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晚年三次密谈同意统一 因文革破坏局面终止|国共密谈|台湾|蒋介石_新浪军事
蒋介石晚年三次密谈同意统一 因文革破坏局面终止
资料图：蒋介石晚年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共两党曾有过三次高规格的秘密和谈。其间1965年，蒋介石曾同意携旧部回大陆，定居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地；蒋经国任台湾省长。
　　第一次秘密和谈
　　毛泽东提出“和为贵”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的台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政策。
　　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毛泽东主席也表示，我们跟台湾要“和为贵”，爱国一家。
　　这些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随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
　　经过一年的认真考虑之后，1957年初蒋介石决定派宋宜山到北京一行，了解中共的真实意图。宋是蒋的学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对蒋介石来说比较可靠。
　　1957年4月，宋宜山经香港、广州，乘火车抵北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由于报告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进一步接触。
　　第二次秘密和谈
　　曹聚仁代蒋为母扫墓
　　1956年7月，当章士钊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时候，另一个神秘人物也担负着同样使命从香港来到北京，这个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旧中国颇负盛名的文人，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曹聚仁回到大陆，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了他。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在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回港后，曹聚仁立即将详细情况转告国民党方面。
　　1957年5月，根据台湾方面的指令，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并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回港后，曹聚仁立即向蒋经国通报了大陆之行的情况，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谈了自己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看法。不过，国民党方面对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放弃，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一拖就是几年。
　　1965年，当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并受到热烈欢迎的时候，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行动。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到台湾商量要事。曹聚仁急忙飞往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
　　一天，王君来到曹聚仁住处让他上船与蒋经国先生密谈。蒋经国让曹聚仁更多地介绍了北京的情况，希望曹聚仁将双方情况吃透，以便曹与蒋介石见面谈话时做到时间短，效率高。
　　不久，轮船抵台，蒋介石在官邸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曹聚仁，并在极秘密状态下开始谈话。整个谈话自始至终只有他们三个人。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共识，其主要内容为：
　　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大陆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台湾现任官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之后，曹聚仁立即返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然而，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风浪也波及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又一次搁浅。
　　第三次秘密和谈
　　陈立夫邀毛泽东访台
　　上世纪70年代初，国民党代表被赶出联合国，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大陆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仍然需要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联络。由于曹聚仁已于1972年病逝，这方面的人选一下子成了空白。于是，90岁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请缨赴港与国民党方面联络。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的想法，感到十分为难。因为章士钊几年前从病床上摔下来造成骨折，一直行动不便，只能靠轮椅代步。如此情况，怎能做长途旅行呢？于是，周恩来便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
　　毛泽东反复权衡，认为章士钊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于是提出：“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可以去呢？比如说派个专机去。”最后，在征得章士钊家属同意后，中共中央决定派章士钊到香港。
　　经过周密安排，1973年5月，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启程赴港，周恩来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
　　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加之年事已高，7月1日不幸病逝于香港。
　　章士钊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的前途的考虑，蒋介石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
　　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也许是蒋介石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希望毛泽东能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国共两党当年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在此之后不久，于1975年4月去世。一年半之后，毛泽东也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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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日本屡次诱降国民党：蒋介石为何没有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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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8:47 &《党史文汇》 & &
