖度高,但保障力度不足;(3)医保制度不公平,城乡地区差异大;(4)医保资金制度缺陷,收支不平衡问题显现。

中国商业健康险的发展分析

随着我国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人民对医疗保险的刚性需求日益凸显,健康险作为基本医保的重要补充在全民医保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保险深度、保险密度相对落后,健康险在扩张期间仍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加之国家战略性支持商业健康险发展,以及互联网技术为保险产品的科技赋能,使健康险的高速发展具有强大动力。根据测算未来15-20年期间,健康险能够以13-18%的复合增速增长。

主要险企健康险业务分析

美国健康业务经过长时间发展已经形成一个完善的体系,其健康业务除了包含健康险业务之外,也包含了与健康相关的诸如卫生保健等其他业务,健康业务规模巨大、范围较广、相对成熟。国内目前已经有7家专业的健康险公司,其中平安初具“保险+医疗健康”服务体系,新华保险在健康险产品设计上有突出表现。但国内医保体系与美国截然不同,保险公司暂时无法起到市场主导作用,更多的是辅助角色,当前市场健康险渗透率仅为9%。在产品供给上以重疾为主,品种较为单一,客户结构上以个人客户为主,在健康管理服务方面表现不足,客户体验不充分。未来商业健康险的发展还需要政策的支持,例如促成保险业与税务、社保、卫生、民政各相关体系联动,加大税收优惠力度、推动发展一系列政策险种,从供给侧与需求侧两个方向同时发力,助推商业健康险蓬勃发展。

1.世界主要国家医疗保险模式

国家医疗保险模式、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储蓄医疗保险模式和商业健康保险模式是目前全球比较典型的4种医疗保险模式。国家医疗保险筹资模式以国家税收为主,运用风险分摊法来保障医疗体系运行,具有高福利、覆盖全面等特征;社会医疗保险模式的筹资来源以社会保费为主,政府税收津贴为辅,运用风险分摊法,以全体国民共同分担的形式化解社会少数成员随机产生的疾病风险,具备强制缴费、广覆盖、保障较为基础等特征;储蓄式医疗保险模式的筹资仅来源于雇主与雇员双方缴纳,补偿与待遇具有显著的针对性与层次性,缴费差异化、待遇差异化是其明显特征;而在以商业医疗保险为主导的美国,筹资主要来源于私人缴纳的保费,是在一定缴费群体内实现的风险分摊,其医疗支出相对较高,但同时需求满足能力也远远高于其余几种医疗保险模式。实施国家医疗保险体系的主要是英国,中德日是实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代表国家,储蓄式保险目前仅有新加坡实行,而美国较为特殊,实施的是以市场竞争主导的商业健康险模式。

1.1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

1.1.1以商业保险为主的混合型医疗保险制度

制度构成及覆盖范围。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医疗保险体系已开始形成和发展,从医疗保险模式上看,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商业健康保险为主、以社会医疗保险为辅的混合型医疗保险系统,这一系统主要包括政府团体开办的社会医疗保险和私营医疗保险。

由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共同举办的社会医疗保险,是旨在帮助弱势人群(老人、低收入人群等)的强制性医疗保险计划,主要依托医疗照顾(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两大社会医疗保险计划,加上“儿童保健”计划以及为退伍军人提供的军人医保,美国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医保安全网,但覆盖人群比例仅为25%在美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中不占主要地位,仍然有15%左右的无保险者,成为整个医疗上的公平性问题。医疗照顾分为医院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两部分,医院保险的资金来源于社会保障工资税,补充医疗保险的资金来源于申请人的投保金和政府资金,各占25%和75%;联邦医疗补助的管理是两级供款模式,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支付55%和45%,低收入居民的部分免费医疗由此受到资助。军人及其家属和少数民族享受免费医疗,费用全部由联邦政府支付。

私营商业医疗保险主要为有正常工作和中等收入的中产阶级提供服务,在美国医疗保险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目前,在3.5亿美国人中,有2.31亿美国人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占美国总人口的66%,并且政府医疗保险计划中的一些工作也是由私营医疗保险公司配合执行的。私营医疗保险包括营利性医疗保险和非营利性医疗保险,营利性医疗保险是以营利为目的为个人和团体提供服务的商业医疗保险;非营利性保险主要由民间组织和医生发起,以维持保险机构内部正常运营为目的,其最主要的代表是蓝十字和蓝盾计划(Blue Plans),双蓝计划在美国覆盖人数广,约占美国人口的1/3,近一亿人。根据2015年数据,美国医疗保险支付结构中,商业保险占比达到33.3%,远高于其他国家商业保险覆盖程度。美国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种类丰富、保障全面,已成为金融保险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医药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民众健康、推进医学科技进步、促进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美国医疗保险市场化程度高,“第三方付费”导致医疗保险费用快速上涨,为控制医疗费用、保证医疗服务质量,美国商业健康险已经由传统的后付制理赔模式转变为“管理式医疗”模式,使得保险公司直接参与医疗服务体系的管理,将医疗服务的提供与所需资金相结合,从而将保险人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利益捆绑,在节省医疗费用和提高医疗质量方面的成效显著,成为美国医疗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其直接覆盖人群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其他的政府保险计划、私营保险计划都大量采用管理式医疗的管理方式。最具代表性的管理式医疗组织主要包括健康维持组织(简称HMO),优先服务提供者组织(简称PPO)和点服务计划(简称POS)。HMO的保费相对便宜,参保人自付比例也较低,该组织更多的提供预防性服务,非急诊情况下参保人只能在网络内就医,如果去网络外,保险公司可以拒付医疗费用。凯撒医疗模式是美国较大的健康维护组织(HMO)之一,拥有890万会员,会员覆盖到全美的8个地区以及9个州,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保险商、医疗服务提供者、患者成为利益共同体,重新建构了医、保、患三者关系。

1.1.2具有混合兼容性、分散性、市场性以及收费高的特点

医疗保险的混合性、兼容性。商业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其他种类的保险共同构成了美国的混合性医疗保险体系,各个不同种类的医保形式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交叉、互相合作,充分体现了医疗保险体系中多元文化的兼容性。

医疗保险的分散性、层次性。美国的医疗保险主要分为私营医保、社会医保两大类,又可细分出不同种类型的保险形式和险种,层次结构纷繁复杂,得益于医疗保险的分散性和层次性,医疗保险的保障形式得以拓宽,不同层次人群的医保可以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的市场性。受经济制度的影响,美国的医疗保险遵循自由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医保市场受联邦政府的干预较少。企业自主决策不同种类的医保服务价格及资金筹集,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调节控制作用,形成了高度市场化特征。

医疗费用高。世界上医疗费用最高的国家当属美国,其2018年预计医疗费用高达34710亿美元,占美国GDP17%左右,人均卫生费用总支出超过10000美元,远高于德国、英国和日本。从相关数据可以佐证,医疗服务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的美国,其人民获得的医疗服务水平反而较低。2017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78.6岁,排在OECD国家第29位,同时其婴儿死亡率排在OECD国家第12位,高达每千人5.9人,其潜在损失生命年限高达每十万人4721年,排在OECD国家第9位。

1.2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发展概况

1.2.1“全民皆保”的公共医疗保险制度

制度构成及覆盖范围。日本的《国家卫生保险法》于1961年全面修改,医疗保险制度以强制的形式覆盖所有国民,实现了全民皆保。1961年4月份日本全面实施面向农村居民及个体经营者的公共医疗保险制度,要求无固定职业和收入者必须强制加入这一医疗保险。日本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全民性,强制性,公平性,且其“全民皆保”以费用共担为前提。从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可知,2016年日本的医疗保险覆盖率已经达到了100%。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可按被保险对象分为地区保险、职工健康保险、老龄健康医疗保险。地区保险依照国民健康保险法与国民健康保险制度设立,适用于全国所有行政区和特别区,运营主体是166个国民健康保险组合,被保险对象包括普通国民和退休人员两类。职工健康保险按保险对象可分为健康保险、船员保险和互助组合3大类,每项制度的建立都有相应的法律做依据。老龄健康医疗保险旨在针对70岁及以上老人或超过65岁但卧病在床的老人,资金来源由3部分构成,加入保险者按月交纳保险金,本人或亲属看病时付一定比例的医疗费用,政府或企业承担其余部分。日本的医疗费用支付结构中,基本医保占比最高,2015年达到83.6%,高于德国80.4%、英国83.5%、中国55.8%、美国48.3%。

筹资与支付机制。政府财政补贴、雇主和雇员缴纳的保险费,患者自费部分是日本医疗保险经费的主要来源。不同医疗保险账户的经费来源比例、缴费方式和保险费率等各不相同。各个医疗保险管理机构不直接支付给医疗服务机构,日本医疗保险费用采用“第三方支付”方式,第三方机构每月从医疗机构收到账单后进行审核、计算后再向保险机构医疗机构转向支付申请并代为支付。如健康保险费用通过“社会保险诊疗报酬支付基金会”支付、国民健康保险项目下的医疗费用支付程序通过“国民健康保险联合会”(每个地区均建有该机构)支付。

1.2.2具有强制性、模式化、公共服务性和公平性的特点

医疗保险的强制性。第一,符合资格条件的人要强制加入医疗保险;第二,保险集团已由法律确定,个人不能任意选择;第三,在保险费负担方面,按个人收入比例缴费,个人能力不同,保险费负担不同。

