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详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四个“歼灭战”
来源：第一财经网站
　　在供给侧改革成为五中全会以来经济学界的讨论热词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18日又给出了最权威解读。　　杨伟民在出席“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时表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作为《建议》的灵魂，本质上体现的也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问题。　　他强调，《建议》通篇都体现了更加注重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些思想，而经济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在工作方针上，要坚持“持久战”，在战术上要打好“歼灭战”，而且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已经不在需求侧　　对于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原因，杨伟民在会上直言，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所以我们的政策和思路据此要调整和完善。因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　　杨伟民指出，从国际原因来看，世界经济一方面在放缓，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体量在变大，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带动力没有以前那么大了。所以，过去世界经济加快发展带动我们的战略机遇就发生了变化。　　从贸易或者从需求来看，过去全球市场一定程度上是靠一些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来支撑的，中国的供给总量和国内的市场需求以及用债务撑起来的全球市场需求之间，总体上是均衡的。但是现在发达国家纷纷在去债务化，所以靠债务支撑的市场开始缩小了，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就减弱了。因此，过去依靠扩大出口来带动发展的这种战略机遇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从投资来看，中国以往依靠比较优势、依靠优惠政策、依靠引进外资来带动增长的发展机遇也发生变化了。现在国际分工正在面临新的洗牌，一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酝酿、正在加快;二是发达国家在推进再工业化;三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自身的工业化。特别是再加上我国发展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能引进的经济技术差不多都引进了，但是依靠自身的创造力来创造新供给的能力还不够强。　　从国内原因来看，杨伟民认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也面临诸多矛盾风险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这些风险隐患有些是长期性，有些是中期性的。“十二五”期间，中国一直实行扩大内需的战略和政策，但目前经济还在下行，工业品的价格在持续的下跌，企业效益下滑，显然这些问题已经很难再用需求不足来解释了。　　“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的效果开始递减了。现在的问题，虽然也有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可能不在需求侧了”，杨伟民说，“我们观察经济问题看到病症很重要，但是找准病根可能更加重要”。　　高成本是供给侧的最致命硬伤　　谈到中国当前的供给体系和结构，杨伟民称他个人认为之至少有六方面问题，从而带来了目前经济下滑、投资减速、价格下跌和效益下滑等情况。　　第一，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的特点。但现在外需减少了，有些产业产能过剩了。虽然转向内需是一个方向，但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有些产业或行业甚至可能无法转向内需。　　第二，过去国内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　　“大家都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同一件产品出口的品质就高一些，卖给国内的品质就差一些，迫使很多中等收入群体出国买"中国造"”，杨伟民说。　　第三，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所以，虽然总量上产能没有问题，但结构上存在着花色、品种、规格、安全性等满足不了消费需求，致使有些消费流向了国外。　　第四，有些产业的产能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也就是说，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也很难消化现有的产能。同时有些产业，达到了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也就是说，如果以全球消费量为我们自己的产能峰值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忍受更加严重的雾霾。　　第五，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呈现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比如说平板玻璃我们严重过剩了，但电子用的平板玻璃、电视用的大平板等我们还是不能生产。　　第六，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　　“有些方面的成本，不仅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了，表现出某种叫"未富先贵"的现象，国民收入还是中等收入的，但生产经营成本却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杨伟民说，“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产能过剩，产品不好卖，另一方面成本进一步提高，企业两头受压，削弱了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能力，所以说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　　“免费的午餐”越多意味着宏观税负必然要高　　在杨伟民看来，成本高是多重因素造成的。　　有的是由体制僵化导致的，比如说电的垄断、银行垄断、中介服务的垄断。有的是由超越阶段的过度福利化倾向带来的。“免费的午餐”越多，意味着宏观的税负必然要高，必然要抬高成本。　　他还谈到，有些属于政策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实施中的进度，平衡度、方式方法把握的还不够精准。比如说，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主要应该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市民化，促进他们进入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缩小差距。如果更多的依靠增加转移性的收入、依靠补贴，这部分支出最终会转嫁到企业的成本当中。　　此外，扩大内需政策具体实施过程当中，有些政绩工程、没有回报的投资，以及结构调整中僵尸企业难以及时出清等，也间接转嫁过来不少成本。　　“有的地方认为，我们这些投资早晚要投的，但问题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地方的财力总是有限的，建设规模超出财力就要负债，所有的地方都这样做的话，既在宏观上倒逼了货币发行，又占用了有限的资源”，杨伟民说。　　他进一步举例解释，如僵尸企业产品已经没有市场而长期亏损，但靠地方的财政补贴和银行的续贷却僵而不死，也占用了资源。在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时候，一部分货币只好在金融系统内部自我循环、以钱炒钱，所以经济的金融化、债务化程度不断加深积累了不少的隐患。　　