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战败主要是因为军事策略失误吗？ - 知乎3729被浏览460227分享邀请回答1727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战败主要是因为军事策略失误吗？ - 知乎3729被浏览460227分享邀请回答7234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战败主要是因为军事策略失误吗？ - 知乎3729被浏览460227分享邀请回答1添加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战败主要是因为军事策略失误吗？
现在终于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了。过去20多年我曾经给这个问题准备过很多答案，依次自我否定后，又在新的维度回到原点，才有了你即将看到的东西。过去宣传说土改后农民志愿从军、支前，打造无敌之师。 后来知道，解放军征兵也按名额强派，支前主要靠雇佣，志愿兵微不足道。但共产党思想先进，组织严密，土改后征兵征粮效率比对手高的多，在更高层次实施阶级斗争，所以必胜。全文如下：但原文还有一个影评放在正文前面，所以我就摘干货过来了几代人以来，中国人对解放战争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正是徐克这一版电影的叙事风格——解放军是好人，国民党兵是坏人。好人为老百姓打仗，英勇无畏；坏人为反动势力看家护院，战战兢兢。人多的时候，坏人偶尔会赢，但只要解放军集中兵力或是擒贼擒王干掉反动军官，战局立刻就是一边倒。至于为什么解放军是好人？为什么国军坏人多还要打败仗？为什么只要干掉军官，坏人就一哄而散？看电影、听故事的小孩子不会想那么多。甚至许多成人也持类似的看法。反正是几十年前的旧事，反正“好人”最后赢了，搞那么清楚干啥呢？第二重印象就要理性一些。因为小孩子谈感情，成年人要谈理性，谈利益，抢我利益的是坏人，一起分享利益才的是好人。中学课本也好，严肃的纪录片和电影也好，谈到解放战争都要点出土改这个要害。指出解放军站在农民一边，替他们抢来了地主的土地，保卫土改成果。所以得道多助，农民支持解放军，愿意参加解放军保卫胜利果实。国民党军则站在地主一边，保护反动势力，打到哪里都是四面树敌。当时的中国是个落后农业国，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其中的大多数是贫农，解放军站在大多数人一边，大多数人支持解放军，战争结果不言而喻。迄今为止，这套以土改为中心的解释还是官方的主流宣传词，是多数影视编剧的政治出发点，是受过义务教育的新一代人听到的最普遍说法。以土改为中心的简化社会模型咋一听很有道理，但只要想一下就能发现许多逻辑问题。其一，多数人支持并不构成胜利的充分条件，历史上均田免粮的造反者多了，成功的没有几个。其二，许多地方的土地矛盾并没有那么严重，常常找不出占有多数土地的像样地主，或是是荒地广阔，土地本身不构成主要矛盾。第三，城里没有地主，共产党虽然反对官僚资本，但也没有许诺要把资产分给工人，但共产党在大多数城市也获得了支持。再细细推敲，还有一个政治上不很正确，算术上却无可辩驳的说辞可以用来反对这第二重解释：首先，解放军有上百万人，农民参军不过是给解放军增加了百万分之一的力量，“保卫胜利果实”这个目标因此增加了百万分之一的胜率。但对自家来说，减少一个壮劳力，土地会减产，房子没人修补，和邻居争利益会挨欺负，这是100%会发生的事实。算利益，为何农民家庭愿意以派壮劳力从军、交公粮为代价，换取那百万分之一的胜率？为何农民在国民党军到来之时，会冒死加入民兵打游击？稍加分析，就能发现“保卫胜利果实”最多只能作为征兵、征粮的宣传说辞，实践起来解放军不可能主要指望志愿兵和农民的捐献打仗，胜利必然依赖更踏实的机制。对于有社会经验的成年人来说，想到这一点不难，甚至在读书时我就见过同学质疑历史老师的说法。解放战争的胜利必须用更合理的方式来解释。既然无法从基本力量上解释，正常的想法自然是归于高明的计策。三十六计、三国演义、田忌赛马、说岳全传……几百年的世俗文学熏陶下来，要说服普通人相信共产党的胜利源于“谋略”并不难。