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建集团核电核建是一带一路吗

“一带一路”时代中国核电再启:核企纷纷感叹终于有米下锅_第一财经
“一带一路”时代中国核电再启:核企纷纷感叹终于有米下锅
第一财经日报林春挺 09:21
在这一轮令人诧异的牛市中,一些曾买进核电概念股的投资者因为它们涨得太高了而提早清仓。但这些概念股却以涨得&不可理喻&的行动来证明这些股民的做法是错误的。它们中有的甚至在一年时间里翻了差不多十倍。
这种涨势似乎带有某种&报复性&。因为它们曾受到日发生的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的打击而越走越低。
但现在,中国核电再次迎来了新的时代。5月7日,在福建福清核电站响起的汽笛声中,来自国家核电主管部门和福建省政府的高官以及核电企业的高层们,正在庆祝该核电站第5号机组的正式开工。这是今年新核准的第一个核电项目,意味着中国核电正式解冻。
2014年以来,核电再启在国内被广泛地呼吁和重申。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司长刘宝华在今年5月份的第三届能源论坛上透露:&今年国内争取新核准开工8台左右的核电机组。&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官方公开信息进行梳理发现,如果刘宝华的说法能够实现,那么今年将是中国30年历史上核电开工最多的一年。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日本福岛核电事故以来,中国仅有5台核电机组投入建设。
四年后的春天
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或暂停前期已开工的项目,并对正在运行的核电站进行了一系列严格的安全检查。一年后,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的方针政策。
在2014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年)》(下称《计划》)提出,&适时在东部沿海地区启动新的核电项目建设,研究论证内陆核电建设;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这为中国核电再次启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中国内地共有在运核电机组23台、在建核电机组27台,在建机组规模世界第一,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第四。其中,这23台正在运行的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为2140万千瓦。&这意味着,2020年之前,我国至少还要新建3500万千瓦的核电机组,平均每年开工5至6台,每年新增投资在1000亿元左右。&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徐玉明曾经说。
&福岛事故三年后的今天,业界开始感悟到国内新的核电发展春天的气息。&在中国核能行业协会2014年年会上,上海电气核电部总工程师缪德明这样说。
中国核电装备制造企业曾是福岛核电事故的间接&受害者&。福岛核电事故发生后,核电装备制造企业订单骤减、产能过剩,市场有低价竞争之忧。而低价竞争对成本控制、投资回报带来压力,对技术开发、人才留驻带来挑战。福岛核电事故的打击力量之大,以至于中国核电装备制造企业甚至还处于&等待恢复正常&之中。
&福岛核电事故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回想当年,国内某家核电装备集团的一位内部人士向本报记者说,受该事故影响,公司的核电装备订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司利润大幅下滑。
从2006年到福岛核电事故之前,中国核电市场正热火朝天。业内当时的共识是,核电市场发展规模是每年开建10至12套百万千瓦机组。以上海电气为例,该公司的核电主设备订单,当时以每年200亿左右的增量收入囊中。那时候,中国核电装备制造企业的&核电市场目不暇接&,甚至&接单接到手软&。
有望内地上市
现在,中国已经再次走上了核电建设的快车道,核电装备制造企业将再次迎来&核电市场目不暇接&的春天。
根据国家能源局刘宝华介绍,中国已经形成了上海、四川、黑龙江三大核电设备制造基地。东方电气、上海电气、哈尔滨电气和中国一重等核电装备制造龙头企业纷纷表示,它们已经做好了为中国核电项目提供设备的准备。
&为了供货,我们现在都是加班加点的。&上述一家核电装备制造企业的内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说,&我们现在的订单是满满的,终于有米下锅了。以后的订单将会更多,因为我们国家肯定还要发展核电。&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核电企业加快了上市的步伐。今年5月22日,证监会在官网&预先披露&一栏中公布了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核建&)拟上市的申报材料。中国核建此次拟募集资金27亿元。
同在5月22日,证监会发布了最新一批的23家IPO批文,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核电&)名列其中。中国核电拟募集资金162.5亿元,是近几年来融资的超级大盘股。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核电很快将成为首个在内地上市的纯核电公司。
2014年,中国广核集团旗下的中广核电力(01816.HK)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纯核电上市企业。
本报记者从它们的招股书中看到,这些核电企业募得的资金将用于核电项目的建设。其中,中国核电和中广核电力运营着国内所有的核电站,它们需要大量资本流动,修建新电站。
另外,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与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合并之后也将启动IPO。媒体今年早些时候援用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的话说,将尽快规划核电业务上市一事。
业内普遍认为,在中国新一轮规模发展核电到来之际,此时将是核电企业上市的最好时机,而核电企业上市的同时也让核电变得不再神秘。也就是说,一旦核电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它们需要向社会披露更多详细和透明的信息,从而使得社会公众对核电有进一步的认识。
另外,在过去10年中,包括核电企业在内的大型国企的增长依靠国有银行持续发放的低息贷款,然而这些贷款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它们需要挖掘新的资本来源。
雾霾更催生清洁核能
&治理雾霾需改变我国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为此可以大力发展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核电。&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贺禹在今年3月份向本报记者表示。
4月1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核准福清核电站第5号机组,是优化能源结构的必然选择,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稳定增长,推进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
