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情况下别14集团军被裁最新情况会向我所在14集团军被裁最新情况发调兵令

原标题:黄继光舍身堵枪眼不容置疑的真相

直至牺牲,黄继光也没有留下照片,只能用绘画还原这个壮烈的画面。

四川中江黄继光纪念馆,李继德老人终于兑现了六十多年前的约定。

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在夺回地表阵地。图为537.7高地战斗实景。

上甘岭,方圆不过3.7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山头。因为六十多年前的那场惨烈战役,这个朝鲜地名被中国人永远铭记。

43个昼夜的拉锯战,山头被炮火削低两米,化成一米多厚的齑粉……美国人始终想不通,他们动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炮火密度,付出了两万多人伤亡的代价,为何就是没能攻下这两座山头?

那不只是两座山头,更是中国军队的精神地标。每一抔泥土里,都浸透着中国军人的英雄血,饱含着舍生忘死的英雄气。上万名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筑起了这个无法撼动的堡垒。

这里最广为人知的英雄叫黄继光,人民军队历史上两位特级战斗英雄之一。危急时刻,他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挺身一扑的决绝身影,震慑敌胆,化作上甘岭高耸的丰碑。

然而,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近年来却在网络上被怀疑、被恶搞。

黄继光的故事,其实早该被中国人熟知、铭记。我们的讲述,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还原英雄真正的真相。

今年4月底,一位山东老人奔波数千公里,来到了四川省中江县—黄继光的家乡。他是黄继光的亲密战友、生死兄弟,来兑现63年前的一句承诺。

上甘岭战役前夕,黄继光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咱们约好,如果我死了,你就给我家里写信。如果你死了,我就给你家写信,还要去家里看一看。”

不久之后,上甘岭战役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黄继光英勇牺牲。

英雄的生命,如流星般灿烂而短暂,直到牺牲都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李继德看到黄继光牺牲时的壮烈,却在很多年里都不知道黄继光已是举国传颂的英雄。

黄继光牺牲后不久,李继德也身负重伤,归国后退伍。他的家在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一个黄河大堤下的小村子,闭塞偏远。李继德只知道黄继光是四川中江人,六十年间,他给中江县写过信,信封上写不出收信人而石沉大海,没有回音。直到今年,在当地媒体的帮助下,李继德才终于能够兑现当年的承诺,到黄继光的家乡看一看。

抚摸着黄继光的雕像,老人老泪纵横,哽咽着叫“黄大哥”。那是六十多年前的称呼,“他叫我‘小李子’。”老人说。

雕像栩栩如生,李继德却不能完全认可,“像是挺像,就是雕得胖了点。我们那个时候在战场上,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用雪和着炒面吃,哪有那么胖。”

在他的记忆里,黄继光个子不高,肤色有点黑,瘦瘦小小的,但身体很结实,是典型的四川人相貌。

李继德和黄继光关系要好,一个很重要的机缘是“他是我接的新兵”。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只有16周岁的李继德跑到征兵点报名。由于年龄太小,他被部队拒绝。不甘心的李继德找到征兵干部,积极要求参军入伍。“这个兵有股子劲头,我要了。”征兵干部的一句话,让李继德成为了一名志愿军战士。为了达到参军条件,他的出生年份被提前了四年,登记为1931年。

1951年6月,李继德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二营六连一排一班,成为该班最年轻的战士。

部队经短暂训练后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大约一个月后,又一批新兵补充到六连。连长万福来带着李继德等几名战士,把新兵迎进了驻地。李继德接过一名新兵的背包,拉着他进了连部—一个山坡上挖出来的地窨子。这个新兵就是黄继光。

黄继光入伍和李继德一样有些波折。因为身材矮小,他起初被征兵干部拒绝了。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又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强大精神号召,参军入伍是无数中国热血男儿最大的志向。黄继光几次三番软磨硬泡,最终部队接纳了这个中江贫苦农家的孩子。

“接新兵”是军队里一个有特殊意义的程序,虽然当时没有条件搞什么仪式,但接新兵的老兵是新兵入伍后接触的第一个战友,两个人往往能结成好朋友。

不过,李继德说黄继光是他“接的新兵”,多少带些玩笑成分,那时候李继德也不过才入伍一个月,还是个新兵蛋子。而且黄继光比李继德大五岁,在此后的交往中,倒是黄继光像个大哥一样时时处处关照他。

“班里一共16个人,黄继光对我最照顾,吃饭时老是给我夹菜,说我个子大、吃得多。”老人回忆。“我们睡一个大通铺,头碰头,什么话都说,什么事都聊。”

接新兵的短暂交流中,李继德知道了黄继光的名字和家乡。

关于黄继光的名字,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他原名“黄继广”,牺牲后的报道中被错写成“黄继光”,就此将错就错。记者在黄继光纪念馆中看到黄继光第一次立三等功的证书,上面登记的名字确实是“黄继广”。

李继德回忆,黄继光的四川口音很重,自我介绍时说的是“黄继光”还是“黄继广”,他根本听不出分别,第一印象就是“黄继光”。不过,他确实在战士姓名登记中看到过“黄继广”,很多战友也都认为“黄继广”的名字才是正确的。在李继德浓重的山东口音里,“光”和“广”的发音同样难以区分。这个连的战士以四川、山东居多,且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在黄继光牺牲前,没有人纠缠他名字的具体写法。

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黄继光本人基本不识字,他留下的文字、包括家信都是请人代笔。“黄继光”或是“黄继广”的姓名记录,很可能是代笔人按照自己的耳音随机写下。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原第45师宣传科副科长、在战报中写下黄继光名字的李明天,曾专门询问过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黄妈妈回答:“过去有时写黄继光,也有时写黄继广,这两个字都好。”

黄继光脑子灵,一教就会,身体素质出众,万福来非常喜欢这个在训练中表现突出的新兵。他把黄继光看做“一块好钢”,很快就让他担任了自己的通信员。

在基层连队中,被连长挑选出来当通信员的,都是战士中的佼佼者。李继德说,新兵训练结束配发武器,班里仅有的两杆冲锋枪发给了他和黄继光。那是当时部队里最先进的单兵武器,只配给最出色的战士。提及此事,李继德至今仍带着几分骄傲。

黄继光给连长当了大约一年的通信员,1952年10月,他被营参谋长张广生看上了,调到营部任参谋长通信员。李继德则被营长秦长贵相中,当上了营长的警卫员。

通信员、警卫员其实没什么分别,都有两大任务,一是保障首长的安全,二是在战斗中传送作战命令。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敌军火力强大,我军电台、电话等通信手段都不能保证随时畅通,大量的作战命令,就要靠通信员穿越枪林弹雨去亲口传达。

通信员、警卫员并不是一线战斗人员,却往往要担负九死一生的任务。黄继光第一次立三等功,就是因为多次出色地完成了这样的任务。

上甘岭战役前夕,师电影队到基层连队慰问,播放苏联电影《普通一兵》。电影描写的是卫国战争时期,红军战士马特洛索夫为了战斗胜利,用身体堵住敌人从碉堡里射出的子弹,壮烈献身的故事。

回营部的路上,李继德与黄继光交流起观后感,“我说,这个人真勇敢,是真正的英雄;黄继光说,一个人死能救那么多人,能打胜仗,要是搁着我,我也这么干!”

黄继光真的做了中国的马特洛索夫。

黄继光、李继德这批新兵到部队时,15军刚刚参加完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正在补充休整。那次战役在战史中的评价是“总体上是次胜利,但收尾不理想。”

“不理想”是因为可计算的志愿军人员损失略大于美军。战役结束后,仅15军就补充了新老兵合计1.7万人。此时的15军,还被志愿军当成战略预备队,这是一个算不上主力部队的定位。

李继德回忆,初入朝鲜时,他们除了新兵训练外,很长时间是在后方修路,或者是为前线部队运输给养。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倚仗着空中优势,对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狂轰滥炸。处在休整期的15军不能上阵杀敌,休整长达9个月。将士们干着修桥补路的“工兵”和人扛马驮的“运输兵”的活儿,犹如困兽。

15军那时还是一支年轻的部队,其前身是1947年8月成立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基础出自太行军区及所属分区十几支地方武装。

九纵底子薄,成军短,在解放战争初期,很长时间只能配合主力部队“敲敲边鼓”。直到1948年,攻郑州、战淮海,九纵在中原野战军中打出了威风。淮海战役后,九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作为二野渡江先遣军,打过长江,一路挺进到福建,随后又根据中央军委部署,兵锋转向西南,横扫两广……

三年南征北战,15军叱咤沙场,初露虎相霸气。但是当时解放军有多达57个野战军,论起军史战功,军长秦基伟也只能心有不甘地“承认”,15军只能算二等部队。

朝鲜战争的爆发,让15军有了证明自己的机会。1951年,15军作为第二批入朝部队,从四川泸州、内江等地千里跃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

15军首战是参加第五次战役,表现出色,但远未达到38军那样令彭德怀高呼“38军万岁”的显赫。真正让他们扬名立威的战斗还要一年之后。

1952年10月14日清晨,“联合国军”的300余门大炮、27辆坦克、40余架飞机疯狂地向五圣山南的两个小山头倾泻着弹药。上甘岭之战打响。在这片3.7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产生了人类战争史上单位面积火力密度的最高纪录!

“联合国军”发动的此次攻击名为“摊牌”。

此前,朝鲜战场上经历了难得的一段相对平静。停战谈判已经开始,敌我双方边谈边打、打打谈谈。两军在三八线上对垒,围绕着那条看不到的纬度撕扯角力。到1951年11月以后,战线变得相对稳定,两军对峙。

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静一样,战场上的平静,酝酿着更惨烈的厮杀。

“摊牌”行动瞄准的两个小山头,正是志愿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战线中部地区的最高峰五圣山的前沿阵地。一东一西,相距只有150米,互为犄角,是向南楔入“联合国军”阵地的两颗钉子。

东面的537.7高地,由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共享”:我们占据北山,他们控制高地。西面的597.9高地,由3个小山头组成,“联合国军”称之为“三角形山”。两个高地后面的山洼里有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叫上甘岭。当时没人能料到,这个小村庄将因为这场战事而载入史册。

“摊牌”行动的策划者是“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指挥官、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范佛里特。按照他的设想,上甘岭在金化以北不到3英里处,双方工事间隔只有200米。如果夺下这些山头,将迫使中朝军队后撤一千多米,改善金化以北的防线态势,从而在即将召开的第七届联合国大会上获得国际外交的主动,并在板门店谈判中取得更多的筹码。

和此前范佛里特被否决的数次进攻计划相比,“摊牌”行动的规模并不算大。范佛里特相当乐观—假如一切按计划行事,5天时间,仅美国第7师和南朝鲜第2师的2个营就可以圆满完成这一使命,付出的代价只是200人的伤亡。

范佛里特的乐观来自手里的“王牌”—大炮。他是美军中最不吝惜炮弹的将军,逢战必先用炮,用则用到疯狂挥霍。他治下的美第八集团军,炮兵的弹药配发基数远远超过美国陆军的规定,以至于美军用他的名字造了个名词—“范佛里特炮击量”。

“摊牌”行动一开始,范佛里特起手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炮轰。

无数条明灭闪烁的弹道,把拂晓的夜空彻底照亮。炮弹尖利地呼啸着,爆炸声连成一片,滚雷一样持续。据《第十五军军史》记载,仅14日当天,美军就向上甘岭倾泻了30余万发炮弹。最密集时,平均每秒落弹6发。

在坑道中承受着如此火力打击的,正是15军。

1952年4月,15军45000人马由休整地谷山,向五圣山、西方山一线多路开进。这只在第五次战役中伤痕累累的“猛虎”已经休整了9个月,现在,舔干创伤的血痕,抖擞精神重返战场。

在此前的志愿军总部3月作战会议上,彭德怀做出了他在朝鲜的最后一次排兵布阵。因为他头部长了一个瘤子,中央军委决定彭德怀立即回国治疗。

这次作战会议的一个重要决定,是将战略预备队15军拉上去,接替26军的防御阵地。扼守15军西侧阵线的,就是军威赫赫的志愿军王牌38军。15军和38军一起,担负起志愿军最核心位置的战线防御。

15军在解放战争时期隶属二野,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对这支部队并不熟悉。但15军在第五次战役中的表现,让彭德怀决心对其委以重任—15军是那次战役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战果大过损失的野战军之一。

散会后,彭德怀单独留下了秦基伟。面对着墙壁上的大幅作战地图,彭德怀对肃立身边的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这次调兵遣将的非凡意义,在半年后的上甘岭战役中得以显现。

上甘岭战役第一天,范佛里特用他的“炮击量”,把三十余万发炮弹和五百多枚重磅航弹砸到了上甘岭。15军苦心构建了4个多月的地表工事到中午时已荡然无存。曾经植被丰茂的山头寸草未剩,山体岩石都被扒了一层皮,碎石和弹片掺杂在一起,堆积了一尺多厚。

仅第一天,在火力规模空前的炮击和敌人的十余次冲锋中,负责上甘岭两处高地防御的15军第45师就牺牲了五百余人。

而志愿军反击的炮火,这一天只打了三千多发炮弹,不及敌人的百分之一。其中原因,一方面是志愿军的火炮数量和弹药储备根本没有条件与“联合国军”公平对轰,即便是整个上甘岭战役期间,志愿军炮火密度最大时,每天的炮弹发射量也不到4万发,只相当于敌人的十分之一。根本原因,则是范佛里特的“摊牌”出乎15军的意料之外。

守卫五圣山,易守难攻的上甘岭方向并非防御重点。尽管这里经受着整条战线上最大强度的攻击,但15军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可能在西方山,命令那里的第44师加强戒备、严阵以待。负责上甘岭防御的第45师,只是将防守高地的兵力增加到两个营。

15军配属炮兵的注意力一直在西方山一线,来不及转换阵地。能够支援上甘岭的只有榴弹炮3门、山炮6门、野炮6门。这里的志愿军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扛住敌人的炮火,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

许多年后,秦基伟在回忆录中叙述这一天时,很多语句近乎检讨。他仍对上甘岭战役之初的“判断失误”致部队遭受惨重损失痛心不已。他坦露自己的心思:“几十年来我一直心存疑窦,我总认为范佛里特还备有另一种不为人知的阴谋,即在上甘岭战斗登峰造极之时,他的一只眼睛盯着五圣山,另一只眼睛一定瞪得老大窥探我的西方山。”

这绝不是杞人忧天。西方山的旁边就是类似一条大走廊的平康谷地,是志愿军战线上的一大软肋。彭德怀安排38军和15军共同扼守这条谷地,自有用意。

如果范佛里特攻击上甘岭真的是在声东击西,一旦15军抽调第44师的力量,他依托机械化部队的优势,可以很快转换主攻方向,后果不堪设想。

只是这一次,范佛里特“摊牌”的野心并没有那么大,他想要的就是上甘岭的537.7和597.9两处高地。然而,这场事先看起来没什么难度的战斗,却在第一天就给了范佛里特当头一棒。他的“意外”比秦基伟更甚。

据《第十五军军史》记载,14日整天,我伤亡500余人,歼敌1900余人。“联合国军”的记载则是,主攻597.9高地的美第31团伤亡444人,攻击537.7高地的韩第32团伤亡五百余人,合计约千人。

无论哪个数字更准确,“联合国军”第一天的伤亡就远远超过了整个“摊牌”行动的预期。更关键的是,他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也只是在白天攻取了部分阵地,入夜即被志愿军悉数夺回。

于是,“联合国军”增兵,白天攻击,志愿军夜间反击。两处高地的地表阵地在双方军队的撕咬搏杀中不断易手。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评价:“这个开始为有限目标的攻击,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救面子的恶性赌博。”

作战时间、投入兵力和伤亡情况,都大大超出了“摊牌”的原定计划。范佛里特为了挽回面子,只好硬着头皮不断加码,继续干下去。15军寸步不让,奉陪到底。

原本只是一场营级规模的战斗,阵势越打越大。那两处高地的军事意义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双方为之搏杀的是军队的尊严,比拼的也不再只是装备和火力,更是意志和决心。

15军45师在黄继光牺牲处镌刻的纪念碑,上书:“中国人民志愿军马特洛索夫式二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同志以身殉国永垂不朽”。因上报材料过于简单,黄继光最初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1953年4月,志愿军总部追授黄继光“特级英雄”。

战至18日,“联合国军”第一次占领了两处高地的全部地面阵地,阵地上的志愿军被迫退守坑道。

其实,能退入坑道的志愿军所剩无几。第45师逐次投入的十几个连已经基本拼光了,师长崔建功手里,已经拼凑不出一个整建制的营。

第45师作战科长向军里报告伤亡情况,痛哭失声:133团一、三、九连只剩16人;134团一营共剩30人,二营四连剩19人,五连无兵,七连无兵,八连11人……

军长秦基伟叫崔建功接电话,火爆脾气的他此时却异常冷静:“15军的人流血不流泪。谁也不许哭!国内像15军这样的部队多的是,可上甘岭只有一个。丢了五圣山,你可不好回来见我喽!”