更何况“谋略”这东西不仅适合用来写文艺作品，也适合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自从80年代官方政治-历史教育受到普遍怀疑以来，只要是谈到解放战争乃至共产党整个革命历程，随便哪个健谈的人都可以谈战史谈的口沫纷飞，内容不外乎是这样：【“毛泽东压服林彪，让东野先打锦州真高明！要让蒋介石先巩固了锦州，还不知道是毛主席还是蒋主席呢！”“刘邓大军南下，被堵在黄河边。刘伯承弄了几千个葫芦，扣上钢盔飘过河。国军还以为是共军强渡，拼命开枪开炮，刘伯承趁机就从别处过去了”“粟裕算准了杜聿明要往西跑。要不是粟裕想的清楚，让杜聿明带几十万人跑到江南，这长江就过不去了”“蒋介石的侍从室里全是共谍，国防部机密文件都提前让共产党看到了。为这一仗，共产党提前几十年就埋了钉子，要不怎么赢的这么容易……”】当然，这是水平比较低的讨论，资料来源往往是标着“解密”、“真相”的地摊杂志。随着讨论的深入，其中也会产生翻战史，看地图，查外国资料的专家，能做出许多上层次的分析，严密程度、探讨问题的深度远远超出了三国演义和地摊文学。比如：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该不该把精锐部队派往东北？如果杜聿明在四平取胜后勉力渡过松花江，林彪是否会丧失回旋空间？彭德怀攻榆林前后，双方各自犯了哪些错误？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是否意识到二野主力被低调派往西南？许多解答整理出来还颇有道理，值得一看。但是，无论分析水平高低、严密与否。在这一系列的探讨中，设想的解放战争都是一连串的对弈。毛泽东、蒋介石、白崇禧、彭德怀等人分别在不同的棋盘上落子，共产党棋高一着，胜多负少，所以最终赢得了胜利。对于这一层次的研究者来说，不论最后总结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还是“共军太狡猾，从抗日时就保存实力、潜伏共谍”，他们实际上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甚至官方的许多宣传，也往往把胜利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为领导人的高瞻远瞩，计无不中。电影严肃如《大决战》系列的潜台词正是如此。“谋略论”的致命问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共产党棋高一着。为什么高明的将领、专业的间谍、战术多变的军官总是出现在共产党一边——明明国民党能从更广大的地区、更多的军队中选拔人才。于是，“谋略论”走到最后总是变成了“天命论”，用神秘主义和运气来解释解放战争指挥水平的差异，这实际上完全违反了理性原则。所以，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组织水平。军事理论和历史战例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应该尽量绕开敌人的坚固阵地，攻击对方的后勤仓库；应该让部队机动起来，躲避敌人的火力，寻找对方的弱点；应该集中兵力在局部形成兵力优势……这些原则双方的军官都知道。但到底能不能实施，还要看部队自身的能力。比如说，如果你的军队每天只能走50里，对手的主力能走100里。这时候你就没资格琢磨迂回包抄、花样百出的玩调动了。因为不管你干什么，对手都能在慢一步的情况下从容应对。运动是相对的，你企图绕过敌人的正面，必然意味着把自己的侧翼先暴露给了敌人。显然，在对手比你快一倍的情况下，胡乱运动是作死。所以，运动慢的一方最好还是给自己挂个条幅“义兵不用诈谋奇计”，老老实实地一线平推。“用兵以能聚散为上”。除了迂回，实施任何复杂战术的前提都是分兵。而分兵有效的前提是小部队也有战斗力。分出去的1/10兵力达不到全军战斗力的1/10，这很正常。但如果连全军战斗力的1/100都达不到，那分兵就没啥意义了。在真实的解放战争中，运动速度慢、小部队缺乏战斗力的一方正是国军。为什么？因为国军的高级军官、中下层军官、和底层士兵的利益不同，思考方式也不同，军阀依靠封建制的管理方式来控制军队。在行军中，士兵缺乏快速行军的动员和激励，军官担心快速行军有逃兵（夜行军尤甚），食物供应也歧视一线单位，再加上各单位的行进难以协调，自然比共军慢了不少。纵使国军有再多的战术奇谋，也无从实施。对于国军各级军官来说，军队是自己的本钱，精锐打光了未必有人给补充，好武器用坏了没准会换成落后的。所以分兵的时候，无论是一个师还是一个连，都不愿意单独承担作战任务，都不愿意离开主力太远。