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革命道路的时间 和三大改造是不是属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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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70年代,我国通过“一化三改”创造性的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道路上,不仅出现过急躁冒进的错误,甚至还出现了全局性的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二十多年的艰辛探索,为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1)“一化三改”中三大改造的完成有什么历史意义?(3分)(2)20世纪50年代,我国曾出现过哪两次急躁冒进的严重错误?(2分)(3)“全局性的、长时间的社会动乱”是指哪一事件?这一事件结束的标志是什么?(2分)(4)你认为二十多年的艰辛探索为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哪些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写出两条即可)(4分)
答案(1)三大改造意义:标志着我国基本上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2)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3)文化大革命。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4)a经济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 b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考查学生对20世纪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根据所学知识解答如下:(1)根据所学知识,1953年开始我国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2)根据所学知识,1958年,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急于求成,盲目冒进,主观脱离客观,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3)根据所学知识,“全局性的、长时间的社会动乱”是指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1976年,党中央采取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了。(4)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为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我们必须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进行经济建设必须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制定经济政策必须依据国情等(答出两点即可)考点:20世纪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探索点评:本题难度适中,考察学生对历史问题的识记和分析理解能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大肆泛滥,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十年内乱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历史教训。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八次会议 - 专题 - 价值中国网
   日下午,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八次研讨会召开,41位学者、媒体工作者与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主讲,著名传记文学家辛子陵、《领导者》杂志社社长周志兴、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作为嘉宾发表评论。会议由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徐景安主持。
  今天讨论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多人对讨论这样的理论问题没有兴趣。因为现实生活中,理论被歪曲、蹂躏、玷污,权力与金钱大行其道。这就是当今中国的最大悲哀。当着一个国家、民族,没有理想、理念、理论的追求,剩下的只是对权力与金钱的崇拜,这必然带来堕落。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改革。改革就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这就要拨乱反正,正其名、符其实。我们是在为未来的改革,作理论的准备。眼下虽然看不到改革的前景,但理论准备要先行。没有文艺复兴,哪来启蒙运动?没有启蒙运动,哪来的现代文明?没有共产党宣言,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理论界、学术界应该拥有追求真理的勇气与热情。王占阳教授接受我的委托写了这篇论文,花了很大精力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疏理。现在没有多少人愿意花精力做这件事,但我觉得很有价值意义。
  建议讨论: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是否成立?
  2,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
  3,中国的现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发展与改革有什么指导意义?
  下面请王占阳教授主讲。
  我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呢?一是学术兴趣。我研究邓小平著作已有二十多年了,但到目前仍然没有发表过一篇专门研究邓小平理论的论文,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我总是觉得邓小平的著述里面话里有话,而要把这些“话中话”准确、清晰地解析出来又很不容易,这样就拖了二十多年,也可以说是憋了二十多年,这次是觉得自己已经把邓小平理论的本意悟透了,所以有了想把它系统地写出来、写清楚的冲动,但还没写完,总之是想在学术上把它搞清楚。二是现实需要。我认为这是现实当中非常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中国现在实际上是出现了方向性、道路性、路线性的大问题。值此重大历史关头,回头看看邓小平当年到底是怎样讲的,后来又出现了哪些严重的偏差和不足,显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我在文中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解读政治家的著作与解读纯学者的著作是不一样的,因为政治家的原则和学者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学者的最高原则是把道理说透,政治家的最高原则则是把事情办成。对毛泽东、邓小平这样既是政治家又是理论家的人来说,由于他们首先是政治家,而不首先是理论家,所以他们有时为了把事情办成而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是很自然的。我看邓小平掩饰得尤为复杂,考虑得非常精妙。邓小平著作具有很强的策略性,这是我们在阅读邓著时需要特别注意的。由于这种策略性,邓小平著作中有很多互相矛盾的地方,有时同一段话内就有严重自相矛盾的地方。那么,面对这些互相矛盾的论述,我们究竟应当怎样解读,怎样判明哪些是他的真实思想,哪些则是他的策略性表述呢?我在文章中提出了七个方法论原则。比如:早期观点与晚期观点相矛盾,以其晚期观点为本意。公开观点与内部观点相矛盾,以其内部观点为本意。然后再把他的真实思想联系起来,这样就能把他的真实的思想揭示出来。
  基于这种方法论,我发现邓小平在理论上也是“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也就是说,他有比较迁就现实的理论(策略性较强的理论论述),又有比较激进的理论(策略性相对较弱的理论论述,如以南方谈话为代表的邓小平理论),更有毫不妥协的理论,即其最真实的理论主张。只有最后这个彻底的、毫不妥协的理论才是最体现其理论本意的,因而也才是最纯真的邓小平理论。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已经不再是仍有妥协性的“邓小平理论”,而是他为21世纪的中国所准备的最纯真的邓小平理论了。
  本文所着重揭示和阐释的,就是这种比较鲜为人知的邓小平理论。这种邓小平理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与斯大林、毛泽东的结构社会主义不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首先是价值社会主义,进而又是功能社会主义,然后又是新社会主义。这就初步地推动和实现了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根本转向,这是他的一个大功劳。
  二是关于建国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理论观点。邓小平对于建国后中国社会的性质究竟是如何认识的?实际上,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就是认为中国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正因为中国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又应走向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才要建设社会主义。这才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最基础、最核心的主要观点。邓小平说现在的社会主义不够格。不够格就不是社会主义。不仅是在物质基础上不够格,而且是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也都不够格,统统都不够格。社会主义经济不仅是一个普遍贫困与共同富裕的问题,而且还是贫困的制度与富裕的制度的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困的制度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又说现在民主还太少,这就等于说社会主义还太少。他提出,我国只有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才能说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这倒非常符合古典马克思主义。
  三是关于“新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邓小平追求的社会主义到底是怎样的?概括地说,就是新社会主义。
我在文章中用了很大篇幅考察邓小平的经济思想,结果发现,邓小平的经济目标实际是私有化、市场化和公平分配,最终就是共同富裕。所谓“以公有制为主体”等等,实际都是策略性的提法,并不是他的真实主张。那么,在政治目标方面,他又是怎么想的呢?我在现在的稿子里还没有来得及写,但我已经能够很有把握地说,邓小平的总目标就是实现宪政民主。经济基础是私有化、市场化、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那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治法律制度自然就是宪政民主制度。由此可知,邓小平主张的新社会主义,实际就是发达国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的新型社会主义。邓小平曾经主张“以俄为师”,但“文革”后期,他到巴黎、美国一看,觉得还是得向西方学习。粉碎“四人帮”后,他又到发达国家认真考察,更加明确和坚定了这种认识。但这时的西方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的西方,而是新式社会主义的西方了,因而这时向西方学习也已不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要走人类共同的新型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了。只有最终理解到了这一点,才能说是真正掌握了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
  四是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准确内涵。邓小平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来被人改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导致和包含了三大错误:
  1、去掉“建设”二字,等于宣布现在已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了,而且事实上也是在到处宣扬这种观点,这就既脱离了客观实际,也从根本上背离了邓小平理论。
  2、把“有中国特色的”,变成“中国特色”,这就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是世界共性的社会主义这层内涵去掉了,把社会主义的普世性内容去掉了,似乎凡是中国特色的就是社会主义的,这就不仅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基础理论,而且也是与邓小平理论背道而驰的。其实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特色”主要是指不同于苏联,同时更是指“三个面向”,与世界接轨。
  3、在上述保守主义的歪曲解读之中,所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死灰复燃了。“社会主义”被尽可能地解读成苏联模式那一套,而不是向真正的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靠近,这就更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了,而按邓小平所说,改革开放解决的就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我们不要忘记邓小平自己的话:“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想后来把这个命题篡改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应该站出来跟邓小平辩论辩论:究竟是你的命题准确还是邓小平的命题准确?邓小平不在了,我们也可以以研究者的身份参与辩论,帮邓小平说几句话。邓小平理论是全中国的理论,怎么能在没有任何说明、论证的情况下就由极少数人做出如此之大的修改呢?
