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平行专题论坛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融资途径与风险防控【现场实录】_年会活动报道_中国海外投资年会
22日平行专题论坛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融资途径与风险防控【现场实录】
【现场实录】
主持人：朱文晖
　　朱文晖：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是凤凰卫视的评论人朱文晖，非常高兴在今天下午来主持中国海外投资年会的专题论坛--中国企业海外的融资途径与风险防控。其实我们今天主要还是听在座的资深嘉宾来发表他们的意见。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场合，他们在发表完一个简单的意见之后，会和下面的听众有一个很直接的沟通。所以一会儿我们在嘉宾讲完之后，请大家踊跃发言，在你们发言的时候，你们先自报一下家门，然后你也可以对刚才台上的嘉宾所讲的话做一个简单的评论或者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不要超过3分钟，最好是2分钟，也可以给台上的嘉宾提出问题来。
　　现在我们有请今天下午第一节的演讲嘉宾到台上就坐，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世贸司副司长刘毓骅先生;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刘姝威;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程雁;建设银行(亚洲)行政总裁郭珮芳。
　　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刘司长讲话。
　　刘毓骅：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我们有关的工作情况。尊敬的主持人、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的议题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融资的途径与风险防控。下面我想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谈一谈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控的问题。
　　首先，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在海外投资风险防控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既充满着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还有一定的挑战。海外投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活动，企业的投资行为在所在国将面对投资的决策或者是影响投资决策的利益的个体或群体的影响，比如政府机构、工作组织、员工、社区等等，我们统统称它为利益相关方。面对不同的海外投资环境、政策法规、企业文化以及劳工结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可能出现与当地的利益相关方相互对立甚至相互排斥的现象。
　　企业如何才能与利益相关方和谐共处，获得各方的认可，化解障碍，从而创造比较良好的发展环境，这是大家必须要充分考虑的问题。我认为，企业必须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这样才会有很好的并且有效的解决途径和办法。近年来，国际社会对海外投资关注的中心逐渐从单一的经济贡献转向综合贡献。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随着“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企业责任的状况也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有可能继续其潜在的矛盾和危机。当升级为与当地利益相关方的摩擦与冲突的时候，企业的投资行为就会难以为继，这就要求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塑造和展现有利于公众、有利于环境、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良好的国际形象。这是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共同发展，进行风险防控的路径选择，同时也是重要的保障。
　　第二，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对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认识现在正在逐步提高。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通过共同努力，企业的社会责任的理念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广泛而深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开展对外投资，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同时也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带到了国外的投资行为当中。企业通过发布企业社会责任的和可持续发展的报告，通过这些方式，加强与所在国利益相关方的责任进行沟通，根据国际社会责任标准，参与国际事物，从而加强了企业与全球社会责任的融合。整体看来，大部分中国企业都是能够严格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恪守商业道德，求真务实，讲究诚信，而且注重员工的本土化，注重与所在国社区进行和谐发展，从多个方面促进了地区的繁荣，也化解了许多潜在的投资风险。
　　最后，尽管我们中资企业已经在海外投资中积极地探索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途径，并且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成绩。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领域以及如何履行国外社会责任。首先，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增强，目前看来仍有部分走出去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相对比较薄弱，忽略了利益相关方的有关的期望和要求;其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要进一步地全面和深入，海外投资企业要扩展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范围，加深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和理解，使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由单纯的重视社会公益，开始向追求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这种综合的效益提升来转变。在全球国际业务合作日趋普遍的趋势下，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必须要采用多元化的方式，加强与所在国的利益相关群体进行责任之间的沟通，积极营造有利于企业开展海外投资经营的和谐氛围，从而达到防范投资风险的目的。
　　海外投资时常会面临非常复杂的国际环境，在海外投资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增强企业竞争软实力与防范风险的必然选择。中国企业应该以长远的目光来审视自身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才能在全球更大的范围、更高的水平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才能够规避和解决各种风险，实现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平稳、有序、和谐、共赢的可持续发展。
　　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朱文晖：谢谢刘司长非常简明扼要的介绍。他特别提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防范风险非常重要的一环，提出了企业不但是要追求经济效益，还要更多地看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我想这都是我们“走出去”尤其是大型企业、资源开采企业在国外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下面请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刘姝威教授给我们讲讲他的观点。
　　刘姝威：各位下午好!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全球经济转型和中国海外投资的新模式。我们知道，现在欧美国家包括全球经济正在放缓，中国经济尤其今年上半年经济发展速度已经比较明显地下降了。这种经济的下降在我看来是一个正常的宏观经济周期的波动，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经济周期只有通过正常的上升、下降过程，才能够抛弃已经不适合发展的事物，同时给新的东西的发展留出空间。在这样一个大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来看中国海外投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模式。
　　中国在海外投资在我看来主要是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资源类的投资，比如石油、铁矿、煤炭等等。这种投资也是全世界都在热衷于投资的领域，因为这对哪个国家来讲都是一个战略投资。
　　二是经过近三十年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原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劳动密集型的，比如说“made in china”，以这个为主的。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劳动力成本已经上升了，所以劳动密集型的经济模式在国际上已经不具备竞争力了，所以大家最近一直热衷讨论的就是NIKE关闭了在中国的工厂，阿迪达斯也关闭了在华工厂。我们知道，制造业的转移首先是从美国向日本，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比如香港、新加坡等转移，然后向中国大陆转移，现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加工业这块的业务也会向世界上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现在来讲，我们国家有一些大型企业，从环保以及劳动力成本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也把自己的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
　　三是与前两个转移相关的，当制造业在中国已经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时候，我们需要进行经济转型，也就是我们前一段一直在宣传的叫“创新中国”。我们需要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模式、新的经营模式。在这个方面，也许在十年前，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在尝试。比如最早的TCL在法国的那一场收购，那一场收购最终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方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有上海汽车收购韩国的双龙汽车集团。虽然这两起案例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但不管怎么样，这已经是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并购的尝试。随着前者的失败，经验的积累，我们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成功的收购，比如吉利收购沃尔沃。因为我们已经有前车之鉴了，因为不论是TCL还是上海汽车，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宝贵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有了前面的失败，才有后面的成功。
　　在我看来，未来引领世界经济的行业是什么呢?是信息产业。未来将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产业是信息产业。我们现在看来，信息产业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经济的推动力现在已经很明显了，比如说我这次随身带来的iPad，比如苹果公司，苹果公司已经彻底地颠覆了手机的概念，比如我们现在说手机是什么，我经常到一些手机厂商，我会问他手机是什么，如果他的回答是手机是一个通讯工具的话，那就说明他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了。因为iPhone的出现使手机的发明厂商摩托罗拉不行了，甚至是整个手机行业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再看iPad，比如我们一开始是用VCD，VCD刚开始做了很多广告，我们每个手机里都有VCD了，单独做VCD的企业没有了。我们再看相机，包括iPad都可以照相，而且还比较清楚，照相这个行业也消失了，这都是信息产业的发展，它有革命性的变化。
　　对于我们切身的是什么呢?由于新的信息技术的出现，它促使了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使零售业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现在来讲，苏宁电器今年上半年的利润同比下降了1/3，因为什么下降的?就是实体店这块下降。它在上半年关闭了70多家实体店，但是它的苏宁易购在迅猛发展，因为苏宁易购是它的线上。由于零售业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又对商业地产形成了致命的威胁。我刚才跟程雁女士讨论，她正在帮商业地产做海外投资。就商业地产本身来讲，它的经营观念也必须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因为现在在中国来讲，除了奢侈品没有上网销售，包括高档商品都已经上网销售了。作为商业地产，定位必须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才能有不断地收入，否则的话商业地产也会迅速消亡下去。
　　从苹果的iPhone和iPad对电子市场的冲击来看，未来全球的经济复苏会来自于信息产业。在信息产业这个方面，我们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研究水平跟国际上还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就为我们海外投资并购提供了一个很大的需求。
　　我们再讲讲风险，在我看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风险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政策方面，一个是法律方面。比如TCL在法国的收购失败就是由于它对法国的法律不是很熟悉，在某些操作方面违反了法国的法律，所以遭到了法国政府和法国工会的强烈反对，造成了并购的失败。目前来讲，无论是资源投资还是加工企业的外移，我们都是往发展中国家走。这个发展中国家就像三十年前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那些外资企业就说中国的法律不健全，我担心我的资金安全，所以当时为了吸引外资进入中国，中国政府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迅速地通过了若干法律法规，不断地完善吸引外资的法律环境。现在来讲，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遭受了损失就是由于当地的法律是不健全的。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吸收三十年前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所做的，我们要促进所在国政府不断完善本国的法律，这样我们在海外的投资才能更安全、更有保证。
　　谢谢大家!