结果，国军每次分兵都意味着漫长的扯皮，被分出去执行战术指令的部队无法做出任何威力侦查，会被任何有积极性的解放军小部队甚至游击队压缩向主力方向。所以，国军一方面无法实施复杂战术，另一方面部队控制的范围极小，只在主力行军纵队前后几公里才能做到有效控制，把剩下的战场都扔给了来去自如的解放军。1948年6月，晋军“亲训师”居然会让徐向前的几个旅埋伏到几百米内无法发觉（徐向前元帅距敌不过2公里），排着整齐的密集队形走向解放军的数百挺机枪。徐向前用20世纪的武器打了一场冷兵器时代的伏击战，消灭7000“精锐”的代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晋系军队最精锐的师都派不出一个有主动作战积极性的侦察连，只能靠主力的目视侦查来控制战场。阎锡山输的不冤枉。组织能力差异不仅仅体现于作战层面。在基层建设方面，国民党更是输了个干净。上千年来，皇权不下县，乡村是士绅土豪自治的空间。尽管三民主义也包括“平均地权”，但国民党从未实施过有效的农村改造，从未落实土改和减租。国民党的党部和县政府在大多数时间只能蹲在城里和士绅谈判，获取农村资源——或是翻脸命令军队抢劫、拉壮丁。但无论哪种方式，收集粮食和劳动力的能力都很低，都会在中间环节出现大量的贪污和浪费。对40年代的共产党政权来说，土改和减租最大的实效不是激励农民志愿从军，而是借此掌握乡-村级政权，让高效的现代官僚管制延伸到农村。土改之前，收税（公粮）要让乡村士绅和县里的官吏层层过手，穷人承担的多，富人不但少交，还能赚粮食。共产党把干部派下乡，一个村一个村地搞土改，同时发动农民起来，把各级乡村政权和士绅大户清洗了一遍。土改结束后，共产党政权可以直接核算土地面积和产量，用远低于国统区的实际税率获取更多的粮食。在征兵方面，国统区士绅买通官员把持拉壮丁业务，随意强迫贫民子弟当兵，借机敲诈中等人家，每次征兵都会带来巨大的动荡。共产党虽然也要在解放区征兵，但可以越过地主阶层直接清点役龄男子，名额分配公平，不会随意免除一部分人的服役义务。同时，共产党政权拨出税款补偿军属，要求未征兵家庭替军属耕地，从而大大降低了从军的成本。在未激起太多不满的情况下，共产党用全国1/4的人口为军队提供了可靠的兵源。控制了基层政权，共产党就能掌握农村的剩余粮食和劳动力，野战军一时用不上的资源可以拿来建设民兵。民兵打不过正规军，跑不过土匪，但能让任何企图染指农村剩余粮食的集团不断的放血——无论是日本步兵中队，国民党保安团还是土匪。土匪要么逃到深山，在饥饿中逐渐散伙，要么被迫去攻打集镇，和正规军作战。无论哪一种结果，都意味着地方治安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在共产党已经建立基层政权的地方，解放区即便丢给国民党，也不会为其所用。四平战役失败后，林彪就任东北局书记，第一次讲话就要求全体干部东北野战军乃至全国解放军的胜利，物质基础不是大炮和坦克，而在于党组织能够命令干部离开大城市去农村，用根据地建设抵消了精锐国民党军初期的的犀利进攻。从高层组织水平来看，国民党的南京政权不过是军阀共主，实际上各行其是。晋系阎锡山恨蒋介石的程度不逊于怕共产党，白崇禧宁可看着共产党赢得淮海战役也不给杜聿明增兵，渡江战役之前，汤恩伯宁可坐视共产党轻松过江，也要放空西线，诱导解放军先去碾压桂系的湖北。内讧如此，再好的战略又如何执行呢？反过来看共产党，45年一声令下增援东北，全国十几个解放区抽调精兵强将，让林彪这个多年不带兵的空头司令瞬间拥有最强大的部队；冯白驹带领琼崖解放军在孤岛上发展20多年，和来自东北的第四野战军约定共同作战，四野船队在海上耽搁了，琼崖纵队还是按时拼死出击，攻击有重武器的敌人，用生命换控制登陆场的时间，一直熬到四野偷渡部队上岸。无条件的团结因素才是共产党战略决策显得更“高明”的原因。总的来说，用组织水平来解释国共战争的胜负的确很有说服力。第二层次的“土改说”和第三层次的“谋略说”都可以在这个结论下得到更清晰、更符合逻辑的阐述。目前大多数认真的研究者最后都走向了这个结论。“组织论”的主张者往往认定共产党组织严密的原因是列宁式体制。即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十月革命传统，以“革命先锋队”体制管理全党，自上而下地强调党的组织原则。但这和“谋略论”有同样的问题——为何国民党和其他军阀不能采取类似的方案？为何国民党不能抄袭共产党的结构？