&核电等一系列重大能源工程不仅是稳增长的重要措施,也被视为调整能源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有效抓手。&有接近官方人士在今年4月份曾这样对本报记者说。
相关研究数据显示,一台百万千瓦核电机组,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重量相当于80艘美国&福特&号航母船体的重量。
在日于京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他同时要求&在采取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抓紧启动东部沿海地区新的核电项目建设&。
核电站在中国的分布并不均匀。由于国内现有的核电站都建在东部沿海省份,一些内陆省份纷纷表示,它们需要建设核电站来为当地提供足够的电力。比如,在近年来的全国&两会&上,湖南、湖北和江西都已提交了重启内陆核电项目的提案和建议。
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名专家曾撰文称,中国核电一直以来优先选择沿海地区建设,但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发展,客观形势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经济比较发达&和&一次能源缺乏&不再是沿海地区的独有特征。在内陆省份,尤其是一些发展较快且一次能源短缺的省份建设核电站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以湖南为例,湖南省发改委副主任、省能源局局长王亮方在2014年的一次能源论坛上称,能源短缺将成为制约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预计年,迎峰度夏与度冬两个电力需求高峰时期,湖南将出现电力供应紧张局面。因此,核电将成为湖南省电力供应的主力军。
本报记者对已经公开的官方资料梳理发现,打算上马内陆核电的省份还有:广东内陆地区、四川、贵州、重庆、安徽、河南、河北、吉林和黑龙江等省份。
产出与争议并存
事实上,对于地方而言,核电站给当地带来的不仅仅有能源,同时还有钱。由于核电站投资数额巨大,其产出效益对地方经济的拉动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比如,福清核电站是在2008年中国保增长的背景下,中央推出扩大内需4万亿元计划后落地的特大型重点工程,也是当时中国第一份落地的千亿大单。
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桦去年曾向媒体介绍,福清核电站所有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福清核电站一共拥有6个核电机组),年总产值将达到170亿元,至少可拉动当地生产总值近4000亿,增加近3万人的就业。
根据核电企业此前公布的招股书测算,一座配备两台百万千瓦核电机组的核电站,建设资金高达250亿至400亿元,相当于包头市2014年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
但核电毕竟是一种没有中间状态的能源,这其中以内陆核电尤为明显。反对者认为它极具风险性,支持者则认为它和沿海核电并无差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亦楠2014年在媒体上发表一篇题为《内陆核电不适合我国国情》的文章,则把这种争论推向了舆论的高潮。
作为内陆核电项目,江西彭泽核电项目曾在2011年遭到质疑。2011年底,与江西彭泽一江之隔的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退休干部联名&上书&反对彭泽核电项目上马,对彭泽核电项目的人口数据、地质条件、周边工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质疑。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缺乏水资源。因此,内陆核电站需要建设在水资源丰富的地方,以便于在日常运营或发生紧急事故时冷却。但水资源丰富的地方往往也是人口密集的地区,因此一些内陆核电站往往建在人口密集区。为此,有业内人士表示,如果把核电站建设在长江流域,一旦发生泄漏,后果是难以估计的。
&核能很好,但是我不希望它建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广东江门一位居民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说,&在其他地方建最好,离我们越远越好。&2013年,广东江门一个投资近400亿的核燃料项目因遭当地质疑而下马。
至今,包括彭泽核电项目在内的内陆核电项目究竟何时开建,尚未有一个明确的时间。&中国内陆核电何时建设,并不在于技术问题,而在于民意和政府决策,希望内陆核电能够于2016年起步,最迟不晚于2018年开工。&5月21日,徐玉明在第十一届中国核能国际大会上表示。
国家核电主管部门的一位官员此前向本报记者表示,核电站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利益,要上马核电,安全是第一。而要保证核电的安全,技术的安全可靠性则是基础。&中国要上马核电,要运用最安全和最先进的核电技术。&他说。
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李干杰在6月份的一次会议上说,总体而言,中国在建核电机组的质量得到了有效控制,已运行的核电机组保持了比较好的安全业绩。
事实证明,中国的民用核电工业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商业化发电以来,迄今未发生过核泄漏或核事故。
借&一带一路&东风升级海外
核电逐步成为继高铁后中国对外出口的又一个招牌产品。最重要的事实则是,近两年来,国家首脑在国事访问中屡屡推销中国核电,并推动了国内核电企业与他国签署核电合作协议。
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拉美之行中就曾大力推销中国核电。习近平当时同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进行会谈后,双方共同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将双方核电合作事宜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2014年3月的欧洲行之际,习近平就已促成了中国在核能领域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在他的见证下,中国广核集团与法国电力公司在巴黎签署了合作协议。
在2013年下旬,李克强与英国首相卡梅伦谈到合作领域时,第一点就是大力推销中国的核电等基础设施。他表示,如果要建高铁、核电,同等条件下中国装备建设速度最快、成本最低。
但是,国内核电真正在海外落地的项目并不多。东方电气董事长王计在今年早些时候向媒体表示,&这与中国核电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不符&。
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国的核电巨头开辟了新路。中国三大核电企业之一的中核集团在5月6日称,公司将借助&一带一路&推进核电走出国门,以带动国内核电装备的批量化生产和出口。