医疗保险的模式化。在支付种类和金额上,日本采取固定的模式支付。日本的医保支付主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统一支付原则。医疗保险一般不实行定点医疗,病人可以自由选择医院就诊,医疗保险支付标准由日本厚生省中央社会保险医疗协议会制定,全国统一实行按项目付费制度。二是按服务项目收费原则。日本的医疗服务机构按服务项目进行收费,包括医疗服务收费标准5500项,药品收费标准17000种以及耗材700种。

医疗保险的公共服务性。医疗保险的运营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或者具有类似资格的机构负责。老年人医疗费主要由在职人员的保险费支付,具有向老年人转移收入的性质,具有收入再分配的性质。

医疗保险的公平性。根据被保险者遭遇事故的频率和程度不同,各医疗保险制度中都设置了患者部分负担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医疗保险的公平性。

1.3德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发展概况

1.3.1法定保险为主体,私人保险为辅助的多元化保险体系

制度构成及覆盖范围。受“社会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德国医疗保险体系以法定保险为主,私人保险为辅。法定社会医疗保险、私人医疗保险以及法定长期护理保险是德国医疗保险体系的3个主要部分,按法律规定,是否需要参加法定(社会)医疗保险,需要根据雇员的收入标准来确定。低收入者必须参加社会医疗保险,高收入者可自由选择法定社会保险或私人医疗保险。此外,国家公务员和自我雇佣人员(包括企业家)不强制参加法定(社会)医疗保险。1994年德国颁布了护理保险法,与上述其他医疗保险不同,法定长期护理保险较为特殊,护理保险的缴费率为1.7%,入住养老院的老人和康复医疗机构的伤残病人所发生的护理费用,均可得到护理保险基金的支付,但享受护理保险需要医师的诊断证明,并有严格的定义和诊断分类。

商业健康险是法定医疗保险的有益补充,独立于法定医疗保险之外。综合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是德国商业健康保险的三个组成部分。综合医疗保险是法定医疗保险的替代型产品,保障内容涵盖了住院和门诊的检查费、诊断费等。保障范围和水平不得低于法定医疗保险,但参保客户享有更好的医疗服务,如可自行选择医院、提供牙科保障等。补充医疗保险主要是为法定医疗保险参保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可分为疾病津贴保险、住院津贴保险、法定医疗保险的补充险、护理保险的补充险等。长期护理保险1995年起实施的护理保险制度采取“护理保险遵从医疗保险”原则,凡参加综合商业医疗保险的须同时参加商业护理保险,商业护理保险保障范围和水平不得低于法定护理保险,还可能包含支付更高比例或全部的私人护理院费用、更高的家庭护理费用、更高的住院费用等保障。德国卫生支出费用占GDP比例为11.3%仅低于美国,高于其他代表国家,其医疗保障体系相对较完善,在费用支付体系中,基本医疗支出覆盖较高,个人支出在几个国家中占比最低,2015年仅为12%。

筹资与支付机制。雇主和雇员的缴费是医疗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各负担医疗保险费用的1/2。德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体现了社会共济精神,社会医疗保险收费由经济收入高低决定,高收多缴、低收少缴,且不同缴费标准的人享受同等的医疗保险待遇,该国的医疗保险基金未设立个人账户,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承担退休人员和失业人员的缴费。

支付机制的核心是支付方式和支付水平。“以收定支、收支平衡”是德国的社会保险支付机制的原则,不仅可以保障医疗服务的需求与供给,而且更能有效地抑制不合理的医疗费用的增长。根据数据可以看出,德国卫生支出总额增速较为平稳,年复合增速为4.72%,低于日本(6.05%)、英国(5.72%),略高于美国(4.53%),医疗费用控制效果较好。德国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在医疗服务过程中担当“第三方购买者”的角色,有利于减少不合理的医疗服务供给与需求。一般支付水平按照起付线、报销比例及封顶额调整,参保者在获得医疗费用补偿的同时,支付水平直接决定着参保者自己需要承担医疗费用的数额。

1.3.2具有普遍性、公平性的特点

医疗保险的普遍性。德国是最早确立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其医疗保险制度从确立之初便是为了服务广大劳工,维护其基本权益,从而使得经济社会良性运转,确保所有不能承担私人医疗保险的居民有平等的机会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医疗保险的公平性。减少健康的不公平性被认为是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而医疗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一部分其地位是重中之重,政府在提供医疗保险服务时不仅要考虑普遍性问题,同时也会根据职业,健康状况,收入等因素采取差别医疗保险服务,维护社会的相对公平。

德国医疗保险体系成熟,除了当事人与政府,社会力量参与医疗服务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例如,医师团体、医院团体和医疗保险团体主要负责健康事务问题,从保险赔付到具体的医疗服务提供,社会力量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1.4英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发展概况

1.4.1全民福利型医疗体制模式

制度构成及覆盖范围。英国的医疗保障体系由英国国民卫生服务体系(简称NHS)、社会医疗救助、商业健康保险三部分共同构建。其中NHS是主体保障,基本覆盖全体国民,商业健康保险和医疗救助是其重要补充。英国是国民健康保险制度(BCD)的创始国,该体制由政府提供主要医疗保健,英国的BCD体系,由中央卫生部、大区和地区三级构成,由中央地方垂直管理,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呈金字塔型,底部是初级保健——全科医疗,塔尖是三级医疗专家服务,患者从塔底部向塔尖,然后再从塔尖向底部方向流动,BCD体系有利于合理利用卫生资源。这个网络赋予全科医师守门人的角色,使得大部分健康问题在这个层面得以识别、分流,并通过健康教育等预防手段得以控制,充分合理利用医疗资源。它覆盖面广且基本免费,保障了“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公平性。由政府预算决定总支出,政府对机器设备、新型技术开发和传播的投资严格控制和管理,使全社会的卫生总费用保持在较低水平,NHS还降低了卫生总费用。2017年英国卫生总支出只占GDP的9.6%左右,远低于美国17.1%。

私营医疗是BCD的补充,服务对象是收入高、要求高的人群。NHS基本覆盖99%的国民,但其庞大的医护体系的维持需要很大一部分保险资金,真正用到病人身上的费用不到总数的40%;加之各级医疗机构的工作效率低下,国家医疗服务力量的削弱使得消费者对其信心下降,因此很多人转向私营医疗服务。私营医疗主要为高收入人群提供高端医疗服务,医疗费用主要由商业健康保险支付,商业健康险客户主要是集中在45到54岁之间的高学历、高收人阶层。作为英国医疗保险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商业健康保险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目前,英国拥有庞大的商业健康保险产业,商业健康险支出约占所有健康支出的16%。英国医疗体系建立后商业健康保险支出稳定增长,拥有私人健康保险的人数几乎每十年增加一倍。

筹资与支付机制。NHS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社会医疗救助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预算,雇主或个人缴费是私人健康保险的资金来源。英国将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作为国家医疗保险体系历次改革的重点,建立了一个从国家到初级医疗信托、再到次级医疗信托的支付体系。初级医疗信托采取总额预付制和按人头支付制结合的方式,次级医疗信托采取按病种支付制和薪酬制结合的方式。

1.4.2具有覆盖广、满足多层次需求且成本低的特点

医疗保险覆盖面广。国家税收筹措主要的英国医疗保险资金,绝大部分医疗费用由政府财政承担。医疗对象就医基本零支付,无论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无论个人支付能力的大小,都可以得到免费的全方位医疗服务。

医疗保险的多层次需求性。危重病人和非重症患者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不同。公立医院和遍布全国的开业医生(又称全科医生)是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危重病人是其主要服务对象;开业医生属于自我雇佣者,向广大非重症、急症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医疗保险的低成本性。英国的国民健康体系可分为供应方和购买方两大类。医院和制药公司构成供应方,政府卫生主管当局和部分拥有医保资金支配权的全科医生构成购买方,分别掌握医保资金总额的70%和30%。政府医疗卫生主管部门的积极介入、监控,将英国医疗保险体系的成本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2.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及商业健康险发展概况

2.1 我国的医疗保险发展现状

2.1.1基本医保与补充医保相结合

制度构成及覆盖范围。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源自于最初建立的企业职工医疗福利制度,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经济模式的转化,伴随城市化、相关户籍制度的发展以及医疗改制后人民对医疗保障服务的需要,逐渐建立起来以社会保险为主要框架,政府主导医疗保险基金运营的保险制度。在我国,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分为两个层次,即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及附着其上的强制参保的补充医疗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强制参保的补充医疗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待遇层面的延伸。

按照覆盖人群是否为劳动人群以及城乡户籍差异,这一制度体系可分为劳动人群和非劳动人群(农村居民)两个子体系。劳动人群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即为保障城镇职工医保参保人群的制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制度为城镇职工医保制度,强制性参保的补充待遇为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覆盖职工)和公务员医疗补助制度(覆盖公务员)。非劳动人群和农村居民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则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筹集资金的方式包括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2002年10月,中国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9年,中国作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确立新农合作为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地位。覆盖非劳动人群和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层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层为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筹资机制与支付机制。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资金来源以社保费为主,政府补贴为辅。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的规定,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城镇职工医保,单位筹资为职工工资总额的6%,个人筹资为本人工资的2%,退休人员不缴费。实际缴费费率水平方面,2016年用人单位实际缴费比例为在职职工工资总额的7.5%,高于规定比例的6%,职工缴费比例为本人工资收入的2%;城乡居民医保则为家庭缴费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以政府补贴为主,依据医改工作任务,2016年城乡居民医保人均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420元。从全国总体情况看,城镇居民和新农合的人均财政补贴金额基本相同。人均筹资水平差异也不大。但地区缴费政策存在较大差异,差异集中在个人缴费标准上。