　　朱文晖：谢谢刘教授，我特别喜欢从iPhone推到商业地产的关系，因为苹果这两天的市值创了新高。另外你也谈了工会在当地的作用，其实社会责任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工会是另外一个风险，因为中国企业并不熟悉外国的运作，其实双龙也主要是工会在前面发挥作用。下面请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程雁女士演讲。
　　程雁：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年我们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融资方面做财务顾问以及从事一些大的项目这方面的经验。刚才刘老师和前一任他们介绍了一些宏观经济方面的政策，我是做商业的，我就以实际的案例和微观方面来探讨一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战略过程中投资风险和融资方面的经验。
　　我们先看一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的现状和现在我们主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我就简单陈述一下，中国对外投资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二十年以来呈现了非常踊跃和非常快速的增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从简单的项目投资到现在大型公司股权的收购以及大型项目的投资，日渐成熟。同时，这个投资从一个小规模的尝试到主动性的、非常自信的和专业化的投资在逐步提升。特别是2011年到2012年，世界金融风暴以后，2011年，我们看到在国际上大型的并购项目中都有中国企业的身影。在2012年，中国企业的投资和并购也更加自信。我们从刚刚完成的万达收购美国电影公司的案例可以看到，中国企业除了国有企业开始走出国门以外，民营企业也逐渐地在投资和并购中显现出他们的优势。同时，企业在自信、专业化以及在控制力方面都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我们看到最近最大的并购案，包括中海油收购尼克森，包括中铝的铁矿项目的收购都是几十亿美金的投资，在近期都是可圈可点的重点项目。
　　我们可以看到，在投资的区域方面，中国企业也开始从东南亚、澳大利亚等等区域逐步向北美、欧洲以及非洲这方面的区域进行全方位的拓展。在2008年以前，包括2010年左右，东南亚，包括越南、老挝以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还有澳洲都是中国的主要投资区域。资产投资主要以自然资源、矿产资源为主。现在的投资已经到欧洲，以制造业和技术加工类的企业为主了;还有在北美现在以石油、天然气、矿产、商业地产为主。近期我们看到非洲投资又成了一个新的热点，非洲的投资包括自然资源、土地投资都在直线上升。非洲也是在近期呈现最快速增长的投资区域。我们看看2012年在非洲地区的投资占到中国对外投资的比例是25%以上。
　　我们看到图上的几个收购项目(图)，从技术、市场、产品，包括自然资源等等都进行了尝试，而且都获得了不俗的收益。中国企业在自己的国家强大的同时，企业在逐步了解了国际的商业规则和运作的技术以后，我们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也有新的发展。
　　中国企业走出海外有几个特点，对于国有企业来讲，由于中国的企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资本金比较匮乏，而且自己的集团公司或者收购主体资本金的规模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能够实现资本金的充足补充以及方便的使用，这是最大的挑战。我们在过去几年中集中精力帮助一些包括大型的国有企业，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实现了快速的增加和补充。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大型国有银行已经全部实现了上市，而且在上市过程中，有的是先在香港市场实现H股，同时又回归国内再发A股。中国银行是第一个先开始在A股和H股同时上市的，在这几年不断在资本金方面实现再融资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所以国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来自国内的商业银行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利用渠道。
　　资本金作为直接融资，从2011年开始到2012年，资本市场非常萎靡，资本市场的融资变得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能够实现资本金的融资，同时在并购或者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如何实现有效的融资，就成了新的课题。香港资本市场虽然说在2010年以前在全球市场中表现非常的卓越。在2010年以前，从2006年，香港资本市场的融资都在全世界的各个资本市场中居于首位，但是从2011年开始，香港资本市场由于资金的流出，使得资本金的融资变得比较困难。在2012年和2011年，我们IPO的比例已经大大地落后于A股市场，同时也比纽约市场有所下降。所以在融资结构方面，国有企业可能更多地是使用国内银行的支持等综合的使用，但是香港本地的商业银行和资本的配比方面还是显得比较薄弱。但是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和投融资方面它的渠道相对来讲比较单一，可以借用国有商业银行支持的力度，但成本也相对来讲比较高，更多是使用市场的资本性融资，也就是直接融资。我们帮助万达收购的时候，这个项目就充分发挥了本地的融资功能，同时也利用了目标公司本身的现金流和它的财务杠杆来实现融资，所以AMC的收购过程中，我们提供了信用担保。在最后融资过程中，我们32亿美金，其中有22亿就已经没有提款，而是用了本身AMC自己的现金流，没有人提前赎回，我们当时跟当地的商业银行进行沟通、了解了市场的状况以后，在2010年我们在做收购和2012年最后完成过程中，对境内、境外在资本市场的成本中进行了比较，最后实现了这样的结果。
　　具体来讲，2010年年底我们在交易的时候，国内的资金成本，在09年以后因为国内的资金市场比较宽松，4万亿的投资投放以后银行比较积极，所以国内的商业银行的贷款大概比例是加300或者250点就可以，如果目前用国内的银行来融资的话，可能要加500点。但是在海外这个公司本身现金流比较充足，他作一个递减或者递加的话，比国内的融资成本要便宜大概千分之二，所以在不同的市场情况下，不同的资金市场有不同的表现。如果从2010年我们完成交易，我们可能会采用国内的资金去支持这项投资。但是在目前的市场状况下，我们会利用美国或者国外的资金市场来实现收购。这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要分析不同的资金市场和不同的资本市场的表现来选择融资结构。
　　目前，由于香港市场是一个国际金融平台，各种资金都在这里汇集，一方面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资金占到资金市场的50%左右，同时欧美和东南亚各方面的资金也在香港这边流进流出，香港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市场作为融资的平台?比如我们最近在完成了一个重组案，我们再来考虑是在伦敦这个资金市场来融资还是在纽约或者是在新加坡，还是在香港，还是在中国大陆，进行不同市场的比较，可能还有不同市场对于中国企业的信用等级和风险评估的成本。简单来讲，刚才我讲到中国现在在非洲的投资非常的踊跃，但是对于非洲地区的风险评估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刚才讲到在风险控制方面，地域政策的风险的评估对于香港当地的商业银行来讲，非洲的资产是属于高风险的。但是对于伦敦或者非洲当地来讲，这个地方的风险可能是可控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在风险控制和风险担保方面的成本进行控制，本地的企业如何获得最佳的融资和成本最低的资金，可能就变成了一个结构性融资的重要课题。
　　香港市场如何建立信用担保体系，本地银行怎么样对中国内地在香港的企业给予本地化的支持?像李嘉诚长江，或者是和黄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他可能获得银行全方位、最大程度的支持，包括中资银行、外资银行都以最优惠的利率来支持这个企业。因为长江或者和黄是本地的信誉企业，它已经被获得了高度的认可，他能获得香港本地最优惠的资金和融资，包括资本金。所以上个星期我们刚刚完成长江基建的投资，和汇丰一起完成的，在3小时之内就完成了非常大的配售，而且获得了空前的认可，很多倍超额的认购，在现在的市场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见的，而且成本非常低。
　　中国企业在香港，为什么我们在对外融资过程中得到不了香港当地银行的支持，除非你的母公司进行担保，才能获得支持。本地的企业无法属地化，是因为我们本身没有把香港作为我们的根据地，也没有把自己的企业当成一个香港的公司去发展。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很多企业已经逐步把海外的投融资和管理中心放在香港，将来他的资产负债表，包括资金会留在香港继续发展。这样，企业会获得一个持续性的增长，银行对你的信用、对你的评级也会逐步增长。