  邓小平南巡前后,包括六四那个时候,实际已部署了21世纪的两项最重要的改革的任务,这就是分配制度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年谱》还表明,南巡之后,邓小平的最后忧虑,就是担心基本路线不知不觉地就被改变了。但人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的。分配制度改革长期空转,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意识形态日益僵化倒退,改革似有似无,后果非常严重,实际已经严重地背离了邓小平的伟大战略部署了。所以,我写这篇文章,一方面是出于学术兴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的真理和权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辛子陵:  我支持王占阳先生的发言,特别赞赏他提出的建立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崭新的理论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指出了前进方向。
  我要报告大家的一个新情况是:科学社会主义淡出了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这是三年来党的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
  2007年2月《炎黄春秋》发表谢韬为拙著《千秋功罪毛泽东》所作的的序言,序言的原题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炎黄春秋》发表时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谢老在序言中说: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赵紫阳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压力,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石激起千层浪。谢老的文章引出了一场大论战。从列宁、斯大林那里传过来,民主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一辈子高扬“批修”的旗帜,反对修正主义的烙印在中共党内打得太深了。中国社科院带头,组织150人的批判大会批谢韬。毛泽东旗帜网在人民大学开了110人的批判大会。全国各地老“左派”一下来了精神,有八个城市召开了批判会,批判谢韬的“修正主义理论和修正主义道路”。支持我们观点的人分散全国各地,没有会议的声势,却有比会议远为深远的影响。这篇文章成了许多人那年春节聚会的热门话题,文章的复印件成了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最佳的春节礼物。尽管有不同看法,但许多没有公开讲话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始换脑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出路问题。这个意义就很大。
  对于这场论战,没有权威的中央领导人出来做结论。日,在《人民日报》第九版发了一个几百字的答读者问,就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进行说明,说二者本质不同,我们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算是官方的表态。任过中央组织部长的张全景是反对派重量级人物。他在《求实》杂志上发表文章说:“现在有一种错误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这从根本上混淆了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
  来自中央的意见是: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于是,第一次争论沉寂下来。
  第二次大争论发生在国庆60周年前后。2009年6月中宣部推出一本小册子《六个为什么》,突出肯定和歌颂1956年毛泽东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制的功劳。说从此“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和制度基础。” 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还批判说:“有人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一些政策,如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把改善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作为重要任务等,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有某些共同点,说明我国也可以搞民主社会主义。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党的一系列新政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目的是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时谢韬老已经重病,我只能单枪匹马出来应战。
  去年年底,我在一次朋友聚会时讲话说:“中宣部推出《六个为什么》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把毛泽东的三大改造肯定、歌颂一番,说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毛泽东那个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消灭私有制,没收资本主义企业,消灭资产阶级。结果在经济上引来的是“国进民退”的大潮。全国工商联日发表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宣告在政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中民营企业被淘汰出局,国进民退的大戏接连上演。中化、中粮等垄断国企,既奉有保值增值的令箭,又无经营范围的法律限制,对房地产、矿业、铝业、奶业等普通竞争性行业摆开了‘全覆盖’收编的架势据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保育钧对记者说:“在这轮危机中,‘国进民退’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去民营化现象已愈演愈烈。”
  我还说:“在座的多是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我们紧跟过毛泽东,崇拜过,奋斗过,失败过,彷徨过,吃过苦,受过罪,甚至受过处分,坐过监狱。我们有切肤之痛,有清醒的认识,知道错在哪儿,怎么错的。知道哪些错误是不能重复,不能犯第二次的。”这里我说的不能犯第二次的错误,就是再一次消灭私有制,再一次进行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再干这么一次,肯定亡党亡国。情急之下,我写了篇文章《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但救国无门,在大陆我没处发表。于是在香港出书,书名叫作《中共兴亡忧思录》,作为打头的文章发表出来。该书由香港天行健出版社于2009年12月出版。尚未上市,第一版就销售一空。买主中北京党政机关占了相当大的份额。今年年初,在五柳村网站和广大读者见面,许多网站转载了。文章指出:
  民主社会主义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兼容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再怎么创造性地发展,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企业在社会占了主体地位,这个社会就不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
  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还是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有一块试金石,就是看中国是否有私有制?是否有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企业是否占了主导地位?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民营企业的功劳,还是国有企业的功劳?是资本主义的功劳,还是社会主义的功劳?如是民企的功劳,则应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如是国企的功劳,则应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据2008年统计,我国民营企业有600多万户,注册资金总额超过9万亿元,从业人员达7100万人。对GDP的贡献是65%,三分天下有其二。提供的税收占53~75%。民营企业提供了我国70%的技术创新,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泉。毛派说这是复辟了资本主义。支持改革开放的民主派说: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富民兴邦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产生了一大批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企业,其数量超过了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时的十一倍,这是全中国、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功过是非暂且不论,这个事实得认账。小册子作者心虚到连这个事实都不敢承认,面对一片大森林,硬说一棵树也没有。因为只要承认资本主义企业的功劳,《六个为什么》全部立论的根据,会像纸牌搭起的小房子一样垮下来。
  我在文章中指出: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政府向计划经济回归,资本向国有企业集中的现象十分明显。计划经济复归,国有企业膨胀,将成为中国大陆经济由盛变衰的转折点。政府对民企的政策,不仅是不仗义,而且是不理智。民企受打压、被兼并,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因为它姓“资”,必须挖资本主义之肉,补社会主义之疮,削弱民企壮大国企才行。这是不仗义。前面谈到,中国政府体面风光的外交舞台有三根柱子撑着,其中两根属于资本主义,真要砍掉,剩下国企那一根,还能撑得住现在的局面吗?这是不理智。