我国医保支付制度的探索从1993年的“两江”试点开始,江苏省镇江市和江西省九江市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改革的试点城市,试点医院采取“定额结算”的医保支付体系,比较接近于按服务项目支付的方式,截至2014年,我国已基本形成了门诊按人头付费,住院按病种、按服务单元付费和总额预付相结合的复合支付方式。

2.1.2具有覆盖广、保障力度不足、城乡分布不均的特点

医保覆盖人群广。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有共计13.45亿人纳入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国民覆盖率从2009年的64.6%迅速增加到目前的95%以上,基本覆盖了全体国民,与主要发达国家差距明显缩小,政府/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度提升明显,由2009年的60%迅速提升至90%,甚至赶超了同样是社会医保制度的德国的覆盖水平,接近日本、英国覆盖水平,被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称为“社会保障的奇迹”,并且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整体报销率达到了70%以上。

医疗保险保障力度不足,居民负担较重。我国现行的的医保体系已经基本建成,卫生支出力度与医疗保险支持力度仍在加大。但医保保障力度不足一直是我国医疗保险制度里较为突出的矛盾,我国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较低,享受待遇的条件较多且相对苛刻,由于不存在应对重大灾难性医疗费用的止损机制,从而部分丧失了其保障功能。在目前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下,我国个人卫生支出比例仍然过高,居民负担较重,2018年我国个人卫生支出占总卫生支出的比例为28.6%,高于德国15.42%、日本15.89%的合理区间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平均的10%-20%区间, “看病贵、看病难”仍然困扰我国广大人民就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社会问题依然严峻。对比以上国家发展与医保发展历史经验,我国卫生支出结构仍有较大提升改善空间,未来仍需要加大卫生投入,提高社会资源投入,控制个人卫生支出的增长速度,同时完善优化医疗资金使用的渠道与效率。

医保制度不公平,城乡地区差异巨大。当前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分布极为不平衡,优质的医疗资源大多分布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城市及沿海地区,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城市以及广大农村地区,优质医疗资源就相对稀缺,从而给这些地区居民的看病就医带来一定的不便,加剧了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公平性。同时由于新农合宣传力度不足、筹资水平不高、参与率相对较低,保障水平也因此无法保证。

通过数据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农村人均卫生费用远低于城市人均卫生费用,截止2013年约为1274元左右,仅为城市人均费用3234元的38%水平左右,反应出农村居民享受的医疗服务水平较低。农村居民医疗费用占个人可支配收入处于连续上升的状态,目前已占到7.9%,而同期城市居民医疗费用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仅为4.9%,农村居民医疗费用压力高于城市。

2.2 商业健康险作为医保重要补充发展前景可期

2.2.1商业健康险是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补充

健康险是补充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有效手段,是我国发展医疗健康行业的主要方向,健康险可以补充医保缺口,提升保障力度,同时补充高端市场,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我国基本医保保障内容有限,对于非疾病治疗项目、特定治疗项目、药品、诊疗设备医用材料不予保障。另外医保报销额度有限,且下有门槛、上有最高额,2016年,国家推行大病险后,医保报销额度最高可到30万。现阶段,健康险产品的设计可从拓展保障范围和提升保障力度切入,为参保人提供更全面的医疗健康保障。

2.2.2医疗与养老刚需推动健康险需求显著释放

我国居民就医费用快速上涨,但个人支出比例相对较高,居民医疗负担较重。目前在各国医疗费用结构对比中可以发现,2015年我国个人卫生支出达到了39.7%,在实行社会医疗保险与国家医疗保险的国家中占比最高,这对于仍处于中等收入的我国居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负担。对比同为社会医疗保险模式的德国,其商业健康险支付比率达到了7.6%,高于我国健康险支付比率(4.5%)。2018年我国卫生总费用约5.9万亿元,同比增长12.35%,个人卫生支出占比虽下降到28.6%,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高位,我国健康险在当前国家定位与未来整体卫生费用支付结构调整过程中仍存在较大成长空间,加之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提高,购买健康保险以降低医疗费用负担的意愿不断增强,健康险必然将获得更大程度的发展和提升,在总体卫生支付结构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成为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力补充。

二是当前我国老龄化加速发展,保障老有所医,老有所养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当前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也已达人口总数的11%左右,且有加快上升趋势,相比其他国家虽然老龄人口占比低,但我国人口基数巨大,已经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预测到2030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将占世界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同时随着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也显著上升,进一步增加我国潜在老年人口。我国将面临老龄化全面快速到来的时代,这将催生巨量的医疗健康需求,以目前社会医疗保险的体量与质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这一需求,加大商业健康险补充社会医疗保险力度的各项措施,势在必行。健康保险在保障老年人的康复护理、医疗保健、日常看护等方面,将大有作为。三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正在加速推进,根据中国保险报的中国城镇化率与保险密度相关性回归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约有1300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保险密度提高5%。

2.2.3我国健康险起步晚、发展速度快

近20年我国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一直保持稳定快速的增长,截至2017年保险密度为2646元/人,保险深度为4.42%;其中健康险在近几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从每年保费增速可看出,自2011年起,健康险保费增速开始明显高于总保费增速和人身险保费增速,年,健康险保费5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7%,显著高于同期财产险、寿险、意外险保费复合增长率,2018年健康险原保费收入达到5448亿元,较2010年增长8倍。与此同时,健康险保费收入占人身险保费比重不断攀升,从2010年的6.37%提升至2018年的20%。健康险密度与深度也自2012年以来快速提升,截至2017年末,我国健康险密度约为315.77元/人,健康险深度约为0.53%。

2.2.4发展程度低于发达国家,增长空间巨大

同时对比德国、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家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健康险产业目前在参保率、保费收入、保险深度、保险密度、赔付比率等方面距离上述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

从保险深度与密度来看,在几个样本国家中,德国的健康险密度与深度处于首位,其健康险密度已经超过600美元,且呈逐年缓速增长趋势,健康险深度在2015年之前均大于1.2%,随着GDP的增长逐年轻微下降,健康险保费收入占比在22%左右。美国的健康险密度与深度仅次于德国,目前保持在500美元左右,健康险深度在2014年后出现下滑,目前保持在0.9%。英国的健康险密度和健康险深度比较小,与德国美国相比有一定差距,保险密度在200美元以下,深度在0.3%左右,逐年缓慢上升趋势。中国健康险在近几年的高速发展下,密度与深度都显现出较大幅度的提升,2017年健康险深度为0.53%,高于英国(0.3%),仍低于美国(0.9%)、德国(1.2%);健康险密度约为47美元,远远低于英国153.86美元、德国609.895美元的水平,仍存在很大差距。考虑到我国人口基数众多,未来经济发展基本面高于上述发达国家,同时人民健康意识与健康投资日益增长,未来健康险增长潜力巨大;以我国目前人口基数(13.9亿)来测算,如果健康险密度达到德国609.89美元/人的水平,则健康险保费规模可高达约8477亿美元,是目前我国健康险保费规模的12倍左右,假设我国健康险密度在未来15-20年内达到德国当前水平,则经测算我国健康险保费规模能够以年复合增长率13%-18%的速度高速增长,为当前市场的险企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该行业尚未形成技术壁垒与资本垄断,行业差异化竞争较为明显,新健康险企业仍存在较多进入机会,在这一波浪潮中得到发展与壮大。

对比各个国家人均保费、人均健康险保费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可以发现,中国的保险密度与健康险密度在对标国家中处于较落后的位置,保险以及健康险的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还比较低,中国人均保费、人均健康险保费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近几年增长迅速,健康险在中国还有较大的普及空间,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健康险市场渗透率仅为9.1%,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我国健康险正迎来蓬勃发展时期。

从赔付率来看,当前我国健康险赔付占医疗费用比例远远低于英国与德国,经过近几年高速发展,其比例仅为1.617%,低于德国的7.987%的占比,一方面是我国健康险产业仍发展不足,与德国存在较大差距,同时在保险赔付,险种设计,保险医疗结合等方面,我国也与德国存在显著差距,导致我国健康险不能充分发挥其保障效果,未来在一方面扩大健康险市场容量同时,也应该着重关注其质量,加强险企的社会责任性,使健康险赔付落实到位的同时,加大补助赔偿比例,使健康险切实可行地成为医疗体系中的重要力量,维护好人民的生命健康,以此行业自律与企业创新来进一步扩大市场,赢得份额,促进发展。

2.2.5政策利好、科技创新为健康险发展提供支撑

近年来,国家对健康保险越来越重视,“健康中国”战略再升级,政策利好加速释放,对健康险发展提出了许多新期待、新要求。2015年8月,中国保监会印发《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受保人的权益,如保证续保、可带病投保、万能险等特性,将商业健康险行业推向新的热潮。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要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全文提及健康保险多达19次。在“健康中国”建设总体框架下,《“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相继出台,明确提出“要丰富健康保险产品,大力发展消费型健康保险”“鼓励开发与健康管理服务相关的健康保险产品”等支持措施。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商业健康保险成为撬动医改的重要抓手,各项政策利好正快速释放。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全面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开始试点,商业健康保险在健全全民医疗保障体系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新的信息技术和医疗技术日新月异,正在深刻改变着企业运行的方式、客户的消费行为,催生孕育着“大金融”“大健康”等全新的商业形态。这些技术能够整合医疗健康产业链上独立分散的客户、医生、医院、药品企业等资源呢,有助于打造“以客户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生态圈。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进步,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基因诊疗等先进手段也助力保险企业改变公司服务模式。公司可从健康险的运作流程如线上购买、保单管理、核保理赔等方面进行调整,将人力成本缩减并将其转为由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管理系统,从而降低管理成本。其次,利用基因筛查、物联网等技术对参保人进行生活行为的监测,从预防环节开始降低发病率和赔付支出,从而提升利润率。最后,可以基于大数据生成的用户画像,将人群细分从而进行精准营销增加销量。