　　中资企业最显著的案例是华润，华润集团是中国的央企之一，大家现在没有认为它是一个单独的国企，会认为它是一个香港本地的企业，但是华润本身是属于国资委全资的。他在国内享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业务发展，同时在香港当地也是一个被广泛认可的香港当地企业。因为他在香港本地进行运营和发展，所以这种公司我相信未来在香港会越来越多，它的融资渠道也会越来越广泛。香港政府是不是也可以给予一定的政策吸引各地的投资类的或者是实业到香港来生根发芽，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风险控制的渠道。刚才刘老师已经讲到地域政治方面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中石化、中石油在北非和非洲的投资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我们在苏丹、在叙利亚和利比亚这方面的投资可能损失在40亿美金以上。以前对于石油、天然气的合作投资，美国和欧美大型的石油公司把一些大型项目基本上占有了，中国企业要想在海外获得优质的资源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选择一些美国制约的地区进行投资。这个投资可能在短期之内获得了成功，但是中国企业往往建立合作是在跟某一个政府的领导或者某一个政府的机构进行合作，而不是在民间进行实际的市场的合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政府的更迭或者革命造成的损失是无法避免的，没有人给你埋单。由此带来的风险也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
　　我们今年还完成了一个比较有示范性的案例——加拿大的阳光油砂。在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石油价格跌到30美金一桶，这个公司已经濒临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他找到了中国的策略投资者，一个民营企业——东方投资，对他当时投资了4000万美金，中国企业就考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公司游说到来香港上市而不是放到加拿大或是纽约来上市，所以在上市过程中我们帮他们做了私募，引进了中国人寿和我们中银投资作为策略投资者，融了2.4亿美金，作为PRO IPO，帮它成功地融资了6亿美金。所以这个企业做油砂有了充足的发展以后，下一步怎么去发展，中国股东在里面的影响力，和跟中国市场的对接怎么样发展，就变成了非常市场化、非常顺理成章的一个公司。所以像这类的外国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怎么样借用中国的资金和中国的市场需求来得到发展，同时中国企业也利用这种方式能够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资源，能够在投资过程中获得比较良好的投资收益，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个尝试。我想象这种公司和合作开发的模式会在未来的投资和未来的并购中越来越重要，而且会越来越有效。这样不仅是在资源和资金方面获得支持，同时我们在管理的结构和人才方面获得一个补充。
　　还有另外一个案例，中国五矿，它收购了澳大利亚公司，是在2009年2月完成的，由于资金压力和市场的问题，造成了一些经济危机。五矿提出全面收购，中国银行提供了全部的商业贷款，帮他做了收购。公司在2010年利用了香港的资本市场，注入到五矿资源，在并购过程中，我们从市场中融资超过5亿美金。这个公司用原先公司全部的管理层，利用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引进了管理团队来为五矿资源做全面的服务。所以五矿资源现在既是五矿绝对控股，同时也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上市公司。它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专业团队，同时也能够按照国际的市场规则运行的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融资平台。中海油收购尼克森都是采用这种模式，我们在前年也帮中国的金川搭建平台，也在为公司进行投资和融资海外搭建这样的平台。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今年做了中航科技等，都已经走出了这一步，未来我相信这些企业都会成为香港资本市场的主力军，他们也会交出更加亮丽的成绩给市场。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地域风险以外，我们看到最重要的问题是文化差异和管理机制所带来的风险。中国企业可以拿出足够的财务，实现第一步的收购和投资，但是投资以后如何管理，如何实现正效益，这方面带来的难题可能会更大。我们刚才谈到不同地区有它的政策环境，包括有民族问题、有政党之间的利益纷争，还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的问题，在环境中还有刚才我们讲的工会，不同的管理环境方面都有相关的复杂性，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特点，中国企业在投资过程中是不是了解每一个不同地区所具有的特性，如何针对这种特性作出应有的措施来保证自己的运营能够正常地运行，这是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时候要非常注意的。要问一下你为什么要投资、为什么并购，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这可能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更大难题。比如非洲，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非常的踊跃，包括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但非洲地区的电力匮乏、基础设施比较薄弱，不同国家的政策有风险，这些怎么样去控制?有的国家用法语、有的用英语，有的用当地的语言，我们在语言方面的克服和沟通是不是有足够的应对能力，是不是能够吸引当地的管理层为你服务?所以做好对外投资，要做好功课，做好准备以后再进行。否则由于管理层的辞职或者某一个人离开，可能会导致你所有的项目都得终止，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刚才我们讲的非洲除了电力匮乏以外，现在人才的紧缺也是一个方面，第一是国际上的先进的人才愿不愿意到非洲去工作;第二是非洲当地的集中投资造成了现有人才的价格和成本大幅度提升，我们是不是有接受的能力。所以我们目前在收购的一个公司，原来的单位成本是在600-700元钱，但是在半年之内上升了30%，在这个过程中它未来的增长是不是能够按照预期或者按照历史的发展过程来如期地实现，都是一个新的难题。
　　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估值风险，敏感性分析是不是做得比较确切?举个简单例子，像中信泰富收购澳大利亚铁矿的投资，还有中钢收购的投资，在报告上都是非常漂亮。但是商业调查做得不够彻底，同时在评估过程中对于技术以及结构方面新的变化估计不足，那这个估值模型怎么做、敏感性分析怎么做，是根据每个企业具有的特性来做特定的模型，所以敏感性分析或者价值评估不能是单纯由中介机构来做，因为中介机构是按照一个行业的行规去做，但每个企业有它的不同特点，必须把它的个性化的东西融到里面，按比例作出测算以后才能充分地体现它的价值、来评判投资的风险。所以我相信中国企业不能光靠经验来判断，一定要在中介机构的评选方面充分地论证，同时也要愿意出中介费。我们中国的企业现在有个最大的问题是觉得中介机构不重要，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搞定，不愿意付费，这样省了小钱，但是亏了大钱。
　　所以，如何能够充分地认识到市场，按照市场的规则出牌，然后跟其他外资企业能够在同样的起跑线上进行竞争，是我们将来在对外投资方面是否能够充分自如地把握市场价值和风险最重要的发展要求。
　　刚才我讲了香港资本市场和香港的金融平台为中国企业所能够提供的一些支持，同时我们一直提到香港的产业和发展。既然香港在改革开放以后把自己的市场定为金融平台、服务平台，香港现在有两大优势，一个是金融融资和金融服务，另外一个是购物和旅游、消费。所以在这方面如何能够把这个市场本地化、产业化，香港除了作为一个桥梁之外，更重要的是自己产业化和专业化的程度。另外中国企业也要实实在在地把香港作为自己的家，这样香港资本市场才能提供更多的各种结构性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同时，我觉得专业化服务，包括我们的信用评级，还有一些矿业企业、高科技企业、制造业，对于行业分析方面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也是非常需要提升的。
　　我简单介绍这么多。谢谢!
　　朱文晖：谢谢程雁女士的介绍。下面有请郭佩芳女士演讲。大家欢迎!