杨伟民称，我们要重视经济的下滑，但实行各项政策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必须放在如何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如何促进企业发展上，这是国家实力的根基、是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　　“解决当今中国经济的问题，学习运用宏观经济学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学好、用好微观经济学”，杨伟民说，“我想这就是《建议》提出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门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和它的一个政策逻辑”。　　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是5+4+3行动方案　　由于经济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既要在工作方针上、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又要在战术上要打好“歼灭战”。杨伟民明确，结构改革内容将是5+4+3行动方案。　　“5”是五大政策支柱，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　　杨伟民称，与过去的思路相比，此次新增加了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这两条。这两条也主要是针对供给侧和结构性问题。五大政策是逻辑紧密的政策体系和框架、缺一不可。具体政策可以逐步的往里头添，但总的目的是为结构性改革创造透明的、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4”是要打好四个歼灭战。一是化解过剩产能。二是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三是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持续发展。四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杨伟民表示，如果前两个歼灭战打好了，有利于止住工业品价格下跌的势头、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盈利的能力，从而增强企业的预期和信心。　　而对于化解房地产库存，他特别强调，这不仅仅是为了当期的经济增长，更主要的是为了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在城镇定居落户，实际上也是一个供给侧的改革措施。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缓解人工成本上涨压力，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特别是增加农民工一生当中的总收入。　　但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杨伟民认为光靠户籍制度改革是不行的，还要深化住房制度改革，使他们形成在城镇买房、特别是租房的预期。　　“3”是三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第二个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生产力能不能解放好、发展好，结构性改革能不能取得成效的重大原则性问题。第三个原则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杨伟民指出，当前尤其要调动三个群体的积极性。　　一个是企业家要发挥企业家在推动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培育企业家的精神。第二个是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在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阶段，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尤为重要。第三个是各级干部的积极性，这也是五中全会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要通过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坚持激励与约束并举，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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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来源：金融时报
　　贾康 简介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税务学会、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和中国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北京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等高校特聘教授。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多次受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2016年的工作重心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提出“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此，“供给侧改革”成为经济政策表述中的高频词。
　　何为“供给侧”？
　　其实，“供给侧”在经济学领域并不是一个新鲜词，但一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需求与供给是“相反相成”的一对概念，政府为主体的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也是一对概念，寻求的是总供需的平衡与经济运行、发展的可持续。
　　但过去，在经济理论与调控实践中讨论最多的是需求管理。这是一种总量管理，侧重于在反周期概念下，在各年度短期视野内调节经济生活中银根的松紧、施行总量的刺激或收缩。而供给管理则更多着眼于中长期和全局发展，从不同角度考虑结构优化、实施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协调匹配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在理论框架内假设了供给环境，主要强调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此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对于传统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宏观调控“需求管理”为主实践经验的反思，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努力，引起了对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供给管理”调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所未有的重视。
　　我所在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提出对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破”在于指出了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批评了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经济体调控实践之间存在的“言行不一”问题，指出了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立”在于强调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强调正视现实并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如“非完全竞争”假设）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强调市场、政府、非盈利组织应该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强调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引入供给分析而形成“物”与“人”视角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