中核集团目前正在建立海外市场开发体系,推动英国、阿根廷、埃及等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南亚近20个国家核电项目合作。
中国核企业已经与上述一些国家达成双边协议。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核企就能够获得市场优势地位,但它们肯定会为未来中国核电技术出口打下基础,从而使得中国有望成为这一关键战略行业的重要参与者。
在国际上,核电市场已由众多能源大国卡位,成为蓝海。来自世界核电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30年为止,全球将新增160台核电机组,由此新增投资达到1600亿美元。中国&要分享国际核电这块市场大蛋糕&。
目前,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正在利用核电,其中,有21个国家的核电比例超过了本国能源结构的10%。另外,一批暂时还没有核电的国家正在积极寻求发展核电。
&未来的国际市场的份额也一定是和现在国内的业绩挂钩的。&王计说。但王计同时表示,由于&核&的特殊性,核电装备走出去不单单涉及技术、经济问题,更多的是涉及到安全性和政治性问题,相比常规电站装备出口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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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燕华“一带一路”的两大核心区_观点库_观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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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两大核心区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三部委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明确提出,“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作用,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时,规定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在文件公布后,引起了各方的热烈讨论,很多人认为新疆和福建成为“”的最大赢家,以为两省区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恐怕连两省区的干部群众也会在内心中这么认为。然而,如果以常规思维考虑设立两大核心区的问题,就完全误读了“一带一路”构想的初衷。“一带一路”是一个难度极大的世纪工程,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资源,不仅超出了福建和新疆两省区的能力,而且也超出了整个的能力。之所以在国际上称作“愿景”、“倡议”,其中的意思就是这一倡议需要沿线国家共同努力,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汇集沿线国家共同智慧、资源和力量,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因此,如果就可能的优惠政策和建设项目来说,中央也没有多少好给,一切还立足于两省区自己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释放市场活力,广泛吸纳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凝聚智慧,凝聚资源,凝聚力量。因此,在新常态下,如何正确理解两大核心区,准确定位两大核心区,通过扎实有效的努力,才能真正实现设立核心区的战略初衷,这也成为摆在中央和两省区领导案头的重大战略课题。一、为什么设立核心区?最初,核心区是一个城市规划学的概念,指在一个城市空间布局与产业发展上,划分为核心区、主体功能区和带动辐射区三大部分。其中,核心区是一个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公共活动最集中的地区,集中体现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形态,发挥代表城市形象、承载城市功能(比如行政、商务、宗教、景观等功能),并具有一定集聚效应(比如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集聚等)从而对周边地区产生带动辐射效果。一般来说,城市核心区是城市主要公共设施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城市社会活动的中心,是一切城市功能释放的活力源泉。因此,从城市规划学意义上来说,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设立两个核心区,也就是希望它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能够发挥代表“一带一路”、集聚相关资源并辐射带动其他沿线地区的作用。“一带一路”是一个巨大的合作构想,需要沿线国家齐心协力才有可能。所属的34个省区市均需要对接“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规划,但一哄而上、平行用力是治国理政之大忌,容易引发各省区市之间的自我恶性竞争,导致无序发展,阵脚大乱,故极不可取也。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地逐步推进,每一个省区市、部委、企业和社会各部门,必须明确定位,做好规划,稳妥推进。根据国务院授权三部委发布的愿景和行动规划,“一带一路”的排头兵和主力军是沿海地区的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但这三大经济圈所扮演的角色是全方位的,既承担对接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和联通发达经济体的功能,也承担对接“一带一路”和拉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发展的功能。此两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矛盾的,在一些情况下不利于三大经济圈一心一意地做好“一带一路”开发工作。因此,在三大主力军设定之后,的确非常必要设立专门从事“一带一路”建设开发的核心区,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发挥好示范、引导、服务的功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开路先锋,在很多问题上先行先试,为其他地区做出样板,搞好引导,提供服务。那么,决定设立“一带一路”核心区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为什么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设在新疆,将21世纪丝绸之路核心区设在福建呢?很显然,这些问题既是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十分敏感的战略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回答起来并不是很容易。