第三阶段，从1941年12月到1944年7月东条英机内阁垮台。此阶段的特点是：由于日本挑起了太平洋战争，企图从中国战场抽调其主力用于对美、英作战，因而对国民党政权加紧了诱降活动，但却未能如愿。日本政府为了推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方针，对蒋介石集团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加紧诱降活动，企图充分利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作战顺利的形势，对重庆政府再次施加政治压力，逼迫其就范。日，日本政府制定了《促使重庆屈服的工作方案》，要求&运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利用作战的成果，乘机促使重庆政权屈服&。&当重庆方面发生动摇时，及时把谍报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诱降工作上去&。鉴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暂时获胜的情况，蒋介石的思想确实&发生动摇&，担心美、英、苏三国万一都被打败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不愿意与日本断绝联系。于是，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提出：&中国对日作战牺牲重大，如再不援救，中国便单独媾和&，以此索取更多的美援；另一方面，又派遣亲信打入汪伪组织，或者收买汪伪政权的要人，通过他们与日本发生联系，暗中取得谅解，对此，蒋介石称之为&三面政策&。日本政府也很体谅重庆政权的&苦衷&，一方面与其达成默契，&很好地合作起来共同反共&；另一方面指使汪伪政权与重庆政权勾结，鼓吹蒋汪合流。1942年底，日军在瓜达卡纳尔岛遭到失败，敲响了日寇走向末日的丧钟。为此，日本政府再次放宽条件，向蒋介石集团抛出如下诱饵：&如果全面和平实现，日本不仅撤退在华全部军队，而且还要放弃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兵权&。由于蒋介石惯于骑抗日、亲日的&两头马&；加之又害怕此举得罪美国，导致美援泡汤，所以迟迟不同日本达成&和谈&协定。对此，日军统帅部甚为恼火，遂于1944年5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此役使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蒋介石政权处境十分不妙，连美国人对蒋也滋生了要扶植新人、取而代之的念头。但是，就在蒋介石内外交困的时候，日寇又猛然醒悟：&消灭了蒋介石政权只会使中国的权力均势对共产党有利，而日本人是把共产党当成比重庆更大的敌人的。&因此，日、蒋之间很快又达成了一项协议：只要重庆在其他地区不抗击日军，则日军保证蒋介石辖区为&不受侵犯的安全区&。从此，重庆政权在抗日问题上，便走上由&看战&、&观战&乃至积蓄力量反共、反人民、反异己的反动道路。第四阶段，从1944年7月小矶国昭组阁到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日本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国家命运陷入垂危，已是气息奄奄了。但是，日寇为了垂死挣扎，急于寻求与重庆政权&和谈&成功，以全力应付美、英的强大反攻。小矶组阁以后，十分痛切地感到日、蒋&和谈&的重要性。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通过汪伪政权对重庆政权进行再次诱降。日本的条件是：&全国和平后&，&同意蒋介石返南京，建立统一政府&；废除日、汪签订的《日华同盟条约》；&不干涉中国的一切内政问题&；&如果在中国的美、英军队撤退，帝国也撤退全部军队&；&满洲国不改变现状&，但&把香港让给中国&等。10月初，汪伪政权的考试院长缪斌访问时任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自称受重庆政府委托，想努力于日华和平谈判，请对方作好安排。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缪斌飞往东京谈判。缪提出的条件是：日本要取消南京政府和建立留守政府，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并要求日本停战撤兵等。但是，当小矶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上述条件时，遭到了陆军、海军、外务等大臣及统帅部的反对，使谈判归于流产。不久，小矶内阁亦被迫总辞职。1945年4月，冲绳失陷，日本举国惊恐。继小矶后任首相的铃木内阁，对汪伪政权诱降重庆工作无明显成效甚为不满，决定绕过汪伪政权，&以异常坚定的决心断然进行对重庆工作以求实现停战&。经过一番活动，6月，国民党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5集团军司令官何柱国邀请今井武夫到河南会谈。当今井到达河南新集站时，仍然受到隆重接待，并&在极为友好的气氛中&会谈。新集站会谈结束后一个多月，日本即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通过国民党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反共的建议，其中特别强调要将驻在中国的100多万装备齐全、建制完整的日军，趁尚未遣散之前，用来进攻共产党。此举深得蒋介石的&嘉许&。日本历史学家臼井对此作出评论：与其说那是一次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会谈，还不如说是为了合作对付共同敌人--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朋友之间的会谈。这是对日、蒋勾结的又一幅生动写照。从上述历史中清楚地看出：抗战时期，日、蒋关系错综复杂，可以说诱降与勾结贯穿于抗战的全过程。特别是1939年春到1940年冬的一段时间里，相互之间的接触和会谈极为频繁。但是，尽管日寇对诱降工作紧抓不放，有时软硬兼施，有时恩威并重，而蒋介石集团却&谈而不决&、&投而不降&，最终没有就范，致使日寇的诱降政策未能如愿以偿。这又是为什么呢？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重要因素，制约了诱降的成功。第一，日本政府的苛刻条件超出了蒋介石集团的承受能力。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集团虽然被迫抗战，但却缺乏信心和决心。起初，蒋介石幻想依靠国际解决；继而期求英、美干涉；后又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的调停。因此，他一面应付抗战，一面企图同日本妥协。他说：&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还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外交方式，求得芦事的解决。&所以，当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时，蒋是欣然同意的。如前面所述，当陶德曼向蒋介石递交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时，蒋认为除个别条款外，其余不算太苛，愿意以此作为&和谈&的基础。可是，当日寇攻陷南京以后，要价陡然升高，这超出了蒋介石集团所能承受的限度。因此，日本的诱降自然难以成功了。蒋介石曾说过：&我们并不是不能和日本谈和平；不过日本的要求到现在为止，是没有止境的。我们最初以为日本只想得到满洲，后来又说要华北，将来也许要上海，要广东的。