　　新供给经济学在肯定需求管理重要意义和实践贡献的基础上，重视和强调供给管理，讲求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结合。落实到中国实践层面，首先就是强调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发力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和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升级。
　　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必然要求。
　　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新”已在经济下行背景下明朗化，但是“常”还没有实现，需要在运行中完成探底，在整个经济企稳后对接“增长质量提升”，而且尽可能长久地形成中高速增长平台。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样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的问题。
　　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实践来看，我国在“反周期”总量调控为主的需求管理轨道上，继续可用的调控手段和作用空间已明显受限，亟须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正确把握和改善环境、机制，更加强调“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供给侧要素在理论上分析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国际经验表明，各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前，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这前三项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比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一般经济体在发展过程的初期与起飞阶段，强调“要素投入驱动”体现为粗放发展便与此相关。
　　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两项要素即科技创新和制度，可能形成的贡献会更大，而且极为关键。当前热议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就是指后面这两项要素能够给予的新支撑。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五大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来化解制约，特别是使后两项要素更多地展现出对前三项要素的动力替代效应，进一步释放经济社会微观主体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
　　所以，在我们已经形成的现阶段宏观政策搭配的基础上，应该在坚持适当扩张需求的同时，很清晰地在供给侧发力，有所区别地对待“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深化改革等问题，加大要素投入力度，并以改革的攻坚克难促进机制创新改进。这种供给管理是加强我国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有效供给和形成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而且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的客观需要。
　　怎样处理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关系？
　　必须厘清的一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否定需求侧，而是优化供需平衡机制，并有效提供具有关键意义的制度供给，以供给创新释放需求潜力，激活发展新动力。
　　中国的供给侧发力，涉及应对资源环境矛盾压力以及走向现代国家治理必须面对与解决的结构调整、收入分配等相关制度建设等一系列挑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把“让市场充分起作用”作为哲理。具体表现为，只要经济在可接受运行区间内，政府绝不贸然启动大规模刺激方案，这一点非常必要。按照全面改革取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只要在可接受的就业水平之上和物价之下，就应让结构调整在市场力量主导下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政府约束自己的作用、推进放权这样的改革，事实上会受到很多阻力与困扰，但坚持这一要领事关全局、事关长远。
　　大家都意识到经济运行中有矛盾的累积和凸显，而化解矛盾特别需要做的是，结合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在供给侧区别对待，突出经济手段为主的机制，这个机制要进行系统化的创新。
　　传统的需求管理在“三驾马车”框架下，强调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别认知，这一框架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其局限性，需将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联通到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所以必须重视从需求侧“元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即其相关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等动力机制的优化问题。只有通过这种对需求侧“元动力”作出响应的供给侧结构性动力机制的优化构建，才能促使经济增长的“动力体系”浑然天成且升级换代。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以有效制度供给支持结构优化，激活全要素生产率。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八双、五并重”。
　　“八双”指的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以“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转、双进、双到位、双配套”引领我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具体为：“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产业优化；“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双扩”——在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适度扩大在经济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从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向逐步适当鼓励生育的转变，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尤其看重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下寻求共赢；“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一是“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二是“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三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四是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五是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结合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在“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可以预期，未来一段时间内，相关的工作有望围绕五大任务衍生出的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房地产去库存和防范金融风险等四个政策着力点迅速展开，形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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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十三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如何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正确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做好新一年经济工作？近日，权威人士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了解读和阐释。