崔建功哑着嗓子说:“一号,请你放心,打剩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当晚,第45师拿出了最后的六个连,除留一个连做战斗机动外,其他五个连向上甘岭地区秘密集结,能突破封锁的进入坑道,不能进入坑道的就在距离战线最近的地方隐蔽。

崔建功下了死命令,所有干部下派一级,团长到营、营长到连,抵近前沿阵地直接参战。

第45师要拼命了,反击的时间定在了19日晚。

第135团二营参谋长张广生,就是这一天带着他的通信员黄继光到了六连。六连是黄继光的老连队,此时,自连长万福来以下只剩16人。

上甘岭易守难攻,对觊觎这里的敌人如此,对力图夺回阵地的志愿军也是如此。

夕阳刚刚垂下,仿佛敲响了大反击的洪钟。15军的炮群和一个喀秋莎火箭炮团骤然轰响,地动山摇。

597.9和537.7分别是上甘岭两处高地最高点的海拔高度,军用地图上就以此为高地标注命名。在597.9高地上,15军共构建了12处地表阵地,537.7高地上则有9个。

这些数字至今清晰地刻在李继德的记忆里。他拿出家中的几个茶碗,哪里是阵地,哪里是营部,哪里是机炮连,都在茶几上重现了。

李继德回忆,反击开始时,他和黄继光都在营部,距离直接交火的阵地不超过300米。照明弹、曳光弹、爆炸的火光,夜幕被撕开,阵地如同白昼。望远镜里能够清晰地看到战士们在无畏地冲锋,有人被击中,一个跟头栽倒,有人身负重伤,仍在向前爬行……

537.7高地地形构造相对简单。参与反击的第134团六连、师属侦察连和工兵连一个排攻势凶猛。驻守在这里的韩军两个营很快崩溃。以两个连攻坚两个营的防御,堪称经典,却只是这一天大反击的序曲,重头戏正在另一侧的597.9高地浴血进行。

第134团八连和第135团六连从两个方向发起攻击,他们遭遇的是远比韩军凶悍的美军。

八连创造了一个奇迹。18日,他们以损失五人的轻微代价,成功突破美军炮火密集的封锁区,进入了1号坑道。炮火准备之后,基本齐装满员的八连跃出坑道,逐个夺取阵地,一路血火,势不可挡。战至凌晨,八连已经重新夺回了597.9高地最高点。

另一个方向上的第135团六连却没有如此幸运。他们从山梁末端发起攻击,一冒头就进入了敌人的弹雨覆盖范围。第一个6号阵地,六连死战两个小时,艰难拿下,连队损失大半。

两百多米外,营部一直注视着六连一举一动。待到攻克5号阵地后,六连已经无力再向前推进。营参谋长张广生带着通信员黄继光和一个排上来了。

六连继续挺进,再下4号阵地,新上来的一个排又损失殆尽。

最后的0号阵地,六连碰上了最难啃的硬茬子。三个地堡忽然喷出火舌,密集的弹雨把六连死死摁在了地上,抬不起头。

在很多书写上甘岭战役的文学作品中,这三个地堡常被称为碉堡或暗堡。描绘黄继光堵枪眼的绘画作品,也多将其画成巨大岩石的缺口中在喷射着火舌。李继德告诉记者,这些都是不准确的。

那时的597.9高地,已经被敌我双方的炮火犁了无数遍,地表上的常备工事都已荡然无存,连一人深的交通壕都被削低了一半。敌人占据那里的时间还不到30个小时,根本不可能建起碉堡。

李继德说,那几个地堡是用沙包搭起来的机枪掩体。在炮火准备中,除非直接命中,大炮一般拿它没什么办法。要炸掉它,就要爆破手贴至近前,直接把手雷从地堡的上部空隙或者射击孔扔进去。反击的路上,这样的地堡给志愿军造成了最大的伤亡,每拔掉一个都要付出极大代价。

而这时的六连,算上营参谋长张广生,总共还有16个人。

张广生通过步话机直接联系师部,将情况汇报给师长崔建功。

崔建功急了,厉声命令:“八连已经攻上主峰阵地,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掉0号阵地。否则,天一亮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向我反扑,你们将腹背受敌。要坚决打掉它!”

六连没有退路,15军没有退路,中国人民志愿军没有退路!

张广生和万福来碰了个头,决定将剩余的9名战士编为3个爆破小组,对三个地堡实施强行爆破。

第一组冲上去,倒下了,第二组跟上,第三组……九名战士全部牺牲。攻击线距离地堡近在咫尺,却像一道深不可测的深渊,吞噬掉每一个进入这里的生命。

万福来急眼了。他和指导员冯玉庆一起向张广生请战。没等张广生答应,在他们身后隐蔽的黄继光爬了过来:“参谋长,让我上吧!”

六连通信员肖登良和吴三羊也随之挤过来主动请战。这三个战士是同一批的四川兵,军事素质出众,是执行爆破任务最合适的人选—其实也没得选了,六连只剩这三名战士。

黄继光、肖登良、吴三羊临阵受命。据万福来的回忆,他当即任命黄继光为六连六班班长,肖登良和吴三羊划归六班,由他们去执行最后的爆破任务。

六班是六连的尖刀班,称“大功六班”。在这次尸山血海的战斗中,六班第一个拼光了。连长已经几次抽调剩余人员重组六班,固执地保留着六班的番号,一波又一波的战士,以六班的名义冲锋。

六连也经历着同样的命运。19日血腥的一夜之后,六连包括重伤员在内仅剩8人。撤下重组,两周后重上上甘岭。上甘岭战役期间,六连打光了两次,万福来重伤,连旗却从未倒下,一直挺立至今,战功等身。他们现在的番号之外,还有一个名字—黄继光连。

从隐蔽处向外一跃,黄继光、肖登良、吴三羊就展现了出色的军事素质。三个地堡的机枪射界连成一片,子弹打得密不透风。三个人配合默契,交替掩护跃进。

“轰”、“轰”两声巨响,黄继光和肖登良分别炸掉了东西两侧的地堡。然而,负责掩护的吴三羊枪声忽然哑了,他被另一个地堡命中牺牲。肖登良身边正好有一挺机枪,他向地堡射击,吸引敌人火力,掩护黄继光。

一阵弹雨追了过来,肖登良重伤。六连指导员冯玉庆爬上前,从牺牲的机枪手身边拖过机枪,再一次向地堡倾泻子弹。

趁着敌人的射击间隙,黄继光向前猛冲了两步,却一个趔趄栽倒在地。那个身形在地上停顿了一下,随即缓慢艰难地向前爬行。终于接近地堡,黄继光奋力扔出了最后一颗手雷。

爆炸声中,地堡的机枪声戛然而止,但仅仅是一个短暂的停顿。黄继光的那颗手雷没有扔进地堡,只炸塌了一角。美军换了一个射击孔继续扫射,子弹呈扇面向外泼洒着。

对最后一个地堡的爆破看起来又失败了。万福来、冯玉庆等人已经开始准备孤注一掷,自己上阵。

照明弹和爆炸火光的照耀之下,地堡旁伏在地上的一个身影忽然动了一下,又向着地堡蠕动爬行。

那是黄继光,“他还活着!”万福来激动地叫起来。

黄继光的身影在凹陷的弹坑和凸起的怪石中隐现了几次。万福来焦急地等着最后一声手雷的爆炸。后续支援的战士们已经上来了,陆续集中到他的附近,只等发起最后的冲锋。

手雷的爆炸却迟迟没有响起。刚才炸塌地堡一角的已经是黄继光的最后一颗手雷。

没有手雷的黄继光,却向着地堡坚决、缓慢地前进着。他爬到地堡一侧的射击死角,用力支起上身,侧转过来向坡下的战友们招了招手,张嘴似乎喊了什么。

没有人听得到,机枪的轰鸣掩盖了一切声音。冯玉庆一下子惊觉那个手势的含义,扭头向身后的张广生、万福来喊道:“快,黄继光要堵枪眼!”

话音未落,黄继光已将自己微微尚存的最后一丝气力,化成气壮山河的壮举。他张开双臂,如大鹏展翅,扑向了那个正在喷射火舌的机枪枪眼,并不宽阔的胸膛,严严实实地堵在了射击孔上。

敌人机枪凄厉狂暴的射击骤然变了调,闷闷地响了几声后彻底哑了。万福来等人就在这一瞬间跳出掩体,几步冲到黄继光身旁,把所有的子弹都泼进了地堡。

黄继光趴在地堡上,两手还紧紧抠住麻包。敌人的子弹洞穿了他的胸腹,血肉模糊,背肌被子弹打飞了,留下一个碗口大的窟窿。脊骨裸露出来,依然保持着挺立的姿态。

在质疑黄继光堵枪眼真实性的网络杂音中,有一种“论据”看上去头头是道:子弹可以打穿人体,机枪可以把人体打碎、打飞,所以黄继光的事迹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种从战争、枪战电影中得来的皮毛军事知识,其实在网络上就有大量批驳。黄继光堵枪眼的意义不在于挡住子弹,而是挡住地堡中敌人的视野和射界。即使子弹能够打穿黄继光的身体,也只能是“瞎打”。黄继光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赢得了冲锋的时间和空间。

至于“黄继光堵枪眼是为鼓舞士气编造的”之说,根本不值得一驳。亲眼见证黄继光壮举的就有营参谋长张广生、连长万福来、指导员冯玉庆、一起炸地堡的肖登良等。

肖登良当时身负重伤,被战友们抢回后方医院。战场的混乱中,没人记下这个伤员的名字,肖登良很长时间被列入牺牲名单。1953年4月,肖登良伤愈归队,重回朝鲜战场。直到2007年,肖登良在他和黄继光共同的家乡中江逝世,享年76岁。

生前,肖登良共做过200多场讲述黄继光堵枪眼的报告。他的女儿肖冬梅说:“黄继光堵枪眼时,父亲离他只有十来米。父亲常说,我亲眼看见战友牺牲,英雄就是英雄,不允许任何人抹黑我的战友。”

黄继光堵枪眼的地堡,是597.9高地阵地中最后也最关键的一颗钉子。至20日拂晓,上甘岭地表阵地全部收复。然而,志愿军的攻击部队此时伤亡惨重,也已是强弩之末。当天,敌军发起疯狂反扑,地表阵地再次失守。

冲击,反冲击,占领,反占领,上甘岭战事陷入胶着,越打越惨烈。

10月30日晚,志愿军组织起更大规模的反击,重组的六连再次向着597.9高地发起冲锋。冲在前面的还是六班。壮烈的一幕重演。新任六班班长吕慕祥去炸地堡,途中胳膊被打伤,没有力气扔手雷。这个23岁的年轻战士就把自己和拉了弦的手雷一起扔进了地堡。

是役,六连再一次拼光血本。下派到连队的营参谋长张广生牺牲,连指导员冯玉庆牺牲,连长万福来身负重伤。

万福来被送回国内治疗养伤。一个多月后,在黑龙江阿城县医院,万福来听到同病房的伤员读报,上面有关于黄继光的消息。战事纷乱期间,黄继光的事迹材料写得过于简略,他被志愿军总部追授“二级英雄”称号。

“怎么才是‘二级’?哪有那么简单?”万福来心绪难平。识字不多的他请人代笔,自己口述,记录了黄继光堵枪眼的详细过程,然后把这份材料直接寄给了15军政治部。

1953年4月,志愿军总部决定,追记黄继光特等功一次,授予“特级英雄”称号。

时至今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获得过这一殊荣的只有杨根思和黄继光两人。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牺牲于1950年11月29日,是20军的一位连长。

15军第45师第135团二营六连六班班长黄继光,是人民军队历史上获得最高功勋的士兵。

如果不是近年来质疑黄继光事迹的杂音屡屡出现,李继德,这位黄继光生前最亲密的战友,很可能还是黄河岸边小村庄里的一个普通老人。

当初修改年龄参军的“小李子”,如今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和黄继光的战友关系,老人从不对人提及,怕被当成借英雄出名沾光。老人心底念念不忘的,就是与黄继光的约定。

直到几年前,李继德毫无头绪之下直接给国防部写的信,终于有了回音。“一个首长给我回了信,告诉我15军已经改编为空降兵第15军,现在是空军。他让我与湖北省军区联系。”

李继德给湖北省军区写信,但仍是没有回音。李继德的孙女李霞告诉记者,爷爷做这些事都没有和家里人说过。他文化水平不高,很多信寄出去,可能根本就没有人能收到。

家里人只知道李继德参加过抗美援朝,却并不知道他是黄继光的战友。直到去年,李霞偶尔和爷爷聊起,网上有人说黄继光堵枪眼是假的,老人一下子恼了:“他堵枪眼时我亲眼看见了,怎么是假的?”