  这篇批《六个为什么》的文章,因为对中宣部下了战书,我是准备做第二个王若水的。上个世纪80年代,王若水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发表了与胡乔木不同的意见,受到开除公职、党内除名、流亡海外的迫害。但等了两个月,没什么动静。主流媒体没有对我组织围攻,2007年声讨过谢韬的几个城市也没有开批判会。
  日晚,新闻联播头条新闻,以令计划为主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我听了一遍新闻联播摘要,又上网仔细看了一遍8000字的文字稿,没有再提科学社会主义,也没有再批民主社会主义;没有把《六个为什么》列为必读文件,连参考资料也没列上。到3月29日刘云山在《人民日报》发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掌握群》一文,这是他在纪念理论家艾思奇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按说是表彰《六个为什么》的机会,他没有表彰(只说“要继续深入回答“六个为什么”等重大问题”,意思是那本小册子没回答好,或没说清楚),也没有再提科学会主义,没有再强调与民主社会主义划清界限。
  这意味着《六个为什么》被冷藏起来了,尘封起来了。这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这面打了60年的旗帜被卷起来了。但我仍不踏实,觉得这不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表态。到日发表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全文9000字,没有出现“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词组,更没有直接或暗示批判民主社会主义。
  为了引导国家走出共产主义误区,在批《六个为什么》这篇文章中,我突出宣传了恩格斯晚年否定共产主义理论的一段重要论述:“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文章发表后,有人在网上质疑,我做了回答;主流媒体学术理论界没有人出来驳难和争鸣。“共产主义”这个词组,正逐渐淡出了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日发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年)》中,没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接班人”等提法,指导思想中,剔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是第二次大争论的结局。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虽然传播逾百年,纵横半个世界,但最终没有能够改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而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中国曾想“旧瓶装新酒”,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力装入“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旧瓶之中。由于“国进民退”的危机,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央果断地停止“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和使用,国务院于日发布“新36条”,即《国务院关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解除了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束缚,放宽了准入领域,是非常英明的。据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到了2009年,按实际控股权统计,非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已达83.1%。这是一历史性转折,往后几年才能看清它的意义。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如福山所说是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我们不再追求乌托邦,也不是要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按照邓小平的设计,是真心想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民主转型,当然属于民主社会主义。
     说到这里,就和占阳先生的主报告联系起来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制度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正确的前进路标,将来中央会采纳这个意见的。
  在座的很多人都是非常有名气的学问家,我对他们非常敬仰。我不想跟他们讲理论问题,我本身不是学者。
  我认为小平同志,更多的是根据常识来判断问题。当然他也会看一些书。我在1988年做第一本邓小平画册的时候,有一张照片,小平的脚翘在沙发上看着一本书,我问摄影者,小平看的是什么书?他说,是古龙的武打小说。据我所知,小平同志是不看什么理论著作的,他的常识从哪来的呢?他被打倒的时候,在江西新建县的一个拖拉机厂里,接触了很多的工人,看到了底层的生活。
  再就是来自他的子女。他家平时开两桌饭,孩子们会讲各种各样的事情,他都会听,一般不说话。他们会讲很热闹的笑话,他也不插话。比如,有一次小平在的时候,说起死了以后怎么办,小平说了一句,我死了以后,骨灰从下水道冲了就算了。他们家的孩子不干,说你走过哪,就把你的骨灰撒在哪,我们可以走遍世界各地。
  《邓小平文选》的大部分都是他讲话的记录,而不是秘书班子给他写的。当时改革开放初期,跟陈云有一个争论,是关于雇工问题,雇多少人算剥削?陈云和小平的意见是不同的。陈云提出来,共产党员不能雇工,起码不能雇多少工,要求下发一个中央文件。小平其实不赞成,最后用什么办法来处理?写了一个中央文件,写好了,印好了,是不是下发?小平说,不发。对陈云那边,我写了这样一个文件,但是对全党不下发,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
  “六四”之前,全国人大研究室派了一个队伍到深圳去调查研究直选人大代表的问题,要做一个试点。当时这个队伍有蔡定剑、毛毛,就是小平的女儿,小平那时候准备往前走这一步,但因为“六四”,这一步收了回来,以后再也没有往前走,现在越来越倒退。
  小平对社会上的不满情绪,采取疏导的办法。当时大家说生活不好,他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他也提出,要有宽松的环境。
  我们现在研究小平理论,要跟现在的实际结合起来,跟现在中国的发展结合起来。我认为,现在跟小平同志的那个时候比,是倒退了,而且倒退的步子很大。
  我现在做了一个共识网,两种思潮的声音都有。我觉得,毛泽东和邓小平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两面旗帜。有的人是坚定不移的支持毛泽东,有的人是坚定不移地支持邓小平。这里面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的思想。我希望认真的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对现在的各种思潮。
  首先,什么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是从价值角度谈社会主义的,而不是从结构谈社会主义的。我很赞成占阳的观点,小平理论中的思想,表达得很有策略,有些话是含在里面,没有把它说透。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政党,在向现代文明路上走的时候,首先会遇到意识形态的障碍,因此小平同志用了很多的策略来表达他的思想。
  社会主义是什么,不要说我们中国没闹明白,世界上的学者也没弄明白。1996年我写博士论文《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时,花了相当的时间,将邓小平文选三卷和收集到的小平讲话资料都细细地读了。小平首先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什么没有显示出来提出问题,然后指出社会主义应做什么。小平同志是怎么看社会主义的?我很同意刚才周志兴主编讲的,回到常识。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会见外国友人时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从六十年代中期就停滞了,十年没有发展;后来他又讲到人民生活从1957年到1977年,二十年没有改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表现出来。苏联模式走不通,这逼着党思考社会主义要在中国站住脚应该怎么办?最主要的就是要把经济搞上去。从这个角度讲,小平同志当时的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必须把经济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使我们国家发展起来。 
  小平没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什么,而是“社会主义不是什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一个边界;他又强调,将来经济发展了,贪污贿赂、腐败横行、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另一边界。在这两个界限之内,究竟具体什么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始终坚持从实践中探索,一切从实际出发。小平讲“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坚持在实践中探索真理、发现真理。由于意识形态的僵硬,我们总是在改革中争论,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至少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不是社会主义,不公平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富裕、民主、公正。这些价值追求不是社会主义独有的,而是全人类都要追求的基本价值。只是在不同社会环境和条件下,能够实现的程度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要承认价值的普世性。
第二个问题,什么叫中国特色?