从史实看，孙中山重组国民党，本身就是靠苏联顾问指导；蒋介石曾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常委，是共产国际中级别最高的中国人；1925年胡汉民代表国民党要求成为共产国际支部，高呼：“第三国际是革命的司令部，总参谋部”，只是因为共产国际担心过早引发帝国主义干涉才未成功。从“列宁式”组织的传承来说，国民党即便不能说比共产党继承了更多的遗产，起码也算是拥有共同的起跑线。绝不能说共产党垄断了独门的“组织秘籍”。既然设计图是共享的。那么问题的核心还是还是出在构成组织的材料——人。什么样的人会加入一个全国乃至世界性的政治组织并充当忠诚的骨干？首先，他必须理解什么是“全国”和“世界”。上千年来，大多数农民一辈子没去过县城，顺从地在乡下服从士绅的管理，直到帝国主义带着工业化的力量进入中国社会，这个格局才被打破。到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中国有上千万人接受了新式小学教育，还有好几千万人离开了传统的小农经济或者庄园经济，集中到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参与或至少见识了近代化的工商业生产——比如三次闯关东的杨子荣。对于这批人来说，世界再也不是一个村子或者一条山谷，而是几亿同胞共同生活的一片广大领域。他们开始发现几亿人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不可能独立于这个大世界改变自己的家乡。其次，他必须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希望自己作一个好人，希望大多数人也能在一个“好”制度下做一个好人。理想主义往往来自于现实主义。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入了百年动荡时期、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渐渐拉开、农村的士绅土豪因为购买西洋商品而逐渐加强了剥削。类似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破坏了中国人的农业社会，却未能提供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做替代。这逼迫考虑现实问题的人转向理想主义，转向寻求社会革命这个全面的解决方案。满足这两个因素的人有几千万。由于农业社会秩序解体，通过教育可以成为潜在组织力量的人还有上亿。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谁能提出一个可行方案来解决问题？”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共产党明确地指出，这个国家还有希望，但梦想成真的方式不是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继续努力，而是努力打破现有结构，消灭浪费希望的少数人。为何说少数人浪费了希望？因为少数人占有了大多数剩余产品。几亿人在糊口穿衣之余，积攒起来的少数剩余财富被统治者拿走了。农村地主（不论好坏）都占有地租，城市买办垄断了大多数商业利润，这些地租和利润没有被用来投资现代经济，而是用来消费西洋商品，用来投机获利，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储存起来。所以说旧社会的统治集团既落后（通过传统方式聚敛财富）又反动（拒绝把财富投资于社会转型），只有打倒他们，中国人才有机会通过努力改变这个绝望的社会。共产党的逻辑很简单，但很有力——阶级分析符合普通人的观感；夺回剩余财富用于全社会现代化投资的方案超越了传统农民起义的老套路，提供了20世纪视角下的希望；所以迅速得到普遍认同。在已经被近代化浪潮冲击的地区，知识分子和近代人口迅速接受了新方案；在近代化浪潮还不明显的地区，共产党努力搞教育，做科普，让封闭的农业人口认识到今夕何年，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和整个国家挂钩。所以共产党获得了足够的追随者，能够从中挑选最忠诚、最能干的人搭建组织架构。相反，国民党虽然也继承了列宁主义的架构，却始终企图在原有社会架构上搭建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然后逐步提出改良方案。