当地媒体知道了这位黄继光的战友后,纷纷报道,并帮助李继德完成了心愿。他去了黄继光的家乡,又重回了老部队。

万福来于2004年逝世,2007年肖登良逝世,李继德成为黄继光堵枪眼最后的见证人。

李继德回忆,他当时和营长秦长贵一起,所处的位置和黄继光直线距离不超过300米。“美国人往天上打照明弹,亮堂得跟白天一样。我看得清清楚楚。”

面对记者,李继德张开双臂,模仿着黄继光堵枪眼时的姿态。他描述性的词语并不很多,连说了七八个“哎呀”,有的表示震惊,有的表示痛苦,仿佛又置身于那个震撼人心的场景之中,眼角泛着泪光。

黄继光牺牲两天后,李继德参与了另一次反击。在与敌人贴身肉搏的时候,三颗子弹从左至右击穿了他的腹部。昏迷之中,他被战友背下了山,送回国内接受救治。伤势稳定后,医生要给李继德评定残疾等级,李继德不答应,“评残了我就不能回去打仗了。”

医生最终没有给他评残,但是他的伤势已经“不适合部队工作”。带着这个医疗诊断报告上的评价,李继德提前复员,没赶上评功会。他带着身上唯一的勋章—六个子弹窟窿,回到了老家。

没有在抗美援朝时立功,让李继德抱憾终生,甚至羞于向人提起曾经的经历。“我们那时候,打胜仗、立军功比命重要,这是中国军人的精神。”李继德说。

必胜的信念,引领着一波又一波的战士舍生忘死,一往无前。

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以美、韩为主的“联合国军”共投入兵力约11万人。战斗中,15军和参与上甘岭战役后半段的12军,合计伤亡11529人,毙、伤、俘敌25498人(“联合国军”自认伤亡9000人)。

仅仅是这几个数字,就可以想见战事之惨烈。

战火停息几十年后,有人“理智冷静”地以“价值论”衡量,仅仅为了3.7平方公里的山地,就付出了一万多人伤亡的代价不值得;许多黄继光式的战士,舍身堵枪眼、炸地堡,但阵地还是几度易手,他们的牺牲没有价值。

上甘岭的价值是什么?也许应该先问问付出了至少是同等人员伤亡和天量弹药消耗的“联合国军”。

美国新闻舆论说:“金化攻势(上甘岭战役的美国命名)已经成了一个无底洞,它所吞食的联合国军军事资源要比任何一次中国军队的总攻势所吞食的都更多。”美国总统杜鲁门承认这是对联军士气的沉重打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回忆录中坦承,上甘岭“作战是失败的”,鉴于巨大的伤亡损失,“联军远东指挥部不得不停止了任何兵力多于一个营的战斗计划。”直到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这位美国将军再也没有发动对志愿军的大规模进攻,他最终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陆军司令官。

在15军编撰的《抗美援朝战争战史》中,有这样一句话:“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

世界上有哪支军队能像15军这样自豪地宣称这些壮举是“普遍现象”?

面对这样的军队,进攻上甘岭的主力、美军王牌第七师在开战10天后就扛不住了,伤亡2000人撤出战斗。美国人在战后复盘,后来还曾用电脑推演,却始终想不通:为什么花了大力气,投了那么多炮弹,死伤了那么多士兵,却拿不下两个小山头?

黄继光也许是最好的答案。

美国人算得出兵力、火力,最大的失算是没有算出有多少中国战士可以如此舍生忘死。

第135团七连二排排长孙占元,双腿被炸断仍坚持指挥反击。敌人冲到身边时,他拉响了手榴弹;

第134团八连战士龙世昌,一条腿被炸断,拖着残腿把爆破筒推进了敌人的地堡。刚一松手,爆破筒被推了出来。龙世昌再推,里面的敌人往外挡,里外较劲。龙世昌挺起胸膛抵住爆破筒,直到一声轰响;

他们慷慨赴死,就是向敌人宣示着必胜的信念和决心。他们超越了人类求生的本能和对死亡的最大恐惧。英雄无所畏惧,英雄所以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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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自汪锋、王世英相继到西安后,前线已无形停战。接着红军派张文彬为代表,常驻西安,张文彬被委任为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当时,因电台未建立,关于蒋介石重要的军事部署,便口头告诉中共代表。为保持双方的来往,杨虎城密令设立了交通站,在西安的有三处:西安城内甜水井,以特务第二团(阎揆要团)留守处名义,派副官原润泉负责,专为一般外来的或自苏区出去的共产党人设置的。宋文梅的特务营营部和特务营营附谢晋生的家,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秘密住所。这两个地方,保护极为周密,与杨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住在这里。为保密起见,这里住的人,不与其他一般共产党人往来。如张文彬即住在谢晋生家中。在前线也有三处交通站:一为驻淳化之阎揆要团,由阎揆要负责;一为洛川、延安间的四十九旅和程鹏九团,由旅长王劲战、团长程鹏九负责,一为宜川的四十二师武士敏旅,由旅长武士敏负责,武去南京陆大受训后,此一交通线取消。关于电讯器材、电台地址,杨派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负责,地址预定在特务营营部(新城外西北角)内。由于种种原因,此项工作迄未进行。另外,由杨交付王世英带去的干电池、墨水、笔尖、笔杆、报纸本等物资,经由前线给红军运过一次。

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始末(胡博、王戡)
注:本文分为上、下两篇刊载于《军事历史》第145、147期,由于编辑失误,将吾友王戡的名字漏列,在此特为王戡正名。

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一手创建的部队,这支部队的前身是由陕西蒲城县民团发展而来,它成立的初衷仅仅是为了维护地方的治安而已。然而在那个军阀割据、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民团的指挥者杨虎城将军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人民安居乐业的崇高理想,而毅然加入到革命阵营中。北伐战争结束后,新诞生的各路军阀又展开了新一轮混战,这使得杨虎城将军大失所望。随着日本对中国的逐步蚕食,以及蒋介石先攘内后安外的国策,终于迫使杨虎城将军联合起东北军的指挥者张学良将军于1936年12月12日发起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杨虎城将军以及他所领导的第十七路军从此闻名世界,同时这一举动对促进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事变结束后,杨虎城将军为形势所迫被逼出国“考察”,十七路军也被蒋介石分化。但是这支部队在爱国将领孙蔚如、赵寿山等将军的指挥下仍旧奔驰在抗日战场上,为抵御外辱,维护国家民族的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下面由笔者就这支部队的来龙去脉作一介绍。

一、投身革命,成立民团

杨虎城,陕西省蒲城县东南乡甘北村人。原名杨长久,辛亥革命时改名杨忠祥,继又改名杨(虎冬),号虎城,1929年改以字行。1893年11月26日,杨虎城即出身于甘北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杨怀福(后改名杨复兴),母孙一莲,有一弟弟杨茂三。在杨虎城年幼时,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着父亲杨怀福务农和木匠的收入,家境虽贫寒,但仍能维持生计。杨虎城10岁时,他的父亲为了使后辈景况得以改善,遂送杨虎城进私塾读书。

1908年5月31日,由于杨虎城的伯父杨全兴参加反清组织哥老会的原因,他的父亲和他的伯父杨全兴先后被逮捕杀害。在父辈相继被杀后,杨家只剩老母孙氏、长子虎城、次子茂三相依为命。由于失去了经济来源,杨虎城被迫去孙镇的一家饭馆做堂倌,以维持家计。杨虎城在做堂倌时期,先后结识了孙荷伯、韩寅生、姬汇百等人,并成立“中秋同志会”,加入了哥老会,积极奔走革命,立志为父亲、伯父报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陕西省蒲城县也于同年9月4日发生动乱。这时候的杨虎城认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便带着“中秋同志会”加入秦陇复汉军向字营,与入陕镇压革命的清军交战。10月17日,向字营与清军陆洪涛部在距离长武城外约七、八里的冉店桥遭遇,向字营一度击败陆洪涛部,并坚守阵地达7天,后因清军援兵马安良部赶至,向字营于10月26日遭到两面夹击而大败,所部几乎全军覆没,杨虎城带着一部分人突围而出,后被编入陕军第2团内继续与清军作战。中华民国成立后,全国军队大幅度裁员,杨虎城于此时退伍还乡,于孙镇饭馆暂时安身。此间,他结识了日后在他部队里起到重要作用的地位仅次于杨虎城自己的第二号人物——李子高。

当时在蒲城东乡有一个恶霸劣绅名叫李桢,他依仗着地方势力郭坚、岳西峰等人给他撑腰,在地方上强占农民妻女、田产,并开设赌局,无恶不作,当地农民深受其害,但又无可奈何。杨虎城当时虽然只有20岁,但是已经经历过行伍生涯的他决定为乡里除害。1914年9月的一天,他装着去给李桢送信,在见面时当即从套裤里抽枪将李桢打死。从此,他的名声很快的传遍了蒲城县。

杨虎城打死李桢后,便召集起原中秋会的骨干并和李子高率领的部分人马合股,准备抵御为李桢撑腰的地方势力郭坚的攻击。没想孙镇区长孙梅臣赏识杨虎城的为人,在和杨虎城接洽后,立即给蒲城县政府呈请委任杨虎城为东乡民团总团长,管辖东乡12个分联。陕西省蒲城县东乡民团成立后,东乡青年仰慕杨虎城纷纷来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已有团丁百余人。

东乡民团在经过杨虎城的严格训练后,便对盘踞在永丰川一带的土匪高林进行围剿。他以部属李子高、李云程、孙荷伯等分兵几路,一举捣毁高林老巢,击毙高林,为地方除去一大害。此后他又率领民团陆续剿灭多股流匪,使东乡居民能够安居乐业,不受土匪袭扰。

二、护国讨袁、护法靖国

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遭到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其中在陕西省军事将领高峻于1916年春,联合曹世英、郭坚、耿直等人树立护国军旗帜通电讨袁,并驱逐督理陕西军务的陆建章。护国旗帜树立后,杨虎城的东乡民团积极响应。他首先率部驱逐北洋陆军第4混成旅一部于同州,继又攻占大荔、朝邑、韩城、宜川、郃阳、澄城、白水各县。由于在这些战斗中,杨虎城连战皆胜,他的民团也不断得以壮大,便被东路讨袁军司令王飞虎委任为前敌总指挥。不久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旋病逝。

同年5月,继任陕督陈树藩在护国运动胜利后改编陕西各路护国军。其中东路讨袁军改编为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东乡民团则被改编为该团所属第1营,杨虎城担任营长。这是杨虎城踏入正规军军旅生涯的开始。第1营驻防郃阳、宜川,所属四个连,分别由李子高、任子阳、李云程、徐凯臣担任第1、2、3、4连连长。一年后,杨虎城的第1营移驻韩城。

讨袁军事胜利后不久,陕督陈树藩便又投靠了北洋政权,出卖了革命果实,他在陕西横征暴敛,镇压人民,使他与同盟会人走到了对立面。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树起护法大旗,就任大元帅一职,号召反对北洋军阀。此举得到了在陕西省同盟会员于右任、井勿幕为首的进步分子响应,他们在三原县成立靖国军,与陈树藩对抗。

此时率部驻防澄县的杨虎城早已对陈树藩的举措所不满,加之他又在第3混成团遭到排挤,便在护法大旗树立后,于1918年2月9日在同州参加靖国军,改称靖国军第5游击支队,杨虎城任支队司令,所属四个连又一个骑兵队,分别由李子高、任子阳、李云程、王敏哉担任第1、2、3、4连连长,刘香亭任骑兵队队长。该部拥兵400余人。

2月15日,靖国军所属四路军队发起收复西安之战,第5游击支队奉命策应攻击,首战光台庙,歼敌徐振华营百余人,击毙敌连长张飞虎及排长两名,缴获枪支50余枝。由于进攻西安各部军令不一,个自为战,终致进攻失败,各路军队纷纷败退渭北。敌军刘世珑旅见状,立即调集四个营由西南两个方向包围光台庙,拟将杨虎城支队一举歼灭。16日,敌军主攻西南面,双方由凌晨激战入夜,杨支队始终监守阵地不退,连长李云程、王敏哉先后阵亡,而敌军见久攻不下,遂于入夜后撤围。此战,杨支队击毙敌军200余人,俘敌营长陈健(后逃脱)。杨支队坚守光台庙虽属局部小规模战斗,但是却给靖国军总部及辎重部队后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故而当杨支队在高陵整补时,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通令嘉奖。此后靖国军与北洋陆军陈树藩所部在交口至泾阳塔一线对峙。此后杨支队又于同年4月间坚守界坊阵地六昼夜,使陈树藩欲以界坊为突破口的计划破产。

界坊战斗结束后,第3路司令曹世英将第5游击支队改编为第3路第1支队,将原来的四个连又一骑兵队扩编为四个营又一手枪连。委任杨虎城担任第1支队支队长,李子高、任子阳、秦宝善、姬汇百分别担任第1、2、3、骑兵营营长,刘香亭担任手枪连连长。

1918年5月,靖国军第1路进攻同州守军王飞虎的混3团,杨虎城支队奉命配合作战,抄袭同州守军后路并阻击援敌。不久第1路攻同失利退守羌白镇,杨虎城得知后,遂改变计划率部驰援羌白。行至中途,他获悉蒲城敌军倾主力增援同州,于是再次变更计划决定偷袭蒲城县兴市镇,以牵制增援同州的敌军李天佐部。第1支队进抵兴市后,支队长杨虎城亲率马弁由西城用煤油烧门,接着所属第1、2两个营由南门爬城攻击。第2营在营长任子阳的率领下首先攻上城头,击毙守城营长同庆云,将南城楼攻占,随后入城各部扩大战果。在西门等待的第3、骑兵两个营也在西门被烧开后一拥而入,双方巷战至第二天早上七时许,终以杨虎城的第1支队收复兴市而告终。兴市失守,使出兵援同的李天佐深为震惊,于是他命令已经出发的主力部队立即回守各防。而正在围攻羌白的王飞虎等部后继无力,终使困守羌白郭坚率领所部一举突围成功。随后杨支队又配合郭坚的第1路转战兴平、武攻。同年9月,杨支队由武攻出发欲收复同州,但是由于内应起事失败,杨支队猛攻同州一夜,被迫放弃。

1918年11月,北洋政府发起“八省援陕”的动员令,除了先期入陕的镇嵩军刘镇华部外,这次又先后有晋军商震部、直军王鸿恩部、甘军陆洪涛部、川军刘存厚部、奉军许兰洲部、绥军李际春部、鄂军王安澜部入陕,这些军队的加入,顿使靖国军面对极为不利的情况,但是这些军阀部队又大都观望不前,这使得靖国军似乎又得到了一线希望。12月,奉军许兰洲部对靖国军占领的兴平、武功发动猛烈进攻,杨虎城支队奉命与第4路董振武支队紧急开赴乾县大王店御敌。双方激战数日,靖国军虽将奉军挡住,但是自身也损失惨重,董振武也于战斗中阵亡。陈树藩见入陕援军攻击不利,而他和刘镇华的部队也无多大进展,遂于1919年2月按照南北议和的条款开始与靖国军谈判,于是双方开始划界停战。