  小平同志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宣布,“走我们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是计划经济模式在实践中破产,必须摆脱苏联模式,主要从政治层面上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没有放到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视野中去认识。
  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让我们感受到“中国特色”这四个字不那么简单,仅仅从摆脱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放到200年来中国社会文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去审视。这就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自然经济文明形态转向现代商品经济文明形态。
  中国特色,这30年来,在政治层面宣传太多,其丰富的历史内涵没有挖掘。人类在走向近代工业文明的过程当中,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那种方式走得太痛苦,所以才提出社会主义。我们走向工业文明和西方走向工业文明,起步和进程都不一样。西方是在国内经济发展中生长起来的,而我们是被野蛮入侵后,以枪炮输入的,中华民族遇到的是民族存亡危机,首先是争取民族独立,然后是追赶工业文明。
  由此决定了,一方面我们面对着西方国家曾经遇到过的共同问题,从经济角度讲,社会的利益分化问题;另一方面,又存在中国特有的问题,从政治角度讲,就是扫清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
第三个问题:关于是否建立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问题。
  我不太敢说我赞成占阳老师和辛子陵老师的建立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观点。马克思讲的是“由劳动着个人私有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再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是否定的否定。”我理解马克思所讲的,是指原来小私有制到资本主义大私有制,现在要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社会化所有制。最后形成在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所以不是简单的恢复私有制。
  现在是权力和经济结合,用国企的名义由权力来占有全民所有的资源,然后进行内部的高分配,全国人民分不到红利。这种企业能叫国企、央企?中国真正富起来的是哪些人?我们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和理论话语用起来,挖掘我们推进改革的空间,在政治上给改革更多的合法性。
  第四个问题:说到底“主义”无所谓,不要坚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绝对对立的两极思维。近代以来,人类思想史上为什么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一说?我个人悟出来的一个道理就是,在走向工业文明的时候,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社会绝大多数人来讲,怎么样让人们走得不那么痛苦,不那么残酷、不那么血腥、不那么野蛮?从这个角度讲,所形成的一系列文化观念、价值理念、制度建设、制度创新,都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无所谓主义不主义。党在十六大报告中就提出要广泛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从人类文明成果角度讲,不是说一定要去强化某个主义,批判某个主义。我们怎么去顺应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流、大趋势,推进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常说逆潮流而动叫反动,顺潮流而动,至少叫跟上时代、追赶时代。我们如何遵循人类文明进程的要求,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都可以拿来为我们所用,使中华民族真正能够强盛起来。在这点上讲,超越主义之争,用人类文明的大视角看待问题,也许为我们解决中国发展进步所面对的问题打开更多的思想空间。
  我很赞同周志兴先生讲的,小平看问题处理问题,有广泛的常识,重要的事情也往往是在谈笑风生中说出来,包括他讲的“有中特色的社会主义”。我看过一个金庸的回忆,实际上是小平跟金庸的一次聊天中说的。“那天我们一家四口、我和我的太太及儿子、女儿一同去看望邓先生。廖承志先生陪同我一起去。”“邓先生已经在门口等我。天气很热,我穿着西装,邓公穿着长裤和夏威夷衫。我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你,感到很大的光荣。”交谈海阔天空,金庸最直接的感受是邓小平在思考很多事情,在考虑国家发展的大问题。他抽出一根香烟递给金庸,自己又点了一根,问:“金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金庸说:“我想从法国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多种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你指教。”邓小平笑了:“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100多种吧。来,再抽一根烟。”说着,又递给金庸一根香烟,意味深长地说:“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你看,这是一个多么有意味的历史片断啊!作为中国意识形态总纲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竟是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诞生的,足见周恩来对邓小平“举重若轻”四字评价是很贴切的。
  我也很赞同蔡霞教授刚才说的一个观点,实际上我们争论来争论去,关键要看实质,看真问题,敢于碰硬问题。我有一句话,中国因为是后发国家,所以叫“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不必过多纠缠于什么资本主义,什么社会主义。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等等,说白了,无非是说明哪种说法更有利于当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现在讲的还是在中国要戴一个什么帽子来说话做事的问题。“生态文明建设”在十七大报告里面,是作为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提出的,它是相对狩猎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然后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人士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也没有太大的风险,所以,是中国应当高高举起的旗帜!
  工商文明,跟它之前的文明形态有一个基本相同点,就是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一种支配关系,就是谁战胜谁,谁支配谁?占据超过平均利润率以上的好处和优势。人们追求的是无限扩张,奢侈攀比,这是工商文明的人际关系、群际关系、国际关系的实质。这次美国金融海啸反映的突出问题,就是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实现欲望的理性工具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生态文明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形态呢?它是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遵循的是“共生法则”,简单点说,就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英语表达是:life and let life)。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国与国之间,不管强者和弱者之间的一种共生关系。共生法则和共生关系势必要求人们过一种内敛健康、简约而高尚的生活方式。如果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去考虑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比从什么什么主义角度谈,不但可以避免不要的纠结,还可能会显得更加清晰一些,有利于看清什么是真问题、硬碰硬的问题,而集中大家的精力、智慧和勇气加以解决。
  资本主义不等于是市场自由,社会主义也不是政府管制的代名词。我们管什么叫主义,实际上就是把什么东西放在一个优先位置,资本主义是把资本放在优先位置,社会主义是把社会放在优先位置。我认为,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上来。中国不解决好“社会主义首先要有社会”的问题,还将一次次地产生“国家认同危机”。现在的政权最大成功之处,就是消灭了一切社会组织。托克维尔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讲到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政府强大到消灭了一切社会组织之后,政府再也没有任何可以跟它挑战的力量,但同时如果政府遇到问题,包括我们今天说的天灾也好、人祸也好,也没有任何社会组织可以来对它进行有效的援助。
  有这么三组数据,第一个是群体事件,从95年的6千起,到2007的6万起,2009年已经达到23万起;第二个数据,中国的精神病轻度患者已经超过1亿人,重症精神病患者已经超过1600万人。第三个数据,身强力壮的男性,一次射精里面的精子最多要达到60亿个精子,现在大学生多数人一次射精的精子总量,都只有1亿左右,减少了59个亿,精子分为A、B、C类,只有A类精子才可能怀孕,经分类,在这1亿多精子中,只有几百万属于A类精子。三个数据,都指向一点,就是我们的社会生态、自然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教育生态等等发生了问题,生活压力、工作压力、精神压力、心理压力对人的身心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途径予以消解、排遣。中国政府最应当做的事,就是积极承担起中国社会的建设重任,主动扶持社会和组织的有序成长。
  应该是1亿人心理上有问题,不是精神病轻度患者。
  我认为邓小平理论,不叫理论,叫方法论,一个是思想方法,一个是政治方法。邓小平改变了党和国家的基因,以斗为快乐的民族变成了一个协商的民族。
  蔡教授刚才说的,主义之争并不是我们要的,一旦人为主义服务,人就变为手段了,主义成为了目的。中国人生活了两千多年,我们为主义生活了不到七十年,最重要的是怎么最好的去生活。
  所谓猫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把中国的精髓和美国的实用主义精髓对接。邓小平最伟大的贡献,是把中国改革引导到成功的方法论,邓小平用试点的方法来试错,而毛泽东则是把全中国、全国人民来试错。
  我回应一下刚才王占阳教授提出的观点,他说搞理论的人与搞政治的人对理论的出发点不同,搞理论的人立足从学理上把问题讲透,搞政治的人主要考虑如何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推行。我提出的问题是,政治家和理论家在对待理论方面有没有共同点?我觉得是有共同点的,如果这个政治家要做对人民有好处的事,他必须把问题找准,把政策建立在常识或者是实践的基础上,这和理论家的出发点是一样的。
  第二个,我也想谈一下理论研究的方法问题。我同意刚才蔡霞教授讲的,在作理论研究时,“主义”要少提,弄不好,实际问题没有解决,还把自己套进去。理论研究,归根到底,是为了解决人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一是研究遇到的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二是探究遇到的疑惑,解决对未知领域的认识问题。
  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方法先要找到问题的症结,再分析产生的原因,再提出解决的方法。刚才有几位同志发言,在探讨理论问题时,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领导人的公开讲话、内部讲话、从经典理论家的著作出发,去考证、去解释、去评价。中国过去几千年,有成千上万的学者去从事注释与考证工作,但他们自己到底有多少创造性?很难说,忙了一辈子,没有什么建树。大家坐到这里来开研讨会,都有一个很好的愿望,为了救国救民,但是,我认为搞理论研究的人要救国救民,要先救自己,要通过调查研究,把问题现弄清楚,再提出有针对性的见解,这样才有效果。
  我是学技术出身的,提一个一直没有想清楚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理论对不对?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农民与地主属于同一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下的对立统一体,也就是说农民不代表比地主更先进的生产力,所以农民起义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应该与资本家也是同一个生产力和制度下的对立统一体,或者说不代表比资产阶级更先进的生产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十九世纪兴起,到二十世纪末就消亡了。是不是就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从根上就错了?或者说,革命的主体错了?