国民党强调自己是上千年来中国旧结构的继承者，把农村士绅和城市买办当做盟友，通过旧的税收结构和投机市场来收集军政资源，也继承了旧体制的反动。国民党的方案或许也可以收买一定的知识分子和近代人口，但考虑到旧体制的低效，大多数知识分子和近代人口无法被全部收买，也无法在这个体制下实现“做好人”的愿望，自然宁可站到共产党的一边。国共的组织基础因此出现了数量级的差异。从20年代到40年代，共产党的控制区虽然一直比国民党小，但如果不计算那些“全省人民加入国民党”、“到操场坐2小时，大家就都是三青团成员”的荒谬事件，只比较县区党部（党委）踏踏实实发展出来的、能掌握的党员，共产党的党员数量一直要比国民党多。所以共产党有足够的力量改造农村，接管城市现代化企业，最后打翻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则遇到了死结：组织薄弱—→无法改良基层—→资源获取效率停滞—→组织发展停滞—→组织劣势进一步加强。即便中间出现了日本入侵、美国援助这些极有利于国民党蒋介石派系的事件，陷入死循环的国民党反动派还是在40年代末被彻底赶出大陆，依靠从整个大陆撤退的组织力量到台湾去搞土改了。总而言之，解放战争的胜负，根源不在49年渡江，不在于48年发起的三大战役，甚至也不在于46年抢占东北应该快一步还是慢一步。从20年代北洋政权解体开始，共产党的胜利已经是必然趋势：正确的革命思想带来先进的组织—→先进的组织令更多高级策略和先进战术成为可能—→战场胜利保证了解放区土改成果—→最后共产党打败了买办和地主，在4亿人口面前树立了无可置疑的“解放者”和“好人”形象，自然事无不成。这个过程就是样板戏时代几亿中国人可以背诵的一个寓言：把20世纪波澜壮阔的革命史拿来当背景，才能在这个平常故事中读出排山倒海的力量。说了这么多，和徐克的电影有什么关系？还真有点关系。徐克的电影是第5版《智取威虎山》，我也推演了解放战争胜败的5重理由。其中最初、最简单、最直观的解释和这一版电影的逻辑一样：【好人会赢、坏人会输】。经过一轮轮的推演，最后的结论是：【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提供了正确的思想，让有想法的中国人争相选择当共产党，选择为所有同胞做一个好人】。转了一大圈，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好人论”。当然我们知道两者的内涵完全不同。前者是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感性期望，后者是基于社会现实，结合国内外经验作出的宏大战略。然而，两个解释之间的相似绝不是偶然。孙子兵法明确指出：“上下同欲者胜！”。最高战略部署和普通士兵的行为达成一致，国家命运和普通人的生活不谋而合，正是伟大变革的必要条件。士兵行军一天，进门就帮房东打水扫地；艰苦的战斗后解放军严肃执行俘虏纪律，给俘虏治伤换药；辽沈战役八十万大军过后，锦州的苹果一个没少（见毛选）……无数个“好人”最后汇成洪流，扑向不让普通人做人的旧社会，这就是杨子荣、少剑波为了新中国而奋不顾身的年代，就是为今天的繁荣富强奠基的解放战争。从我个人接触的几个实例说起：去年我担任过唐德刚先生建立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协会的助理，在广州地区采访在世的抗战老兵。以下是其中几人的故事：肖桂荣老兵。1943年时日军炸坏其初中，没了书读，于是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号召参军。原被编入远征军14团，因为他有初中文化，所以后来被编入第五军第200师600团团部当文书，但由于团部书记沉溺于鸦片，将所有工作都推到他身上，加上他受到团长赏识，有意提拔他，个人的不满加上升迁的希望，使他申请调到战斗部队，于是被派遣到600团第2营步兵第5连第2排担任上士排副。总共在昆明接受了几个星期的训练后，便被派遣上前线。在战场中，肖老数次走过鬼门关。在龙陵时受命率领一个加强班阻击一个营的日军渡河，从而让大部队迂回过河从侧部进击日军。大家可能对于加强班和一个营没有什么概念：肖老当时的加强班，只有十七个人。而日军一个营的编制，约有三百至四百人。因为装备落后，肖老部队的机关枪和步枪根本打不过河，抛掷手榴弹也抛不过去，只能使用枪榴弹（请自行Google，当初我也是这么做的……），因为使用枪榴弹会暴露自己，所以极易成为日军目标。