要是日本只要求满洲，要求华北，在我的责任上是可以与日本相提携的；不过，日本的要求到现在为止，并没有限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集团考虑到正式承认伪满会招致国际上的&误解&，影响借款，在国内也会失去&国民的信赖&，因此，只愿意&默认&。宋子文曾明确表示：如果日本不想帮助国民政府保全面子，那么起码也要做到&不使我们失去面子&。孔祥熙说得更彻底：中国人一贯把长城以北看成&末开化的&地区，对于那里存在外国势力范围并不特别关怀，只要默认这个既成事实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正式承认不可呢？关于&赔款&问题，孔祥熙则要求日本放宽条件，因为中国在战争中已经遭受了巨大损失，无法偿付战争&赔款&，否则将引起动乱，根本无&和平&而言。由于日寇在&承认伪满&和&战争赔款&两条上不作让步，蒋介石集团承受苛刻条件的能力有限，所以日蒋之间的讨价还价一直没有结果。日寇诱降条件超出了蒋介石集团承受限度，更在于日本要让蒋介石辞职。日寇对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容共抗日政策非常恼火，因此，&把蒋介石看作敌人&。日本五大臣会议曾作出决定：日本如接受中国政府的投降，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条件。在日寇和蒋介石集团谈判时，日外务大臣宇垣提出：如果中国想在满洲和赔款的问题上获得日本让步的话，最好的办法是叫蒋介石下台。这个方案自然遭到了蒋介石集团的严词拒绝。后来，孔祥熙派他的心腹樊光到上海对今井武夫说：&要求蒋介石下野的日本政府方针是错误的，而且，在中国的目前情况下，使蒋介石下野这件事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只要日本条件不超过蒋介石集团所能承受的&度&，蒋介石集团是愿意妥协的。第二，蒋介石害怕公开投降会爆发革命。在对待日寇诱降的问题上，蒋介石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既想投降，又不敢走得太远，害怕担当汉奸卖国的罪名，招致群起而攻之，摧毁他的统治。所以，当陶德曼将日本的苛刻条件送来时，他不敢答应，因为他认为：&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日本人比喻蒋介石骑着抗日、亲日两匹马，形势对他怎么有利就怎么表演，这是十分形象的。卢沟桥事变后，全国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高潮。此时，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去干降日、卖国的勾当，而是说了不少慷慨激昂的话，诸如&反对妥协、反对投降&；&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等。这些话在当时的客观效果上，确实有一定的号召力。所以，抗战初期的形势是好的，国民党军队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可是，在战局连续出现不利的情况下，他便迅速滑向动摇和妥协，企图寻求外交途径，尽快结束战争，于是，又跨上了亲日之&马&，奔向投降之路。但是，蒋介石同汪精卫又有很大区别。汪是赤裸裸地彻底投降，而蒋则是有条件地、&偷偷摸摸地追求他的目标&。蒋介石曾再三告诫部下，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无政治，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因此，日蒋之间的多次会谈始终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不敢露一点风声。之所以如此，蒋介石主要有三怕：一怕国民党内部的潜在对手借题发挥，赶蒋下台；二怕日本诱降条件过苛，万一谈不成，对方亮他的相；三怕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担心会爆发革命，这是最根本的一条。上述情况，使蒋介石在对待诱降的问题上，容易首鼠两端、犹豫不决，深恐授人以柄，引火烧身。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一点问题：南京失陷后，日寇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当时兼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虽然愿意&谈和&，但又感到风险太大，在此情况下，一向嗜权如命的蒋介石，情愿将行政院长一职交出，也不愿承担&主和&的责任。于是，1938年元旦由孔祥熙和张群担任行政院的正副院长，主持&议和&一事。因此，鉴于抗日战争中复杂的历史环境和蒋介石的矛盾心理，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的投降步伐，使之不敢走得太远。第三，日本政府内部对华意见不一致而影响诱降工作的进展。在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殖民地的战略目标上，日本统治集团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策略和步骤上，又有不同的主张。日本和西欧的一些学者按照不同主张将其划分为两大派系，一派称作&强硬派&（或&霸道思想派&），另一派为&温和派&（或&道义思想派&）。尽管此划分是不科学的，甚至是美化一部分侵略者的，但是，它反映了帝国主义者两种侵略手段的争论。所谓&强硬派&，主要是日本政府中大本营作战部门和侵华派遣军中那些法西斯狂热分子，如战争初期的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以及关东军和华北派遣军的头子，都属于这一派。他们疯狂主张战争政策，鼓吹&速战速决&、&一战灭亡中国&等。所谓&温和派&，主要是指大本营战争指导部门和侵华派遣军总部的一些积极鼓吹政治诱降的人物，如当时的陆军作战部长石原莞尔、陆军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他们反对单纯依靠武力征服中国，主张政治与军事相结合，软硬兼施，双管齐下，而侧重点又主要放在政治诱降上。这两种不同主张，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关于侵华政策的种种争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工作。卢沟桥事变后，石原莞尔认为战争将会旷日持久，&速决战&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长期战争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他说服近卫首相应立即飞往南京，去同蒋介石直接会谈，通过谈判逼迫国民党政府屈服。但是，这个方案遭到了&强硬派&的坚决反对，迫使近卫在已下令准备飞机的情况下，又取消了南京之行。1937年11月初，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参谋次长多田骏为了促成和谈，力主在保持蒋介石面子的情况下，诱逼其接受投降条件。因此，他在11月19日下令日军在南京城外按兵不动，停止进攻，防止蒋介石退出南京。但是，&强硬派&认为，南京陷落就意味着中国投降，他们否决了多田骏的建议，攻占了南京。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寇即扶植汉奸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对国民党政权却追加了更苛刻的条件。时隔不久，又以&期限届满&为由，宣布&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这些不寻常的举动，连负责调停的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也看不惯，他认为日本政府并不期望中国接受新的条款，相反，更希望对方加以拒绝，以便寻找借口继续进行旨在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战争。近卫内阁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对华声明后几个月，近卫便感到&后悔&，想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但是，这时他也深感左右不了军界的形势，&由于无法控制国家事务而灰心丧气&，他曾向天皇提出辞呈。