　　郭佩芳：谢谢!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策略实施以来，我个人觉得有很多收获和成果，可是也有一些波折，也有一些经验的累积，总的看来成效显著。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可是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机会。下面我简单跟大家讲讲融资渠道和风险的防范。
　　刚才几位谈到，“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他在国内的实力非常强;第二是在海外的经验也比较少;第三是他投资的类型可能有自然资源还有产业链的并购比较多。当然融资的方向和渠道基本上是两大块：一是直接IPO，第二是从银行去融资(双边贷款)。很多走出去的企业有很多融资渠道，中国建设银行用了一个跟随策略，就是我们的客户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支持他们。配套方面，我们有两大优势，建设银行在海外的五个大洲13个国家有我们本身的网点、分行，覆盖了很多主要的金融中心。我们在香港、纽约、法兰克福、东京也建设了我们主要的货币的清算中心。在香港，建设银行也是我们重要的海外发展基地，在批发、零售、投行三方面我们有三位一体的综合的金融服务。我们建行亚洲在香港是全资子公司，我们为境外的公司、个人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
　　我们建设银行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做了什么样的金融支持呢?第一，我们发现那些走出去的企业，开始的时候财务状况比较一般，独立授信能力也比较低，但是他需要的金额比较大。那我们就用一个内外联动的概念，采用资源共享、信息共享的原则，在不同地方为企业设计了比如海外融资宝、跨境授信、跨境供应链融资等等融资方法和产品。比如海外融资宝就是走出去的企业在国内母公司的实力符合相关的政策规定之下，我们公司直接担保，或者由境内的建行出保函，采用内保外贷的做法，这方面我们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建设银行实现了“双百”的利润目标，我们为国内超过一百家的国企办理了超过100亿美元的海外融资。
　　第二个方法是跨境授信，就是把我们传统的授信服务延伸出去，把境外机构的授信额度需求纳到整个集团的授信范围。比如一个大集团，我们可以把它海外子公司的需求纳在整个集团公司里面，我们把整个母公司的额度撤出来给海外子公司用，这也能够提供服务方面的全面性。
　　第三是跨境供应链的融资，很多企业在海外可能要采购一些原材料做一些销售，我们就提供了比较灵活的融资服务，从传统的国际结算的信用证、票据贴现到境内公司的海外代付，我们也为一些大宗商品的客户设计了“融货通”。我们也为一些核心企业的供应商、买家设计一些供应链的融资方法等等，都是为我们国有企业“走出去”提供的金融便利措施。
　　下面我想讲讲风险，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国有企业“走出去”投资主要有六个要注意的风险：第一是投资的风险，投资风险就是面对未来投资收益的不确定。你投资的时候当然有预想，可是这个背后是有不确定性的，比如项目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现金流，比如它的股权的价值，低于买入的时候，或者买方投资者想退出等这都是风险，所以我们觉得在投资决策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可行性分析。收购所在地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也要做好情景的分析，分析在不同的情况之下现金流、资产收益的变化，风险和回报的匹配是怎么样的，当然企业更需要深入市场实地考察、去研究，很多很好的企业可以找到一些信誉比较好、经验丰富的当地的合作伙伴合作，也能借助一些专业的咨询机构的帮助。
　　在投资风险中还有国家主权的风险，尤其是一些针对资源、能源的收购，针对国家关系的收购特别重要。比如有些贸易的保护政策可能会出台，政权的更替可能会影响在投资桌上谈判的情况等等。刚才说跟一个好的本地的企业去合作，是帮助了解那些国内情况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项目融资方面，找一些国际性的项目去做项目投融资，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做法。我们要提醒一些中国企业要加强风险评估的机制和应急方案的制定，评估好在风险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底线、我们的承受能力。
　　第二是融资和再融资的风险。很多海外的项目对投资期限是有要求的，但是有的投资回报期比较长，融资期限比较长，这就是风险了。风险就是在借贷到期时再融资的能力怎么样，国内机构必须要在整个项目进行中好好把控它的进展情况。现金流与负债的情况是不是跟母公司本身的财务状况匹配，适当地压力测试是非常重要的。在不同的情况下收购的机构能够承受当时的财务压力也需要注意。海外被收购的投资对象对母公司本身如果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项目本身可能会影响到国内公司在本土的情况，这个我们要好好去跟踪、研究，避免海外的收购、海外的资产，反而影响了国内的评级、国内企业本身的财务状况。
　　第三是刚才几位发言讲到的汇率和外汇的风险。一般而言，我们在汇率方面的风险是用对冲的方法去做，把风险降低。可是对冲的交易对手、期限也是非常的有限的，所以对冲的方法不可能完全能接触外汇和利率的风险。特别是过去我们的人民币升值这么快，投资本身就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海外资产的价值就降低了。我们认为国内的企业要非常冷静地预警，比如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我们国内企业能承受吗?这也是要非常注意的一点。
　　第四是公司治理的风险。我们也考虑企业本身的规则、制度、流程，一个好的公司治理是实现我们走出去成功的必需条件。被收购的公司本身要有健全的管理架构，内部分工明确，内部控制、审计得到有效的实施。另外刚才也提到人才的问题，当地跟派驻人员的配合，我也感觉到海外人才是非常重要的成功因素。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要有足够的海外人才在当地担当监管、控制的角色，比如就我们银行来讲，前几年开始已经有一个海外人才库的概念，把好的人才组织起来。我觉得香港是一个训练海外人才很好的地方，比如就我们银行来讲，如果派一个人到美国、欧洲、非洲去，这帮人才来香港训练，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很多地方、很多语言都存在，这方面香港有优势。
　　第五是对冲风险，在我们跟我们的对手去买一些资产、并购的时候，交易对手本身的行业地位，他本身的财务状况、他的公司治理结构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我们中国的企业在谈判条件的时候确保我们的利益。
　　第六是法律的风险，在调查的时候我们看很多是业务的调查，因为并购是海外投资的主流形式，并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项目，必须在很健全的法律控制底下才有可能发挥我们并购的良好的效果。熟悉当地的法律、监管体制是非常重要的，充分了解当地的商业习惯、文化，特别是对海外的投资者的约束、把握条件，这是必须要了解的。要不然我们进去以后发现很多情况跟我们想象不一样的话，就出现了很多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快，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高速发展以后，其实国内机构怎么把手里的资源合理地配置到全球是一个趋势，特别是我们觉得在海外找到新的智囊点是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我希望建设银行未来可以跟大家一起合作，把一些好的项目一起努力做好，把我们的国家做大做强。谢谢大家!
　　朱文晖：非常感谢郭总裁的介绍。其实我们在台上的三位嘉宾对这些问题都非常了解，而且这两位来自银行系统的也有非常多的实战经验，他们刚才也讲了最好是要付点中介费，这样你可以省很多钱。下面有没有听众想提问的?
　　嘉宾：我是来自东北的。我们是做太阳能、电能光伏板的。刚才听了几位嘉宾的讲演，特别是两位银行的，因为我们是中小企业，你们谈的这些东西我听了以后非常受益，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们讲的都是国企或者大企业，因为你们的基本判断好像是中国有实力的大企业在向海外投资，实际上我们是一个中小企业，我们现在对国外的投资也在做，而且我们的项目也相当不错。我们到国外去投资设计的太阳能发电站，而且我们投资的不是这些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们是投资日本、投资希腊，因为它有非常好的政策。但是我们做得很小，我们的投资方案是没有问题的，无懈可击，而且非常有竞争力，在日本，我们相当于日本30%的成本，在希腊，最多也是相当于当地的60%，但是我们做得太小，只能一个个做，在国内我们找不到资金，银行瞧不起我们，说我们的企业太微小了。所以在香港有没有办法融资，因为大家口口声声都在讲香港是一个好的平台?请嘉宾指教。谢谢!