综上所述,未来一段时间内,健康保险发展将进入快速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在政策红利,外部环境,消费意愿和技术革新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将呈现以规模快速扩张和经营跨界融合为特征、以专业经营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提升为核心、以服务边界扩展和服务手段升级为载体的发展和竞争新态势。综合分析预计,未来15-20年期间,健康险行业将保持13%-18%左右的复合增长率,市场容量将扩至当前的12倍左右,同时将会结合现代信息技术与国家战略等因素等涌现一批高质量,强竞争力的中国健康险企业。

3.保险公司健康险业务分析

美国健康业务经过长时间发展已经形成一个完善的体系,其健康业务除了包含健康险业务之外,也包含了与健康相关的诸如卫生保健等其他业务,健康业务规模巨大、范围较广、相对成熟,以安泰保险和联合健康保险为例,两大健康险公司巨头的业务即包含健康保险产品也包含健康保险服务,两者相辅相成。国内目前已经有7家专业的健康险公司,其中平安初具“保险+医疗健康”服务体系,新华保险在健康险产品设计上有突出表现,但国内医保体系与美国截然不同,美国的医保体系中,保险公司是主要的参与者,政府计划、企业按月向保险公司付保费,几个大的健康险公司占据了整个医保市场,构建全国范围内的医疗体系有助于其获客、控费。而国内的医保则由政府主导,同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商业健康险更多的是起辅助作用。下面我们以四家公司为例,对比分析各家公司的健康险业务状况。

3.1安泰保险(AET.US):以健康险为主的多元化经营

2017年收入占比超过90%,主要提供医疗、药物给付管理服务、牙科、行为健康、及以被保险人、雇主资助或行政依据的视力计划,包括商业医疗和政府医疗两个方面:其中商业医疗在提供POS、PPO、HOM、Indemnity计划的同时,还提供健康储蓄账户(HSAs)和安泰健康基金等商业产品;政府医疗主要围绕美国医疗照顾(Medicare)和医疗援助(Medicaid)两大社会医疗保险计划开展。团体保险针对为雇员及其家属提供保障计划的雇主,通常情况下由雇主按月支付保费,主要包括寿险、大病保险和长期健康险,该业务已经在49个州以及华盛顿、关岛、波多黎各、美属维尔京群岛以及加拿大等地区开展。Large Case Pensions业务管理多种退休产品,内容有退休金和年金产品,主要是有纳税资格的退休金计划。

在公司的客户中,美国联邦政府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联邦政府支付的保费和费用以及其他收入占医疗保健部门收入的36%,占2017年综合总收入的34%。其中与CMS(医疗照顾与医疗救护服务中心)签订的Medicare合格个人保险合同占来自联邦政府收入的87%。医疗补助产品(Medicare Supplement)占2017年医疗保健部门收入的14%,占综合总收入的13%。

截止2017年底,安泰健康医疗会员人数约4943万人,其中医疗会员人数最多,2017年底约为2354万人,牙科和医药会员人数规模相当,约为1500万人左右。2017年会员人数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主要是受ACA法案影响,导致ACA资质的被保险人数下降,另外小型团险和ASC医疗招呼产品的下降也导致会员人数的下降。

3.2联合健康保险(UNH.US):产品与服务双线并进

联合健康集团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商业健康险公司,2017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第13位,在全美各州和国际间为个人消费者、雇主、政府、商业付款人和中介人等提供全面的健康保护服务,其旗下分为健康保险(United Health care)、健康服务(Optum)两大业务群,彼此独立,却又紧密配合。健康保险服务于企业员工、个人、政府计划中的老年人、低收入群体;健康服务承担健康、医疗、护理等职责,既能满足保险业务的服务需求,也能单独获客,服务保险体系外用户。在美国,联合健康保险(United Health care)通过120万医生和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以及大约6,500家医院和其他设施的网络安排折扣医疗服务,主要业务包括:雇主和个人业务、医疗照护与退休业务、政府医疗补助业务以及全球业务,各业务条线所覆盖人群及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各有侧重。Optum是一家健康服务企业,具有卓越的数据分析能力、医药护理服务、人口健康管理以及健康医疗服务与运营能力,通过Optum Health,Optum Insight和Optum Rx三个业务部门,为付款人,护理提供商,雇主,政府,生命科学公司和消费者提供服务。

联合健康集团收入增长稳定,2018年达到2000亿美元,2012年-2018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14.23%,其中健康保险业务收入高于保险服务业务,2012年收入占比接近80%,但随着健康服务业务的不断发展,该板块收入占比逐年提升, 2017年约为36%,其对健康保险业务的辅助作用以及对集团发展的驱动作用逐步凸显。健康保险业务中,以雇主与个人业务,以及医疗照护与退休业务为主,雇主与个人业务收入占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17年占比31.89%,而医疗照护与退休业务以及社区与各州业务上升趋势明显,2017年收入占比分别为40.42%,22.94%。

联合健康护理业务服务的客户人数截止2018年底约为4907万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境内客户,约为4285万人;其中基于商业风险所覆盖的人群占比达到65.71%,通过政府与公共部门覆盖到的人群约为1594万人,并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3.3中国平安(02318):科技加持健康医疗领域布局领先

A股上市的四家险企中,平安健康险保费收入规模最大(包含短期意外及健康险),2018年持续突破千亿元,增速超30%;中国平安健康险业务的发展是基于“大医疗健康”板块的整体布局,主要囊括四大业务板块:健康医疗服务、健康云、医保和商保。商保板块即商业健康险业务,“平安健康险”专注于为个人客户和企业客户提供高端医疗保险,在高端医疗市场占据领先地位,目前设有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深圳、辽宁、天津8家分公司。由于其分支机构较少,因此主要依托寿、养、产的销售队伍和中介机构拓展业务,团体渠道、个人渠道管理部负责与兄弟公司、中介公司的业务支持、激励和维护。平安健康险的国内医疗网络以三甲医院和特需门诊为主,主要分布在大中型城市,且均为自建网络,从与医院良好关系的建立以及提升自身服务标准方面较为有利。

其他版块的高速发展对平安健康险的增长带来很大协同效应,在健康医疗服务领域,中国平安打造了平安好医生,通过自主研发的AI辅助诊疗系统为用户提供涵盖7x24小时在线咨询、转诊、挂号、在线购药及1小时送药等医疗服务及多元化的一站式会员服务类产品,稳居中国互联网医疗健康领域第一入口。平安好医生积极投入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等技术研发,不断优化AI辅助诊疗系统,并应用于自有医疗团队,提升在线问诊服务效率、线下合作医疗机构诊疗效率。此外,平安好医生还将自身拥有的技术、管理经验等优质资源赋能生态圈合作伙伴,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截至2019年6月30日,平安好医生自有医疗团队1193人,合作医院数超3000家,其中三级甲等医院超1400家;合作药店超3.2万家,较年初增加1.6万家,覆盖全国200多个城市。;线下医疗健康服务合作网络累计覆盖400家中医诊所、1600多家体检中心、47000多家医疗诊所、1700多家牙科诊所和150多家医美机构在内的医疗健康服务机构超50000家;累计注册用户近2.89亿,日均咨询量达65.5万人次,在线医疗服务付费会员人数累计达143.86万。平安健康云是致力于社保+商保一体化结算的平台,已与健康险、寿险、产险、养老险达成合作,并已为多家医院和保险公司实现“商保线上结算”业务,而平安医保科技定位为科技驱动管理式医疗服务平台,通过与医疗健康服务各参与方的高效连接和有效协同,为医保、商保、医疗健康产业上下游的服务提供商乃至C端用户提供一揽子智能化解决方案。

由平安的战略布局可以看出,平安将重点放在健康管理和医疗信息(大数据)方面,投资医疗机构和药品器械分销作为次重点,力图打造一个融合医网、药网、信息网三网合一的新型健康产业链。平安运营着全国最大规模的互联网医疗平台,累计为超过2.89亿用户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寿险及健康险业务依托集团“金融+科技”双驱动战略,市场份额和行业影响力逐步提升。

3.4 新华保险(01336):客户需求导向明显,健康险产品为亮点

新华保险自2016年以来加速推进“大力发展保障型产品,以续期拉动增长”的战略转型,主打健康险、年金险等保障型、高价值产品,银保渠道加快转型发展步伐,主动收缩趸交业务,以年金险、健康险产品“双线发展”为基础,加大期交业务发展力度。2016年5月与国际再保险巨头合作,引入国际先进的重疾产品设计理念,推出“多倍保障”产品使得健康险业务发展迅速,9月上线的“健康无忧”产品仅两个月既实现新单保费收入14.52亿元,成为新华保险历史上在短期内销量最多的保障型产品,成功带动公司产品转型,至今已成为公司品牌与主打产品。近几年健康险保费收入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5年复合增速达到35.09%,高于中国平安(31.75%)和中国人寿(26.17%)。