　　如何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含义？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有明确的理念，也有清晰的思路，还有具体的任务。要坚定地干、大胆地干、扎实地干、精准地干、决不回头地干
　　不是实行需求紧缩，供给和需求两手都得抓，但主次要分明，当前要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
　　不是搞新的“计划经济”，而是为了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
　　权威人士：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有各种解读。从国情出发，我们不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有明确的理念，也有清晰的思路，还有具体的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坚定地干、大胆地干、扎实地干、精准地干、决不回头地干。
　　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消除两种误解：
　　一种误解是，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实行需求紧缩。供给和需求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互为条件，相互转化，两手都得抓，但主次要分明。当前经济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转化成结构性问题。因此，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当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需要营造稳定的宏观环境，在需求政策上，既不能搞强刺激，也要防止出现顺周期紧缩。
　　还有一种误解是，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搞新的“计划经济”。恰恰相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为此，要调整各类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新形势下的完善和深化，决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过去正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不够，政府干预过多，导致市场不能及时出清，引发各种结构性矛盾。比如，一些没效益的“僵尸企业”，有些地方非要硬撑着给贷款、给补贴。
　　当然，下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盘大棋，也要更好发挥政府这只手的作用。当前最重要的是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预上多做“减法”，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同时，“放手”不是“甩手”，政府也要切实履行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基本职责。扩大开放是改革的题中之义，我们要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现在，美欧等发达国家都在吸引我国的投资，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我国的外资多了！
　　当前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不论主观上怎么想，都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不抓紧转变，总有一天会走进死胡同
　　“四降一升”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在当前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有局限性，根本之道在于结构性改革
　　权威人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晶。
　　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2013年，中央认为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明确了我们对经济形势应该“怎么看”。2014年，中央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对此作了系统性理论论述，既进一步深化了“怎么看”，又为“怎么干”指明了方向。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深化了“怎么看”和“怎么干”的认识，又进一步明确了主攻方向、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理论思考到具体实践，都做了全面阐述，从顶层设计、政策措施直至重点任务，都做出了全链条部署。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大势所趋、形势使然。这是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我国经济正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的高级形态演进，这是客观要求。我们不论主观上怎么想，都不能违背客观规律。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曾经在我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现在再按照过去那种粗放型发展方式来做，不仅国内条件不支持，国际条件也不支持，是不可持续的。不抓紧转变，总有一天会走进死胡同。这一点，一定要认识到位。要发挥我国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持续发展、更高水平发展，这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经的阶段。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问题倒逼、必经关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但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必须破除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突出矛盾和问题。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近期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比如，如果产能过剩这个结构性矛盾得不到解决，工业品价格就会持续下降，企业效益就不可能提升，经济增长也就难以持续。目前，我国相当多的产能是在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面向外需以及国内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一些产能又有所扩大，在国际市场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刺激国内需求难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这就相当于准备了两桌饭，就来了一桌客人，使劲吃也吃不完。这个问题不仅我们遇到了，其他国家也遇到了。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就是要看到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致力于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有局限性，根本解决之道在于结构性改革，这是我们不得不采取的重大举措。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各项工作重点应该怎样转变？