不过,鉴于“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是仅仅关于中国发展的构想,而是涉及到沿线60多个国家的共同倡议,设立核心区不可能在中国的内陆腹地,也不可能仅仅考虑中国自身的经济地理发展需要。从“一带一路”作为链接欧洲经济圈和亚太经济圈的经济大通道来说,中国将“一带一路”核心区设在何处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地理区位。在地理区位上,核心区必须设立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往的战略通道和开放门户上,这一核心区必须与其他国家能够做到直接互联互通,且是“一带一路”一切资源、要素交流互动的必经门户,新疆和福建均满足这一条件。新疆地处从中国到中亚经俄罗斯到欧洲、从中国到中亚经西亚到非洲的陆路经济大通道上,与中亚国家直接接壤,且地域辽阔,在几乎所有领域和部门都存在与中亚国家互联互通的问题,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设在新疆是最合适的选择。同样,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是沟通中外航运和海上交流的要塞,自古以来就是举世公认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东方起点,是中国链接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的海路枢纽,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二是资源禀赋。除了地理区位来,设立“一带一路”核心区也与当地的资源禀赋有紧密的联系。在地理区位上满足与新疆和福建条件的地区还有很多,比如东三省、内蒙古、西藏、云南、广西、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众多省区市,均具备确立核心区的地理区位条件,为什么没有在这些地区设立核心区呢?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资源禀赋,一些省区市虽然地理区位上有着和新疆与福建同样的便利,但要么交通条件恶劣比如横亘于喜马拉山北麓的青藏高原,要么海外联系资源稀缺或仅仅在某一地区有影响力,比如僻居塞外的内蒙古,偏安一隅的广西、云南等,都没有足够的海外资源和国际影响力。相比之下,新疆与中亚地区联系广泛,在语言、宗教、经济辐射力等方向,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福建则是重要的侨乡,海外华侨资源遍及世界各地,历来与世界各地的联系都极为密切,具备设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基础设施、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等多方面的条件,这些都是设立核心区必须的条件。三是发展水平。尽管一些省区市和新疆、福建一样同时满足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两方面的要素,但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已经不允许被确立为“一带一路”核心区。一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经非常高的地区,比如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省市,这些地方的发展水平已经逼近发达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发展主题和任务上已经存在非常大的落差,在很多问题上缺乏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也很难有共同语言。一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区,比如西藏、青海、甘肃等省区,则不具备确立核心区的经济实力和客观条件。相比之下,新疆和福建是那种已经有一定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但不像广东、浙江、上海那样与发展中国家已经拉开较大差距,不仅在国内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而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比较多的共同语言和合作基础,所以两省区最合适被确定为“一带一路”核心区。二、不是特区,而是创新区两个核心区的设立,意味着“一带一路”有了开路先锋和建设试验田,两省区应抓住机遇,积极谋划,勇于创新,敢于担当。不过,值得提醒两省区领导和人民的是,“一带一路”核心区在性质上不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所设立的经济特区,不要追求比其他地区更多的优惠政策和特殊安排。在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的特区,是着眼于盘活国内经济一盘棋的,是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投石问路”,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当下,“一带一路”涉及国内开放和国际发展两个大局,更多要求顶层设计,强调制度的透明化和政策的普遍性,而且还涉及到其他国家,要起到沟通国际国内桥梁和枢纽的作用,不能搞特殊化,更不允许搞不公平的差别待遇。因此,要想发挥好链接东中西,沟通境内外的桥梁功能,就不允许存在一些仅适用于当地的特殊政策,而是强调和国际接轨,致力于建立为各方所共同接受和施行的制度和规范。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不是特区,而是试验区和创新区,它们要在遵守国内法律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和共同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和治理创新,将沿线国家多样化的游戏规则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的架构,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人文包容提供一个示范样板,进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方位的合作。首先,推进规划创新,将核心区的国内规划转变为跨国规划。在明确为核心区之前,新疆和福建的规划都是作为国内规划的一部分,尤其是2007年以来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指导下,两省区各自制定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基本上是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的国内规划,虽然也将一些国际因素考虑在内,但基本上还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内发展规划的总体布局。在明确为“一带一路”核心区后,两省区所承载的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们不仅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更应该是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核心区。