同时新华健康险业务的开展逐年深入,健康险收入占寿险业务保费收入的比重逐年增加,在四家上市险企中处于首位。2017年为28.6%,2018年占比进一步提升至35.82%。2018年,公司个险渠道聚焦以健康险为核心的保障型业务,采取“以附促主”的销售策略,同时率先提出“风险管理师”的理念并付诸实践,重新定位营销队伍的职业形象,提高了营销队伍的专业内涵,以保障型业务为核心锤炼队伍销售能力,以附加险为抓手培养队伍销售习惯,队伍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2018年共实现健康险保费收入42.571亿元,同比增长23.49%;其中新单122.21亿元,同比增长30.6%,占首年保费的比例为58.7%,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26个百分点。

通过对中美健康险公司业务的分析,可以较为清晰的看出在中美不同的医疗保险体系下,健康险业务发展的区别。相比之下,安泰保险、联合健康保险更强调保险的保障属性,并在保险产品的基础上向客户提供一系列的医疗照护服务,与医院、医生、护理人员等服务体系建立紧密联系,相比之下国内的保险公司尚未打通产品与服务的链接,在健康保险服务领域相对较弱,医疗体系仍不健全。

1)在产品供给方面,美国健康险产品保障内容较为全面,包含医疗费用保险、失能收入损失险和长期护理保险。而中国的健康险险种主要是医疗费用保险,而且集中在重疾险,险种较为单一,保障力度不足,责任期限方面主要以短期险为主,多采取长短险结合、主险和附加险产品结合的方式进行销售。伴随中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慢性病的高发病率,居民对于产期护理保险和失能保险的需求日益增加,当前市场对于此类产品的供给尚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2)在客户结构上,美国健康险以机构团体用户为主,包括企业雇主、各州政府、联邦政府等,而国内健康险更多是服务个人用户。

3)健康管理服务方面,目前国内很多保险公司在尝试开展健康管理,大部分商业保险公司会针对个人或团体商业健康保险提供健康管理服务,且类型较为丰富,导医服务、重疾绿色通道服务的供给占比最高,但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配套服务覆盖能力仍表现不足,客户对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服务体验仍不充分。主要由于商业保险公司与医疗服务机构、健康管理服务机构等相关产业之间的纽带关系仍不紧密、尚未形成“产品+支付+服务”产业链生态圈。同时,因为普遍缺乏医疗卫生经验数据,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开发和定价能力、风险识别评估和管控技术的发展均受到很大制约。因此,我国商业健康险的开展仍然需要政策的推动,促成保险业与税务、社保、卫生、民政各相关体系联动,加大税收优惠力度、推动发展一系列政策险种,从供给侧与需求侧两个方向同时发力,助推商业健康险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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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市)党委、人民政府,市直及部省属驻甬各单位:

现将《健康宁波2030行动纲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健康宁波2030行动纲要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长远发展和时代前沿出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战略安排。为认真贯彻《“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健康浙江2030行动纲要》精神,全力推进健康宁波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特制定本行动纲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遵循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紧扣“共建共享、全民健康”主题,以提升健康素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打造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等为重点,以实施“十大专项行动”为主要抓手,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转变卫生与健康发展方式,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率先全面建成健康城市,为加快建设“名城名都”、实现“两个高水平”提供坚实健康基础。

——坚持健康优先,体现以人为本。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把促进健康的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更加精准对接和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健康需求,切实保障人民健康权益。

——坚持问题导向,推进改革创新。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围绕影响群众健康的主要因素、制约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全力推进卫生与健康领域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动形成具有宁波特色、促进全民健康的制度体系。

——坚持均衡发展,促进公平正义。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推动健康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基本医疗卫生、公共体育服务的公益性,逐步缩小城乡、区域、人群间基本健康服务和健康水平的差异,使全体人民平等享有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等健康服务,实现全民健康覆盖。

——坚持科学发展,提升服务水平。把握健康领域发展规律,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中西医并重,根据不同区域、领域和人群,制定并组织实施科学解决方案,在重点、特色、急需领域精准发力、寻求突破,分步有序推进健康宁波建设,促进卫生与健康事业同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

——坚持政府主导,实现共建共享。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多方协作、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强化政府在健康领域的领导、保障、管理和监督责任,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共识、激发市场活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健康新生态。

到2020年,率先建成全国健康城市试点示范市,全面建成健康城市。覆盖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进一步健全,健康领域基本公共服务日益完善,群众健康素养水平持续提高,健康理念在城市公共政策中得到充分体现,健康环境持续改善,健康产业体系基本形成,人群主要健康指标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为健康宁波建设和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到2030年,高水平全面建成健康城市。健康优先的制度设计和政策体系更为完善,健康生活方式得到普及,健康领域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公平、可及和优质,智慧健康体系基本建成,健康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持续提高,人群主要健康指标居于高收入国家先进行列,率先基本建成健康环境、健康人群、健康社会与健康发展和谐统一的健康促进型社会。

到2030年要实现以下具体目标:

——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2.5岁,人均健康预期寿命与人均预期寿命间的差距逐步减小,城乡居民健康差异进一步缩小。

——健康行为得到全面普及。全民健康素养大幅提高,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健康技能全面普及,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40%,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环境基本形成。

——健康环境更加优美安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评估制度进一步完善,环境污染及其健康危害风险基本消除,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98%,国家卫生乡镇创建率达到50%以上,人居环境更加系统化、自然化、人性化,生产生活环境更加优美。

——健康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健康服务资源高效整合,健康服务水平全面提升,满足群众多元化多层次健康服务需求,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2%以上。形成以健康大数据为基础、覆盖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智慧医疗覆盖率超过90%。

——健康保障更加公平可持续。系统性、多元化、全周期的健康保障体系基本建成,城乡健康保障差异基本消除。基本医疗保障、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体制更加健全,商业健康保险服务更加优质,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下降到25%左右。

——健康产业繁荣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实现高端化、国际化、集聚化发展,培育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健康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22%以上。

——健康治理更加科学有效。健康优先的制度设计和政策体系更为完善,健康发展监测评估机制更加健全,多元卫生与健康治理机制逐步形成,健康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

人均健康期望寿命(岁)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孕产妇死亡率(1/10万)

国民体质监测合格率(%

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1/10万)

主要致残致畸的出生缺陷疾病发生率(‰)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

省控断面IIII类水质比例(%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国控点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μg/m3)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

农村生活污水有效治理覆盖率(%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与减量处理行政村比例(%

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国家卫生乡镇创建率(%

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

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人)

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数(人)

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补偿率(%

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

主要食品、药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

健康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

注: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2020年、2030年目标值的预测高于2015年,主要是基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高龄高危孕产妇增加导致孕产妇、新生儿死亡率呈上升趋势的现实。

(一)健康素养提升行动

全面推进健康教育,使维护和增进健康成为全社会的自觉意识、内在需求和共同行动,让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和健康技能成为全民普遍具备的素质。

1.完善全民健康教育体系。建立健全以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为龙头,以医疗卫生计生机构为基础,多部门分工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健康教育与促进体系。加强市、县两级健康教育与促进工作的力量,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机构、学校、社区、镇乡(街道)和工作场所建立健康教育室(点)。加强健康教育指导员和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将健康教育作为所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全媒体的作用,加大健康科学知识和健康类公益广告宣传力度,积极建设和规范健康类栏目。到2030年,每千人常住人口健康教育指导员达到10人;中小学健康教育开课率达100%,每学期开设健康教育课不少于7课时。

2.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打造健康教育项目和活动品牌,推广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开展减盐、减油、减糖与健康体重、健康骨骼、健康口腔“三减三健”专项健康教育行动。制定实施市民营养计划,普及合理膳食营养知识,引导居民形成科学膳食习惯。对孕妇、儿童、老人、低收入人群等重点人群实施营养干预,逐步解决居民营养不足与过剩并存问题。推进地方控烟立法,积极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将青少年作为吸烟预防干预的重点人群,努力减少新增吸烟人口。加强限酒健康教育,控制酒精过度使用,减少酗酒。加强重点人群性教育,减少不安全性行为,减少非意愿妊娠和性相关疾病传播。加强毒品危害教育,健全戒毒医疗服务体系,最大限度减少毒品危害。到2030年,全市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比2015年降低20%,超重、肥胖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以下。

3.促进心理健康。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加强专业化心理咨询机构建设,在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和流动人口聚集地设立心理咨询室,充分发挥心理卫生协会等社会组织作用。加大全民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力度,提升心理健康素养。加强对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加大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特殊职业人群、慢性病患者、流动人口等重点人群心理健康问题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力度。不断完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务管理体系,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告登记和“一站式”救治救助管理。全面推进精神障碍社会康复服务。到2030年,心理卫生知识知晓率达80%以上,社区心理咨询开设率达100%,精神障碍社区康复规范开展率达80%以上。

4.提高全民自救互救能力。实施全民自救互救素养提升项目,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推进群众自救互救体验设施建设,在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机场、车站、大型商场、影剧院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配备自救互救设备和急救药品。支持、鼓励居民家庭自备医疗急救包,有条件的地方可向居民直接发放医疗急救包。到2030年,公众应急救护知识普及率累计达40%以上,实现每个家庭配备1个医疗急救包,全市公共场所每万人自动化体外心脏去颤器(AED)配备率达到1—2台。

(二)全民科学健身行动

坚持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建立全覆盖、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激发广大群众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热情,增强人民体质。

1.加快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纳入城乡规划,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健身设施网络,着力构建市、区县(市)、镇乡(街道)、行政村(社区)四级群众身边的全民健身设施网络和城市社区10分钟健身圈,加快打造体育健康特色小镇和城市体育服务综合体。结合城乡绿道规划,推进健身步道建设,完善公园绿地体育健身场所及配套设施。新建居住区和社区按相关标准规范配套群众健身设施,并与住宅区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投入使用。进一步推进公共体育设施、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实现公共体育设施和符合条件的学校体育场地设施100%向社会开放。至2030年,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平方米,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1.2块,全民健身设施布局更加科学合理,服务功能进一步提升。