  邓小平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猫论”就是典型的实用主义产品。实用主义最大的优点是实用,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立竿见影;最大的问题是目光短浅,不顾长远。我们这么多年改革,抓到了明显的利益,埋下了深重的隐患;抓到了眼前的利益,埋下了长远的祸根。
  我在1987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叫《从“摸论”的是与非谈起》。鉴于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理论研究水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不可能拿出整套的、科学的规划,因而“摸论”有利于调动全民的积极性,起步快,声势大。但是,这个“摸论”毕竟算不上什么理论,应当一边“摸”、一边深入研究,不能老是这么摸下去。当局搞没搞研究呢?搞了。只可惜是闭门造车——仅仅是一帮体制内的秀才在搞,没有吸收全民族的智慧,加之“禁区”太多、禁锢太甚,自然就难免出问题了。
  邓小平提过几次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为什么又行不通呢?根本问题在于国家实际上是特权利益集团统治一切。你道理讲得再好也没用,一切都要符合它的利益才能采纳;否则便扔在一边,甚至不准发表。理论研究,肯定是要超越时代,具有前瞻性。没有前瞻性,就事论事,那是新闻报道,不是理论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呢?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是原始资本主义,所以非常无序,非常无耻。许多人都认为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其实,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封建时代已经结束,转入专制时代。这个专制,从秦始皇延续至今,而且现在似乎更为霸道。
  我们怎么让整个社会好起来呢?应当将中国的问题放到整个世界的范围来看,整个人类没有前途,中国不可能有前途。所以,我的第一本书叫《人类向何处去》。今天送给诸位的《和谐世界概论》,封底有一句话:“通过和解实现和谐,是人类唯一正确的选择。”
  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中共十三大到十七大,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理论旗帜。
  然而,至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缺乏共识。民间有一种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
  理论的功能在于反映客观实际的解释力与推进社会进步的实践力,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都有讨论的必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有两个含义,社会主义是主语,中国特色是定语,也就是说首先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共同性、规定性,其次才是中国特色。所以,不能把中国特色替代社会主义,更不能把非社会主义说成中国特色。
  最要害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对于建设了60年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依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大问题。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邓小平为了实现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为中心转折而提出的论断,是推动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的理论出发点。按照经典理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所以说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是正确的。但发展生产力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不是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远远高于今天号称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生产力按人均GDP来衡量,中国永远达不到美国的水平。这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无关,是地球的承载力不允许。说社会主义是消灭剥削,这与改革开放鼓励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相冲突。今天的中国不是消灭剥削,而是鼓励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偏重于经济物质利益,存在不够全面的缺点。
  对照中国的现实,改革开放实践了邓小平的一句话,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为此,各级政府都忙于招商引资,把“剥削者”奉为座上宾,中国成为世界投资者的天堂。政府主导、官商合作,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模式。发展第一,就必须欢迎剥削,而不是“消灭剥削”,随之而来的是“两极分化”,哪来的“共同富裕”?中国越改革,越不像社会主义。所以,民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
  作为一面理论旗帜,对现实缺乏解释力,也就失去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什么是社会主义?之所以说不清楚,就是没有抓住根本、没有认清本质。社会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的。什么是资本主义?有资本才有主义,由出资人组成股东会、推选董事会决策。按资本的股权分配利润,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这是资本说了算的社会,照顾的是资本的利益。马克思说,这必然带来穷的穷、富的富,两极分化,得搞社会主义,拉丁文就是SOCIALIS,意思是公共的、大家的、集体的、社会的。主义由社会共同出,利益由社会分配,要照顾公共利益。这才是理想社会,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至于采取什么途径、方法、手段,照顾公共利益,则是第二位的问题。
  马克思提出了消灭私有制,但没有讲公有制,而是重建个人所有制,同时取消商品货币关系,按计划配置资源。斯大林发明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毛泽东则搞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实践证明,按公有制、计划经济这个模式搞社会主义,只能带来普遍贫穷。邓小平一语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强调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为改革开放开辟道路。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引入市场经济成为必然选择。中国实现发展目标,GDP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增长方式不合理,成果分配不公平,生态破坏、两极分化、腐败泛滥、道德下降,导致大多数人对改革产生不满。由此产生分歧,传统派归罪于改革引入了私有制,主张回到公有制年代,依然把所有制作为评判社会主义的标准。改革派则认为,这是由于党高于政、政大于法的传统政治体制造成的,权力没有得到约束,主张推进政治改革。传统派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对政治改革,引发了普世价值之争。
  什么是社会主义,理论上争论不休,其实是一个很简单明了的问题。老百姓拚命逃离的,那就一定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由于恐惧饥饿与剥夺自由,民众想方设法逃离,蛇口海面上淹死的、打死的人不知多少?一个恐惧饥饿与剥夺自由的社会,这怎么是社会主义呢?今天中国偷渡、逃离的还有不少,但比过去少多了,这说明中国还是在进步,离社会主义不是远了,还是近了。民众往那儿跑的,一定是社会主义。移民、偷渡的首选是欧美发达国家。为什么?这些国家公共福利好,美国财政支出的75%用于公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北欧更是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照顾了大家的公共的利益,这就是社会主义啊!
  社会主义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老百姓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是检验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所有制不是判别社会主义的标准。所有制的实质,不是公有与私有,而是剩余价值归谁所有。名义上是公有制,剩余价值被少数人占有,就是私有制,而且是私人不用投资、不担风险的最坏的私有制。名义上是私有制,剩余价值的大部分通过调节为大众占有,这实际上是一种简接公有制,是国家不用投资、不担风险的最好的公有制。今天传统派的思维依然把公有制作为图腾一样崇拜,不管公有制实际怎么样,就是好。我们已经为一大二公付出了数千万生命的代价,还能重回老路吗?当然,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当私人不愿投资时,政府投资是必要的。所有制形式只是发展经济、满足需要的手段,本身不是目的。以数量、比重来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准,实在是非常肤浅、幼稚的思维,这是向传统观念妥协的策略性提法,但写进了宪法。今天被传统派问罪改革的根据。
  四项基本原则也不是判别社会主义的标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不是看名称,而是看实际。能维护公共利益、造福于百姓的,就是真马克思主义、真共产党、真社会主义,否则就是假马克思主义、假共产党、假社会主义。把政权居为私有,父传子、兄传弟,这与封建皇帝有什么区别?这也是社会主义?