　　程雁：因为大型国有企业在规模化和市场的合作关系方面已经由来以久，而且由它母公司提供信用担保，往往银行可以在它的风险控制方面做保证，因为商业银行雪中送炭不太多，锦上添花更多一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民营企业可能在发展和融资过程中更多使用的是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资金。但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因为新能源本身是一个新兴的产业，特别是新能源依赖于政策方面会更加紧密，所以对于政策风险方面的控制，使银行更加谨慎。在太阳能方面，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地利用了资本市场和银行的支持，因为美国为解决就业和新的产业的发展，政策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融资可能还相对比较宽松一点，但是因为您投资的地方刚好是希腊和欧洲，这些地方本身它的政府没有钱，再加上银行也是举步维艰，所以融资很难解决，又是小的项目，比如我们找战略投资者，他认为小的项目抗风险能力会比较差，持续经营性和增长性也会有一定的障碍，所以它的投资兴趣不会太大。如果要是市场发生变动，第一手影响的就是中小企业，所以银行也不敢把它的资本放在这些项目中，银行可能对风险评估不是特别全面。我自己现在都没有能力去回答您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解决您现在的困难。不知道我们其他几位嘉宾有什么高见。
　　郭佩芳：刚才说的风险是投资的风险，您背后的财政状况，您本身人事制度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发觉我们刚才说的很多风险都没有考虑到的话，那你怎么跟银行接触呢?我们知道大小企业都有很多它的需求，我们在香港也做很多中小企业，我们主要看客户本身的实力，就是在投资过程中有没有考虑清楚风险，有风险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控制。我觉得不需要太沮丧，主要是要做好功课，说服银行。
　　朱文晖：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做一个调整，我们中间就不休息了，如果想出去的话可以自己出去。我们现在把下面的四位嘉宾也请到台上就座。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费方域教授;商务部研究员王志乐教授;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总经理助理查卫民先生;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中国首席代表郜翔。
　　费方域：民企具有融资难的问题，现在民企要境外进行投资，融资难的问题应该就更难。怎么样来破解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战略调整，政策应该怎样来取向，经营层应该如何决策，就这个问题我想谈四点看法。
　　第一、前面几位已经讲了，我们的投资范围已经从亚洲扩大到北美和欧洲，包括非洲，我们投资的重点已经不仅仅是能源和资源，而且也涉及到技术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大家要抓住现在难得的投资机会。另外我们现在国家是双顺差，又要经济方式的转型和金融的现代化改革，这样就为我们进行境外的投融资提供了一个牢靠的基础支持。所以，我想这里有几个方面是应该继续进行的，一是不断放开对外投资的外汇管制;第二是允许并扩大人民币对外的直接投资;第三是鼓励国内的银行为民企的境外投资提供流动性资金的贷款、出口型贷款、并购贷款等;第四是产业投资基金和政府的境外投资的专项基金;第五是设立国际投资基金，像北京和上海的一些做法;第六是推出风投基金和便利海外投资的一些保险产品，第七是积极探索以境外股权为抵押的融资。
　　第二、善于学习、接轨国家，努力扩大外汇融资在整个融资中的比重。从国际经验看，跨国公司境外投资的主要来源是五个：一个是公司内部的积累，第二是来自投资国的市场，第三是国际金融市场，第四是利润再投资，第五是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其中主要是依赖于第三和第四，也就是依赖于外部融资。目前我们的情况主要还是在内部依靠自有资金，依靠银行贷款，这个现象我们要改变，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增加外部融资的比重。为此，第一是要支持重点企业在境外发展人民币和发行人民币和外币债券;第二是允许对外投资的外汇自由出入;第三是鼓励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用多种方式进行融资，刚才中银的嘉宾已经介绍了好几种方法，可能他讲得比较快，大家没有时间体会，实际上他里面讲到的很多方法我们都是可以采用的，不是什么东西都要现金去买的。因此，我们就要努力把握国际市场的惯例和规则，要把握各种融资手段的特点和适用性，并且要依赖于专业的机构培养人才。
　　第三、整体规划、协调发展，全面贯彻“走出去”战略。国际化经营和全球化的布局不仅仅是生产企业的事情，我们要全面理解走出去的战略。应该看到，它还包括金融机构的走出去，就是刚才建行讲的它跟着企业走出去，所以金融机构要走出去。第三是人民币要走出去。当前首先是跨境的贸易方面的人民币结算，然后是国际投融资方面的人民币的跨境运用，这三个事情结合起来做的话，可能我们就在一个更宽的框架里面安排和考虑我们的境外投资的融资问题。
　　第四、提前谋划、全面准备，积极防范境外投资的融资风险。刚才已经谈了关于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社会关系的风险、文化方面的风险。我这里想特别讲一下当前的四类风险：一是毁约和非正常的风险，刚才讲了几个不成功的案例都是属于这个类型的;二是汇率风险，我们现在境外投资，产品是货币标价的，原材料是另外一种货币标价，而融资来源又是另外一种货币标价，汇率发生变化以后可能会对投资项目有很大的风险，我们肯定采取对冲的办法，但是国内的工具有限，即使在香港，对冲做得不好，可能会增加风险;三是刚才谈到的我们在海外投资的时候往往比较冲动，所以议价很高，所以有议价的风险;四是准备风险，就是我们把它买下来了，但是存在治理结构的风险等等，等到你发现，劳工问题来了、其他问题都来了，这样的话风险也很大。
　　实际上对付这些风险都是有比较好的经验和案例的，我们只要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好好地做准备，实际上是可以对付的。因为我们这个会是在香港举行的，就像会上讲到的，在我们中国企业往外走的时候，人民币通过香港的离岸市场往外走的话，我们对海外市场的投资借助香港市场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实际上香港的离岸平台跟国内的平台相互之间是互补的，我们只要好好利用这个平台，对我们整个对外投资都是有好处的。谢谢!
　　朱文晖：谢谢费教授。下面有请王志乐教授。
　　王志乐：大家下午好!我的题目是“强化和归，化解非传统风险”。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是风险问题，我们研究所从2004年开始，大约每隔两年出一本书，就是讲走向世界的中国公司。每本书都是案例，我们研究了大概几十个案例，今年这本特别强调了非传统风险，因为我们感觉很多在经营中出现的、市场中出现的风险，企业一般来讲比较熟悉，但是当今在全球化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风险，我把它叫做非传统风险：社会责任问题、环境问题、合规反腐问题、高风险地区投资的风险，其实这些风险都是在联合国契约组织提出了十项原则里面都提到的，人权问题、劳工问题、环境问题，等等。
　　面对这些风险，我特别来强调其中一个，就是合规反腐。有一个研究机构对全球的企业管理者提过一个问题，他拿出十个企业经营的风险让这些企业管理者排队，你认为哪个风险排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同样的问题也问中国企业家，结果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国际的公司把监管与合规的风险摆在第一位，中国公司是摆在第七位，非常大的差别。正因为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同，其实最近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在海外已经屡屡受创。比如世界银行有一个黑名单，就是你这个公司在国外拿项目或者经营项目的时候曾经有过不合规的行为，指的是什么呢?行贿等中国国内的做法拿到国外，这些公司一旦被查出就上黑名单，一上黑名单，5-8年内不得染指世界银行的项目。而且现在国际银行全部联网，亚行、非行各个国家的国际银行全部联网，你只要在其中一个银行上过黑名单，你就不能做这个项目。
　　中国两个很有名的公司最近据媒体报道也陷了进去，在阿尔及利亚，他们在搞电信的时候，阿尔及利亚抓出两个人来，判了十八年，因为他们受贿。行贿人其中有两个是中国公司。因为我经常开一些座谈会，请一些中国公司老总来，他们都说王老师你根本不知道，这些国家比我们中国还腐败，你不给他钱就不给你干。有的时候中国人在做这个事儿做得其实并不差，比如密松大坝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我们的研究所去现场调查，其实很早就发现有问题，并不是中国人行贿，而是我们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比较注意和当地政府搞好关系，和社区、和非政府组织联系少，所以人家不理解你，而且他们的政府三天两头换，一换以后他们就认为你是前政府的朋友。像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认为这次大会是讨论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的模式，首先风险可控走出去，这个可控的风险包括传统的风险、非传统的风险，互利共赢，说得容易，但是咱们很多企业出去的时候，包括咱们媒体报道的时候都是认为我们中国人要在那儿怎么样，我们缺油要拿，我们缺铁矿要去挖铁矿，你去赚钱让不让当地发展。今天早上有个嘉宾讲得非常好，他有实践的经验，所以对互利共赢是区别殖民主义和非殖民主义的主要区别，相互合作走出去，你干嘛要国有企业单打独斗呢，人家现在羡慕你，你为什么不能和民企以及外企合作呢?依法合规走出去就是刚才讲的重点，还有文化融合。