当大部队完成迂回进攻时，十七人的加强班，只剩下了两人。当初讲到这里时，肖老泣不成声。后来肖老还数次走过鬼门关。后来在攻打龙陵县城的时候，近距离和日军拼刺刀，右股被日军刺伤，跌倒在地，将要被杀死之际，一个战友在身后突然冲出，抱着日军一起滚下山崖。由于当时战场烟雾弥漫，肖老根本来不及看清这位牺牲自己的战友是谁。又一次，在建筑工事的时候，一颗子弹从头顶擦过，留下一道至今可见的疤痕。肖老最后一次死里逃生，却充满着滑稽的意味。战争结束后，他本来是要乘坐团部的飞机回昆明的，结果在临上机时，副团长的一个亲戚挤走了他的位子。飞机在飞回昆明的途中撞山，全机人员无一幸免。这样一位为抗战出生入死的老兵，回到昆明后，却成为了成为了“编外”。编外者，是由于当时国民政府要缩减兵员，节约军款，将部队合并。当时的96师和200师合并为新的200师。两个师可以合并为一个师，两个连长却不能合并为一个连长。因此虽然肖老在战争中已升迁为连长，但由于他不是军校嫡系出身，加上军龄较浅，遂成为了“编外人员”。在昆明苦等了一年多，没有任何关系的肖老仍是没能受到任何人的待见，后来连少量兵饷也被取消了，没有办法只能走到广州投靠其大哥。他离开时，政府连路费都没有提供，结果他只能一路坐霸王车，吃偷来的食物，一共走了几个月，才走到广州。我问他，对共产党怎么看，他这样回到道：另一位老兵，在此隐去名字，在此姑且称为唐老兵。唐老兵曾几次登上媒体，身份自然是“抗战老兵”，但在某程度上，他其实和抗战联系并不大。他父亲是当时国民党的高官，因此从小就就读名校，包括著名的南洋模范学校。中学毕业后，一方面由于成绩不好，另一方面因为家中后母不待见自己，而就读军校门槛较低，不需要家里出钱，因此进入黄埔军校（第十二期），就读时，军校还有补贴，每个月发到手上的大约有一块多，而当时到茶楼“饮茶”（喝早茶）只需要三到五分钱，到电影院看戏也只需两分钱。1937年抗战爆发后，前线基层军官伤亡众多，因此军校生被命提前毕业。毕业时因为成绩不好，平时表现也不佳，没能留校，被分配到余汉谋的第四路军第65君第187师第1097团团部任少尉见习官。当时战斗部队急需军校生补充基层军官，黄埔生更是首当其冲纷纷被调到前线。而唐老没有被分配到前线，很可能是其父亲的关系。当时，唐老因为学过“经理”，所以在团部负责“打算盘”，即计算、会计之类的工作。后来又被调到学习无线电，结果无线电设备一直都没有拨下来，唐老无所事事地等了一段时间后，就在连无线电都没碰过的情况下，因其姑丈在广东省教育厅任鼎鼎大名的许崇清的秘书，又被聘任到广东省教育第五科负责管军费，后来觉得一个“军佬”在民政机关中太闷，就请了长假走人。靠同学介绍，又在军队中谋到了排长一职，自然，这也不是战斗部队，而是在补充兵训练处中，负责接收新兵。结果没有耐性，又通过人介绍在湖北黄琪翔的部队中任“参谋”。不过其实这段经历相当可疑。刚开始时，唐老说他八年抗战都在黄琪翔的部队中任职，但其实在1941年黄琪翔就因为其反蒋经历而被明升实降，被调到第六战区任陈诚的副司令，没有了队伍可带，自然也没有了参谋部。后来在迂回提问之下，唐老才说出他在黄被调到第六战区之前，已经因为“做得没有意思”又再次请假走人到重庆。其实就我个人经验推断，唐老有没有任过这参谋一职也十分可疑，因为一个在军校中学经理科（相当于后勤科），在之前又只有文员经历的情况下，要在军部中找到参谋职位，可能性实在不大。到重庆后，唐老得到一份肥差：在西南进出口物质运输总经理署重庆分署的会计科中担任文员。这个西南进出口物质运输总经理署是什么东西？只需要说一件事情，大家大约就会知道其分量和油水了：其署长，是宋家的一员，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为什么唐老能在其中某到职位？因为他的爸爸此时就在署中的总会计室任职。这个机关的机能，就是将欧美国家从滇缅公路运来的物资接收并发放到全国各地。后来，唐老又被分到西南运输署的川滇公路分署任职。抗战胜利时，他已因为战争期间的“贡献”，被升任为中校，被调到南京的中央训练团受训，学习财务。半年毕业后，被调任到江苏、浙江一带任税务官。税务官，有钱之余，有十分无聊，于是唐老就天天跳舞，一天三次，早餐后一次，午餐后一次，晚餐后一次。巧合的是，唐老说起过一件事情，与前面提到的肖老有几分关系：我说这两个故事，并不仅仅是想说明国民党垮台是由于“民心向背”、“政治腐败”，虽然我并不像榜首的回答那样认为这两个原因是无关紧要的，相反我认为这是两个肯定在最重要的原因之列，而且我也相信两位老兵的故事很能说明两个现象。