在规划过程中,如何将不同国家之间的发展规划在核心区规划中结合起来,搭建不同国家发展规划互联互通的桥梁,提出一份能够体现不同国家发展规划共同要求和促进彼此之间深层对话的跨国规划,成为两个核心区面临的首要任务。因此,新疆和福建两省区在制定对接“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时候,不仅仅要考虑地方发展的实际情况,也不仅仅要考虑国家发展战略要求,更要考虑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规划互联互通的要求,在难度上比其他省区市更大,任务更重。在推进过程中,要广泛听取国内外各方面的意见,不急于搞具体项目建设,而是要强调推出一份真正能令各方面都共同接受的跨国发展规划。其次,推进治理创新,将核心区的地方治理转变为区域治理。与发展规划的跨国规划创新类似,两大核心区在治理上也不再是仅仅考虑地方发展的地方治理,而是要考虑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一道推进区域治理。相比福建仅仅强调涉海事务的区域治理,新疆在区域治理上的任务更重。新疆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是现代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且周边与8个国家接壤,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同时,新疆境内有47个民族,很多属于跨境民族,南疆与北疆发展差异很大,不仅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任务,而且还面临着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在治理难度上要比很多国家治理都大得多。长期以来,治理新疆早已经不是地方治理的问题,而是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随着核心区建设的启动,新疆的治理恐怕也要相应突破国家治理的藩篱,转变中国与中亚、南亚和西亚的区域治理问题,包括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合作治理水资源问题、合作治理族群矛盾等。如何在参与跨国区域治理中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也是新疆丝绸之路核心区面临的重要任务。再次,推进制度创新,将核心区的国内制度转变为国际制度。长期以来,无论是福建省,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尽管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一些差别,但都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属于中国的国内制度,且在性质上属于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要想打造“一带一路”核心区,那就意味着两省区不仅要永葆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不变色,而且还要努力构建能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接受的国际制度体系,这些新制度在具体实现形式上不能囿于传统国内制度的形态,要适应“一带一路”发展的需要。比如在贸易、投资、金融、监管等制度环节上,两省区应努力探索为沿线国家所接受的体制机制,吸纳社会各界接受核心区的制度体系,让各方认可核心区制度是“一带一路”的国际制度而非中国的国内制度。同时,在提升核心区秩序普遍接受性的同时,还不能放松监管,不能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权的根本。在核心区作为创新区的所有实验中,制度创新的实验是最难的,也是最有风险的创新,搞得不好,有可能会犯“颠覆性错误”。这犹如在政治上“走钢丝”,要在大胆往前走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持平衡,防止翻身落马,这是对两省区领导人政治驾驭能力的极大考验。三、怎样推进核心区建设在中央明确了新疆和福建的“一带一路”核心区地位后,两省区十分积极,不断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制定相应实施方案,一些重大项目也在积极贯彻落实之中。比如日,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审议通过《推进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和《推进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行动计划(年)》,全面部署核心区建设。随后,确立了覆盖全境的北、中、南三大通道建设计划,并明确建设“五中心三基地一通道”,即建成区域性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文化科教中心和医疗服务中心,建成国家大型油气生产加工和储备基地、大型煤炭煤电煤化工基地、大型风电基地和国家能源资源陆上大通道。在2014年底,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地方成立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福建也确立了建设“一个枢纽、六个平台和三个基地”的愿景,发挥泉州、福州、厦门、平潭“一区三点”龙头引领作用,漳州、莆田、宁德、三明、龙岩、南平“三港三地”腹地支撑作用,以陆上、海上、海外“三个福建”为载体,统筹经贸发展。然而,尽管两省区思想明确,行动积极,但与中央对“一带一路”核心区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正所谓,“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两省区在推进核心区建设时,视野还比较狭小,仍然局限于当地看问题,仅仅盘算本省区内部的一盘棋,没有完全站在国家一盘棋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盘棋的高度看问题。在行动措施上,也过分依靠自身建设努力,缺乏吸纳和整合社会各界乃至海内外各方面的资源共同努力的思路,建设格局仍然与“一带一路”的要求不相适应。要明确核心区不是两省区的核心区,是国家的核心区,要能代表整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核心区积极对接。因此,两省区当务之急是尽快展开关于“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大讨论,在大讨论中围绕核心区建设,不断解放思想,开辟新路,切实将“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引入一个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改革创新轨道上。具体来说,应该着力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一是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尽管“一带一路”涵盖了“五通”等众多内容,但就核心区的承载力而言,最重要的还是推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包括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领域。