1921年夏和谈破裂,陕境战乱复发。此时杨虎城支队配合第4路进攻渭北,继又转战蒲城。同年9月,北洋政府以阎相文接替陈树藩,并派遣第7、20两个师和第16混成旅入陕作战。靖国军面对各路敌军的步步进逼,不少将领都产生了动摇之心,其中第1、2两路在其司令郭坚、樊钟秀的率领下先后接受奉军改编,不久于右任通电下野,第6路投靠云南靖国军,第3、4、7三路受冯玉祥改编,第5路接受镇嵩军改编,就连杨虎城的老部下手枪连连长李香亭也发生了动摇。

在第3路接受冯玉祥改编的问题上,第1支队的杨虎城坚决反对,并表示要坚持树立靖国大旗。于是他在曹世英接受改编之际,毅然率部脱离第3路,并对武功发动突然袭击,全歼陈树藩残部一个营,缴获大量军用物资,随后他又攻占扶风等县得以立足。此间,曾经是曹世英部属、日后成为17路军中坚力量的两名军事干部孙蔚如、冯钦哉先后率部投奔杨虎城。

杨虎城在攻占武功等地后打算利用武功所具备的地理优势,联合仍坚持靖国军第1路旗号的李夺、麻振武等部寻求发展。同时他利用缴获的装备以及其他部队的投奔,将所部扩编为五个营又两个直属连,杨仍任第3路第1支队司令,以李子高、任子阳、冯钦哉、鲍贵堂、孙蔚如分任第1、2、3、4、5营营长,全支队拥兵3000余人。

杨虎城站稳脚跟后便着手恢复靖国军的大旗,他首先派遣参谋韩望尘前往淳化县方里镇敦请老司令于右任重新出山,一面联络一些没有接受北洋军阀改编的靖国军余部。1922年3月,于右任在杨虎城的亲自迎接下抵达武功,经过一度商讨,于右任在武功宣布重新成立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行营,发表李夺为第1路司令、杨虎城为第3路司令。陕西靖国军的旗帜又重新得以树立起来。此外,原第3路第3支队的甄士仁、马青苑等部也表示愿意重归靖国军。杨虎城在得到第3路番号的时候又将部队整编为四个团,以李子高担任第3路副司令兼骑兵团团长,蒙浚僧担任参谋长,姬汇百、任子阳、冯钦哉分别担任第1、2、3团团长。

直奉战争爆发后,驻陕北洋军主力陆续外调。于右任错误的认为时机成熟,便命令部队发动反攻。杨虎城的第3路一战便迅速收复马崽,歼灭北洋陆军第20师两个营。但是在敌军调集重兵反扑的情况下,杨虎城又被迫放弃马崽。北洋陆军第20师师长阎治堂见马崽顺利夺回,便决定乘胜追击,拟将第3路彻底歼灭。他又调集镇嵩军第5路柴云升部、第2旅郭金榜部、第15混成旅管金聚部向杨虎城的基地武功发起猛烈进攻。杨虎城虽然得到了第1路友军的增援,但是由于指挥未能统一,以及敌军的优势火力,终于被迫于5月5日放弃武功,率领残部撤往凤翔。

杨虎城部撤抵凤翔后受到了总司令于右任和第1路司令李夺的欢迎。随后他们召开会议,决定由于右任亲往广东联络孙中山请示下一部行动,杨虎城前往三原联络先前愿意重归靖国军的甄士仁、马青苑等部。但是未料杨虎城率部抵达三原后,甄士仁、马青苑见形势不利于靖国军,便又拒绝了重归旧部。而此时,刘镇华的镇嵩军又追击而至。在此内外交迫的情况下,杨虎城又被迫率部经安塞、靖边,撤往与内蒙交界的陕北安边、定边暂驻,从事休整。

杨虎城为了能够保住部队实力,在率部抵达延安时,即派遣参谋长蒙浚僧前往联络他的旧识——陕北镇守使井岳秀,表示愿意接受井的收编。经过商议后,决定杨虎城暂时离开部队,由李子高暂带其众,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分驻定边、靖边、安边。1922年6月初,原靖国军第3路被缩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第2团。镇守使井岳秀任命李子高为团长,孙蔚如为团附,姬汇百、冯钦哉、王雨亭分任第1、2、3营营长。

随着杨虎城第3路的败退,于右任的赴粤,第1路在司令李夺的率领下也投靠了镇嵩军,杨虎城一心向维持的陕西靖国军终于彻底解体了。

三、陕北生息,南下关中

杨虎城在将部队交给李子高后,便前往榆林居住,并结识了三位影响他一生的重要人物,杜丞斌、南汉宸、魏野畴,其中前者为陕西社会名流,后两者皆为中共地下党员。当时的陕北暂编第2团虽然在李子高指挥下在地方上剿灭匪患,但是实际指挥权仍旧为杨虎城所掌握。杨虎城在与杜、南、魏三人的交往中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并为了部队的将来着想,便在中共党员的建议和帮助下成立了安边教导队。教导队的性质是培养部队的下级基层军官,同时也灌输爱国思想教育。教导队的成立也标志着杨虎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军事教育机构。

教导队于1924年8月成立,由团附孙蔚如兼任队长。当时孙蔚如为了使教导队具备标准的军事体系教育,他邀请了几位保定军校毕业的同学来担任教官,这些人中有的成为了17路军的高级将领,其中就有赵寿山和段象武。教导队成立的同时,设立了教务和总务两个办公室,并遣人在陕北、关中招考青年学生120余人,这些青年大都具备中学文化水平。当学生陆续召集起来后,被分编为两个排,后又扩编第3排,其中由刘光甫担任教务主任,胡东明担任总务主任,段象武、赵寿山、李子伟分任第1、2、3排排长。

教导队的主要教育内容是军事训练,教官们在课堂上讲授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在野外教授战术筑城学、陆军理解、内务规则、战斗演习等,在操场上教授基本动作和射击基础。教导队历时6个月,为日后杨虎城加入国民军扩编部队时培养的大量基层军官。在这些军官中,就有日后比较出名的孔从周、张汉民、刘威诚等人。次年2月,教导队扩编为教导营,孙蔚如兼任营长,张警海任副营附,所属四个队分别由刘光甫、赵寿山、杨干丞、罗竹馨担任队长。教导营拥有学生近500人,维持原有教育方针,直至在陇县为甘军击溃。

1924年10月,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在北京发动政变,赶走了贿选总统曹锟。11月5日将废帝溥仪驱逐出宫。这个时候,在陕北的镇守使井岳秀响应冯玉祥,被部众推举为陕被国民军总司令。这时的陕西政权控制在刘镇华的镇嵩军手中,而杨虎城的部队在经过一阵养精蓄锐后已恢复元气,他认为南下革命的机会成熟了。于是他再度出山,被井岳秀委任为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以惠有光为指挥部参谋长,将暂编第2团编为第2支队,扩编所属三个营为团,以李子高为支队长,孙蔚如为副支队长,原属三个营扩编为团,原营长升为团长。此外,他还指挥着由高双成部改编的第1支队。

1925年2月,胡(景翼)憨(玉琨)战争在河南爆发。3月,憨玉琨败北,刘镇华率领镇嵩军残部败退入陕。此时杨虎城在耀县与国民二军田玉洁等部会合后,商订作战目标,决定打击镇嵩军在陕势力,彻底切断镇嵩军的回陕道路,于是由杨虎城进攻镇嵩军麻振武部,田玉洁等部进攻渭南、华县、华阴、潼关的镇嵩军主力。双方在经过一阵激烈战斗后,以国民二军大胜而告终。刘镇华在陕西的统治彻底结束,北洋政府遂另派吴新田督陕,但是吴新田主陕才半年,就由于国民三军大兵压境而被迫收缩兵力于汉中。杨虎城于此时乘机追击吴新田的第7师,又分别在高店、宝鸡、虢镇取得大胜利,并扩编两个游击支队,分别以孙蔚如、黑子斌担任支队长。

1925年8月29日,北洋政府迫于奉军方面的压力,改任孙岳为陕西督办。同时,杨虎城率领第2支队正式接受国民三军改编,被授予第3师的番号,杨虎城担任师长。同时,他鉴于原来教导营的溃散,便在一些早年派去黄埔军校读书的毕业生唐嗣桐、刘子潜、王太吉以及共产党员魏野畴的帮助下成立三民军官学校,继续从事培养基层军官。第3师成立后序列如下:
师长杨虎城,参谋长蒙浚生
补充第1旅,旅长姬汇百
补充第2旅,旅长王玉亭(保民)
第1游击司令部,司令黑子斌
第2游击司令部,司令孙蔚如
炮兵营,营长刘光甫(绍宗)
卫队营,营长孙辅丞(友仁)
三民军官学校,校长杨虎城,副校长王宗山,教育长唐子封

虽然孙岳已经被北洋政府明令督陕,但这并不是北洋政府的希望,所以吴新田仍旧占据陕南地区,孙岳的势力仅仅围绕在西安及周围的几个县内。1925年冬,孙岳率领国民三军主力离陕,此时的陕西境内仅剩国民三军的杨虎城第3师和国民二军的几支部队与吴新田相持。但是随着国民军在河南作战的失利,国民二军遭受重创,国民三军也处于分离状态。杨虎城得知后,急忙收兵回师,预备东出豫西增援。不料军至渭北,国民二军已经彻底被击溃,其残部退入陕境,国民三军主力在副军长何遂的率领下也开始向山西境内移动,另有一部投靠北洋政府。这些情况的发生,使杨虎城立即放弃原有增援计划,将第3师撤回陕西休整待机。

四、功过三秦批;,受编北伐

随着国民军在河南的战败,已经被赶出陕西的镇嵩军首领刘镇华便乘陕境国民军兵力薄弱的机会联合在陕南的吴新田重新率部入陕。吴新田在得到了支援后,便以其主力第7师的两个团向宝鸡、虢镇、陈村的杨虎城第3师发动进攻,双方在歧山以南展开激战。起初第3师占据有利地形,将吴新田的第7师数次击退,但是由于刘镇华大军压境,杨虎城为避免腹背受敌的窘境,被迫退守三原、泾阳,与田玉洁的国民二军第3师会合,共同协商抗击刘、吴联军之策。由于国民二军已经在河南遭受重创,其退入陕境的部队多兵无斗志,形同一盘散沙,刘镇华的镇嵩军入陕后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将西安包围起来,并逼迫西安守将、国民二军陕西军务督办兼第10师师长李云龙让出西安。当时西安的守军仅国民二军残部5000余人防守,面对刘镇华10万之众势如鸡蛋砸石头,且李云龙新败河南,到底是坚守还是放弃,使他陷入了举棋不定的境地。

杨虎城在三原得知这个情况后,急忙在三里堡召集部属商讨形势,会中他们一致认为:广东国民政府正筹划北伐,他们如果能将北洋政府的部分兵力牵制在其后方,对国民政府的北伐是绝对有利的,且由于刘镇华主陕期间大肆横征暴敛,使陕西人民屡受摧残,为了北伐、为了陕西民众,他们必须联合起李云龙将西安守住!于是杨虎城决定留下李子高的第5旅协同田玉洁师留守三原、泾阳,自率第3师主力开赴西安,支援守城。

第3师出动后,杨虎城首先命令孙蔚如的第2游击支队急驰草滩真呀准备船只掩护主力渡河。当第2游击支队渡河后,冯钦哉的第6旅和姬汇百的补充第1旅迅速渡河,并于西安东郊的韩森寨击溃镇嵩军阻敌,进入西安城内。随后杨虎城率领后续部队由草滩、马神庙先后渡河,进入西安。杨虎城的第3师进入西安,使一度陷入混乱的西安军民人心得以稳定,也使西安守将李云龙坚定了守城信心。

就在1926年4月16日杨虎城率部进入西安之后,城内的守军却由于系统繁杂而无法得到统一指挥。城中部队分为三个系统,一为杨虎城的国民三军第3师,一为李云龙的国民二军第10师,一为卫定一的陕军第4师。上述三部兵力约万余人。论实力,第3师损失少,战斗力强劲,理应由杨虎城来统一指挥城内部队。但是在资历以及地位上,李云龙却比杨虎城高出甚多,如果要李接受杨指挥,势所难能。为此,杨虎城为了城内部队能一致对外,消除隔阂,乃推举李云龙统领全军。同时,李、杨、卫等人商议决定取消国民军番号,所属部队一律称为陕军,以李云龙担任陕军总司令,杨虎城担任陕军副总司令。将李云龙的第10师改称为陕军第1师,李云龙兼任师长;留守泾阳的田玉洁第3师改称陕军第2师,卫定一任师长;杨虎城第3师改称陕军第3师,杨虎城兼任师长;卫定一的第4师不变。同时决定以兵员较为充足的陕军第3师担负城东、城北、东关、北关以及城关附近之村落防务;以陕军第1、4两个师共同担负城南、城西、南关、西关以及城关附近之村落房屋。

刘镇华的镇嵩军在包围西安并击退增援西安的国民二军姜宏谟部之后,深知西安城高坚固,强攻未必得手,于是他先采用了围而不攻的策略,以炮兵在城东北实施炮击。杨虎城为免遭敌军炮火压制,便挑选精壮兵士于深夜掘道而出,企图将敌军炮兵阵地摧毁,但遭挫败。时间一久,敌军炮兵将城东城墙一段轰塌,敌军乘势而入。杨虎城得知后立即调兵反扑,经过数小时争夺,终于将敌军赶出。刘镇华见城东攻击失利,便又对东北城角发动强攻,又遭挫败。如此数度猛攻,皆遭城内守军击退。刘镇华见此,只得重新实施围城策略,企图将城内守军困死。

杨虎城等部虽将攻城的镇嵩军击退,但是困守孤城,粮饷断绝,他们只能被迫向城内市民征集粮食按需分配,如此数月,城内粮食用尽,一些主战派的士绅也开始动摇起来了,逐使城内军心、民心再次动摇。值此危急时刻,冯玉祥的国民一军在五原誓师,并接连击溃北洋政府的吴佩孚所部取得大胜。他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的建议下,指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于是他委派孙良诚为援陕军总指挥,率领孙连仲、吉鸿昌等部经平凉东下,于1926年10月初抵达陕西兴平。这一消息迅速使城内守军受到鼓舞,李云龙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待援军与刘镇华战斗至最激烈时,抽调城内精锐乘夜由南门向敌反击,以达到内外夹击的效果。11月27日,镇嵩军全面溃败。28日,西安之围遂解。

西安之围历时225天,虽然最后以守军取得胜利,但是西安古城却遭到严重破坏,西日的繁荣景象变为一偏废墟,军民由于伤亡饿冻致死者数以万计。生者有待救护,死者有待掩埋。在战争进行到最艰苦时刻,守军一度发生与城内居民抢夺粮食的恶劣情况发生。在全体军民为死难者举行隆重的革命大祭时,杨虎城自写挽联曰: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这其中的“怨满三秦”表达了杨虎城对城内死难者的愧疚。