2.健全全民健身社会组织。以规范化、社会化、专业化、实体化为基本要求,分类推进体育社团改革,提高体育社会组织承接全民健身服务的能力水平。有效整合资源,为体育社团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搭建平台。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体育健身俱乐部,推动体育社团组织网络向基层和不同人群覆盖延伸。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引导和扶持体育社团积极参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到2030年,每万人拥有体育社会组织3个。

3.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大力发展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休闲项目,积极推广适合不同人群、不同地域特点的特色运动项目,支持传统特色运动项目创新开展。以市民运动会、系列国际马拉松赛、甬超足球联赛、百万市民健身大联动等为重点,打造全市性全民健身活动品牌。制定实施青少年、老年人、职工以及残疾人等群体的体质健康干预计划。开发建设体育健身一卡通系统。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基本实现每个青少年熟练掌握2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加强社区体育设施与养老服务设施的功能衔接,改善老年人健身设施条件。加强科学指导,促进职业群体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推动残疾人康复体育和健身体育广泛开展。

4.提升全民健身指导服务水平。健全体育医疗和运动康复机构,构建市、区县(市)、镇乡(街道)三级国民体质监测网络体系。打造国民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综合服务平台,定期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开发应用国民体质监测大数据。建立完善运动处方库,开展运动风险评估。构建“体医结合”的健康管理与服务模式,推广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等慢性病运动干预。利用各类媒体和全民健身大讲堂等平台,广泛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和健身方法,提高城乡居民科学健身素养。到2030年,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6人以上。

(三)健康服务优化行动

创新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模式,提供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实现“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1.构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科学制定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重点加强儿童、妇产、精神、传染病、老年护理、康复等短缺资源配置。纵深推进“双下沉、两提升”工作,深化区域医联体建设,探索县域内医共体建设。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建立分层有序、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建立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三位一体”的重大疾病防控机制。完善医疗纠纷“宁波解法”,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2.打造省级医学中心。加强与境内外先进地区的医疗卫生战略合作,筹建宁波医学中心,带动提升区域医、教、研的整体水平。加强国家药物及器械临床试验基地建设。实施城市三级医院品质提升工程,推进各级重点学科(专科)、区域专病中心、重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等平台建设,打造一批省内领先、国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特色鲜明的专科医疗中心,提高疑难危重病诊治水平。实施县级医院能级提升工程,强化县级医院临床核心专科和县级龙头学科建设。实施基层医疗机构能力提升工程,深入推进镇乡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星级化、示范化建设。实施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不断优化群众就医体验。到2030年,力争建成国家重点临床专科3个,省级医学重点学科(含扶植学科)10个,省级区域专病中心30个以上。

3.完善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将安全有效、财政可负担的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建立免疫接种异常反应补偿保险机制。开展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市建设,设立重点慢性病防治专项,实现社区重点慢性病健康管理的全覆盖。逐步将癌症等重大慢性病早诊早治适宜技术,纳入诊疗常规和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畴。加强青少年儿童近视、龋齿、肥胖等常见病防治。建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提升服务质量、效率和均等化水平,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工作。加强艾滋病、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及新发和输入性突发传染病疫情防控。到2030年,甲乙类传染病疫情持续保持在低位水平,12岁儿童患龋率控制在25%以内。

4.优化重点人群健康服务。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加大再生育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保障力度,引导群众负责任、有计划地生育。实施母婴健康安全保障计划,为孕产妇提供生育全过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实施出生缺陷综合防治项目,建立涵盖孕前、孕期、新生儿各阶段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全面促进生殖健康,加强青少年、未婚育龄、更年期人群及流动人口生殖健康公共服务。开展适龄妇女“两癌”等重大疾病筛查。实施健康儿童计划,推进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建设,加大儿童重点疾病防治力度。强化老年人健康管理,推进医养结合,促进老年医疗、康复、护理、生活照料、安宁疗护的有序衔接。建立对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人补贴制度。实施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和残疾人精准康复行动,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医疗康复项目按规定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到2030年,养老机构医疗卫生服务实现全覆盖,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到100%;有适应指征的残疾人康复服务率达到95%以上。

(四)中医药振兴发展行动

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强化中医药传承创新,进一步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实现中医药振兴发展。

1.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实施中医药服务基础建设工程,大力推进市县两级中医医院基础设施建设,综合(专科)医院中医科室标准化建设和基层医疗机构中医综合服务区星级化建设。实施中医药临床优势培育工程,加强中医药临床学科专科建设,开展中医优势病种防治研究,推进中医药适宜新技术研究应用。深化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全面推进国家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综合(专科)医院中西医结合示范病区(医院)创建活动,促进中西医融合发展。发展中医特色康复服务。到2030年,中医药服务网络实现城乡全覆盖,确保人人享有基本中医药服务。

2.发展中医治未病服务。实施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建立健全中医治未病服务体系,探索建立融健康文化、健康管理、健康保险为一体的中医健康保障模式。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规范的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培育一批技术成熟、信誉良好的知名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集团或连锁机构。实施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提升工程,大力传播中医药知识和易于掌握的养生保健技术方法。

3.培育中医药特色优势。加强中医药科研工作,支持中医药系统创新,组织开展重大疑难疾病防治联合攻关。加强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组织实施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系统梳理、继承具有宁波特色的中医学术理论、流派及学说,重点加强市中医院的中医医疗技术中心、名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等建设。加强宁波道地药材规范化种植,挖掘民间诊疗技术和中药方剂,融合现代科技成果,加强重大疑难疾病、慢性病等中医药防治技术和新药研发。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推动“智慧中医”建设和中医药服务模式创新。支持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发展,加强中医药健康服务产品研究开发,建设一批中医药连锁服务机构,开发一批中医特色医疗养生旅游产品和服务项目,大力培育中医药养生旅游基地。

(五)健康保障完善行动

按照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坚持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建立完善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为延伸、医疗救助为托底、社会慈善和商业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基本医保稳定可持续筹资和报销比例调整机制。深入推进医保市级统筹,实现“政策框架、筹资方式、缴费水平、保障待遇、目录管理、信息系统、基金管理”七统一。加强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的政策衔接,逐步向统一的全民健康保险过渡。完善全民健康体检制度,实施医保历年账户余额用于健康体检和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等领域,实行家庭成员共济使用。

2.提升重大疾病保障水平。完善大病保险制度,推进大病保险市级统筹,逐步缩小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大病保险待遇差距。稳步扩大大病保险特殊药品范围,提高肿瘤患者等群体的大病保障水平。健全罕见病医疗保障机制,稳步扩大罕见病医疗保障病种范围。加大医疗救助力度,加强医疗救助与基本医保、大病保险之间的衔接,实行应保尽保、应救尽救。

3.加大长期护理保障力度。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多方筹资”原则,以社会互助共济方式筹集资金,探索建立为长期失能人员提供基本医疗护理和生活护理服务的社会保险制度。加快推进城乡居家养老服务站、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及区县(市)“枢纽式为老服务综合体”建设。逐步建立完善基于长期护理保障制度支持的护理康复服务体系。

4.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以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契机,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发各类医疗和疾病保险产品,发展各种形式的商业护理保险,提升特殊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抗风险能力。落实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个人参加商业健康保险及各种形式的补充保险。建设商业健康保险信息平台,探索实施商业保险医疗直赔服务,建立商业健康保险服务的宁波标准。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公司与医疗、体检、护理等机构合作,发展健康管理组织等新型组织。探索国际医疗保险结算方式,促进医疗机构与国际接轨。

5.优化医保管理服务模式。深化医保支付制度改革,积极推进按总额控制付费、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等复合型支付方式,积极探索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RGs)。建立健全医保部门和医疗机构间协商谈判机制、盈亏分担机制,严格控制医疗费总量增长率。完善定点医药机构监管体系,以协议管理为重点,全面实现医保智能监控。完善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和转诊备案制度,实现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直接结算。逐步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医保部分业务经办。

(六)健康环境改善行动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以优化生态环境、人居环境和生产环境为核心,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让天更蓝、地更净、水更清、地更绿、环境更优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1.全面开展环境污染防治。推进环境保护立法工作,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强化环境质量目标考核。持续推进“五水共治”,加强饮用水源保护,深化“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全面消除河道黑臭和劣V类水体。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恢复水生态,改善水环境。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统筹推进工业废气、车船尾气、建筑扬尘、餐饮油烟和秸秆焚烧“五气共治”,重点做好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和绿色港口建设两项治理工程,到2030年PM2.5浓度控制在35微克/立方米以下。全面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开展永久基本农田土壤污染治理,加强污染地块开发利用监督管理,保障污染地块开发利用的环境安全。

2.提升生态环境承载力。深入实施海上“一打三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近岸海域和海湾污染,推进象山港、杭州湾、三门湾区域综合整治。严守林地和森林、湿地、物种三大生态红线,实施森林生态屏障建设工程、湿地保护与修复工程、区域绿化建设工程,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的保护与修复力度,让自然生态休养生息。

