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了这么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经济中国有什么变化

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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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要理论观点,书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新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与时俱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书写出了“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关于科学发展理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关于对外开放理论,关于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和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理论,关于宏观调控理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等。这些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赋予了其丰富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等主要环节,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时代和实践的要求,围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要理论观点,主要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同步发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等。这些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境界。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新发展新突破。这集中表现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和以这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反映出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新认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新理念新观点新发展
《建议》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深化和丰富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
关于创新发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基点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围绕着创新发展形成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包括:科教兴国战略、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在此基础上,《建议》以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出发点,从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产业新体系、构建发展新体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系统阐述了推动创新发展的具体思路,形成了完整的创新发展的政策体系,拓展了创新发展的内涵,深化了创新发展的思想。
关于协调发展。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围绕着协调发展形成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在此基础上,《建议》以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为出发点,提出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强调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拓展了协调发展内涵,深化了协调发展思想。
关于绿色发展。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围绕着绿色发展形成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包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在此基础上,《建议》以着力改善生态环境为出发点,提出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系统阐述了推动绿色发展的具体思路,形成了完整的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拓展了绿色发展内涵,深化了绿色发展思想。
关于开放发展。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围绕着开放发展形成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包括: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等。在此基础上,《建议》以着力实现合作共赢为出发点,提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系统阐述了推动开放发展的具体思路,形成了完整的开放发展的政策体系,拓展了开放发展内涵,深化了开放发展思想。
关于共享发展。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围绕着共享发展形成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包括: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加快推进以民生改善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等。在此基础上,《建议》以着力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提出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系统阐述了推动共享发展的具体思路,形成了完整的共享发展的政策体系,拓展了共享发展内涵,深化了共享发展思想。
新问题新思路新解答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许多新趋势新机遇新矛盾和新挑战,需要深入研究,作出科学解答,提出应对办法。
比如,当前以新型网络通信技术、制造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正蓄势待发,能否把握新一轮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挑战和机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发展的前途命运。对此,《建议》提出了全面具体的政策举措,包括: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支持节能环保、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信息技术向市场、设计、生产等环节渗透,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等。这些举措,勾勒了中国应对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构想和实施规划。
比如,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矛盾风险增多,如何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面临着不少难题。对此,《建议》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宏观调控的思路上,提出“总量调节和定向施策并举、短期和中长期结合、国内和国际统筹、改革和发展协调”;在宏观调控的目标上,提出“更加注重扩大就业、稳定物价、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防控风险、保护环境”;在宏观调控的手段上,提出“采取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措施,适时预调微调”等。这些政策举措,总结了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超越了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框框,是中国宏观调控理论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又如,当前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金融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和变化,同时金融市场的动荡和风险也日益加大,如何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防范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的健康发展事关重大。对此,《建议》提出: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完善金融监管框架,完善监管协调机制,健全金融风险监管规则,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等。
理论是实践的源泉,问题是理论的向导。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努力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推进理论的创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途径。《建议》提出的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重大问题的举措,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建议》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思想是贯穿《建议》的灵魂和主线,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根本观点,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更体现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是空洞的口号,必须体现在制度上,落实在政策上,转化在行动上。必须坚持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国有企业在保障人民共同利益方面的主力作用;更好地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下大力气解决好医疗、教育、就业、扶贫、食品安全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必须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伟大的实践呼唤着理论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面临着新的重要历史机遇,要立足中国实践经验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创造,不断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并指导新实践,奋力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课题组首席专家、工程咨询委员)
(责编:石云波(实习生)、刘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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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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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第九章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新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第九章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一、党的十二大和全面改革纲领的制定  在胜利完成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和十二届三中全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进行全面改革的纲领,由此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党员。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旗帜。  大会通过胡耀邦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制定了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奋斗纲领,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提出,从1981年到二十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实现这个目标,在部署上,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为实现这一部署,大会规定,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战略重点,并要抓紧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大会把二十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原来的全面实现现代化改为达到小康水平,是符合我国经济落后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的。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之后,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它从战略指导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问题。  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因此,在促进经济建设全面高涨的同时,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些任务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  针对党的队伍中实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大会还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需要,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大会还根据新党章,选举出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层新老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许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由彭真主持修改的宪法,对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作了较大修改,重新阐明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国家机构和内外基本政策。新宪法规定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农业生产终于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农作物大面积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一些高档消费品开始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普遍实行的基础上,1983年10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5年春,各地农村这项工作全部结束。随着农村经济开始朝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大批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从事工业和加工业,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批新型中小城镇随之出现。到1987年,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伟大创造和改革实践,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逐步扩大,要求全面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对外开放的扩大,使人们进一步看到,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显得更为迫切。  日,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阐明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性质、基本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明确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决定》要求: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是进行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此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权限逐步下放,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到1987年,在生产领域中,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改革前的120种减少到60种;流通领域中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从改革前的188种减少到23种。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小商品和计划外商品都由市场调节。价格、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国营企业改变统收统支的经营方式,生产经营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到1987年,全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国营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也进行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增强了企业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贯彻执行,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有了很大改变。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继续加强;集体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家的扶持和引导下,取得引人注目的发展。到1987年,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几乎为零上升到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由15万增加到569万。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为发展经济、方便人民生活和安置就业起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继续深入。从1985年起,国家决定对粮食、棉花等少数重要农产品实行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其余多数农副产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国家不再下达指令性计划。