西安解围后,杨虎城率部撤抵三原与守军李子高部汇合,随后一起开赴富平休整。1927年4月9日,冯玉祥被武汉国民政府发表为第2集团军总司令。4月20日,杨虎城的陕军第3师接受冯玉祥委派,被扩编为第2集团军第10路军,旋又改称第10军。同时还收编原陕西靖国军马青苑等部充实部队。杨虎城担任第2集团军东路军总指挥兼第10军军长。第10军序列如下:

军长杨虎城,副军长李子高,参谋长孙蔚如(后易马青苑)
第2师,师长姬汇百(孙蔚如以副师长名义代理)
直辖炮兵营、辎重营、手枪队、别动队、炮兵连、机枪连

第10军改编完毕后留副军长李子高留守后方,主力出陕赴豫,参加北伐。第10军首战马牧集,击溃直鲁联军张敬尧部。随后追击敌军至郑大庄,与直鲁联军主力遭遇,被迫退守归德,击溃刘镇华部进攻。1927年10月,第10军转移至安徽太和休整。12月成立第10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以南汉宸担任校长。随后联合高桂滋部围攻颖州,击溃秦庆林所部,继又收复毫州,留第2师第6旅清剿地方红枪会,主力回师太和。

1928年春,杨虎城限于太和地小,而冯玉祥又无力供给第10军,使军队粮饷械弹无着,部队困苦万分。杨虎城觉得与冯玉祥相处不易,便利用蒋介石企图拉拢第10军的企图,欲从蒋介石的第1集团军方面取得补给。正当准备进行之时,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务人员指出第10军内有共产党人,并派人前往第10军要杨虎城交出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南汉宸。杨虎城和南汉宸交往多年,深知南之为人,不愿意将南汉宸交出,于是他将南秘密送出部队。但是这么做却断绝了第10军接受第1集团军补给的路子,为了应付局势,杨虎城将前线部队交给孙蔚如和冯钦哉,确定了“内事嘱孙,外事嘱冯”的领导权限。随后他带着妻子和一些随从人员俩开部队前往上海杭州,不久就去了日本。杨虎城以离开部队的方式借以促成了第10军接受第1集团军领导、补给的结果。

杨虎城离开第10军后,第10军便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开赴山东砀山驻防。1928年9月,第10军在山东单县缩编为暂编第21师。在名义上国民政府仍旧发表了杨虎城担任师长委任状,但是蒋介石却在暗中遣人挑唆冯钦哉率部脱离杨虎城。在另一方面,冯玉祥为了使暂21师不脱离他的控制,利用他军政部长的权利,指派亲信许骧云前往暂21师担任副师长,希望许骧云发挥作用,使暂21师重归冯玉祥。但是蒋、冯的这些计划随着杨虎城于1928年10月重回部队而告失败。

缩编后暂编第21师为三旅九团制,旅辖三团,另编有补充旅,旅辖两团,此外尚有炮兵营、手枪营、特务营、机枪连等直属部队。该师序列如下:

师长杨虎城,副师长李子高、许骧云,参谋长王一山
直辖炮兵营、手枪营、特务营、机枪连

五、山东剿匪、离冯讨唐

1928年10月杨虎城返回部队重掌军权后不久,便奉到了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的命令,孙要暂21师肃清沂蒙山区的匪患。当时在沂蒙山区的土匪主要有刘桂堂、顾震两股势力较大,以及其他小股土匪。其中刘桂堂部有6000余人,顾震部有近万人。孙良诚主鲁后曾屡次派遣保安团进入山区剿匪,但是皆告失败,于是孙良诚便决定投入正规军以肃清沂蒙山区之匪患,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暂21师。

杨虎城在受领任务后一方面加紧部队整训,一方面派遣探子入山搜集匪情,在一切准备工作完成湖,杨虎城便与1929年2月间指挥所部首先进攻位于莒县附近的刘桂堂匪部。杨虎城将暂21师分作三路,正面主力部队由他亲率,左路由第3旅第7团团长赵寿山指挥,右路由第1旅第1团团长武士敏指挥。三路部队同时发起攻势后与刘桂堂匪部激战竟日,终于在入夜后攻占刘部重要据点——大店。刘桂堂闻讯后急忙纠集主力在大店以北的桃源组织奋勇队反扑,再遭重创,遂率领残部向莒县方向逃窜。杨虎城见状立即以主力急追,乘势收复为匪占领的莒县县城,歼灭刘匪大部,刘桂堂见主力覆没,仓皇北逃,此后再未返回莒县作恶,于是莒县匪患肃清。

在重创刘匪收复莒县后,杨虎城又将目标直指顾震匪部。此时盘踞在诸城的顾震匪部见“友邻”刘桂堂与暂21师接触仅一天便大败而逃,心生恐惧。于是在与暂21师先头部队第1旅刚一接触时,便仓皇溃退。暂21师第1旅旅长冯钦哉见顾部土匪如此不堪一击,便乘势长驱直入,顺利收复诸城。此后暂21师在七十里铺重创顾震匪部,又在王台遭到指明打击,顾震匪部从此一蹶不振。顾震只身逃往大连,残余土匪分别向日照、安邱方向逃跑。

此次暂21师剿匪不足十日便大破盘踞山区多年的两股土匪,使得那些势小土匪或投诚或外逃,于是沂蒙山区匪患彻底肃清。当地居民为了感谢暂21师剿匪之德,曾在诸城举行军民联欢。

1929年5月,冯玉祥联结李宗仁等人反蒋,山东省主席孙良诚由于是冯之部属,亦通电反蒋,率部集结豫西,山东省政改由陈调元接掌。杨虎城在这种情况下被夹在中央军与西北军之间,他认为要在山东境内生存,必须与蒋介石取得联系,在权衡利弊之下,决定亲自前往南京与蒋介石接洽暂21师今后的去留问题。冯玉祥等人通电反蒋后,蒋介石也开始着手拉拢各路实力派。他见杨虎城愿意亲自前来南京以示诚意,且杨的暂21师是一支可以用来同同冯玉祥作战的精干部队,便对杨虎城百般呵护,并且提升暂21师的临时编制,将暂编第21师改番号为新编第11师,并同意新11师的部队给养,统由山东省政府发放。杨虎城在与蒋介石谈妥改编事宜后,便返回部队着手整编。

1929年5月8日,暂21师在莒县开始整编,由于事后发现新11师番号已授予川军,遂又于6月24日改称新编第14师。改番号后的新14师维持原有建制,除副师长许骧云离部外,所有军官皆维持原有状况。新14师整编就绪后拥兵14000余人,步枪万余支,轻重机枪100余挺,并在原有山炮的基础上增设迫击炮。同时,新14师师部健全机制,师部编有参谋、政治、副官、军需、军医、电务、军法七个处,除政工人员由中央委派外,各处人员均由师长杨虎城委派。师直部队在原有的基础上增编工兵营。同年8月,新14师开赴老河口驻防,9月又移驻南阳,用以防备由此发起攻击的西北军。

就在新14师着手布防时,西北军的刘汝明部已占领内乡,向南阳逼近。杨虎城为了阻截该敌巩固城防,决定主动发起进攻,命令所属第3旅旅长孙蔚如带四个团由正面发动猛烈进攻,他亲率四个营随后跟进。刘汝明部前锋刚一接触便向淅州收缩,孙蔚如乘机收复内乡。随后新14师主力追至淅州以东的三十里铺与刘部发生战斗,双方激战一昼夜,刘部终于不支后撤,新14师乘势攻占荆紫关。由于战线过长,杨虎城决定放弃荆紫关回驻南阳、内乡。

在新14师最初进驻南阳的时候,又收编南阳民团、新野民团为新14师游击第1支队,委任新14师第3旅副旅长姚丹峰为支队司令。随后驻防在新野的新5师内讧,便收编该师四个营为游击第2支队,委任原新5师团长杨渠统为支队司令。此番新14师回师南阳,又收编了南阳地方游杂周辅臣部为本师补充第2旅,周辅臣担任旅长;原曹国华补充旅改称补充第1旅;收编南阳保安团陈冠三部为本师游击第3大队,以原南阳镇守使、现新14师参议马文德为支队司令。

1929年11月,南京方面的讨逆军第5路军总指挥唐生智以护挡救国军的名义联合冯玉祥共同反蒋,指挥所部直逼武汉。同时,唐生智还派遣参议李文卿前往南阳面见杨虎城,并许以高官厚禄,企图拉杨虎城,要新14师留驻原防不动,以减少唐生智的后顾之忧。杨虎城权衡利弊,认为此时反蒋时机尚未成熟,但鉴于自身实力较弱,无法与唐生智直接抗衡,变采取了驻而不动,静观时局的策略。

就在唐生智将他的总部安置在驻马店时,杨虎城率领新14师迅速出击。他以所属第1旅旅长冯钦哉指挥六个团直插驻马店,自己亲率师直部队与后方督战。而唐生智见杨虎城虽未公开反蒋,仍处于按兵不动的情况下,便大胆将主力部队投放前线作战。此时陡遭新14师偷袭,根本不能阻挡。其总指挥部所在地便被杨虎城的新14师攻占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唐生智惊闻驻马店丢失,立即调集两个师火速回援。杨虎城则以第1旅出城反击,另以游击第2支队绕行包抄,经一夜血战,在得到中央军数路援军的增援后,终于将唐部击溃,彻底占领驻马店。驻马店一战,新14师俘虏唐部参谋长晏勋甫,缴获火炮50余门,无线电台10余部,军用电话及通信器材无数。此后他便依靠这些缴获组建了特种兵团和交通大队。

鉴于新编第14师在驻马店立下的战功,促使反蒋的唐生智迅速覆没,蒋介石于1930年2月8日扩编新14师为第7军,新编第14师改称第17师,杨虎城担任第7军军长兼第17师师长。同时,他对部队重新进行整编。将游击第1支队改编为补充第3旅,姚丹峰任旅长;游击第2支队改编为补充第4旅,杨渠统任旅长;游击第3支队改编为补充第5旅,升马文德为第7军副军长兼补充第5旅旅长。第7军序列如下:

军长杨虎城,副军长李子高、马文德,参谋长王一山
第17师,师长杨虎城(兼),参谋长王一山(兼)
补充第1旅,旅长曹国华
补充第2旅,旅长周辅臣
补充第3旅,旅长姚丹峰
补充第4旅,旅长杨渠统
补充第5旅,旅长马文德
直辖手枪营、特种兵团、工兵营、汽车大队、交通大队、教导队

六、中原混战、扩军为路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第7军奉命协同其他友军担负平汉铁路以西地区的攻守任务。由于在该地区的双方部队皆为杂牌部队,以至双方部队谁也不愿意为蒋、阎、冯等军事首脑卖命。杨虎城的第7军也属此例,虽然第7军归蒋介石指挥并接受山东省政府补给,但是杨虎城并不愿意让他的部队在中原大战中给蒋介石卖命,因为结果很有可能被充当炮灰,而其他杂牌亦作此想。于是在陇海路沿线激战正酣的情况下,平汉路沿线则相对平静,双方对峙数月。

同年7月,蒋介石为了使平汉路各部出力,便对各将领加官进爵。其中杨虎城于7月22日被委任为第17路军总指挥。8月,在东北的张学良通电维护国家统一,率部入关帮助南京政府讨逆。胜利的天平向南京政府倾斜。杨虎城既得到升官,又鉴于形势于冯阎不利,便不等17路军指挥部成立就率部出击。在击溃当面之敌军后,经鲁山、宝丰、临汝、自由(今白沙)等地,突然出现于洛阳以南的龙门山前。

龙门守军为冯玉祥部葛云龙师一部,此地为洛阳屏障,地形险要,过此即直达洛阳。杨虎城在率领第7军抵达临汝后以所属第2旅为左路;第1旅为右路;军、师直以及第3旅为中路,三路同时猛攻龙门。战斗打响后,双方战斗极为激烈,第17师2旅4团团附张伯锋当即阵亡,营长傅临光重伤,左路攻势受挫。

这时,杨虎城得知收编不久的补充第2旅旅长周辅臣为敌收买。他立即改编进攻计划,除调拨部队追击叛变的补充第2旅,另抽调中路兵力加强左右两路进攻,正面仅以手枪营佯攻。如此激战七昼夜,左路第17师50旅党镇清150团攻占龙门附近一村庄。这个村庄为攻占龙门的关键,敌军在调集兵力反扑失败后,军心开始动摇。而右路第51旅王劲哉营也于此时攻破守军防线,并一路追击至龙门左侧小寨。两路相继得手后,第7军集中主力部队猛烈攻城,掩护突击队挖掘地道。突击队取得成功后立即攻占城门放主力部队入城,守军见城关失守于是放弃龙门退守洛阳。

第7军在攻占龙门后迅速包围洛阳,杨虎城则进驻西工指挥部队攻城。不久之后,冯、阎联军已处于绝对劣势,失败已成定局。杨虎城为了减少作战损失,改强攻为政治手法解决,他派遣参议李云溪入城面见守军师长葛云龙等人,劝葛云龙部投诚。而蒋介石则考虑围攻洛阳费时延日,便又命令杨虎城率部入陕,将包围洛阳的任务交由其他部队接替。

蒋介石要杨虎城回陕,这自让杨虎城和他的部队喜出望外,这支部队的官兵大多是陕人,从出陕北伐至今已过了3个年头,官兵皆思乡心切,因此第7军官兵踊跃,日夜兼程,迅速攻下潼关,直取二华、渭南、朝邑、大荔。而驻陕的冯玉祥部闻知潼关丢失,便立即放弃西安欲急开山西。于是杨虎城率领所部长驱之入顺利进入西安,并讲沿途遭遇的刘郁芬部缴械。中原大战最后以蒋介石南京政府的获胜而告终。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杨虎城率领所部与中原战场作战时,留守陕西的李子高因病逝世。李子高,陕西蒲城人。初为哥老会成员,在与杨虎城合作成立地方民团后作为杨的副手出谋划策,杨虎城部的发展是离不开李子高的。杨虎城在陕西靖国军失败离队后,也是李子高率领部众维持军队日常业务,在杨虎城这个军事集团中其地位仅次于杨。李的逝世使杨虎城深感痛惜,可以说如果李子高不病势,那么西安事变后的17路军也不至于会立即分化。

1930年10月,杨虎城在占领西安后正式宣布就职第17路军总指挥,同时他将所部扩编为三个师,自兼第7军军长,任命王一山为第17路军总指挥,孙蔚如、马青苑、冯钦哉分别担任第17师、第58师、第71师师长(第58师和第71师在不久之后分别改称陕西警备师、第42师)。其第17路军总指挥部设立八大处,以呼延立人任参谋处长、慕哲夫任副官处长、韩威西任军需处长(后升第17路军参谋长)、唐则民任军械处长、王季陶任军医处长、李百朋任交通处长、郭叔蕃任交际处长、陈子坚任政治处长。另委连瑞琦为机器局长,孙辅臣为特务第1团团长,王镇华为特务第2团团长,王太吉为骑兵团团长,孔从周为炮兵团团长(后缩编为炮兵营,冯尔革任营长),蔡成章为汽车大队长、张国光为手枪营长、纪子中为宪兵营长(后由金闽生接替)、张汉民为省府警卫营长(1931年扩编为警卫团,张任团长)。此外还收编原冯玉祥王志远旅和地方势力张鸿远部为陕西警备第1、2旅,新建警备第3旅、补充第1、2旅。第17路军序列如下:

总指挥杨虎城,参谋长王一山
第7军,军长杨虎城(兼),参谋长王一山(兼)
第17师,师长孙蔚如,副师长马文德(后由姚丹峰接任),参谋长张绍庭
辖第97、98团、补充第1团
辖第99、100团、补充第2团
辖第101、102团、补充第3团
直辖手枪营、工兵营、炮兵营、特务第1、2营
第42师,师长冯钦哉,副师长郭仰汾,参谋长瓮巨青
陕西警备师,师长马青苑,参谋长张韬安
直辖补充团、特务营、工兵营、辎重营
警备第1旅,旅长王志远
警备第2旅,旅长张鸿远
警备第3旅,旅长唐嗣桐
补充第1旅,旅长孙震宇
补充第2旅,旅长杨启祥

杨虎城从1916年参加反帝斗争以来,历经大小征战14年,终于得将他的部队发展到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其拥兵六万余众,使他的部队发展到鼎盛状态。此后他依靠17路军经略西北,俨然一幅地方大员之势。

七、雷马事变、插手甘肃

杨虎城一直有建立西北大联盟,而后问鼎中原的雄心,在控制陕西之后,他的目光就投向了甘肃。当时的甘肃处于大小地方武装割据的局面:陇南被马廷贤占领,陇东是陈珪璋的地盘,河西由马步芳经营,陇西为鲁大昌盘踞,兰州一带则在西北军余部雷中田、高振邦的掌握之中。虽然在杨虎城的主持下,这些武装都已接受了南京政府委任的番号,实际上仍是割据一方的土皇帝。马鸿宾身为南京政府所任命的省主席,政令却只及兰州周边数县而已。

1931年8月25日,驻守兰州的新编第8师师长雷中田、省会警察局长高振邦突然封锁城门,逮捕马鸿宾。次日,雷中田通电全国,宣布自行改组甘肃省政府,马鸿宾留任省主席,雷氏自任甘肃全省保安总司令,掌握实权,并将所部扩充为潘振云、王家曾、高振邦三个师,史称“雷马事变”。杨虎城驻甘肃的代表赵晚江也参与其中,得任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杨只得另派蒋听松(浙江人,中共党员,杨虎城的前秘书长)为代表前往打探情况。蒋介石当时正在南昌指挥前线剿共,无心旁顾,不久之后又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也许是认为雷马事变属于普通的地方文武纠纷或回汉冲突,只发了几通电报查询质问。

当杨虎城知晓冯玉祥的代表李世军到了兰州传达指示,而在广州召开的非常会议全国代表大会也列有雷中田的名额时,他已经明白这件事背景:冯玉祥不甘心中原大战的失败,鼓动残部继续进行反蒋运动。但在九一八的大背景下,违背中央政府军令政令统一的行径注定不会有结果,而且雷中田与高振邦之间就是否杀掉马鸿宾也存在分歧,最后虽然马鸿宾被释放,但在两人之间矛盾已经激化。事变之前,第17路军因甘军苏雨生部扣留汽车物资一事已经动员部分部队入甘讨伐,此时正是全面进占甘肃的大好机会。于是杨虎城向南京政府正式提出武力平定甘肃叛乱的主张,并且得到于右任等中央大员的赞同。蒙疆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惟恐外来势力侵入他马家军的地盘,对此则坚决表示反对。蒋介石既希望打破马家军霸占西北大部的局面,又不愿意杨虎城乘机坐大,仍是未置可否。

局势的转机很快就到来了。1931年11月7日,蛰伏在四川的前北洋直系领袖吴佩孚到达兰州,向全国发出了甘、川、青、宁、新五省将领联名拥护他再度出山组织抗日联军的通电。虽然同北洋时代一样,电文上所列的地方大员如马麟、金树仁等纷纷电告各界辟谣,宣告自己是被冒名的,却给南京政府以极大的震撼,促使蒋介石最终决定武力解决甘肃问题。

11月间,杨虎城以潼关绥靖公署主任名义下达讨伐命令,甘肃的各地方武装也纷纷表示听从。吴佩孚闻讯给杨虎城打了电报,劝他看清“人心所向”,不要对甘用兵。杨虎城回电,出兵实是为了“解除人民痛苦,亦不得已之苦衷”,旋即第17路军第17师师长孙蔚如以率第49、50旅沿渭河西进入甘,并以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统一指挥甘肃的新编第13师陈珪璋、新编第14师鲁大昌、新编第10旅李贵清、新编第11旅石英秀、陇东交通司令马锡武等部。

孙蔚如以行营参议段国璋先赴平凉联络新13师,而后就地组织运输司令部。主力则以第49旅旅长杨渠统率第97团、第98团、补充第1团为先锋,孙蔚如自率师直属手枪营、特务1、2营、工兵营、炮兵营居中,第50旅旅长段象武率第99团、100团及补充第2团殿后,从长武驻地向甘肃进发。到达平凉汇合甘军后,孙蔚如布置第49旅主力为中路,第50旅、新11旅为左翼,新13师第3旅及两个骑兵团、第10旅为右翼,向雷中田部发起进攻。

雷部师长王家曾带一个工兵营六百余人守在会宁,第49旅98团第2营营长孙杰生以故人身份写信劝降,王家曾回话:“你们杨虎城过去守西安八个月,我现在要守会宁一年”,第98团团长王劲哉见劝降无望,只得奋力攻城。但守军已经修筑完备的工事,几番攻击都未得手。于是王劲哉改以机关枪向南城楼集中射击吸引火力,主力则由西侧城墙偷偷爬城,只用26分钟便将会宁攻克,王家曾和工兵营长刘开珩以下非死即俘。消息传到西安,令原本担心第17师兵力薄弱的杨虎城大为放心,但是他未料到,苦战还在后面。

攻克会宁后,第17师等部即向定西挺进,该城由雷中田亲率三旅又一团驻守。孙蔚如以第49旅及师直属部队担任东、北两侧攻击,第50旅担任南侧攻击,鲁大昌部进驻内官营牵制截击,陈珪璋以骑兵奇袭截断定西与兰州之交通,以大包围的态势求得一举消灭雷中田的主力。但第50旅在攻击中为敌所诱,孟浪轻进,进入南关后被雷部大刀队伏击,第99团营长孙之营和第100团营长段明元先后阵亡。第49旅攻入东关后也遭遇同样情境,两员连长阵亡,第98团第2营营长孙杰生面部中刀,第3营营长王泮初搏斗中被抓住,挣脱掉大衣才逃了出来。孙蔚如见攻击不力,只得命令炮火加强轰击,一时前线陷入胶着。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陈珪璋所部惠彦清骑兵团迂回到了甘军后方发起进攻,而马鸿宾从宁夏带回的骑兵也已经出现在兰州市郊龙尾山脊地区,引起市民惶恐,战局突然发生逆转。

雷中田原本的计划是自己率主力在定西顶住杨虎城第17路军,苏雨田等部进攻宁夏打开出路。但此时苏部已经失败,自己所率的部队也是疲惫残破、不堪一战,无奈之下,只得率军撤退。12月8日,定西为孙蔚如部占领,而雷中田的部队则被从陇西出动的鲁大昌捕缴械,雷氏只身逃走,后来落水当了汉奸,几经波折,在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雷中田部留守兰州的师长高振邦决定开城投降,吴佩孚和本想靠事变出头的代理省主席马文车知道大势已去,仓皇出城逃往宁夏。

12月9日,第17路军第49旅先锋到达兰州。11日,孙蔚如率师部到达,委任第49旅旅长杨渠统为兰州警备司令,降将高振邦任为甘肃第3路警备司令,迅速恢复市面市郊秩序。次日,孙蔚如宣布成立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自任主任,接手行政事务。同时,设立陕西省银行甘肃分行,接收了省金库。又派邢肇棠为甘肃全省清乡总局副局长,宣布要用半年时间完成肃清土匪、整理民团、编查户口三大任务。第17路军的参议仲兴哉、王宗山、杜斌丞出任省政府委员,仲和杜还分别兼任财政厅长、秘书长。第17师军需处长张子麟出任甘肃省禁烟善后总局总办,军法处长李价人出任省榷运局局长,副官长石干峰任测量局局长、军械处长韦子鸿任造币厂监督,修械所长贾小侯任制造局监督,第17路军兵站分监宁升三出任全省烟亩罚款处处长,其他委派为县长的不可胜数,全省大权迅速转移到了杨虎城第17路军人员的手中,但是杨虎城的雄心还远远不止于此。

1932年2月20日是旧历元宵节,这一天晚上兰州全城灯火通明,沉浸在一片节日气氛中。在解决雷马事变中立有大功的新13师师长兼平凉陈警备司令陈珪璋正在麻将馆里酣战,突然一彪军人冲了进来,将他和副官、卫士全部扣押逮捕,驻兰州附近的新13师孙志远旅及骑兵惠彦清、刘庆祥团也被包围缴械。3月12日,孙蔚如发布《为处置新编第十三师叛变告陇东十三县民众书》,列举陈珪璋纵容所部趁火打劫、在民间横征暴敛、阴谋叛变谋害长官等七大罪状,将其枪决。随后杨渠统率第49旅进军陇东,在进甘时留守平凉的黄照华补充第1团的协助下,将陈珪璋的参谋长汪飞西以下5个旅全部驱逐,将其防地接收。

陈珪璋之死镇惊了甘肃的大小土皇帝,他们原以新的主政大员同往常一样,只要顺从、出力就能应付,却没想到杨虎城不但要他们的地盘,连颈上人头也不放过。但是第17路军部队源源开进甘肃,已有第17师和陕西警备师两师之众,大小皇帝们耷拉着脑袋,无可奈何。

八、蒋杨暗斗、部将离析

接收甘肃只是杨虎城计划的第一步,雄霸大西北才是他的目标。在第17师进入兰州后,杨虎城向南京政府保举孙蔚如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并准备将自己所兼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让与第42师师长冯钦哉,使两人获得平行的地位,自己则带第42师及直属部队进驻凤翔以西及陇东、陇南一带,策应陕、甘两省。孙蔚如并提出趁此机会继续向新疆发展的建议,但是杨以形势不稳、补给过长、时机未到予以回绝,只派参议刘佛吾等入新疆探察形势,预做铺垫。

但是蒋介石不可能容忍杨虎城扩张的野心,他首先否决了保举孙蔚如任省主席的意见,在1931年12月18日任命孙为甘肃宣慰使。杨虎城知道蒋对他的戒心越来越强,于是改为保举和老上司于右任私交甚深,又为蒋所信任的劭力子为省主席,方才得到批准。1932年4月,邵力子到兰州就任的同时,孙慰如的宣慰使一职被免去。蒋介石既要拉拢孙蔚如,又不要其在兰州干扰劭力子行使省主席大权,于是发表孙为第38军军长。为了平衡在17路军中与孙蔚如地位相当的冯钦哉,杨虎城也于1932年6月辞去兼任的第7军军长职务,由冯氏接任。

杨虎城不甘心在争取甘肃大权的斗争中失败,时刻谋求反击的机会。1932年5月,潼关行营结束,改为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仍任主任。他以甘肃初经战事,部队系统繁杂,需要有统率之机构为由,提请在甘肃设立西安绥靖公署的分署,并保举靖国军、国民军时代的老同事,与西北各系军政要员均有深厚关系的邓宝珊为主任。蒋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只得批准了任命。孙蔚如的队伍则在防区内自行征税,收编地方武装,且孙氏治军素以儒将自诩,部队脱离杨虎城直接监视后,军纪有颇有涣散之态,使第38军与省府之间常生龌龊,邓宝珊则常替孙慰如一方说辞。邵力子这个中央委派的省主席过的颇不自在,索性弃职而去,由邓宝珊代理省主席。想必这个局面,正是杨虎城所希望的。

蒋介石的手腕毕竟过杨一筹,迅速布置人力展开反击,在省政和部队两方面分解杨虎城的实力。1931年冬,甘军马廷贤部与川军黄隐部发生冲突,马作战不利,向杨虎城求援。杨乃派遣已经开入甘肃的陕西警备师前往增援,但是马的防区天水已于1月17日被川军占领,马廷贤逃往宁夏。此时,陕西警备师先头部队第1旅已到达天水附近之社棠镇,川军和17路军部队发生小规模交火后,自动撤退,陕西警备师师长马青苑则率部进驻陇南。杨虎城又接收了一块地盘,但是没等他满意太久,1932年9月,马青苑的警备师突然叛变了。

在靖国军时期,杨虎城是第3路第1支队司令,马青苑则是第3支队的部将,在杨升任第3路司令时,马一度表示愿意接受收编,后来几经反复,才于北伐时期加入杨部。在第17路军入陕之初,南京政府曾经给马青苑部以陆军第58师的正式番号,但是杨虎城恐怕这支部队从他的集团中抽走,又改为陕西警备师(另说南京政府令杨部减少一个师的番号,杨圈选了58师)。马青苑所部没有中央委任的番号,粮饷全靠第17路军划拨,加上总部参谋长王一山生性吝啬,给陕西警备师各方面的待遇低人一等,加之属下两个旅长全是杨虎城嫡系出身,指挥不便,使马青苑颇有微词,常存异心。当马青苑率部到达陇南,脱离了杨虎城、孙蔚如的直接监视后,便和复兴社在西北的负责人葛武桀之间的关系逐渐密切了起来。

马青苑与南京方面人员勾结的消息传到了西安,杨虎城便向马下达了回陕述职的命令。但是马氏做贼心虚,只派第1旅旅长陈养虚代他前往西安。杨虎城听取了陈养虚的汇报,又经和马素有矛盾的参谋长王一山在旁添油加醋,便决定亲自到陇南调查此事。陈养虚将消息带回天水后,马青苑知道事情暴露不可避免,决定立即发动叛变。9月3日,他先将返防的陈务虚旅长秘密杀害于天水以南的娘娘坝。5日,又将师参谋长张韬安、第2旅旅长韩寅生以开会名义招到师部扣押,同时下令解决第2旅等部。战斗爆发后韩旅长趁乱逃出师部,向西安和平凉发报马青苑叛变的消息。杨虎城闻讯即率直属部队西进,命令第38军也一同前往夹击,马青苑带着忠于自己的毕梅轩团和收编的回民武装马加麟部逃到成县、澧县,终被第17路军部队追击消灭。马青苑只身逃脱,后来入陆军大学进修,抗战前曾任平汉铁路局警务署长。此次事变之后,韩寅生兼代师长,团长严沛霖递升第1旅旅长,全师开回陕西整补,不久后调往汉中参加防堵红军。