　　以“十个更加注重”为标尺，对不上的事不能再干，对得上的事要加把劲干、创造性地干。化大震为小震，积小胜为大胜
　　权威人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努力实现十个方面工作重点的转变。这就是：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调整产业结构，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保障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进行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扩大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
　　在工作实践中，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以“十个更加注重”为标尺，对不上的事不能再干，对得上的事要加把劲干。比如，放水漫灌强刺激、盲目扩建新城区以及强化行政对资源配置的干预等事情不能再干了，投资没回报、产品没市场、环境没改善等项目不能再上了。相反，有利于引导社会心理、化解产能过剩、提升技术水平、加快人口城镇化、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高扶贫精准度等事情要使劲地干，创造性地干，拙劲加巧劲地干，努力化大震为小震，积小胜为大胜。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正确把握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思路？
　　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整体融合、有机结合、相互配合，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权威人士：前面说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这“五大政策支柱”的具体内容已经公布并得到各方面广泛认可，但如何更加准确地加以把握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五大政策支柱”整体融合、有机结合、相互配合，旨在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重点和力度有所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对企业实行减税，并用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弥补收支缺口。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主要体现在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既要防止顺周期紧缩，也绝不要随便放水，而是针对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行预调微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
　　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按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要求，通过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加以引导，而不是政府去确定具体项目，或选择把钱投向哪一家企业，具体的投资机会还要由企业家来摸索和把握。实践证明，市场的选择是最有效益的。现在成功的民营企业有哪一家是政府扶持的？都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闯出来的。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把企业真正当作经济发展的主体，“放水养鱼”，让企业去创造有效供给和开拓消费市场。
　　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一项一项出台、一项一项督导，让各项具体改革举措落地，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大决策的落实。
　　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从思想、资金、物资等方面有充分准备，切实守住民生底线，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是什么？
　　完成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既要有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韧劲，也要有立说力行、立竿见影的狠劲
　　做好“加减乘除”。长期看各项任务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短期看不同任务之间有“对冲”作用，必须全面推进，并把握好“度”。当务之急是斩钉截铁处置“僵尸企业”，坚定不移减少过剩产能，让“僵尸”入土为安
　　病根都是体制问题，都要依靠改革创新来化解
　　权威人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上我们要着眼于打好持久战，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我们要抓住关键点，致力于打好歼灭战，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完成这“五大重点任务”，既需要有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韧劲，也需要有立说力行、立竿见影的狠劲，确保2016年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库存减少，企业成本上涨和工业品价格下跌势头得到遏制，有效供给能力有所提高，财政金融风险有所释放。
　　完成好“五大重点任务”要做好“加减乘除”。“五大重点任务”是一个系统设计，要着力在“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上下功夫。从长期看，各项任务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从短期看，不同任务之间又具有“对冲”作用。比如，化解房地产库存对增长是明显的“加法”，可以减缓去产能带来的“减法”效应。而去产能又会调整供求关系，防止出现宏观经济通缩效应。因此，“五大重点任务”必须全面推进。当然，落实到一个地区，又会有所侧重，关键在于把握好“度”。当前，做“加法”相对容易理解，做“减法”困难会大一些，但必须做下去。当务之急是斩钉截铁处置“僵尸企业”，坚定不移减少过剩产能，让“僵尸”入土为安，腾出宝贵的实物资源、信贷资源和市场空间。“僵尸企业”本来已“死”在那里，就不要再维持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是事物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性原则的要求，要敢于和善于进行这种“创造性创新”。
　　完成好“五大重点任务”要全面深化改革。“五大重点任务”的具体内容非常多，但病根都是体制问题。无论是处置“僵尸企业”、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提升有效供给还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解决的根本办法都得依靠改革创新。比如，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税费负担、降低资金成本，必须减少行政审批，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扩大有效投资补短板，必须改革财税、金融、投融资体制，才能解决“钱从哪里来，投到哪里去”的问题。同时要看到，完成这些重点任务，本质上是一次重大的创新实践，只有进行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不失时机地进行技术创新，才可能有效推动这次重大的结构性改革。
　　有人担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冲击，社会能否承受？
　　阵痛不可避免，但也是值得的。适当的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只有退够，才能向前
　　只要处理得当，阵痛不会很大，可以承受。但对于推进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冲击，切不可大意，具体政策要有序配套、稳妥实施
　　窗口期不是无休止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等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拖不得、等不起，否则“病情”会越来越严重