尽管就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而言,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是中国国内水平最高的,但三大经济圈还承载了与发达经济体对接的任务,不可能专心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时,新疆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大通道必经之地,且直接与周边8个国家接壤,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首先是新疆这样的沿边地区的任务,沿边地区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门户。因此,设施联通是核心区建设的重点工作,需要将新疆发展置于“一带一路”整体规划之中,放眼全国、放眼中亚、放眼全带,加强与周边国家沟通合作,加强与兄弟省市的资源共享整合,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新疆的情况类似,福建尽管在港口基础设施上比不上上海、宁波、香港等大港口,但厦门、福州、湄洲湾三大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均已超过亿吨,港口运力已经具备国际航运中心的基础。如果福建沿海港口集中锁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港口,推动这些港口、码头、航线等方面的合作,完善海陆空和信息通道等基础设施联通,并辅之以物流集散基地、运送中心、通关合作和人员往来等合作,福建完全可以成为链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特别是重点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交通主通道、主枢纽、口岸、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及国家级中心渔港、一级渔港、二级渔港和避风锚地,使之成为链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国际航运中心。二是畅通物流和经贸投资合作。在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同时,两大核心区还需要以经济合作为主轴,以务实项目为支撑,大力推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加强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和城市合作。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还是经济合作圈的构建问题,只要“一带一路”核心区的经济上去了,“一带一路”就获得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才能增强两大核心区的经济吸引力,最主要的还是强调软硬环境的改善。从软环境角度来讲,核心区需要营造更加便利的服务环境、文化环境和营商环境。尤其是大力推进保税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和自由贸易区建设,鼓励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资创业,建立营销网络,使之成为扩大对外开放的试验区,优先在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领域扩大开放,降低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股比、经营范围等准入限制措施。从硬环境来说,核心区需要在立法、司法、监管以及体制机制上推进改革创新,探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实行高度自由化的区域新区。总之,只要核心区的软硬环境改善了,就有助于吸引海内外投资创业,为核心区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这对于带动“一带一路”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引领效应。三是推进人文交流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复杂,文化多样,有大量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要想振兴“一带一路”,首先需要凝聚人气,跨越不同宗教、民族、国家、历史和文化障碍,通过深化彼此理解来搭建友好合作的桥梁。因此,新疆和福建两个核心区的建设,推进人文交流合作是十分重要的一块内容。从新疆核心区来看,最主要的是依托核心区,加强与佛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东正教文化圈之间的互动交流,要通过搭建人文交流对话的平台,办好各种文明对话、文化节、人员交流活动,为拓展人脉创造条件。从福建核心区来看,最主要的是推进海洋文化的跨国对话,特别是依托妈祖文化,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华人华侨交流,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华人人脉网络,这是促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社会、文化和人民的深度融合的重要纽带。同时,通过建立海上丝绸之路城市联盟,举办“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论坛和博览会,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旅游经济带,共建海上丝绸之路旅游经济走廊和环南海旅游经济圈,全面深化教育、文化、体育、医疗等领域的互补合作。因此,人脉网络和文化交流是“一带一路”两大核心区建设的主要依托,通过搭建平台来提升人气,为核心区建设提供动力支持。总之,依托新疆设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依托福建设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设立核心区的主要目的在于为“一带一路”派遣了两个开路先锋,核心区围绕规划创新、治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在“一带一路”建设上提供国际合作的“试验田”,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示范、引导和服务。在今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两个核心区应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牢牢把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和投资畅通以及人文交流合作等重点任务,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可以说,判断“一带一路”能否取得进展,首先要看两个核心区在改革创新上实现了什么实际进展,取得了何种实际成效,它们将是评判“一带一路”未来前景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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