这次事变只是蒋一系列手腕的开端。1933年春,蒋介石终于下令免去离职已久的邵力子的甘肃省主席的职务,由蒋的嫡系部将朱绍良接任;但是出乎杨虎城预料的是,他自己的陕西省主席兼职也同时被免去,而由邵力子接任,杨虎城同时丧失了陕、甘两省的行政权。随即,收编不久的陕西警备第1旅旅长王志远率两个团发动叛变,逃往四川,剩下的陈际春团被杨虎城改编为独立团,纳入第17师第51旅指挥和监视之下。到了这年的11月,南京政府又以朱绍良具备军人身份为由,设立驻甘绥靖公署,由朱氏自兼主任。邓宝珊的甘肃分署随之撤消,改任新编第1军军长,却只辖新10、新11两个旅,被笑话为新半军。

但是,这一系列打击还不是蒋介石分裂瓦解第17路军、削弱杨虎城势力的结束。

孙蔚如升任第38军军长后,着手收编了固原民团为补充第1旅,以甘军宿将董福祥之孙董恭为旅长;甘肃警备第2旅、第17路军第3游击支队组成补充第2旅,由警2旅旅长杨其祥任旅长,实力有很大扩充。1933年1月,红军出现在川北陕南一带,第38军主力奉命前往汉中组织防御。孙蔚如将驻陇东的第49旅(欠第98团)调来平凉接防,并将这两个新成立的旅及第17师炮兵营留给杨渠统旅长指挥。

杨渠统在杨虎城入陕的战役中立了战功,为此颇为自负,但是他同马青苑一样并非杨的嫡系,自认为没有出头之日。在第49旅调来平凉后,杨渠统失去了陇东的财源,经费全靠省方拨给,点名发饷,手头大为紧张。在朱绍良的拉拢下,向南京方面表示了靠拢的意愿。很快,杨渠统被发表为陆军新编第5师师长,经过军事委员会派员点验,于1934年11月开往河南归德,改归开封绥靖公署刘峙指挥。这时的杨虎城已经承认自己不是蒋的对手,不愿意再与蒋发生对抗,不但允许杨渠统率部脱离,还用补充第1旅第2团和补充第2旅第3团补上了不愿随杨渠统出省的第49旅97团、补充团的缺,并将第17师炮兵营也编入第新5师建制。

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1月,三年间杨虎城为了取得甘肃做出的一切努力,至此全部付诸流水。

九、围剿红军、连战连败

第17路军中一直有中共党组织的存在,先后在其中任职的共产党员有数百人之多,其中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等都是杨虎城的主要幕僚。杨虎城虽然容纳了共产党人,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其主张,但他毕竟有自己的政治利益和打算,同时又要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体制之下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势力,当蒋介石倾全力围剿红军之时,第17路军也无可避免的投入了作战第一线。

自17路军入陕起,就对陕北谢子长、刘志丹率领的红军游击队进行进剿,但是始终未能有实质进展,反而被其建立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1933年7月,更发生了驻耀县的第17路军骑兵团在团长王泰吉率领下起义投奔红军的事件,使红军的力量更加壮大。在陕南,自从第17路军第17师第51旅等进驻汉中后,旅长赵寿山就兼任汉中绥靖司令,对附近的各种土匪游杂武装分别进行招抚或消灭。1932年间,红军第4方面军在鄂豫皖第4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主力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向西北转移,经鄂北、豫西进入陕南,北出秦岭,到达西安以南的王曲镇、子午镇一带,震动关中。杨虎城调集各部前往围堵,红4方面军转向汉中方向,准备由此入川。同年12月,赵寿山率第98、101、102三个团在城固县的神仙口准备伏击红军,结果部队调动信息和布防情况已经被中共陕南特委的情报人员所探知,导致赵寿山部反被红军从火焰山口、毕家河口两翼包抄,东西两向受敌,战斗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全线崩溃。各团仓皇撤退,阵亡营长冀效文以下百余人,丢弃火炮4门、各种枪支500多支。红军在战后继续向川北山区转移,赵寿山则收拢部队稳步追击,在几次小的作战中俘获了数十名红军,算是挽回了一点面子。

1933年初,孙蔚如率第38军部队由甘肃开回陕西,进驻汉中参加防堵红军。原驻陕南的王志远警备第1旅叛变后,原唐嗣桐警备第3旅改番号为警备第1旅。陕西警备师则缩编为第17路军独立旅,由刘文伯任旅长,与第17路军张汉初警卫团一同开到了汉中。兵力的增加,是汉中驻军围剿红军的行动更加活跃。3、4月间,第51旅旅长赵寿山派部下张镜白买通了张正万,一个被陕南红29军任命为游击司令的民团头目,趁红军开会时突袭了其军部驻地马儿崖,混战中红29军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陕南特委书记孟芳洲先后牺牲。红29军失去了指挥部,在第17路军各部的围剿下损失惨重,只剩下百余人继续坚持游击。

虽然剿灭红29军使第17路军得到了南京方面的褒扬,但是杨虎城本人并不想长期与中共、红军为敌。在孙蔚如到汉中后不久,就释放了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周彬如、易厚庵等,以表示一种友好的态度。4月间,第38军参谋、中共党员武志平奉杨虎城和孙蔚如的指示,到川北寻找红军。在与红4方面军参谋长曾中生等人协商后,武志平携红军代表徐以新返回汉中于5月间同第17路军正式签定了互不侵犯协定。

协定毕竟是秘密的,表面上仍然要奉行剿共的政策。在协定签定后,第17路军仍有对当地天台山中共游击队的围剿行动,并先后捕杀了红29军独立团参谋长曹日昌等指战员。而在陕北,第17路军也于1934年2月,以警备第2旅和第42师一个团配合地方武装第86师及警备骑兵旅对陕甘边苏区发起大规模进攻,但在4月11日,警备第2旅第5团团部及两个营在西华池遭到刘志丹红42师的进攻,伤亡700人,仓促的结束围剿。10月间第42师又以4个团配合陕晋等军部队向红军发起第二次围剿,最终仍然无果而终。

1934年末,红4方面军挟反川军六路围攻胜利之余威,突然发起陕南战役,大败胡宗南第1师,继而向汉中进发。1935年1月,第17路军独立旅驻守的宁羌县城被红军攻破,守军独立旅第1团团长杨竹荪阵亡。王劲哉奉命率第49旅前往增援,结果在新铺湾遭红军击溃,两团部队损失惨重,团附李养峰等阵亡,王劲哉侥幸逃出。红军乘胜攻克丐县,守军第38军骑兵团措手不及,几被全歼。红军一路杀至汉中城郊,才结束了战役。这一战虽然破坏了第17路军与红军的停战协定,却也歪打正着的为杨虎城和孙蔚如帮了个忙。当时第17路军与红军签定了秘密停战协定的消息已经传入蒋介石耳中,他为此特召孙蔚如到南京述职,当问及协定一是事,孙即一口否认,并且反问到,如果真有这个协定,为何红军还会进犯汉中,消灭我所指挥的部队?

但是第17路军方面对红军的违约十分不满,将1932年以来俘虏的红军指战员50多人陆续公开杀害于城内外作为报复。时任红4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曾回忆到“陕南战役不是真正打杨虎城的,只是虚幌一枪,调动和迷惑川军,以策应中央红军和25军。我们主要是想打胡宗南……我们没有打招呼就攻人家,是不好的”,揭开了红军违信之迷。

就在红4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同时,红25军也从河南挺进陕西,杨虎城抽调第42师第126旅旅长柳子俊率所属第248、251、252三个团进驻洛南堵截,在商县接触后改为跟踪追击,但在1935年初连续蔡峪窑、九间房先后打了几个败仗,部队损失惨重,只得将第248团开回后方,第251、252团编为一个团固守葛牌镇待援。2月,陕西警备第2旅开来参加围剿,但在3月10日,被红军于石塔寺设伏击溃,旅长张飞生被俘后逃脱,5个建制营被打垮,伤亡被俘600余人,损失枪支500余支,仓皇退出围剿。随后赶到参加追击红军的警备第3旅,是原陕西省政府警卫团于2月间刚刚扩充而成的,缺乏作战经验。4月9日,即在九间房被红军伏击打垮,旅长张汉民以下一个团又一个营1000多人被俘虏。虽然张旅长一再强调自己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仍然被当做叛徒和法西斯分子被杀害了。

到1935年4月,蒋介石从湖北、河南各地调来第67军、第95师等部,统一由杨虎城指挥,发起大规模的围剿,第17路军的第51旅、警备第1旅和恢复了元气的警备第2旅也参加了进攻。但是红25军敏捷的跳出了包围圈,反而牵制其围剿各军师的行动来。警备第1旅旅长唐嗣桐孟浪轻敌,率部轻装紧追红军,结果于7月2日追击红军到袁家沟口、桃园岭时,突然被埋伏在两侧山上的红军突击。警备第1旅突遭打击,陷入混乱,唐旅长率残部突围失败,被红军俘虏,全旅伤亡被俘1700多人,损失枪支1600多支。杨虎城虽令东北军第110师前往增援,但该师到达离战场20公里的西洞峪口后,未敢再进一步。

此后随着红军长征到陕北,东北军和中央军也源源开入陕西,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张学良代理总司令。使杨虎城和第17路军逐渐退出了与红军作战的第一线。与红军作战的短短半年多时间内,几乎将三个警备旅折损殆尽,也促使杨虎城更认真的考虑与中共合作的问题。长征到陕北的中共中央,也对有党组织活动的第17路军展开统战工作。加之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加剧,使红军与第17路军双方不久后就再一次达成了联合抗日的秘密协定,并且直接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十、西安事变、全军改编

在退出剿共第一线的1935——1936年间,第17路军逐渐恢复了一些元气。被歼灭、重创的三个警备旅依次恢复,由王俊、孔从周、孙辅丞分任旅长;杨虎城也让出了第7军军长的兼职,由第42师师长冯钦哉接任。1935年5月,第17路军被编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3路军,所部第7军编为第3路军第9纵队,进驻大荔地区;第38军编为第10纵队,仍驻守汉中。

从1930年入陕以来,杨虎城所部的实力不断损耗,而地盘却没有扩张,连原来所掌握的陕西,也充满中央军、东北军的部队。五年以来,几乎一事无成,建立西北大联盟的雄心,似乎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展望国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1932年热河沦陷;1933年长城抗战又以战败告终;到1935年,日本人的魔爪又伸入的华北。而蒋介石仍以“攘外必先安内”为指导围剿红军。内忧外患,公怨私仇,使杨虎城对南京政府,尤其是蒋介石的不满愈加深刻。

1935年末,已经在陕北立稳脚跟的中共中央派汪峰等为代表到西安,与杨虎城商谈联合反蒋抗日的事宜。而杨与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之间,也就局势和出路,逐渐有了一致的看法。到了1936年间,已经形成了红军、第17路军、东北军之间的联盟。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后,杨虎城与张学良就曾商议出兵援助两广的事宜,曾经计划将两军分别编为两个集团军,分路进军汉口。后因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而告罢。到了1936年12月7日,张、杨两人已经决定“我们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8日,两人分别面见了蒋介石,仍无法说服蒋同意他们的主张。当日晚,两人决定相机发动“兵谏”,并进行了两军之间的分工。当时“扣蒋”的计划已经传达到中级军官手中,以致于12月9日第17路军的特务营长宋文梅看到张学良的卫队2营全副武装乘车向临潼进发时,以为是要动手了,赶忙派兵包围了正在招待国府大员观剧的易俗社。后来发现了卫队2营只是去查路,闹得一场虚惊。

1935年12月11日夜,杨虎城召集亲信赵寿山、孔从周等人,开始拟订解决西安城内属于南京方面武装的行动计划。当时第17路军驻西安的部队有警备第2旅和西安绥靖公署的特务营、教导营、炮兵营、卫士队等,其中真正可靠的不到3000人。而南京方面控制的单位包括宪兵第2团、保安司令部、省会公安局、警察大队、军警联合督察处等单位,实力在第17路军之上。杨最后决定,由孔从周率领其警备第2旅可靠的部队及炮兵营担负解决各主要单位武装的任务,并要占领西安飞机场。特务营长宋文梅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方大员。赵寿山担任指挥并负责城防。并令第17路军驻各地部队解除当地中央军武装,并立即占领潼关等地,做好防御准备。

1935年12月12日早晨约5时,在临潼方面东北军攻击华清池的枪声响起后,第17路军各部队也开始行动,经过两个多小时即将大部分单位解除武装,并将南京方面的大员蒋鼎文、陈诚、蒋百里等全部扣押起来。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杨虎城与张学良联合向全国发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然而南京方面反应非常激烈,立即组织讨伐军向西安进逼。于是杨虎城也拟订了相应的作战计划,准备联合红军在三原、泾阳一带与红军配合,对南京方面讨伐军进行作战。

事变发生后,虽然警备第3旅等部顺利解决了中央军第13师等部队的武装,但是第17路军仍在南京政府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产生分裂。在事变当天,驻守大荔的第7军军长冯钦哉就决定倒向南京方面,迎接中央军部队进入潼关,并领衔发出了拥护中央,指责张、杨劫持统帅的通电。冯的叛变,使陕西门户大开,丧失了抵御进攻的屏障。警备第2旅中的沈玺亭第4团、唐得楹第5团也被公秉藩、张鸿远等策动投蒋。

所幸,在各方面的一致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国民党与共产党走上了联合一致共同抗战的道路。但是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对发动“叛变”的第17路军和东北军仍心存仇视。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到南京后被软禁,所部少壮派因与老将们在营救张学良一事上发生争议,又造成了“二二兵变”,杀害了东北军中素有威信的军长王以哲。同是在1937年2月,第17路军中出名的猛将,第17师第49旅旅长“王老虎”王劲哉也在杨渠统等人的运动之下,将两团部队拉走投奔了南京方面。眼前所发生的事情使杨虎城感觉前途暗淡无光,1937年5月1日,他向国民政府提出辞呈;5日,得到批准;5月27日,到达上海,6月29日,杨虎城将军带着满腹惆怅与不安,出国考察。8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了。

杨虎城将军辞职后,第17路军的部队经过合并改编,成为新的第38军,军长孙蔚如,辖第17师,师长赵寿山;以未随王劲哉叛变的第49旅第97团等部扩充为第177师,师长是前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陕西警备第2、3旅改编的独立第46、47旅也归该军指挥,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战场上。第17路军的番号虽然已经消失,这支自陕西蒲城民团发展而来的武装,将在护国护法的光荣之上书写新一页的历史。

附:改编后的第38军序列:
第38军,军长孙蔚如,副军长段象武,参谋长张韬安
第17师,师长赵寿山,副师长陈式玉(硕儒)
第51旅,旅长张骏京,副旅长申及智
第177师,师长李兴中,副师长王根僧,参谋长孙百坚
第529旅,旅长许权中,副旅长杨觉天
第530旅,旅长任云章,副旅长高真初
独立第46旅,旅长孔从周,副旅长杨海峰,参谋主任毛兴亚
独立第47旅,旅长王镇华,副旅长邱铁生,参谋主任吕文涛