　　最近国际组织无论是联合国OECD还是美国的反腐败法，英国的反贿赂法，现在力度大大增强。美国法律甚至增加了一条：鼓励企业内部举报，一旦举报成功，罚金的10%-30%拿出来奖励举报人，所以美国的做法也不需要有咱们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不需要“双规”，人家没那么多人在弄，但是他发动了群众。现在你去看我们调查在中国的跨国公司的总部，一天到晚很担心，一旦底下出了事儿，他的总裁就很难当的，他如履薄冰，咱们中国的企业老总现在还缺这种劲儿，什么原因?因为中国有一个文化传统，中国人不是特别爱讲规矩，他讲变通，而且以变通为荣，这是对的，因为你变通可能效率比较高、反应比较快，但是在面临规矩的时候你怎么办?还有咱们现在的制度、人治的味儿比较浓，一旦有个领导发话，好多规矩都可以破，这个两个结合到一起，在中国“潜规则”盛行。我们研究跨国公司在最近的短短十年里，跨国公司的理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开始强调股东价值最大化，到后来强调经济社会责任，我把这个叫做全面的责任，到现在强调反海外腐败，强调反贿赂。这样三个发展阶段，我们中国公司现在处于第二阶段，很多企业都掌握了，第三阶段概念不强。原因在哪儿?我们这两年出的书都是讲合规，就是推动企业讲合规，开始我们总觉得有些担心现在是不是西方的阴谋，因为咱们有些人思想方法比较简单，一有一个不同的东西马上想到这是西方的阴谋，警惕性非常高，但是这些事儿好像还不能归到西方的阴谋上，你把问题都归到西方阴谋的话我觉得就太简单了，责任都可以化解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需要认识。今年4月份，以商务部牵头，七个部委联合下文的文件，这个非常遗憾，这个文件国内很少人知道，中央七部委联合下文，但是我们在前几年把这些报告报上去，领导们也很重视，这次形成了文件，什么文件?有外交部、发改委、国资委、工商联都在，就是《关于境外企业文化建设若干意见》，其中到底文化建设建什么?第一讲的就是合法合规，这个咱们中央政府接受，而咱们企业现在落后了。而且我们商务部是把这个工作作为日常工作来进行了。我们领导到俄罗斯周边去调查，调查什么?中国境外企业合规问题。所以刚才第一个发言副司长为什么反复强调社会责任，其实我觉得还要往上一步，因为部里面已经有了最新的要求了。所以我非常希望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把这样一个观点给大家强调，就是现在实际上我们要借鉴全球的新的趋势，强化我们的企业合规，来化解非传统的风险。要不然你走出去寸步难行。
　　那么企业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认为，强化合规要有一个抓手，你怎么去抓这个事儿，就应该像前两年要求你写社会责任报告一样来写合规反腐报告，不要长，就放在年报就行，现在国外在按这个来考核我们的企业。我参加的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他们动员了力量，把全世界财富500大公司公开发表的年报给世界银行或者给国际组织挑，你这报告里有没有合规反腐的条文，有没有合规反腐的措施。依据2007年的报告，我查了一下，中国有26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大，非常遗憾，全球大部分公司都有了，我们这26家企业里只有8家企业在他的年报里写了合规反腐的具体措施。我们怎么合规、怎么反腐?其他18家没有，空白。我们又跟踪了今年最新的69家，今年有69家大陆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大，这个报告到9月份会出来。去年的57家我们已经查出来了，大有进步，只有8家没有写报告，其他都有。当然有的写得不太好。所以我的建议，我们能不能从撰写、发布合规反腐报告入手，强化企业的合规。这就是你的名片，你走向世界投资没有这个寸步难行。现在已经有30家中国在美国上市的企业被退市或者被停止交易，不许你在美国搞了，原因就是你不合规。所以我想这个报告按照联合国的要求是不多的，三大块，时间的关系，不展开。
　　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能够这么去做，这个大会去年我也参加了，我在大会上也是讲的合规，我觉得我们在今天不是光停留在忽悠，大家要出去，而是要探讨我们碰到了什么问题，国际上的规则怎么变化了，我们怎么去适应，不要把国外的规则动不动说成是西方的阴谋，这次我觉得中央政府做得很好，而且刚才两位银行家讲了，银行界在合规上走得是最早的。2007年中国的银监会就发布了《合规指引》，所以这些银行都建立了合规体系，我认为银行应该带头跟你的客户提出这样的要求，把中国的企业从崇拜潜规则解放出来，这样我们中国的企业才能够在这个世界存在、发展、做大做强，特别是做久。
　　供大家参考，谢谢!
　　朱文晖：谢谢。下面有请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总经理助理查卫民先生讲话。
　　查卫民：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刚才上一节中银国际的程雁女士在讲风险防控的时候她没讲，但是她的PPT里我看到了手段是什么，就是境外投资保险。大家可能没注意，但是我是做这个的，我就很敏感就注意了一下。下面我就想就她的PPT，我再展开给大家讲一下。
　　对于海外投资保险，主要讲三点感受，因为本人是做信用保险的。一是中国海外投资的快速发展始终是与风险相伴的过程。很多嘉宾都讲我们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今年前7个月，我们的非金融类的对外投资已经比去年增长了52.8%，这个速度也是非常快的，而且还有说2013年这个速度会更快，也是因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海外投资的规模和速度都是越来越加快和提升的趋势。但是，企业国际化经营道路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面临着众多风险，刚才几位嘉宾讲到有传统的、有非传统的、有经营的、法规的、环境的，各方面都有。但是这里面最难预料的或者你最难防范的就是政府。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持续衰退和持续低迷仍在蔓延，各种类型的政治风险又重新抬头，特别是在政治缺乏稳定性、经济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一些地区、国家，经济发展的停滞更容易使战争及政治暴乱风险升高。同时，公开和直接的征收风险也重新出现，一些理性的、蚕食性的风险将更突出。国家征收的风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是很干脆的、很强硬的，直接就被政府收了。发展到现在，有更多的更隐性的、更加文明的方式来对投资的企业进行国家层面的征收，所以这个问题现在也越来越突出。同时，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不足，外债负担沉重，外汇收入的结构不合理，金融危机到来的这段时间里，汇率限制的概率也显得更高，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政府违约的风险也非常高。虽然投资自由化仍在全球范围内继续，但有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投资保护主义倾向，当这些风险发生时，我指的是这些政务风险，一旦发生，它所波及的范围可能不是一个投资者，是多个投资者。我们所了解的去年的中东、北非特别是利比亚战乱，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同时对其他国家的损失相信也是巨大的。
　　第二，海外投资保险是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应对风险的重要政策性金融工具，所谓海外投资保险，主要是承保本国投资者因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所遭受的损失，包括征收、政治暴乱、汇率限制这三类最基本的政治风险。近些年有所扩大，责任范围有扩大，有些还可以承保经营中断、政府违约等附加风险。这个保险它是由美国人发明的，是在1948年美国政府推出了一个计划，当时他首创了境外投资保险的政治风险的担保制度，自他发明以来，被西方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相继采用。应该讲，海外投资保险作为一种国家政策的安排，都是以国家财政作后盾，以鼓励本国的境外投资，进而推动本国的出口和就业，扩大本国的国民收入。
　　具体讲，它的功能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风险补偿，这个不多说了，由于承保了相应的政治风险，在政治风险向下的时候发生的损失将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二是融资便利，其实提供海外投资保险本身就是一个风险控制的手段。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业务的时候，我们大量选择和银行一起进行充分交流，同时有很多业务实际上是银行希望企业你要去投保这个保险。应该讲，可以通过投保海外投资保险，消除银行对高风险海外投资的顾虑，通过构建多种方式的融资渠道，使企业在国际、国内资本市场上获得融资便利和资金支持。三是风险管理。作为专业经营海外投资保险、政治风险的机构，我们有相应的渠道和专业的分析能力，能够更好地去判断存在的风险。四是市场开拓，通过海外投资保险的支持，对一些新兴的市场、新的领域的进入可以提供相应的支持。
　　第三，企业走出去要善于用金融工具，防范风险。国家一直在强调要健全境外投资体系，维护我国的海外权益，防范国内风险。前不久十三部委又出台了相应的实施意见，对风险防范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我国唯一承办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对外发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使命。据统计，到现在为止，我们累计支持海外投资500亿美元，同时支持企业获得融资200亿美元，承保项目超过100个，分布在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企业既有大的国企，也有民营企业，特别是近两年来我们的民营企业投保海外投资保险的企业越来越多。
　　走出去过程中风险无处不在，虽然风险不可能被消灭，但可以被控制。识别风险并找到风险补偿方案，是一家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海外投资保险作为一种有效的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在政策层面应更加注重制度性的安排设计。我们了解到一些机构在做相应的研究，希望把它作为强制性的保险。企业也应该更加了解和认识这个工具。中信愿和各位企业一起全力支持我国企业开展境外投资。谢谢!