有一次，他悲伤地向自己的密友原田熊雄诉苦：感到自己简直像个&橱窗里的服装模特儿&。连头号战犯都如此牢骚满腹，其他人则可想而知了。第二次《近卫声明》虽然再次向国民党伸出了诱降之手，但是，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同样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统一，使日、蒋之间始终未能达成最后协议。一个突出的事例是缪斌赴日谈判问题。如前所述，缪斌应日本首相小矶的邀请，代表重庆政府飞往东京谈判。对于缪提出的&和谈条件&，日本首相认为是可行的。但是，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不仅遭到了坚决反对，而且小矶国昭连&乌纱帽&也丢了。由此可见，日本内部两派势力因对华意见分歧而引起的相互争执，是十分激烈的。思想不统一，自然影响诱降的决策成果。第四，蒋、伪政权不能并存。这是蒋介石集团最终未能就范之原因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1937年底至翌年春，日寇先后在北平和南京扶植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个傀儡政权，傀儡们都希望日军迅速消灭国民党中央政府，否则，总感到&心中不安&。而日本派遣军的头子们也都向各自的傀儡们许了愿，尽力满足其要求，不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上述情况，自然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为日寇的诱降设置了障碍。特别是汪伪政权的建立，更遭到强烈反对。在澳门会谈时，中方代表陈超霖极力论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要求在停战前必须由日方出面斡旋，让汪精卫出国流亡或者隐退。但日本坚决反对，要求蒋、汪合作，并提出&无合作即无和谈&。其理由是：日方对汪负有道义之责，如欲让汪下野，则日本国民亦要蒋下台。结果双方争执不休，意见难以统一。另一方面，汪伪政权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对日、蒋会谈也忧心忡忡。在汪伪政权成立初期，特别害怕日、蒋合作。如大汉奸周佛海曾认为，蒋介石派人到香港同日方会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用心是为了破坏汪伪政权。他担心日、蒋会谈成功一年以后，自己可能遭杀身之祸，所以他在日记中写道：&最初一年利用余与日本接洽，反必重用，一年以后，必以暗杀方法杀余。&瞻前顾后，不寒而栗。而汪精卫则对坂垣说：&蒋介石的性格有明暗两面。万一会谈公开时，我只有携带一只箱子明天就动身。&感情对立，可见一斑。当时蒋、汪政权严重对立，&和谈&后不可能并存。而日本为坚持己利，却硬要蒋、汪成为&捆绑夫妻&，这是蒋、汪双方都不情愿之事，因此，势必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日本的诱降工作。虽然到了日，日方被迫宣布：&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蒋、汪&两者间的调整是中国的国内问题，由两者直接谈判&。明确告诉重庆政府，日本不再干涉蒋、汪关系。但是，此时的日本已是强弩之末，而汪伪政府的大员们为了寻求退路，早已暗中纷纷重投蒋的怀抱，而日寇的所谓《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对蒋介石集团已没有多大的魅力了。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长期以来，有一些持反共成见的所谓史学家，他们偏执一端，无限夸大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抹杀中国共产党的功绩，更否认从1940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已成为主要的抗日战场的史实。其实，只要看看抗战时期日、蒋之间的秘密勾当，牛皮就会不攻自破。诚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武汉失守前以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为主要战场的事实；更不能忘记无数为抗日御侮而壮烈牺牲的国民党军队的官兵们，他们浩气长存，永远受人敬仰和缅怀；同样也不会忘记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特别是抗战初期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应回避在抗战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日、蒋之间的幕后交易，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所造成的伤害和影响。历史是一本教科书，让它从正反两个方面永远教育、启迪后人！
近卫组阁后，对国民党进行了诱降。
淞沪会战期间负责调停的陶德曼
汪精卫叛逃并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
民国时期朝日新闻号外，汉奸汪精卫臭名昭著的投降声明《艳电》
(责任编辑：苏鹏宇 CM019)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1927年蒋介石为何突然对共产党大开杀戒|蒋介石|共产党|国民党_新浪军事
1927年蒋介石为何突然对共产党大开杀戒
　　蒋介石发表演讲(资料图)
　　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在上海开始捕杀共产党人，实行“清党”。
　　这个时期，正是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并肩战斗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为何突然变成仇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有政治的原因、党派的原因，还有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内。如果详细叙述，既烦琐又不得要领。其实，两党的国民革命观念从开始就是不一样的，这导致了工农运动中一系列的冲突。当革命和北伐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要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国民党对共产党就不客气了。
　　国共“分家”是早晚的事
　　国民党本来是个组织松散的政治团体，孙中山一直想用暗杀、暴动等手段推翻清王朝。由于没有坚强的组织和自己的军队，清朝瓦解之后，军阀势力取而代之。没有军事实力的孙中山只好把大总统拱手让给袁世凯，民国又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孙中山想依靠广东军阀战胜北洋军阀，结果又以失望和逃亡告终。这时，苏联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并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其合作。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苏联帮助下，组建国民革命军。
　　在孙中山最危难的时候，蒋介石来到他的身边，成为他最信任的干部。1923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安排下，孙中山派蒋介石和共产党员张太雷等4人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