　　权威人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必然会带来一些冲击，而且这些冲击很可能会从经济领域延伸到社会领域。对此，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把握：
　　阵痛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值得的。我国处在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地区、行业、企业发展出现明显分化，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不可能皆大欢喜，产业会此消彼长，企业会优胜劣汰，就业会转岗换岗。特别是眼下一些发愁的企业可能会更愁，甚至关门倒闭，引发职工下岗失业、收入降低等。但这种阵痛是一朝分娩的阵痛，是新的生命诞生和充满希望的阵痛，是新陈代谢、是凤凰涅槃，这是值得的！适当的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只有退够，才能向前。正如老子所言：“明道若昧，进道若退。”拿“僵尸企业”来说，是等着这类企业把行业中的优质企业拖垮，最后一起死，还是快刀斩乱麻，处置这类企业从而腾出必要的市场资源和空间？显然，必须尽快处置“僵尸企业”，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整体提升。
　　阵痛是可以承受的，但切不可大意。相比上世纪90年代，现在我国的实力相当雄厚，经济发展基本面好，新动力正在强化，新业态不断出现，前景是光明的，经济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社会就业形势、财力规模、保障制度有了很大进步，抗风险能力强，只要处理得当，虽有阵痛，但不会很大，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下岗失业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对我们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发展效益是理解的、支持的，对我们改善发展质量、产品质量、空气质量是充满期待的，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同时，对于推进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冲击，切不可大意。具体推进的政策要有序配套、稳妥实施。比如，处置“僵尸企业”，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对破产企业尽量实行“安乐死”。要高度重视、全力做好职工安置工作，防范引发社会风险。更加细致地做好社会托底工作，比如，个别产能过剩严重的地区会出现职工集中下岗和财政支出困难，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和实施配套措施，认真拿出因应之策。
　　需要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个窗口期，但窗口期不是无休止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等我们。今天不以“壮士断腕”的改革促发展，明天就可能面临更大的痛苦。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得不迈过的坎，是不得不闯过的关，这项改革拖不得、等不起，必须加快步伐、加紧推进，避免“病情”越来越严重。
　　如何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预期成效？
　　目前对于新常态的认识有三种情况，大家都要照照镜子，认识不到位的要尽快抓提高，思想不适应的要尽快换脑筋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否则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把包袱留给后面，将来会得罪天下老百姓
　　排除干扰，心无旁骛，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牢牢把握几个重大原则，形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合力
　　权威人士：毫无疑问，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更要避免投机取巧。我们只有深化认识、下定决心，硬碰硬地干下去，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从目前情况看，对这个大逻辑的认识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认识逐步深入，适应更加主动，引领已经开始。这种情况在不断增加，这是好的。
　　第二种是认识还不到位，一知半解，适应不太主动，引领基本无为，流于口号化。这种情况还比较普遍。
　　第三种是很不适应，没有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焦虑”的思维定势，结果行动上自觉不自觉逆向而行。
　　大家都要照照镜子，往第一种靠拢，认识不到位的要尽快抓提高，思想不适应的要尽快换脑筋。提高认识后，还要靠扎实的工作和顽强的毅力来完成这个历史责任。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在推进过程中，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否则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结果延误了窗口期，把包袱留给后面，将来会得罪天下老百姓。1998年我们也面临外需低迷、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困境，当时顶住压力，纺织业实行大规模限产压锭，才有了后来经济的强劲增长，才有了今天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排除干扰，心无旁骛，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重大原则：
　　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任何束缚和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言行都背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必须坚决反对。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主动研究发展规律，不断推进科学发展，持续改善人民生活。
　　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生产力能否解放好、发展好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重大原则性问题。对于政府作用，强调“更好发挥”，不是“更多发挥”，要集中精力抓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
　　三是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必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当前，要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企业家营造宽松环境，用透明的法治环境稳定预期，给他们吃定心丸。要为创新人才建立完善激励机制，调动其积极性。对各级干部，要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既坚持党纪国法的“高压线”，也要重视正面激励，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给那些呕心沥血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
　　总之，我们要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合力。（记者 龚雯 许志峰 王珂）
第一次成立了陆军的总部机构，陆海空真正完全并列，其实相对擢升了海军和空军的地位。第二炮兵改名为火箭军，名称上可能有一个适应期，但其实更名副其实。战略支援部队，具体组成还不清楚。
所以我说：不要做中国人的老人，在这里，生命总被小利贱踏，不是死于拆迁强盗的屠刀与汽油，就是死于心狠手辣的文盲保姆和甩手不管的子女之手。
聪明的国家不会为它们的首都提出这种听起来像拉面包装上的英文烹调指南一样的官方口号。不出几个小时，“我首尔你”就成为国际上的笑柄。
乐嘉说，蛋碎了，修补后仍可战斗。乃英雄否？想当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司马迁宫刑，而作《史记》；当今，乐嘉睾伤，吟《蛋碎仍可战斗》，不知是否也可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