  判别社会主义,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是否真正维护公共利益。怎么才是维护公共利益呢?一是财政是透明的,分配是公平的。二是决策是民主的、治理是法治的。今天中国却却是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出了毛病。财政不透明,分配不公平。原因是决策不民主,治理不依法,公共利益得不到保障。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全世界最高,用于民生支出的比重却是全世界最低,用于行政开支的比重则是全世界最高。这是因为民意对公共决策缺乏影响力,权力受不到有效制约。所以,目前中国依然是社会主义不够格。这一点,传统派与改革派观点一致。区别在于,传统派认为中国原来是社会主义,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改革派认为,中国原来就不是社会主义,改革促进了生产力,为实行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条件,从这个意义讲,离社会主义不是远了,而是近了。我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到了中国的门口,高于经济增长的财政收入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物质基础。现在,是愿不愿进入社会主义的争论,是要不要为进入社会主义扫除障碍。当前的怪现象是坚持社会主义叫的最凶的人,却却是反对为进入社会主义进行改革的人,其中有些人是用假社会主义,反对真社会主义;有些人是用口号社会主义,反对实际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维护公共利益,是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共同性、规定性,如何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说公共利益达到什么水准,要根据国情。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是欧洲特色社会主义,我国人口多、资源少,公共福利永远比不上欧洲、美国,这就需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呢?是不是公共福利水平低一些就是中国特色?小平把我国现代化目标定为中等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低一个层次,就是这个意思。这么说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水平低一点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物本位的世界观。实践表明,一个人的幸福,不仅仅取决于物质和消费,还来自其它的许多方面。我国虽然在物质和消费上赶不上欧洲和美国,但可以做到:经济殷实、分配公平、物质低耗、环境清洁、政治民主、社会和谐、道德良好、精神愉悦,也就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中国人就会普遍幸福、普遍满意。这就是中国的全面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国的生活方式、北欧的福利社会,是全世界做不到的,而中国的全面小康是全世界都能实现的。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本质意义讲,既不同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又区别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而是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恰是代表了世界的未来。
我挺赞成占阳教授的做法,把执政党的理论纳入到一种普世价值观之中。
  邓小平的讲话有策略性,但是我们讲的不只是要讲策略性,还要有战略性。不仅仅要推动一个个的个案,也需要有高瞻远瞩的理论思维,占阳老师研究的内容非常重要,就是发掘执政党理论中的普世价值,而普世价值就是立党之本、建国之基,推动中国的政改。
  按照我的观点,邓小平理论可以把概括为宪政社会主义,实际上邓小平,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是追求宪政的,同时是追求社会主义的。我非常赞同徐景安老师所说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维护公共利益的这样一种思想,因此,在经济上要实行财政的透明,要实现公平分配,政治上要实现民主决策,社会上要建设法治,这就是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也就是宪政社会主义。
  我认为宪政社会主义可能跟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有点不一样,至少两个方面不一样,第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强调民主先行,宪政社会主义可能更多的强调权力的制约,当然宪政不可能脱离民主,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特别是普选式的民主是不是可以稍微往后放一放,即使要做,也必须是某种可控的民主。第二个,宪政社会主义的侧重点是权力的分立,不管是三权分立还是五权分立,权力的分立和制约,这个在中国应当先行。所以,我认为这种宪政社会主义,实际上可能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觉得对民主这个词,认识也是有误区的,人类经过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到二十世纪,民主里面包含着自由、平等、宪政、法制,民主是一个综合性的复合型的概念。仅仅把民主等同于选举,一定会被否定民主人找到一个借口。宪政脱离不了民主,没有民主不承认人的自由,不承认人的权力,也就无所谓民主。
  什么是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至于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没有一个现成答案,还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一,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态度
1,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回避不答。
     1893年,他回答法国《费加罗报》时说:“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全集22卷629页)
     他又说:我们对未来社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全集4卷,676页)
     他还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全集22卷,628页)
     类似以上意思的论述还很多,这里只引三段话,足以表明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没有一个科学规划,因而就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设想。
2,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主义制度应在实践中探索。
     他说:“我们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全集4卷,675页)
  从这里可看出,对于未来社会制度的特征,应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予以回答。也就是说,在没有社会主义实践时,不以预先进行设计,为防止重蹈空想社会主义的覆辙,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应在实践中探索。
  今年,我在《炎黄春秋》第8期上发表文章,说经典作家没有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但网上有人批评我,说我是教经济学的,应熟知《资本论》第1卷在商品拜物教一节,谈到未来社会,怎么能说没有科学新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呢?其实,恩格斯比我更熟悉《资本论》,当第1卷出版时,他说:谁“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待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全集3卷,243页)可见,没有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恩格斯讲的,而不是我讲的。《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在讲到其他问题时也提到未来社会,但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完整社会主义制度体制,因而就无有一个科学社会主义概念。今天人们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内涵基本上是斯大林所确立的一党专政、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计划经济等。这是斯大林根据自己对马克思、恩格斯一些论述的认识和理解,组建了一个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斯大林的一种探索,而不是经典作家的设计。我们要问:一是斯大林这种认识对不对,是否完整领会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二是斯大林这一设计是为了实现他所说的,“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増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一目的。可见这一制度设计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一种手段,而非社会主义本质——共同富裕、共同幸福。现在有人错将这一手段当作社会主义本质来捍卫,这是一种谬误,是理论上的错位。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和途径可以选择,而社会主义本质是不能选择的,所以手段不应作为判断社会主义社会的内涵。如果以社会主义本质来判断,民主社会主义者采取了有别于斯大林的手段和途径,达到的目的更接近社会主义本质。而斯大林追求社会主义手段的作法,最后导致苏联垮台,这是探索的失败。有人说苏联的垮台是出了叛徒,假如没有人民的支持,军队的默许,叛徒能有这么大的能量,颠覆一个社会制度吗?所以,斯大林所创建的社会制度是不成功的,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来坚持,不能奉为科学社会主义来捍卫,只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探索。不过,这一探索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
  二,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探索
  世界上各种社会主义都在探索。
  一是斯大林的探索,虽然比较全面、波及的范围比较广、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但最后失败了,目前世界上已无一个完整的斯大林模式。
    二是南斯拉夫的探索值得重视。这是有别于斯大林模式的一种社会主义探索,苏共把它说成修正主义,中共也跟着说。当中共和苏共决裂时,中共又说苏共是修正主义,南斯拉夫又成为社会主义。这是意识形态决定论。
    三是中共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丢弃新民主主义,从苏联照搬了一个斯大林摸式。在与苏共有了分歧之后,想走自己探索之路,提出“三面红旗”,但没有跳出斯大林的模式,人民公社就是沿着斯大林设计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结果失败了。“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种探索,结果失败的更惨。目前正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
  四是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是一种失败的探索。
    五是欧洲一些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探索。这种探索的结果,更具有我们理想的社会主义,比如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福利制度日臻完善,公费医疗、义务教育普及全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全方位的覆盖,没有乞丐和穷人,人们享受着最大的自由和民主。《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十项政策,有许多项在这些国家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王震,上世纪70年代访英归来讲:“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辛子陵文)幸亏王震是个大老粗,不带任何偏见地说出实话,如果是知识份子不会这样讲。根据王震的讲法,这些国家的物质条件已具备共产主义,所欠的东风——共产党执政。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按王震的讲法,共产党就成了共产主义的商标,共产主义社会就成为共产党的专利。那么要问:社会制度的确定,是以物质基础和经济关系来确定,还是以共产党执政来确定?显然是前者不是后者。
  将斯大林模式误认为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根深蒂固,我国宪法第6条就是认为,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朿以后,又回到斯大林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既然将斯大林的探索看作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科学社会主义,就必然对其他探索进行排斥,这样得出的“结论”,如恩格斯所讲,“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王震的结论是从这些国家的“事实”和“过程”得出的,认为己经具备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而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就否认这一现实,就有背历史唯物主义。这些国家物质基础的形成,不是哪一个政党的作用,在民主宪政下,任何一个政党上台都不敢触动人们的社会福利,为了得到选票,必然表示亲民,是这样延续下来形成的。我们判断探索社会主义成果或失败的标志,不是看手段,而是看结果,从结果来看应承认他们是社会主义。但这绝不意味着要照搬他们的做法,因各国国情不同,照搬是搬不来的,任何照搬是不会成功的,只能借鉴。