　　蒋介石从苏联取经回国，创建了黄埔军校，在此基础上组建国民革命军，并仿照苏联红军的政治体系，建立了国民党党代表制度。国民党开始有了自己的武装，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但是苏联之行，使蒋介石得到一个切身感受：“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这是他日后决意铲除共产党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与国民党不同的是，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服从国际的路线，接受国际提供的经费，在领导人的安排上，更是完全听命于国际。这个起点对中共后来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指导下形成的几次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海法租界里秘密举行的。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共只能秘密发展。1923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来中国，帮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确立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并与中共领导人磋商，使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跨党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
　　有了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大批革命青年投入黄埔军校，一些著名的共产党员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更多的共产党员深入城市乡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千百年来，统治乡村的都是地主和乡绅。美国学者费正清写道：“在地方上，当地的小绅士，以及有时也可能出现的大绅士，他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他们共同主管各种公共事务，如修桥梁，设津渡，建围墙和寺庙，筹措学校和书院的费用，发起和印刷地方志……”然而，并非所有的地主乡绅都这么乐善好施，也有一些地主豪绅称霸乡里，无恶不作。他们侵夺穷人田产，放高利贷，压榨佃户，把持宗祠，勾结官府。
　　当共产党开始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发起农民运动，群众抑郁多年的仇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各地纷纷成立农会，取代地主宗族把握乡村的权力。对土豪劣绅，农民采取吃大户、戴高帽子游街、清算罚款的手段，直至公审枪毙。一时间搞得天翻地覆。
　　其实，大多数农民天性憨厚老实，只要有几亩田能维持生计，一般不会去造反。特别是打人杀人这样的暴烈行动，轻易不会去做。共产党要发动和组织农民起来反抗地主和官府，是很不容易的。
　　农民运动究竟怎么搞？开始谁也不知道。只要是造反，把过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了。这一来搞得乡里大乱，地主乡绅头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四等的跑县城。他们到处制造舆论，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
　　乡绅的舆论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关注。主持湖南农民运动的李维汉(罗迈)晚年在回忆录中承认：“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本人就是大教授，他对农民的造反是很不赞成的，也不愿意因此引起国共合作的破裂。1926年底，他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多次谈话，要李采取措施限制农民运动的发展。在1927年1 月的中央会议上，陈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遵照陈的指示，湖南党组织在1927年初进行了“洗会”，把一些行为不端的流氓无产者清出农会，以平息国民党内的不满。
　　农民斗争地主，毛泽东是完全支持的：“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口号：“有土必豪，无绅不劣。”
　　毛泽东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争议。陈独秀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支持毛泽东，他要求把毛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并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序：“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农民在乡村里造反，工人运动更是热火朝天。共产党在各城市成立工会，领导工人与资本家进行斗争。长期以来，工人的劳动强度极大，工作环境和各种保障极差，工资非常微薄，多数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工资的增加赶不上物价的增长，实际生活水平未见提高，反而下降。各工厂工作时间每天都在10小时以上，有的更是“自鸡鸣以至夜半，自岁首以至年终，无向晨昏，无向寒暑”。加以民国初期军阀混战，造成交通阻塞，工厂倒闭，失业严重，工人真是痛苦不堪。
　　工人运动使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感到不安和反感。1926年11月，上海民族资本家荣宗敬联合同业致函汉口劳资仲裁委员会，对于汉口工潮表示不满，认为“增加薪资，减少工作，而服务未见勤奋，出品未见优良”，担心这样下去，“驯至层波叠浪，愈演愈烈，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为何如景象！”
　　在这方面，国民党人与民族资本家的立场是一致的。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分析工运问题说：“工人生活的痛苦，大部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本国的大资本家并不很多。在武汉许多大企业都是外国人经营，我国资本家经营的大企业很少。今日要增进我国工人利益，必须劳资协作来抵抗外国的经济压迫，要在劳资两利中去求取工人的利益……现在共产党动辄以罢工手段来对付本国资本家，无异摧残我国幼稚之工业发展。工厂关闭，工人有何利益可言？反而有害。纵然以罢工手段对付外国企业家，罢工又多半是政治性的，一旦外资撤退，我国工人必然要遭受失业的痛苦。”
　　这样，国民党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与共产党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国民党的主旨，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共产党则是按照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要以暴力革命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建立一个工农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这种大方向的不合，预示着国共合作早晚要分家。而工人运动则成为国共分裂和政治斗争的导火线――1927 年3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在江西赣州枪杀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成为一个重要的信号。
　　共产党的迅速崛起令国民党右派深感不安
　　陈赞贤在1926年下半年到赣州从事工人运动，把一万多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总工会，又组织起56个基层工会和工会支部，为工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8小时工作制而斗争。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师进驻赣州，赣州商人和资本家纷纷向党代表倪弼诉苦告状。当时又出了赣州二女师事件，工人与学生发生冲突。倪弼的政治态度是反共的，下令搜捕陈赞贤和钟友千等人。后来陈赞贤被国民党右派军官枪杀在县政府。