　　朱文晖：下面有请多伦多证券交易所郜翔先生。
　　郜翔：谢谢大家，非常佩服大家能够在这里坐上两个小时。大家最后一定不要错过我的演讲，因为前面谈到了很多风险，我想从资本市场，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的角度，谈谈我们能够为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另外有一个文件，中央企业在“十二五”期间，为了实施走出去的国际化经营的主要任务要实现三个目标，第一是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着力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第二是要培养全球化战略思维和国际化视野，着力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第三是加强学习与创新，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集团。
　　我为什么要念这样一个文件，因为其实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就是因为有一个大的背景：我们要了解中国政府对于央企，对于代表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是个什么样的态度。今天在座有民营企业，我想加一条：第四，提升企业的价值，包括企业在海外过程中怎么样实现自己的价值。这跟我们的交易所作为资本市场非常重要的一员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我想从一个简单的角度——中国企业在投资过程中怎么样利用国外的资本市场来做一个研判。
　　先以加拿大为例， 2009年，中国对加拿大境内资产投资是直接投资达到45亿加元，现在加元和美元基本上是1：1，到了去年是60亿加元。还有一个指标，中国企业对加拿大境外资产的直接投资，09年是92亿加元，2010年是102亿加元。在去年的时候，中国对于自然资源投资，最大的国家从澳大利亚变成了加拿大。所以我们看看过去三年的特点，中国对于加拿大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领域，从05年到2012年4月份，中国对加拿大直接投资的能源投资占到74%，对矿业的直接投资占到23%，所以自然资源是中国对加拿大、而且是中国对世界境外投资目前非常关注的一个特点，就是自然资源占比较优势。
　　第二个特点是2008年以后有一个迅速的增长，2008年的时候还不到5亿加元，09年就实现了45亿加元。
　　第三个特点是中国企业对境外投资，特别是对加拿大投资很多是和公开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相关的，不管是入股的形式、投资的形式、收购上市公司股权的形式，还是从上市公司中收购项目的等形式。
　　回过头来看资本市场到底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怎么能够和我们刚刚谈到的4个发展目标契合?第一、资本市场最大的功能就是融资能力，就是提供资本。第二、资本市场特别是加拿大资本市场能为中国很多企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并购平台和对象。第三、实际上资本市场也是企业或者投资人退出策略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第四、我认为是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提升企业价值的非常好的平台。
　　下面做一下简单的分解。第一是融资途径，现在的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无外乎以下途径：国内的政策性银行，国内外商业银行的贷款，以及战略投资人，包括私募PE和一些信托资金等等渠道。企业在融资的时候，比如在收购、开发以及再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相信现在中国企业的做法，很多在收购和开发阶段大部分是利用自有资金以及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贷款实现资金累计。我们看到很多成熟的企业在商业化之后以及再商业化阶段更多是利用公开资本市场的输血功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所以我想换个角度，看看加拿大的企业 “走出去”是怎么做的。
　　从融资功能来看，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去年一年实现股权融资是510亿加元，这个数字在全球各大交易所里面排名第六，其中我们能源的企业有488家，融资是114亿加元，矿业公司一共有1646家，这些企业去年融资是125亿加元。什么概念呢?就是矿业2010在多伦多交易所一共有21笔融资，不管是一百万还是十个亿，总的融资额是125加元。这两个数字在全球，全球矿业股权融资的总额来看的话，我们融资额占到40%，融资比占到90%。
　　第二，从资本市场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服务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以矿业为例，在创业板的公司里面有1275个矿业公司，这些企业的市值大部分是不到5000万加元。在主板的有371个矿业公司，这些企业的市值从五千万一直到400亿加元不等，我们按照矿业的开发阶段来看，这些企业中间处于初级阶段的有1224个，高级勘探阶段的企业有794个，开发阶段的企业124个，生产企业224个。也就是说，在从整个矿业的生命周期来看，从早期的初级勘探一直到成熟的生产企业都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发展和融资。
　　第三个角度国际化程度，多伦多的矿业公司绝大多数在加拿大以外都有运营或者是资产，勘探全部的公司拥有9300个，其中将近一半以上是在加拿大以外的境外国家和区域的。另外我们从并购对象的角度来看，资本市场给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方面提供了一个平台，中国企业谈到很多的境外投资是和上市公司相关联的，比如我们两年前的中投对加拿大的17.9亿美元的投资，中海油对尼克森的并购案，它们都是加拿大和美国两地上市的企业。为什么这样?因为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集中了全球58%以上的矿业公司和33%以上的能源企业，同时我们还有超过300家科技和清洁技术企业的上市。这些公开上市企业就对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对象。
　　下面我想举一个案例，简单地就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做一个说明。这个企业是在多伦多上市交易所上市的， 2010年5月份，在多伦多创业板上市，同年的9月16号就升级到了主板。跟中国有关系，但它上市的时候武钢通过的融资只有25%的股份，另外是五矿，只有25%的股份，它是通过我们资本库方式在多伦多交易所创业板上市，09年上市，11年创业板上市，11年9月份主板上市，它在创业板上市的时候，通过私募筹得了八千多万加元，这里面两个中国概念，一是五矿5%的投资，还有五矿钢铁1.2亿加元的投资。还有退出渠道，退出渠道和交易所的流动性非常相关，2011年我们交易所一共成交了1680多个项目，港交所去年是1.44万亿美元，我们是1.5万亿美元，我们的总市值是没有港交所多的，但是我们总的交易额比它多。
　　从对加拿大投资来看，09年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年的时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面对企业或者投资人要退出的途径的问题，所以我相信一个流动性好的市场，公开资本市场，是未来企业退出的一个有效的途径。所以我想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企业价值来看一看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资本市场、交易所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这里谈到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要求，最近一些新的要求是提高公司治理能力，在合资合作方式上不要过分强调独资和绝对控股，可以采取参股和少量持股等更容易被当地接受的方式，深化与东道国政企的合作。
　　这里我想举一个中国企业的案例，看看这个中国企业是怎么样坚决、彻底地贯彻国资委提出的要求的。这个企业是中国黄金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他是在多伦多和港交所两地上市的资源企业。在09年中国黄金入主加拿大企业的时候，那个加拿大企业叫金山，中国黄金应该是43.6%，他的做法在当时实际上已经比较超前了，很多中国企业是去要百分之百的收购甚至要绝对控股，甚至有的要51%的边际控股，但是中国黄金是43.6%的相对控股，把它更名为中国黄金国际资源有限公司。现在有一个加拿大分析师和三名国际分析师对它进行分析，为什么讲这个数字呢?因为企业在上市后有多少个分析师分析非常重要，没有人给你写报告怎么会有投资人关注你?怎么会有投行帮你做投资和融资?所以加拿大这个资本市场非常有意思，我们矿业非常发达，分析师的数量也是一个指标，我们现在有200名分析师关注在这儿上市的矿业公司。
　　中国黄金在加拿大入主之后，它变成我们黄金上市公司中非常重要的一员，现在主板一共有212家黄金企业在上市，这里面有比较大的，比如巴瑞克黄金公司。这些企业市值都在300亿加元以上，中国黄金按照市值排名是排在第24位，变成世界主要的公开上市的资本市场黄金的企业之一，非常容易和他的同行进行对比。从表面来看，中国企业能够在主要的黄金企业中成为重要的一部分，有三个指数，它是成为我们多伦多交易所三个非常重要指数成分，第一是标准普尔，多交所全球黄金指数;第二是多伦多交易所的全球矿业指数的成分。在这里上市不光是一个融资平台，也是它影响力的有力见证。
　　所以我想简单总结一下，我认为资本市场就是大家融资的一个地方，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包括了融资、并购、投资、交易以及企业发展。谢谢大家!