但我更想强调的是，题主提出的问题及其复杂，偏执于一端，都很难解释整个现象。民心向背、政治腐败很大程度上只是表象，其背后的原因实在是千头万绪，难以理清，历史之难以研究正在于此。就以肖老和唐老都提到的合编部队为例。其实国民党政府何尝不想把军队统统留下来？那为何要合编和遣散部分军人？一方面自然有军官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因素，另一方面也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以后是中央政府，面对战后千疮百孔的国家，多养一个军队，都是多一份负担。但是，如果国民党对于共产党的实力有更深刻的认识的话，或者他们会多留一些部队以应付才对？或者会，或者不会，因为战争的过程已经证明了战后国统区的经济在腐败的军队和政府系统的领导下根本不足以支撑那么多的军队。结果这部分被遣散的军人，对国民政府心怀怨恨，不少人投靠到共军中。不过，慢着，前文提到的肖老到广州后，在布厂工作谋生，结果在输出上来说，其实又在某程度上支撑了国军的战斗。人的活动是一个混沌系统，由人组成的社会又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混沌系统。一样行为的后果会是多方面的。历史学家的困境之一，就是如何将这些史料上见到的各种矛盾进行梳理。难也。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自己没有说答案。实在是不敢啊。讨论问题，我不太喜欢情感太澎湃。国民党的失败，是整个体系的崩溃。国民党政府到底没有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体制，从军事（征兵）到教育到政治。这不是说军事上一次战斗甚至战役的胜败能够解决的。一次战斗甚至战役的胜败最多影响或者迟滞共党的胜利，对于结局，区别不会太大。至于先生的架空，我想如果对于彼时那段历史了解更深入些，想来当不会有这样美好的误会。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基点从来都是自身的利益，而“主义”是可以退居其次的。第一，东北工业基地的地位自不必说。要在苏美都支持国军“正统”的情况下，说服国军放弃东北，是不太现实的。第二，苏联基于自身的利益，在东北对共党的态度，可以说先是冷若冰霜，之后首鼠两端，再之后幡然醒悟。这里的变化，是耐人寻味的。我摘几段沈志华的《mzd、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供参考吧：刘帅说过：“国民党的失败在政治上是必然的，在军事上是偶然的。”看共产党的发家史就知道国民党无论如何蹦跶都不可能战胜共产党了，甚至可以断言，就算美国武器援助不中断也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两者之间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相差十万八千里。国民党的投降士兵没过几年就能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国大兵对着干了。共产党的洗脑能力这么变态，国民党却派系林立，两者如何相争。补充几条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共产党之所以胜利，第一条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这么说？国民党每收复一个地方就有守土之责，国民党越前进、占的地方越多，能够机动作战的部队则越少。共产党则不同，毛泽东的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所以丢多少地方他不在乎。像解放战争刚开始的头两个月，共产党丢了106个城市，像样的城市都丢光了，像延安、张家口等等，大踏步地后退，但是共产党丢了那么多地方兵力损失了多少呢？没损失多少。四平之战之后，杜聿明大举进攻，林彪带着军队全线退过松花江，国民党的军队到了松花江边上突然停止前进了，当时林彪做了最坏的打算，哈尔滨准备放弃了，他带着主力部队到北满的树林里打游击。但是杜聿明到了松花江边上不动了，蒋介石也很着急，为什么不前进？不是不想打，而是兵力不足。只有一个军过了松花江，那么大的地盘怎么打？