　　陈赞贤当然是烈士，现在还被敬仰。但是人们在纪念他的时候，除了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很少有人反思一下：倪弼等人与陈素不相识，为什么会下此毒手？从陈本人那里有什么问题值得反思？新中国成立后，在江西党史座谈会上，当年在赣南从事建党和农民运动的陈奇涵上将回忆：“陈赞贤同志……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与赣城资产阶级奋勇搏斗，最后牺牲了自己，这是十分光荣的。但是，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他是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在洋货、绸缎、布匹店员进行加资减时斗争时，他不分别情况，区别对待，而是一视同仁，以至造成工作中不应有的损失。那时洋货、绸缎店员的工资仿照钱业店员骤然增加到原薪的14倍，钱业、洋货、绸缎店主资本雄厚，店员不多，还可负担。但是布匹店员的工资也照样增加到14倍，那就非布店主的力量所能胜任了。布店资本少，店员多，与农民群众联系广，随之而来的布匹涨价，引起了农民群众的不满。布匹店主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乘机兴风作浪，到处做反革命的宣传，以至纠缠两个多月不能解决。要他到省委亲自解决，虽然到了，但省委也没有说服他。结果反革命分子蓄谋枪杀了他。令人十分惋惜的是，他不听党的话，私自回到赣州，不但招致了他自己的牺牲，接踵而来的是党的联系遭到破坏，党的工作全部坍台，这些则是最为惨痛的教训。”
　　陈赞贤被害的消息传来，江西和各省共产党和工会极为愤慨，纷纷开会通电，要求严惩凶手。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倪弼逃离部队，躲藏起来。蒋介石也被迫宣布将倪撤职，以平息民愤。郭沫若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假革命、真反共的实质。通过赣州事件和相继发生的一系列冲突斗争，蒋意识到共产党力量的强大，他的反共决心已下，只是等待适当的时机了。
　　其实，蒋介石先于共产党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他在国民党内不是元老级人物，凭借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一跃成为国民党内最强大的实力派。他的革命理念与共产党完全不同，所以他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力量的日益强大深感不安。在北伐开始之前，他就在广州借“中山舰事件”驱逐共产党。
　　蒋在北伐军中进行大清洗，将共产党员干部统统驱逐。周恩来等人此时被迫离开了黄埔军校。在蒋的压力下，苏联顾问鲍罗廷软了，同意国民党中央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
　　共产党吃了大亏，但仍委曲求全。因为蒋毕竟还不是国民党最高领袖，而国民党主席汪精卫号称左派，与共产党关系尚好。1927年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前夕，共产党配合北伐，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不料此举成为蒋介石等决心清党的借口。
　　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在上海组织的暴动和选举，是要夺取上海的领导权。上海是经济中心，国民党建立政权的基础，也是西方列强的利益所在，岂容共产党掌控！国民党中一些重要人物开始密谋，起关键作用的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和蔡元培。
　　吴稚晖从思想上反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崛起非常担心。3月6日，他在钮永健陪同下会见陈独秀。据其自述称：“本委员于本年三月六日晚间八时，偕同钮委员晤见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中国共产党上海首领罗亦农；于上海环龙路二十六号钮委员办公处，谈话甚多。本委员告陈首领，‘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语孙总理，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陈首领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轻挂招牌止是鼎。’陈说：‘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么？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本委员遂知中国共产党欲实行伪共产，意在言外，因突然根问陈首领：‘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彼不迟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骇极之情状。时罗首领似怪陈首领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员即乱以闲话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因其强笑而罢。”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2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李煜瀛(李石曾)等5人聚会，由蔡元培主持。吴稚晖报告了陈独秀与他的谈话经过，提议对共产党“应行纠察”。蔡元培表示同意，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达成共识后，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将有关文件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不让其中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委员知晓。
　　吴稚晖、蔡元培都是文人，他们的反共使蒋介石有了理论上的支持。但如何实施清党，则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蒋在上海频繁活动，与租界当局达成协议，维护西方国家在华利益，并与日本领事会谈，使外国人了解蒋的立场，并给予支持。他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等密谈，让他们组织“中华共进会”，配合清党，还与广东的李济深、广西的李宗仁在上海商定：同步在各地开展清党。
　　“四一二”：蒋介石开了杀戒
　　其实，陈独秀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已有警惕。陈独秀在3月25日晚特委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使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调百余干部，作为纠察队的骨干，加紧训练。
　　但请示莫斯科后，这个武力反蒋的计划不仅未获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反而于3月27日、28日、31日连续指示中共中央：“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守我们关于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收藏起来。”“开展一次反右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我们不要仓促地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必要时隐藏起来”，“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