3.打造绿色和谐人居环境。巩固深化“三改一拆”、“四边三化”、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和治危拆违专项行动,深入开展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推进美丽都市、美丽县城、美丽小镇、美丽乡村创建,促进人居环境整洁。加大垃圾治理力度,基本实现城乡垃圾分类处理全覆盖,推进农林废弃物、建筑垃圾、餐厨废弃物处理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立从源头到龙头的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体系。加强重点场所卫生管理,加快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严格病媒生物综合预防控制,到2030年全市农村家庭、公共场所无害化卫生公厕实现全覆盖,所有区县(市)、镇乡“四害”密度控制水平均达到国家C级以上标准。

4.加强环境与健康监测评价。建立覆盖污染源监测、环境质量监测、人群暴露监测和健康效应监测的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网络及风险评估体系,进一步加强环境与健康管理。实施环境与健康风险管理,划定环境健康高风险区域,探索建立高风险区域重点项目健康风险评估制度。建立统一的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全面推进环境信息公开。完善饮用水、重污染天气、土壤污染的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

5.推进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建设。在巩固提升卫生创建成果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建设。实施“健康细胞”培育工程,广泛开展健康社区、健康村镇、健康单位和健康家庭建设,提高社会参与度,到2030年,建成一批示范性健康城区、健康村镇,全市建成健康社区500个,健康单位1万个,健康家庭10万个以上。

(七)食品药品安全保障行动

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实施最严格的食品药品质量追溯制度,强化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全过程监管,确保市民舌尖上的安全和用药安全。

1.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落实全过程可追溯管理、问题产品主动召回退市和黑名单曝光等制度。构建“市级为龙头、县级保基本、基层重快检”的三级检验检测体系,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建立健全县级政府负总责、职能部门履职尽责、镇乡(街道)政府联防联控的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机制。加强互联网食品经营治理和进口食品准入管理。深入开展农(渔)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推进农药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开展兽药抗菌药治理行动。加快食品安全电子追溯体系建设,到2030年,95%以上城区农贸市场建成、使用农产品追溯体系。

2.加强药品医疗器械安全监管。深化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支持创新药品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完善药品医疗器械追溯体系,实现全品种、全过程可追溯。健全药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国家药品检验实验室认可的口岸药检平台、省医疗器械检验院宁波实验室。实施药品医疗器械安全全程监管,健全药品医疗器械使用环节监管和高风险在用医疗器械定期检查制度,强化药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抽验。推进监管部门与企业联网的网上监管系统建设,提升药品医疗器械经营规范化水平。到2030年,全市药品监督检查和抽验覆盖率保持在98%以上,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数保持在800份/百万人以上,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报告数200份/百万人以上。

3.提高食品药品安全现代治理能力。推进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建设市民满意和放心的食品安全城市。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的违法行为。深化食品药品安全诚信体系建设,健全失信惩戒、守信激励机制。实施食品药品安全知识普及行动计划,构建由守信的从业者、尽责的监管者、理性的消费者、客观的传播者共同参与的食品药品安全共治格局。到2030年,建成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所有区县(市)达到省食品安全县(市、区)标准;基层食安办、监管所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速测室均100%达到规范化标准。

(八)公共安全强化行动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提升突发事件应变能力,减少公共安全事件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威胁,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1.加强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风险等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责任考核追究等工作。大力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推进安全生产、应急避险和职业健康知识进企业、进学校、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公共场所,强化全民安全意识教育。加强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综合监管,开展重点行业领域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强化职业病报告制度,严防重大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完善安全生产风险管理机制。到2030年,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明显下降,慢性职业性化学中毒、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和急性职业性放射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

2.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深入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加强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养。严格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大力推进公路安全综合治理,加强营运车辆动态监管和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加强对客运、危化品运输企业的安全监督检查,实现分类管理和重点监管。实施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倡导文明交通行为。到2030年,道路交通死亡率下降到1.73人/万车。

3.打造口岸公共卫生标杆。巩固深化国际卫生机场(港口)创建成果,持续提升口岸核心竞争力。建立完善智能化的口岸疾病预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卫生监督管理、国际旅行健康服务、核生化有害因子监测等处置体系。建成全国一流的生物安全三级(BSL—3)实验室,提升口岸卫生监测、检测技术能力水平。建立完善基于源头防控、口岸卫生安全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联防联控机制,妥善应对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全口岸病媒生物及重大虫媒传染病防控机制。提高动植物疫情疫病防控能力,强化国门生物安全保障能力。到2030年,建成世界一流的口岸公共卫生体系。

4.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深化综合应急信息平台体系建设,推动应急平台之间网络连通、数据交换、系统对接。完善城乡公共消防设施,进一步加强医疗急救、突发事件卫生应急、紧急医学救援体系建设。推进避灾安置场所、救灾物资储备库和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建立健全防灾减灾协调机制、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和灾民基本生活保障机制,完善巨灾保险制度。到2030年,城乡公共消防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医疗急救、突发事件卫生应急能力和紧急医学救援能力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九)智慧健康建设行动

坚持以健康需求为导向,以应用发展为引领,以网络平台建设为基础,着力构建具有宁波特色的智慧健康服务体系。

1.打造智慧健康云平台。建立跨部门、互联互通的健康医疗数据共享机制,建成统一权威的智慧健康云服务平台,实现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综合监管等六大业务的集成共享和业务协同。完善人口健康信息标准体系和安全保护机制。到2030年,市级及区县(市)区域人口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达到五级乙等及以上标准。

2.发展“互联网+健康”服务。积极推动健康服务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构建集预防、治疗、康复和自主健康管理于一体的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新模式。加快推进以云医院平台为核心的智慧医疗建设,着力构建“网上医联体”,推进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放大优质医疗资源辐射效应。积极开展网上预约、网上门诊、网上支付、在线随访、网络查询及健康管理等智慧健康便民益民服务,优化就医流程,改善就医体验。

3.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与应用。建设宁波市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完善全员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三大数据库,推进人口健康大数据的开放共享、深度挖掘和广泛应用。大力推广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生物三维打印、医用机器人、可穿戴设备等先进技术和装备产品,强化健康医疗大数据在行业治理、临床科研、公共卫生、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应用。推进网络可信体系建设,加强健康医疗数据安全保障和患者隐私保护。到2030年,建成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示范城市。

(十)健康产业发展行动

推动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相互衔接、相互促进,促进健康服务业、健身休闲运动产业、生物医药产业以及健康产业新业态共同发展、共同提升,使健康产业成为我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和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1.优化多元办医格局。瞄准供需矛盾突出领域,以先进技术、特色服务、品牌质量为重点,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进一步激发医疗领域社会投资活力。破除社会办医的体制机制障碍,依法简化优化审批流程,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加强依法管理,建立医疗机构及从业人员黑名单制度和退出机制,促进规范发展。依托重点医院,引入国外知名医疗机构和国际化医院管理团队,设立国际化医疗中心和国际化医院,推进医疗卫生国际化。改革医师执业注册方法,促进医师有序流动和多点执业。

2.发展健康服务新业态。积极推进健康与养老、旅游、互联网和金融保险等融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大力推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鼓励各类保险资本投资设立健康保险、养老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新型保险机构,支持保险公司开发新型健康保险产品。加快发展康复与护理服务,合理布局、加快发展各类康复机构,构建形成由康复医院、社区康复、居家康复构成的三级康复服务体系。加快发展健康养老服务,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健康养老服务业,构建智能养老服务网络。发展健康旅游产业,大力培育具有宁波特色的健康旅游品牌,打造国家级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加快发展专业医学检验中心、医疗影像中心、病理诊断中心和血液透析中心等。创新发展医药流通业,规范发展医药电子商务,提升药品物流的信息化、智能化和标准化水平。加快发展健康体检、监测和综合管理服务,支持引进国际高端健康体检机构。支持发展第三方医疗服务评价、健康管理评价,以及健康市场调查、教育和咨询服务。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大力发展专业化、市场化医药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3.培育壮大健身休闲运动产业。加快体育资源开放共享,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体育休闲产业发展。整合体育场馆资源,创新运营机制,放大综合效应。大力发展赛事经济,鼓励体育单项协会发挥优势,积极承办各类赛事,进一步打造宁波本地特色赛事。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体育健身俱乐部,积极培育山地、水上、航空、汽摩、冰雪等户外休闲运动项目,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健身休闲示范区和产业带。

4.推进健康产业高端化、集聚化发展。加大对前沿研究领域、优势产业领域创新发展的支持力度,依托重点产业园区、高校院所建立一批产业技术研究中心或研究院,大力推动协同创新,努力在关键技术研发上取得重大突破。大力发展医疗装备与器械制造业,引进一批现代医疗装备龙头企业,培育发展一批医药行业龙头骨干企业,研发一批拥有自主产权的高精尖医疗设备。加快推动医药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推进化学制药、现代中药等药物领域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化推广,积极开发贝母、麦冬、铁皮石斛、植物提取物等相关中药产品和保健食品。研究制定支持健康产业发展的相关配套政策,加快以健康为主题的产业基地建设,促进现代健康产业集群式发展,全力打造宁波生物产业园。大力发展高端体育用品制造业,重点发展可穿戴智能运动装备、健身器材、体育训练竞赛器材、运动服装、水上运动产品等用品和装备,打造特色体育用品产业集群。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健康宁波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通力协作的工作格局。成立健康宁波建设领导小组(见附件1),统筹协调健康宁波建设工作,审议确定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工程和重要工作安排。各地各有关部门特别是专项行动的牵头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配套措施和支持性政策,确保健康宁波建设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二)强化政策支撑。加强资金、土地、人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增强健康宁波建设的要素保障能力。健全稳定可持续的卫生与健康投入机制,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对薄弱区域、薄弱环节、薄弱领域的投入倾斜。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债券等融资支持,鼓励社会组织和企业投资卫生与健康领域,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形成多元化投资机制。实施健康科技重大工程和项目,推进若干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协同创新网络建设,扎实推进健康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大健康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实施卫生健康领域“泛3315计划”,加快培育引进各类紧缺人才。