所以他被迫停止了前进的步伐。　　借了美国居中调停的力，过了一年，共产党能够反攻了，想打哪儿打哪儿，蒋介石又处于被动状态。比如1948年3月粟裕打开封，本来粟裕是想在陇海线跟国民党进行决战，但是一看国民党摆开大军不好打，怎么办？找防守薄弱的地方打，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只有一个师的国民党军队保卫，粟裕避实就虚打开封，一个师怎么能挡得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相当于“军”），一下就打下来了。当时正好南京在开国民大会选总统，一听说开封被打下来了，河南的代表们连夜跑到总统府，有的下跪有的痛哭，非让蒋介石把开封收回来不可，蒋介石没办法，下令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5军把开封收回来。邱清泉明明知道开封是一个空城，毫无价值，但是他也得执行命令把开封收了回来。然后国民党登报纸“国军收复开封”，其实粟裕绕到邱清泉的背后，又把区寿年兵团一口吃掉。这道题，毛泽东已经答过了，即：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而后，这一原则被港片《古惑仔》表达为：我陈浩南在道上混这么久只凭三样东西：够狠、讲义气、兄弟多。土改，术也，道德，表象也。看来台湾兄弟，还是没把事情看透。提到国共二次内战，不得不提到三大战役，提到三大战役，不得不提到林彪。传奇人物林彪，辽沈战役1948年8月，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已控制了的土地和的人口。国民党军队有4个14个军44个师（旅），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55万人，但被分割、压缩在、、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由于部分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长春、沈阳通向内的陆上被切断，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匮乏。
当初林彪在人员装备都占据劣势的情况下，采取的是消耗战略，虽然前期战役都是以多打少还占不到便宜（兵员素质太糟糕了，国民党的很多军队都是打过硬仗的部队，包括远征军），但是由于土地改革是共产党赢到了民心，所以共产党的兵源补充远远大于国军，加上军工厂的逐步完善，在炮火上并不占劣势，人员数量优势弥补了素质劣势，加上睿智的围而不打与政治攻势（唉，那家的，家里有没有领到土地，生活变好了吧，想家里人了吧，跟着国民党干什么，现在吃不饱，到这里来，猪肉炖粉条，想回家的发路费），使国民党军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投降的。最后在付出了很小的代价拿下了这股敌人。
这一战后，国军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解放军总兵力上升至300万人。国共双方的正负位置，已经颠倒过来了。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这样，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现在看来，只要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从根本上打倒了“。
之后林彪的百万大军走到哪里守军都要震颤，连友军都感到恐惧。国军打不赢那是必然的，整个国军甚至都没有统一的指挥，上面的命令到了下面就要打折扣，放在共军这里要枪毙的歪曲军令在国军那比比皆是，各个山头就知道保护自己的部队。而共军历经多次整风，树立了毛主席的绝对个人权威，虽说血腥了点，但效果绝对杠杠滴。更不要说共军有两个打仗的天才，林总和栗总，蒋手下有这种帅才吗？我以前还觉得技术分析管用，什么通货膨胀，什么吏治腐败，什么谍海风云。先在想起来，只悟出了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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