　　共产国际的指示，捆住了中共的手脚。而蒋要清党，也必须求得国民党主席汪精卫的同意。汪刚被蒋排挤下台，去苏联考察，4月1日回到上海。蒋介石、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立即上门拜访，吴稚晖告诉汪：“陈仲甫(陈独秀)他说二十年就把中国变成共产党国了。”汪说：“哪里要二十年呢？两年吧。”这表明汪对中共也是怀有戒心的。于是蒋明确提出两件事：一是赶走苏联顾问鲍罗廷，二是分共，要汪同意。但汪心里另有想法，他手里没有军队，要维持他的领袖地位，对抗蒋介石，还离不开共产党的支持。汪表示这两件事情关系全局，要回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讨论。为了平息蒋对他的不满，汪在上海直接找陈独秀谈话，陈否认他对吴稚晖说过的话，并表示要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于是，陈起草了《汪陈联合宣言》。
　　这个宣言的发表，使陈独秀背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黑锅，导致了他日后的下台。陈后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当年的行为表示深为悔恨。
　　其实汪精卫也不是坚定地要和共产党合作。蒋介石听说此事后，立即找汪陈述利害。汪遂有反悔之意。但报馆已经开印，撤不回来了。《汪陈联合宣言》刊出后，吴稚晖激烈反对，斥责汪的“联共政策”和“两党合作”立场，激愤之余，对汪开口辱骂“一个兔子白面书生和横眉竖眼的陈独秀吊膀子”。汪大受刺激，甩手不管，次日就离开上海去了武汉。
　　蒋介石一面秘密准备清党，一面麻痹中共。要清除共产党，蒋仅靠自己手里的武装是不够的，如果用军队出面，政治上也很不策略，于是他借助上海青帮的势力。
　　当时的上海社会，成分非常复杂。代表黑社会势力的各种帮会渗入上海社会各界，组织庞杂，人数众多。青帮是上海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帮会，青帮首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政府的地下社会秩序网。他们操纵着上海工人、商贩、无业游民等社会底层的生计，控制着上海大多数的工厂。工厂里的工头和监工大多数都是青帮中人，他们掌握着对工人的招聘和解雇、监督和管理等权力，不加入青帮几乎不可能在工厂找到工作，还会在工厂受到排挤和欺负。因此，工人不得不投靠帮会，把帮会作为求职谋生的靠山。
　　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青帮也在政治上逐渐靠近国民党。特别是蒋本人年轻时也有青帮背景，所以黄、杜、张等转为支持蒋介石。黄金荣刚开始怕国民党斗不过共产党，一时拿不定主意，想观望一下再说。但杜月笙认识到共产党当家，不会有他们的好处，因此力劝黄、张与蒋合作。在这个关键时刻，杜月笙的立场对蒋在上海发动清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进攻总工会之前，杜月笙要先将总工会的负责人打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与杜月笙保持着良好的私交，黄、杜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期间，曾经为掩护共产党人、通融租界关系方面提供过协助，共产党也注意与青帮搞好关系。杜月笙下请贴，请汪在4月11日晚到杜公馆赴宴。汪没有疑心，乘小轿车按时到达。刚一进门，杜的打手一拥而上，将汪绑架。杜月笙连声关照：“不要做在家里。”打手们将汪寿华塞进另一辆车，开到沪西僻静处杀害。随即，杜月笙等指派青帮弟子以“中华共进会”名义，带上“工”字袖章，分几路扑向上海工人纠察队驻地……一天之内，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被26军全部缴械。
　　周恩来获悉事变情况，立即赶到商务印书馆，与26军交涉，随即也被带到2 师师部，与顾顺章一起被扣押。罗亦农得到消息后非常焦急，派周的联络员黄逸峰(黄澄镜)找关系营救。在2师党代表的帮助下，2师师长斯烈同意将周和顾放出。这样，在国民党大屠杀之前，周恩来和顾顺章奇迹般地逃过一劫。
　　4月13日下午1时，工人游行队伍由青云路、东横滨路转至宝山路，队伍浩浩荡荡延续2里长。当游行者高呼口号，到达宝山路三德里附近，军队突然向游行队伍射击。前面群众顿时纷纷倒地，非死即伤，现场秩序大乱。半小时后，枪声始停息，军队捕去许多工人。这就是宝山路血案的经过。
　　杀戒一开，蒋介石便公开宣布清党。4月17日，他与一批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发布清党通电，并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共产党的首要分子197人：首要为鲍罗廷、陈独秀，其次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彭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非共产党的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亚子、邓演达、章伯钧等，也在通缉之列。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代结束了，血雨腥风向共产党人扑来。
　　阴云翻滚，共产党人何去何从
　　上海共产党人的唯一出路，是逃往武汉。
　　汪精卫主持的武汉国民政府，当时还与鲍罗廷和中共中央实行合作。4月10日汪由上海回到武汉，受到共产党及群众的万人欢迎。汪发表演讲，声称要加强国民党中央的权威和纪律，并手书“革命的向左边转，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刊登在报纸上，矛头指向蒋介石。4月18日，蒋介石通电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22日，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领衔，孙科、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发布通电，斥责蒋的分裂行为。这就形成了“宁汉对立”的局面。
　　4 月下旬，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大批共产党人纷纷离开上海前往武汉。据武汉报纸称，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顾顺章于22日抵达武汉，对记者控诉蒋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顾是来参加中共五大的上海代表，动身应该早些。据陈独秀的秘书郑超麟回忆，陈在4月初就离开上海去武汉，而他是在22日前后秘密离开上海的。与他同行的是团中央的陆定一。他们登上了一艘英国轮船，前后有两艘英国军舰护航，因此国民党特务不能上船捉人。虽然票价昂贵，船上还是挤满了人。郑在船上发现了中央委员罗亦农和李立三，还听说郭沫若也在船上。船在南京没有停留，过了安庆后，船上的人员开始活跃起来，高谈阔论，原来多数都是逃离险境的共产党人。(《郑超麟回忆录》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这时，周恩来在哪里？官方的《周恩来传》与《年谱》都语焉不详。还是周恩来晚年自己讲了出来。1973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上海。那天上午，周恩来来到上海大厦18楼等候外宾，在贵宾室，他走上外边的阳台，俯视着黄浦江和外白渡桥，旁边有一座英国式的老建筑，是浦江饭店。周恩来告诉上海陪同人员：“过去这里叫礼查饭店，是公共租界里一座比较豪华的饭店，我在这里住过，那还是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周恩来讲起了一段尘封40多年的往事：“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以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当时的形势很紧急，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我和邓颖超住进了礼查饭店。”第二天，邓颖超向陪同人员证实了此事。她说：“对！对！那可是一个高级的饭店呐，当时住的都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我们住进去以后也要充阔佬：恩来穿的是西装革履，我呢，身上穿的是旗袍，脚上着的是高跟鞋，冒充阔太太。我们在礼查饭店足足住了两个多月，不能出门，靠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真把我们给憋死了！”