(三)强化改革创新。修订完善卫生与健康地方性法规规章,深化健康相关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依法行政、政务公开和信息公开。建立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系统评估各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重大工程项目对健康的影响。加强卫生与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机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医疗、医保、医药、医防、医养“五医联动”,统筹推进公立医院管理、分级诊疗、社会办医等各项改革任务。创新合作交流机制,强化区域间健康资源要素整合及优化配置,推动国内外知名医学院校、医疗机构与宁波开展战略合作。

(四)强化宣传引导。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维护促进人民健康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宣传健康宁波建设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和专项行动,增强对健康宁波建设的普遍认知。每年发布健康宁波建设情况白皮书,公布健康宁波建设进展和居民健康状况。完善参与激励机制,畅通公众参与渠道,扩大健康城市志愿者队伍。强化医德医风建设和行业自律,加强正面宣传和典型引导,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健康宁波建设的良好氛围。

附件:1.健康宁波建设领导小组

傅建林  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王仁元  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王建云  市政府副秘书长

朱金茂  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张文杰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彭朱刚  市发改委主任

陈炳荣  市经信委主任

黄志明  市教育局局长

励永惠  市科技局局长

罗利达  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周忠贤  市民政局局长

孙义为  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郑进达  市环保局局长

王丽萍  市规划局局长

陈寿旦  市住建委主任

郑一平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张世方  市交通委主任

劳可军  市水利局局长

许义平  市林业局局长

张爱琴  市文广新闻出版局局长

张南芬  市卫生计生委主任

黄加成  市卫生计生委党委委员、巡视员

陈少春  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

李浙闽  市旅游局局长

谢月娣  市统计局局长

徐柯灵  市市场监管局(工商局、食品药品监

徐光宪  市质监局局长

王爱民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钱雪华  团市委书记

顾卫卫  市妇联主席

陈文辉  市科协主席

朱学峰  市残联理事长

方  燕  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党组书记

卢厚林  宁波检验检疫局局长

领导小组在市卫生计生委下设办公室,张南芬兼任办公室主任,黄加成、徐健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健康宁波建设十大专项行动任务分工表

市委宣传部、市编委办、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文广新闻出版局、市卫生计生委

市综治办、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残联

市财政局、市卫生计生委

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国土资源局、市规划局、市住建委

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残联

构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

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

完善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服务

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妇联、市残联

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

市委宣传部、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

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文广新闻出版局、市旅发委

市财政局、市卫生计生委、市金融办、宁波保监局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卫生计生委、市金融办、宁波保监局

市发改委、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卫生计生委、宁波保监局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卫生计生委、市金融办

市财政局、市卫生计生委、市市场监管局

市国土资源局、市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局、市海洋与渔业局

市环保局、市规划局、市海洋与渔业局

市委农办、市住建委、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水利局、市爱卫办分别负责

加强环境与健康监测评价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卫生计生委、市气象局

市教育局、市农业局、市林业局、市商务委、市卫生计生委、市海洋与渔业局、市质监局

市编委办、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卫生计生委

加强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管理

市卫生计生委、宁波机场与物流发展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

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卫生计生委

市经信委、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体育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残联

发展“互联网+健康”服务

市人力社保局、市体育局、市市场监管局

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与应用

市经信委、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体育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残联

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国土资源局

市科技局、市卫生计生委、市旅发委、市体育局、市市场监管局、市金融办、市残联、宁波保监局

市发改委、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商务委、市文广新闻出版局、市卫生计生委、市旅发委

推进进健康产业高端化、集聚化发展

市经信委、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卫生计生委、市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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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月15日起,深圳市民通过手机APP就能在深圳人民医院、北大深圳医院、深圳中医院等7家公立三甲医院实现在线医保支付。平安宣布正式启动医保卡移动支付试点运行。

据悉,目前在深圳有20家医院与平安展开合作,深圳人民医院、北大深圳医院、中医院、罗湖医院集团、南医大、南山人民医院和港大深圳医院共7家将作为第一批试运行医院。其中,深圳人民医院作为全国首个全流程医保卡移动支付试点医院,将与平安展开独家合作。

此前,微信、支付宝分别在深圳上线了移动医保支付业务。深圳的医保用户可以分别通过微信、支付宝绑定医保卡实现医保在线支付。保险巨头平安的移动医保支付具体如何操作?有哪些新亮点?

据动脉网了解,平安移动医保支付的核心载体是平安社保钱包。平安社保钱包的最大优势是完全契合了医院的就医流程,作为医院就诊App的插件,嵌入客户就医的诊前、诊中、诊后全流程。

值得一提的是,平安的移动医保支付采取的是平台模式。平安社保钱包作为一个插件,既可以嵌入医院自有的APP,也可以嵌入第三方平台。通过平安社保钱包页面绑定社保卡、银行卡后,便可在就医的过程中实现“医保+自费”的一键支付。

此前,动脉网采访平安创投副总经理张江了解到,平安所投资的公司,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嵌入到平安已有的业务或者产品中。很显然,此次的平安在线医保支付功能将会逐步对接到平安旗下投资、合作的各大公司中去。

除了平安自有的平安好医生APP外,平安还通过投资、合作等方式渗透到整个医疗产业链上。

糖尿病慢病管理平台掌上糖医、医药O2O药给力的投资方中,都有平安的身影。在体检领域,平安投资了美年大健康、慈铭体检;在制药领域,平安投资了云南白药、参与了药明康德的私有化;医疗器械领域,平安参与了迈瑞的私有化。在互联网保险平台上,平安投资了大特保、众安保险。

在移动支付C端领域,微信、支付宝已经积累起庞大的用户群体,而这是平安目前所欠缺的,因此其选择与B端合作的方式布局移动医保支付业务。而微信、支付宝则直接可以抵达C端用户来实现这一业务的推广。

而无论选择哪种方式切入,微信、支付宝、平安在移动医保支付业务布局的快慢都取决于与医院合作速度的快慢。早在两年前,微信就通过“智慧医疗”、支付宝通过“未来医院”尝试将医院的就诊流程转移到线上。平安的优势则在于多年来在医保经办业务上积累的经验和资源。

除了基本的自助缴费外,平安医保在线统一支付平台还将与医院后台HIS系统深度整合,支持预约挂号、候诊叫号、化验通知、取药提醒、处方支付、检验检查支付等功能,充分介入用户就医的诊前、诊中、诊后全流程。

用户在家里就可以完成寻找医生、在线实名预约挂号、在线支付等诊前安排;申请退费也十分方便,系统会自动将费用原路退款给用户。

今年初,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明确了医疗健康作为平安未来的两大核心战略之一,且健康管理则以电子健康档案和健康管家移动平台为核心。

电子健康档案是整个医疗大数据的核心资源,这块资源则必须建立在整个医疗信息化的基础上。这即是平安医保在线支付平台能够与医院HIS深度对接的原因。

此外,平安还在搭建数据服务平台“健康云”,意图成为精准专业的医疗数据运营服务商。平安布局医疗健康领域的另一大核心产品则是“医保一账通”,“医保一账通”是平安面向全国各地的医保系统建立的智慧医保管理和服务系统,通过与当地医保系统对接,助力医保用户体验和服务效率的提升。目前,“医保一账通”签约医保合作城市超过100个。

未来所有行业的战争将是大数据的战争,医疗大数据因此成为各家争抢的“肥肉”。

据悉,腾讯将帮助深圳人社局再造内部业务系统的流程,同时拓展业务渠道,创新服务模式。而且还将协助深圳人社局建立私有云平台,改善服务器和存储设备等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一方面提升运行效率,另一方面降低运维成本,以迎合业务增长带来的新需求。

更进一步,腾讯还会对人社所积累的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挖掘,并将成果输出,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理性科学的数据参考。

未来:接入“商保”,打通医保移动支付全流程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15年末,深圳社保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200万。随着不断增加的参保人数量,利用互联网工具来提高医保支付效率也更加迫切。

其实,平安在医保领域早有所试水,尤其在医保基金管理方面积累了多年经验。平安养老保险参与的厦门医保经办服务,已经让厦门医保费用增速降低了4%。

这就是平安在厦门打造的“平安范式”:政府主导和保险公司运作相结合的政企合作方式;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新农合三者结合的城乡一体化管理方式;专业风险管控和一站式即时结算相结合的服务方式。

平安还自主开发的医疗费用智能审核系统,可以帮助医保部门加强基金管控,保障基金安全并提高使用效率,有效控制医疗资源控制。

而且,平安还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建立起了平安智慧医保系统。平安智慧医保系统的核心是,基于药品知识库、诊疗知识库、耗材知识库等建立起运算系统,对医院的费用进行审核。

这也使得平安的在线医保支付平台具有更强大的医保在线支付管控能力,尤其是确保资金结算安全和信息传输方面的能力,是平安医保在线平台进一步向全国医院布局的一大优势。

据悉,下一阶段,平安医保在线平台还将推进与商业保险接入的兼容,实现“医保+自费+商保”的一键支付,达到移动医保支付的“全流通”。 

平安还将提供更多智慧医疗服务,满足客户的跨院支付、信用支付等多种场景支付需求;满足客户在医院外医保定点药店购药、在医院下辖的社康服务中心取药等院外的健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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