这就形成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并行的“双轨制”,改变了实行三十多年的统购派购制度,把农村经济逐步纳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促使传统农业进一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提上日程。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5月又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明确了任务和方向。全面改革的开展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等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高技术的建议(后称“八六三计划”)。邓小平等领导人很快作出批示。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发展高技术的“八六三计划”,我国的科技事业得到极大推动。八十年代中后期,每秒一亿次的“银河”计算机系统、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离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实验室、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等一批高科技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教育事业也在改革中得到全面发展。根据邓小平1983年10月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教育改革主要是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改革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努力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为此,教育事业经费逐年提高,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6.79%上升到1986年的12.12%。全国开始有计划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青壮年中基本扫除文盲,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也得到很大发展,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出来。  根据党的十二大的决定,从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分期分批进行了全面整党。经过这次整党,初步改变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状况,同时也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推动了新时期党的建设。  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邓小平一再提醒全党: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警惕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越是改革开放,越要注意防止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增选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新老干部都要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防止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并强调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决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强调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和党中央的决议,全党在努力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逐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促进各项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提倡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在执行“两个文明一起抓”方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一贯的情况。胡耀邦积极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但未能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予应有的重视。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批评了胡耀邦的上述失误。会议批准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同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了这项决定。  全面改革和党的领导的加强,推动了经济建设。1985年底,“六五”计划全面和超额完成。五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从4470亿元增加到856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0%,超过原计划每年增长4―5%的速度;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从227元提高到406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提高8.7%,大大超过年二十八年间平均每年提高2.6%的幅度。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过去长期感到困扰的一些经济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为“七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来源:中联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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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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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认识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新概括?如何全面理解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含义及其主体地位?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如何才能使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只有搞清这些问题,才能深刻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选择过程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建设社会主义应当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这是党执政后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以及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展开,我国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选择这样的经济体制,有当时的主客观条件。
从客观条件看,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国民经济实力十分薄弱,现代工业很少。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化建设,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利于迅速、有效地集中全国的经济力量,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各种条件。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对我国经济体制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同时,在经济结构简单、科技水平不高、社会利益关系相对单纯的情况下,计划经济体制也能够比较顺利地运行。这也是中国选择计划经济的客观条件。从主观条件来说,当时在理论上普遍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我国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自然成为合乎逻辑的选择。
20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国民经济实力非常弱小的条件下,我国能够集中主要力量开展以156个重大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比较迅速地建
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与这一体制所发挥的作用分不开的。
但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它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权力过于集中,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针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对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开始对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反思,提出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认为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三个方面。他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提出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就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即在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和市场结构三个方面,允许保留一部分个体经营、一部分产品自由生产、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以此来弥补所有制过分单一、忽视市场机制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不足。后来,毛泽东又提出要搞“新经济政策”,他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时,针对有人提出要消灭商业、货币的错误观点,指出:我国是一个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必须有计划地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他认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实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针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他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的领导人这些创造性的思想观点,为后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是,由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别看作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当时提出的改革措施至
多只是加强一些市场调节的力度和作用,不可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总的框架。此后由于“左”的思想的发展,这种探索没有也不可能继续得到前进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理论的创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选择的目标模式。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在实践上为发展商品经济、遵循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实践的发展要求在理论上实现创新,以更好地推进改革深入发展。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思考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时,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他多次指出,我们原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不是完全清醒的。过去我们一直搞计划经济,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经济搞得太死,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实践证明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的影响比较大。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应当学习。他认为,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好东西,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从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邓小平就没有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反映社会制度的范畴,而只是作为组织经济活动的手段。1979年,他就提出,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应当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才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不搞市场经济,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伴随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开始是突破完全排除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观念。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这个提法得到了党的十二大的肯定。虽然这一提法仍然坚持计划经济总体框架不变,但它允许市场调节存在和发挥作用,这为形成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理论开辟了道路。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虽然它同时还强调,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不再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这种突破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一理论突破,认为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新的解释,说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说过的新话,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后来,又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从这些提法的演变可以看出,改革的实践是在不断提升市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在实践中越来越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1987年邓小平再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利,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呼之欲出。
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活动中市场调节的比重已超过了计划调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的矛盾和困难,国际上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重大变化。如何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使之得到更快的发展,理论上需要有新突破。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总结实践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上,于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①]这一精辟论述,从理论上破除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制度属性的陈旧观念,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1[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1992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建立新经济体制的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实现了又一次重大突破。
邓小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江泽民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在党的十四大得到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是突破了过去公认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代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本质属性的观念,认为它们都是经济手段。二是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两种手段,它们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各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存在着复杂经济关系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更强的适应性、更显著的优势和较高的效率。但两者都有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如计划经济不能有效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会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等。三是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但是,它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经济体制则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征。把发展市场经济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可以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不断深化改革和建设,20世纪末,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由这一结合而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它必然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作为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公有制为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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