　　礼查饭店是美国人在1910年建的一幢6层楼高、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维多利亚巴洛克式建筑。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国际饭店尚未建成之前，这是上海最豪华的宾馆。西方名人政要来上海，多下榻于此。由于地处租界，又是名流荟萃之地，国民党当局是不敢上门捉人的。礼查饭店价格昂贵，周居住的311房间是套间，当年的房价是每天12元，相当于上海普通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据记载，4月25日，释放周的国民党军师长斯烈通报：国民党悬赏2.5万元缉拿周恩来，周此时应该正在酒店隐蔽。5月中共在汉口召开五大，周被缺席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秘书长。5月下旬，周才秘密乘坐英国轮船到达汉口。
　　周恩来在白色恐怖期间能隐身豪华宾馆，实属特例。这么高的费用如何支付？从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7月2日，中共中央委员、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负责人赵世炎(施英)在上海被捕。新闻报道称：“(施英)乃该党中之著名人物……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之机关，由史(施)主持。故挟巨款以便发给其手下党徒之需……将史拿获。搜出钞票38832 元，当时犹不知系属史英也。”由此可见，在中共早期没有固定的财务制度和机构的情况下，党的经费均由负责人分头掌管。领导人亲自把握钱财的情况，在中共党内长期存在。(1941年3月，新四军政委项英在皖南事变后藏匿于山洞中，因随身携带黄金，被副官刘厚总谋财害命，是一个典型案例――作者注)
　　在这个阴云翻滚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何去何从？遗憾的是，在共产国际的遥控下，中共中央不但没有做出有力的决策，反而自己乱了阵脚。
　　当时中共中央的太上皇是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他1923年秋来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并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高等顾问。他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具体计划，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北伐时期，他支持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让共产党人在政府中发挥骨干作用。当蒋开始清党后，老鲍更加依靠武汉政权，所以对汪尽量拉拢。斯大林对鲍逐渐不满，于1927年2月派印度人罗易到中国，以共产国际特使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4月罗易到汉口后，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和鲍罗廷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矛盾冲突，中共中央内部产生了分裂。
　　首先，在军事行动方面，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和鲍罗廷主张北伐，攻打张作霖；罗易和蔡和森主张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湖南、湖北根据地，北伐应该在实行土地革命的条件下进行；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征，首先讨伐广东军阀；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则主张东征讨蒋。争来争去，还是按照鲍罗廷和汪精卫的意见，继续北伐。
　　宁汉分裂，蒋占据长江下游，正常的经济往来大受影响。5 月中旬以后，武汉地区的财政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汉口的银行钱庄关门，商人们停止兑换铜元，拒绝中央票币。百姓蜂拥至中央银行，银行闭门，兵士将群众驱散。工厂也相继停工停产，许多人携家带口逃入租界或乘船东下，仅迁入租界避难的市民即达3800户，40000多人。油、盐、柴、米和日常用品奇缺，价格陡涨。湖北省总工会为镇压反革命、稳定社会秩序，向各基层工会发布命令：1.调查各钱庄所有铜元之数量，保证兑换，不得拒绝中央纸币。2.调查收集粮食，供给武汉百姓，不得抬高物价。买米一石内自由交易，一石至五石须得党部、总工会证明。3.禁止码头工人，汽车、马车、人力车、手车工人替人搬家。这些措施带有明显的强制性，执行过程中弊端也不少，不仅未能平息社会动乱，反而搞得人心惶惶。
　　武汉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一方面是蒋的南京政府对上游的封锁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武汉的工人运动和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造成的动荡有关。
　　刘少奇对当年左倾错误的反思
　　10 年后，刘少奇对当年工人运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反思。他在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说：“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共产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示，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农民运动也出现了失控的局面。据国民党方面调查5月间湖南情况说：“先是共产党大捕彼辈所认为土豪劣绅者，各地监狱为之充满……各县乡村，同时宣布戒严，凡无农会工会之徽章，不能通行，否则视为奸细，或土豪劣绅逃亡者。于此时也，商不安于市，农不安于野，人人自危，家家恐怖。”汪精卫6月1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气愤地说：“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
　　这不是汪精卫个人的看法，而是武汉政府中多数国民党人的看法。这就形成了一个局面：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怕得罪汪精卫，汪又怕得罪手下的将领唐生智、张发奎和朱培德。然而拿枪杆子的军官们认为共产党危害了他们的利益，率先造起反来。5月间先后发生了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乱。
　　这在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引起很大震动。陈独秀的秘书黄介然回忆：“陈独秀认为都是农民‘过火’引起的，流露出一种理亏、内疚的心情。事变发生后，蔡和森、任弼时等同志和陈独秀、谭平山等人争论得很厉害。我记得陈曾说过：‘中央开会就像起哄，吵吵嚷嚷的，意见难以统一。而在两党联席会议上党又要表示意见！’很觉为难。回想那时，陈独秀真是六神无主，束手无策，情绪焦躁、慌乱，心情坏透了。”
　　陈独秀在危急时刻的这种表现，其实已透露出他并不适合政党领袖的职位。共产党的重新崛起，还有待更有能力的领导者担起重任。（本文原载《同舟共进》 标题：共产党的崛起与国民党的“清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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