  三,历史唯物主义推动实践社会主义
  凡是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客观规律的人,都应承认,不论什么政党执政,都会推动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作用不仅推动各个执政党向社会主义发展,还会推动民众趋向社会主义。就拿共产党认定为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目前一些亿万富翁也自愿共产。最近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发起的亿万富翁“捐赠承诺”,自愿拿出一半财产用于慈善事业,其兑现可在生前,也可在世后,自已选择。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是为了减税,只是一种道义上的承诺。
  比尔.盖茨是美国首富,财产540亿美元,过去己捐出280亿美元,现在承诺只给子女留2、3千万美元,其余全部捐出。世界“股神”巴菲特,有财产450亿美元,富人排名第2位,他承诺捐赠财产的99%。他们这一倡议,目前己有40位富翁响应,总额已超过2000亿美元。美国有400位亿万富翁,财产约13万多亿,如果捐出一半,就有6500多亿美元,这对世界穷人是一个大力支持,也缩小了贫富差距。他们二位相信能说服这些富人来参与这一承诺,还到其他国家去游说。如果这一运动在全世界展开,掀起一场富人自我共产革命,其意义难以估量。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有这么多资本家、这么大规模来捐献出这么多财产,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他们既没有生活在号称社会主义国家,又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为什么他们的观念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具有了自我共产的思想?回答只能是历史唯主义的作用。在信息时代,一是社会财富大量涌现,人们生活虽有差距但普遍提高;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大缩减,有了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形成全方位的覆盖,人们生存没有后顾之忧。四是这些富人看到,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不分贫富,拥有亿万财产也在劫难逃。在这种形势下,亿万富翁留给自己子女的不是财产,而是自我发展、自我创造、自我价值实现的精神财富,是一种公益事业的价值观。如果说北欧一些非共产党执政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那么这些非共产党员的亿万富翁也在实践社会主义,这如同股份制使“私人资本自行扬弃”,股份制也使国有资本自行扬弃,现在一些富人私有财产观也在自行扬弃。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推动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人类在经济上,从农业经济时代过渡到工业经济时代,然后再过渡知识经济时代;与此相伴随的人类社会,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目前知识经济已初露端倪,就显示出它巨大的威力,生产社会化已普及全球,出现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技术一体化、信息一体化、语言一体化,人类正走向世界大同,可谓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不是哪一个政党、哪一个社会制度的作用,而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客观规律推动的。因此列宁提出的共产主义=苏维埃+电气化,应该修改为:共产主义=信息化+普世价值。可是我国每日电视新闻联播就是不报导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因素发展的情况。
  通过以上所说的这些社会主义探索,可以初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是共同富裕,一是民主宪政。也就是说人民的利益只有人民来代表,如果别人来代表,而不受人民监督,会出现利益异化,代表人变为侵犯人民利益的官僚,成为老百姓的父母官,而不是为父母做官。其实,共同富裕和民主宪政,也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社会主义应是自由人联合体,具体讲是平等、自由、共同富裕、共同幸福的社会。
  我想谈两点意见。一、邓小平理论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为什么邓小平理论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论,这里面涉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问题。执政党的政治地位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是通过暴力方式来获得,并且以暴力的方式维持这个政权。这必然的引起执政地位合法性的质疑和危机。它们需要有一种理论来解释其执政的合法性。这一理论就是马列主义或者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民众已经不想再这样被统治下去了,统治集团也无法这样统治下去了。这时候“邓小平理论”应运而生。邓小平理论实际上是执政党在新时期的政治纲领或者说是政策的阐述;它与“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什么关系。毛主席的政策与邓小平的政策完全相反,你能说那不是“社会主义”吗?!邓小平理论适应了时代的发展,既维护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治地位,又能放松对社会经济的管制促进生产的发展,让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继续维护。任何执政党追求的都是继续执政,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高明之处。
  今天有人已经忘记了继续改革开放,只记得维持现状。所谓的“维稳”,就是“稳定压倒一切”;“稳定高于一切”;“没有稳定,什么东西都做不成”,等等。我们可以看到,“维稳”政策已经让邓小平理论变得更加世俗化。有一个段子:当我们与政府讲法律的时候,政府与我们讲政策;当我们与政府讲政策的时候,政府与我们讲政治;当我们与政府讲政治的时候,政府与我们讲大局;当我们与政府讲大局时,政府与我们耍无赖;当我们与政府耍无赖的时候,政府与我们讲法律。
      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呢?只讲几点看法。首先,建立与我们的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另外,我们要建立利益表达的有效机制。要建设公民社会。发展NGO并不一定导致颜色革命。
  未来的十年,中国社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很可能发生社会动荡。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全社会上下同心,共同建立更加合乎民主、公平要求的社会机制。
  今天的很多问题,从本质上说不简单是认识方面的问题,而是与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我们必须把这些问题背后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阶级背景密切关联的利益搞清楚,我觉得我们今天仍然需要社会分析、历史分析、阶级分析,而这些问题都跟科学社会主义是有联系的。
  今天,大家似乎对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名词都不喜欢,其原因就在于把它与苏联式的制度混为一谈了。实际上这个词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的意思是说:我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从头脑里凭空构想的,而是要研究现有的生产力需要什么样的社会联合形式,而实现这种最能保证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组织的人是哪些与其利益相关的人群、阶级,从而指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实现它的社会力量。也就是说,它指的是对社会主义进行缜密的学理研究。马克思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出现过不少错误,但这个基本的方法如今还是有用的。今天大家谈论社会主义,必须搞清楚你要追求的社会主义是怎样的,哪些人喜欢这个东西,哪些人不喜欢这个东西,从而找到实现的客观途径。这才是科学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最根本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抛开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之争,径直从历史的真实出发。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属于东方社会主义,是在与马克思所预测的那种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工人阶级极大发展的前提迥然不同的条件下,由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以思想灌输、集权组织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发端于俄国,经由革命家集团所领导的革命取得了政权,但由于资本主义的落后和工人阶级的不发达,不可免地导致出现一个特殊集团或阶层实行“代管”的社会主义,从而结果是政治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以致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工人大众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在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型,成为中央集权的官僚社会主义,在这里,生产资料由社会劳动成员共同占有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从根本上打了折扣的。这种社会主义发挥过它的历史作用,但由于内在的缺陷,最终结局或者是垮台(如苏联),或者是走向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如果仍然处在中央集权控制之下,缺少民主,则会导致如今人们热议的“权贵资本主义”。所以,这里问题的实质是在于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而不是个别人主观认识的对错。
  今天,我觉得我们探讨社会主义问题,是不是应该把它放在科学的基础上,放在具体扎实的分析基础之上,来决定我们可以做什么,需要做什么,追求什么,要有哪些手段和哪些人愿意去实现它们。市场经济客观上能够培养出强大的公民社会,促进劳动者大众的公民意识的发展,造就他们的与自身利益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争取民主的活动的成长壮大,而这些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是大有益处的。所以,与其抽象地探究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构想才是最高明的,不如关注劳动者大众的利益追求对社会民主的促进作用。
  马克思主义核心的东西是什么?一个是讲无产阶级,第二个心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搞阶级斗争,不受道德的约束,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我们跟蒋介石斗,蒋介石是很流氓的,他是不顾道德的,你要比他还要狠。夺取政权,必须采取残酷的手段。但是,采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去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有问题了。这就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更高的核心点,即人类的解放。小平是个政治家,也是个理论家,他能够根据形势提出新的东西来。
  知识必须消化掉形成智慧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我们只需要搞通科学发展观就可以解决目前遇到的所有问题。现在的大环境是全球化,社会主义能把资本主义消灭吗?资本主义能消灭社会主义吗?左手是矛,右手是盾,矛盾是一种运动,其运行的轨迹就是规律。矛放大就是毛泽东建立的中国政治体系(一九四九月-一九七九),盾放大就是邓小平建立的中国经济体系(一九七九-二零零九),这两个三十年已经形成关联关系并已架构新的社会数学模型。
  搞通了科学就明白为什么发展、知道怎么发展,这样就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今天的人类发展已经堵在美国金融危机这个十字路口,唯有中华文明这把钥匙才能化解这些矛盾。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中国自己的路。只有把自己搞清楚、把中国搞清楚、搞通搞透搞明,那么世界自然就亮了,中国的世界也就成为世界的中国了。
  关于社会主义的见解和对邓小平的看法。