　　朱文晖：下面还有15分钟时间，看看在座的各位嘉宾有什么问题或者建接提出来和我们在台上的三位嘉宾进行讨论的。
　　嘉宾提问：你好，我是来自香港研究金融中心的。我对海外投资走出去不是太熟悉，但是我老是有一个担心，咱们国家国内的大项目是需要纪委审批的，国家是有控制的，但是国外的这些并购投资是不是也要经过审批?换句话说，中国的这些国有企业走出去，它有没有完全承担风险的能力?如果他们投资失败，把所有失败的包袱甩给国资委，最后老百姓来承担?有没有这样的风险?谢谢。
　　刘姝威：我谈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参加这个项目还真的不是国企的海外投资，是大型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但是由国有银行贷款的。对于这样的投资，是极其谨慎的，比如我是作为一个外部专家来参加，首先是银行各个部门都要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的外部专家是不涉及到任何利益的，我们也参加过现场的调研，我们可以说提出了N个风险，就像刚才程雁女士和建行的行长说的这个问题。即使我们都想得非常周到，可能也有想不周到的时候，但在目前来讲，就我参与的这些项目，像叙利亚的那个项目，像程雁说的在叙利亚中东的那个投资，那个是我没有承担的。但现在还不能说在中东的那些投资就是一个最终的失败，因为它虽然是政治不稳定，但是最终不论哪一个党派上来的话，他都知道中国对于中东的地位是什么。所以当他的政治稳定之后，有些东西、有些损失可能还是会回来，就是还能够挽回的，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说这些砸下去的资金就回不来了。因为中国在中东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关系中东老百姓都是很清楚的，就好像伊拉克抓到中国的人质，中国的协调外交官还没到那，长官已经打电话说你的人质在我这儿你们别着急，说我们抓错人了。所以我们不能想象那么坏。但是现在我们真得促进那些发展中国家完善本国的法律，就像我们三十年前外国的企业来促进中国说，你没有法律我们就不敢进来一样，这些工作我们需要做。现在还不能够说这些东西由纳税人承担。
　　因为我跟银行很熟，从1999年的企业贷款登记系统上来以后，企业的不良贷款率迅速下降，现在已经是低于国际水平了。所以在这个方面大家还是应该相信不论是国有还是股份制的公司，其风险控制能力和意志都是有提高的。
　　王志乐：今天上午有一个嘉宾讲了一个观点非常重要，他强调要市场化运作，他要求政府不要要求：我怎么走出去、做什么事儿。你就要求我，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去赚钱。让政府的色彩那么浓了，以后不好，一是国外认为中国国企出去投资带有政治目的，实际上现在国企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以为出去是为政治目标。但是政治的过度干预又造成我们的企业不按经济规律做，他把走出去作为作秀，这就麻烦了。就是到底你要走出去还是政府要你走出去，从目前有的项目做得不成功，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按照企业规律、市场规律去投资，而是按照政府让我做，我要做出一个样子来，这样的案子有的项目很糟糕，失败了，根本不做前期调查，也没有按照市场规律去做一些该做的风险防范。从我接触的案例里面确实有政府过度干预带来的不利的东西。但是现在政府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像今天早晨发改委的负责人强调，政府只是推动，要以企业为主体，按市场规律去做，他也强调这是政府通过企业的走出去看到了一些错误的倾向，做了纠正。我刚才提到的七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境外企业文化建设的要求，这都是对前一段一些做得不足的纠正。如果不做这些纠正的话，确实会出现你想象的那些情况，这些国企投资失败，最后让全民来埋单，这是不应该的。
　　郜翔：现在企业走出去，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是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商务部、发改委包括国家外汇总局都有要求，但是刚才专家也说了政策干预的力度越来越弱，更加放手企业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来做。但是这里也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在一些项目、在一些国家和相应的地区，怎么样按照市场的规律去预判可能出现的风险，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可能确实还是一个需要破解的课题，同时我觉得政府应该加以引导，把相应的信息要传达给我们的企业，以防止像政治风险这种国家性风险发生了以后，可能很多家企业会同时受到损失。
　　嘉宾提问：各位专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的做太阳能的企业，目前我们目前有一些海外投资的计划，我们确实是一家小的民营企业，听了这么多，总感觉风险蛮多的，融资途径也蛮多的，但是有一点，政治性风险包括很多方面，在防范政治性风险方面我没有听到有很多的解决方法，除了刚才的海外投资保险，其他有没有一些方法、方式?比如对政党更迭、政策变换，中国国内的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从哪些方面来做，如果发生了政党更迭、政策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是不是马上把投资砍掉还是说有其他的方式方法?谢谢。
　　查卫民：不是说非洲人欢迎中国人，好多时候他的看法都变了，到现实去看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并不友好，我的调查人在现场坐在旅馆门口，一个温州人就被人隔着玻璃打死了。可是当地的真正的西方跨国公司还在那儿经营，而且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调查结果发现，他们比较注重我今天讲的合规、合法。不光和领导层打交道，还要和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去沟通，融入当地社会，让他感到你去了以后不是光赚钱来了，而要为他当地发展作贡献。这样就算政府更迭，你周边的群众或者非政府组织和社区也不反感你。为什么我今天特别强调合法合规，因为这个是在大变动中你唯一能够防范政权更迭带来的负面影响，要不然你很难办，他三两年换一个领导，他后任领导就认为你们是前任的朋友，而我们又不太会和社区打交道，不会和非政府组织打交道，因为在中国非政府组织是个负面的东西，政府不太鼓励。如果我们到了外面也按国内的思路去做，在国外往往就吃亏了。所以我觉得你要想防范，只能是规规矩矩做事儿，融入当地社会，才能够真正得到人们的谅解和支持。
　　刘姝威：我补充一下。比如中国对资源类的投资的问题，这个当然风险比较大，但是必须要做，美国在沙特阿拉伯投资的话怎么做，他每到一个地方投资或设厂的话，他必须要建一个非常精美的清真寺，实际上沙特阿拉伯比较富裕，每个青年人都要到国外去学习，所以他的宗教不是像传统那么浓，但即使这样，美国到那里设厂，他首先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以表示我对他的尊重，就像必须要融合一个文化一样。我们用最通俗的话来讲，将心比心，我尊重你，咱们共同富裕，所以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甚至还会保护你。所以应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权更迭的风险，除了中国政府保护本国在国外的投资之外，投资企业本身也要作出很多的努力。谢谢!
　　朱文晖：如果没有补充的话，我想我们今天下午的讨论环节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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