十一、抗战御晦、内战新生

1937年7月下旬,第38军奉命开往华北参加抗战。赵寿山率第17师先后参加保定战役、娘子关战役,阻击日军南侵的步伐。第38军副军长段象武则率第177师第529旅和军教导团转战于河北曲阳、易县、涞源等地,后来也投入了忻口战场,第529旅以英勇顽强,得到第2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五次通令嘉奖。

忻口会战失败后,第38军率第17师、第529旅等部退到陕北绥德休整,而后于1938年1月再次开晋东南与日军作战,其中第17师98团独立营曾与八路军配合,在长治南麻岭伏击日军108师团,歼敌200余人。同年5月,留守陕西的第177师主力也开到晋西南与日军作战。1938年6月,第38军扩充为两个军, 其中第17师仍保持第38军番号,另补入独立第46旅,由赵寿山任军长;第177师及独立第47旅合编为第96军,由李兴中任军长,两军合编为第31军团,孙蔚如任军团长,开入晋南中条山敌后根据地。

1938年11月,第31军团又改编为第4集团军,在中条山根据地坚持抗战3年多,与日军大小血战百余次,多次击退日军第20、37师团的进攻。其中第17师师长耿志介更因“地处险境,接连收复数座县城”而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成为当时的美谈。1940年10月,第4集团军调离中条山,改为担任黄河洛阳至郑州间河防的任务,又在广武等地与日军血战。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第4集团军主力先在虎牢关阻击日军,完成任务后又退到洛宁继续抗战,终于挡住了日军的进攻。

抗战胜利前夕,第4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调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第96军及所属新编第14师番号撤消,第177师划归第38军;该军军长(兼第4集团军副总司令)李兴中升任第4集团军总司令;同时,第38军所属新编第35师(原独立第46旅)改番号为第55师。此时,第38军原任军长赵寿山已经调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由新任军长张耀明主持部队合并工作,但是裁撤中的种种矛盾和不满,造成第17师的第50、51团及第49团一个营,在团长、中共党员张复振、刘威诚率领下起义,投奔解放区。第17师起义后,国民党军特务机构对第38军中的地下党组织调查更加严密,又导致了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整编第38师(由第38军整编而成)副师长孔从周率整55旅起义的事件。这次起义遭到国民党军围攻,最后部队溃散,参加起义的旅长孙子坤被俘后牺牲,但是仍有许多军官士兵投奔了解放军。

1946年9月13日,按照解放军方式组织的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在邯郸成立,这支部队继承了抗战以来的第38军及第17、第55两个师的番号,由起义的整编第38师副师长孔从周任军长,西安事变前曾经参加与杨虎城谈判的汪锋任政治委员。全军共有两师四团另一个教导团,经过补充和训练,于1947年作为陈赓兵团的一部分南渡黄河与中原国民党军作战,先后打垮了李铁军、谢辅三两个兵团,为全国解放做出巨大贡献。1948年6年,第38军所属第17师与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第12旅组建为陕南军区。1949年2月,遵照解放军统一全军组织和番号的命令,第17师的第50团编入解放军第19军57师,第51团编入第19军55师;第55师的163团编入第15军43师、第164团编入13军39师,完全融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

杨虎城第17路军的余脉,除了起义的第17师、第55师外,还有第177师。这支部队由师长李振西率领,在国民党第38军的序列内,作为西北战场的主力部队,参加了西府陇东、荔北、扶眉等战役,屡战屡败,损失惨重,最后随胡宗南撤退到四川。1950年1月21日,已经升任第38军军长的李振西率部逃到四川与西藏交界的茂县,终于向解放军投诚,官兵被分散编入解放军第18兵团部及第62军。

孙蔚如升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时,将第177师513团和第4集团军总部特务营合并为战区长官部特务团,由团长张镜白带领到恩施担负长官部的警卫工作。抗战胜利后,这支部队被扩充为武汉行辕的警卫旅,后又随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改任长沙行营主任而开赴湖南,改编为第232师。1949年8月,第232师随程潜、陈明仁起义,被编为解放军第52军第215师,后沿革为第29军第87师,1985年大裁军中撤消番号。

在解放军的队伍中,还有一支部队中存有17路军的星火,就是东北野战军头等主力师第2纵队第5师的第14团,他的前身是第17路军骑兵团在1933年起义后组成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后来逐次改编为红26军第42师、红15军团第78师、八路军第115师344旅689团、新4军第4师第10旅第29团,抗战胜利后挺进东北。在解放军统一番号后改为第39军第116师347团,一直延续到今天。

除此之外,出自第17路军系统的,还有冯钦哉在西安事变后带走的第42师,后扩编为第98军参加抗战,曾与第38军共同奋斗在中条山上。1940中条山会战失利后,第98军突出包围圈,仍旧坚持在中条山区打游击。1941年9月在山西沁水遭到日军重点进攻,不幸全军覆没,军长武士敏在突围时牺牲,师长王克敬亦被俘牺牲。杨渠统带走的新编第5师,则于1937年1月改编为第167师,与同样从第17路军中脱离的王劲哉新编第35师(第49旅改编)合并为第50军,在安徽与日军作战。1938年初,第50军番号撤消,第167师亦逐渐为中央军吞并,后在蟠龙被解放军歼灭。王劲哉的新35师则改编为第128师,先后参加徐州、武汉会战,损失惨重。武汉失守后,王劲哉利用武汉失守后湖北复杂的局势,在鄂中敌后发展出一块根据地,实力达到了9个旅,控制6个县的地盘,成为风云一时的抗战英雄。但在1943年2月,王劲哉的部队被日军击溃,自己也在被俘后变节,成为了一名汉奸。

抗战爆发后不久,杨虎城将军乘船返回香港,而后取道粤汉铁路到达武昌,旋即被军统所软禁,抗战期间被碾转关押于长沙、息峰、重庆、贵阳等地,备受摧残,妻子谢葆真也在软禁的日子中得了精神病,不久瘐死。1949年9月17日,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杨虎城将军及其幼子被军统特务杀害于重庆松林坡戴家祠,时年55岁。虽然杨虎城将军没有率部参加抗战,没有了却他的心愿,但是他一手带出的第17路军各部,却成为各个战场上的抗战主力,谱写了无数血与火的悲歌,锋镝余生的第17路军官兵,最后又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殊途同归,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这支部队的历史,是中国军史上一段最动人的传奇。

组建的,杨虎城从杀富济贫起家开始拉杆子,拉起了一支部队。参与过驱逐陆建章战役。陈树藩督陕时杨部被收编为陕军一个营。后参加靖国军,任支队司令。在阎、冯督陕期间,靖国军大部分投

靠了直系(胡景翼就是这个时候投冯的),杨虎城坚决不投降,继续追随于右任,属于比较坚定的国民党人。后为了生存,暂时栖息于陕北军阀

处(类似朱德南昌起义后栖息于范石生),并出席了国民党一大。北京政变后,胡景翼任命老靖国军战友井岳秀为陕北国民军总司令,

为前敌总指挥。国民三军孙岳担任陕西督军后,杨虎城部被改编为国民三军第三师。

1926年,国民军大部被讨贼联军打垮,镇嵩军刘镇华受指派,进军陕西,攻打西安。杨虎城应守城的陕西督军李虎臣邀请,协守西安,坚守古城八个月,终于等到了冯玉祥的援陕部队,把刘镇华彻底打垮,解了西安之围,杨虎城一战成名。1927年,杨部改编为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第10军,归指挥,参加北伐。第一战就消灭了奉军(现全国政协副主席之父)部两万余人。北伐胜利后,全国裁军,杨部被缩编为暂21师,归指挥。1929年蒋冯决裂,由于不满冯排斥异己行为,改投蒋介石,部队改称新14师。蒋唐战争期间,杨虎城以冯钦哉部第一旅为主力突袭驻马店,击败唐生智,立了大功,被蒋擢升为7军长兼17师长。中原大战时,杨虎城趁机将7军扩编为三个师。打下洛阳后,杨虎城率部西返,蒋无奈之下只好将杨部升格为17路军,杨为总指挥兼陕西省主席。从此,17路军被称为西北军,队伍达到6万多人。

1932年杨虎城任西安绥署主任。西安事变后,将军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第17路军总指挥职务。

1937年6月,蒋介石令其"出洋考察"。杨虎城率领的第17路军,西安事变前,共有两个军,即第38军和第7军,军长分别是、,辖两个整编师第17师和第42师(师长分别由孙蔚如和冯钦哉兼),三个警备旅,再加上直属部队,总计28个团,6万余人。从西安事变开始到杨虎城离开西安出国为止,第17路军在蒋介石分化收买之下发生了大的分裂。首先是第7军军长兼第42师师长冯钦哉等一些右派军官,率部投蒋(后被蒋介石扩编为第27路军,下辖第42师、第169师,师长分别是柳彦彪和武士敏),接着警备第一旅王俊部、警备第二旅和唐得楹两个团(后被编为独立第19旅,但不久后就被撤销番号,部队分散编入其他师)、第17师49旅旅长部(后被编为独立第20旅)先后投向南京,计有14个团,2万余人。第17路军所余不到4万人,编为陆军第38军,任军长,辖两个整编师17师和177师(师长分别是和李兴中),两个警备旅,两个直属团──教导团和骑兵团,第17路军的番号也相应被撤销。1938年孙蔚如升任31军团长,辖38军(赵寿山)和96军(李兴中),不久,改称第四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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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6个军投靠了中央,除了51军和57军并肩在敌后苏鲁战区作战以外以外,其他4个军都分散在全国各战区作战。由此东北军的这个名称不存在了,张学良这号人物当然也不存在了。至于十七路军呢,他的结局和东北军也差不多。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西安事变前有三个师,冯钦哉的42师,孙蔚如的17师,直属杨虎城控制的西安警备师,总兵力是5万多人。

西安事变结束后,先是冯钦哉率领42师全部投靠中央,稍后孙蔚如的17师王劲哉49旅脱离十七路军投靠中央。在王劲哉拉走部队的同时,西安警备师下属三个旅中,警备一旅旅长王俊的整个旅和警备二旅的两个团先后宣布离开十七路军投靠中央。

前前后后,十七路军拉走不下2万多人,剩余部队仅剩3万出头。十七路军的番号也被取消,他们的领袖杨虎城也再也没有回到部队中。

冯钦哉42师投靠中央以后,蒋介石认为冯有立功表现,将该师扩编为第27路军,下辖42师,师长柳彦彪,169师,师长武士敏。

42师在十七路军中也只属于二流部队,武装装备比起孙蔚如的17师大为不如,和中央军日军根本是没法相比了。好在42师部队里面还有一批有实战经验的老兵,这让该师仍然具备一定的战斗力。

七七卢沟桥的枪声打响以后,冯钦哉立即率领27路军赶赴华北前线作战,接连参加了保定战役和娘子关战役。

保定战役中,27路军和之前的老朋友十七路军赵寿山的17师在同一个战场作战。国军方面先后投入了两个集团军防御以保定为核心的防线,抵抗日军侵华部队中最精锐第六,第十四,第二十师团及第五师团共4个师团的冲击。

保定战役的结果是激战2个月后保定沦陷,但日军为此也付出了伤亡5000多人的代价,大大拖延了日军锐利的进攻势头。当然,27路军并不是保定战役的主角,只是在其中起到一定作用!

随后的娘子关战役,27路军和兄弟部队也是阻挡了日军关东军20师团的进攻,还曾经将该师团包围。日军被迫抽调109师团才将20师团救出。

这两个战役中27路军由于装备差,兵员素质也不行,遭受了很惨重的伤亡。冯钦哉总体指挥比较成功的,至于伤亡较大,也是中日军队实力客观差距导致的。

1938年,27路军再次改编为14集团军,在晋东和日军做拉锯战。此处也是中共18集团军活动的区域,冯钦哉此时还是愿意和中共合作了,两军配合也打过几次仗!冯钦哉在这段时间同朱德,彭德怀开始有了私交。

可能是蒋介石看到冯钦哉和中共开始走近,1938年底冯钦哉奉命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由此失去了军权,再也没有直接指挥自己一手带起来的42师。

好在冯钦哉上调以后,蒋介石并没有派自己的黄埔将领接替他。冯钦哉的位置由169师师长武士敏接任,该部再次被改编为98军,下辖2个师。

该军又同日军在山西作战数年,经历了如“九路围攻”、“八次包剿”等战斗,颇有战功。

期间由于八路军和晋绥军在山西互相争夺地盘和军队,实际山西境内国共合作已经不存在,两军互相敌视。98军在武士敏的指挥下倒是和八路军相处的很好,双方没有武装冲突。

几年的拉锯战下来,98军也伤亡很重,部队几次大换血,补充了大量新兵,战斗力也有所下降。

最终98军在1941年遇到了建军以来的最大的危机,也就是中条山战役。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晋、豫、陕三省边界,靠近黄河大转折处的北岸,是西安、潼关、洛阳的东北部屏障。华北沦陷后,中条山是中国军队在黄河以北唯一集中重兵据守的防区,成为华北、中原和西北的战略枢纽,日寇要想南渡黄河,进扰西安,威胁陪都重庆,必先占领中条山。

由于中条山是山西南部,黄河北岸的战略要地,国军在此处以巨大的代价坚守了5年之久,是日军的心腹大患。

中条山的存在严重威胁到华北日军的后方安全,日军为了攻占中条山前后进行了13次大规模围剿,国军都以惨重的伤亡坚持住,一次次粉碎了日军的进攻。

时间到了1941年5月,日军仍然无法占领中条山。

可是随着1940年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以后,日军华北地区受到相当大的打击,日军高层深受刺激,开始将主力回调,以清除后方的国军和八路军力量。

经过几次大扫荡,八路军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丢失了大量的根据地。

几次扫荡以后,日军却认为八路军已经被击溃,不构成威胁。而中条山当时有7个军的兵力,其中大部分为中央军,自然是日军首要打击目标。

1941年1月30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提出1941年度的作战,根据当前任务,大致确保现在的占领地区,尤其在夏秋季节须发挥综合战力,对敌施加重大压力。特别期待于在华北消灭山西南部国民政府中央军的一战。

由此,中条山战役爆发!

日军为了彻底消灭中条山的国军部队,吸取了前面13次失败的教训。前面13次大战,日军多是出动数万人部队进攻,兵力自然是不足的。这些战役虽然会造成中条山国军一些损失,不过想获得彻底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

加上日军由于出动兵力不足,无法紧密合围中条山,国军随时可以突围出去。几次战役中日军虽然大大占了上风,却坐视国军在中条山反复突围,始终无法歼灭国军主力。

而国军也经常对兵力不足的日军发动反攻,也都造成了日军相当严重的伤亡。

此次战役既然是1941年日军首要战役,自然要不惜一切代价集中兵力进攻。

中条山战役是1941年日军在敌后发动最大规模的进攻作战,为了此次作战日军疯狂增兵,甚至从华中和关东军处抽调大量部队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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