    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一种现实存在的社会形态。我们以前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看作为一种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更进步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历史上存在的一切社会形态都是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自发地形成的,从来都不是依据某种意识形态构建出来的。到现在为止,人类社会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的最进步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当代最进步、也是最基本的一种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并进行了70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和检验,结果完全失败了,退出了历史舞台。直至现在,我们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看到过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还只是存在于观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东西。按照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那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最高理想的社会,他们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只是它的过渡阶段和初级阶段。但是,恩格斯在晚年,便对自己过去的上述看法完全彻底地否定了。
  日,恩格斯逝世前二年,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向恩格斯提出了一个“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社会目标’的问题”。这位记者当然知道社会党人的斗争目标就是共产主义,他的问题很明显,就是要问恩格斯: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恩格斯的回答,斩钉截铁,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后来,伯恩斯坦把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表述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在晚年,恩格斯不仅彻底否定了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理想社会”的奋斗目标,而且彻底摈弃历史发展“最终规律”的哲学思想。恩格斯认为:“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状态”(《马恩选集》第三卷,P.217),历史发展的“最终规律”和“最终理想社会”的“绝对真理”是根本不存在的,也就应该彻底摈弃。他批判这种哲学思想说:“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同上,P.219)。恩格斯主张:“我们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任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辨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同上)他晚年做了很多这样的阐述,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绝对的规律,没有最终的目标;一旦规定了绝对规律和最终目标,人类社会就不会再发展而终止了。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它就会一直按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那样发展下去,没有理想状态,除遭到毁灭,也没有发展的终点。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不论给它作怎样的学理论证,打着什么样的科学招牌,却仍然还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从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他们曾有过二次机遇(1848年法国武装起义和1871年巴黎公社)为实现他们的理念进行革命斗争,结果都失败了。第二国际建立后,恩格斯转向了民主社会主义,试图在资本主义自身自然的发展进程中和平地成长社会主义因素,为社会主义理念向现实化转变开辟道路。但在落后专制国家的列宁和斯大林,却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在苏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们在苏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纲领的来源,都不是他们自创的,而是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继承来的,而且是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那里继承来的。
 列宁和斯大林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又推动和发展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从1917年一直到1991年,这七十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本质上就是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共产党人运用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用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纲领对社会进行强制性的社会主义改造,完全是一种由共产党领导的从上而下的社会改造。结果是,仅仅只有74年的时间,它就失败了。这个失败,我认为它是一种彻底的失败,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失败,是一种根本性的失败。有些人认为,它是暂时性的失败,只是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过了这个低潮之后,还会继续发展。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可能,就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曾经在全球三分之一这么广大的人口中、在欧亚美这么广袤的土地上,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有序的实验、实践和检验,曾经建立起了庞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搞了七十多年,最后还是完全、彻底地崩溃和失败了。请你想一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能死灰复燃吗?苏联还能够复国吗?中国还能够恢复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那种状况吗?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破产、崩溃和失败完全是不可逆转的了。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我有一篇文章《历史实践严酷检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接受了费尔巴哈思想形成了人本—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就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第三个阶段,就是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有它的生命力,是因为它遵从了人类社会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和平地融入了社会主义因素,使它保有原有的社会生机而能够更健康地继续向前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给中国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除新技术、新管理和大量资金的输入给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就是因为它推倒了无所不包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庞大体制并摧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消极性社会基础(政治贱民的解放),社会体制倒退回归到了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社会起点,使社会能够重新恢复了它原有的生机,能够继续沿着它本来的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轨道向前发展。
  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经过反思,人们也就逐渐认识到了。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认为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会失败?因为我们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但是,他还认为,这是列宁唱错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但是到了俄国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就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认为苏联之所以红旗落地是因为实行了这三个制度而导致的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思想垄断。这个分析是真正击中了要害。从保加利亚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的经验教训和反思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那些信条不再信仰了。但在中国,情形就有些不同。我们看邓小平。有三件事可以看出他对终身为之奋斗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也发生迷惘了。第一件,是他和金庸讨论社会主义学说的事。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见他已脱离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对社会主义进行新的思考了。第二件,是他讲了“白猫黑猫,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表明他对白猫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质疑,资本主义的黑猫列入了他的选项。第三件事,是他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道路。他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要另谋它途了,但他还不能确切知道这个它途会走到哪里去,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瞧,那个还说不清道不明的彼岸是哪里,就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吧。但是,出于政治需要,他还要保守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子,这样的思考过程,是绝对不能向人们公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不确定性是很明显的。 对邓小平先生,我的看法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救党有功”,就不必细说了。
  我简单做个总结。
  第一,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它没有在苏联东欧实现,但在欧美国家实现了。所以,把价值社会主义与结构社会主义作区分,是必要的。不能将苏联东欧的结构社会主义的失败,视为社会主义的破灭。相反,越来越多的国家、社会与个人都接受了社会主义,因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必然成为人的价值追求。西方的产权理论,从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转为兼顾资本、员工、社区等利益攸关方,比尔.盖茨把全部财产捐献公益,并开始了慈善创业活动,这都是社会主义的体现。历史似乎开了一个大玩笑,叫着搞社会主义的,未必是社会主义;没有叫社会主义的,却搞了社会主义。
  第二,我们今天讨论这些问题,说给谁听呀,有什么意义?1787年美国来自12个州的55名代表会聚费城起草了一部200年后依然行之有效的宪法,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理念的熏陶。今天,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所有制问题的争论,将永远走不出误区。社会主义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理念,成为社会共识,中国才能建立起真正社会主义。当然,其中有利益的博弈与力量的较量,但没有正确理念作为先导,依然会陷入误区。没有人文主义理念的传播,也就没有法国的“人权宣言”与美国的“独立宣言”。2006年江苏省江阴市提出要建设“幸福江阴”,于是制定了“人人有好工作、人人有好收入、人人有好环境,人人有好身体,人人有好心情”为内容的幸福指数,这就是让民众普遍幸福的社会主义。理念是实践的先导,这就是理论、理念、思想的重要,也是举行创建中国新文化研讨会的本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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